昨天登录网易博客，一位天下欧阳圈的圈主发了请求过来，不假思索我就点了接受，呵呵！有种回家的亲切感，家门哦——欧阳，以后我也是圈里的其中一员了哈！带着稍许的好奇，进入圈子浏览了一下，立即来了兴趣，何不到网上查查资料了解一下自己的姓氏？下面是我在网上花了相当的时间查找到的资料，整理出来让大家也了解一下欧阳姓氏的来源及欧阳家族，如果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来一起来讨论。

在我国历史上，欧阳比较出名。早在汉时，便有“八世博士”。所谓的“八世博士”，指随伏生受《尚书》的欧阳生，以及他以下的欧阳高、欧阳地余、欧阳歙等八代子孙。欧阳家的八代，都以研习《尚书》闻名，致使《尚书》自此有了欧阳氏之学，而与大、小夏侯氏三家，都被立于学官，这就是《尚书》中的齐学，亦即学者们熟知的《今文尚书》。八世欧阳，为千乘人，即今山东高苑人。由此可见欧阳氏于越国灭亡后向北播迁的情况。自浙江而江苏山东，又自山东迁于江南各地，从唐代名士欧阳洵、 欧阳詹二人的出生地，便可一目了然。还有宰相欧阳通，五代词人欧阳炯。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亦是南方人士，唐欧阳询书《九成宫醴泉铭》，留芳史册。清代有浙江提督欧阳利见。

姓氏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产物，是家庭、家族、宗族、氏族的血统联系，踩着先人的痕迹，欧阳姓氏，这些杰出人物体现了中华文明古国丰厚的文化底蕴，博大精深。所独具的深厚文化积淀源远流长，灿烂辉煌。他们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留给了子孙后代一笔无法估价的遗产，不但让所有欧阳姓氏的人引以为豪，同样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追寻着祖先的足印我们一起来耐心了解欧阳姓氏的来源：欧阳（ōu yáng 欧阳）姓源流单纯，源于姒姓，出自战国末期楚国越国勾践后裔子蹄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长于姬水，所以以水名为姓。黄帝有四位妃子，生了二十五个儿子。元妃西陵氏，也就是发明养蚕的嫘祖，有个儿子叫昌意。昌意的儿子是颛顼，夏禹是颛顼的孙子。当时，洪水滔天，帝尧让颛顼的儿子鲧去治水。鲧用堵塞的办法治水，结果失败，被尧处死。舜向尧推荐鲧的儿子禹去治水，那时禹刚刚二十岁。禹带领治水大军，利用疏导的方法，将洪水引进河道。大禹忠于王事，历经艰辛，辛辛苦苦三十二年，终于治好了洪冰。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迹，成为历史佳话。尧死后，舜继承了帝位。舜年老后，让禹接了班。禹即位后，建都于安邑(今河南安阳)，死后葬于会稽(今浙江绍兴)，世袭者一直负责会稽奉祀大禹的陵墓。据一些家谱记载，欧阳氏的人尊奉夏禹为祖先，他的儿子夏启建立了夏朝，传至夏少康——（公元前 2079年距今4072年）于会稽封支庶子，从此，这支夏禹的后代便在当地发展繁衍，并且经历夏商周几个朝代，一直王位相传。直到春秋时期，王位传至允常时，有子名勾践，被封于会稽，建立了越国，史称越王勾践。在春秋末年（公元前497—前465年）曾被吴国战败，勾践向吴王夫差称臣求和，亲自到吴国伺候夫差，他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得到夫差的信任。另一方面，任用范蠡，文种等整顿国政，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国势转弱为强。与此同时，范蠡派越国美女西施到吴国去，迷惑夫差，使夫差迷恋女色而对国事松弛下来，吴国由强转弱，十九年后，勾践把吴国灭亡。接着，他又在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大会诸侯，成为霸主。勾践生鼫与，鼫与生不寿，不寿生翁，翁生侨伯，侨伯生之侯，之侯生无疆。到勾践七世孙无疆为越王的时候，无疆受齐人唆使，出兵伐楚，结果被楚灭，无疆也被楚军所杀。无疆的儿子们争夺王位，各居一方，次子蹄占得乌程（今浙江省吴兴县）的欧余山，由于位处山的南面，又称之欧余山之阳，自任为欧阳亭侯。他的子孙就用此封地和封爵名为姓氏，形成了欧、欧阳、区三个姓氏，系同一衍派，一概不通婚。

得姓始祖：无疆。欧阳氏是春秋时代著名的越王勾践的后裔。欧阳氏与欧（区）氏同出一源，都是越王无疆的子孙，而越王无疆，则是距今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的七世孙。欧阳氏的得姓，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根据《路氏》上的记载说，越王无疆的次子，被封于乌程欧余山的南边。据《郡望百家姓》记载，欧阳氏望族居于渤海郡，就是现在的河北省沧县。由此可见，欧阳氏和欧氏同出一源，故欧阳氏后人尊无疆为欧阳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欧阳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位列宋版《百家姓》复姓的第4席，其发祥地为渤海郡（河北省沧县）。当今，欧阳姓主要分布在江西省吉安、永丰、万载，湖北省枝江、荆州、潜江，广东省广州、河源，河南省新郑，四川省绵阳、遂宁，安徽省阜阳、滁州，湖南省长沙、浏阳、隆回，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滕县等地。由于区、欧、欧阳三姓的族人较少，只有欧阳族人成立宗亲会馆,那就是坐落在乞纳街96号的欧阳家族联合会，会员有222人。

欧阳与欧氏有着不同的郡望： 潮汕欧氏，无论宗祠或门额，其郡望或书“平阳”，或书“渤海”，两者互用。然而，平阳在今温州，故为欧氏郡望；渤海，则是欧阳氏郡望。其郡望（即显贵世族，为当地所仰望——编者注）号称应是来自欧阳建。那生于河北南皮，为汉渤海郡地。以现有潮汕欧（阳）氏有关谱牒资料看，其往上溯源是：汉高帝时（前2006-195），有欧阳篆任涿州（今河北）太守，其派下分为两支：一支迁居山东千乘郡；一支原居于河北冀州。此一支有欧阳建（？-301），字坚石，任晋冯翊太守，才藻美赡，擅名北州，有“渤海赫赫，欧阳坚石”之誉。至永宁元年（301），坚石为石崇外甥，受牵系被赵王司马伦杀害，仅允其兄之子欧阳质以其族奔长沙。至唐代有欧阳询（557-641），著名书法家，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询之孙欧阳琮为唐吉州刺史，因家江西。琮传八世欧阳万，江西安福县令，江西庐陵欧阳氏始祖，万再传九世至欧阳修。

谱例： 中国的氏族作谱的历史虽然比较早，但是作为一个氏姓完整而系统的撰著体例应该是在欧、苏族谱以后才形成的。欧阳宗族的族谱，从欧阳修编撰《欧阳氏谱图》以后，虽有数十种族谱、家谱、通谱及续修的谱系著作，但是都是在《欧阳氏谱图》所定谱例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的。就其内容和特点总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几条：

修谱强调“断于可见之世”，这是考虑到一个家族生生不息传下去，人员众多，家谱载不胜载，繁复琐碎。所以，对家谱、族谱要根据亲疏、远近的关系，有详有略。凡是亲的近的应该详记，远的、疏的便要略记。

玄孙后另为一世。谱系的原则，是由高祖、祖、父、子、孙、重孙、玄孙七世为一系，或五世为一系。玄孙以后，另为一系。这是按照中国古代礼法五服制度为标准的。

各谱要互见。虽然各谱要记其应该记录的，但各家谱之间应该互相衔接，以反映整个氏姓发展过程。

列出世系图表。世系表表示纵横的关系。欧阳修是用《史记》表的方式表现，以后所修的表则用树枝图的形式表现。上下为父子，左右为兄弟。

收录前代族谱序言。各谱除修谱人的总序以外，一般都将前代族谱中的序言，逐—收录，以展示族谱修撰的过程和沿革。

绘制先祖图像。版印书籍形成以后，各谱基本都将本族名人的图像刻印出来，以传永久。欧阳氏族谱中，除了欧阳修的像以外，还有得姓始祖蹄以及欧阳万等人的像。并加像赞，即用几句话（一般为韵语）概括像主生平。

先世考辨。时迁物换，人物繁杂，因此，旧谱中所记时间事件或有错，这是必然的。新谱对旧谱记载不准确的时间、地址、人物、事件，应进行考证，以求更加精确。

不收外姓。收养的男子不得入谱，是为了防止逆伦乱宗。即使有也须注明。

表后附传。图表表示纵横关系，但无法了解各人的生平事迹，尤其是一些名人。所以在族谱中，都在图表之后，附写传记，或请名人为之立传。

族表记录。谱中人员，受到皇家表彰的，要予以记录，并且将表彰的文书全文照抄。有当时名人对谱中人物颂扬的诗文，也要照录诗文，并记录作诗文者的姓名、籍贯、职务等。族规族训。这是明文制订的本族子弟必须遵守的家族法规，如勤俭持家，遵法守纪，不偷不抢，励志上进，乐善好施等。违犯族规的，重者不得入谱。

家乘谱牒： 宋欧阳修撰《欧阳氏族谱》；明欧阳春编《吉州欧阳氏通谱》；民国湖北枝江姚星吾编《欧阳宗谱》；湖北枝江欧阳运森（欧阳修38代孙）编《欧阳氏族谱》、广东欧阳可明编《欧阳氏族谱》等。这里列出越王勾践后裔欧阳氏的直系图谱，是湖北枝江欧阳运森（欧阳修38代孙）编的《欧阳氏族谱》，是三峡地区若干支系中的一支：1、勾践——2、鼠与——3、不寿——4、翁——5、翳——6、之侯——7、无疆——8、蹄（欧阳亭侯，受氏始祖）——9、恒——10朝——11完——12、东——13、谟——14、摇（《史记》称越东海王）——15、朱棣，即涿郡太守（夫人乃楚春申君之女）——16、鄅——17、行密——18、冯——19、惠瑕——20、茱颜——21、仲思——22、士达——23、蕖——24、翘——25、纲（与复同辈）——26、举——27、迹——28、纯——29、建（哲学家，《晋书》有传）——30、崇文——31、成——32、晋——33、启明（太子洗马）——34、乾（东官校书）——35、焕——36、景达（欧阳修沙溪谱列为长沙始祖）——37、僧宝（荔浦县令）——38、頠（《陈书》有传）——39、纥（《陈书》有传）——40、询（书法家，《唐书》有传）——41、通（武则天之宰相，《唐书》有传）——42、幼明——43、昶（苏州长史）——44、琮（唐吉州刺史，庐陵大族始祖）——45、晤（尚书秘阁修撰）——46、彻——47、弦——48、邈——49、规——50、绪（御史大夫）——51、万（唐安福令）——52、诚——53、雅——54、效（韶阳主簿）——55、托——56、郴（御史大夫）——57、偃（南京街判官）——58、观（崇国公）——59、修（江西永丰人，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北宋文学家，《宋史》有传）——60、发（《宋史》有传）——61、宪——62、兴世——63、庆——64、凤——65、文明——66、崇德——67、椿寿——68、礼——69、思之——70、士章——71、建翁——72、天池——73、思尹——74、敏——75、亢——76、瑛（于河南新郑守修公墓）——77、和——78、应春（明夷陵知州）——79、普诚（枝江始祖）——80、性恭——81、仁达——82、宽——83、国珍——84、科——85、宗元——86、柏——87、启龙——88、昆（吏部观政）——89、永泽——90、福——91、希义——92、元极——93、文深——94、治忠——95、开直——96、景财——97、运森——98、正传——99、家瀚——

整编到此，让我深深感叹，一个中国人，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不管它漂泊多远，编入宗谱，列入门墙，祭先祭祖，托庇于列祖列宗的福荫之下，总是他最大的心愿。这种生生不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同化力以及认同感，归属感，它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欧阳家世源流，子孙尤其值得自傲，不但可以源源本本地推溯到春秋时代的越王勾践。而且，更可以遥远地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圣君夏禹；不论是欧氏，抑是欧阳氏，都拥有四五千年的悠久家世源流。做为一个欧姓人还有什么比这份荣誉更值得自豪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时代非常杰出的人物欧阳修，集文学家与史学家于一身，他是宋仁宗天圣年间的进士，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早年他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他曾上疏指陈青苗法的弊害。欧阳修主张文章必须“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追求靡丽形式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他所写 的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风与 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他的词婉丽，承袭南唐遗风。欧阳修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单独撰写《新五代史》，并著有《欧阳文忠集》。

欧阳修被潮汕欧氏尊为太始祖，不但上面的《得；姓歌》镌于石，且无论潮汕欧氏祠堂的神主牌位、楹联，残存宗谱以及欧氏族人口传等等均有所见。

座落在饶平县海山镇欧边村的欧氏宗祠，大门两侧墙壁，镶嵌着石棉线镌刻的《得姓歌》，计20句，共140字，内容是：

因封受姓曰欧阳，道德文章百世昌。

上溯渊源及大禹，禹垂明德至少康。

庶子无余封会稽，二十余世至允常。

子为勾践封越伯，传衍六世乃无疆。

伐楚楚伐族属散，子蹄封欧余山阳。

苗裔因之为姓氏，代有名贤与忠良。

渤海名士号坚石，才藻美赡扬晋邦。

长沙曰询率更令，字法楷范唐已彰。

太祖讳修出于宋，文章政事俱流芳。

大元使臣蕃潮汕，五湖四海创辉煌。

《得姓歌》对欧阳氏的源流及其蕃衍入潮作了高度的概括

郡望 堂号：

1 郡望

据《郡望百家姓》记载，欧阳氏望出渤海郡。

渤海郡：西汉时从巨鹿、上谷之地分出渤海郡，治所在浮阳，在今河北省沧县东关。其时辖地在今河北省、辽宁省之间的渤海湾一带。靺鞨以粟末部为主体亦建渤海郡，先称振国(震国)。后来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遂名渤海。渤海地跨乌苏里江两岸，在今辽宁、河北、山东三省之间的渤海湾沿岸一带。公元926年，渤海郡为契丹族所灭。

鄱阳郡：汉朝末年孙权设鄱阳郡，治鄱阳县，其时辖地在今江西省鄱阳湖一带。

渤海郡：西汉时置郡，地点在今天的河北省沧县。

2、堂号

画荻堂：宋朝的欧阳修，三岁就死了父亲，家里很穷，上不起学堂，但是母亲非常希望他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于是决定自己教他，买不起纸张，母亲就以沙地作纸，以荻当笔，教他识字。经过刻苦的学习，欧阳修终于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和对朝廷有用的人。

六一堂：欧阳修号六一居士，即“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其后裔将家族的堂名称为“六一堂”。

渤海堂：欧阳氏望出渤海郡，故有此堂名。

此外，欧阳姓的主要堂号还有：“载德堂”等。

对姓氏的来源及家族有了一定的了解后，下面来说说我的祖籍吧！呵呵！据父辈们提起过，我们的先辈，只要遇到自然灾害，就会被迫背井离乡，形成江西填湖南，湖南填四川，四川填江西的循环大迁移。在民国时，有一年发大水，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老爷爷从江西迁移到了湖南，在湖南安家落户。一直以为自己是湖南人，原来祖籍是江西（如果追寻到远古应该是浙江）。多年前家族补换家谱，才留意欧阳修的大名，也算是我的先人哈！呵呵！那么久远的事情，与自己何干，感觉自己有点攀附的嫌疑哦！低调低调再低调，在这不知天高地厚可真要被各位狠命拍砖啦！啊啊!且慢，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花了我二天二晚的时间在网上查找资料，终于整理出来，让大家了解欧姓的来源，也算是给天下欧阳圈子所有欧氏家门一点贡献吧！让大家有种回家的感觉，感觉到家的温暖，不知大家是否认可？我们的先辈人才辈出，可否有种自豪感？

天下欧阳加油！我们的祖先禹是华夏民族炎黄子孙的杰出代表，先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动人故事，至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他那发奋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增强了天下欧阳的凝聚力，成为欧阳姓氏世世代代努力拼搏的动力，激励着我们的奋发向上的精神，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今天，我们为我们的伟大先人而感到自豪，天下欧阳相聚网易，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天下欧阳却亲似一家。

张石铭旧宅位于湖州市南浔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江南巨富、南浔“四象”之一张颂贤之孙张均衡所建的大宅院。又名懿德堂。是江南罕见的基本保持明清历史旧貌的豪门巨宅之一，是一座中西合璧式楼群的经典建筑。其风格之奇特、结构之恢宏、工艺之精湛、建筑之精华，被称为“江南第一民宅”。

张石铭旧宅前临古浔溪，坐西朝东，占地面积65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有五落四进和中、西式各式楼房150间。

其旧宅内厅、堂、楼、轩、房约数百间，融会贯通，各具特色。宅内的门楼、墙、壁、柱、架、椽、门、窗有数以千计的石雕、木雕、砖雕，且刀法精湛，构图巧妙，风格高雅，无论是飞禽走兽还是人物花卉，都呼之欲出，栩栩如生，体现了晚清中国雕刻艺术的精华。

特别是宅内装饰采用的花格门窗、彩色玻璃、法国地转等，为整座大宅增添了中西文化艺术的色彩。

张均衡：（1871－1927年），字石铭，号适园主人，清光绪二十年（1874年）举人。他除继承祖业经营丝绸、盐业外，还在上海开设慎大钱庄和东南信托公司，开展标金、投票、公传学业务，并经营房地产。

此人不但在经商中颇为精明，而且在文化艺术上极具品位。他生平好石，故字取“石铭”。他还对书画、碑刻、书籍十分爱好，与晚清民初的一些文人、名流交往甚密，如吴昌硕、郑孝胥、丁辅之、毛福庵等。

张颂贤（1817—1892），字竹斋，祖籍安徽省徽州府休宁县，清康熙年间迁居南浔（今湖州市南浔镇）。初以弹棉花为业，父维岳始从商，在南浔华家桥附近开设糕团店，继开小酱园。鸦片战争后，经营辑里湖丝，在南浔、上海分别设立恒和丝经号，不数年遂成巨富，成为“南浔四象”之一。在南浔东建大住宅，宅后古东墅故址造花园，取名东园，俗名张家花园。经营蚕丝发家后，目睹南浔顾氏和张颂贤详细信息++

南浔镇：南浔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江南古镇，地理座标位于东径120°25’-120°26’，北纬30°52’-30°53’20”，地处太湖之滨，与苏州接壤，是湖州接轨上海浦东的东大门。长湖申航线和318国道横贯其中，地理环境优越，水陆交通便利。全镇区域总面积1413平方公里，辖51个行政村，10个居民社区，总人口116万人，耕地面积1225万亩。2000

　　南浔区的历史可追溯其前身即东迁县，始建于西晋（282年），距今已有1730多年的历史。县境东至平望官河（今江苏省吴江市平望镇老运河），北至太湖诸溇港，南至新市、乌镇、双林、琏市（今练市）、含山，西至湖州府城东二十八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　中心城区南浔镇自南宋淳祜季年（1252）建镇至今已有757年历史。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南浔东57里的地区划归平江（苏州）镇区成为湖州境东之门户，聚居居民日增，村落规模初具，因滨溪遂称浔溪。浔溪之名一直沿用至南宋宁宗（1195～1224）朝。南宋理宗时（1225～1264）文献记载“南林一聚落，而耕桑之富，甲于浙右”。由于浔溪之南商贾云集，屋宇林立，遂称南林。至淳祜季年（1252）建镇，取南林、浔溪两名之首字，称南浔，并设镇官，元末张士诚据南浔，于至正十六年（1356）筑城（南浔太尉古城距今已有653年历史）。明洪武二年（1369）拆城修建苏州城。　明末潘尔夔《浔溪文献》云：“阛阂鳞次，烟火万家；苕水碧流，舟航辐辏。虽吴兴之东部，实江浙之雄镇。关于“烟火万家”之说，明万历至清康熙、乾隆、道光时，史志都有此记述。明万历至清代中叶为南浔经济繁荣时期。南浔之成为江浙雄镇，是因蚕桑业和手工业缫丝的兴起和商品经济发展。1958年10月南浔与东迁、马腰、横街、北里、三长五个乡合并建为南浔人民公社，南浔镇属公社的18个大队之一。1983年由省辖湖州市郊区人民政府管辖，1986年撤北里乡，归并入镇。1988年，湖州市撤郊区人民政府，南浔直接由市领导。1992年7月，经湖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批准，镇区为市级经济开发区。1993年11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经济开发区。　南浔水陆交通方便，鲍诊在《南浔小泊》中说：“水市千家聚，商渔自结邻”称之为水市。经过近十多年的建设，已构成了水陆并举的交通网络，被誉为“小莱茵河”的长湖申航道（含运河段）和318国道与周围都市、镇乡相通，东至震泽、平望、上海、嘉兴，西至湖州、长兴、安吉、梅溪，南至桐乡、德清、杭州，北至太湖东、西洞庭山、苏州均有水、陆路相通。镇辖的16个村也已通了公路。邮电通讯已形成传真通信、电子传真、程控直拨、移动电话等现代化通讯网络。便捷的交通、邮电既有利于商品的交换，又有利于投资开发，促进市镇经济的发展。南浔处于苏、杭、湖、嘉、沪诸大都市的中心，成为这些城市与周边镇村经济商贸的枢纽，以及湖州市临浦东开发区的前沿地位。　南浔建镇至今的漫长岁月中以经济、政治为主线来剖析，基本上可分为六个历史阶段。　一、从村落到建镇阶段。南宋初，本地仅一村落，称浔溪村，后称南林，耕桑之富已有浙右，且为行商坐贾荟萃之所，淳祜末立南浔镇，这表明镇的形成，是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此后直至明万历中，蚕桑种植经济和家庭手工缫丝日益发展。　二、明万历至清中叶雄镇阶段。南浔七里（辑里）村民在洪武十六年（1383）前后曾多次改进缫丝方法，明万历（1573---1620）间对育蚕、植桑、缫丝等又进行技术革新，如培育了名闻中外的莲心种，制成了3绪丝车等，因而七里湖丝声名鹊起，杭、嘉、湖、苏所产生丝均冠以七里之名。清乾、嘉年间，七里丝行销范围除江南外，经明州（今宁波）、广州大量外销日本及欧美。史家称：人明，“蚕桑之利，其盛于湖”。“蚕事吾湖独盛，一郡之中，尤以南浔为甲”。时，镇境“家家门外桑阴绕，不患叶稀患地少”。“浔溪溪畔尽桑麻”。“无尺地之不桑，无匹妇之不蚕”。可见蚕桑种植经济的盛貌，而七里丝之畅销，又与蚕桑业、手工缫丝业形成良性循环，互相促进，镇村经济的繁荣，“江浙之雄镇”为民间之共识，史家之定论。　三、江南名镇阶段。近代，自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失败后，上海辟为通商口岸，湖丝贸易以南浔为重要集散中心，在全国生丝出口贸易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道光初及同治末年，南浔人先后摇成丝经，这二次革新，改变了出口“有丝无经”状态，以致对外贸易激增，并促进了缫丝业的大发展。全镇至少有十分之六以上的农民以纺经为业，丝经行最盛时达56家之多。清末民初，丝栈达42家，上海的91家丝经行中，7096为南浔人所开设。从出口贸易看，道光二十七年（1847）上海口岸蚕丝出口总数为21176包，其中南浔出口数为13426包，占出口总数的63396。“同治九年（1870）中国蚕丝出口达到五万担。到光绪十八年（1892）出口超过了十万担。在短短二十年，蚕丝出口量又翻了一番，其中大部分还是湖州辑里丝”。（《近代浙江丝绸业民族资本的发生与发展》求良儒）。在此期间，七里丝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居主要地位。　七里丝以质优量多，而畅销海内外，南浔经济由此空前繁荣，它以江南蚕丝名镇载誉国际。到清同光年间，南浔因经营蚕丝贸易而成为富豪者达数百十家，所积累的财富少则数十万两白银，多则达千余万两白银之巨，在江南各镇中首屈一指。除致力发展蚕丝外贸外，还投资盐业、铁路、房地产、典当业、银钱业和现代企业，其范围包括江、浙、皖等地。特别是雄厚的商业资本在近代上海商场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上海称之为“南浔帮”的商人，其中多数是“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家族中的成员。如此发家致富后，在故里建宏大宅第，置田地房产，筑庭园书斋，以及捐资筑路造桥，兴办教育等社会公益。这些民族资本家，是伴随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应运而生的，他们不仅为本地，乃至中国初期的民族资本主义繁荣和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这一历史阶段，整个中国社会处于封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发展的时期。南浔蚕桑、手工制丝业发达，外贸兴旺，百业昌盛，市场繁荣，从性质上说，已是名噪江南的典型商业性市镇，它以生丝销售为主兼有蚕茧原料加工手工业的丝市专业为特色。清末，史家称“整个湖州城，不及南浔半个镇”，将因商业发展而新兴的南浔与传统古老的行政中心的湖州，作了鲜明对比，也概括地表明南浔镇在湖州府的经济地位。　四、民国中期进入式微阶段。这期间，七里丝面临资本主义国家机械丝的严重挑战，虽然从民国元年至23年（1912～1934）这二十三年中，七里丝出口平均数占上海出口生丝总数仍然高居38%，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八年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和医治战争创伤，七里丝每年出口数量不减，但好景不长，民国18年开始，出口数直线滑落，23年出口数惨跌到300包。抗日战争期间，蚕丝生产又备受摧残，直至解放前，呈一蹶不振的衰落局面。作为南浔经济命脉的丝生产的萎缩，造成市场萧条，农村破产，缺粮严重，民生凋蔽状态。解放后的44年，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南浔经济建设历经了两个阶段，至今已建成了现代中小型工业为主体，商贸、农业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新的市镇。　五、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得以解放，经济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57年工业总产值为580万元，比解放初增加了11倍多。至1978年工业总产值达3805．26万元，比1957年增长66倍。1950年，镇区仅有5家私营小厂，151家个体手工业户，　 南浔文园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技术革新，许多现代企业脱颖而出，工业内部结构逐步发生变化，制丝、皮革、皮件、化工、印刷、食品等企业纷纷建立，工业从过去单一的丝织业跨人多门类的渠道。农业从解放前的单季稻发展到春花连作稻三熟制。1949年全年粮食总产量仅为56185吨，亩产1935公斤。到197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达191199吨，亩产7045公斤，分别增长34倍和364倍。蚕茧，1949年年产542吨，到1977年达到2392吨，猛增44倍。但由于受到“大跃进”的折腾，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以及计划经济的制约，经济建设的速度是缓慢的。　六、1978年开始进入快速健康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南浔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开创了新的前景。工业总产值，逐年呈滚动式递增，1988年全镇工业总产值为322亿元，比1978年增长84倍，其中镇村工业总产值从40678万元，提高到1亿元，增长了247倍。商品零售总额从333423万元，提高到198亿元，增加了49倍。农业总产值从1022万元，提高到1313万元，增长了29%。其中蚕茧从2152吨，提高到43629吨，增加了1倍，粮食、油菜生产也连续增长。工业内部结构则起了根本性变化，1988年全镇已拥有工业企业183家，职2211749人，并形成机电、制革、皮革、制丝、化工为主体的多门类产业体系。同时，村办企业异军突起，发展到117家。出口创汇184798万美元。全镇储蓄总额增加到493129万元，比1978年增加了18倍，十年的发展变化，表明只有坚持改革、开放，经济才能发展，才能使工、商、贸、农生产保持高速度，不断登上新的台阶。　1990年至今的三年来，镇党委和镇政府，根据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紧紧依靠全镇人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从镇情出发，大胆改革创新，实现经济建设快速、高效发展。　1992年，工业已形成制丝服装、制革皮件、通讯电缆、建材、家电、轻工业机械六大系列，工业总产值达到7亿元，实现利税4885万元，比1989年分别增长10096和6496。其中镇村工业产值达到3亿元，利税1820万元，分别增长了两倍。商品零售额达46亿元；村办工业的发展，有力保证了农业稳定丰收，粮食总产量23000吨，蚕茧总产量665吨，为历史上最高年份（1930年）总产量250吨的265倍。全镇三年累计上缴国家财政9392万元，比前三年增长13%。城镇建设也有很大发展。新区泰安路、嘉业路、适园路等初步竣工；以皮货、农贸、建材、水果为中心的新商业区日益兴旺，城镇建成区由1989年的15平方公里扩展到25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人民生活相应提高，村民人均收入达1600元（按：全国为784元）；镇区职工年平均工资收入达3000元（按：全国为1826元）；年末城乡储蓄达17亿元，比1989年增加一倍。1992年7月，市级南浔经济开发区建立，经济建设取得了新的突破。仅半年时间，引进项目68个，新办中外合资企业14家，总投资2567万美元。　南浔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文化昌盛，教育发达，名人辈出，其中许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卓有建树，影响及于乡里以至海内外。　据宋、明、清三朝统计，南浔籍进士41人，宋、元、明、清时期，浔籍京官56人，明、清两代任全国各地州县官57人。南宋至民国，在全国有影响的浔籍专家、学者80多人。当代，浔籍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者240余人，现任中央委员、候补委员3人。　历史上，南浔有“诗书之邦”和“镇志之乡”之美誉，许多名人著书立说，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如朱闺祯著有《涌幢小品》、《明史概》、《皇明纪传》等；董斯张著有《吴兴备志》、《广博物志》、《七国考》等；陈忱著有《后水浒》；董说著有《易发》、《西游补》以及大量诗集。清代有著述问世的南浔人达280余人之多，其中许多是具有较高价值的学术论著，如“南浔三先生’’的施国祁撰有《金史详校》、《金源札记》等；邢典撰有《书城杂著》等；扬凤苞撰有《十八家晋史纂》、《补正湖州诗录》；沈轰撰有《新疆私议》等；董蠡舟撰有《三国志杂校》、《补五代史汇误》、《十六国史摭逸》等；董恂撰有《古今医籍备考》、《两宋宫闺词》、《南浔蚕桑乐府》等；沈鹞撰有《地道记》、《台湾郑氏始末注》等；纪南星撰有《痘科集腋》等。明末至民 国，撰写镇志蔚然成风，达十余部之多。总之，南浔名人著述不胜枚举，其学术研究及著述领域包括经史、天文、史地、志书、水利、农艺、蚕桑、医学、乐律、音韶、六书、金石、书画、诗词等等。有史家说，南浔“书声与机杼声往往夜分相续”诚不为过。　历代许多浔籍官员吏治廉明，为民称道者颇不乏人。如明万历东阁大学士朱国祯，在朝时反对魏忠贤专权弄国。辛酉（1601）他创均田均役，贫民得苏。戊申（1608）、甲子（1624）等年，江浙大水，他力主减赋税以解民困。万历刑部主事张斗，以不畏权势，秉公执法而著名于当代。明末任徽州推官的温璜，召集义勇在绩溪、黄山等地抗击清兵而殉难。清雍正时，任湖南华容知县的董炎，在抗洪时身先士卒，同时对苗民赈粮，苗民颂其德，说：“非董公，吾族无遗种也。”他死后，民众立祠以祭祀他。乾隆时，任风山知县的张升吉在台湾大田奋击日本侵略者。道光、咸丰年间历任清廷驻韩、法、葡、日、比等国参赞、领事等职共12年的吴尔昌，能维护民族尊严，不稍屈挠而进行外交活动。　南浔人民具有光荣的反抗侵略的革命传统。如清康熙年间复社领袖之一的董思；辛亥革命期间以巨款资助孙中山同作革命经费的张静江、庞青城、庞莱臣，参与攻打上海制造局的周柏年，以及在经济等各方面全力支持秋瑾从事革命的徐自华姐妹；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期间，许多浔籍儿女，投身疆场，张新华（女）等烈士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前夕，党的地下组织在浔成立，同时党的外围组织和南浔中学的爱国人士也积极开展工作，共同为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解放后，党的组织建设不断加强，~1992年党员1807名，他们在镇党委领导下，按党章要求，团结同志在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现代，南浔还涌现许多杰出的专家，诸如体育教育家徐一冰，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徐舜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陆志韦、屠守锷，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桂世镛，教育家、实业家顾乾麟博士，作家徐迟等等。至于浔籍具有高级职称的各界人士，他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有所建树，并在多方面关心、支持家乡的建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的发展，有赖于人才，而培养人才的摇篮则是各级各类学校。据此，南浔历届镇党委、镇人民政府承前启后，重视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近年来，全镇实施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入学率普及率和巩固率小学平均达到97%，中学达9296；基础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已形成配套发展网络；还设置了叔苹、刘湖涵、振奋和倪萍荪等四个奖学金基金会，全镇尊师重教蔚为风气，教育效果显著，多次受到市、省、国家教委的表彰。　综观建镇以来近七个半世纪的历程，南浔在风雨中沿着历史发展的轨道前进，镇民在生产发展和文化建设中曾写下辉煌一页。但解放前，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围绕着单一的蚕丝产销而兴衰，缺乏回旋余地，更由于受旧社会的生产关系束缚，以及资本主义列强经济侵略与先进生产技术的挑战，导致经济日渐衰落的后果。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镇民走上了宽广的社会主义道路，生产关系的变革，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44年来，南浔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作出的成绩，先后多次受到市、省、国家的褒奖。其中卫生、教育、群众体育、村镇建设、农村科普、医院管理等11个方面获得全国先进。文化管理、法庭工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绿化等10个方面获得省级先进。199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评定南浔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　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是根据他们比他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经济浪漫主义》）。纵向比较，解放44年来，南浔在社会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中所作出的功绩，所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贸、城建、交通、邮电、文教、体育、卫生、社会治安，以及全镇综合经济实力，全镇人民生活水平，都硕果累累。其中以经济支柱的工业而论，1992年总产值为7亿元，1993年跃升到128亿元，为解放初的2317倍。特别自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全镇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每年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且呈跳跃式趋势。镇规划1994年工业总产值目标为18亿元，1995年达到26亿元，预测都可望实现，这表明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史无前例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南浔的成就，是符合列宁的论断的。诚如一些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所说，南浔是上海周边地区、太湖南岸的江南经济重镇。1992年和1993年，南浔先后被湖州市、浙江省批准为市级、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深化改革的新的起点，它对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起到促进和改革作用，也为吸引外商投资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继往开来，任重道远，前程如锦，形势喜人。

　　编辑本段四象八牛

　　（富商）　清末民初整个南浔区丝商云集，菱湖，南浔，双林都是中国的四大丝市之一，商贾云集，尤以南浔镇之四象八牛为典型。　 南浔浔湖(江蒋漾)新城

　　南浔镇四象八牛，即“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为代表的南浔富商，清光绪年间，出现在湖州南浔民间及江浙一带。刘大均《吴兴农村经济》：“南浔以丝商起家者，其家财之大小，一随资本之多寡及经手人关系之亲疏以为断。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狗’者，皆资本雄厚，或自为丝通事，或有近亲为丝通事者。财产达百万以上者称之曰‘象’。五十万以上不过百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二十万以上不达五十万者则譬之曰‘狗’。所谓‘象’、‘牛’、‘狗’，皆以其身躯之大小，象征丝商财产之巨细也。”。南浔“四象八牛”之说，属于民间说法，根本无正规的统计和详细记载，七十二墩狗仅仅是泛制指。“四象八牛”之说，反映南浔自南宋淳年(1252)建镇，浔溪、南林、设镇官、南浔，耕桑以富，行商坐贾荟萃，为江南雄镇。　南浔“四象八牛”，都以湖丝发家---《元和郡县志》记载：“湖州外开贡丝布”。早在唐开元年间，湖丝已成为贡品，形成产业---《宋史·食货志》中称：“茧箔山立，续车之声连屋相闻。”。南宋湖丝已出口国外，《嘉泰吴兴志》载：“湖丝遍天下”之说了。辑里湖丝更驰名于国内外，因为辑里湖丝质地洁白细匀，富有拉力，优于其他湖丝，如《南林报国寺记》中所载：“南林一聚落耳，而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南浔古称南林)。当时的湖丝生产和质地就数南浔了，清道光年间的诗人董蠡舟在《蚕桑乐府》中赞道：“蚕事吾湖独盛，一郡之中，尤以南浔为甲。”天时地利以营丝而富，光绪间成豪绅大户“四象八牛”。　刘镛为“四象”之首，据传刘镛的财富达二干多万两银子之多，被誉为四象中“刘家的银子”之美称。30年代南浔民谣云：“刘家的银子，张家的才子，庞家的面子，顾家的房子”。 当刘镛发迹后，深感列祖以来，都缺少文化，虽有财，但无禄，不上门第，故亟力教子读书，应试科举，使他的四个儿子都能进入仕途，刘镛也因儿子的及第，恩封为通奉大夫，达到了荣宗耀祖的目的。刘镛还把女儿嫁给一品大学士徐甫的儿子为妻，另-个女儿嫁给蒋锡绅之子清学部总务司郎蒋汝藻为妻，使刘氏更加光耀了门第，在南浔成了一户有钱有势的大户。　张颂贤（1817-1892），据传他的财富仅次于刘家，占四象之第二位。字竹斋，祖籍徽州休宁，其父张维岳在南浔开一小酱盐店为生。张维岳有两个儿子，张颂贤为老二。张颂贤善经营，遂从事丝业后，全力经营辑里丝出口业务，并开设了“张恒和丝行”，营丝发家后，又着眼于盐务，为盐业界巨头，据张謇《乌程张封公墓碣》：“同治初元，私贩充斥，引滞课绌，盐法太坏。巡抚召商集议，颂贤连约诸商，收余姚岱山之私，轻课减价，以阴敌缘江并海之私。于是商利益滋，官课以充，而家亦日益丰大。”张颂贤有二个儿子，长子张宝庆，字质甫；次子张宝善，字定甫。　张钧衡，字石铭，系张宝庆的独生子，张颂贤的长孙。张钧衡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承袭祖业后，经商有方，产业盛丰。他奉母至孝，在自家宏丽的园林“适园”内，为母建佛堂，供玉佛，让母焚香拜佛，还建造一座石塔，篆刻唐柳公权书《金刚经》。张静江，名增澄，又名人杰，字静江，号饮光，另号卧禅，系张颂贤次子张宝善之子。张静江早年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为革命捐款效劳，孙中山先生曾说过：“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文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但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张静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颂贤的两孙被誉为四象中“张家的才子”。　四象中还有庞云曾（金字傍，1833---1889），字芸皋，原籍浙江绍兴，父为师爷，庞云曾也为丝业行学徒出身，故通晓蚕丝经营之道，发家后，开设了“庞怡泰行”，在经营中，结识了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店老板，人称“红顶商人”的胡雪岩，在合伙做蚕丝生意的同时，还与胡雪岩同做军火生意，为左宗堂向洋商购买军火。庞云曾有官场朋友的帮忙，后又通过李鸿章，使儿子庞元济在光绪十七年(1891)，得慈禧太后旨恩赏举人，特赏庞云曾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恩赠荣禄大夫，光禄大夫之称，故被誉为四象中“庞家的面子”之美称。庞云曾还仿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在南浔开设了规模较大的“庞滋德”国药店，并建有药栈和制药工场，直至现在老字号的“庞滋德”药店还开设在南浔宝善街上。庞云曾有三个儿子，长于庞景麟，早夭。次子庞元济，三子庞元澄。庞元济，字莱臣，别号虚斋，光绪六年(1880)秀才，授例刑部江西司郎中之职。元济，镇人都称他庞莱臣，他善于绘画和古画鉴赏，为国内外有名的古画鉴赏家和收藏家。解放前，中国古代书画只要盖有庞虚斋的鉴定印章，就可认定是真品，连外国收藏家，也愿以重价购买。庞元澄，原字清臣，后改青城，-号渊如。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秀才，他致力于教育和创办医院，并提倡西医。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捐款支持马相伯为抗议帝国主义势力干涉我国教育，创办复旦公学(1917年改复旦大学)，青城列名复且公学募捐公启。元澄也是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是同盟会上海支部核心人物之一。　顾福昌（1796一1868），字成之，号春池，是南浔的四象之一，国学生，因排行第六，创业后，被称为顾六公公。顾福昌早年的家境也属清贫，弃 学从商，起初摆个布摊。后至南浔邻镇江苏震泽开小布店为生，兼营蚕丝后发家，与洋人往来后，遂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经理洋务。并开设顾丰盛丝号，属南浔丝商中发迹最早的一家。 顾福昌经营蚕丝致富后，又经营了当时-上海滩上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并成了怡和洋行买办和怡和打包公司经理，还大做房地产生意，被誉为四象中“顾家的房子”之美称。 顾福昌有三个儿子，长子顾寿松，字容斋；次子顾寿藏，字子嘉；三子顾寿明，字颂三。都是有名的古物、金石、书画收藏家。顾氏三兄弟继承父业，经营蚕丝，以顾寿减最有声望，曾任上海丝业公所董事长，有名的爱国教育家顾乾翰先生就是顾福昌的曾孙。　邢庚星，是南浔八牛之首，开设邢正茂丝经行，后易名为恒顺丝经行。并开设典当，为南浔开设当铺最多的一家。　周昌大，一名味诗，字乐耆。祖籍浙汇余姚，乾隆中迁浔，开设申泰丝号和申昌丝号，镇人都以周申泰称呼他家，南浔八牛之一。　邱仙槎，字其深，开设启昌丝经行。南浔八牛之一。　陈煦元，原名熊，字竹坪。是一位有名的丝事通，外设裕昌纪经行，南浔八个之一。　金桐，字竹庭。早年弃学就商于上海，成为丝事通，营丝发家。他的大儿子金寿亦，号称“小金山”，南浔八牛之一。　张佩绅，开设源泰丝行，曾在上海商业银行总行任营业部主任。南浔八牛之一。　梅鸿吉，字月槎。开设恒裕丝经行，其子梅展中，开设南浔最早的用机器生产的丝厂，南浔八牛之一。　邵易森，开设森大丝经行，在上海设有邵月记丝号，出品青狮牌丝经。镇人称他为邵森大，南浔八牛之一。　南浔镇的七十二墩狗，包括南浔的四乡。在镇上的有：邱茂泰、邱盖茂、邱义昌、邱德升、沈涂记、沈永昌、沈永丰、沈天长、李恒德、李万顺、李德茂、吴晋昌、吴其昌、吴永记、朱宠茂、朱广隆、庄恒庆、邢丰记、卜同昌、韩怡昌、桂致和、潘泳记、潘大顺、张丰泰、张恒丰、徐世兴、徐惠和、许仁昌、谢森元、刘通德、庞同顺、丁昌记等，都数是开设丝经行致富的。四乡有北小圩张家、桥下张家、吴楼张家、斜桥（土斗）金家、五家亭盛家、石匠（土斗）邱家、七里村温家、子嘶湾陈家、藏谷桥王家等。

　　编辑本段沈万三

　　沈万三，本名沈富，字仲荣。其父，乃自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徙居平江路长洲县东蔡村的沈祐。见叙于刘三吾《坦斋集》卷下〈沈汉杰墓志铭〉：“[沈]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因家焉。二子：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仲华二子：德昌其长，汉杰其次。汉杰复善相土之宜，徙家西之北周庄。元朝中叶，沈万三的父亲沈祐由湖州路乌程县（今浙江省湖州）南浔镇沈庄漾迁徙至周东垞，后又迁至银子浜。

姓源、初祖、始祖、远年世系和联宗合谱 楼主

清代以前，人们编写家谱，叙述家族历史，往往讲述家族姓氏的由来，所以谱书多有得姓源流的内容，而且一追溯就追到黄帝、帝王、名臣、圣人、贤人那里，就以后世尊为楷模的欧阳修和苏洵分别制作的家谱讲，都有姓源的内容，分别推到越王勾践和祝融氏。清人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多数人认为写姓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有人提出异议。《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家族修谱，不讲姓源，纪昀说，汉将军纪成与晋司徒纪瞻不是一系，纪少瑜是吴姓，与中原纪氏无涉，因此纪姓之人虽都姓纪，但不是出于一个祖宗，是所谓“流合源殊”，因此修谱“不述姓源，慎也”。道光间江苏海门王氏修谱，处家馆的施桢为作序文，发表了王氏姓源非一的见解。他说，一般人认为王氏有三个地望，为太原、琅琊，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另一为京兆，出信陵君，是以这三望之王均被说成是姬姓后裔，然而几乎同时还有吴国王犯、晋国王良、秦国王稽、齐国王驩，难道都出于姬氏？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他又含蓄地批评儒家大贤韩愈，说韩愈写王仲舒神道碑，将所有王氏视作三者后裔，这是应当斟酌的。据此，他不主张写作姓源，及为此制作图谱：“总之，世系在千百载以前，代远难稽，作谱者但略着其梗概，以示数典不忘祖足矣，不当扭合为图，丛生纰缪”。他主要批评姓源不实，以帝王为荣而误认祖先。创修于光绪四年（1878）、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的甘肃《武威段氏族谱》，就段氏姓源问题，在《凡例》上说，有的人说段氏是共叔段之后，有的说是老子李聃遗胤，还有说是战国时魏人段干木的后裔，“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何况“古今姓氏之学，不足征信也久矣”，所以不必考姓源，“以免附会”。看来不写姓源的主要是两个原因，即姓氏可能是多元的，而流传久远，资料有限，一个家族很难考证清楚；考辨不清，强作附会，仍是不明祖宗是谁，倒贻笑大方。

反对在家谱中考证姓源的，在修谱人中是少数，多数人还是视为大事，以为非写不可。雍乾时期官员曹一士讲修谱有二“道”，一是“慎而谱之”，凡是不知道的事情就不写，以免附会疑误；二是“考姓氏，溯时代，由我之从生以及乎初生，毋敢有率略放佚焉，此追而谱之也”。主张考论姓氏源流、始生之祖（初祖），只是在做法上采取谨慎态度，阙疑存信。乾隆十一年（1746）江苏盐城李氏修谱，李成章序云：“窃怪今之为谱者，不慎考其所自始，详细其所自生，每排张其门地，影响附会，冒不可知之祖而尸祝焉，殂豆焉”。他批评人们将精力放在附会冒认上，而不下力气考证姓氏源流和始祖，可知他希望弄清姓源。咸丰间广东南海朱次琦修谱，强调学习纪昀谱法，但在姓源问题上看法相左，他说“姓氏源流，不可不考”，纪氏家谱为慎重而不写源流，不符合古人谱法义理。他叙述姓源的理由不外两条：不述姓源，是数典忘祖；记述是继承古人谱法传统。

纪昀谱法为许多人所尊重模仿，朱次琦谱法晚出，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在写不写姓源问题上的争论，反映清人修谱在族姓源流、初祖、始祖问题方面遇到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不写不好，写则很难弄得清，为免出谬误，还是不写为好，这是不得已做法；也知道难写，故取慎重态度，但应竭力而为之。两种态度，两种做法。这都要表示谨慎从事，愿望都是不忘本根，不犯数典忘祖的误失。

关于家族的远年世系，许多族谱有著录，对于其真实性，怀疑者、批评者实在不少。康雍之世的李绂为江西南丰傅氏族谱作序，见谱上列有自商代传说开始的六十三代人的世系表，因而说“世次详明若此，岂别有所据耶”？明着说不知其制表的材料来源，实际露出怀疑其真实性的态度。又给江西新建赵氏作谱序，指出前此的赵氏谱书，所记述的始迁祖赵抃事迹，与苏轼所写的神道碑不合，家谱上载有朱熹的序言，可是《朱子大全》上并没有此文，这都是误失，靠这次修谱改正过来了。为李绂所赏识的全祖望讲到浙江鄞县西厢董氏族谱的世系表，在明初以来的人员准确，而在这以前的，与正史和志书皆对不上茬，真是“漫无依据，任心附会”，因而询问董氏修谱人，回答说是抄录的旧谱，对此也有怀疑，但是先人的东西不敢改，并表示愿意做得精确，于是全祖望为之作出改订。纪昀修谱不讲姓源，但作世系源流，“谱首上溯始祖，而中间六世，阙所不知”。制作远年世系，然而极其谨慎，不清楚的人物就不作纪录。特别指出，谱系人物，“但存其可考，无牵合附会剿说氏族之书，以贻君子之讥者，是皆可作谱者法”，告诫人们不要抄袭姓氏、谱牒之书的成说，以免牵强附会，给他人提供说笑的资料。开启近世经世文编之作的陆燿 对此更其严格，批评欠缺严肃的家谱，“世次统系，冒滥相沿，甚者至引远代君王将相为始祖”，接着指明汉末以来江左著姓陆氏、顾氏后人的一些家谱世系不实的情形，说陆氏的各个支派，“世历千年，屡经变革，承传次第，安保无不可深信之处”？而所寓目的几种顾氏族谱，“大抵非两汉六朝显荣赫奕之人，耻以为祖”。他为避免陆、顾二氏修谱所出现的远年世系不确的弊病，所作之谱是十一世以来的“近谱”，十一世以前不予著录。安徽泾县包世臣的家族自称是俗传“包青天”包拯的后人，谓其祖先包辉是包拯第四子的孙子，赠封吏部尚书，包世臣对此颇有疑问，因为他查阅史书，知道包拯只传一子，哪里来第四个儿子？包辉赠封的事，显然是后人依据明朝的制度推测的，不足为据。批评族人世代相传的讹传，具有相当的勇气。道光元年（1821）江苏海门王氏纂谱，对老谱卷首的两个世系图，“考信无征”，然而先人留下的，又不便取消，只好写个跋语，使族人知其不实的情况。光绪末年，安徽祁门程氏纂辑家谱，发现明朝中叶自徽州迁出的程敏政所著程氏统宗世谱，将善和程氏仁山门下增添二代，后人不察，历次修谱，仍因其旧，至此次编纂，发现他的错误，予以改正，并在《世系谱图》附载程敏政的世系图，以及专门的辩驳文章。

关于远年世系的讨论，要点大致在下述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勉强作远年世系，意图尊重祖先而实际上是误认祖宗。如李兆洛所说，“有谱而其世系乃益不明”，反而制造了混乱。全祖望说得更深刻：“夫数典而忘祖，不可为也；攀援华胄而无祖，尤不可为也”。忘祖不好，诬祖更坏。第二是不要迷信老谱，以为前人所作，照抄过来就行，或者明知有误，但因系祖宗所传，不敢改动，这就是纪昀及道光元年海门王氏、光绪末年祁门程氏纂谱者所指出的，应从实际出发作出更正。第三个是详近略远，与己身较近，知道确切的就书写，远年不清楚的就从略，即世系从可知之世开始写，系谱就准确了，所以恽敬说：“夫以远为不尽信，以近为可信，则谱信矣”。第四是采取阙疑的态度和办法，世系中传疑的人物宁可不记载，而不将疑似的收录进去。

关于联宗合谱，谨慎者严格认定同宗，趋利者冒认求合，辨别不清者分合无常，实出无奈。同治间编著的江西《萍乡县志》，说当地人重视谱系，经常纂修家谱，对于“同姓异宗，必严辨之”，意即在同宗的情形下才能联合修谱。河间纪昀家族所在地，还有北杨村、小河、王家庄的纪姓，与纪昀家族仅仅是同姓，并不同宗，纪昀修谱，特在谱名上冠以“景城”地望，表示与北杨村等地的纪氏不是一个家族，自然更不会联合修谱。乾隆间江苏武进的奔牛、辋川里两个姚姓家族联合修谱，到道光间，奔牛姚氏续谱，找辋川里姚氏合修，辋川里的姚煦信等人经过细心考订，得知这两家人所尊奉的始祖并非一人，也即并不同宗，拒绝合作，并自行编纂辋川里姚氏宗谱，这种求实态度得到名流的称赞，为之作序，其他“乡先

辈见者，谓敦本睦族，崇实黜华，焕焉炳焉，洵家藏之至宝矣”。可见明辨宗派，为有识者所特加留意。

从现有资料看，奔牛姚氏道光间仍欲与辋川里姚氏合谱，倒并非有意作伪，而是辨别不清是否真正同宗，但是有些家族则是明知故犯了。如同李兆洛所批评的：“攀援华胄，合宗联谱，以为夸耀，诬祖忘本，抑又甚焉。”这是微寒之族，攀附望族，以图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江苏嘉定、宝山的黄氏都出了名人，道光间崇海的黄氏修谱，找到嘉定黄宗起的祖父，要求合谱，遭到拒绝，但是光绪间黄宗起修谱，寻觅家族史资料，发现崇海黄氏的谱书竟有本家族名贤的名讳，可知崇海黄氏盗用嘉定与宝山黄氏族望。苏州吴县洞庭安仁里严氏是大族，祖先有以“伯”字为辈字的，与同县王家泾、后山严望里严姓并非同宗，可是嘉庆十四年（1809）在祖坟边上冒出两个坟头，刻碑云“安仁里始祖之墓”，并书两个“伯”字辈的人名，引起安仁里严氏的警觉，进行交涉，对方同意铲去“安仁里”字样，可知同姓不同宗的严姓，羡慕安仁里严氏的盛名，加以冒附，而本主则严行制止。武城曾氏因系圣裔，享有优免的待遇，冒附的人自会不少，所以宗谱特作规定“严查混冒，杜紊宗也”。

处在一个地方的同姓之人，由于年代久远，是否同宗，有时分辨不清，修谱的分合不定，成为并不乏见的现象，前述武进两个姚氏的情形就是显例。先迁崇明，后又部分迁徙海门的王氏，向有太原、琅琊二望的岐说，可是又弄不清楚，因此族谱合而分，分而合，“其间得失未可深言，即后来续修诸谱，或远绍多收而适成附会，或衍讹踵缪而绝少折衷”。

是故意的同姓不同宗合谱，还是分辨不清而误合，都违背笃信“一本”共祖的家族宗法原则，也失去修谱合族的本意，李兆洛分析得至为深刻：“夫谱以辨昭穆，非其祖之昭穆何辨焉；谱以收族属，非其祖之族属何收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