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瞿同祖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吴文藻时任社会学系主任，瞿同祖与同门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等皆生于狗年，四人被冰心戏称为“吴门四犬”，都是社会学牛人。

1934年入燕大研究院，在吴文藻教授和杨开道教授的指导下，攻读社会史研究生。

1936年，瞿同祖硕士毕业，又因成绩优异而获得金钥匙奖，其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清华大学图书馆至今存有瞿同祖1937年的亲笔赠书，上书“西南联合大学惠存，著者敬赠。”该书由陶希圣和杨开道为之做推荐序，很快成为了国内若干大学的指定参考书。罗隆基后来告诉瞿同祖，他在西南联大兼课时即以此书为主要参考书，并说若无此书，他便无法开课了。但瞿同祖本人并不苟同，他认为20多岁写不出好书。他在燕京大学的最大收获是赵曾玖，1932年，赵曾玖从培华女中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同年8月，两人共结连理。

（1910年7月12日－－2008年10月3日），历史学家。湖南长沙人。字天贶，后改天况，1910年7月12日生于湖南长沙，1934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在吴文藻与杨开道的指引下，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1936年获硕士学位。1939年任云南大学社会、政经、法律三系讲师，后升任副教授、教授。 2008年10月3日，因病2008年10月3日，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98岁。 瞿同祖，湖南长沙人，1910年7月12日生。祖父瞿鸿禨为清末重臣，当时写有《初得孙生适同庚戌六月》诗记此事：“六十衰翁两鬓丝，居然老干见孙枝。门庭顿有啼声壮，畎亩应由旧德滋。适喜悬弧与同物，可能传砚及成时。扶床早晚承欢笑，待看牵衣挽白髭。”父亲瞿宣治曾在驻瑞士及荷兰公使馆任职，叔父瞿宣颖为知名学者。

关于瞿同祖的家世，世人多已论及，但瞿同祖妻子赵曾玖，却无人涉及。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说：“父亲是湖南人，母亲是安徽人，他们之间讲话，不忘家乡音，一个湖南话，一个安徽话。”赵曾玖出生于号称“四代翰林”的书香门第，排行第九。从辈分上讲，赵朴初是赵曾玖的侄孙。赵朴初虽然比瞿同祖年长，但每次来，都是进门先鞠躬，行侄孙礼，非常恭敬。

1932年，同时就读于燕京大学的瞿同祖和赵曾玖喜结连理。其实，瞿家和赵家是世交，他们俩早在上海时就认识了，也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按照燕京大学规定，女生结婚后是不可以住学校宿舍的。瞿同祖就租住在成府槐树街，同院的还有翁独健夫妇。无独有偶，翁独健两口子也是燕京大学的，瞿家和翁家就成了世交，这在后来传为一段学林佳话。据瞿泽祁讲，两家一直保持联系，翁独健的长女和他还是大学同学。

抗战时期，瞿同祖不甘做亡国奴，放弃唾手可得的工作，只身南下。那时候，赵曾玖带着长女留在北平。儿子瞿泽祁出世后，瞿同祖还回来探望过，但不久又离开了北平。1943年，赵曾玖带着一双儿女坐火车到西安，又改乘大卡车、人力车，终于辗转抵达重庆与丈夫会合。在此期间，瞿同祖完成了代表著作《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主体内容。

1944年，因恩师吴文藻的积极联系，瞿同祖远赴美国做研究。他带着妻子儿女穿越驼峰抵达印度登船，然后取道菲律宾、澳大利亚到达旧金山。瞿泽祁回忆：“那时候还没打完仗，坐的是武装运输舰，都是带炮的。”

在纽约时，和瞿同祖常来往的都是日后在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如留在美国的杨联升、何炳棣，还有后来回国的老舍、罗常培等人。更有同住一楼的，当年瞿同祖住52号，王毓铨住51号，郑林庄住42号，芮沐住地下室。瞿家很快成为许多爱国华人学者的聚会之地，瞿泽祁回忆：“老舍的50岁生日就在我家过的，记得还有说相声的节目。”有时候杨联升、何炳棣过来，还会和瞿泽祁在附近公园里打棒球。 当时有个同去美国的华人家庭，没过几年，他家的孩子和瞿泽祁交流时，就只能说英文了。和多数华人家庭不同，瞿同祖对这种现象非常不赞成，他经常教育孩子不要忘记中文。瞿泽祁说：“到美国后，除非来了外国客人，不然的话，我父亲在家从来不讲英文，就担心我和姐姐忘了中文，还经常拿着书给我们讲‘三国’、‘水浒’、‘封神榜’的故事。”从这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新中国刚成立时，瞿同祖就让妻子带着儿女回国了。

瞿泽祁说：“那时候恨透了国民党，因为实在是腐败到家了，大家都觉得国民党倒台是好事。”于是，赵曾玖带着儿女坐“威尔逊总统号”客轮先行回国，途经日本时，吴文藻夫妇还曾到码头迎接她们。因为合同和债务等原因，瞿同祖当时没有随行，但谁又知道，这一分别就是15年。

赵曾玖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工作。由于离开丈夫从美国回来，赵曾玖被认为有特务的嫌疑，被整得比较厉害。不久，吴文藻被打成“右派”，瞿同祖的其他师友也多数没能逃过这一劫。形势的变化让瞿同祖有点措手不及，他不禁感到一丝茫然。

1965年，国内形势渐渐好转，瞿同祖决定回国。本来已由翁独健联系好，在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工作。谁知旋即碰上了“文革”，历史所成为重灾区。眼看工作化为泡影，瞿同祖就自己掏钱住在华侨招待所。住了好几年，工作还是安排不了，瞿同祖只好回到老家湖南。

1971年，瞿同祖最终被安排到湖南文史馆工作。在那个年代，被安排在文史馆，主要任务就是政治学习。因为有中央领导想看《艾登回忆录》，瞿同祖终于找到一点有意义的工作。更值得欣慰的是，1959年赵曾玖分配到贵州后，这一年也退休回到湖南，夫妻二人再次团聚，并且一起翻译该书。 1976年，赵曾玖病逝，给瞿同祖带来了莫大的打击。这时候，形势已经悄悄地开始起变化，“文革”也已结束。女儿为照顾瞿同祖，便将其接回北京。

1978年，瞿同祖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家落实政策后，瞿同祖的境遇随之改善。瞿泽祁说：“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当时，瞿同祖被定为二级研究员，医疗待遇也非常不错，开始相当于局级，后来是副部级。要知道，瞿同祖连个科长都不是。接着，瞿同祖被评上首批博士生导师，瞿泽祁也由东北调到北京来照顾父亲。

按道理讲，瞿同祖在生活安稳后，应该会出一批成果。实际上，瞿同祖也迫切地想再写本著作。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这往后的30多年时间，瞿同祖为什么没有完成一本专著，也没有带一名研究生或学术助手？

其实原因就出在瞿同祖治学的严谨上面。走进瞿同祖在崇文门东大街的书房兼卧室，你会为这份简洁和明净感到震撼，甚而有几分疑惑。这样一位学界泰斗，并没有想象中的成排累架的藏书。写书的关键在于依据大量的参考资料，有时候不知要翻多少本书，才能找出一些有用的材料。看瞿同祖的著作，就知道这种写法比一般人想象的要累得多。此时瞿同祖的生活待遇虽然提高了，但看书写作的环境并不很好。

为了写书，瞿同祖每天坐公交车去近代史所附近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这里使用资料并不方便，每次只能借阅两本书，还要受开闭馆时间的限制。不要说比不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图书馆方便，在某些方面就连当年的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图书馆的便利也没有。瞿泽祁说：“当年我父亲的办公室就在哥伦比亚大学low library内，放假的时候，我还曾在那里帮忙整理图书赚取零花钱，有一次还见到时任校长的艾森豪威尔。在哈佛大学的时候，图书馆更给我父亲一把钥匙，自由出入，不受限制。”

按照瞿同祖严谨的写作习惯，年事已高的他明显精力不够。随着时间的逝去，瞿同祖心里越发着急。有一次因胃溃疡住进协和医院，著名的内科大夫张孝骞就忠告他，为健康考虑，最好放弃写书的想法。限于诸多条件，瞿同祖最终放弃写书，安享晚年。

瞿同祖因一心想写书，开始就没带研究生，等放弃写书的时候，也没精力指导研究生了。瞿同祖曾对儿子说：“学生看一本书，自己也要看，不然就没资格指导。”瞿泽祁说：“我父亲有一个好榜样，那就是吴文藻先生，对学生负责到底，不仅在读书时期要指导，就是工作后，也是一样。我父亲就是吴先生帮助联系到美国做研究的。”鉴于瞿同祖事必躬亲的研究习惯，学术助手也就没办法带。瞿泽祁说：“我父亲没带研究生不遗憾，遗憾的是没给社科院写本书。” 崇文门那套单元房，是瞿同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楼的北面就是古老的北京明城墙遗址，绿树掩映之下，有时会有成群的穿着红色校服的中学生过来跑步，叽叽喳喳，生机盎然。瞿同祖偶尔也会散步其间，不知是否会触目生情，想起当年火热的青春。几进几出，瞿同祖的一生与北京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这样的日子也不多，年老体衰，瞿同祖晚年一般很少出门。更多的时候，他是在书房里享受一份难得的静谧与安逸。阳光下的一盆文竹，给整个书房增添了不少亮色；而墙上的一幅字画，桌上的一架苏绣，无疑又倍增几分雅趣。但谁又深知，晚年的瞿同祖是何等的寂寞。爱妻赵曾玖早已去世，曾经的良师诤友也一一离世。除了芮沐、何炳棣两位先生，吴文藻、翁独健、罗常培、老舍等师友都已不在了。最后的岁月里，瞿同祖还保留着听西洋古典音乐的兴趣，那些唱片都是早年的珍藏。

有一天早上，瞿同祖和瞿泽祁喝咖啡时聊到学风问题。瞿泽祁在美国时，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南卡州大学一个院的开学典礼上，院长给新生讲话，其中有段话是引用别人的，但没有说明，结果被迫辞职，可见学风严谨。瞿同祖听后非常赞成：“太对了，就该这么干。”

瞿同祖那是有感而发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学者为了评副研究员成章地抄他的著作。当时，相关单位找到瞿同祖，说：“瞿老，您看怎么处理？得允许人犯错误，得给人出路。”瞿同祖为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倒不是因为抄他的书，而是学风太腐败。瞿泽祁说：“抄袭在英文中叫做plagiarize，好比法律上的fraud，是no cure，意思为犯这个，是没治的。”

在瞿同祖的书桌上，左边是没来得及看的报纸，右边是还没拆封的信件，而日历定格在2008年8月30日，当天瞿同祖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急诊。

10月3日，瞿同祖停止了呼吸。根据瞿同祖遗愿，丧事从简。然而巧合的是，火化那天是重阳节，第二天安葬又恰逢白露。在八大处，瞿同祖与赵曾玖合葬在一起。瞿泽祁在墓前沏上一杯绿茶，放上一包香烟，摆上两盆鲜花。那是瞿同祖喜欢喝的九华山茶，赵曾玖喜欢抽的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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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属关系只从父系仿面来计算,繇方面的亲属是被忽视的,她的亲属我们称之为外亲,以别于本宗。以父宗而论,则凡同一始祖的男系后裔,都属于同一宗族团体,概为族人。赔属范围则包括自高祖而下的男系后裔。以世代言记,包含自高祖至玄孙的九个世代,所谓九族是。以服制言之,由斩衰渐推至缌麻,包含五等服制。亲属团体是以四世为限,缌服为断的。服制的范围即亲属的范围,同时服制的轻重亦即测定亲属间亲疏远近的标准。服制实际具有两种功用。本宗外亲属关系比较只须比较其不同的服制,便一目了然。家应是指同居的营共同生活的亲属团体而言的。-般情形,家为家,族为族。前者为-一个经济单位,为-共同生活团体。后者则为家的结合体,为-血缘单位,每-一个家自为-经济单位。

瞿同祖先生的学术成就斐然，堪称国际一流的学者，其极富原创性的法律社会史研究庶几可与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东西辉映，其中国法律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堪称独步学林，足可垂范后世。

美国社会经济史学家魏特夫，以研究中国水利工程的文化意义著称，同时兼任“中国史研究计划”的总监，他认为，瞿同祖的工作已经将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魏特夫表示：“瞿教授在与他早些时候返回中国大陆的妻儿会合之前，完成了他的工作。一本书有一本书的命运，在这个计划里面，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发展都留下了印记。”

“瞿同祖不能够算是同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不具代表性。使得他有能力不求名利、努力工作，永远不会因为受到一点挫折而走向偏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赵利栋向记者描述。

瞿同祖与费孝通竟然都是1910年出生，费出生一个家道中衰的地主家庭，而瞿则是晚清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孙，家学更为渊源。两人都是早年成名，中年遭遇变故，不同的是费孝通晚年苦尽甘来，名利双收；而瞿同祖则是逐渐沉寂。今天，费孝通与瞿同祖两位老人的《江村经济》、《生育制度》和《中国封建社会》、《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依然位列书架，被无数学人参考瞻仰，可能这是对老人们最好的告慰吧。两人的开始如此相同，而结局如此不同，是性格决定命运，还是造化作弄人？

瞿同祖仍然保有海外声名。老朋友们仍然记得他。1999年，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译本出版，即赠送给瞿同祖。孔飞力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中人们公认的一位大家，1977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孔飞力接任了他的职务。而上个世纪80年代，瞿同祖曾经到香港大学讲学，用英语为该校师生作了一次关于“清代司法”的演讲，引发了轰动，香港媒体连续追踪报导。

“他隐姓埋名太久了。”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林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个世纪50年代，台湾已经开始翻印瞿同祖的书。林端上个世纪70年代在台湾大学就读，学校附近，到处都可以买得到盗版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林端几乎无法想象，自己居然还有机会拜访这位前辈。

1999年林端初访大陆，偶然得知瞿同祖仍然健在的消息，立即登门拜访。2005年，他曾经在台湾东海大学举办讲座，以《瞿同祖与戴炎辉的法史学：知识社会学的考察》为题，而这恰恰曾经是瞿同祖当年拒绝的教职。林端“揣测”了瞿同祖后半生辍笔的心境，“所有的学者学术生命到一个高峰以后，都会有一个自我内在的压力，比较普通的东西，他可能自己也不满意。”

生命的光亮阶段已然走过，瞿同祖与世无争，缄默到底。林端认为，瞿同祖回到大陆，其后半生清淡无为，反而成就了他的人格典型，既然被大环境左右，没有办法随心所欲，便做一个隐逸之士，回到他自己的生命世界里去。林端钦佩这样的“狷者”，因为无论入世还是退隐，进出之际，都需要强大的自我克制和自我信心。而他认为，这种自信，源于真正的学贯中西，是传统中国与西方现代性的天作之合。

2007年3月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学者赵利栋对瞿同祖进行了数次访谈，而在多次交流中，赵利栋从未主动涉及瞿同祖归国后的话题。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爱国而报国无门，不问名利，但求努力工作而未果，他不愿触及这份时代造成的隐痛与焦虑。而瞿同祖亦从未向外人公开过自己的想法。当他预感到赵利栋将是最后一个采访他的人，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讲话，一次，凌晨5点，他拨通了赵利栋家的电话，详尽解释了自己当年写《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经历；还有一次，瞿同祖委托儿子瞿泽祁，告诉赵利栋自己半生蛰伏的缘由，瞿同祖表示：“过去说回国后没能写出书，是自己的疏懒，那是谦虚，实际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