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九册，列举如下：

1、《孔子诗论》、《缁衣》①和《性情论》。

2、《民之父母》、《子羔》、《从政》、《昔者君老》和《容成氏》。

3、《周易》、《中弓》、《恒先》和《彭祖》。

4、《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②、《柬大王泊旱》、《内豊》、《相邦之道》和《曹沫之陈》。

5、《竞内建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季庚子问于孔子》、《姑成家父》、《君子为礼》、《弟子问》、《三德》和《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

6、《竞公疟》、《孔子见季桓子》、《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慎子曰恭俭》、《用曰》和《天子建州》甲乙。

7、《武王践阼》、《郑子家丧》、《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物流形》和《吴命》。

8、《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书乃言》、《有皇将起》、《李颂》、《兰赋》和《鶹鹂》③。 备注：①《缁衣》的“缁”原从纟从才。以“缁”代替，下同。②《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的“脽”原从月从隼。由于无相应字符，以“脽”代替，下同。③第八册即将出版，内容由濮茅左提供。

9、《成王为城濮之行（甲、乙本）》、《灵王遂申》、《陈公治兵》、《举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称》、《史蒥问於夫子》及《卜书》。 《孔子诗论》，马承源释文考释。存简29支，完简1支，约1006字。内容可分四类：第一类不见评论诗的具体内容，只是概论《颂》、《大雅》、《小雅》、《国风》。第二类是论各篇诗的具体内容，通常是就固定的数篇诗为一组，一论再论或多次论述。第三类为单简上篇名是《国风》的。第四类是单支简文属于《国风》、《大雅》，《国风》、《小雅》等并存。

《孔子诗论》与《子羔》、《鲁邦大旱》篇在字形、长度、简形上一致，整理者认为三者内容有区别，而按整理前后先发表《孔子诗论》。

《缁衣》，陈佩芬释文考释。存简24支，完简8支，计978字。其中重文10字，合文8字。简文均为单面书写，书于竹黄。完简长543厘米，满简书写，两端不留白，简文结构稍长，笔画较粗，横竖匀称，三道编线。简文中有分章符、重文符、合文符，结构严谨。全文以“子曰”为各章起首，章末字下有墨钉，以示结束，全篇有23章。

《性情论》，濮茅左释文考释。可按文意排列的竹简40支，完简7支，另有严重残损者5支，计字1256个。简长57厘米，为第一批收购中最长的竹书。书体工整严谨，字距划一，属此类书体的还有《周易》、《恒先》，当为同一人书写。

简文与郭店简的《性自命出》篇大体相同。《民之父母》，濮茅左释文考释。共14简，397字，基本完整，保存良好。无篇题，由整理者根据简文主题而定名，内容大体见于《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为孔子与子夏关于“五至”“三无”及所谓“五起”的问对，于认识儒家道德观有重要参考价值，亦有助于澄清《礼记》及《家语》的面目。

《子羔》，马承源释文考释。共14简，395字，无完简。篇题书于第五简的背面，内容为孔子答子羔问尧、舜禅让及禹、契、后稷依次为天子事，与《大戴礼记·五帝德》及《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五帝系统不一，但有关此五位帝王的事迹，则与通常所说不异。

《鲁邦大旱》，马承源释文考释。共有长短简6枝，残存208字。内容记述鲁哀公就鲁邦大旱事求教于孔子，孔子答以祭祷无助于事的问对，以及孔子与子贡关于此事在民众中的影响的讨论。

《从政》（甲乙篇），张光裕释文考释。以竹简长短不同，又分为甲乙两篇。甲篇简18枝，519字；乙篇简6枝，140字。文中提出从政者应致力于“敦五德，固三誓，除十怨”，并作了具体解释，与《论语》、《礼记》等儒家典籍的相关说法可互相参证，为儒家政治思想方面的新资料。

《昔者君老》，陈佩芬释文考释。简4枝，158字。无篇题，整理者根据首句内容而定名。四简均不能连读，缺失数无从估计。内容大略为国君自衰老至崩逝，太子朝见过程中之礼仪规范的有关记述。

《容成氏》，李零释文考释。有篇题，共存完残简53枝，约2200字。内容为有关上古帝王的传说，可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讲容成氏等21位最古的帝王；第二部分讲帝尧以前的高辛氏；第三部分讲帝尧；第四部分讲帝舜；第五部分讲夏禹；第六部分讲商汤；第七部分讲周文王和周武王。文中谈及禹分九州，其州名与《尚书·禹贡》等书所见有异。文王平九邦一事，邦名向所未闻，汉儒不能详其说，于此文可以得到补足。 《周易》，濮茅左整理、注释。共58枚简，涉及34个卦内容，1806字，是已经公布的三批竹简中篇幅最大的一篇。它是迄至二十一世纪初发现的最早《周易》文本。完简长44厘米，三道编绳，每简书写约44字，书体工整严谨，字距等同。竹简中所出现的红、黑六种标号，为历史文献中首见。这些标号反映了阴阳转换、互为因果的易学理论。

《中弓》，李朝远整理、注释。战国佚书，共28枚简。中弓是孔子弟子，孔子比喻他为“犁牛之子”，称他是有德行的弟子之一。全文采用问答形式。

《恒先》，李零整理、注释。共13枚简，为战国道家佚书，是一篇首尾完整的道家著作。497字，完简长395厘米。三道编绳，书体和《周易》相同，当为同一人所书。第三简背有篇题“恒先”两字。

“恒先”是指先天地而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为永远创造力的“道”。

《彭祖》，李零整理、注释。战国的道家佚书，存8枚简。彭祖，名篯铿，也称彭铿。因世居彭城，所以称为彭祖。彭祖是古代传说中的寿星。楚竹书中关于彭祖的记载，说明在战国时代已经开始有彭祖其人的传说。《采风曲目》，马承源释文考释。存6简，残损过甚。最长简为561厘米。内容是五声中的“宫、商、徵、羽”四种声名及各所属歌曲的篇目，尚未发现“角”的声名。

《逸诗》，马承源释文考释。残简2篇，无篇名。

《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陈佩芬释文考释。共10简，共388字。均单面书写于竹黄，字体工整，字距划一。内容由《昭王毁室》和《昭王与龚之脽》两篇文章文章合成。《昭王毁室》叙述昭王新宫建成后，因服丧者诉说亲人葬在新宫下而毁宫。《昭王与龚之脽》内容多残，不能通读，略述昭王因大尹之言，先不见，后才见龚之脽。

《柬大王泊旱》，濮茅左释文考释。23篇，总601字。竹简两端平齐，长24厘米，字体舒展，工而不苟，字距相近。竹简无标题，整理者以全文首句为篇题。柬大王即楚简王，简文记载楚国在面临王病，国家大旱的重患交迫下，楚简王及同僚所表现的无奈。内中涉及有关军事、官制、医学、气象、宗教等方面内容，应非儒家专属文献。

《内豊》，李朝远释文考释。共10支简，完简4枚，长442厘米。第一简背原题内豊。所记内容多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等相关，论“为人君、臣、父、子、兄、弟之道”，凡事但言在己者，不论在人者；并以“君子曰”敷论孝子事父母之道。李朝远认为或与《礼记·内则》有关。

《相邦之道》，张光裕释文考释。残存4简，共107字，原无篇题，整理者以末简记孔子与子贡答问，涉及相邦之道，因以名篇。

《曹沫之陈》，李零释文考释。共45支简，内容记鲁庄公与曹沫之问对。前12支简论政，后33支简论兵，篇题《曹沫之陈》，应是归为兵家之说。 《竞内建之》，陈佩芬释文考释。共10简，简长428至433厘米。书体工整，字距基本相同。第一简后有篇题。记述隰朋和鲍叔牙与齐桓公的对话，劝诫桓公行先王之法，善待百姓。

《鲍叔牙与隰朋之谏》，陈佩芬释文考释。共9简，共340字，简长404至432厘米。书体工整，字距相同。有篇题，内容亦为鲍叔牙与隰朋直谏桓公要借鉴夏商周代兴的原因，并警惕竖刁与易牙。

《季庚子问于孔子》，濮茅左释文考释，共23简，完简长38厘米。原无篇题，整理者据篇首句而定名。记载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归鲁之事，全篇以问答形式，记录了孔子对治国兴鲁的看法。

《姑成家父》，李朝远释文考释。残简和完简共10简，完简长442厘米。原无标题，整理者据篇首四字而定名。内容与春秋中期晋国三郤有关，记述三郤在见恶于晋厉公之后的行事。

《君子为礼》，张光裕释文考释。共41简，完简541至544厘米。内容为孔门弟子与孔子之间的答问。

《弟子问》，张光裕释文考释。共25简。内容为孔门弟子与孔子之间的答问。

《三德》，李零释文考释。残简和完简共22简。原无篇题，整理者补加。简文内容多言天地与刑德之关系。

《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曹锦炎释文考释。共8简，完简长53厘米。《鬼神之明》原无篇题，整理者据简文内容主题定名，为《墨子》佚文，有关鬼神有所明和不明的问题；《融师有成氏》原无篇题，整理者据篇首数字而定名。叙述上古传说人物故事。《竞公疟》，濮茅左整理、注释。原题，篇题位于第二简上段背部。本篇残存13简，总489字，其中合文二、重文一。缀合十例。缀合后推断，完整竹简两端平齐，满简书写，原长应约55厘米，三道编绳。“竞公”即齐国国君齐景公，公元前547至前490年在位。简文记载了围绕齐竞公病甚，而引起的朝廷内部激烈争议之事。老臣晏子直谏齐竞公，使祝、史两大夫得免，割、棃受处。简文为研究齐国历史、宗教、哲学、医学、治国策略、以及《晏子春秋》的取材、成书年代等方面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孔子见季桓子》，濮茅左整理、注释。篇题取用全文首句，原无篇题。共27简，总554字，其中合文6组。在流传过程中折损严重，存简也无完整者。根据竹简的现状可知：原完简两端平齐，长约546厘米，三道编绳。本篇为儒家的重要佚文。全文以对话形式记载了孔子与季桓子的有关讨论。时间约在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至前496年（定公十四年）的十年间。篇末附有《季桓子与孔子的相关系年》。

《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陈佩芬整理、注释。本篇共9简，由《庄王既成》和《申公臣灵王》两篇合成。前篇《庄王既成》的首句与后篇《申公臣灵王》的首句同在第四简上，篇间由墨钉划分。《庄王既成》三简半，简长约33米余，皆完简，两道编绳。共93字。第一简背有篇题“庄王既成”。记载了庄王与重臣子桱的对话，讨论的中心是楚之后人如何保住霸主的地位。《申公臣灵王》五简半，原无篇题，佚书，全篇117字，是一篇完整的史籍。记载了王子回与申公相争王位，结果申公愿为君王臣事。

《平王问郑寿》，陈佩芬整理、注释。本篇共七简，皆完简，原无篇题，简长约33厘米余，两道编绳。佚书，共173字。记载了楚平王因国之祸败事而问郑寿，郑寿与平王有间，郑寿告有疾，不事到端正事。

《平王与王子木》，陈佩芬整理、注释。本篇共五简，皆完简，原无篇题，简长33厘米，两道编绳。佚书。记载了楚平王命王子木至城父事。有关事迹亦见于《史记·楚世家》、《左传·昭公十九年》。

《慎子曰恭俭》，李朝远整理、注释。本篇共6简，第三简背有篇题“慎子曰恭俭”，简长32厘米，两道编绳。佚书，共128字，合文二。文中提出了“恭俭以立身，坚强以立志”“均分而广施”等思想。慎子即慎到（约前395-前315年），战国时赵国人，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负有盛名。

《用曰》，张光裕整理、注释。本篇共20简，原无篇题。佚书。文由“民之初生”起说，多谈及民生国政大事。文中多警世之语，如：“唇亡齿寒”、“莫众而迷”等，强调慎言的重要。篇中诸节之间，每见叶韵，对楚方言音系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天子建州》甲乙两本，曹锦炎整理、注释。甲本完整，共13简，全篇407字。乙本11简。《天子建州》分为两章，章未均有章节号标注。儒家文献，所记主要关于礼制，其中有些内容可以在今本大、小戴《礼记》中见到相似记载，从其内容和篇章结构分析，属“礼家杂记”，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礼学提供了资料。也对了解和研究荀子思想及其学术传流也有一定帮助。《武王践阼》，陈佩芬释文考释。存15简，原无篇题。全篇以问答形式，记述了师尚父告武王以丹书，武王铸铭器以自戒之事，内容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相合。

《郑子家丧》，陈佩芬释文考释。凡甲、乙两本，各7简，原无篇题。全篇记述了郑子家丧，楚国以子家颠覆天下之礼为由，出兵围郑，晋人救郑，晋楚战于两棠，晋人大败。其相关内容，可与《左传》、《史记》等相互参照。

《君人者何必安哉》，濮茅左释文考释。凡甲、乙两本，各9简，原无篇题。全篇记述了范乘因君王爱玉而力谏君王之事，今以范乘醒君之言为题。

《凡物流形》，曹锦炎释文考释。凡甲、乙两本，甲本存30简，乙本存22简。“凡物流形”为原有篇题，书于甲本第三简简背。全篇多以“问之曰”起首，有问无答，“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层次清晰，结构严密。其体裁与性质，与屈原名篇《天问》极为相似。

《吴命》，曹锦炎释文考释。存九简。“吴命”为原有篇题，书于第三简简背。全篇大致可分为两章：第一章记述吴王率军北上，至陈国境内，引起晋国恐慌，晋军遂派遣使臣与吴交涉周旋，终使吴军离开陈国；第二章为吴王派臣下告劳于周天子之辞，文句大致同于传世本《国语·吴语》。

中国有姓过的。

过姓(guō xìng)，是个古老而又少见的姓氏。主要分布在江南苏锡常地区和浙江嵊州、海盐，安徽蒙城，山东巨野，特别是无锡、苏州。

起源于夏代名门望族，以官职为氏，为古代占卜后审阅占卜准确性的官员，以羽毫石为家族护身法物。此姓氏后裔有5大特点，第一是舌头两侧有牙齿痕迹，称作齿痕舌。第2特点耳朵下面和后面有明显黑痣。

                                                                 过家鼎（右一）

扩展资料：

过姓的由来传说

源于姒姓，出自夏朝诸侯国过国，属于以国名为氏。古寒国被大禹建立夏王朝时所灭，之后大禹封自己子侄到原寒国过邑，建有姒姓过国，故址在今山东省烟台市下辖的莱州市一带。

后由于维护夏王朝的统治，支持夏王姒相对抗寒浞，因此为东夷族首领后羿的家臣寒浞之子寒浇所灭。

灭国后的姒姓过国公族子民们，有以失国之名为姓氏者，称过氏，亦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据说，该支过氏族人后有因避难去“辶”底改为称呙氏者，后再简为呙氏，皆世代相传至今。姒姓过氏族人皆尊奉大禹为得姓始祖。

-过姓

六艺”即指《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种儒家经典。《史记·滑稽列传》云：“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在《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中除了六经之外，还有《论语》、《孝经》、小学三种书，这三种书在当时都是学校诵习的课本。清人王鸣盛在《蛾术篇》卷一中曾经指出：“《论语》、《孝经》皆记夫子之言，宜附于经，而其文简易，可启童蒙，故虽别为两门，其实与文字同为小学。小学者，经之始基，故附经也。”

甲、易

目前发现的与《易》有关的简帛书籍有九种：

1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

2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楚简《周易》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是目前发现最早、文字保存最多的一种文本。共存58枚简、1800多字，涉及34个卦的内容。简本原无书题，“周易”二字是整理者根据竹书内容所定。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所藏一枚《周易》残简也可缀合进来，可以看出上博藏简和香港中文大学藏简有着密切的关系。据整理者介绍，上博藏简的发现，对解决易学研究中所谓的“九六”之争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与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阜阳汉简《周易》乃至王家台秦简《归藏》之间的比较研究，将使我们对卦、爻辞等问题有更准确、更深入的理解。

3马王堆帛书《周易》

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与传世本有很大的不同。传世本分上经和下经，上经三十卦，始于乾，终于离；下经三十四卦，始于咸，终于未济。而帛书本则不分上下，始于乾，终于益，它的排列方法与汉石经、传世本完全不同。有人认为它比较原始，有人认为它或者是另一系统的传本。李学勤先生认为：“由帛书的卦序至少可以看到这样几点：第一，帛书《周易

》的经传是互相结合、密不可分的；第二，帛书卦序已经包含了八卦取象的观念；第三，帛

书的卦序充分贯穿了阴阳对立交错的观念。”他还指出：帛书本卦序蕴含着阴阳学的哲理，

在体现阴阳规律这一点上，帛书本显然胜于传世本。但“帛书经文要晚于今传本经文的出现

，它是根据阴阳学说重排卦序的一种别本。《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会晚到

战国中叶，至于帛书《周易》其整体的形成是很迟的，有可能晚至秦亡以后，它应该是楚地

易学一派整理的结果。2

4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上下篇

帛书《二三子问》原无书题，“二三子问”是张政 先生根据该书首句文字拟定的。其内容是以问答的形式，分别对乾、坤、鼎、晋等卦的部分卦辞、爻辞进行了颇具儒家哲学色彩的解说，很明显它是儒家“易传”的一种佚书。

5马王堆帛书《系辞》

帛书《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五篇抄在同一幅帛上。《系辞》始于今本上篇的首章，终于今本下篇的末章，但帛书《系辞》没有今本《系辞上》的第八章和《系辞下》的第五、六、八章及七章的一部分。李学勤先生认为：“《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其年代不会晚到战国中叶。3

6马王堆帛书《易之义》

7马王堆帛书《要》

8马王堆帛书《缪和》

9马王堆帛书《昭力》

《易之义》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通论《易》之大义，在今传本《系辞》中也可以找到它的一些踪迹。而《要》、《缪和》、《昭力》则是三种佚书。《要》也是以夫子自述的形式写成

的。《缪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缪和、吕昌等与孔子讨论《周易》的问对；第二部分是

孔子自述，直接以“子曰”的方式来解释《周易》；第三部分是以历史传说和历史故事印证

《周易》。《昭力》是昭力和孔子讨论《周易》的问对。李学勤先生认为：缪和、昭力的姓

氏都是典型的楚国姓氏，疑二人皆为楚地易学的经师，他们的书很可能是属于楚国传易的系

统。4

乙、书

据文献记载，历史上曾发现过几次不同的《尚书》写本，如《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孔壁《尚书》，《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记载的刘德征集到的《尚书》，《汉书·杜林传》中记载的漆书《尚书》和《论衡·正说篇》中记载的河内女子老屋发现的二篇《尚书》等。

在出土简帛文献中，目前还尚未发现《尚书》文本，但在有些出土简帛书籍中却发现了有引用《尚书》的情况。如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篇中，就有引用《尹诰》一条、《君牙》一条、《吕刑》三条、《君陈》二条、《祭公之顾命》一条、《康诰》一条、《君奭 》一条，共十条。其中《尹诰》即《书序》的《咸有一德》，属于所谓的《古文尚书》，而《祭公之顾命》则相当于《逸周书·祭公》。此外，在郭店楚简的《成之闻之》中也有引用《尚书》的情况，其中有《大禹》一条、《君奭》三条、《□命》一条、《康诰》一条，共六条。其中《诰命》一条为逸书。从这些引用《尚书》文本的情况来看，它对研究《尚书》的成书与流传很有帮助。5

丙、诗

目前发现的与《诗》有关的竹简书籍有两种：

1阜阳双古堆汉简《诗经》

阜阳汉简《诗经》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诗经》抄本，出土时竹简严重残损，经过清理，仅存长短不一的简片170余枚。无书题。与今本《毛诗》对勘，知有《国风》与《小雅》两种。《国风》中有《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曹》、《幽》等14国残片，只有《桧风》没有发现。计有残诗(有的仅存篇名)65首；有的仅有残句，如《小雅》则仅存《鹿鸣之什》中的4首诗的残句。6从残存诗篇文字来看，和今本《毛诗》有许多不同。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残诗“肯定不属于齐、鲁、韩三家诗”，“它不属于传统上习知的经学系统”。阜阳双古堆在原楚国境内，可能是楚地经学的孓遗，入汉后渐归亡佚。7

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论论》全书有29枚简，共存1006字，有60首诗名。原无书题，“孔子诗论”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加。全书内容都是孔子弟子就孔子授《诗》内容的追记，其中也有一些内容是孔子对诗歌的论述，但不见传世文献的记载。今本《诗经》内容有《国风》、《小雅》、《大雅》和《颂》，而《孔子诗论》与传世本的顺序正好颠倒，称为《讼》(颂)、《大夏》(大雅，夏、雅古可通假)、《小夏》(小雅)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改邦为国)。《孔子诗论》序中的论次也和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的用字也和今本《诗经》不同。简本《孔子诗论》没有今本《诗经》小序中讽刺、赞美的内容。李学勤先生认为：全篇《诗论》可分为十二章。“非出自孔子之手，也不像《论语》那样直记孔子言行，而是孔门儒者所撰，内中多引孔子亲说。”“《诗论》的作者能引述孔子论《诗》这么多话，无疑和子思一般，有着与孔子相当接近的关系。符合这个条件、能传《诗》学的人，我认为只能是子夏”，“从传世文献推考，子夏很可能是《诗论》的作者”。8

关于出土简帛书籍中的《诗》，除上述外，我们在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

《缁衣》篇中也发现有引《诗》19条，其中包括逸诗1条。又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引《吴邿》，裘锡圭先生的按语认为当读为《虞诗》，《虞诗》引文也不见文献记载，故也当为逸

诗。9

丁、礼

据文献记载，历史上也曾发现过几次《礼》书文本，如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写本《礼记》等书；10河间献王刘德得《周官》六篇，11河内民女拆老屋得《礼》三篇，12孔子故里鲁淹中《礼古经》五十六卷等。13

二十世纪出土简帛书籍所见《礼》书约有五种：

1武威磨咀子汉简《仪礼》甲、乙、丙本

武威汉简《仪礼》共存竹简469枚，可分为甲、乙、丙三个部分。14甲本《仪礼》共有398枚木简。原无书题，但有篇题，还有篇序，它们是《士相见之礼第三》、《服传第八》、《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第十二》、《燕礼第十三》、《泰射第十四》七篇，共存22971字。

乙本存木简37枚，较甲本木简短而窄。内容仅为传本《仪礼》中的《服传第八》一篇，篇题写在篇道第一、二简简背。共存3042字。

丙本存竹简34枚，出土时残断严重。其内容为传本《仪礼》中的《丧服》一篇，篇末计字尾题为“凡千四百七十二”字，但实存1285字。

对于武威汉简《仪礼》的文本，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简本整理者认为，它与今本郑玄注的校记比较，合于今文者超过古文，当是属于今文本的系统，但也搀杂了一些古文本的读法，因而推测简本是属于西汉晚期传后氏(后仓)礼学的庆氏(庆普)本。15而沈文淖先生认为，西汉晚期传《礼》学者只有后氏一家，大、小戴和庆氏都是出于后氏之传，他们的经

本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属于今文本系统，而简本当是以今文读古文，因而是揉合今古的另一

传本，沈文淖先生称之为“古文或本”，他认为今本(郑玄本)是来源于这个本子。16

2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内礼》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内礼》，现存竹简 枚。其内容与今本《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礼记·内则》有着密切的关系。17

3马王堆帛书《丧服图》

马王堆帛书《丧服图》全图是由一个朱色的伞盖和19个正方形色块(加上残缺部分应该是24块)组成，从上到下有部分方块中间有墨线相连，其中左侧一线有5块朱色，其余均为黑色。此外，图中还有6行56个字的有关丧服制度的记载。据陈松长先生介绍，这56个字主要记述了汉初人丧服的有关规定，其中提到了三年之丧、期年、九月、七月等服丧期，但没有言及三月或更短之丧期者，这与汉文帝遗诏短丧的规定不太吻合，与传统的丧服记载亦有区别。因此，陈松长先生认为“这或许是轪侯家族自己奉行的丧服制度的一种图文式的记载”。18

戊、乐

目前出土的简帛文献中还没有发现《乐记》的文本，但却发现了两种与“乐”有关的书籍。

1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采风曲目”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采风曲目”共存7枚竹简，原无书题，“采风曲目”为整理者据内容所定。简文记载了40首诗的篇名和演奏诗曲吟唱的各种音高，非常奇特。据马承源先生介绍：“在一篇或几篇成组的篇名之前写有一个特定的音名，这些音名用两个字组成，一是

‘声’名，即是五声音阶的名，其中发现了宫、商、徵、羽四个‘声’名，另有穆、和、讦

等九个变化音名，这些变化音名为前缀，也有后缀。这九个音名是否就是楚国乐名还不知道

，因为诗曲可能有本地的，也有外地传入的，但可以说这是楚国郢都流行诗曲的调名。一个

特定的音高下有一篇或几篇诗名，说明每一篇诗都有它特定的音高，并不是随意用任何音高

可以自由吟唱的，可见当时音乐已经达到较成熟和规范的水平”。19此外，在这7枚诗曲音调的竹简中还记载了我国古代唱诗时乐器伴奏的四声和九个音调，这是我国音乐史上重要的发现。

2店楚简《乐说》

郭店楚简《乐说》，大家知道在郭店楚简中有一篇名为《性自命出》，共存竹简67枚。原无书题。李学勤先生经过研究后认为，《性自命出》篇恐怕原来不是一篇，而是两篇。从1号简至36号简为另一篇，其中心内容是论“乐”的；从37号简至67号简为另一篇，其中心内容是论性情的。他认为“前半的乐论，其根本思想与《乐记》一致，即性感于物而生情，而乐足以陶冶性情，发挥教化的作用。梁沈约、唐张守节都曾说《乐记》系公孙尼子所撰，我讨论过，公孙尼子是孔门七十子之弟子，其学术倾向近于子思，又可能同韩非所说仲良氏之儒有关。郭店简儒书多与子思关联，有这样的乐论是自然的。”因此，李先生“建议把《性自命出》的前半独立出来，称为《乐说》，余下的一半称为《性情》。20

已、春秋

真正意义上的“春秋”类简帛书籍，目前尚未发现，但附于《汉书·艺文志》后面的史书类文献倒是出土了一些。从《七略》开始就没有专立史部，历史类书籍皆附于“六艺略”的春秋类，有人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史学还不发达、史学著作数量不多有一定关系。春秋为史书所自出，因此便附于春秋。晋秘书监荀勖因三国魏秘书即郑默《中经》更著《中经新簿》，

将经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丙部著录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为专列史部

之肇端。从《汉书·艺文志》来看，史书的著录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列在“六艺略”的书

类，一部分列在“六艺略”的春秋类，另一部分列在“数术略”的历谱类。李零先生认为，

这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结果，未必能反映早期的学术。21因此他将出土简帛书籍中的史学类书籍单独抽出来列为“史书类”，另立一目，没有附于“春秋”之下。我们认为，这种分法是过分牵就了后世的“四部”分类法。既然“春秋”为史书所自出，《汉书·艺文志》将史书类书籍附于“春秋”之下，自有它的道理。我们今天一仍其旧，仍将这部分出土简帛书籍附列于“春秋”之下。

目前发现的史书类简帛书籍主要有纪年类和故事类两大类。

纪年类有：

1睡虎地秦简《编年记》

睡虎地秦简《编年记》共存竹简53枚，简文分上下两栏抄写，通篇记述了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及大事，同时还记述了一个名叫“喜”的人的生平及有关事项，有些像后世的年谱。简书原无书题，“编年记”是整理组根据简文内容所定。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六国年表》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主要参考资料。但《六国年表》所依据的是“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的《秦记》，22因此在史实或年代方面都存在先天不足之处。过去曾有学者用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来纠正《年表》，但《竹书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前298年)，不能用来校正《年表》的最后部分，睡虎地出土的《编年记》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从简文所记史事与《史记》对校，很多记载是一致的，但也有些记事的时间和《史记》所载又有差别，还有一些简文的记载较《史记》详细，但也有一些内容不见传世文献记载。李学勤先生认为，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是《秦记》一类秦人编写的史书。在文献学上可以看做是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的续编。23

2阜阳汉简《年表》

阜阳汉简《年表》，原先简报介绍时称为《大事记》，后来胡平生先生改称《年表》，看来是参考了《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的称谓。该材舷衷谏形捶⒈恚�莺�缴�壬�樯埽�馀�窦虺鐾潦辈兴鹧现兀�硬写婕蛭睦纯矗�淠甏�段�瞧鹩谖髦芄埠鸵院螅�沼谇厥蓟适薄！赌瓯怼房煞治�住⒁伊街郑杭字帧澳昃��常�崽钍率怠保�抑帧耙

栏之内排列两位君王，谥号、年数之间无任何标志隔断，我们理解应是同一诸侯国的两代君王，记其各自在位年数”。24

故事类有：

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容成氏》，全篇存有完、残简53枚。原有书题，抄写在书末第53号简简背，作“讼城氐”，读为“容成氏”。据整理者介绍，全篇内容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容成氏等最古的帝王(估计约有21人)；第二部分是讲帝尧以前的一位古帝王，因竹简残缺，失去其名，估计是帝喾高辛氏(也可能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还有其它帝王名，如颛顼等人，可惜简文残缺)；第三部分是讲帝尧；第四部分是讲帝舜；第五部分是讲夏禹；第六部分是讲商汤；第七部分是讲周文王和周武王。这七个部分，主要讲的是上古帝王的传说，三代以上皆授贤而不授子，天下艾安；三代以下，启攻益，汤伐桀，文、武图商，则禅让之道废而革命之说起。书中多存古史佚说，或可补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第53简文义未足，估计后面仍有脱简，但此简背面有书题，推测后面的脱简大概也只有一二简，全文当叙到武王伐商终克之为止。

2慈利战国简《国语》

慈利战国简《国语》目前尚未发表，据报道，简文内容为记事性的古书，以记吴、越两国史事为主，如黄池之盟、吴越争霸等等，可能与传世文献《国语》、《战国策》、《越绝书》

的某些记载相同，但也有不见今本者。25

3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抄写在宽24厘米、长74厘米的半幅绢帛上，现存97行。出土时卷首残损严重，卷末完整，尚有余帛，好像是一件没有抄写完的帛书。全书约分16章，不避汉高祖刘邦讳。原无书题和篇题，每章章首都有黑圆点(·)分章符号。每章所记之事彼此不相连贯，不分国别，内容涉及晋、燕、齐、鲁、宋、卫、吴、越八国事，除第二章关于燕国和晋国的战争不见传世文献记载外，其它的历史事件多见于《春秋》三传及《国语》等书，但文字内容也有所不同。张政烺先生曾经提出，该书每章记事十分简略，但必记一些言论，所占字数比记事文字多得多，使人一望便知，本书的重点不是在记事实，而是在记言论，这就是春秋时期典型的“语”类著作。26裘锡圭先生认为该书很可能是《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铎氏微》一类的书，而唐兰先生则认为它不是《左传》系统，而为另一本古书。27李学勤先生认为：“《春秋事语》一书实为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作品，其本于《左传》而兼及《谷梁》，颇似荀子学风。荀子久居楚地，与帛书出于长沙相合，其为荀子一系学者所作是不无可能的。”28

4阜阳汉简《春秋事语》

阜阳汉简《春秋事语》出土时仅发现一块篇题木牍和近百枚残简。因简文残损非常严重，无法联读。木牍的正、背面各分上、中、下三栏抄写，共存37个篇题，没有书题。“春秋事语”书题为整理者根据内容所定的。这些篇题是：

（1）□□□□□台

（2）□□□去疾不更

（3）晋平公筑施( 乕)祁之台(见《说苑·辨物》，《左传》也有相同记载)

（4）晋平公使叔向聘于吴(见《说苑·正谏》)

（5）□□□□□□有□□

（6）□□□台

（7）楚王召孔子(见《说苑·杂言》，《史记·孔子世家》也有相同记载)

（8）吴人入郢(见《说苑·善说》，《左传》、《史记》也有相同记载)

（9）竽尹申□(见《国语·吴语》)

（10）晋文公逐麋(见《新序·杂事》，《群书治要》、《太平御览》也有相同记载)

(11)晋文君之时翟人献封狐(见《说苑·政理》，《韩非子·喻老》、《金楼子·立言》

也有相同记载)

(12)韩武子田兽已聚(见《说苑·君道》)

(13)简子春筑台(见《说苑·贵德》)

(14)晋文君伐卫(见《说苑·权谋》)

(15)简子有臣尹绰(见《说苑·臣术》)

(16)简子攻卫之附郭(《说苑·奉使》、《吕氏春秋·达郁》中有类似记载)

(17)夏徵舒弑陈灵公(《左传·宣公十年》有类似记载)

(18)灵王会诸侯(见《新序·善谋》，《左传》、《史记》也有类似记载)

(19)景公为台台成(见《说苑·正谏》)

(20)阳虎为难于鲁(见《说苑·权谋》)�

(21)晋韩宣子

(22)齐景公游于海(见《说苑·正谏》)

(23)□□阳虎

(24)卫灵公筑□□

(25)魏文侯与大夫饮(见《说苑·善说》)

(26)鲁孟献子聘于晋(见《新序·刺奢》)

(27)赵襄子饮酒五日(见《新序·刺奢》)

(28)齐景公饮酒而乐(见《新序·刺奢》)

(29)□□□台

(30)□田子方问

(31)庄王不野□

(32)楚庄王□□

(33)魏文侯与田子〔方语〕(见《说苑·复恩》)

(34)或谓〔赵简〕子(见《说苑·君道》)

(35)晋平公春筑台(见《说苑·贵德》)

(36)〔卫叔〕孙文子(见《说苑·反质》)

(37)□□而穷

这些篇题都是依古代拈篇首语为题的方法所拟定。据韩志强先生介绍，可查到出处的有26篇，漫漶不清或存疑的有11篇。竹简内容查到出处的有25篇，分别保存在传世文献的51篇之中，其中《说苑》里有33篇，《新序》里有14篇，《左传》里有2篇，《国语》里有2篇。在这51篇里有采自先秦著作或被先秦和汉代以后的著作加工采用的有《韩非子》7篇、《吕氏春秋》3篇、《晏子春秋》5篇、《淮南子》4篇、《史记》7篇、《太平御览》3篇、《群书治要》3篇、《金楼子》2篇，还有《列子》、《文子》、《孟子》、《孔子家语》、《韩诗外传

》、《汉书》、《礼记》、《北堂书钞》、《盐铁论》各1篇。29篇题木牍是该书的目录，它的出土，证明《春秋事语》这一写本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书籍存在于世。张政烺先生认为：“这种讲史记言的书就是当时的教学课本，读书人对这些课本故事自然非常熟悉，在后来人的著作里他们把这些熟知的故事随手拈来，经过加工成为自己作品的素材，难怪这些作品里存在许多相同的故事。”30这也就是我们在不同的传世文献中能看到相同的故事的根本原因，有时在改编这些故事时作者还有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可能。

5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抄写在长192厘米、宽24厘米的半幅绢帛上，共存325行，约11000字。帛书基本首尾完整，卷末尚有余帛。原无书题、篇题，“战国纵横家书”为整理者根据帛书内容所定。全书文字避汉高祖刘邦讳而不避汉惠帝刘盈讳，其抄写年代当在公元前195年前后。全书分27篇，每篇篇首有黑圆点(·)间隔符号，篇与篇间连写不提行。31现存27篇可根据其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面的14篇，都和苏秦有关，是苏秦给燕昭王和齐闵王的信和游说辞。其中第五篇见于今本《史记》和《国策》。第四篇的一部分，今本《战国策》有而脱误很多。第二部分是从第15篇至19篇，其内容主要是战国游说故事的记录。这几篇每篇篇尾都有统计字数，第19篇篇尾还有这五篇的总计字数，显然是另一个来源，应自为一个整体。其中除第17篇外，都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第三部分是最后的8篇，即第20篇至第27篇，根据其中有关苏秦的游说资料不与前14篇有关苏秦的资料编在一起来判断，这应该是另一种辑录战国游说故事和纵横家游说言论的文本。关于该书的性质，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纵横家《苏子》的残篇，李学勤先生认为：马王堆帛书有《战国策》，发表时称《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其间11章见于今《战国策》或《史记》。今本《战国策》为刘向纂辑，其叙云“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书》”，帛书本应为其中一种，只能算今本的一部分，但就其性质而言，仍然属于《战国策》。32

另外，据李零先生介绍，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也有约20种与《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类似的书籍。如：

(一)楚国

(1)《叔百》，是记楚成王(前671-前626年)时事。“叔百”即楚臣荐吕臣(字叔伯)。

(2)《子玉治兵》(篇题为后加，分甲、乙本)，是记晋、楚城濮之战(前633年)前楚臣成得臣(字子玉)治兵事。

(3)《两棠之役》甲本(篇题为后加)，是记晋、楚邲之战(前597年)。 邲为汴水，入荥阳曰蒗荡渠，即简文“两棠”。《吕氏春秋·至忠》、贾谊《新书·先醒》提及此役，皆曰“战于两棠”。下《两棠之役》等五种亦有此章，《陈公治兵》提到此役，也作“两棠”。

(4)《两棠之役》五种(篇题皆为后加)，包括《两棠之役》乙本、《楚分蔡器》、《司马子有问于白炎》、《阎毂？先驱》甲本、《左司马言》五种。《两棠之役》乙本同上。《楚分蔡器》是记楚灵王(前540-前529年)败蔡灵侯于吕(疑在前531年)，命申成公取分蔡器。《司马子有问于白炎》是记楚惠王(前488-前432年)时事。司马子有即《左传》哀公十六、十八年所见公孙宁(字子国)。《阎毂？先驱》甲本是记楚昭王二十一年(前495年)灭胡事。《左司马言》是记楚惠王时事。

(5)《灵王既》，是记楚灵王事。

(6)《景平王问郑寿》四种(篇题皆为后加)，包括：《景平王问郑寿》、《景平王命王子木（辶+石）城父》、《庄王既成》、《 敔于析遂》。《景平王问郑寿》、《景平王命王子木（辶+石） 城父》是记楚平王(前528-前516年)时事。《庄王既成亡锼 》是记楚庄王时事。《敔于析遂》是记楚灵王即位(前540年)前后的事。

(7)《昭王故事两种》(包括《昭王毁室》、《昭王辶+石 逃宝》两章，篇题为后加)，是记楚昭王(前515-前489年)时事。

(8)《阎毂？先驱》乙本(篇题为后加)，同上甲本。

(9)《百占辞赏》(篇题为后加)，是记楚昭王二十七年(前479年)白公之乱后的事。

(10)《王居苏濑之室》三种(篇题皆为后加)，包括：《王居苏濑之室》、《叶公子高之子见令尹子春》、《谦恭淑德》，皆记楚惠王(前488-前432年)时事。

(11)《简大王泊旱》(篇题为后加)，是记楚简王(前431-前408年)占卜事。

(12)《陈公忄 治兵》(篇题为后加)，“陈公”，不详。案：楚灭陈，封穿封戌为陈公，为《左传》昭公八年(前534年)事。此人当在其后。

(13)《范戊贱玉》(篇题为后加，分甲本、乙、丙、丁四本)。“范戊”，楚臣，于史无考

(二)晋国

《三郤之难》(篇题为后加)，是记晋厉公(前580-前573年)时的三郤之难，事见《左传》成公十七年(前574年)和《国语·晋语六》。

(三)齐国

(1)《景建纳之》，内容分三部分，是记齐桓公(前685-前643年)时隰朋、鲍叔牙向齐桓公进谏，于史无考。

(2)《景公疟》，是记齐景公(前547-前490年)和楚康王(前559-前545年)时事。其中提到齐臣晏婴、楚臣屈木(即屈建)、屈聘、叔百(即叔伯)和晋臣范武子、范文子。

(四)吴国

《吴命》，包括残简若干章。

(五)其他

(1)《昭王听赛人之告》残简(篇题为后加)，记楚昭王时事。

(2)《有所》残简(篇题为后加)。

(3)《寝

姓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度时期，所以中国的许多古姓都是女字旁或底。 姓是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 如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传说黄帝住姬水之滨，以姬为姓；炎帝居姜水之旁，以姜为姓。皇天以大禹治水有功，赐姓为姒。此外，部落首领之子亦可得姓。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姬、酉、祁、己、滕、任、荀、葴、僖、姞、儇、依十二姓，其中有四人分属二姓。祝融之后，为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八姓，史称祝融八姓。随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制度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度，氏族制度逐渐被阶级社会制度所替代，赐土以命氏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手段便产生了。氏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脚步在迈进阶级社会。姓和氏，是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是文明的产物。夏、商时期，贵族皆有姓氏。姓的分支为氏，意思相当于家或族。夏王室为姒姓，另有霸主昆吾为己姓，己姓中有苏、顾、温、董、豢龙等氏。商王室为子姓，另有霸主大彭、豕韦为彭姓。商代还有条氏、徐氏、萧氏等十三个氏。周代是中国姓氏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姓氏制度见于记载者较多。周王为姬姓，周王所封建的各诸侯国之君和卿大夫有同姓和异姓的区别。到东周春秋时，可考的有姬、姒、子、风、嬴、己、任、祁、芊、曹、董、姜、偃、归、曼、熊、隗、漆、允等二十二姓。虽然周代贵族有姓，但只有女子才称姓，未婚女子如齐姜、宋子，齐、宋为国名，姜、子为姓。已出嫁女子，如江芊、栾祁，江、栾为夫家国、氏名，芊、祁为女子本人的姓。当时有同姓不婚的习俗，故称贵族女子的姓以示与夫家之姓有所区别。周代实行宗法制，有大、小宗之别。一个氏的建立表示一个小宗从大宗（氏）分裂出来，另立门户。建立侯国要经周王认可，卿大夫立新家要得到君主允许，称之为“胙之土而命之氏”。贵族获得氏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①以国名为氏。诸侯国君主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如晋重即晋文公重耳，以国名晋为氏，重为重耳的简称；鲁申即鲁僖公申，国名鲁为氏，申为名。

　　②以封地为氏。卿大夫及其子孙以采邑名为氏。如晋国大夫毕万采地为魏，后世子孙以魏为氏；曲沃桓叔之子公子万封于韩，以韩为氏。

　　③以官名为氏。贵族及其子孙以其官名为氏。晋国的林父为步兵组织三行里中行的军帅，称中行桓子，其子荀偃称中行偃，以中行为氏；宋国执政卿乐喜（子罕）称司城子罕，其孙乐祁（子梁）称司城氏，是以司城为氏。司徒、司马、司空、司寇也是此类。

　　④以职业为氏。如巫氏、卜氏、祝氏、史氏、匠氏、陶氏等等。

　　⑤以居住地为氏。鲁庄公子遂住鲁东门，称东门遂（名）、东门襄仲（字），是以东门为氏；宋国乐大心为右师，居于宋桐门，称桐门右师，是以桐门为氏。诸如东郭、西门、池等等。

　　⑥以同周王或侯君主血缘关系远近之称为氏。周僖王之子虎称王子虎，其孙称王孙苏；郑穆公之子喜（子罕）称公子喜，其孙舍之（子展）称公孙舍之。

　　⑦以贵族的字为氏。按照宗法制度，公族只包括各代国君的近亲三代，公孙之子不属公族而须另外立氏。这些贵子孙多以其王父（祖父）之字为其氏。郑国公子发字子国，其孙国参（子思）即以“子国”的末字为氏；另有公子，字子驷，其孙以“驷”为氏。以祖父之字为氏最为常见，是得氏通例。

　　春秋以前，贵族之姓承袭自远祖，因此百代不变，比较稳定；氏为贵族得自与自己血缘关系较亲近的先人，而且还会随著封邑、官职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会有一个人的後代有几个氏或者父子两代不同氏。另外，不同姓之间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命氏，因此会出现姓不同而氏相同的现象。战国时，宗法制度瓦解，姓氏制度也发生根本变革。这时氏开始转变为姓，如本属于姒姓的齐国田氏，至战国时已以田为姓。以往贵族才有姓，平民仅有名，战国以后，平民有姓，百姓遂成为民众的通称。姓氏制度的演化，反映了贵族的没落，平民地位的上升。秦汉以来，姓氏合而为一。《通志·氏族略》载，“秦灭六国，子孙该为民庶，或以国为姓，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由此始……兹姓与氏浑为一者也。”自此以后，姓即氏，氏即姓，姓氏或氏姓成了姓或氏的一种书面用语。而在不同场合，姓和氏的使用是有区别的。例如在社会人际交往中，不相识的人碰在一起，往往会礼节性地问：“请问贵姓？”答曰：“免贵姓×。”从未听说有：请问“贵氏”的。在家谱、族谱的题名上却是《×氏家谱》、《×氏族谱》，也从未见过《×姓家谱》、《×姓族谱》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大概在口语中问“贵氏”犯忌，因“氏”与“死”同音。“氏”在远古时代是男子的标识符号，家谱、族谱是纪录某一姓氏男姓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的图册，所以家谱、族谱的题名用某氏。 中国姓氏的由来　　

　　张、王、李、赵、钱、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氏。这些姓氏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上古三代，姓和氏不是一码事。氏是从姓那儿派生出来。从汉代开始，姓氏混而为一。现代我们中国人的姓，大部分是从几千年前代代相传下来的。考其来历，大致可分为12种类别：

　　1)以姓为氏。姓作为氏族公社时期氏族部落的标志符号而产生，其后人有的便直接承袭为氏。母权制氏族社会以母亲为姓，所以那时许多姓都是女字旁。如：姬、姜、姒、姚等。

　　2)以国名为氏。如我们所熟悉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齐、鲁、晋、宋、郑、吴、越、秦、楚、卫、韩、赵、魏、燕、陈、蔡、曹、胡、许等，皆成为今天常见姓。

　　3)以邑名氏。邑即采邑，是帝王及各诸侯国国君分予同姓或异性卿大夫的封地。其后代或生活在这些采邑中的人有的便继之为氏。如周武王时封司寇岔生采邑于苏(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岔生后代便姓苏。据统计，以邑为氏的姓氏近200个。一些复姓由于漫长的历史演变，至今已不复存在。

　　4)以乡、亭之名为氏。这类情况不多，今日常见姓有裴、陆、阎、郝、欧阳等。

　　5)以居住地为姓。这类姓氏中，复姓较多，一般都带邱、门、乡、闾、里、野、官等字，表示不同环境的居住地点。

　　6)以先人的字或名为氏。出自此条的姓氏很多，据统计有五六百个，其中复姓近200个。如周平王的庶子字林开，其后代以林性传世。宋戴公之子公子充石，字皇父，其孙以祖父字为氏，汉代时改皇父为皇甫。

　　7)以次第为氏。一家一族，按兄弟顺序排行取姓，如老大曰伯或孟，老二曰仲，老三曰叔，老四曰季等。后代相沿为氏，表示在宗族中的顺序。但也有例外。鲁庄公之弟庄父、排行老二，本为仲氏、仲孙氏，因他有弑君之罪，后代便改姓孟，或姓孟孙。

　　8)以官职为氏。如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等。一些以官职为姓的姓氏，丹从字义上看，也可以分辨出来，如籍、谏、库、仓、军、厨等。

　　9)以技艺为氏。如巫、卜、陶、匠、屠等。

　　10)古代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族中带来的姓。

　　11)以谥号为氏。

　　12)因赐姓、避讳而改姓。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大约在5000年前的伏羲时期，“姓”被定为世袭，且由父亲传递。今天我们所说的姓氏与常见的“以姓氏笔划为序”，是把姓氏当成一个统一的概念，然而在古代“姓”和“氏”是有严格区别的。“姓”代表氏族的血统，起源于母系社会，称为族姓，是为了区分血缘，防止血缘婚配而发明的相应识别标志。“氏”是古代贵族标志与宗族系统的称号，从夏朝中期开始“氏”成为“姓”的支系，表示功勋和地位。当时部落的大团体，裂变成了若干小团体，出于相互交往中识别的需要，这些小团体在得到新的居住地的同时获得了一种与地域有联系的新标志—姓。

　　历来以为中国人先有“姓”后有“氏”，事实上，姓、氏一直在混合使用，姓和氏的关系也在变化。传说和文献中出现的“氏”有上百个，最早的是盘古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五龙氏时代，随后为钜灵氏、黄神氏、鬼隗氏、空桑氏、次民氏等22氏的循蜚纪时代，接着为辰放氏、蜀山氏、混沌氏、有巢氏、燧人氏、庸成氏等13氏的因提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最重要的是有巢氏和燧人氏。有巢氏教民架木为巢，掘地为营；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教人熟食，教民结绳记事。

　　进入到伏羲时代，这一时期中原出现了共工氏、柏皇氏、朱襄氏、昊英氏、栗陆氏、赫胥氏、昆吾氏、葛天氏、阴康氏、中皇石、女娲氏等部落或国家。中国最早的“姓”就产生在伏羲时代，“风”是中国的第一个姓，这个时期一个最重要的“氏”是中皇氏，其首领是仓颉，他创造了文字，替代结绳记事。

　　女娲氏之后为神农氏，即炎帝，其后为姜姓。黄帝姓公孙，名轩辕，黄帝所在部落的称呼叫有熊氏，黄帝继承炎帝之位，统治了中原大地。黄帝有25子，得姓14有姓12：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嬉、儇、依。这12个姓事实上是有熊氏的分族，其他的儿子因没有实力建立自己的族而不能有姓。据考证，中国最古老的姓基本都出自炎黄两帝之后。炎黄两帝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无论你我他，同姓一家亲，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根。

　　先秦时期，女子称姓，男子称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姓氏便开始合而为一，由于形式固定下来，子孙可以永久使用，便于形成一脉相传的家族，血统源流线索从此变得更为清晰。中国人十分重视姓，养成了同姓聚居的习俗，许多地区流传着修谱联宗的习惯，在全国形成了无数的不等的同姓人群，以至后人探讨自己的家族史，很容易据此找到血缘所出。

　　姓氏来源有多种，有以图腾定姓氏的：熊、罴、豹、虎、龙等；以国家名称为姓氏的：齐、楚、韩、赵、秦等；以居住地为姓氏的：西门、郭、丘、尹、常；以官职为姓氏的：上官、卜、钱、士、司马等；以职业为姓氏的：张、顾、屠、甄、匠等；以山河名称为姓氏的：乔、姬、姜、黄、武等；皇帝赐姓氏的：刘、李、赵、完颜、朱等；还有以数字、季节、方位、气候、花木等等为姓氏的。

　　中国人习惯继承父亲的姓，以父系方式把姓氏传递给下一代，因此绝大多数的姓氏属于一种无性别之分，以父系方式传递的基因，相当于位于代表人类男性染色体上的特殊遗传基因。

　　姓氏，把一氏族的人与另一氏族的人区分开来，在一个氏族内部，为了区分彼此，出现了只属于个人标志的“名”。在社会交往中，无论哪群人在自己内部只用“名”就可以区分彼此，但若与另一氏族的人交往，仅称“名”还不足以表明自己的身份，把自己氏族的“姓”与自己的“名”结合在一起，才能清楚地表明自己，区别他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姓名又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姓氏文化。

　　在中国，一般每人都有姓。人们初次交往，彼此总要先问：“您贵姓？”可见姓氏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交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

　　我国到底有多少姓，至今尚未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俗称“百家姓”，其实在明朝（1368—1644年）时就已有3000多个姓了。姓的形成有其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的忌讳而改姓“贺”。姓也因政治、地理、民族等各种原因而变化。因此，我国姓的来历，几千年来变化多端，说法不一，但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母系氏族社会，以母亲为姓。传说上古时代神农氏的母亲叫女登，所以那时许多姓都是女字旁，如：姑、姬、姜、妫、姒等。

　　二、以出生地、居住地为姓。传说上古时代虞舜出于姚墟，便以姚为姓。春秋时代齐国公族大夫分别住在东郭、南郭、西郭、北郭；便以东郭、南郭等为姓。郑大夫住在西门，便以西门为姓。

　　三、以古国名为姓。虞、夏、商朝都有个汪芒国，汪芒的后代乃姓汪；商朝有个在泾渭之间的阮国，其后代便姓阮。

　　四、以封地为姓。造父被周武王封到赵城，他的后代便姓赵；周昭王的庶子被封于翁地，因而姓翁；周公旦的儿子被封到邢国为邢侯，他的后代便姓邢。

　　五、以官职为姓。古代有五官，即：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他们的后代都以这些官职为姓。

　　六、天子赐氏，以 号为姓。如周穆王死了一个宠姬，为了表示哀痛，赐她的后代姓痛；周惠王死后追 为惠，他的后代便姓惠。

七、以祖辈的字为姓。如郑国公子偃，字子游，其孙便姓游；鲁孝公的儿子子 ，字子臧，其后代便姓臧。

　　八、因神话中的传说为姓。传说舜时有个纳言是天上龙的后代，其子孙便以龙为姓；传说神仙中有个青鸟公，后人便也有姓青鸟的。

　　九、因避讳或某种原因改姓。比如战国时代田齐襄王法章的后代本姓田，齐国被秦灭了，其子孙不敢姓田而改姓法。汉明帝讳“庄”字，凡姓庄的都改姓“严”。明代燕王朱棣以讨伐黄子澄等为名起兵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并当了皇帝（即明成祖），当时号“靖难”，而太监马三保因“靖难”有功而被赐姓为“郑”；后他改名为郑和。

　　十、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复杂化，有些姓则是民族语言的译音。如匈奴首领单于的子孙就有不少姓单于。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并不像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十一、以姓为氏。姓作为氏族公社时期氏族部落的标志符号而产生，其后人有的便直接承袭为氏。母权制氏族社会以母亲为姓，所以那时许多姓都是女字旁。如：姬、姜、姒、姚等。

　　十二、以国名为氏。如我们所熟悉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齐、鲁、晋、宋、郑、吴、越、秦、楚、卫、韩、赵、魏、燕、陈、蔡、曹、胡、许等，皆成为今天常见姓。

　　十三、以邑名氏。邑即采邑，是帝王及各诸侯国国君分予同姓或异性卿大夫的封地。其后代或生活在这些采邑中的人有的便继之为氏。如周武王时封司寇岔生采邑于苏(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岔生后代便姓苏。据统计，以邑为氏的姓氏近200个。一些复姓由于漫长的历史演变，至今已不复存在。

　　十四、以乡、亭之名为氏。今日常见姓有裴、陆、阎、郝、欧阳等。

　　十五、以居住地为姓。这类姓氏中，复姓较多，一般都带邱、门、乡、闾、里、野、官等字，表示不同环境的居住地点。

　　十六、以先人的字或名为氏。出自此条的姓氏很多，据统计有五六百个，其中复姓近200个。如周平王的庶子字林开，其后代以林性传世。宋戴公之子公子充石，字皇父，其孙以祖父字为氏，汉代时改皇父为皇甫。

　　十七、以次第为氏。一家一族，按兄弟顺序排行取姓，如老大曰伯或孟，老二曰仲，老三曰叔，老四曰季等。后代相沿为氏，表示在宗族中的顺序。但也有例外。鲁庄公之弟庄父、排行老二，本为仲氏、仲孙氏，因他有弑君之罪，后代便改姓孟，或姓孟孙。

　　十八、以官职为氏。如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等。一些以官职为姓的姓氏，单从字义上看，也可以分辨出来，如籍、谏、库、仓、军、厨等。

　　十九、以技艺为氏。如巫、卜、陶、匠、屠等。

　　二十、古代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族中带来的姓。

　　二十一、以谥号为氏。

　　二十二、因赐姓、避讳而改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