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府的爵禄有细致规定，等级有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未有亲王、郡王品级者多隔世而降，直至六世都为奉国中尉。另外，亲王、郡王之嫡长子、长孙可册封亲王世子、世孙，郡王世子、世孙。经济上，宗藩享有特权，除享受禄米外，凡"册封及宫室、婚姻、丧葬诸费皆给于宫"，④此外还有厨役、校尉等役，皆编于民。

虽然藩王的军事权利受到了限制，但王府内部的公署、官署配备仍齐全。如庆府设长史司、典簿厅、纪善所、典膳所、典宝所、良医所、奉祀所、典仪所、审理所、工正所、仪卫司等公署。设左右长史、典簿、伴读各一员，教授八员，⑥典宝、纪善、典膳、典仪、奉祀、引礼、典乐各一员，良医、工正、审理正副各一员，仓库大使各一员。仪卫正副各一员。但这些职位的设置都是处理王府内部事务的，并不对地方政治起到作用。此外，藩王对王府署官的行为有自治权，可以依律自行剖断，地方官府并不能干涉。

摘 要：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巩固朱姓王室的稳定统治实行了宗藩制度。宗藩制度以宗法制为基础，从而分封藩王并且规定了明代藩王的政治、军事、司法、经济等特权。明代皇位继承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原则，确立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继嗣规则。宗藩制度与皇位继承有着一定的关系，宗藩制度对于皇位继承制给予了补充，但二者却也相互矛盾。在宗藩制度下，强大的诸王为夺取皇位屡屡发动叛乱，对于皇位的继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关键词：宗藩；制度；皇位；继承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168-02

明朝建立者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皇帝，也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他对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对子孙进行了分封，从而形成了宗藩制度。宗藩制度是明代政治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对明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朱元璋制定这一制度是以宗法制为基础来分封诸王，旨在巩固朱氏王朝的长久统治。明代皇位继承也严格按照宗法制下的嫡长子继承制而实行。宗藩制度与皇位的继承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

一、宗藩制度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摆在他面前的是如何使朱家皇朝长久统治，他总结了西周以来历代统治经验，认为分封是巩固统治、长治久安的良策。对于分封制度朱元璋解释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为国家，下安民生，宜各有爵封，封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尊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①他认为要想国家长治久安、皇位永续就要避除宋元孤立形式，效仿古代分封建制，分封同姓诸王，共卫王室。洪武二年，朱元璋在初编《皇明祖训》时决意法定分封诸王。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署。朱元璋制定的分封制以宗法制为基础，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根据封爵典制规定嫡长皇子册立为皇子，其他皇子分封亲王，亲王嫡长子年及10岁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其余王子年满10岁封郡王，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郡王其他诸子授镇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授奉国中尉。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封第二子到第十子为藩王，洪武十一年，洪武二十四年又相继分封第十一子至第二十五子。洪武期间共分封亲王二十五位，第二子秦王建国于西安，第三子晋王建国于太原。第四子燕王建国于北平，镇守沿长城一带边防重镇。其他诸王分封时均配有相应的封藩和领地。朱明皇子皇孙遍布全国重要军事重镇和城市，这样就构成了上到皇帝下到藩王，共卫朱氏天下的紧密的皇室网络。

朱元璋分封同姓诸王，并且给予了这些藩王们很大的特权。洪武六年（1373），他颁布了《祖训录》，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明朝长久统治而对子孙后代的训诫，对宗室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其中规定：“凡王府文武官属，文官及首领官从王于境内选用，武官千户、百户等于所部军职内选用。”[1]“凡亲王所自用文武官吏并军士，生杀予夺，从王区处，从王区处，朝廷毋得干预。”“凡王所居国城及境内市井乡村人民，敢有违犯及侮慢王者，从王区处，朝廷及风宪官毋得举问。”[2]从这些可以看出分封的诸王在自己封国内，不但具有官员任免的权利，而且还有司法上的特权。藩王的军事特权相对而言要比他们的人事权和司法权更为重要。朱元璋考虑到现实对于军事防御的迫切需求，因此他将军事权力下放到各藩王，从而诸王有了很大的军事权力而且权力越来越大。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令设置亲王护卫指挥司，每王府设三护卫，卫设左、右、中、前、后五所，所千户二人，百户十人，又设围子手二所，每所千户一人。朱元璋在《祖训录》中对藩王的军事权利做出了明确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有常选指挥掌之，听王令旨。凡百征进，若合于理，惟命是听。其护卫系本国军马，并从王调遣。”[3]根据这项规定无论是王国的护卫兵还是由朝廷派往镇守于藩封的守镇兵，都由亲王掌握。此外，原本掌握军事指挥权的元勋功臣，在朱元璋的整治下均已覆灭，他们的军事权力就转移到藩王手中，诸王的军事权力不断扩大。除了以上特权外，朱元璋授予藩王的经济待遇也特别优厚。

二、皇位继承

中国历朝历代都将皇位继承看作头等大事，皇位继承关系着“家天下”平稳长久。为了减少皇族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保证皇位的顺利继承，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册立储君制度。除了几个王朝外，嫡长子继承制一直被作为立储的原则。明朝建立后，朱元璋立长子朱标为太子并且规定“国家建储，礼从长嫡，天下之本在焉”，①“惟帝王之子，居嫡长者，必正储位”[4]，确立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继嗣规则。而对于皇帝无子时的皇位继承问题朱元璋也给予了解决，他规定“凡朝廷无皇子，比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2]。明代皇帝多无嫡子，以嫡子身份即位者只有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武宗朱厚照，明朝立长多于立嫡。

总的来看明代皇位继承还算平稳，但也出现过几次异常情况，一是藩王通过军事政变以武力夺取皇位，二是由于特殊的情况藩王合法继承皇位。由藩王合法继承皇位的有三位，他们是代宗朱祁钰、世宗朱厚■、思宗朱由检。其中由于朱由校没有儿子，所以其弟朱由检即位，这是符合兄终弟及原则的，因此应该属于正常情况。代宗朱祁钰登位则是由于他的哥哥英宗朱祁镇受到其宠信的宦官王振的怂恿，对形势估计不足，率领大军北上与蒙古作战被俘的情况下即位。明世宗朱厚■则是通过别样的兄终弟及登上皇位。明武宗朱厚照死后既无子嗣，又无同父弟，所以首辅杨廷和等人认为朱厚■血缘关系最近，经过皇太后的认可，朱厚■被选为皇位继承人。但这并不符合朱元璋本意，朱元璋所设想的兄终弟及是指同父皇帝的无嗣之弟。至于不合法继承皇位的，明成祖朱棣登位则是一例。惠帝朱允■即位后，藩王强大的实力严重威胁了皇权的统治，藩王问题成为政治生活的隐患。因此惠帝即位后对分封制进行了改革。其改革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削藩。首先是命令诸王不得节制控制文官吏士，对诸王的权利进行限制。惠帝的此项政策是惠元年（1399）二月推出的，显然是在为进一步削藩做准备，其目标就是针对燕王朱棣等握有重兵的藩王。其次就是对王府内部官职进行改革。各王府的长史司是管理王府事务机构，其主要官员由朝廷选派。惠帝对长史府进行了三项内容的改革即增设官职、增加人员，为郡王单独设定一套人员，提高新增人员的地位，通过这些措施以制约藩王。从改革措施看，他将矛头都指向了实力强大的燕王朱棣，朱棣也趁此以清君侧为名叛乱，从而酿成靖难之役，燕王以武力夺取了皇位。 继朱棣以后又有几次藩王对皇权的争夺，不过均以失败告终。首先是朱高煦叛乱。早在靖难之役时，由于朱高煦多次有功，朱棣有意表示将皇位传位于他。但由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在即位后朱棣的允诺没有实现，这也是朱棣和太子朱高炽关系紧张的一方面原因。虽然没有成为太子，但是朱高煦并没有放弃皇位，而是积极准备。于是在宣德元年（1426）叛乱，他在外进行军事部署，在内进行人员策动。明宣宗起初还以静制动，希望他悬崖勒马，但朱高煦对于宣宗的警告置若罔闻。终于宣宗带兵亲征，很快获得胜利。其后又有武宗正德年间的安化王朱■和宁王朱宸濠叛乱，均在短时间内失败。

三、宗藩制度与皇位继承的关系

朱元璋制定的宗藩制度是以宗法制为基础，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分封诸王以及王室子孙的再分封。这一规则只能减少皇位争夺的斗争却未能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在皇位继承上，朱元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规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这一原则与宗藩制度中的分封原则基本相同，可以看出皇位继承制是宗藩制度中的一项内容，也是最重要的内容。而单从皇位继承制度上讲，宗藩制度也要保证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对皇位继承制给予补充。明武宗朱厚照死后既无子嗣，又无同父弟，首辅杨廷和选择朱厚■继承皇位正是因为朱厚■的父亲是明孝宗朱佑樘的大弟弟。在皇帝无子无嗣的情况下，可以按照宗藩制的原则决定血缘亲疏远近关系选定皇位继承人。

宗藩制度要保证皇位继承制度，而实际上却未达到效果，反而它与皇位继承制度产生了矛盾。朱元璋针对元朝由权臣掌控国家事务、专擅国政的危害，他在建立大明王朝后，于洪武元年（1368）即宣布立嫡长子朱标为皇太子，意在奠定稳固的朱氏王朝统治。在他杀戮功臣，改组中枢国家组织的同时，他又大封诸子为王，予以厚禄，特别是对年长诸子，如秦王朱■、晋王朱桐、燕王朱棣、楚王朱桢、齐王朱■等人均授以兵权，分别派遣他们驻守大城重镇和关隘边防，任命他们率领大军出发征讨或负责军屯■边等。朱元璋的意图是由自己的儿子们掌握军事大权，作为朝廷的支柱，可镇压一切异己力量。事实证明，在制定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同时，又实行分封的宗藩制度，给予诸侯王军事、经济等特权，大力培植和加强诸王的军事政治力量，这个是一项自相矛盾的政策。由朱元璋亲自制定的明代立储、封王、赡养全部朱氏皇族宗室的做法，不但整个明代都在财政和民政上成为朝廷的重大负担，而且实际上造成了对皇位继承和行使皇权的极大威胁，一度成为全国性大动乱的源头。在朱棣以武力成功夺取皇位后，相继又有朱高煦、安化王朱■和宁王朱宸濠叛乱，这些军事动乱，无论成功或失败都造成了全国动乱，这也是宗藩制度与皇位继承相矛盾的结果。

明代的宗藩制度对皇位继承有辅助和补充的作用，为皇帝无子嗣情况下选立储君提供了依据。同时宗藩制度又与皇位继承相互矛盾，在宗藩制度下，势力强大的藩王们都不满足于现有的地位而觊觎皇位，这对于皇位按着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继嗣规则的顺利继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而嫡长子继承皇位制度本身也存在弊端，它虽然减少了皇位争夺的斗争但也容易造成既定储君的安逸而不思进取。同时有些嫡长子虽被立为储君，却无治国方略，缺少个人才干，甚至在即位后荒废朝政，造成了朝政的混乱。

参考文献：

[1]朱元璋皇明祖训·职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

[2]朱元璋皇明祖训·法律[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

[3]朱元璋皇明祖训·兵卫[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

[4]孝陵诏敕·封建诸王诏[M]北京：线装书局，2003

朝鲜（儒教国）——短暂“独立”后成为日本保护国，后亡于日本。琉球（儒教国）——亡于日本。苏禄 （回教国）——自行停止进贡。越南（儒教国）——沦为法国保护国。缅甸（佛教国）——被英国占领，莫名其妙解除属国关系。暹罗（佛教国）——自行停止进贡，解除属国关系。南掌（佛教国）—— 沦为法国保护国。廓尔喀（印度教国）——光绪时仍入贡。浩罕（回教国）——亡于俄国。布鲁特（回教国）——亡于俄国。哈萨克（回教国）——亡于俄国。安集延（回教国）——莫名其妙解除属国关系，亡于俄国。玛尔噶朗（回教国）——莫名其妙解除属国关系，亡于俄国。那木干（回教国）——莫名其妙解除属国关系，亡于俄国。塔什干（回教国）——亡于俄国。巴达克山（回教国）—— 自行停止进贡，博罗尔（回教国）——自行停止进贡，阿富汗（回教国）——为英国干涉。坎巨提（回教国）——维持属国关系，后被英国占领，并入巴基斯坦

明初，朱元璋设计的典章制度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他继汉晋以后第三次实行分封制度，建立诸藩。

朱元璋分封诸王，则完全出于己愿。朱元璋之所以分封诸王，显然怀有一种理想，那就是“法古建邦”，“分茅胙土，以藩屏国家”，“藩辅帝室”这一理念的关怀所系。这一点从他的分封诏书中可以清楚知道。从此意义而言，朱元璋的分封诸王是中国历史上汉代以降一次带有分封本意的复古行动。明初分封的诸王，虽不领土地，人口，但是领有军队。一般诸王都领有二三卫，大者拥军二三万，如秦王，晋王，燕王等；小者亦近万。如此多之兵，不待征发已是数万之众。故而就出现了清人杨椿所说的局势，“高皇帝崩，遂人人有帝制自为之意。”

而朱元璋选择的皇位继承人太子朱标乃一柔仁之人，即使不早亡，这些强藩兄弟势力坐大亦是指日之事，后患无穷。不料朱标早死，皇位竟然落入皇太孙朱允炆之手。这种情绪从建文继承皇位到削藩时已经显露出来。那些势力强大而志大才疏的皇叔们不是输给了建文帝，而是输给了朱棣。颇有乃父风范的燕王朱棣，瞅准了建文帝削藩，变更官制这些违背祖训的举措，公然打起“清君侧”的大旗，起而发动靖难叛乱。历时四年的血战，燕王终于成为明朝的最高统治者。

朱棣以违背祖训为借口而发动叛乱，也违背祖训起来。在宗藩政策上，他成为建文帝未完成事业的实际执行人。削藩，瓦解有势力的同宗兄弟的力量是朱棣上台后的一大任务。与建文帝不同的，是朱棣政治上的手段老练和策略性。在一定意义上，朱棣吸收了建文帝削藩的经验，与建文帝彻底的冒进的做法不同。在宗藩问题上，朱棣最后采取了豢养藩王的政策。

在一种特殊背景下最终形成的明代宗藩政策，给这个明朝带来无穷祸害。豢养藩王政策，使诸家藩王无所事事。既不能朝见皇帝，参与朝政，亦不能参与地方事务。他们生活在划定的地方范围内，能做什么？既不能参与经济，军事建设，只有个别藩王从事一点个人喜好的文化活动，如宁王朱权写出了《救荒本草》，朱载堉无聊之极玩抚琴弦之际悟出了“十二平均律”的音乐理论。因此，明代宗室藩王们除了不断地从事人口生产外，别无他途。宗室人口，从洪武年间的二十几家，至正德嘉靖间发展到了二万余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估计至明末大约有十万左右。这众多的人口，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唯一的功绩就是消耗掉明代老百姓们辛苦倍至生产出来的社会财富，坐食民脂民膏终老。仅俸禄一项，就占了明朝开支中的绝大部分。明代宗藩每年消耗的开支成为明代财政支出中一个大头，成为明代财政的一大包袱。这足以令明朝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寝食难安。这从明代众多的户部尚书以及朝臣关于宗藩开支的奏折中可以得知。明代宗藩可以说成为一个十足的寄生阶层，尾大不掉，是国家社会中的废物。

这一切，是这个帝国的设计者朱元璋当初分封诸王时无论如何也不曾预见到的。在特殊环境下形成的明代宗藩制度潜藏的祸患，在朱棣死后就甩给了他的后来者去承受他篡逆带来的恶果，而这一切都是朱元璋亲手培植种下的。

　　2007开年大戏《大明王朝》在全国热播，该剧塑造了明嘉靖帝这一充满矛盾、争论不休的人物形象，有人评论他是“最懂得做皇帝”的人，那么历史上对嘉靖帝的记载与评价又是怎样的呢？中国明朝第十一代皇帝——世宗嘉靖皇帝即朱厚熄，1521——1566年在位，于正德二年（公元1507）9月16日出生于湖广安陆州长寿县（今湖北钟祥市）的兴王藩府，1519年承袭其父朱祐杬（1476——1519）的兴国之封，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以太祖“兄终弟及”之义即位，改年号为嘉靖。站稳脚跟、掌稳政权在嘉靖皇帝即位之初，就革除先朝蠢政，使朝政为之一新。嘉靖的资质被认为是非凡的。他爱学习，好动脑，博览群书，联对敏捷。稍懂事时，就参加王府的一切例行仪式和典礼，还被带到北京的皇宫和朝廷去，熟悉了宫廷仪式和典礼的规矩。他是过早成熟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熏陶，使他逐渐养成了自我感觉良好、旁若无人、自命不凡的习性。他的父亲1519年7月去世后，年仅13岁的他，就接手管理王府，表现出了极高的管理才能。他15岁进京登皇帝位时，其思想体系和世界观已初具雏形。他的治国方略就是在这种思想体系的指导下，得到几个所信赖的大臣的帮助而逐渐形成的。嘉靖皇帝的治国方略，可以从他一生的作为中梳理出以下几条：用老臣，明孝纲，除旧弊，振朝堂等。他的治国方略，是采纳解一贯条陈“十事”的结果，嘉靖本人也是身体力行的。正是这一治国方略才使得他年纪轻轻就站稳脚跟、掌稳政权。迷信方士，尊尚道教1507年嘉靖出生时，恰巧他父亲的挚友玄妙道人陈纯一羽化，他便被说成是玄妙道人投胎转世。明朝学者记载了与他诞生相伴随的奇异的吉祥瑞兆，如黄河水清五日、紫色祥云布满天空，因而他对道家怀有特殊的感情。嘉靖帝宠任一大批向他献方药方术的道士，其中最典型的两个人即邵元节和陶仲文。邵元节不仅本人被授予很高的官衔，连他的父母和孙子、曾孙都受到很高的封赏。嘉靖十五年（1536年），整个冬春久旱不雪，邵元节抓住这个机会，马上在大内设醮为“天下”祈雪。这种祈祷，既然没有固定的时间限制，总会有碰巧“灵验”的时候。果然，时间没过多久，便大雪降临，朱厚熄对此十分敬服。于是，在嘉靖十五年（1536年）三月初七日，就封邵元节为“致一真人”，班序二品并给金、银、玉印记各一方。除此之外，还在西城为他建真人府。府第落成，还特别谕令礼部尚书夏言，为之作颂立碑。继邵元节之后，最受宠的道士就是陶仲文了。他除了被授予礼部尚书外还先后陆续加封少保、少师、太史等职。后来，又授特进光禄大夫等职。嘉靖帝因为极度崇道，便大力毁佛。总而言之，朱厚熄一生溺信道教，尤其在他中年以后，千方百计妄想长寿“成仙”。这种崇尚虚无的做法，不仅白白耗费了数以亿万计的财力和物力，给天下百姓增加了巨大灾难，而且也耽误了自己。从这一点我们说嘉靖帝是何等的愚钝啊！睿智改革树英主形象嘉靖皇帝好标新立异，较少保守思想，为强化君权、树立“英主”形象，嘉靖九年（1530）开始进行以清理封建祭祀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正祀典活动。改天地合祀粼天地分祀，去掉孔子王号，恢复“至圣先师”称号等一系列清理和改定的举措陆续实施。虽然这些与政治、经济改革关系极小，但却是嘉靖皇帝敢于变更祖制的结果。嘉靖皇帝在改正祀典中，将朱元璋制定的关于天地合祀，孔子祀典等多项规定改动了。这无疑动摇了祖制不得变动的陈腐观念，一定程度上为改革活动的开始清除了思想障碍。同时，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嘉靖皇帝也对社会弊端采取一些清理措施，以挽救王朝日渐明显的颓势。从这点出发，他对主要由地方官员发起的改革赋役的活动予以支持，准许在一定的地区内实施，这就为诸如“一条鞭法”等新的赋役征收制度的出台和在局部地区的推行铺平了道路。嘉靖皇帝为解决长期困扰明王朝的宗藩问题而颁布实施的《宗藩条例》更是嘉靖朝改革的重要成果。明朝的宗藩制度始于建国初期，在这个制度下，宗室家族世代承袭，只享受优厚的待遇，但却无所事事，成为由朝廷供养的一群寄生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生齿日繁，人数不断扩大，朝廷的负担也就日益加重。洪武时，山西惟封晋王一人，到世宗时剧增为两万余人;朝廷所支付的禄米也由每年1万石，增至872万余石。明王朝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越来越无法忍受。面对严重的“宗藩”问题，嘉靖皇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予以解决。其中收效较为显著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颁布实行的《宗藩条例》。它一方面限制诸王宗藩的请封活动，另一方面减少亲王的禄米，规定了数十条具体条款。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室贵族势力的膨胀，略为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嘉靖皇帝实施的改革措施，为万历初期张居正全面推行改革进行了准备。十二宫女刺嘉靖嘉靖帝迷信丹药方术，信用邵元节、陶仲文还有唐珠珊等方士、道流，用摧残宫女身心甚至残害其生命的方法，不顾一切采取炼丹药的原料——少女的经血，以炼制长生壮阳丹。宫女们再也忍受不住长期的非人待遇，起而造反。嘉靖二十一年（任寅，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夜里，朱厚熄睡在他的宠妃——端妃曹氏宫里。宫婢杨金英、苏川茶、杨玉香、邢翠莲、姚淑翠、杨翠英、关梅秀、刘妙莲、陈菊花、王秀兰、张金莲等十几人，事前用多根细料仪仗花绳，总搓一条，待朱厚熜睡熟以后拟将他勒死。但在行动时，因思想紧张，一时慌乱，绳子被结成死扣不能收紧，结果只造成昏厥，未能毙命。同时，又因张金莲见事不就，中途思想发生了动摇，转而又去报告皇后，致使“谋逆”未成。结果，杨金英等十几个宫婢均被一一拿获。这时朱厚熄脖颈上的绳索虽然被左右侍从立即解下，但已经昏厥不醒，气息微弱。太医院使许绅，冒死下奇药进行抢救。他用桃仁、红花、大黄等下血诸药，辰时（七八点钟）灌下，未时（下午二三点钟）朱厚熄便忽然作声，随后吐紫血数升，申时（四五点钟）才能说话，又连下三四剂平气活血佬药，“圣躬遂女”。嘉靖又被救活了。谋杀皇帝的宫女都被杀了，嘉靖也被吓坏了。后来每次睡觉，他都在卧室里摆上27张床，以防止别人的谋杀。嘉靖又借口受惊吓，从此不回宫也不上朝了。专横暴虐，喜听谀言嘉靖皇帝采用了以猛治国的方针，对大臣动辄予以廷杖，罚俸、罢官、下狱等方式的惩治。同时他又极喜听阿谀奉承之言，凡善于拍马的小人，往往得以升官晋级。这就使为国分忧的正直臣子时常遭受打击，而势利小人和奸佞官吏则飞黄腾达，鸡犬升天，社会风气愈加败坏。为了牢牢控制朝廷大权，嘉靖皇帝还经常有意制造和利用朝臣之间的矛盾，使之相互争斗，他好居中操纵，掌握大权。这种恶劣作法，使朝臣的门户之争愈趋发展，开明代后期党争的先河。嘉靖四十五年正月，朱厚熄病情加重，而这一年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站。别了，居住二十四年的西苑，嘉靖帝已不能再看它一眼了，他极不情愿地被抬到充满恐怖和肃杀之气的乾清官。上帝赐予他皇位，却又仅赐予他一个普通人的体魄和智慧。当他对繁冗的朝政不堪担荷时，他开始了逃遁，这是与其堂兄明武宗在实质上差别无几的精神逃遁。他用斋醮焚修筑起一道网，希冀把自己同整个社会隔离开来，在体会颂圣的道情乐声中获得灵感和欢娱，也获得长生。但最后，他获得的却是孤独。1567年，嘉靖帝去世，享年60岁，死后葬北京十三陵之“永陵”，谥“钦天履命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素皇帝”。总括其生命历程，他从不足十六岁便入继大统、伴随他的是近半个世纪的朝廷大政，是蒙骑蹄下的烟尘，是凶险环生的宫廷，是争强无尽的内阁，是边卒的叛乱，饥民的造反。可以说嘉靖皇帝既不是“英主”，也不是“昏君”，如果用“中材之主”来评价还比较合适。

明朝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就是被很多网友称作为「 ”国营养猪”的明朝宗室，各地藩王。这些藩王是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在绝大多数时间和政治场域中，一直作为一个沉默寡闻的特殊群体而存在。而且，我们如今的很多人都会把他们理解成「 ”寄生”「 ”腐朽”的脸谱化形象。那么这群明朝王爷真的就只知道，生孩子，吃喝玩吗？ 明代官员 当然不是，还是那句话「 ”其实很多历史事件都要回到当时发展的环境去看，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单一的认为是某些人愚蠢发疯，很大概率就是我们看问题不够全面。” ——明朝奇葩的宗室制度 明朝的宗室政策，奠定于洪武初年，完善于永乐末年，包括宗室政治权力、经济待遇和宗禁等几方面内容。明朝对宗室的管理，总的来说，在洪武时期较为宽松，永乐之后渐趋严格。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与群臣分析过往历史总结经验，最终一致认为宋、元两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主弱而臣强”，朝廷需要得到宗室藩屏的支持，于是以史为鉴决定建藩。并在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开始分封皇子为亲王，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封藩制度。 靖难之役前的分封地区 具体内容不是我们今天赘述的重点，其实朱元璋搞封藩还有另一重考虑。当时的都城选择在了在南京（金陵），因为江浙富饶是全国的财政支柱，所谓「 ”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而且这里有吴王张士诚建好的宫阙，再者朱元璋手下多是江淮子弟，不愿意远离故土家乡。 这就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定都南京，但西北战事未定，为了转饷屯军计，必须有一个军事上的后方重地，以便策应。所以朱元璋选择的既不是郡县制也不是封建制，而是选择了西汉初期的郡国制，这种折中的选择是当时的最佳选择。一方面设官分治集权于中央，一方面分封子弟，使其保卫国家。这样一来，国都位于东南财政之地，封子弟于东北边防之地，在经济上、军事上、统治权的永久维持上都得到了一个完满的解决。 失算的朱元璋 想的太好没有用，正应了那句话「 ”不要你觉得”。朱元璋刚去世，燕王朱棣就发动了靖难之役。改变了朱元璋之前的所有算计。 明朝王爷们的精神面貌可以把靖难之役作为一条分水岭，之前的王爷们在自己的封地有相当大的权力。而朱棣夺取政权即位后，鉴于前朝之失，对控制藩王极为重视，明朝就逐渐形成了，有别于汉晋，又不同于唐宋的宗室制度，有明诸籓，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且不可参合四民之业（即士农工商），并能世袭罔替。 ——说他们是国家的寄生虫，但他们又何尝不想一展抱负 藩王也很难的 靖难之役后，随着明成祖朱棣与明宣宗朱瞻基的削藩，藩王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被全面剥夺，皇族宗室不得参与政事，不得议论朝政，几乎处于与朝廷政治相互隔离的境地，藩王们也逐渐沦落成衣租食禄的附庸。但我们可以从这些藩王们的诗文中感受他们胸中的政治志向与诉求，只不过在政治高压与特务机构的监视下，表达的有点隐晦了。 接下来欣赏一些明代藩王的诗歌： 这些藩王利用诗歌的形式表达着他们内心的感受，主要在四个方面：首先就是心存「 ”辅国经邦之志”。比如秦简王朱诚泳曾自白一腔报国热忱：「 ”报国寸心元自赤，流年双鬂欲成银。” 关心政事 还有唐恭王朱弥钳甚至在诗中直接表达他对时局的忧虑和政见：「 ”乾坤荡荡浩无涯，万里风云际遇时。四海乱离须择将，一身颠沛必求医。爱君日日劳千虑，忧国时时蹙二眉。顷刻不忘忠孝事，此心惟有老天知。”朱弥钳认为国家离乱需要甄选启用人才，这就像人生病寻找好医生一样。不过他也感叹，只有老天明白自己的心意。 生活在嘉靖朝的沈宪王朱胤栘，甚至因为自己丰厚的待遇却不能为国出力感到羞愧：「 ”自知叨厚禄，徒说济时难。试看幽巢雀，林深能自安？”这样的诗句在他的《保和斋稿》中随处可见。虽然朝廷严格禁止宗室参与政治，但在这些藩王的意识里，报国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对于边患，他们也很在意 其次，明代的藩王也「 ”满怀强烈的忧患意识”。明代北方变化一直都是王朝的主题，而很多藩王也都身处边境要塞和名都大邑，往往都能目睹和经历边境战事。但却由于藩王碍于藩禁，不能亲自戎马，只能寄情与诗文之中。 明代有大量藩王写过边塞诗，如周宪王朱有炖、秦简王朱诚泳、唐恭王朱弥钳、肃靖王朱真淤、蜀成王朱让栩、赵康王朱厚煜、武冈王朱显槐等等。其中要数肃靖王朱真淤写的最好「 ”强欲从军事鞍马，冯唐已老复如何”，被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钱谦益称赞其「 ”博雅好文，诗调髙古，言边塞事尤感慨有意”。但藩王们对边塞只能关心却不能建功立业。 关心倭寇侵扰 除了除了边塞藩王们，连身处内地的藩王对农民叛乱和倭寇侵扰也十分关心，他们同样用诗歌表达自我。楚藩武冈王朱显槐不仅关心北边战事，对东南抗倭也颇为重视，他作有《闻习仪鼓角有感》和《寄张明厓（时以巡抚督兵苏松）》二诗，谈论的就是抗倭之事：「 ”满耳干戈犹战伐，东南何日寝王师”，「 ”先声霍霍气横秋，咤得东洋水倒流。一夜狂奴倶远遯，海门依旧泛渔舟” 影射皇帝是非常危险的 第三，这些藩王也会写诗表达「 ”关心朝政，影射帝王”。藩王经常会借气候反常来批评时政，比如沈宪王朱胤栘也有一首类似的诗，讽刺意味更为浓烈：「 ”谁识天心变，当朝宰相家。云凝昏白昼，风起乱黄沙。鼎食宁无愧，樗材每自嗟。蓟门非旧俗，满眼事豪华。”借助气候异常的白昼昏暗，来联想到朝政不善都归因于宰相导致。不知这位嘉靖朝的王爷是否说的是严嵩。这样的诗句还有很多，有的更是影射当朝皇帝。明朝禁止宗室出仕，也让宗室丧失了参与政治的最基本途径。 另外，一些藩王也会「 ”渴望参与地方事务的政治诉求”，并且对于普通百姓也抱有怜悯之情，由于不能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他们在朝廷可能允许的情况下，以赈灾等义举的方式参与地方事务。 ——心中苦闷只能通过佛、道的精神来解脱 朱棣确实改变了很多朱元璋的想法 明代从靖难之役后，藩王们的各种政治志向与诉求，都在严苛的宗室政策之下，压抑的毫无施展空间。他们那些「 ”雄心壮志”也只能以其他类如诗歌的方式表达出来。也有一些藩王，比如土木堡之变后「 ”韩藩襄陵王朱冲秌”、「 ”肃王朱瞻焰”曾经尝试主动上疏，请求参与国家事务，然而无一例外都被朝廷拒绝了。 说白了，明朝藩王所有的「 ”雄心壮志”都会化为一厢情愿，所以他们只能将这些「 ”苦闷”、「 ”无奈”的情绪发泄于诗文当中。导致他们成为这样的特殊群体，究其根本就是明代禁止宗藩参政的藩禁政策。纵然藩王中有佼佼者，皆不能出仕为官，难怪藩王多有抑郁不能一展抱负。 明朝还有特务机构时刻监视着藩王 而禁止参与政事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些藩王终究走上了精神解脱的道路。他们往往会通过三种方式来使得自己在精神世界得以解脱。 第一、就是淡泊名利。儒家讲究「 ”建功立业”，既然这不可能实现，那么「 ”淡泊名利”便成为化解胸中抱负与现实桎舍之间冲突的思想出路。蜀成王朱让栩，纵情诗酒写下「 ”物外无过诗与酒，此中何用利和名”，在他身上看到了洒脱的情调。 学习陶渊明 第二、推崇陶渊明，然后学习着幽居独处。比如，周宪王朱有炖就是长年幽居，还将自己的幽居生活描述为「 ”云林清趣”：「 ”几间茅屋隔尘寰，清爱流泉静爱山。采药一僧云外去，巢松双鹤雨中还。床头浊酒从教醉，世上虚名总是闲。赢得幽居多景趣，蓬莱应不比人间”。秦简王朱诚泳、唐恭王朱弥钳、晋藩庆成王朱慎钟、赵藩江宁王朱载墣等等藩王都十分仰慕推崇陶渊明。 这也使得避世独居与隐退自守成为藩王中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相信大家在很多影视剧中也都看到过明朝王爷的幽闭情绪。在政治上无法有作为，使得隐者与隐居成为藩王们赞颂的对象与行为。他们不只是相仿陶渊明的避世隐居，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避祸方式。 修道，修禅也称为他们的选择 第三、参禅求仙，与僧道来往频繁。在众多藩王当中数周宪王朱有炖最为典型，他可以既学习禅宗又学习仙家，自称最爱学禅和道：「 ”老来惟爱学禅宗”，「 ”老来惟爱学仙家”；他参禅论道的诗歌也特别多，如：《学佛》、《学道》、《礼佛》、《持经》和《参禅》等。他还经常与人论禅，亲自参禅打坐，并对禅学有一定的研究。同时也信道教，与倒是来往频繁。 其他的藩王对禅学与道仙各有偏爱。唐恭王朱弥钳和赵藩江宁王朱载墣更倾心禅学，朱弥钳与道士交往频繁，对道教方术甚为称赞，其妻服用道士丹药病痊愈后，他特意写了《谢王羽士用药有验》一诗，称赞王羽士「 ”传得轩岐术最精”，但朱弥钳却在精神上对禅宗更倾心。而一些藩王如蜀成王朱让栩和晋藩庆成王朱慎钟则钟情与道教。 也有一些王爷去研究音乐、科学方面了 这些藩王们诗歌中「 ”满腔抱负”，但却在实际生活中只能在精神世界寻找解脱。有人以清静无为的生活寻找解脱；有的人效仿陶渊明隐居；有的人只能相信禅宗打坐；有的人却羡慕羽化成仙。在明代的各种社会群体当中，皇家的宗室一族，最终却成了最「 ”丧”的一群人。 ——从明朝宗室的名字看，藩王人生的困顿 朱元璋在搞藩王分封的时候，还想到了子孙一多重名的问题，于是为各藩王每一家都写了一份二十字的辈分表，一家与一家的各不相同，每家都要遵循这二十字的辈分表，而且这一辈用完接着下一辈再用，就这样不断的循环着。名字中的第三个字一定是要按照五行来定的，这个字必须采用金木水火土作为偏旁的，比如儿子辈的朱标、朱棣，孙子辈的朱允炆，朱允熞。 化学元素 每个皇子的名字中只有最后这个字是用来区别自己和其他人的，而且这个唯一的字还要求偏旁部首必须一样，每五代偏旁部首就要按照五行来轮回一次。但朱元璋没想到，自己的子孙实在太多了，到最后各种生僻字都不够用了，为了不违背组训只能造字了，诸如钠、镁、铝、钴、烯等等。 到了17世纪化学周期表被引入中国，为了汉化推广，最终朱元璋后人创造的这些生僻字都被清末著名科学家徐寿引用，变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化学元素的周期列表。 如果非说他们是寄生虫，那他们也是被迫成为的 连名字都被锁死的人生，明代的藩王们又怎么会有一个解脱的人生呢？只希望，以后大家再看到明朝的藩王时，不要只记得他们是一群帝国的寄生虫。他们也是过着被生活与王朝压迫的人生。

大明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在天下初定之后，决定效仿历代王朝，分封诸子建藩就国，以护佑大明皇室。他总结了宋元两朝兴衰治乱的情况后，得出自己的经验，提出“宋元败亡、在于主弱臣强，宗室无力；我朝当引以为鉴，广建宗藩，以卫社稷”。以此作为自己大封亲藩的理由和依据。

太祖建藩前，考虑到汉晋王朝宗室裂土建国、自立于外、诸藩王在封国内权势滔天、专制一方，最终导致威胁朝廷中枢、乃至野心膨胀后举兵作乱的教训，所以制定了一套有别于汉唐宋元诸代的宗藩制度，并亲自编写了《皇明祖训》一书，作为宗藩亲王们的行为准则，明发诏令，让自己的后世子孙都要以其中的祖训作为自己平日里的言行规范，不得有违。

明朝宗藩制度，主要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世袭罔替、禁绝四民之业”。即各藩王就封而不授实际疆土，有国而不领民政大权，地位尊崇，百官敬服，但不得无故结交地方官员。藩王爵位世袭，其余支派子孙按代降袭，所有宗室人等，终生不得从事士农工商之业。

有明一代，自洪武三年(1370年)太祖第一次建藩、将自己的十个儿子册立为亲王开始，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思宗册立第四子朱慈炤为永王结束，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十七朝，大明合计册立亲王八十五位(指首封亲王、不包括承袭王爵者)，其中实封六十四位、追封二十一位。另有靖江王一位(太祖长兄后裔)。润怀王朱文圭(懿文太子次子)、陈闵王朱聿觨(隆武帝之弟)的亲王爵位追封在南明弘光、隆武时，不计入追封亲王位数。

在实封的六十四位亲王中，燕王朱棣、郕王朱祁钰、沂王朱见濬(见深)、兴王(世子)朱厚熜、裕王朱载坖、信王朱由检六人继位为帝，成为帝系，自亲藩中移除。

余下的五十八位亲王，因为早夭、无子、不屈自尽、因事犯法被废、举兵造反被废、袭封后裔造反或犯法被废等原因，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大明朝廷覆灭于李自成起义军、崇祯帝自缢殉国时，已经先后有二十七位亲藩除封、另有两位亲王未就藩(思宗第三子定王、第四子永王)。实际在位亲王二十九位，另靖江王一位。

此外，各亲藩位下，经过或长或短的繁衍生息、瓜绵椒衍，又先后分封郡王九百二十四位，其中也有无子除封或者犯法被废、以及承袭亲藩升为亲王的。至明末，尚存郡王约六百位，广义上，这六百位郡王也能被称为大明藩王。这些郡王连同三十位亲王(含靖江王)，就是大明亲藩的绝大多数成员。

大明历代首封皇子亲王中，最高寿前三位是：

一、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朱桂，生于洪武七年(1374年)，薨于正统十一年(1446年)，年七十三。

二、仁宗第五子襄宪王朱瞻墡，生于永乐四年(1406年)，薨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年七十三。(比叔祖代简王朱桂在世时间少六个月)。

三、英宗第七子吉简王朱见浚，生于景泰七年(1456年)，薨于嘉靖六年(1527年)，年七十二。

而袭封诸亲王中，最高寿前三位是：

一、太祖第二十一子渖简王朱模之孙、渖藩第三代亲王——渖庄王朱幼㙾，生于宣德七年(1432年)，薨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年八十五。

二、太祖第十四子肃庄王朱楧曾孙、肃藩第四代亲王——肃恭王朱贡錝，生于景泰七年(1456年)，薨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年八十一。

三、宪宗第六子益端王朱祐槟次子、益藩第三代亲王——益恭王朱厚炫，生于弘治十三年(1500年)，薨于万历五年(1577年)，年七十八。

另有太祖第十子鲁荒王朱檀之子、鲁藩第二代亲王——鲁靖王朱肇煇，生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薨于成化二年(1466年)，年七十七(按月份算，只比益恭王朱厚炫少在世不到半年而已。)

各府郡王，因为数量繁多、查询不易，所以不再区分首封和承袭者，一并列出，其中最高寿者分别为：

一、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朱桂曾孙、代藩第四代襄垣王朱成鍨，生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薨于隆庆二年(1568)，年九十二。这是有明一代，所有藩王中最长寿者。

二、太祖第五子周定王朱橚第四子周简王朱有爝玄孙、周藩第四代鄢陵王(鄢陵恭昭王)朱睦枸，生于成化四年(1468)，薨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年九十。

此外，思宗第四子永王朱慈炤，生于崇祯五年(1632年)，幼年时遭遇国破家亡，一生历经风霜、漂泊于四方。明亡后，十三岁的朱慈炤化名王士元，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却奇迹般地躲过了诸多危难艰险，总算平安的活到了康熙年间，还娶妻生子，并纳一妾，先后生了六子三女，还有了一个孙子，大致算是子孙满堂了。但是就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隐姓埋名了五十多年的朱慈炤还是被清朝官服寻迹而至，最终被捕。康熙帝得知朱慈炤被抓后，下诏：“其虽无谋反事，但朱家父子不可有。”这样，前明皇子、永王朱慈炤和他成为平民后所生的子孙都被清朝处死。这一年，朱慈炤七十七岁，从血缘上来说，他也是明朝首封皇子亲王中，最为长寿者，但是这已经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