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灭亡后，军阀割据，建立了许多小朝廷，统称五代十国。钱镠占据了浙江杭州一带十三个州，建立了吴越国。后来宋太祖统一中原，陆续消灭了其他割据势力。吴越国主动投降，纳地称臣。宋朝廷赞许他顺应天命，免使一方生灵涂炭，保障了江浙一带的富庶繁华，后人对钱氏的做法表示赞赏。钱氏后人也以此为荣，所以写到家谱中。

钱镠与传统宗教

　钱镠的成功，与其善于利用传统宗教有密切关系。他利用时人潜意识中根深蒂回的“天人感应”信仰，制造种种神话，为自己增添神圣的灵光，以增强凝聚力；通过各种祭礼，神道没教，以培养臣民的忠孝之心：并从卜筮中获得了战胜挫折的信心。建国后，他又通过封神建庙等宗教活动，宣扬王权神授，籍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在用人治国及生产领域，都可见传统宗教思想对钱镠的影响。传统宗教在吴越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积极性大于消极性。

　关键词：钱镠；传统宗教；“天人感应”；神话；祭祀

　吴越国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开国之主是唐末镇海军（治杭州）节度使钱缪，据有杭、越两藩，包括今浙江省和无锡以东的江苏省南部及上海市，是十国之中的一个蕞尔小国。然而，这个小国家却颇令治五代十国史者注目，其原因，一是其国长治久安；二是其国经济发展，文化昌盛，正如著名学者卞孝萱、郑学檬所著《五代史话》所言：“吴越在钱氏治理下，政治上比较安定，文士荟萃，人才济济；经济繁荣，渔盐蚕桑之利，甲于江南；海上交通发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文化也称盛于时。”一个地狭（仅有十三州）民寡之小国，何以能在五代这个战火不息、血肉横飞的乱世中保持长久的安定？学术界未见学者认真、仔细探讨过此问题。五代史家陶懋炳对此问题也只是略作推测，谓“南方九国之中，嗣主较为贤达者，无腧钱氏，这虽与吴越诸主不事内宠、教诲子嗣得法有关，但比较重要的原因，似乎是居桑梓之地，更注意人心民情吧？笔者认为，吴越国的长治久安，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存在着多方面的因素；而其中，吴越国统治者对于各种宗教的有效利用，却是一个不宜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吴越国统治集团（尤其是历代钱氏吴越国王）善于利用宗教，不仅在政治上神化了自身，增强了凝聚力，巩固了统治地位；而且在军事、生产等领域，充分激励了士气，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还通过宗教活动，营造和维持了与邻国甚至外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促进了吴越与其他地区、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一言以蔽之，吴越国的历史状况与宗教是密切相关的。正如有学者所言：“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宗教曾发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留下了鲜明的烙印。可以说，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过去的历史。”Ⅲ限于篇幅，本文仅就钱镠与传统宗教之密切关系略作考察和论述。

　一

　吴越国的奠基者钱镠出身低微，于唐末投入地方武装董吕部下。在作战中，他率领的队伍屡战屡捷，因而很受董昌的器重。董昌做了杭州刺史后，把所属各县的军队组成八个都，任钱镠为都指挥使。光启二年（886），董昌夺得越州（今浙江绍兴）后，把杭州交给了钱镠。后董昌妄自尊大，背叛唐朝，建立割据政权大越罗平国。钱镠奉朝廷之命灭董昌，据有两浙，为吴越立国奠定了基础。钱镠平步青云的奥秘何在？史载他“善射与槊，骁勇绝伦”，似乎钱镠的发迹凭借的是骁勇善战。然而，揆之史实，笔者认为，助钱镠事业成功的，与其说是勇悍，不如说是他善于利用宗教的种种手段，神化自己，增强了凝聚力，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从而树立了崇高的个人威望。

　首先，钱镠利用人们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天人感应”信仰，制造种种神话，为自己添上了神圣的灵光，增强了凝聚力。钱镠出身本来低微，又兼“无赖，不事家人生产，以贩盐为盗”。乡里人大多鄙视他。当时，县录事钟起数子喜与钱镠交游，也遭到钟起的禁阻。“稍通图纬诸书”的钱镠便与“善术者”合谋，演了一出“戏”，以证明钱镠是上天注定的“非常入”、“贵人”、“王人”。《新五代史》卷六七《吴越世家第七》载：“豫章人有善术者，望牛斗间有王气。牛斗，钱塘分也，因游钱塘。占之在临安，乃之临安，以相法隐市中，阴求其人。（钟）起与术者善，术者私谓起曰：‘占君县有贵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视君之相贵矣，然不足当之。’起乃为置酒，悉召贤豪为会，阴令术者遍视之，皆不足当。术者过起家，（钱）镠适从外来，见起，反走，术者望见之，大惊曰：‘此真贵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钱生尔。’术者召镠至，熟视之，顾起曰：‘君之贵者，因此人也。’乃慰谬曰：‘子骨法非常，愿自爱！’因与起诀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质（验证）吾术尔。’明日乃去。起始纵其子等与镠游，时时贷其穷乏。”此事不可轻易看作是后世史家神化统治者的无稽之谈。此事或许是“事实”，但此事的“导演”极有可能是钱镠。钱镠走南闯北贩盐，交际广，请个术者演场“戏”并不难。大约钱镠知道钟起迷信神秘的方术，于是请术者以占星术骗取钟起的刮目相看，不仅可令其允许诸子与钱镠交游，还可借钟起作宣传工具，为自己披上神圣的外衣。从钟起“纵其子与镠游”，并“时时贷其穷乏’看，钱镠的“戏”演得很成功。这一成功，也许令钱镠“品尝”到了神秘宗教的无穷魅力，于是，其后，围绕着钱镠，种种“天人感应”及“神助”的神奇故事便衍生出来，并被史家言之凿凿地加载史册。

　古代中国人都很重视人的出生，认为“非常人”的出生一定不平凡，一定会有“天人感应”的迹象。故历代统治者在发迹过程中及掌握政权后，都致力制造种种“神话”，以凝聚人心。钱镠也不例外。

　另外，针对军队中将士普遍怀有神的观念和信仰的现实，钱镠在领兵作战、筑城、出行等活动中，无时无刻不在通过种种途径、手段编造传播形形 的“神助”故事，其客观效果，不只是神化了钱镠，同时也激励了士气，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壮大了其军事势力。仅以军队作战为例，什国春秋》卷七七载：唐中和二年（882）七月，钱镠统八都兵讨伐刘汉宏叛军，“会夜分，星月皎然，兵不可渡，缪掬江沙，吞而祝曰：‘吾以义兵讨贼，愿（天）助阴云蔽月，以济我师。’倾之，云雾晦瞑，即渡江，窃取军号，斫其营。”把战胜敌军归功于祈祷而获得天助。干宁四年（897）八月，钱镠向唐朝请封胥江惠应侯为吴安王，理由是：“先是，安仁义将沿江入寇，一夕惊涛，沙路尽毁。王（钱镠）感其神异，请而封之。”神不仅助钱镠军队战胜，还破坏敌军对钱镠军队的偷袭。开平二年（908）九月，钱镠又奏请后梁封故隋司徒陈仁杲为福顺王，“以仁杲常以明兵助王（钱镠）”故也。钱镠对神的一再请封，与大事修庙、亲撰碑记一样，实质上都是一种宣传手段。诸如此类的“神异，故事，史籍中还可捡拾若干。这些“神助”故事，或是偶然事件，通过附会而成；或是子虚乌有，虚构而来。故事神秘，无从核实，信不信由你。但可以断言，在人们宗教观念深厚的古代社会，这对激励钱镠军队的士气、斗志，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是“晓之以理”所不能企及的。

　其次，通过祭祀，加强与神灵的联系，祈求得到神助，并借此“神道设教”，以培养子弟、臣民的忠孝之心。祭祀既是中国以“敬天法祖”为核心的宗法性传统宗教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是封建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儒学倡导的“礼”的重要内容之一。《礼记·昏义》篇云：“夫礼，始于冠，本于昏（婚），重于丧祭。”《祭统》篇又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钱镠在治军、治国过程中，对于祭祀也极重视，将祭祀作为团结亲族，笼络将士臣民的一种重要手段。其祭祀活动包括：

　1、祭祖先。在古代，祭天是礼制规定天子的特权。钱镠身为大臣，不能僭越礼制，只能祭祖。在宗法性传统宗教中，天是祖的延伸，祖是天与人沟通的中介。祖先拜祭是维系血亲关系的重要机制，其意义在于维护孝道。当时，钱镠的部下中，不时有见利忘义，伺机叛乱者，这对钱缪事业的发展是一大障碍。钱缪深为此而头痛。他认识到，要培养部下的忠心，首先得从培养子弟的孝道着手，子弟孝，臣下忠，事业才可成功，此即儒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光启四年（888）七月，钱镠在临安九州山新修钱氏九州庙，天祜三年（906）十一月，通过唐朝敕命，允准于本道建三代私庙。开平四年（910），后梁敕封钱氏三世，“敕建三世庙于安国衣锦军”。钱镠修宗庙，祭祖先，旨在培养子弟、臣民的忠孝观念，防范犯上作乱。其后，钱氏宗室和穆，将臣忠心，可见其修宗庙，敬祀事的积极意义。

　2、祭忠臣。为培养将臣对自己的忠诚，钱镠的法宝之一是对已逝忠臣的拜祭，包括拜祭地方历史上的忠臣及自己军队中出现的忠臣。干宁二年（895），“是岁终，郊封胥山伍子胥为惠应候”。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忠臣。胥山即今浙江杭州市内吴山，山上原有伍子胥庙。对伍子胥祠的加封，虽出自唐廷，却是应钱镠的奏请；封祠祭神的目的，一是祈求神灵对自己的佐祜，二是显示自己对忠臣的敬意。对病死或战殁的忠将，钱镠也以祭拜表示自己的感恩和崇敬。唐光启三年（887），润州牙将刘浩叛乱，逐其帅周宝，推度支催勘官薛朗为帅。钱镠遣将取周宝以归，并“具军礼郊迎。环久，周宝病卒。其后，钱镠遣杜陵等攻润州，逐刘浩，执薛朗。钱镠“剖其（薛朗）心以祭（周）宝”。杜陵，唐末归附钱镠，对钱氏忠心耿耿。干宁年问（894——898），杜陵败淮南宣州叛军。钱镠将叛军改编为亲兵，号“武勇都”。杜陵认为叛降之军勇悍无赖，置之肘腋必为祸患，曾密疏钱镠以士人取而代之。钱镠不从。其后，武勇都果然反叛，与淮南勾结，几置钱镠于死地。钱镠为表彰杜陵的先见及忠诚，“使祭之，旌其先见”。武勇都军叛乱时，高渭率师入援，中伏战死。后叛乱平定，投奔淮南的叛酋徐绾被淮南槛送回来。钱镠“命剖（徐绾）心以祭高渭”。对死者的祭祀，宗旨显然在于激励生者。吴越国多忠节之将臣，绝非偶然。

　3、祭自然神。宗教学告诉我们，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在自然界面前显得脆弱渺小，于是产生对自然物和自然力的畏惧感、依赖感和神秘感，认为万物万象背后都有一个神秘莫测的主宰，此即所谓自然神。自然神能力远远高于人类，它能给人类造成祸殃，又能为人所用，福佑人类。吴越国滨江临海，其人对江海之神十分虔诚。史籍中常见钱镠对这些自然神灵的祭祀祈求。如《吴越备史》卷一载：唐末干宁三年（896）正月，淮南将安仁义出战船自湖州将渡江以应叛乱的董昌。钱镠命武勇都指挥使许再思率师御之。“（安）仁义竟不敢渡。然抄路之患未弭，乃祭江海而祷胥山祠。一夕，惊涛，沙路悉毁。江堧一隅无所患矣。”浪涛毁坏沙路，阻挡了敌军的入侵，或许是偶然的自然现象；但因为事情凑巧，在钱镠及其将士看来，这是祭祀祈祷有效，江海神灵“显圣”的结果。

　再次，算命、占卜、禁忌等宗教性活动、情感，曾一次次给钱镠注射了“强心剂”、“镇静剂”，使他在遭遇挫折之时不气馁，对前景充满信心。在天、神决定人间一切的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古代中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宿命思想，上至君主帝王，下及平民百姓，概莫能外。每当疑惑或挫折之时，人们便会求助于算命、占卜，以窥知“天意’圾个人命运，预测事情的发展趋向。钱镠对算命与占卜都深信不疑。唐末，钱镠隶属董昌为偏将，时年二十四岁，颇受董昌倚重。一日，董昌派遣钱镠去临安，途经余杭，有瞽者善摸骨相，集于龙光桥。钱镠因请瞽者看（摸）相。瞽者摸后，竟无一言。若干日后自临安返回，时已日暮，相者仍在桥所。钱镠遂贽金请相。“相者曰：‘旁无人乎？’，王（钱镠）曰：‘独在斯。’相者乃引臂久之，叹曰：‘天下乱矣，期时之内，再遇贵人。’言讫而去。旬日后，王复以束帛至余杭，将酬之，访于乡间，竟绝踪迹。”一个目瞎相者凭触摸即可辨出前后乃为一人，可见钱镠“骨法”确乎与众不同；而骨法与众不同当然意味着钱镠乃“非常人”、“贵人”，前程无可 。这无疑大大激励了钱镠努力拼搏的信心。

　战争期间，每遇挫折，钱镠也常常通过卜筮，向术士探知前事。在他的幕府中，就有专职的占候者，如叶简，“善占候，尤精风角，武肃王（钱镠）辟居幕中”；善占卜的李咸与叶简同在武肃王幕府。天复二年（902）八月，武勇都指挥使徐绾及左武勇都指挥使许再思联合反叛。钱镠仓猝率师平叛。在胜负未分，前途未卜之时，钱镠忧心如焚，便借助占筮以测吉凶。据载：“初，王（钱镠）行至龙泉，闻变，召李成占之。（李成）曰：‘大王霸业方永，但分野小灾耳，请勿为虑。不然，大王当有疾。’王曰：‘宁我有疾，岂宜害百姓耶？’王又召叶简筮之。曰：‘贼无如我何。’王曰：‘淮人将同恶乎？’简曰：‘淮人不来，宣城（州）当济贼，季冬方败，然宣城亦当败于明年，今不足虑。’如期皆验也。”旧李咸及叶简都是钱镠熟悉亲善的术士，他们当然不会长叛军声威灭钱镠锣志气，而必然会说有利于钱镠的话。他们占筮的结果一致：叛乱不会动摇钱镠霸业的根基，必然以失败告终。这令钱镠吃了定心丸，增强了战胜叛乱的决心和信心。

　钱镠不仅在治军发迹过程中，与宗法性传统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封王建国以后，宗教仍然是钱镠治国理民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表现在：

　（一）通过封神建庙、编排传布神话等宗教活动，大力宣扬“天人感应”、“王权神授”，借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天祜四年（907）四月，朱温“受唐禅”，改元“开平”，建立五代第一个中原王朝4梁。五月，后梁晋封钱镠为“吴越王”（此前钱镠分别被唐封为吴王或越王）。钱镠认为，自己霸业的成功，“启吴越之双封，为东南之盟主”，是得到神灵扶助的结果，因此，成功之后，首先应当对神灵表示“酬谢”。他在开平元年修葺镇东军墙隍神庙并上表请求后梁进封墙隍神为“崇福侯”，就是酬神之一举。在《修墙隍神庙兼奏进封崇福侯记》中，钱镠就将自己霸业的成功与神灵的“冥力护持”相联系，谓：“今当吴越双封，一王理事，亦仗土地阴骘，冥力护持。神既助今日之光荣，予亦报幽灵之焕耀”。天宝元年（908）九月，后梁应钱镠之奏请，“封故隋司徒陈仁杲为福顺王”。据说，“仁果常以阴兵助王（钱镠）。王崇报之，请封于（后）梁，且令请州皆立庙。”天宝二年五月，钱缪亲巡苏州，“封故唐曹王明为昭灵侯”。李明为唐太宗子。据说，“淮人围姑苏时，守将祷于其庙，（敌军）辄自溃去，故加封焉”。同年，“命建双仁祠，祀唐颜真卿，以从父兄杲卿并飨”。天宝十年（917），“建崇善王庙于蓬莱阁西”。次年十一月，“立晋分水令朱彻庙于新登县，封（朱）彻通灵侯”。天宝十二年（919），“封安国县独山神为镇水山王”，等等。宝正六年（931）十一月，钱镠临死前一年，他还大事重修防风山（氏）灵德王庙。据《一统志》记载，防风氏庙建于唐元和年间（806—820），钱镠曾祈祷有应，故请封显德王，因年久失修及战争破坏，己呈颓坏之象，钱镠因此重加修整。在《庙记》中，钱镠说明重修此庙的缘由是：“一则酬忠臣之启愿，二则答阴隲之匡扶，唯冀明神，永安缔构，禀元化而口垂恩福，镇土疆而阴军民，保四时风雨顺调”，同时为民众提供“请福祈恩之所”，期望“后来贤彦知士，精敬神明”，有助于维持吴越国的社会治安。叫戋缪修建神庙，奏封王侯，实质在于说明其如今获得的地位和权力都是“神授”的。他认为王权抹上了神圣的色彩，就可以长久得以维持。这就是钱镠每获加官晋爵，常伴有宗教活动的奥秘所在。

　（二）以“骨法”选拔治国人才。“骨法”是古代相人术的一种。相人术是通过相人之形貌气色而预测其才能高下、命运吉凶之术。相人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流行。相人术的理论依据是传统的天帝命定信仰，亦即西汉大儒董仲舒所谓“天人相副”：既然人的才能、命运都是由天注定的，因而，上天在赋予各人面貌、形态方面，当然也会有所不同，故而通过人的面貌形态，即可窥知此人的才能、品性及其福禄。正如东汉学者王充所言：“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王充：《论衡·骨相》）钱镠不仅深信相人之术，曾请相者算命，而且其本人对相人术也有钻研，尤精“骨法”相人术。在统兵作战过程中，他常用“骨法”之术相人、用人。建国之后，通过“骨法”选人、用人仍是其政治的一种重要手段。什国春秋》卷七八《武良肃王世家下》载，建国之初，为了从北方流移而来的人士中挑选贤能，钱镠曾派遣数十名画工居于淞江边，称为“挛手校尉”，职责是“伺北方流移来者，咸写貌以闻，择清俊者用之”。画工对北方流移来者“咸写貌’显然不可能（其时北方战乱，流移南来者众多）；很可能是画工根据钱镠的“骨法”之术，将“骨法”特异者描画下来，供钱镠选择任用。《十国春秋》卷八六林鼎传又载，林鼎谒武肃王钱镠，钱镠辟为文穆王（钱镠子钱元瑾）幕府。文穆王因为林鼎有卓越之才，多次向父王钱镠推荐，都不见任用；一次又上密表推荐，钱镠这才道出不重用林鼎的原因。“武肃王日：‘（林）鼎骨法非常，真辅相器。然我不骤贵者，欲汝贵之，庶尽心于汝也。’”原来，钱镠是从长计议，让文穆王继位后再重用林鼎，林鼎就会因为感恩而竭心尽智效力于文穆王，为吴越国政治服务。其后，林鼎成为吴越国重要丞相，似乎证明了钱镠的“骨法”之术的“灵验”。又如曹仲达，“道过钱塘，武肃王奇其貌，遂以王妹俪焉，累授台、处二州刺史”，“及建国，拜丞相”。

　（三）将祭祀、巫术应用于生产领域，以激励、凝聚民心，发展经济。古代中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农业的兴衰，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因此，祭祀、巫术等宗教活动也常常用于生产领域，以祈求风调雨顺，灾害消除，五谷丰登。在吴越国历史上，用于生产领域的祭祀、巫术活动见于记载的主要有：

　1、祭祀驱虫。遭遇突发性自然灾害（如蝗灾等）之时，人无力抗衡抵御，又不甘束手旁观，便进行祭祀，冀望神灵助佑，禳除灾害。据载，后唐天成三年（928），“夏，六月以来，大旱，有蝗蔽日而飞，昼为之黑，庭户衣帐充塞之。王（钱镠）亲祀于都会堂。是夕，大风，蝗坠浙江而死。”偶然的一场大风令无数蝗虫折翼溺毙江中，似乎显示了祭祀的“灵验”。实际上，此类祭祀活动还另有其政治意义：祭祀不灵，也显示了统治者忧国忧民，有励精图治之志；祭祀“灵验”，则显示了统治者具有神性，故得上天（神）保佑——无论如何都有利于凝聚民心。

　2、以巫术协助筑塘。后梁开平四年（910）八月，钱镠征集民夫，于候潮门外筑捍海塘。这是一项对吴越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而又异常艰难的水利工程。“初定基时，王（钱镠）困苦为江涛怒潮，水急湍流，昼夜冲激沙岸，版筑不能就”。经过失败之后，为了激励民心，钱镠利用民众的崇神心理，举行了一系列的祭祀、祈祷、厌胜等宗教仪式。且不探究流潮的转向是否真是祈祷、厌胜所致；可以断言，一系列的宗教活动，大大鼓舞了民夫筑塘捍海的干劲，终将捍海大堤筑就。捍海塘（堤）的筑成，为吴越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钱镠是五代时期吴越国的奠基者和开创者。在他的统治下，东南一隅出现了局部统一局面。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环境中，吴越国政治较清明，经济得发展，文化趋向繁荣。因此，钱镠不仅在吴越地方史上，而且在中国古代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钱镠对国情民情有清醒的认识，他善于借助种种宗教的手段，不仅神化了自身，增强了凝聚力，同时又充分 和调动了士卒作战和民众生产的积极性，为其霸业的成功及史册留名奠定了良好基础。传统的宗法性宗教，不仅对钱镠本人有重要影响，对吴越围历史也有重要影响。

  近日，有网友称，位于浙江杭州的钱镠墓被盗，并附有一张此前发布的有关于全国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的相关文章的截图。该消息发出不久，便引出了网友的极大关注。

  而针对此次钱镠墓被盗案件，5月12日下午5时，杭州市举行了关于钱镠墓盗掘案件情况通报会。 根据一部分记者从通报会上获取的资料得知，钱镠墓早在2019年就已被挖掘**，万幸的是，在今天钱镠墓被盗的175件文物已经被全部追回且文物未造成太大地破坏，犯罪嫌疑人也已被抓。

  听到这个消息，关注文物保护的人无不扼腕叹息，迫切想要追回这些被盗的文物，那这些文物究竟是怎么被盗走的呢，相信很多都对这儿感兴趣，希望有关部门能吸取这次教训，以防再次发生相同的案件。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当地以钱镠墓为重要基础打造的“吴越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目前正在建设之中，而其施工开始时间也正好是2020年。 于是，有一部分人怀疑是否是因为在施工建设中过于专注建设而忽略了保护钱镠墓这一根本问题。且钱镠墓位居闹市，距离临安区政府仅有数百厘米，那么钱镠墓被盗是否也与相关部门的监管不力有关。

  在通报会上，方向明指出，经相关部门勘测后，发现了一个直达钱镠墓墓室的盗洞，这几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直接打进家门口了，简直是奇耻大辱。此案查明后，涉案人员皆已伏法，大快人心。但这也反映了我国关于文物保护制度上的一些漏洞和不足，希望通过这次案件，能从根源上解决掉这个问题，还文物一份“安宁”，也让文物保护从被动承受中走出来。

近日，杭州市举行了关于钱镠墓盗掘案件情况的通报会。会中主要汇报了3大情况，分别为案件侦办情况 文物追缴情况以及对嫌疑人处罚的情况。

据了解，此次警方行动共抓获涉案违法犯罪嫌疑人39名，追回涉案文物共223件，其中实施盗掘钱镠墓的犯罪嫌疑人2名，经梳理核对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拍摄的文物照片，结合供述、辨认等情况，确认该墓被盗文物175件已全部追回。

吴越武肃王钱镠（852年～932年），字具美（一作巨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吴越开国国君。以文艺也著称于世。

这次被盗的就是钱镠墓，又叫吴越国王陵，占地约40亩，是国家3A级景区，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城镇和玲珑镇的太庙山南坡、明堂山。

说起钱镠，可能大家会有点陌生，但是提起他的一首诗你可能就知道了：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首诗出自吴越王给他夫人的一封信，寓意为田间阡陌上的花开了，你可以一边赏花，一边慢慢回来，或者小路上的花儿都开了，而我可以慢慢等你回来。隐意:春天都到了，你怎么还没有回来。形容吴越王期盼夫人早日归来的急切心情。这首诗当时写出了多少痴情男女的心声。

 被盗文物

但是谁能想到，这样的一所陵墓被盗一年后才被人知晓。有网友分析：陵墓左边是区政府，右边是大学校区，敢在闹市**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样的保护措施是有多拉跨才能让盗墓贼得手？这样的陵墓在历史上能躲过盗墓贼的概率很小，现在被盗真的让人十分惋惜。

许多网友也提出疑问，这么大的陵墓能被**，难不成有内鬼？假借遗址公园施工之名公然盗掘？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回应公众质疑，别再让这一切发生的猝不及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