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在抵达大同后，前后失据、不敢作战。而得到瓦剌真实实力的英宗和王振又十分害怕，于是命令自大同撤军。回军途中，明军先绕道蔚县、后改道宣府。

不过杨善是个人精，他押注明英宗，助其夺位成功。所以英宗成功复辟后，杨善得到了封伯爵，岁禄千二百石，赐世券（世券就是俗称的免死金牌）的赏赐。朱祁钰的庆功大典上，百官都在为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相互庆贺，唯有杨善痛哭流涕，对众人说“上皇在何所，而我曹自相贺乎！”

杨善中秀才那年，恰逢燕王朱棣起兵，发动“靖难之战”，杨善早早就投靠了朱棣，并因守门有功，做了一个小小的礼官，为杨善打开了一扇大门。装备有火枪、火铳、火绳枪、佛郎机、大将军炮等当时最为先进的火器。这种独立枪炮部队建制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

并最终从明英宗那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英宗夺门之变复辟成功，赐杨善丹书铁券，封兴济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掌左军都督府事，兼礼部尚书。逃跑求和从来不是明朝人的选项，决定再立一个皇帝，与敌人死磕到底，同时也宣布掌握在敌人手中的明英宗，就如同一张过期的支票一样，一文不值。

不从时局去看问题。从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朱祁镇经历了不一般的人生经历，皇帝的态度非常鲜明，就是不想让太上皇帝回来。杨善的态度也很坚决，老夫就是要把上皇带回来。他砸锅卖铁，把这些年贪污得来的财产全部变卖，皇帝不给赏赐，杨善等官员也从中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实惠。明朝就是经常泼生这样的闹剧。

历史是偶然中存在必然，必然中藏着偶然。杨善这个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如若不是朱祁钰随意指派一个不起眼的官员去出使蒙古，这一随意，就把杨善这个都察院右都御史也随意上了，从而成为历史上可圈可点的人物，也成就了他明代最佳辩手的名声。

杨善本是一个在重视学历的明朝学历不高的人，仅仅是一个秀才，却靠着一张嘴混到了二品大员。他是参加燕王的军队干礼仪方面的工作，一路苦苦拼搏，三十多年才升迁了一个鸿胪寺卿（三品），所以，宦途坎坷早就了一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领。无论谁执政，人家都能屹立不倒。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六十多岁的时候硬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创造了奇迹，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从蒙古把朱祁镇带了回来。而凭借的，就是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的那张可以摄人心魂的嘴。其解决问题，拿捏尺度的能力太强了。

杨善刚刚到达瓦刺的时候，在欢迎晚宴上应对接待人员找茬问题：

“土木之战，你们的军队怎么这么不经打？”

他在紧急的思索后，把握好了既不辱没国格，又不能跟人家闹翻的尺度，先抑后扬，给对方讲了一个故事。

他故意卖了一个关子，愁眉苦脸的说，“有些事情我本来不想说，既然到了这个时候，我还是告诉你们吧。”对方一听此话连忙追问原因。

杨善以很不情愿的表情回答，“土木之战时候，我们的主力部队不在京城，都去南方出征了。王振率军队轻敌而入，才会失败。现在南征的部队回来了，有二十多万人，再加上新训练的三十多万人，现在有五十多万人可以作战。”

“除了这些，我们在边界还埋伏了很多火枪和带毒的弓箭，要是被打中必死无疑，而且交通要道上还安放了很多铁锥。”

最后还煞有介事的说：“实话告诉你们，每天夜里你们睡觉的时候，我们还排了很多刺客窥视你们，来无影去无踪，你们还不知道吧！”

说完这些，杨善看着那些吓煞的人话锋一转，发出一声叹息：“唉，可惜这些都没用了。”并在瓦刺人的追问下道出了最终的用意：“我们已经讲和，彼此就像兄弟一样，怎么还用得上这些！”

就这样，杨善用智慧化解了尴尬和难看。接着又应对了也先的挑战，用合情合理，大小转换征服了也先。甚至连国书上没有写要接太上皇，他都可以解释为“这是为了成全太师的名声啊！国书上故意不写，是为了让太师自己做这件事。您想啊，要是国书写出来，太师您不就成为了奉命行事了吗？这可是大明的一片苦心啊！”在后面说到带钱的事情，更是精彩，说是怕显得太师贪财，还转而恭维也先“不贪财，是男子汉，必当名垂青史，万世传颂！”最后也先同意杨善把朱祁镇带回了大明朝。

杨善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也先，带回了朱祁镇。其凭借的不仅仅是一张嘴，而是智慧。是知己知彼的智慧判断，他知道对方也有意要放回朱祁镇，但是需要一个台阶。他恰恰完美的把这个台阶修好了，抒写了一件千古一绝般的历史故事。我为此人写一个大大的“服”字，为他点赞！杨善不愧是明朝最佳辩手！

杨一清(1454~1530年)，字应宁，号邃庵，化州城人(祖籍云南安宁)。晚年居丹徒。明景泰年间，一清父杨景任化州同知。景泰五年，(1454年)一清诞生于州署。杨景致仕后居州城。一清幼聪颖，7岁能文，以奇童蜚声四乡。11岁随父迁居巴陵，14岁乡试中解元，18岁中进士。一清历侍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官至兵部、户部、吏部尚书，武英殿、谨身殿、华盖殿大学士，左柱国，太子太傅，太子太师，两次入阁预机务，后为首辅，官居一品，位极人臣。杨一清为明朝名臣，多有建树。弘治间督理陕西马政，力矫积弊。禁止不法商人垄断茶马交易，改由官方专管茶马贸易，确保军需民用．称为善政。他巡抚陕西，选卒练兵，加强边防。在陕8年．实地考察山川形势，悉心研究边防。向朝廷奏陈边防方略，建议在延绥、宁夏、甘肃三镇设一指挥机构，总制三镇军务，沿边筑城墙、墩台，设卫所，募守军。朝廷采其议。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命一清总制三镇军务，建设边防。正德五年，安化王真反叛，一清总制军务，很快平定叛乱。在平乱中，一清劝宦官、监军张永剪除大权奸刘瑾，张永从一清计，乘献俘奏功之机，向武宗揭发刘瑾不法罪行。刘瑾因此被诛，朝野额手称庆。正德六年一清任吏部尚书，凡为刘瑾构陷者，均予以平反复职。“朝有所知，夕即登荐。”世宗嘉靖三年(1524年)，起用一清为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军务。“故相行边，自一清始”。一清曾三次总制军务，主管三边防务，边境安定。世宗比之唐朝大将郭子仪。嘉靖八年，因与内阁重臣张璁政见分歧，受攻讦排挤，被命致仕。翌年受诬陷，削职，一清病卒。《明史》称杨一清“博学善权变，尤晓畅边事，羽书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机宜。”“其才一时无两，或比之姚崇云。”一清死后数年，世宗追复其官，赠太保，谥文襄。国人纪其功德，将他在镇江南山寺旁欣赏过，并撰文赞颂过的13棵古松，称为太傅松。化州人尊他为文襄公、景邃公，并于州署建景邃台，以志景仰。

英宗被俘后，左都御史杨善自愿请求为使臣前往瓦剌。也先得知杨善将来，派一名聪明机灵的胡人迎接杨善，并借机刺探明朝军情。

二人见面后，胡人说：“我本也是中国人，自从被瓦剌人俘虏后一直留在此地。”接着问杨善当年土木堡之役，明朝军队怎会在双方未交战的情况下溃散。

杨善说：“太平的日子过久了，将帅士兵都已习惯安逸。再说当年不是明朝正规军，只是英宗的护卫随从，在没有接获迎敌的军令就遭瓦剌突击，怎不溃散？不过，那次瓦剌虽然获胜，也未必是瓦剌人的福气。当今皇上即位后，聪明睿智，广纳各方忠言。有人献计说：‘瓦剌人侵犯中国，一定是骑马翻山越岭，经由关口侵犯边境。若下令边境守卫，在这一带钉上铁橛子，上留小孔插尖锥，等瓦剌人马闯关时，就会误中铁橛子的埋伏，一定伤亡惨重。’皇上已经采纳。又有人说：‘现在我军使用的大炮，每次只能发射一枚石炮，所以杀伤力小，若是换装像鸡子般大的石炮一斗，发射出去后扩散的范围大，敌人的人马一定死伤更多。’皇上也接受了。又有人说：‘广西、四川一带猎杀老虎都用毒药，若是涂在箭头上，一触到皮肉，不管是人是马立即毙命。’这建议也被采纳，毒药已由广西等地送来。还选拔国内善于射箭的人三十万，以罪犯为箭靶举行演习，结果成效甚好。又有人建议：‘现在火枪队虽有三、四排，但敌人每次都趁我军填装子弹时骑马冲入我军阵地，若是建造大型双头火枪，一次可装填数发铁弹，涂上毒药，排在火枪队之后，等敌人骑马冲杀时同时发弹，一定会让敌人肠穿肚破。’经过试验后证明，远在三百步距离外仍极具杀伤力。凡是献计的人，都可封官获赏，所以有智谋的人没有不争相献计的。再加上军士们个个勤加操练，人人士气旺盛，可惜现在全用不上。”

胡人说：“怎么用不上？”

杨善说：“若大明与瓦剌讲和修好，这些准备怎么派上用场？”

胡人听了立刻报告也先。

第二天，杨善与也先会面，也先问杨善官职，杨善说：“都御史。”

也先说：“明与瓦剌友好多年，这次为什么要扣留我的使臣，减少进贡的赏赐，所赏的锦缎也都一匹剪断为二，并且把我派去的使者扣押在行馆中，不让他们自由行动，这笔帐要怎么算？”

杨善说：“您父亲那一代时到中国进贡马匹，所派的使者不过三十多人，得到赏赐的也不过十有二、三人，从来不加计较，两国情谊友好深厚。今天您派往中国的使臣多达三千多人，见了皇上每人都赏得一件织金衣服，即使十几岁的孩童，也和成人般同样赏赐，至于皇上丰盛的赐宴更不用说。为了使您有面子，使臣回瓦剌前又再赐宴。更派特使护送，哪有拘留使者的事？可能是随使臣同来的奴仆，在中国作奸为盗，害怕使臣责罚，畏罪由小路逃走，中途或是落脚他处，或遇虎狼遭到意外，也说不定。这些人中国留下他们又有什么用？至于减少进马的赏赐也是有原因的。先前您曾写了一封信，托使臣王喜送交您的中国友人，正巧王喜外出，信件让吴良误收了呈给朝廷，后来您的朋友怕朝廷误会，就对大臣说这次瓦剌前来献马的使臣不是您所派，不能比照往例赏赐，所以赏赐就比以往少。而您的朋友为使者送行时却诬赖说是吴良的计谋，想借您手杀了吴良，您果然杀了吴良。”

也先说：“者（即胡语中“对”的意思）。”

杨善又说：“再说到买锅，这种锅只有广东才有，广东距京师有一万多里，所以一只锅定价两匹绢，贵国使者买锅，只肯出一匹绢，双方讨价还价，卖锅的人索性关门不做生意，这种事皇上又怎么会知道？就好比中国人向贵国使者买马，出价太低使者当然不肯卖，难道能说是您的授意不成？”

也先笑着说：“者。”

杨善又说：“剪断锦缎都是回回人（使臣奴仆）做的，他们将一匹锦缎剪成两段，若您不信，搜他们的行李，整匹完好的锦缎都在他们的行李中。”

也先又说：“者，者，都御史说的都是实话。如今事情都过了，都是小人谗言。”

杨善见也先态度缓和，就说：“您是瓦剌大将军，却听信小人谗言，忘了大明皇帝恩德，常常侵犯边境，杀害百姓。上天有好生之德，您却好杀戮，所俘的明朝士兵，或因思念家人而逃跑，抓到便挖心摘胆，他们凄厉的惨叫声，上天哪有听不到的？”

也先说：“我不会下令杀人，都是下面的人杀的。”

杨善说：“现在两国误会澄清，和好如初，可否请相国下令撤兵，免得上天发怒降灾。”

也先笑着说：“者，者！请问皇帝（英宗）回国后，还会是皇帝吗？”

杨善说：“天位已定（景帝已即位），怎能再更换？”

也先说：“尧、舜时代帝位是如何传承的？”

杨善说：“尧让位给舜，和今天兄让位给弟是同样道理。”

有个叫昂克的平章插嘴说：“贵国前来迎接皇帝回国，带什么礼物答谢我国？”

杨善说：“若携带礼物，后世的人会嘲笑您贪财；若空手前来迎奉皇上，表现您的仁义之心，能顺应天道，自有历史来从没有这样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臣一定监督史官修史时详细记载，让后世万代人人称颂您的作为。”

也先笑着说：“者，者！就请都御史好好为我写吧。”

第二天，也先见英宗，再隔一天，也先设宴款待杨善，并为英宗饯行。

因为是他帮助朱祁镇重获王位的，所以他才会受到重用，并可以善终。杨善是一个在官场中如鱼得水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奉承一些有权势的宦官。也正因为如此，他一个没有经历过科举考试的人，才会在朝中官越做越大。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当时很多人都对他有意见，认为他的道德品质有问题。

1449年，朝廷外面发生了各种动乱。在这场战乱中，统治者被对方俘虏，许多官员也在这场战乱中丧生。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战乱中陪伴统治者的杨善却安全地回到了朝中。1450年，因为前统治者在战乱中被俘，为了确保王朝不会遭受重大损失，朱祁钰被选为新的王朝统治者。当所有的官员都在恭贺他时，他却非常难过。当时，他哭着说:“我们仍然不知道明英宗被关押在哪里，但我们却在这里庆祝和作乐。”听完他的话，每个人都感到非常羞愧。后来，由于种种变化，朱祁钰决定让杨善去瓦剌，但却并没有提到把明英宗带回来的话。

在获得这一命令后，杨善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甚至捐出了他所有的财产，以确保这次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到达当地后，他用自己巧妙的口才，说服了对方放了明英宗。当朱祁钰得知这个消息时，他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因为明英宗这一回来，自己就要从这皇位上下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朱祁钰便开始处处和明英宗作对，而无意把自己的位置再重新让给明英宗。因此，杨善在做了相关的部署和准备工作后，发动了夺权计划，帮助明英宗重新夺得了皇位。正是这样大的功劳，才使他可以善终的。但一码归一码，他的确是杀死于谦的主谋之一。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明英宗朱祁镇以皇弟郕王朱祈钰监国，辅佐皇太子朱见濬留守京师。自己率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百官五十余人，及京师三大营为主的二十万大军，号称五十万，鼓噪而出，北征瓦剌。

出征途中，英宗轻信宠宦王振，将一切大权军政交其掌握，而王振既毫无军政经验，又在军中依仗英宗崇信而滥施*威，导致大军行动混乱、令行不止。同时因英宗出兵仓促，粮草后勤准备不足，行军组织不当，所以大军内部自相惊乱，军民夫役一路逃离，尸骸满路，明军军心严重不稳。

八月初一，明军在抵达大同后，前后失据、不敢作战。而得到瓦剌真实实力的英宗和王振又十分害怕，于是命令自大同撤军。回军途中，明军先绕道蔚县、后改道宣府。八月初十，瓦剌追兵追踪而至，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成国公朱勇等率军殿后，抵挡瓦剌军，虽英勇奋战，但是寡不敌众，明军后卫全军覆没。

八月十四，在明军与瓦剌交战不利，准备退兵的当口，王振胡乱指挥，致使明军进退失据，被围土木堡。

因英宗轻信瓦剌追兵假意议和的建议，导致明军在出营取水时被瓦剌军突袭，陷入混乱而无法组织抵抗，大营溃散，一部分明军投降，其余皆四散奔逃。

混乱中，随驾的勋贵大臣：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内阁大学士曹鼎、张益等五十余人都战死沙场，明英宗本人被瓦剌俘获。罪魁王振则在乱军之中被无比愤恨的护卫将军樊能锤杀。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土木堡之役”。此战明军大败，皇帝亲征被俘，大明社稷几乎陷入倾覆境地。

幸而在京大臣情在势危如此急之下，于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九，由兵部侍郎于谦为首，联合向孙太后上奏，恭请皇太后降懿旨，立即迎立监国郕王朱祁钰为新皇帝，以凝聚大明士气，保卫京师安全，同时挫败瓦剌以英宗来要挟大明的阴谋。孙太后同意了大臣们的请求，下懿旨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但同时明令依旧以英宗太子朱见濬为皇储。

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一，朱祁钰在京师正式即位，以明年为景泰元年，即大明第七代皇帝——明代宗（景泰帝）。景泰帝奉英宗为太上皇。

之后在景泰帝和于谦等主战大臣的全力策划和齐心协力指挥下，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一至二十，在抵抗瓦剌入侵京师的作战中，大明君臣同心、士气高涨，将瓦剌军队的进攻一一挫败，迫使瓦剌军队裹挟被俘的英宗后撤返回塞外，并向大明派出使者要求议和，大明因此得以度过这场自立国以来所遭遇的最严峻危机。

瓦剌撤军后，不甘心没有从明朝获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在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又挟持者英宗来到大同边镇，谎称送还英宗，要大同总兵郭登开门接纳。郭登知道这是瓦剌诡计，所以据不开门，并策划暗中出兵夺回英宗。瓦剌首领也先无奈，只得带着英宗返回漠北，并再一次派出使者向明朝求和，言称可以放回英宗，但是需要大明厚加赏赐，以为交换。

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景泰帝明礼部侍郎李实、大理寺少卿罗绮、指挥使马政等携带诏书，前往瓦剌面见蒙古大汗脱脱不花和掌握实权的太师也先，商议议和，并迎回太上皇英宗事宜。

其实景泰帝内心是不愿意英宗返回京师的，那样的话自己的地位就尴尬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帝位也将受到威胁。所以在李实和罗绮等出使瓦剌的时候，景泰帝的态度极为冷淡，只嘱咐议和，没有过多地安排迎回英宗之事，诏书中也没有提及奉迎太上皇返回的词语。

李实和罗绮抵达瓦剌后，因为没有携带除了赏赐给也先和脱脱不花私人之外的其他金帛财物，这让瓦剌上下以为可以凭借英宗大大敲明朝一笔的念头落空，大为失望，对李实等使者的态度也转为冷漠，眼看英宗南返之事就要落空。

景泰帝为了做做样子，以塞天下悠悠之口，于是再次派出使者前往瓦剌，出使的是年近七旬的右都御史杨善和工部侍郎赵荣。和第一次出使不同，这一次景泰帝干脆就没有赐予诏书和财物，让杨善他们空手上路，景泰帝的意思，这一次使者们和瓦剌人象征性地谈一谈，顺便刺探一下漠北的军情即可，至于迎回英宗的事情，随便说一说，迎不回来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让景泰帝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六十多岁、毫不起眼的右都御史杨善，居然凭借着一己之力和出色的辩才，从瓦剌将被俘一年的英宗迎回京师，让自己明面上欣喜、其实内心大失所望，其实还有埋怨和不满。

杨善，是顺天府大兴县人（即京师北京），生于洪武十六年（1384年）。十七岁的时候，身为生员的杨善因为主动参与燕王朱棣在北平（即后来的京师）发动的“靖难之役”，加入到守卫北平、对抗南军的行动，并立下功劳，所以被燕王论功行赏，授予燕藩典仪所引礼舍人的官职。

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年），燕军南下，渡江破京师（南京），消灭建文政权，夺取了靖难之役最后的胜利，燕王朱棣登基称帝，成为大明第三代皇帝——明太宗（成祖）。成祖继位后，大赏靖难功臣，年轻的杨善也因为当年守城功劳，被授予鸿胪寺序班官职。虽然杨善的序班官职只有从九品，但是他仪表堂堂、声音洪亮，参与朝廷大典时严守职责、一丝不苟，令典礼仪式上的成祖多有瞩目。

在成祖的关注和赞赏下，杨善逐步升迁，最后在永乐末年成为鸿胪寺右丞。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继位后，杨善因为本职工作出色，擢升为鸿胪寺最高长官：鸿胪寺正卿。

正统六年（1436年），英宗继位不久，身为鸿胪寺正卿的杨善因为儿子杨容伪造内宫太监书信而被弹劾，最后杨容被贬遣云南威远卫。但是杨善本人，却因为及时逢迎王振而被英宗所袒护，没有受到牵连，之后还官升一级，进位为礼部左侍郎，兼管鸿胪寺。只有生员功名的杨善，深谙官场之道，被几代大明皇帝所重用，几乎走到官场顶点。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英宗亲征瓦剌时，身为礼部左侍郎兼鸿胪寺卿的杨善也随驾侍候，在“土木之变”的大乱中，六十五岁的杨善居然从战场逃出了生天、返回京师，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之后，在京师保卫战中，杨善被新登基的景泰帝授予“提督京师守备”的职务，为保卫京师立下诸多功勋，可以说是大明度过这场危机的功臣之一。战后，杨善因功被升迁为右都御史，继续兼管鸿胪寺。

景泰元年（1450年）正旦，群臣入皇宫奉天殿，向景泰帝朝贺新禧，一片喜气洋洋。但是在场的右都御史杨善却独自落泪，哭泣着说：

“新帝登基、诸臣朝贺，国家社稷福祉。但上皇犹在漠北，我曹在此相贺，为臣可如此乎？”

同僚听见杨善这么说，都很惭愧。之后迎回太上皇的奏疏逐渐多了起来。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杨善对于英宗的感情和忠诚度。

景泰元年（1450年）七月，景泰帝派杨善出使瓦剌，商议议和事宜，但是没有授予杨善诏书、也没有拨付金银财帛用于赎回太上皇英宗，其实就是略尽人事而已。但杨善出于回报英宗恩德赏识、以及借机一搏的的心思，在没有获得朝廷拨付钱物的情况下，自己变卖家产土地，准备了一批珍宝金帛，准备用于和瓦剌谈判时赎回英宗所用。

抵达瓦剌后，杨善先是辗转腾挪，将也先派来探听虚实的下属搪塞并忽悠过去，使得瓦剌人不能辨明大明虚实。也先听说后，第二天亲自接见杨善，准备从他口中获取明朝君臣到底如何对待迎回英宗之事的态度。

在和也先的会面中，杨善发挥了无与伦比的辩才，向也先辩解当年因入贡互市产生龃龉的明朝贺瓦剌关系的原因，把责任都推给王振和瓦剌一方的下级官吏，请求消除各自芥蒂，重新互市。并在不经意间奉承夸奖了也先，称赞瓦剌贵族善待英宗是仁德之心、顺应天道，言称归国后将把也先等人的事迹告诉史官、写入史书、代代传颂。并肉麻地吹捧也先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中原自古以来都没有能够与之相比的人。只把瓦剌诸首领捧得飘飘然如成仙一般，稀里糊涂就答应了杨善将英宗返还明朝，两国达成和议的请求。

八月初二，已经“北迤”一年的英宗终于获得自由，被也先放归返回。杨善侍候着英宗一路兼程，八月十四抵达居庸关，回到大明国土。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土木堡之变周年，英宗和杨善一行从安定门入城，返回了阔别一年的京师。

景泰帝弄巧成拙，没想到杨善居然真的把太上皇迎回来了，心中着实不爽，但是在表面上又不能表现出来，只能捏着鼻子忍了，并亲自在皇宫东安门外迎接哥哥的回归。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英宗和景泰帝见面时情景感人，兄弟间热泪盈眶，嘘寒问暖，互致问候，一派兄友弟恭场面。实际上兄弟俩内心中是个什么感受，那就不知道了。

杨善依靠过人的辩才和出色的头脑，用一己之力将陷入敌营的英宗解救回来，确实立下大功，朝臣们都称赞其劳苦功高，将他和保卫国家的大功臣于谦相提并论，号称“论社稷功则于谦为首，论归太上皇功则杨善为最。”杨善自己也认为将要获得朝廷厚赏，加官晋爵。

但是景泰帝对于杨善的“功劳”却怎么也欣赏不来、甚至暗地里怨恨他多此一举，简直是给自己找不痛快。于是在不得不加赏杨善“迎回太上皇之功”时，只是随意地将杨善官升一级，进位左都御史而已，其他财物赏赐就免了。后来在大臣们的坚持下，景泰帝才勉强于景泰二年（1451年）加授杨善太子太保，以为酬庸。

英宗南归后，被疑心作祟的景泰帝软禁于南宫居住、加派守卫、时刻提防、以免兄长卷土重来。英宗居住于南宫中，生活窘迫，形同囚徒，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了七年多的软禁生涯。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病重，即将不起。之前他已经在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废黜英宗长子朱见濬的皇太子之位，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新太子。朱见济却无福承受，于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病夭，导致储位空虚。而景泰帝之后一直没有生出子嗣，所以大明储君也迟迟不能确立。至景泰八年，景泰帝病重不起，大明社稷一时间陷入了无人继承的境地。

就在这关键时刻，以武清侯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前军都督府右都督张軏、司设监太监曹吉祥等为首的一帮有野心的臣子，为了夺取“拥立之功”，经过事先策划，最终决定铤而走险，迎在南宫的太上皇复位，从而实现飞黄腾达的目的。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六晚，石亨、张軏、徐有贞等人率私兵千余人，自长安门直闯南宫，会合早有准备的英宗，簇拥着英宗登上准备好的御辇，直奔皇城奉天殿。一行人至东华门后，守门士卒见有人无故闯们便出声喝止，英宗亲自大声回应：

“朕太上皇也！”

于是士卒们不敢阻挡，英宗得以入东华门登奉天殿，进入殿内。曹吉祥则事先守候在奉天殿下，准备接应事宜，等早朝百官入宫朝拜时，令彼等拜伏于殿前，三呼万岁，一时间殿外钟鼓齐鸣，英宗端坐奉天殿御座之上，宣告重返阔别七年多的皇位。这就是明代中期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

在这场密谋的政变中，太常寺卿许彬和左都御史杨善也有参与策划，但是因为年纪太大，所以没有冲在夺门第一线，而是暗地里为其他人出谋划策，促成大事。夺门之变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石亨、徐有贞等人冒险从南宫中接出英宗、直趋皇宫夺位以外，许彬和杨善之前的策划和居中联络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英宗复位后，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废景泰帝为郕王，软禁于西苑。之后在石亨、徐有贞的唆使下，英宗下诏逮捕并杀害了当年拥立景泰帝、保卫京师的功臣于谦、王文等景泰重臣，贬斥了内阁首辅陈循，以使得“夺门之变”师出有名。二月十九，已废为郕王的景泰帝在西苑不明不白的薨逝，英宗赐了个“戾”字恶谥给弟弟，称其为郕戾王。景泰帝去世后没有葬入昌平皇陵，仅仅以亲王之礼葬于西山。他的死，标志着英宗“南宫复辟”的完全成功。

重登皇位后，英宗大肆封赏拥立自己复位的“功臣”，石亨晋爵“忠国公”、加封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赐丹书铁劵；徐有贞得到荣耀无比的“文臣封爵”待遇，被加封为“武功伯”，授内阁首辅、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軏则晋爵为“太平侯”、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赐丹书铁劵；曹吉祥执掌司礼监，出任掌印太监、并协理京营，这些“夺门功臣”们，在天顺初年确实实现了“飞黄腾达”的目标。

至于没有直接参与“夺门”的许彬和杨善，英宗也一一封赐：许彬先授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文渊阁与首辅徐有贞共掌内阁。天顺元年（1457年）六月，徐有贞倒台，许彬继任内阁首辅，成为大明文臣第一人。

而当年凭一己之力自瓦剌迎回太上皇英宗、此次又参与拥立英宗复辟的大功臣杨善，此时更是受到了英宗的丰厚回报：由左都御史直升礼部尚书，并以文臣出任武职，“掌左军都督府事”，这在整个大明王朝三百年间，都是极为罕见的事。

除晋封文武官职之外，英宗还额外加授杨善爵、勋、禄及功臣号、铁劵：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兴济伯，岁禄一千二百石，赐丹书世券。后来英宗觉得文臣用“宣力武臣”称号不伦不类，所以改杨善功臣号为“奉天翊卫推诚守正文臣”。

杨善以区区生员的功名，经过四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攀爬到大明官场的顶峰，成为正一品文臣（其实是勋臣），实在是异数也。

杨善因功封爵加官后，气势烜赫无比，并凭借自己的地位大肆招权纳贿，聚敛财富。英宗因其功高，所以对他的所作所为基本不予追究。而杨善的四个儿子因为当年随同他一起前往瓦剌迎回英宗，所以一同被授予官职，其他养子、侄子等也大多因为杨善的缘由被授官，前后达十多人。

天顺二年（1458年）五月，七十五岁的杨善去世，英宗追赠他为兴济侯，赐谥号忠敏。由其子杨宗承袭兴济伯爵位。宪宗时期，追革“夺门”之功，杨宗被免去兴济伯的爵位，但是依旧被授予世袭金吾卫指挥使的世职，代代传承，直至明末。杨善的孙子杨伟增还迎娶了英宗第四女崇德公主，成为大明外戚。杨善生前身后的一系列钻营策划，惠及了自己以及家族，确实是人生赢家。

后人评价杨善时，大多以“善负才辨，以巧取功名”、“邀利之心懈，而好义之心萌”来形容，不是什么很正面的评语，这可能和他以生员功名而登顶文官顶峰而遭到后世文官们的不屑和鄙视有关。同时，在英宗杀害于谦等人的冤案中，明面上是石亨、徐有贞进谗言所致，但是杨善也是背后策划的主谋之一，史书有载：“于谦、王文之戮，陈循之窜，杨善亦有力焉。”杨善的为人富有心机、老道圆滑，在官场上也是左右逢源、仕途顺畅，但他为了自己的权力利益不惜谄媚内宦、陷害忠臣，虽然有迎回英宗的大功，也不足以为后人效仿景仰。杨善，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深谙官场之道的老练官僚而已。

杨士奇：（136623～1444）明代大臣、学者。名寓，字士奇，以字行，号东里，谥文贞，汉族，泰和（今江西泰和县澄江镇）人。官至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历五朝，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首辅二十一年。与杨荣、杨溥同辅政，并称“三杨”，因其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

杨荣：（1371—1440年7月30日），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永乐十六年五月至二十二年八月（1418年－1424年）任当朝首辅。因居地所处，时人称为“东杨”。其性警敏通达，善于察言观色。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然而由于其恃才自傲，难容他人之过，与同事常有过节，并且还经常接受边将的馈赠，因此往往遭人议论。杨荣既以武略见重，又有些文才，据《明史·艺文志》载，其著作有《训子编》一卷、《北征记》一卷、《两京类稿》三十卷、《玉堂遗稿》十二卷。

杨溥：（1372—1446年8月6日），字弘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也做一杨傅）正统九年三月至十一 年七月（1444年－1446年）任当朝首辅。时人称为“南杨”。他与杨荣同为建文二年进士，同授编修，但是两人的仕途经历却大不相同。杨荣因其后被检入内阁，又不断跟随成祖北征而成为永乐朝的近臣。杨溥却因为被选侍太子朱高炽为洗马，成为太子身边的官僚，也因此而遭到汉王朱高煦夺嫡的威胁，并且一度为这场夺嫡斗争而入狱。

杨延和：（1459——1529），汉族。字介夫号石斋，四川新都人。年十二，举于乡，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年十九，进士及第。孝宗弘治二年（1489）进修撰。历官左春坊大学士，典诰敕。以指斥佞幸忤刘瑾，谪官。瑾诛后，拜华盖殿大学士，总朝政。武宗死，无子，以从弟朱翀继位，是为世宗嘉靖，。除去中间居忧三年，杨廷和身仕两朝，前后担任宰辅十四年，其中首辅九年。他为官清正，多有建树，因争登基大典忤帝意，谪官，致仕。后削职为民。嘉靖七年（1528）卒年七十一。公认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杨慎的父亲。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杨廷和之子，公认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 明代文学家，汉族，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江西庐陵。少年时聪颖，11岁能诗，12岁拟作《古战场文》，人皆惊叹不已。入京作《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大礼议”，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30余年，死于戍地。

杨一清：（1454年－1530年），字应宁，号邃庵，谥文襄，汉族，明朝镇江丹徒（今属江苏省）人。明朝政治家、文学家。

杨继盛：（1516年－1555年）字仲芳，号椒山，追谥忠愍。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县北河照村）人，明代著名谏臣。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丁未科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因弹劾严嵩而死，被奉为北京城的城隍。著有《杨忠愍文集》。

杨宪 杨善 杨博 杨镐 杨涟 杨嗣昌 杨洪 杨所修等等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朝代，同时，明朝对皇帝的安葬也是有一定的要求，当时明朝有十三陵墓，明朝所有的皇帝都在这个陵墓里面，非常的雄伟壮观。那么，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历史上明朝的第七位皇帝明代宗，话说当时的明代宗的各个明英宗被蒙古俘虏后，明代宗下令颁布了一系列改变当时社会的做法，后来明代宗也是被活活的气死。更奇怪的是当时的明代宗死后没有葬入十三陵。这到底是为什么？一起来看看！

明朝第七位皇帝：明代宗朱祁钰皇帝简介，明代宗朱祁钰(1428年-1457年)，明宣宗朱瞻基皇二子，明英宗朱祁镇弟，明英宗被蒙古瓦刺军俘去之后继位，重用于谦等人组织北京城保卫战，打退了瓦剌的入侵。即位后整顿吏制，使吏治为之一新。英宗放回后被其冷落对待，这是他政治上的一大败笔。在位8年，病中因英宗复辟被废黜软禁而气死，终年30岁。宪宗时尊其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葬于北京市郊的金山口，明朝诸藩王的墓地。南明时加谥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庙号代宗。

唯独第七任皇帝，朱祁钰为何没被葬入十三陵？

明十三陵是中国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坐落在北京西北郊昌平区境内的燕山山麓的天寿山。明朝自开国以来，从明太祖朱元璋传到明思宗朱由检(即崇祯皇帝)，共传了16位皇帝。其中除了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葬在南京明孝陵，还有那个在靖难役中不知所踪的第二任皇帝建文帝朱允炆外，其余14位皇帝中的13位，就连亡国之君吊死煤山的明思宗朱由检，都葬在了北京的明十三陵：长陵(成祖)、献陵(仁宗)、景陵(宣宗)、裕陵(英宗)、茂陵(宪宗)、泰陵(孝宗)、康陵(武宗)、永陵(世宗)、昭陵(穆宗)、定陵(神宗)、庆陵(光宗)、德陵(熹宗)、思陵(思宗)。唯独第七任皇帝——明代宗朱祁钰，却没被葬入十三陵。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与明代宗和其哥哥明英宗之间的恩怨有关。

明代宗朱祁钰是明宣宗(宣德帝)次子，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帝)之弟。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中，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所俘。朱祁钰被拥立为帝，年号景泰，并遥尊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代宗朱祁钰即位后，用于谦为兵部尚书，粉碎了瓦剌对北京的进攻，并成功地迫使瓦剌放回了英宗。

英宗被放回后，自然不甘心当大权旁落的太上皇。代宗为怕英宗复辟，故将其软禁，由此兄弟俩结下了很深的仇怨。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代宗病危，在英宗朱祁镇心腹党羽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的策划下，发动夺门之变，迎英宗朱祁镇复位，改元天顺，废景泰帝，杀了景泰年间的朝廷栋梁——兵部尚书于谦，重用了一批忠于朱祁镇的旧臣。

代宗病重期间，英宗不准太医帮他看病，令其病情日益严重，最后驾崩。至于他的死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因重病而死，有的说是英宗命太监用白绫将其勒死，总之众说纷纭。朱祁钰被害死，英宗不承认他是皇帝，将其在天寿山区域内修建的陵墓也给捣毁了。而以王的身份将他葬于北京西郊玉泉山。其陵墓被称为景泰陵。

英宗死后，其子朱见深继位即明宪宗，朱见深念代宗迎还英宗有功，恢复景泰年号，并将北京西山的景泰陵以皇帝之礼重新布置。但代宗还是没能进明十三陵，成为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唯一未能葬入明十三陵的大明皇帝。

明代宗朱祁钰

明代宗朱祁钰，宣宗皇帝的次子。谈起景泰帝，大家不免想起任用于谦北京保卫战，夺门之变英宗复辟等一些传奇经历，下面就让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明代宗的一生。

朱祁钰的生母，本是汉王府邸的一位侍女，这位汉王就是著名的永乐皇帝的二子朱高煦。宣德朝，宣宗皇帝对叔父汉王朱高煦用兵，御架亲征生擒朱高煦父子，并将汉王宫的女眷充入后宫为奴。在返京途中，宣宗皇帝邂逅了汉宫侍女吴氏，并深深被吴氏的美貌与聪灵所打动，于是吴氏得以陪伴宣宗皇帝直到回京。回京后，由于封建礼教的阻挠，身为罪人的吴氏是不能被封为嫔妃的，于是宣宗皇帝将她安排在了一个紧贴宫墙的大宅院中，并时常临幸，终于，吴氏珠胎暗接，为宣宗生下了次子，取名朱祁钰，这就是后来的景泰帝。吴氏也因此被封为贤妃，但继续住在宫外。

宣德八年，宣德皇帝病重，派人将朱祁钰母子召进宫，并托付自己的母后张太后善待朱祁钰母子，托孤之后，一代帝王朱瞻基架鹤西去，由于时逢皇帝的大丧，无人顾及吴氏母子的身世，他们就这样被大家接受了。孙皇后也并没有食言，不久就封朱祁钰为成王，并为他们母子修建了王府，供他们母子居住。本来成王母子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但是土木堡的狼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先是成王奉命在御架亲征期间担任监国，后来由于英宗被俘，太子朱见浚(即后来的朱见深)才两岁，国无长君，成王朱祁钰就被推上了前台，在孙太后的受意下成王继承了皇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浚为太子。

早在朱祁钰担任监国的时候，就爆发了关于南迁的争论，翰林院侍讲徐呈(即后来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根据天象的变化首先提出了南迁，并得到一些胆小的大臣的支持，但是由于祖宗的宗庙，陵寝都在北京，于谦当即否决了他的提议，并得到了朱祁钰的支持。朱祁钰非常欣赏于谦的能力与魄力，于谦也很欣赏眼前这位年轻人的当机立断，两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都产生了对对方的倾慕。紧接着发生的午门血案，更加深了两人的这种感情。英宗皇帝宠信宦官王振，搞的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大臣凡是有不利于王振者，非死即贬，群臣的心中早已酝酿着一股洪流，终于，英宗被俘，王振被杀，群臣的怨气得以倾吐，众大臣跪在午门哭谏，要求成王惩治王振的党羽，这时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出来阻挡，当即被愤怒的群臣打死。成王见状唯恐发生哗变，准备逃走，这时于谦站了出来，他拉住成王的衣袖，对成王解释大臣门并不是冲着成王来的，只要成王能够惩治王振的党羽，群臣愿意辅佐成王供图大业。于是，朱祁钰下令将宫内的两个王振的死党带出来，交给群臣，这两人也被群臣当场打死，由此可见王振积怨之深。

景泰帝即位之后，许多被王振排挤的忠志之士得以重归庙堂，吏治为之一新，同时在于谦的指挥之下，开始了京城保卫战的准备工作，通州的粮食被抢运进京，京城以及京城周围的防御工事都被加固，于谦还亲自遍练了新军，并放出了石亨参加战斗。同时景泰帝下明诏，各边守将不得私自与也先接触，这样，也先妄图利用英宗骗取明朝财物，城池的计划失败，于是气急败坏也先率领大批瓦剌骑兵铺天盖地向京城涌来。由于于谦战前准备非常充分，北京军民的空前团结，领兵将帅作战勇猛，终于在北京城外给瓦剌骑兵以沉重打击，也先不得已退回草原。风雨飘摇的明政权终于在这一战之后稳定了下来。

景泰朝的政治与正统朝相比应该说是比较清明的，但是景泰帝在处理英宗与太子的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这也导致了他后来悲剧性的结局。景泰帝在座稳帝位之后，就犯了宋高宗的毛病，不愿迎接上皇回京，生怕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并因此与朝臣发生了一些龌龊之事。这时又是于谦站了出来，他保证上皇归来不会影响皇帝的位子，希望皇帝能遣使去迎接上皇，景泰帝终于被说服，但是他只是派出使者打探消息，并没有提出迎接。谁知派去的使臣杨善随机应变，竟将上皇迎回，生米煮成熟饭，景泰帝也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即便如此在迎接的礼仪上，景泰帝也减了又减，将英宗迎回了北京，并软禁在南内。在处理英宗回归的问题上，景泰帝表现的心胸过于狭窄，这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

英宗回归之后，景泰帝派人严加看管，果然如于谦所说英宗的回归没有影响到景泰帝的帝位。但景泰帝并不满足，他不仅自己要做皇帝，而且希望自己儿子朱见济能够取代英宗的太子朱见浚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于是他一手导演了贿赂朝臣的闹剧。景泰帝授意太监去贿赂当时的重要大臣，希望他们在重建储君的问题上能站在自己这边，朝臣门不愿公开反对景泰帝，只好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样，太子朱见浚被废为沂王，景泰帝的亲子朱见济被立为太子。

谁知，天背人愿，朱见济早夭，景泰帝也因此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过好在景泰帝还在壮年，子嗣的问题对他来讲还不用非常发愁。转眼已是景泰八年，景泰帝突然得了重病，建储的问题又成了热点问题被摆上了朝堂，可众大臣的意见也并不统一，有的主张复立沂王朱见浚，有的主张立襄王，突然内宫传来景泰帝病体好转的消息，于是众大臣准备第二天上朝与景泰帝商议，但是景泰帝由于大病初愈，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不久就又睡着了，这一觉即改变了景泰帝的一生，也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命运，更改变了历史车轮的走向。群臣没有等到景泰帝，于是相约明天早朝再来，谁知就在这天夜里，爆发了著名的夺门之变英宗复辟，景泰帝也于不久后去世，按亲王礼葬在北京西山。于谦、王文被杀，明朝历史上景泰帝的统治时期就这样宣告结束。景泰帝支持于谦反对南迁，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重用正统朝被迫害的忠直大臣，挽狂澜于即倒，并对明朝战后的恢复做出了贡献，但对待迎回英宗的问题上他显得过于小气，同时在太子问题上他又显得得寸进尺，最后景泰帝的一生以悲剧告终，他的功过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