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估算了一下,目前在47个国家的2000多个博物馆中,中国流失的文物大约有167万件。在全球,中国至少有数百万件文物流落异域。有的是战争时期掠夺来的,有的是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窃取的,有的是盗墓贼或文物贩子走私出去的。

　　中国文物流失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后开始的。1860年10月18日,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中国文物史上最大的劫难。圆明园自康熙以来历代帝王庋藏的纯金、镀银、玉雕、铜铸佛像达10万尊以上。法国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但是,这座艺术宝库被彻底洗劫一空,大量稀世之宝,包括《永乐大典》和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早募本等都散失殆尽。

　　目前,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总数多达23万余件,珍品如山。其中我国古画有数百件之多。被八国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永乐大典》、《女史箴图》、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和“考察队”窃取的敦煌画卷就收藏于此。这里的中国馆是1990年香港商人何鸿卿爵士捐助200万英镑(约2700多万人民币)改建的,改建的目的是便于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展览。大英博物馆一向被认作是在中国之外藏有最多最好的中国文物的博物馆。事实上,大英博物馆某些类别的收藏还要优于中国,例如敦煌画卷与经卷(经卷现已随大英图书馆一起搬出)。

　　大英博物馆的文物除少数为爱好者捐赠外,绝大部分为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大肆掠夺而来。近年许多国家纷纷向英国政府交涉,希望能够取回属于他们的展品。希腊为争取古代巴特农神庙埃尔金大理石雕的归还,至今仍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数量也非常大,且品种丰富。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收藏有中国文物,数量大概在数十万件。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历代名画、金玉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等3万多件。巴黎卢浮宫国立博物馆分馆——吉美博物馆藏品的一半以上都是中国文物,达3万多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以收藏中国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其中陶瓷部有2000多件,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玉器部有1200多件,为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青铜器部约有800件。

　　就地方志和古籍而言,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我国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万片。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3成,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12万件。

　　面对如此多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杰出创造力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如此众多的无价之宝流落海外而感到痛惜和惭愧。

　　文物走私猖獗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非法文物交易价格不断攀升,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走私的巨额利润,导致全球性文物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资料,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挖坟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屡禁不绝,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行业。青海某地在短短几个月时间被毁古墓1000余座,5000多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珍品被哄抢一空。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10万余起,被毁古墓20余万座。在英国倒卖中国文物的犯罪嫌疑人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这些唯利是图的文物贩子们是中国文物流离失所的源头,也是屡禁不止的文物犯罪的祸首。据海关总署统计,1991～2000年,全国海关缉获走私文物10多万件。1997年5月,天津海关查获一起用集装箱偷运文物案,集装箱内共有文物5000余件。2003年8月,深圳海关对外宣布,该关成功破获一起走私国家珍贵古生物化石的走私团伙,截获国家一级文物等国家限制出口文物共计2165件。这一案件是建国以来海关系统查获的最大一宗古生物走私案件。这批走私化石数量之多,级别之高,品种之全,国内罕见。

　　因管理不善或监守自盗而造成的文物流失,已成为中国文物走私市场仅次于古墓盗掘的第二大来源。2003年6月18日,在因坐拥避暑山庄而久负盛名的河北承德,共有158件文物被从门禁森严的文物仓库中盗出,其中数件为堪称中国国宝的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其余为国家二级或三级保护文物。案件所涉文物数量多,品级高,业内人士认为,这很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博界第一大案。2003年10月9日,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管理文物的办公室副主任陈迪宽,因涉嫌贪污文物被当地检察机关逮捕,之后又有两名工作人员被刑事拘留。这个馆5000多件文物不翼而飞,也没有报案,主管部门也未作深究。2003年11月27日晚,央视《焦点访谈》“访谈”了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一个经营了近20年的博物馆连一个完整的账目都拿不出来,出现文物大量流失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此之前,也报道过故宫字号文物被盗流失的事,流失的原因也是难敌“家贼”。

　　长期以来,资金和人手不足是中国文物博物馆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客流量最大的上海博物馆,每年2000万元的门票收入仍不足以使其自足。有的博物馆则因为新文物的出土,不得不在既无人员补充又无资金注入的情况下,背上看守墓葬的沉重负担。近几年来,全国诸如周口店遗址这样的国宝级文化遗产,由于缺乏维护、保护资金,都纷纷陷入了困境。文物保护经费的巨大缺口在全国已是一个普遍现象。目前国内许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都多少有些收入,有的单位如秦俑博物馆等的门票收入都过亿元。这些收入大部分上缴当地政府,上缴的部分返还给文物部门很困难,实际上很难做到专款专用。

　　海底“沉宝”“守业”难

　　2004年3月1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的佳士得公司拍卖大厅,有1700余件精美的中国瓷器被同时拍卖。这些产自明朝万历年间的漳州瓷器是越南渔民几年前在南海的一艘中国古沉船上发现的。如此大量的中国海底文物在境外被批量拍卖已经不是头一遭。中国南海的古沉船应该超过2000艘。由于船的装载量大,因此在文物市场上形成了“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通常一艘普通中型商船就能装载10万件以上的瓷器。

　　关于海底沉宝的归属问题,根据国家文物局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对于遗存于中国领海内以及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的文物,无论其起源于中国或起源于外国,均属中国所有。为了获得中国文物并逃过法律制裁,海上盗宝者们使出了各种招数。比如探宝者在获得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许可证后就可进行海底打捞工作,只须按协议与其共同分享打捞上来的宝物即可。但是有些探宝者利用这些国家的许可证作幌子秘密在中国海域进行打捞。外国盗宝者们将其打捞沉船的经纬度作为最高机密,从不对外公布,使外界无法找到其违法的证据。国际公约中有“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的规定,于是他们钻国际法的空子,将从中国海域打捞上来的文物藏匿一段时间,等过了法律规定的确认期限,再将其堂而皇之地送往拍卖行拍卖。

　　由于受到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制约,中国目前还无法对南海海域的中国沉船进行保护性打捞。尽管沉船数量很多,但是由于分布在浩瀚的大洋中,水下打捞无异于一场巨额赌博。打捞一艘比较深的沉船动辄需要几千万元。中国曾经组织过一次对一艘日本近代沉船“阿波丸”的大规模打捞工程,结果前期开支预算就高达1�2亿元。

　　海底沉船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装载的文物值钱与否,人文价值才是最重要的。近年来,中国海底文物严重流失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国有关部门的注意,目前中国正在着手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遏制这一现象。

　　文物回归不惜血本

　　我国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开始步入小康,许多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陆续回归。这原本是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却花了大量血本。2003年9月,香港信德集团董事局主席何鸿斥资700万元,以物业发展项目名义,购入圆明园乾隆御制錾花铜猪首并将其赠送保利艺术博物馆。2003年4月,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最善本四卷被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从美国收藏家手中购回。据说这还是占了大便宜,此前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比利时的博物馆、日本的藏家以及中国的一些拍卖行等都想要这一阁帖,出价均不低于这个数,日本人开的价是1100万美元。这四卷《淳化阁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在上海出现过,后来就流出国门。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为美籍犹太人安思远以30万美元拍下。

　　2002年12月6日,散轶多年的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行书《研山铭》被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从海外征集回国。国家文物局依据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指定《研山铭》采取定向拍卖方式,在12月6日拍卖会上,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依法参加竞买,最终以2999万元购回《研山铭》,并由该中心代接代管,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放保护。这是国家设立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后收购的第一件珍品。故宫近几年在文物拍卖市场已经展示好几次大手笔了:1800万元收购张先《十咏图》、400多万元收购清石涛《高呼与可图卷》、600余万元收购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2200万元收购《出师颂》。

　　近年来,国内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品中有30%左右为海外回流品。看到国人为购回国宝而奔忙不止,并且时有所获,我们在庆幸之余,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如果按照这些价格,数以千万计的大量流失文物,今后又将如何收回。一件件以巨款赎购根本就不现实。正因为经费短缺问题,不少国宝我们眼睁睁看着让人家买走,我们出不起那么大的价钱。2003年7月12日,康熙御用传世玉玺被海外神秘人士以600万元拍去。华辰公司在征集2003年春拍物品时,从一位海外收藏家手中征集到了这件国宝。这枚玉玺被称为“康熙御笔之宝”,仅印面就有9�5厘米见方,是康熙年号玉玺中尺寸、体积最大的一枚,在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遗失海外。康熙共有120方印章,大部分在这次国难中流失。玉玺这种文物本身所具有的综合收藏价值不同于一般文物,它拥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政治价值、学术价值以及艺术价值。

　　从2002年开始,国家财政第一次设立了“国家文物征集专项经费”,一般安排5000万元。只能有所选择,“买回一件算一件”,以“填补文物空白”为要。大部分只能眼睁睁看着被人家买走。乾隆的《大阅图》有三件,第一件在故宫。前些时候第二件拿出来拍卖,故宫曾想以500万元收购,但人家的底价已是800万元,最后拍到了2000多万元。《康熙南巡图》一共12卷,故宫有几卷,卖方的开价高也没有买。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故宫的心理价位是1000万元,当叫到2300万元的时候,都不敢举手了,只好看着国外买家拿下了,后来进了美国的博物馆,估计永远不会再出来了。

　　立法保护有待加强

　　对非法出境的文物,世界各国少有重金赎回的先例。普遍的做法是依据法律和道义的原则,锲而不舍地竭力追索。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甚至不惜采用强硬的外交手段。2003年6月17日,美国向中国归还了6件走私文物,这是中国通过法律程序追索文物取得的一项成果。2000年3月,我国墓葬文物武士浮雕像出现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在中美两国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成功阻止拍卖,最终得以按照司法程序将这件文物没收为国家财产,并无偿归还给中国政府。武士浮雕像的胜利追索,开创了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合作,打击非法出口文化财产,返还被盗文物的先河。追寻文物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依靠国际刑警组织,协助各国追回被盗文物。我们现在追寻文物的主要法理依据是《国际流失文物返还公约》。但有一个问题存在,返还文物至公约生效以后实行,不溯及以往。当然,国际公约也没有肯定以前的非法流失文物的合法性。

　　被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文物无偿返回祖国,是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也是中国人民的殷切企盼。国宝回归的前提是必须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按照国际公约,于情于理,无可辩驳的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若“不惜重金”赎回,确有损于中国人民的颜面和自尊,有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格。但2002年12月9日,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联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表示反对将艺术品,包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正当手段获取的文物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相抵触。按照规定,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掠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这里所说的“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就是不论战争何时发生,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归还要求。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决不放弃追索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

　　为了打击文物走私,中国对文物出境实行许可证制度。这是国际上普遍实行的一种文物出境管理制度,未经我国文物出境鉴定机构审核许可,以任何方式携运文物出境都是非法的,是走私文物出境,都要受到法律追究。我国在禁止非法发掘、禁止文物的非法交易和严厉打击文物走私方面也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如果能得到严格执行,文化遗产受破坏的情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变。针对国际文物走私猖獗的现象,亚欧一些文化官员呼吁制订一部国际公约,打击文物走私,防止文化遗产流失。目前许多国家都有针对文物走私而制订的相关法律规定,但国际社会需要一部更为详尽可行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以确保人们不会掠夺其他国家的文化遗产,同时保证被掠夺的文化遗产能返还给其原属国。

楼上说的不错——

“万帖之祖”——淳化阁帖

宋代在书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法帖的刊刻。宋太宗承袭宋太祖，偃武修文，也想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所发展，故他讲究刻帖。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代法书，命侍书学士王著编次，标明法帖，摹勒于枣木板上，共分十卷，拓赐大臣一本，其后不复赐。后板毁于火。《淳化阁帖》的出现，古人法书多赖此以传。且摹勒逼真，精神完足，向被誉为诸家法帖之冠。后来诸帖受它的影响很大，卷首标题使用了“法帖”的名称，是书法范本中最先以法帖为名的，故称誉为法帖之鼻祖。

此帖收有历代帝王、名臣及诸家古法帖，以及王羲之、王献之等的法帖，其中羲、献父子书迹几占全帖之半，早期官拓本为当世所珍重，大臣登中书省与枢密院二府者，始得赐帖一部，而不及百年，官拓本即已极为难求。

《淳化阁帖》中除了介绍二王的书法，更把魏钟繇和晋名家的书法做了一番探寻。自《淳化阁帖》问世后，为宋代官私刻帖开创了风气，到了南宋，其风更盛。有直接翻刻《淳化阁帖》者，如《二王府帖》、南宋《绍兴国子监帖》、《淳熙修内司帖》、《贾似道刻本》、《泉州本》、《肃府本》及清内府重刻《淳化阁帖》等，除直接按照《淳化》摹刻外，另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以淳化为本，加以增减重编者，如《庆历长沙帖》、《大观帖》，一种是《淳化》的续编者，如《元佑秘阁续法帖》、《淳熙秘阁续法帖》、《绛帖》等。

因为这些法帖所收，皆唐以前名家手迹，与碑刻异趣，也就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书家。然而，那些增减之后的诸帖，复演为武冈帖、福清本与彭州本等化身。除《淳化阁帖》系统外，宋及以后各朝公私摹刻丛帖名目繁多，不胜枚举。而这些法帖也就成为宋至清习书练字者的主要范本。

一部《淳化阁帖》楷书成分绝少。大多是“稿本”之体，这是时代的趋势所成。这种法帖的优点是，它可以容纳较多不同形式的书体面貌，比丰碑巨碣捶拓方便。可以说是一大优点。《淳化阁帖》对我国书体流传，尤其对宋代行书发展，确确实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自清乾嘉年间金石、小学兴起，引起学者们对宋以前碑版刻石的重视，于是，碑碣、摩崖文字乃重为书家钻研对象。

但由于法帖自宋以后，摹勒翻刻既多，难免笔画有误，笔意失真，故自清中叶学者以碑版多作直接书石而加镌刻，能存原作笔意，而有尊碑抑帖之说。实则碑与帖各具其妙：碑，方严深刻，气势雄强；帖，妍雅飞逸，意态潇洒。两者各有千秋。

《淳化阁帖》问世后，当时据《淳化阁帖》再辑，再翻之帖，亦不计其数。金、元两代，刻帖较少，至明、清复盛。直至近代摄影、印刷术的高度发达，刻帖才告终止。近代最后刻的巨帙法帖，是霍邱裴氏《壮陶阁法帖》，共48卷。我国刻帖的历史，可云：“始于《淳化阁》，终于《壮陶阁帖》。”

帖有单行帖和集帖（即丛帖、汇帖、套帖之分）。单行帖，如《定武兰亭》、《平复帖》、《鸭头丸帖》、《伯远帖》、《争座位帖》等。集帖又有集刻一家书与各家书之别。集刻一家书者，如颜真卿《忠义堂帖》、苏轼的《西楼苏帖》、米芾《绍兴米帖》……集刻各家书者，如《淳化阁帖》、《戏鸿堂帖》、《宝贤堂帖》、《真赏斋帖》、《快雪堂帖》、《三希堂法帖》、《壮陶阁帖》等

新中国最重要的文物回归

著名碑帖专家启功先生曾说：“《淳化阁帖》如能回归，将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文物回归。”而且此帖450万美元的回购价格，远超不久前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购《出师颂》的2200万元人民币，仅次于2000年以4404万港币成交的明代瓷器“五彩鱼藻纹盖罐”，成为中国文物成交价的全球第二高。

一张纸要3万？

此前一些媒体报道，《淳化阁帖》所用的纸名为澄心堂纸。现在就是一张没字的澄心堂纸，都要卖到3万元，所以四卷《淳化阁帖》，光是卖纸，就值好几百万。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证实，澄心堂纸的确价值不菲。陈燮君告诉记者，澄心堂所产的纸，是从唐代开始直到宋代都非常著名的，“轻似蝉翼白如雪”，是最好的拓本用纸。而这样的纸恐怕今天也做不出来。至于是否一张要3万元，陈燮君表示，其实现在市面上根本就没得卖，所以完全无法估算其价值。

《淳化阁帖》追了50年

陈燮君说，上海博物馆关注这件国宝，前后已经历时50年。早在“文革”前，上海博物馆老馆长徐森玉先生就多方探寻，誓要让此国宝回归祖国。20世纪80年代《淳化阁帖》被美国安思远先生于香港拍得，而当上海博物馆与安先生谈判的时候，同时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国内外多家拍卖行竞争，据悉他们的出价都不会少于450万美元。而安思远最先开出的价格，更高达600万美元。

1996年，安思远曾经应北京故宫博物院之邀，将此祖刻《阁帖》拓本带到北京进行特别展览，引起极大轰动。著名书画碑帖专家启功先生观后十分激动，认为这一“国宝”级文物应该回归祖国。近几年，上海博物馆一直通过各种渠道与安思远保持联系，希望安思远能够出让这件“宝贝”，让其“落叶归根”。但是，安思远始终没有松口。转机出现在今年4月。上博得知安思远同意出让《淳化阁帖》的消息，立刻委托既是安思远也是上博的朋友王立梅女士赴美洽谈购买事宜。但是，日本收藏家、比利时的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也闻讯纷纷派人去谈价钱。经过反复斟酌，安思远告诉代表上博去谈判的王立梅女士：“《淳化阁帖》是中国的宝物，还是让它回归故里吧。”上博终于如愿以偿，抱得“国宝”归。

据悉，上博瞄准的目标尚不止《淳化阁帖》这一件，徐森玉当年早已心中有谱，有几件文物是一定要回归的，而《淳化阁帖》只是其中之一。至于其他到底还有哪几件，陈燮君表示，为了怕一旦公布引起这些文物的价格飙升，所以目前还须保密。

安思远是美国及整个西方艺术界公认的最具眼光和品位的古董商兼收藏家。安思远经营和收藏的门类颇多，几乎可以建立一家小型博物馆，被为“中国古董教父”，他对明式家具收藏颇具建树，又被称为“明朝之王”。 收藏家梁晓新评价“他的慷慨和远见，为业界称道”。

安思远1929年7月13日出生于美国。1948年安思远为一家经营陶瓷的古董店工作，在此得到经营亚洲艺术品的古董商贝尼的赏识，从中学习了中国陶瓷、家具和绘画等。 就读耶鲁大学时，指导晚清书画研究的王方宇为他起了中文名“安思远”。王方宇不仅教安思远中国艺术知识，还教他为人为商之道。而庞耐则给予安思远资金和渠道支持，让安思远有更多机会去了解中国陶瓷、家具和绘画等，以及日本、印度、泰国等亚洲艺术。

1960年，他和古董商詹姆斯高德合伙在纽约开了安思远高德画廊，经营英国家具、工艺品以及亚洲艺术。1981年安思远大胆购藏了1500件印度艺术品，其中半数很快出售，他也成为最具权威的国际亚洲艺术古董商。 经过多年的钻研和实际运作，他成为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泰斗，是美国及整个西方艺术界公认的最具眼光和品位的古董商兼收藏家，有“中国古董教父”之称。安思远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中最著名的是碑帖和明清家具收藏，因其颇具建树的明式家具收藏被称为“明朝之王”。而让安思远与中国产生渊源的还包括其收藏的北宋拓《淳化阁帖》六、七、八三卷及第四卷的转手往事。

1996年9月，安思远携北宋拓四卷《淳化阁帖》来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进行了展览。启功和国内专家对这四卷法帖进行了鉴定，一致认为是宋刻宋拓无疑。故宫博物院通过王立梅女士沟通，希望能够促成其他文物交换，未果。2003年4月初，上海博物馆邀请王立梅代表上海博物馆和安思远商谈购买《淳化阁帖》一事，终以450万美元成交。

2000年，安思远发现自己在港澳地区购买的一尊五代王处直墓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刻是被盗文物后，主动与中国政府取得联系，并随即无偿捐赠中国政府。

2014年8月3日辞世，享年85岁。

于我来说，艺术收藏为世间最妙的事业，你永远不会厌倦，也不会有终点生活总是趣味盎然。

――安思远

追忆

文/ 曹星原

历史是个奇怪的现象和存在，有时候是以事传人，有时候又托人传事。换句话说，一件事情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可以使一个人本来不足为奇的人进入历史，或者由于一个著名人物的介入使得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成为历史事件。

海外的著名藏家几十成百，独独安思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且被过誉为“亚洲艺术的教父”。这样的体面和辉煌让几年前去世的大藏家王季千情以何堪？同住纽约的王季千出身苏州豪门，20世纪初到了美国之后把着手教会了一批美国人如何鉴定、如何收藏、如何写字、如何理解中国的笔墨。

安思远在公寓中

在85岁高龄时，安思远不小心摔倒在其纽约住宅而作古，于是所有留下来的私人收藏进行了拍卖，连着七天拍了六场，全部收藏散去、斩获816亿元人民币，引起了正走入收藏和艺术品交易高潮的中国藏家、古董商以及许多人的关注。当然，不可避免的，有人对这六场拍卖也有一些微词。

比如有人就认为那一对黄花梨的圈椅卖了900多万美元有点超出椅子在当下所应有的价值。

艺术品的民间收藏在欧美已经形成了有规模的商业模式，而且也派生了一系列规范和做法。以我个人的看法，安思远家里留存的东西不是一个收藏家的格局而是一个著名的古董商的家底。

我唯一一次去他的家里虽然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但是观感仍然比较震撼。进门之后的第一感觉是小玩意太多，看不过来，觉得自己像是阿里巴巴走进了一个宝库一样。第二个感觉是收藏无序。这些藏品，与其说是为了某种收藏目的淘来的，不如说是因为作为古董商的他特别喜欢而不舍得出手，或者是其他原因没能出手的结果。

一个藏家有自己的喜好与关注，从家里的摆设基本可以看出来。

一般来说藏家可以分为如下几类：专类收藏家只各处搜罗某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或者某一种题材的作品，甚至是含有某一种图像的一切东西。比如我认识一对母女收藏家专门收藏含有蜻蜓的一切东西。另一类是纵向收藏。也就是以美术史发展为线索、收藏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再一类是横向收藏，尽可能多地将同一时代的不同艺术家的作品在收藏中表现出来。还有一类是涵盖性收藏；涵盖性收藏比较宏大，其中包含了纵向收藏，在纵向收藏中对有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或画家做了横向收藏，甚至专类收藏。

一般来说，严肃的藏家身边都有两类人：一类是古董商，另一类就是美术史家。加拿大艾伯特大学的前校长，现任校董的三迪麦克泰格和夫人瑟利雅麦克泰格作为新入中国古董收藏的强手，周围就有古董商安思远、张宏、英国的美术史家韦驮，以及美国的一些美术史家。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麦克泰格夫妇进入了中国艺术品的收藏界，而且直接定位为以宫廷的作品和器物为主。

在1970年代，乾隆时期的东西并不值钱，但是作为新出道的藏家，这个定位含有深意：首先，宫廷的背景永远带有至高无上的色彩；其次，乾时期的东西虽然当时不值钱，但是毕竟乾隆帝是以收藏著称并指导了清宫后期收藏的规范化。所以在这个定位之内，只要进了清宫的或者是出自清宫的艺术品都被纳入麦克泰格的收藏体系。因此他们的收藏定位是涵盖性的、同时把乾隆时期作为横向关注。

到了20世纪80年代，麦克泰格家族的收藏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于是她和丈夫就请了一批她们一直依赖的古董商和艺术史家，包括我也在内，把她的东西全部鉴定评估一遍。我本人最喜欢的一件作品是那件应该算董其昌绝笔书法。无论是从笔墨的老辣遒劲还是从款识的时间上看，都是在董其昌最后的日子时写的。

住在麦克泰格家的那几天，我对安思远的了解多了起来。安思远本是美国人，年轻时，遇到在耶鲁大学教中文的王方宇教授，王教授不但给他取了这个令人过目不忘的名字，而且也是领他进入中国收藏和中国文化的人。

安思远的好学和聪慧使他逐步走入这一行当的中心并且慢慢地在纽约为自己做出了品牌。安思远纽约的拍卖预展，拍卖前的预展我们都去看，好几次就在拍卖公司的库房里跟安思远站在那儿聊天。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出手了一件大作品，心里十分高兴，挥着他那戴着巨大的镶金翡翠戒指的手，叼着巨大的雪茄烟说，星原，我今年活儿全干完了，可以休假了，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儿。我说这才几月啊！他说不光是今年，明年的活儿都做完了。

万分得意自己的斩获，他带我去看那件天价古董。这就是古董商和收藏家的区别；藏家死也不肯出手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商人，虽然欣赏好东西，只要卖得出好价钱的东西，他都会出手卖了。

安思远在纽约大道的家

所以他的日子是在一边卖，一边买的节奏中行进的。不过他仍然把他最喜欢的东西留在身边，比如他从不离手的那个翡翠大戒指。现在这个戒指的去向是一个谜，有文章说拍卖七天之后，这个戒指也没出现。

就在麦克泰格做全部收藏评估那次，每天吃饭时，我被安排坐他旁边。他很会谈话，饭桌上的声音最有穿透力。

聊着聊着，他突然把手伸给我看，说：“星原，你见过这么漂亮的翡翠吗？你觉得这个翡翠怎么样？”我说不错，他对我的回答很不以为然，说：“只是不错啊，你以前见过几块这么透明、这么漂亮、这么大的翡翠？你就说了个不错！这是顶级的，再没有这么大的了，我永远不会让它离身。我专门到香港请了金匠，让他按我自己的设计做了个金戒指把这块翡翠镶在这儿。我戴在手上永远不离身。”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比划，一不小心，他的戒指就碰上了邻座的高脚酒杯，把那酒杯给打破了。三迪麦克泰格马上说：“打个酒杯没关系，戒指留给我们就行了。”安思远马上回答，这戒指我是到死都不离身的，我死了，戒指跟着我走。

瑟莉亚跟着就说：“这戒指你带不走。你死了，我去给你送葬，顺手把戒指脱下来我带走，玩笑。”安思远很认真地说，你带不走，你拿不走，我知道快要死了，我就把它吞下去。

大家说到这种时候，已经不能再往下接了，喝酒喝酒，那时候家里的佣人已经把酒杯换了，酒也换了，就接着喝酒，就过去了。

安思远一生收藏在七天内散尽，但这个戒指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