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土族地区归元廷封授的土官管辖。明朝统治者继承元朝“封土司民”的政策，对他们“待之以礼、授之以官”，命其 “各统其部落，以听征调、守卫、朝贡、保塞之令”(《明史·职官志》)。

清灭明后，土族地区的各土司先后率部归附于清朝，清承明制，发给其号纸印敕，准其照旧承袭，是为土司。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又授予东李土司李化龙之弟李化鳌世袭百户之职，是为小李土司。据清代部分史志记载，清代甘、青土族地区的土司共有十八家之多，其中青海土族地区十六家，即：东祁土司、西祁土司、东李土司、西李土司、吉土司、纳土司、陈土司、赵土司、辛土司、阿土司、冶土司、甘土司、朱土司、喇土司、汪土司、小李土司(李南哥后代)。甘肃卓尼勺哇土族原共有三大部落，藏文史籍中称为勺哇三族。明、清至解放前夕，勺哇土族属杨土司管辖，为上治三旗的勺哇旗，由力吾、拉代、的力、汇十那、萨迪、拉叭等七族组成。

清代自雍正、乾隆以后，土司权威有所削弱。到了清末，土司已处在名存实亡的境地。明、清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土族地区后，青海互助土族地区出现了一种与封建土司制度并存的土官制度，这是 地方政教合一制度在青海互助土族地区的延续和发展。

明、清时期，土族的经济、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土族已从一个主要从事畜牧经济的民族，发展成了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畜牧业、手工业的民族。由于河湟一带原有的农业基础较好，加之中原先进耕作技术的不断传入，促进了该地区土族农业经济及与之相伴随的手工业(如酿酒、纺织等)的发展。明、清时期是土族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为以后土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甘、青地区马家军阀势力的不断扩大和发展，除一少部分土族仍归封建土司统治外，大部分土族则由马家军阀所控制。

1929年元月，青海建省。1930年，青海土族聚居的民和、互助、门源等地相继设县，该地区的土族始归由县府管理。1931年8月，南京国民 下令废除土司制度(互助土族地区政教合一的土官制度已于1930年废除)。这样，延续300余年的土官制度被彻底废除。

1938年，土族各村编组实行保甲制度。当时充任区长、保长、甲长者，仍以旧时的土司、土官或具有权势的上层分子占绝大多数。这一时期，由于马家军阀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迫使土族人民或隐瞒自己的民族身份，或流落他乡，土族人口因此锐减。此外，自明、清以来，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土族地区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土族群众笃信佛教，多送子弟入寺为僧，这也影响了土族人口的正常增长。据有关调查显示，1930年以前，青海土族地区各土司所辖人口仅38,000余人。1933年，青海土族仅有30,000余人，其中互助县约1,000余户、近7,000人，民和县约2,000余户、10,000余人，乐都县312户、6,300人，大通县约5,000余人，共和县24户、89人(丘向鲁《青海各民族移入的溯源及其分布之现状》，载《新亚细亚》1933年5卷3期)。到1949年，互助、民和、天祝、大通等地的土族共有4万人左右。

为摆脱马家军阀统治，土族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5年，一些土族士兵参加了反抗马步芳统治的乐家湾兵变。

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 解放了西宁市，统治青海各族人民近40年的马家军阀政权彻底覆灭。

1954年2月1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土族地区第一个自治政权——互助土族自治区。1955年，改为互助土族自治县。1985年11月6日，根据青海土族人民的居住特点，经国务院批准，撤销了青海省民和县建制，设立了民和 土族自治县;撤销了青海省大通县建制，设立了大通 土族自治县。至此，实现区域自治的土族人民约占总人口的71%左右。另外，在一些土族居住比较集中，但人口少的地区也设立了土族乡

土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据史料记载，1227年成吉思汗的将军杰勒德灭西夏时，曾率领3000名蒙古军队来到互助县威远镇。因为这是祁连山脚下的军事要塞，杰拉德的部下后来就住在这里。到13世纪中后期，吐谷浑后裔的蒙古化倾向更加明显，民族特色基本形成。根据明清两代的记载，明代的土族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群体，有自己的居住区。元明时期，土耳其的经济也由畜牧业向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转变。

元朝时期，土耳其归元朝政府授予的地方官管辖。明朝统治者继承了元朝的“封官”和“礼尚往来”的政策，命令他们这样做。“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部落要听从征兵、镇守、纳贡、守塞的命令”。

清朝和明朝灭亡后，土耳其所有的酋长都相继加入了清朝。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制度，给他们发了很多纸印，允许他们继承，像以前一样成为土司。清顺治十二年，土司的弟弟李华敖被封为李土司。据清代一些史料记载，甘肃、青海共有18个土司，其中青海有16个，分别是：土司、西齐土司、东丽土司、西丽土司、季土司、那土司、陈土司、赵土司、辛土司、阿土司、叶土司、甘土司、朱土司、腊土司。甘肃卓尼有三个原始的少瓦部落，在藏族史书中称为少瓦部落。从明清到解放前夕，少瓦图人一直处于土司阳的管辖之下。它们是商朝三旗中的华少旗。他们由七个民族组成：李悟、泰拉、莉莉、谢轩、萨迪和帕拉。

自清朝雍正、甘龙以来，土司的权威被削弱。清朝末年，土司名存实亡。明清时期，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土耳其后，青海互助土族地区的地方官制度与封建土司制度并存，是西藏地方神权政治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明清时期，土耳其的经济和生产发展迅速。土族从一个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发展成为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从事畜牧业和手工业的民族。由于河湟地区良好的农业基础和中原先进农业技术的不断传入，促进了该地区土耳其农业经济及其伴随的手工业的发展。明清时期是土耳其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为以后土耳其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随着马家军集团在甘青地区的不断扩张和发展，除少数突厥人仍受封建首领统治外，大部分突厥人被马家军集团所控制。1929年1月，青海省成立。1930年，青海土族聚居的人民互助社、门源社等地相继建县。这个地区的土族社区开始由县政府管理。1931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废除土司制度。就这样，延续了300多年的地方官制度被彻底废除。

1938年，土耳其村庄组织成组，实行保甲制度。在当时，他们担任总督、保护人和高级士兵，仍然被旧***、地方官员或强大的精英所控制。在此期间，由于马家军门实施的种族压迫和歧视政策，土耳其人被迫要么隐藏自己的种族身份，要么移居国外，导致土耳其人口急剧减少。此外，明清以来，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土耳其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土耳其人信佛，把孩子送到寺庙出家，也影响了土耳其人口的正常增长。据调查，1930年以前，青海土司人口只有38万人。1933年青海突厥人仅3万余人，其中互助县约1000户近7000人，民和县2000户1万人，乐都县312户6300人，大通县约5000人，共和县89人(祝丘《青海民族移民源流考》，新亚5号

为了摆脱马家军阀的统治，土耳其人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45年，部分土耳其士兵参加了勒加湾反马步芳的叛乱。

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西宁，统治青海各族人民近40年的马家军政权被彻底摧毁。

1954年2月17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土耳其第一个自治区——互助土族自治区成立。1955年改为互助土族自治县。1985年11月6日，根据青海土族的生活特点，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青海省民和县，建立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撤销青海省大通县，成立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到目前为止，获得区域自治的土耳其人约占总人口的71%。此外，在土耳其一些人口相对集中但较少的地区建立了土耳其城镇。

这是我第二次去汤郎。

汤郎好远，从县城出发也得两个小时。

山路弯弯，又赶时间，因坐在后排的朋友开始晕车，于是决定在“马脖子”这个地方停车小憩，抽一根烟，看看远方的景致。

站在那崖壁之上，金沙江如同一湾幽湖，蜿蜒西去，江北群山一层层铺将开来，直到天际，“巴蜀皆平川”，那天蓝的让你心醉！就这会儿，静静伫立这山巅，远处的山水引导着你的视线不断延展，不断延展，渐渐变得模糊，而你似已与所在的大山融为一体，有了大山的情怀、眼光和胸怀。

金洪照金土司也许就是这样的人。

自上一次来汤郎以后，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东西，促使一个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土司，毅然决然抛弃荣华富贵、果断挥刀诀别过往规则，从此走上了寻找光明的道路？

那金氏土司，旧时辖汤郎界，最早始于“金有仪”，其于清康熙年间授世袭土职，到咸丰年“金本粹”时已升至五品，虽然在滇中北一带名望不及同时期的慕连那氏土司和环州李氏土司，但在金沙江南隅仍具有举足轻重地位，辖境东至半果马七十里，壤接金沙江界，南至汤乍拉梁子四十里，接拈桂典文界，西至金沙江三十里，接慕连界，北至金沙江三十里，接四川界。

查阅资料可知，这末代土司“金洪照”，生于民国六年，是七代土巡检“金璋”之子，于民国二十四年袭土司职，为第八代世袭汤郎马巡检司土巡检。早先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第十八期，后在滇军19师、18师任职，1945年随军赴越南受降。滇军被调往东北后，“金洪照”率旧部亲信回到汤郎，组建私人武装，1949年5月，全军参加革命，编为“滇桂黔边纵队第三支队二十五团游击大队”，以“金洪照”为大队长，民众称之为“金大队”。1950年初，金大队编入为滇桂黔边区纵队独立第二团，“金洪照”调武定军分区工作。1951年，其被选派到西南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故得“红色土司”之名。

历史 的记载总难详实，只有任凭后来者根据自己的人生觉悟去推测。想那金土司，出生贵重之家，中央军校毕业，正牌黄埔嫡系，又随军出国受降，一步步都是别人所孜孜追求而不得，他却如同高人指点，在人生巅峰时候绝然转身，走上另外道路，再未回头。

此时正是腊月时节，没有寒风刺骨、冬雷震震，只有暖阳高照、碧水蓝天、彩云悠悠，目光所及处，一览无余，无遮无挡，直到天边。前人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青年时代的金土司，是不是也常常站在万丈崖头，看灿烂彩霞，看逶迤大山，看大河之水东去，看人生未来之路？

斯人已去，留下幽幽古道，茫茫金沙，留下无数传说。

多了点，慢慢看o(∩_∩)o

辽朝、金朝、宋朝版图女真（或女贞与女直），亦作女真族，源自3000多年前的“肃慎”， 汉朝－晋朝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读音“莫吉”），隋－唐称“黑水靺鞨”，辽－金时期称“女真”、“女直”（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

“女真”在明朝初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依接近汉化程度及活动区域南北：多汉化程度、南境者为熟女真，少汉化程度、北境者为生女真。

清朝以后，“女真”一部份融和其他民族称为“满洲”，后通称为满族至今。

金，是朝代，由女真人建立的，女真人的领袖完颜阿骨打在1115年统一了女真族各个部落，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攻打下了辽国的北方首都上京。然后入侵并占领了汉人宋朝的大部分土地，并建立了齐，楚等傀儡政权。稍后，建立按照汉人的习惯建立叫做金的国家。 女真人用家乡anchuhu河的名字命名他们所建立的金朝（黄金，女真文anchuhu相当于后来的满洲语 aisin - 金的，黄金）。

辽，是朝代，是契丹人耶律阿保机所建,在我国北部,初名契丹,947年(一说938年)改称辽。

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它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而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此时八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据考证，目前的达斡尔族可能是契丹族的后裔，另外在中国西南有家谱的家族中，有根据家谱记载，是随蒙古军队出征而留在当地的契丹后裔，已经汉化和当地居民融合了。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云南“本人”犹如湖南桃源县的维吾尔族人均是元代不同民族的官兵落籍于当地而保存着原来民族的记忆。

西夏，是朝代，指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于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封建政权。西夏政权国号为“大夏”，因在当时宋朝的西方，宋人称之为“西夏”。

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西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项羌”的称谓。 据载，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

还有一说，拓拔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鲜卑后代。

隋开皇四年（584）有千余家党项羌人归属隋朝，唐初武德中（618～626）党项相率归属唐朝。唐贞观九年（635），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唐朝末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参与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唐朝以夏州为定难军，以拓跋思恭为节度使，封爵夏国公，再赐李姓。历经五代，党项拓跋部利用藩镇争战、朝代更替的机会，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到后周末年，已经形成一个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

宋初赵匡胤削藩镇的兵权，引起李氏的不满。虽然他们一开始服从宋的命令，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公元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

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蒙古语译党项为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领土主要在黄河以西，汉文文献称之为河西，自蒙古语转译，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谓“蒙古人称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区”。但元人所说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遗民，不专指党项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汉河西”之别，《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有的学者认为，在西夏统治的近二百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元代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来指称这个民族共同体，而“党项”之名却再也不见于载籍。[31]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党项一名之所以绝迹，不过是因为蒙古人已将党项改称为唐兀罢了，唐兀和河西虽然都可以用来指称西夏，但在指西夏遗民时，唐兀人与河西人、西夏人还是有所区别的。由于党项族的族称在各个历史时期颇有歧异，为了行文的统一，本文仍采用其初始名称党项，以党项遗民来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项遗裔来指元以后的党项人后裔。

西夏亡国后，党项人失去了其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汉、藏、蒙古等族所同化。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怎样经历民族融合而最终走向消亡的。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白滨、史金波认为，现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项、回鹘、蒙古血统的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另外有学者指出，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地区，至今居住着一个语言和风俗习惯与周边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怀疑他们是党项遗裔或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

（二）四川的木雅人：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人伍尔芬敦（SN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应西康省通志馆之邀，对西康地区进行历史考察。他从木雅一带居民口中听到了关于“西吴甲尔布”（即西吴王，“甲尔布”乃藏语“王”之意）的传说，说是西吴王曾为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来南迁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邓少琴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以当地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36]他认为西吴就是西夏的对音，[37]西吴王（即西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国之后南来此地建立的一个边裔小政权，并将它与辽亡后耶律大石所缔造的西辽相提并论。他还指出，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自此以后，人们始知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三）安徽的党项遗裔 ：对安徽党项遗裔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余阙及其后裔展开的调查。余阙为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于庐州。余阙以科举出身，元末为安庆守帅，城破死节，由此名声显于后世。

1981年，史金波和吴峰云根据从地方志里获得的线索，同赴安徽调查余氏后裔。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参证访得的两部《余氏宗谱》，弄清了自元末余阙至今已延续二十七世的传承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5000馀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40]这一调查结果为研究入居内地的党项人与汉民族融合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四）河南的党项遗裔

从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1985年，任崇岳、穆朝庆根据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所提供的线索，前往濮阳考察党项后裔，以他们查访到的杨氏族谱及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与碑铭相印证，得知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十馀个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杨氏的先祖唐兀台世居西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夏末年归附蒙古，从军征战多年，后其子闾马定居濮阳，易姓杨氏，至今已传二十八世。[42]杨氏子孙虽然聚族而居，但因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已与汉族毫无二致，他们今天申报的民族均是汉族，但私下却自称为蒙古族，我想或许他们的先人在元朝时曾经冒称过蒙古人吧。

此外，近年任崇岳又根据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铭》和1974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的记载，推断在今天的浚县应该有一支党项人后裔，但从浚县的乡土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痕迹，估计他们也已经彻底汉化了。[43]

（五）河北的党项遗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上的西夏文进行了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八十多个党项人姓名。[44]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认为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资料。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见到该馆所藏据称为明万历写本的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当时“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45]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证明迟至明代中叶，还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六）青海的党项遗裔

西夏亡国时，末帝李睍为蒙古军所杀，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西夏皇族的任何消息。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间的十部族谱资料，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李氏后裔人口达十馀万之众。[46]这一说法已经得到某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在对这个问题略作考究之后，我觉得上述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所谓河湟地区的十馀万李氏后裔，当是指原属李土司统辖的土族人（1982年的统计数字为15万馀人），土族的族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鲜卑支系吐谷浑，与党项毫无关系。[47]不过，土司的族属和土族的族源是两码事，关于李土司的来源，自明代以来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48]即称为沙陀李氏之裔，后来有的族谱则干脆将这两种说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后唐亡国之后，续以党项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续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赏哥。我认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迁居河西，在西夏统治时期，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小李”，“以别于西夏国姓”。[49]后人可能因为他们是西夏遗民，就误认为是党项皇族李氏，而将李赏哥附会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容另文讨论。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即使是可以确认为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只有木雅人算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灭（比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东祁土司。东祁土司是明清时期湟水流域势力最大的四家土司之一(其他三家为西祁土司，东李土司，西李土司)，蒙古族，是青海土司中最大的官。青海土司是清代至民国初年推行于青海的一种统治制度。由明代土官制度演变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