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家谱字辈大全集百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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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忍堂是该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百忍”为名,意为“百年之计,必忍之”,寓意着要坚忍不拔地传承张氏家族的文化和传统。在百忍堂内,有许多张氏族人的肖像、家谱、文物等珍贵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物不仅展示了张氏族人的历史和文化,也为后代提供了重要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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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之源,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在河洛,所谓河洛,指的是黄河、洛河。广义上的河洛就是黄河中游、洛河流域这一广阔的区域。狭义的河洛就是洛阳。“根在河洛”的依据有三:①家谱记载,很多客家族谱都记载先祖居住于河洛。②泰山石敢当的传说。③客家文言;是一种官话,很象中州的河南话。根在河洛并不是指所有客家都出自河洛,其范围应包括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汉水流域以东、淮河以西的中原旧地,其核心在河洛
所谓客家人,是指原籍为河南地区的中原汉族,在东晋战乱时南迁,开始成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群居民,更在后来的几次迁徙行动中,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讲客家话,客家语系是汉民族八大方言之一。
历史上,客家人有五次大南迁,时延1500年的记载。
第一次的大迁徙是在公元317—879年间,东晋怀帝妥朝时,由于西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形成对汉民族影响深远的“五胡乱华”之局,中原地区的不少官员和平民,也纷纷随着渡过黄河南下。为了避免和原户籍者发生混淆,便把这些新来的户籍称为“客”。这是“客”字第一次在中华民旅上出现。
第二次大迁徙是在公元880——1126年间。唐朝末年,黄巢举兵起义及“五代十国”,天下大乱,客家先民又从皖赣某地居所,现迁往江南南部、福建西北及广东北边。
第三次大迁徙是在公元1127——1644年间,金元相继入侵,宋高宗南渡,地这过程中,许多客家人幸均卷入保卫宋室、抵抗元兵的勤王战争。宋亡后,他们只好退往更偏远的广东东、北部。
第四次大迁徙在公元1645——1843年间,这次迁徙却是康熙皇帝为了争取南方的民心,赐给每个男子8两银子、妇女儿童4两银子,鼓励客家人迁入四川、广西及台湾。一向以客家人为荣的朱德同志的祖辈就是在这一次迁徙时,从韶关移居四川的。
第五次大迁徙是在1866年以后,发生于太平天国起义末期。由于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是客家人央太平天国失败后,话多客家人在清政府的压力下,纷纷向理智偏远的南方,甚至向东南亚等海外地区迁徙。
目前,全世界有客家人约4500万人。其中国内4000万人,国外有500万人左右。在海外的客家人分布很广,较集中的是东南亚一带,新加坡的李光耀、和国际知名作家韩素音均是客家人。国内有客家人聚居的地区共有17个省、185个市县,其中客家人占95%以上的纯客县50个,客家人最为集中的地方是赣南、闽南和粤东北部。广东的客家人有2000多万,占全省总人数近30%,其中纯客县15个。
梅州作为东江流域的纯客家地区,最早的客家先民来历可追逆到秦朝。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南越后,为进一步开发岭南,派屠睢、任嚣、赵佗带50万兵卒驻守,还下令将数十万名“罪人”发配到岭南。赵佗先为龙川县令,后为南越王。龙川的赵、韦、官、任四姓居民就是第一批进入龙川与当地土著族人杂居的中原人。但是,作为客家人大规模迁徙到河源地区的时间,却要推到客家人第三次大迁徙这一时期,即公元1127——1644年间。
广东梅县的山歌文化独树一帜。
客家刘氏开七派为中山刘氏之大宗,上可溯源至源明公,下传十八世为第一个能在正式史料中有记载的人物累公,现今的河南省鲁山县建有累公纪念墓,2004年5月成功在累公祖地举行“第四届世界刘氏联谊会”。传至第75世祖邦公建立汉家皇朝,历24帝400多载,后裔繁衍,派系甚多,吾族系出中山靖王胜公,繁子衍孙,传下客家刘氏开七派后裔遍布海内外,真正成为“日不落”的大家族。 吾族世系接续至宋朝末年,已经繁衍130世,仍能续上世系,实乃幸事也。因年代久远,加上战乱等非人为的因素,世系混乱实难避免,部份世系存在杜撰成份,这就有赖后裔考究更正。 自第130世祖富山公至龙公的世系疑点甚多:首先很多世系都接上宗臣公一人,查实宗臣公乃是唐朝人也,在江西省宁都有宗臣公铁墓和石碑记载,在唐德宗贞元十二载丙子岁(公元 796 年)八月二十五日“皇帝御敕银青荣禄大夫,命为虔州判事。”,故宗臣公是比祥公先存在的祖先,不应归为富山公下面。查江西宁都族谱之世系示:唐代宗臣公为刘氏第87 世祖舒公之第二子喧(信)公传下,而长子谊公传下是祥公派也。其次是清代刘墉谱(至龙公为145世)中将福建五忠堂的祖先接到富山公下面,此也是一大错误,鉴于以上情况,特修订接续世系如下: 一、远古祖系 大始祖 源明公---第2世祖 永河公---第3世祖 济乐公---第4世祖 岁纪公---第5世祖 正坤公---第6世祖 长历公---第7世祖 德尧公---第8世祖 仁宏公---第9世祖 廷光公---第10世祖 爵南公---第11世祖 行矩公---第12世祖 复旺公---第13世祖 茂清公---第14世祖 孔阳公---第15世祖 日永公---第16世祖 德荣公---第17世祖 聚义公---第18世祖 累公---第19世祖 昌益公---第20世祖 信盛公---第21世祖 泳八公---第22世祖 相承公---第23世祖 全福公---第24世祖 美勋公---第25世祖 钊胎公---第26世祖 炳宽公---第27世祖 文盛公---第28世祖 锦遥公---第29世祖 升吉公---第30世祖 瑞明公---第31世祖 先柱公---第32世祖 源传公---第33世祖 维宗公---第34世祖 新兴公---第35世祖 建吕公---第36世祖 宝招公---第37世祖 晨禄公---第38世祖 任玉公---第39世祖 添祯公---第40世祖 树鸿公---第41世祖 登贵公---第42世祖 俊通公---第43世祖 彦武公---第44世祖 标林公---第45世祖 德朋公---第46世祖 朝良公---第47世祖 廷声公---第48世祖 元振公---第49世祖 胜海公---第50世祖 杜伯公---第51世祖 隰叔公---第52世祖 士蒍[上艹+下为]公---第53世祖 士縠公---第54世祖 士会公(范宗起姓)---第55世祖 拱照公---第56世祖 报联公---第57世祖 致禄公---第58世祖 文公---第59世祖 士云公(刘桓公,自秦涉魏徙于丰,即在江南徐州府沛县丰乡等处立业)---第60世祖 仓模公---第61世祖 荣信公---第62世祖 封诰公---第63世祖 大禄公---第64世祖 富仙公---第65世祖 贵文公---第66世祖 得公---第67世祖 璋秀公---第68世祖 金盛公---第69世祖 榜照公---第70世祖 显科公---第71世祖 思龙公---第72世祖 恩盛公(刘清)---第73世祖 荣公---第74世祖 瑞(煓)公 二、古代祖系 第75世祖 高祖邦公---第76世祖 恒公---第77世祖 启公---第78世祖 胜公---第79世祖 贞公---第80世祖 昂公---第81世祖 禄公---第82世祖 恋公---第83世祖 英公---第84世祖 建公---第85世祖 哀华公---第86世祖 宪公---第87世祖 舒公---第88世祖 谊公---第89世祖 必公---第90世祖 不疑公---第91世祖 惠公---第92世祖 雄公---第93世祖 弘公---第94世祖 备公---第95世祖 永公---第96世祖 晨公---第97世祖 乾清公---第98世祖 文琥公---第99世祖 麟(麒) 公---第100世祖 振河公---第101世祖 雅公---第102世祖 瑾升公---第103世祖 淳震公---第104世祖 坤仁公---第105世祖 丹公---第106世祖 昞公---第107世祖 楚之公---第108世祖 点公---第109世祖 虬公---第110世祖 祓公---第111世祖 子疆公---第112世祖 运隆公---第113世祖 可寿公---第114世祖 宏谋公---第115世祖 学易公---第116世祖 洪公---第117世祖 曙道公---第118世祖 逊公---第119世祖 贿公 三、中代祖系 第120世祖 祥公---第121世祖 天锡公---第122世祖 沐公---第123世祖 龙图公---第124世祖 任公---第125世祖 若还公---第126世祖 参常公---第127世祖 德洪公---第128世祖 月清公---第129世祖 梅公---第130世祖 富山公---第131世祖 春田公---第132世祖 贵盛公---第133世祖 龙公 自大始祖源明公至第133世祖龙公奉为上代列祖。第134世祖开七公为我客家刘氏开七公派的近代肇基始祖,故现今后裔都以开七公为近代肇基一世祖,并以此来辈列世系也
客家指的是客家民系。
客家民系是中国广东、福建、江西、台湾等省本地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南迁汉族移民群体中的一类,是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汉族民系之一。
古代客家先民的历史开始于秦征岭南融百越时期,历经西晋永嘉之乱、东晋五胡乱华,唐末黄巢之乱,宋室南渡,中原汉族大举南迁,陆续迁入南方各省,经过千年演化,最迟在南宋已逐渐形成一支具有独特方言、风俗习惯及文化形态的汉族民系。
客家文化既继承了古代正统汉族文化,又融合了南方(如岭南)土著文化,有古汉文化活化石之誉,客家语言是古汉语的活化石。耕读传家是客家文化的特点。围龙屋制度是古代农耕文化的巅峰代表。客家学是当今世界的一门显学。
扩展资料:
“客家”说法起源于广东四邑地区,是当时(清朝)四邑族群对粤东地区(亦称惠潮来民)迁来的族群的一个称谓。
旧时,南方客家地区的长者一辈都自称福广人、岭东人或者循州人、嘉应人、汀州人、韶州人、虔州人,或者直接以当地县名为名。
“客家”一词后来由于罗香林的客家学说而广为人知,并逐渐成为族群名称,不少人开始欣然受之,自称客家人, 但至今仍有不少地区不清楚这个称谓。
参考资料:
客家人是中国人!用标准语言解释就是:客家,作为汉族中一个重要民系,是东晋以来汉族南迁后逐渐出现于我囯南方的。客家,在汉语的客家话和粤语方言中读作“客家话”。既是自称,又是他的名字。“客户”一词的本义是与当地土著人对称,后来成为自称。
(客家风格建筑。成都洛带)
根据大量资料显示,客家人的祖先曾经生活在中国中原地区,由于社会变迁和战争,出现了五次大规模的南迁过程。
第一次是东晋初年到隋唐。在这数百年间,混乱的根源是司马忠称帝后,丑女贾南凤杀死摄政王杨军,废皇太子,造成了司马家八王之乱,互相讨伐。
更错的时候,把少数民族的武装引入战争,于是中国陷入了国内大乱的历史悲剧,大量汉人被屠杀,于是晋朝整体南迁,随之而来的是大量中原汉人。这就是所谓的“南渡”。
具体来说,中原地区有6个县(太原、上党、乐平、西河、雁门、新兴,辖44个县,约今山西、陕西)。
泗州(河南、河内、河东、宫鸿、京赵胤等。(
州(分颍川、汝南、益阳、陈郡、乔军、郭培等六县二国,辖94县,约今河南省)
以上统计时间是东汉末年。
(5)战争的狂野场面)
在这次南迁之前,人们南迁最远的地方是江西中部。
到达赣中的客家人当然是最早的客家人祖先。虽然连续五次迁徙,但客家人的根都在这里,赣中等地自然是客家人南迁的地方之一。
唐朝末年,江西的袁州、汀州两地突然之间人口暴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汀州人陈本起兵造反,陈本的兵马大多是江西本地的土人,但是战争打到第三年时,陈本的人马越打越多,而且这些人都是来自两淮之地的汉人。在《资治通鉴》中多次有“淮汉入汀”、“掳淮汉为前驱”等记载。可见,当时大量汉人的涌入是客观存在的。
据北宋《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等记载的人口数来看,唐朝末年,赣南人口增加了一倍多。明嘉靖年间的《赣州府志》记载,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赣州的户数是120985户,淳熙年间(1174—1189)赣州户数增加到 193339户。在汀州,崇宁年间(1102年)汀州的移民户数达到了172432户,庆元年间的汀州户数是达到了218570户。在虔州,崇宁年间人口从172432人,迅速暴增到272400人,短短一年时间之内人口暴增了10万人。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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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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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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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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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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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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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家谱
作者:李军钢
第一章 老祖宗
更新时间2009-9-6 15:12:43 字数:3377
家谱
前言
我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上有座石板桥。
一天,大雨倾盆,小河里水流湍急,把石板桥冲垮了。大雨过后,大水消退,膝盖深的清水缓缓地,哗哗地从石板上冲刷而过。
乡亲们重新搭建石板桥,忽然一人惊呼:“这个石碑上有很多字!”大石碑像是一个值钱文物,大家立刻围拢过来,鉴定它的价值。大石碑上起头有一段前言,随后就是密密麻麻的名字,全姓严,原来这是我们严姓家族最古老的一段家谱,我们村二百多名姓严的人都来自同一个老祖宗,老祖宗的名字就在最上面。然而,这个刻满祖宗名字的大石碑却被铺在桥面上,大家每天踩着祖宗的名字,在桥上走过来,走过去,老祖宗名符其实地做了后世子孙的铺路石。
于是有人提议把石碑保存起来,竖立起来,让石碑告诉大家:大家是一家人。有人说石板不够用,坚持要用石碑修桥。一位白须老者摇头叹气说:“现在家家都关门过日子,哪里还像一家人?”老者说的是实情,家家户户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别人瓦上霜,夜里谁家遭贼偷,除了狗咬贼之外,没有邻居出来撵贼。只有很少人对大石碑有热情,大多数人对大石碑很冷淡。如果不用这个大石碑修桥,那么谁也不肯从自己家里献出一块石板来修桥,更没有人愿意自掏腰包,买一块大石板来替代大石碑。最后,大石碑只好仍然坚守自己的原有岗位,老祖宗的名字继续充当后世子孙脚下的铺路石。……
祖先是原籍为河南地区的中原汉族。
相关介绍:
客家人在上千年的迁徙历史中,已经和其他迁徙族群一样成了很多地方的原住民。客家人在过去一千七百多年里,从未停下迁移的脚步。
客家人一词起源说法不多,一说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给客制度”及唐宋时期的“客户”制度,一说源于清初广东粤西人对惠、潮、嘉、汀、赣移民的称呼;还有一说相对于“主”而言的一种对称,即外来人的意思。
扩展资料
客家土楼的建筑理念就是,同一祖先的子孙们团结向心,外御其辱。据考证,中国殷商时代就有夯土建屋。唐长安的皇城、宫墙均为夯土墙,城内的里枋也是用土墙分隔。福建土楼是客家人从黄河流域辗转迁移到永定之后,历尽沧桑,将远古的生土建筑艺术发扬光大并推向极致的特殊产物。
因为客家语本是中原雅言,只是到了南方后吸收了一些土著语言,但其主体仍是中古雅韵,能与古代韵书记载的发音对应,今仍保留大量文言文字眼。
-客家人
张氏家谱字辈大全集百忍堂
本文2023-11-05 03:54:13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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