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新浪微博认证信息为“文史和辞书学学者，江苏教育出版社前社长兼总编辑”的网友赵所生发微博称，“武松原在江湖卖艺，因武艺高受知府高权赏识做了捕快。不久高被黜，他被解职。新任知府蔡京之子蔡銎无恶不作，人称蔡虎。某日武松伏于蔡府门外，等蔡出门时冲出挥刀砍杀，己被擒，因重刑致死。百姓念其为民“打虎”，将他葬于西泠桥畔。后人立“宋义士武松之墓”碑。”

“所以说，武松打虎这个‘虎’其实是个人。”赵所生说，这些信息都是从《杭州府志》等古籍中找到的证据。他相信，作者施耐庵应该是看到了这样的材料，并对其中的几个细节加以渲染和艺术化的加工，从而成功塑造了武松这个这个梁山好汉的形象。

不过有关真实武松的身份，记者在网上也看到有不同的声音。新浪微博上认证为“光明日报《考试》杂志官方微博”的网友@光明日报考试杂志社就曾发微博称，武松的原型其实是《水浒传》作者的好友卞元亨。

并且引述了一段《卞氏家谱》的记述，以此来表明他就是“武松打虎”的原型。

对此，赵所生表示，从家谱里获得的信息可信度较低，一般为维护家族形象，难免会对先人有拔高的成分。而在文史界，对于武松的真实身份，“杭州武松除蔡虎”的这个版本还是更被大家所接受一些。

新武松打虎中的打指的是打老虎。

《武松打虎》是一个讽刺社会黑暗面的对口相声作品，作者是廉春明，是李金斗和陈涌泉的成名作和代表作。陈涌泉扮演武松，捧哏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李金斗“以一赶四”，分别扮演了酒保、老虎、猎户、县令四个角色，表演夸张搞笑又不失沉着稳健，把四个角色的特点表现得入木三分，展示出了扎实的艺术功底。幽默的故事，辛辣的讽刺，精湛的表演使《武松打虎》是成为相声中的经典之作。

扩展资料：

打老虎的镜头，用的是一只真虎。拍摄时，还坐在它背上假打了它十几分钟。

和老虎纠缠在一起的镜头用的是假老虎。

新《水浒》进行了现代化加工后，更适合当下的电视播出，但在娱乐性上也打了折扣。该剧对于没看过原著的观众，看新《水浒》也不失为一次补课的机会。

梁山好汉武松回家探望哥哥，途中路过景阳冈。在冈下酒店喝了十八碗酒，踉跄着向冈上走去。行不多时，只见一棵树上写着：“近因景阳冈猛虎伤人，但有过往客商，应结伙成队过冈，请勿自误。”武松认为，这是酒家写来吓人的，为的是让过客住他的店，没有理它，继续往前走。

太阳快落山时，武松来到一破庙前，见庙门贴了一张官府告示，武松读后，方知山上真有虎，待要回去住店，怕店家笑话，又继续向前走。由于酒力发作，便找了一块大青石，仰身躺下，刚要入睡，忽听一阵狂风呼啸，一只眼睛上翘，额头白色的老虎朝武松扑了过来，武松急忙一闪身，躲在老虎背后。

老虎一纵身，武松又躲了过去。老虎急了，大吼一声，用尾巴向武松打来，武松又急忙跳开，并趁猛虎转身的那一霎间，举起哨棒，运足力气，朝虎头猛打下去。

只听"咔嚓"一声，哨棒打在树枝上。老虎兽性大发，又向武松扑过来，武松扔掉半截棒，顺势骑在虎背上，左手揪住老虎头上的皮，右手猛击虎头，没多久就把老虎打得眼、嘴、鼻、耳到处流血，趴在地上不能动弹。武松怕老虎装死，举起半截哨棒又打了一阵，见那老虎确实没气了，才住手。从此武松威名大震。

扩展资料：

武松争议：

2013年5月，新浪微博认证信息为“文史和辞书学学者，江苏教育出版社前社长兼总编辑”的网友赵所生发微博称：“武松原在江湖卖艺，因武艺高受知府高权赏识做了捕快。

不久高被黜，他被解职。新任知府蔡京之子蔡銎无恶不作，人称蔡虎。某日武松伏于蔡府门外，等蔡出门时冲出挥刀砍杀，己被擒，因重刑致死。百姓念其为民‘打虎’，将他葬于西泠桥畔。后人立‘宋义士武松之墓’碑。”

“所以说，武松打虎这个‘虎’其实是个人。”赵所生说，这些信息都是从《杭州府志》等古籍中找到的证据。他相信，作者施耐庵应该是看到了这样的材料，并对其中的几个细节加以渲染和艺术化的加工，从而成功塑造了武松这个这个梁山好汉的形象。

不过有关真实武松的身份，记者在网上也看到有不同的声音。新浪微博上认证为“光明日报《考试》杂志官方微博”的网友@光明日报考试杂志社就曾发微博称，武松的原型其实是《水浒传》作者的好友卞元亨。

并且引述了一段《卞氏家谱》的记述，以此来表明他就是“武松打虎”的原型。

对此，赵所生表示，从家谱里获得的信息可信度较低，一般为维护家族形象，难免会对先人有拔高的成分。而在文史界，对于武松的真实身份，“杭州武松除蔡虎”的这个版本还是更被大家所接受一些。

分类：  草堂话谱

晚清十帅家谱（二）

励双杰

第二部，勉帅李兴锐《浏东六碓李氏家谱》

湖南浏阳《浏东六碓李氏家谱》十二卷首一卷，光绪二十七年部香堂木活字本，李兴灿等纂修，十二册。

勉帅李兴锐，有资料这样介绍：李兴锐（1827-1904)，字勉林。湖南浏阳人。早年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1870年任直隶大名府知府，旋调江苏，与彭玉麟规划长江水师，修筑沿江炮台。1875年总办上海机器制造局，1885年参加查勘中越边界，后历任津梅关道、长芦盐运使、广西布政使。1900年擢江西巡抚，浚治鄱阳湖，导水人江，整顿厘捐，创设农工商局等。1902年诏行“新政”，他奏请开特科，设银行，修农政，讲武备等。1903年署闽浙总督，次年任两江总督，旋病卒，谥勤恪。

从这里看，“勉林”是他的字，再查，连《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七·列传二百三十四》都说他“字勉林”，但家谱世系记载：“兴锐，字晋初，号勉林”，应是号而并非字。修这部《浏东六碓李氏家谱》时，李兴锐尚在世，他在首序中说：“道光甲午始叙次宗谱，勒为成书，爰议嗣后每阅三十年重一修定，今又其时也。兴锐方驰驱王命，未获躬与其役”，是没有参与这次修谱，但他又说：“昨庚子冬，兴锐奉巡抚江西之命，取道里门，展修祀事”，说明在修谱的前一年，他回过一次家，参与了家族的祭祀，家族中总不至于连他的字、号都会搞错，象这样一个光祖耀宗的人物，家族是没有理由不慎重的。所以说，仅这一点，也可显示这部家谱的那么一点重要来，现正在重修《清史》，《浏阳六碓李氏家谱》略可补前人所误。

李兴锐元配萧氏，继配马氏、姚氏，但只有元配萧氏生了一儿一女，儿子昌濬的第三个女儿嫁给了同乡、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刘人熙的儿子刘瑞浺。

说到李兴锐，顺便还可以再说一下同族的李鸿球。李鸿球虽与李兴锐同族，却已在五服之外，从辈份上排，李鸿球是李兴锐的孙辈，生于光绪二十五年，修谱之时，虚岁三岁。

李鸿球，字韵清，室名海棠书屋，剑花楼。早年习经济，好收藏。去台湾前曾在北平、汉口、郑州、上海等地供职于银行及信托公司，任经理等职。后任世界书局总经理，创办大中书局，任董事长。曾居欧洲数年。著有《天涯浪迹记》、海棠书屋力学杂录/诗存》《董其昌书画年谱》、《古钱今话》、《古印综述》、《剑花楼书画录/古钱币/古印鉥/古铜镜》、《中国古兵器》、《吴佩孚年谱》等。

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在介绍该馆藏品时说：“本馆藏有中国历代钱币甚丰，计自上古原贝、骨贝、铜贝、刀币、布币、圜钱、纸钞、银锭、元宝、银洋、铜币共三万余件。其来源有各界人士捐赠者，有向收藏家价购者，政府拨交拨赠者，而民国八十三年本馆价购李鸿球先生遗藏古钱一七八三件，使本馆钱币收藏更趋完整，成为中国钱币收藏之重镇，而侪名于世界搜藏中国钱币最富的博物馆之一。本馆所藏古代钱币之中，有周代耸肩空首尖足无文大布，即为原李鸿球先生收藏中之精品。其形制为耸肩、尖足、圆档；此布币的首部有銎，是为空首。此件耸肩空首尖足无文大布是典型的春秋时代布币，属于大型布钱，形制完美，造型古朴，极具苍浑之美。”可见李鸿球藏品不但丰富，而且质量极高！

李鸿球去台湾后曾在“民国六十年”编印《旅台六碓李氏承先启后册》平装一册，台湾家谱收藏家廖庆六先生的“万万斋”有藏。这册名为《承先启后册》的家谱我没有见过，不知道是不是根据旧家谱续编的。以我的猜想，当年李鸿球匆匆忙忙离开大陆来到台湾，带上家谱的可能性比较小，待大局已定，至1971年以前，再要想得到一部家族的老家谱，几乎蜀道难，难以上青天。这个迷，以后有机会得请廖庆六先生来破了。

相比之下，咱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大陆人那可是太幸福啦。别跟我抬杠啊，我也知道1971年前后上下左右大陆人民提起家谱是谈虎色变的。可我在2003年的1月25日还是得到了这部《浏东六碓李氏家谱》，这一年的大年三十是1月31日，也就说，再过六天就要过年，给我送谱来的湖南浏阳老黄，雄纠纠气昂昂的背来五部家谱共一百零几册，结好账我要送他走，却发现火车票、汽车票啥的都是爆满，买不到了，飞到长沙的飞机票倒还有，可老黄不干，说我这次的利润也就够一张机票钱，总不能白干吧？既然到了你的地盘，你得给我想办法，可不能不管我。讹上我了。我没办法，只好四处打听，恰好有一个搞运输的朋友手下还有一个司机要到湖南醴陵送一趟货，醴陵跟浏阳不远，最后老黄是跟着那货车走的。老黄回到家，打来电话千恩万谢，说你那朋友不但白让我坐车，路上的伙食都是他招呼的，没要我钱，你得代我谢谢他。敢尽这次是净收入净利润，瞧把老黄乐的。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10 页： 李兴锐，字勉林，浏阳人，素治湘军军需，廉勤为曾国藩所赏，洊授知府，奏调直隶差遗。勉之为循吏，后赞日本使事，擢道台，历桂、赣等省藩皋。庚子擢赣，擢移粤、晋、闽督，卒于两江任。兴锐当官无赫赫名，而直实，每奉命按事，未尝代同官复掩。能饮，日尽百觞，予尝问以变法利弊，兴锐曰，此官此人变，犹不变也。至今尚思其言。

第三部，颂帅卞宝第《江都卞氏族谱》

江苏扬州、仪征《江都卞氏族谱》二十四卷首四卷，清道光十年庚寅木活字本，春田、泰徵等重修，今缺卷首一、卷四，存二十八册。

“卞”姓的家谱比较少见，2007年孔网曾出现过一部三十八册的近年新修江阴《卞氏》，原四函，因为少了二个函套，被我以较廉的价格买到。这事被江苏江阴的一位家谱收藏家知道，以为我是经过我的江苏朋友阿风才搞到手的，打电话责备阿风“人家卖国你卖省”，几乎把阿风气得吐血。这话说得极有杀伤力，基本达到了柔道红带、围棋七段的功力，但他没想过孔网是天下人的孔网，人人都可以参与，用不着别人帮忙。何况出省又非出国，既然流到了市场，只要还在中华大地上，谁藏都一样。

一般情况下，我是不收藏近几年新修的家谱的，但也有例外，其中之一是稀见姓的家谱，如果碰上也偶尔笑纳一、二部。因为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卞氏谱》入藏，得这一部江阴《卞氏》，也是聊胜于无罢了。后来才意识到江阴《卞氏》只是个先声，没多少日子，就在南京文庙得到了这部缺了二册的道光十年《江都卞氏族谱》。

上海图书馆有此本递修的同治十三年、光绪元年、光绪二十五年三部，其中光绪二十五年本有四十二册，其目录如下：“卷首一、二载忠贞世纂、卷首三初辑谱牒、卷首四徵述录，卷一荣赠录(诰命、旌奖、题赠)，卷二规范录(条约、宗规、格言、宗法、宗训、家训等)，卷三源流录，卷四祠墓录，卷五继美录(修谱旧序、旧例、义例、凡例、历修总目、杂记、书札、书後、後跋)，卷六显著录，卷七世德录(列祖传赞铭状)，卷八清芬录(贞孝节烈)，卷九里居录(迁徙侨寄)，卷十世守录(发祥录、衍庆录、归化录等)，卷十一同宗纪略，卷十二高淳、丹徒、阳湖三族纪略，卷十三至二十七世系表。”

我所藏谱因缺卷首一，已无目录。此本所存卷首二为“忠贞世纂续编”，可知卷首一即为“忠贞世纂”；卷一与卷三合装一册，而卷二有二册，我所藏本卷三为“规范录”，卷二才为“源流录”，可知光绪本与此道光本的卷二、卷三内容对调；卷四“祠墓录”缺。余除卷数不同，内容基本相同，只不过略有增删而已。

颂帅卞宝第，字颂臣，号娱园，咸丰辛亥举人。曾先后任刑部主事，郎中、御史、府尹、直至闽浙巡抚、湖广、闽浙总督等职。《清史稿》说卞宝第“有威重，不为小谨，驺从甚盛，所至诛锄奸滑，扶植良愿，民尤感之”。有“公敬历内外，管领封疆，关于国计民生，先后政迹，昭垂国史”之名。在官廉俸外一无所受，人莫敢干以私。为地方兴学兴利。著有《方岳采风录》、《闽浙猷轩录》各一卷，《抚湘公牍》四卷，《疏稿》十二卷。今卞宝第故居犹存。

卞宝第生于道光四年，道光十年本谱纂修之时，他还不过七岁，详卷二十三中关于他的世系记载极简：“宝第，行尊，光河次子，字 ，生道光甲申十一月初九日午时。聘高氏”，唯一有价格的信息是已经给他定下了娃娃亲。而他父亲卞士云的世系记载就较详：“士云，行贤，原名荣贤，新盘公子，仪封公孙，时敏公曾孙（此亦为本家谱特色之一，从曾祖、祖、父记起，其它族人亦如此），字光河，号季青，生乾隆戊申五月十三日未时，道光癸未科进士，诰授奉直大夫，山东道监察御史，前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戊子科四川典试副使，前翰林院庶吉士。配吴氏，生乾隆辛亥九月廿四日申时，诰封宜人，例晋封恭人。生二子：宝书、宝第”。卞士云虽没有参与修谱，但谱中关于他的文篇收录了不少，仅在卷五《继美录》，就有《松泉寄光河书》及《光河覆松泉书》。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卞孝萱先生也是这于这个卞氏家族，他在邵文实《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卞孝萱教授访谈录》中说：“我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家世渊源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卞氏于东晋时避乱南迁，传承过程中，代有名人。远的不说，清末扬州卞氏就有‘两世开府’之称。两世指我的族祖卞士云、卞宝第两代。”只是修谱之时，他远未出世，谱中自是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不过，他曾利用光绪二十五年修本《江都卞氏族谱》做过一些研究，他说：“我还写过一篇《利用〈卞氏族谱〉解读〈黄侃日记〉——家族文化个案研究之一》……我据光绪二十五年己亥重修《江都卞氏族谱》，先编制仪征卞氏四世主要成员简表，继据族谱考出静仪之夫、卞宝第第三子卞绥昌生平，知其与静仪同年，二十二岁卒；静仪乃四川永宁道黄云鹄女。研究黄侃及读其《日记》者，多为文史后辈，对于《日记》中频繁出现而不治国学的卞昌、卞缙昌（女）、卞斌孙、卞孙、卞寿孙等人，感到茫然，我利用《卞氏族谱》，解答了人们心存已久的疑惑。”

现在想来，还有一桩极巧合的事，那天我刚到南京文庙，就接到了江苏常州家谱收藏家朱炳国先生的电话，他说已跟卞（孝萱）老通过电话，卞老同意给他主编的《家谱与地方文化》再写篇文章，言下极为开心。我才挂了电话，就看到摆在地摊上的这部《江都卞氏族谱》，因为缺了二册，摊主底气不足，并没有开出高价，稍一还价即就成交。文庙我去过也就三、四次，没买到过一部家谱，只有这一次，才把颂帅、卞教授家族的家谱捧了来，有时候想想，凡事皆有定数，不是你的，强求都是无用；是你的，她就会在那个地方等着你，别人想带都带不走。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17 页： 卞宝第，字颂臣，扬州人，以翰林御史外任监司，擢疆圻，终于闽浙总督任。宝第强毅，官台谏日，强击不避贵要。及为疆吏，颇偏听执拗，有谮建宁令者，谓其衰颓，属藩司易人，藩司谓令方壮，人言弗足信，不纳，以履历陈览曰，是必捏书者，竟撤之。及至省投谒，则一翩翩一少年。宝第大慙沮，而卒假他事劾罢之，其横若此。故人称之曰“卡（当为‘卞’字误）牛”。颇嫉李鸿章，遇海防事，辄云，此合肥老儿言，何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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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中国是牡丹的故乡，洛阳又是中国牡丹的发祥地之一。洛阳牡丹以花大色艳、富丽端庄名扬天下。她始于晋、兴于隋，盛于唐，极盛于宋。自隋唐以后，洛阳牡丹在四川天彭、江苏盐城、浙江杭州、安徽毫川、山东曹州、广东韶关等地相继引种栽培，如今已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洛阳牡丹已溶入了中国牡丹的花海之中，并且香飘海外。公元724年，中国牡丹传入日本；公元1330至1850年引入法国；公元1656年荷兰开始引种；公元1789年英国引进中国牡丹，培育出100多个园艺品种；美国在公元1826至1830年也开始引进。

新中国成立以以来，洛阳市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牡丹的恢复与发展工作，先后建立了各种牡丹生产管理机构以及牡丹栽培基地，并组织园林科技人员收集失散品种，扩大繁殖，改良栽培技术，开展新品种培育、高接换头及嫁接繁育、扦插繁殖、盆栽及盆景制作、促成栽培和抑制（延后）栽培技术研究工作，获得了百余项国际、国家、省部级、科技、展出成果奖。洛现有牡丹品种462个。种植面积约140公顷，约200余万株。1982年洛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正式命名牡丹为洛阳“市花”，并决定每年4月15日至25日举办洛阳牡丹花会。“以花为媒，广交朋友、发展经济、振兴洛阳”的方针得到了更好的贯彻落实。洛阳牡丹也更加闻名于世。洛阳牡丹伴随着时代的脚步远涉重洋，进入了20个多国家和地区，成为连接名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和桥梁。牡丹文化牡丹，是中国固有的特产花卉，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和两千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其花大、形美、色艳、香浓，为历代人们所称颂，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药用价值，自秦汉时以药植物载人《神农本草经》始，散于历代各种古籍者，不乏其文。形成了色括植物学、园艺学、药物学、地理学、文学、艺术、民俗学等多学科在内的牡丹文化学，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民俗学的一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完整机体的一个细胞，透过它，可以洞察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般特征，这就是“文化全息”现象。 隋代，隋炀帝（公元605-618）时“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昭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今河南洛阳）……。易州（今河北易县）进二十箱牡丹”。《隋志素问篇》中说道：“清明次五时牡丹华。”这又足以说明牡丹作观赏植物则规模更大。

唐代（公元618-907）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开元中盛于长安。传说当时洛阳有个叫宋单父的善于种花，应唐玄宗李隆基之召，到骊山种了一万多本，颜色不相同（《龙城录》）。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等三首“清平调”就是歌咏几种不同颜色牡丹的。“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静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刘禹锡：“赏牡丹”）“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步束素。……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白居易：“买花”）从以上这些诗篇可以看出当时帝都长安裁培牡丹的盛况。这时，牡丹不但颜色种类多了，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奇变异和重瓣现象。“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紫白、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七、八寸。”（《酉阳杂俎》）“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杜阳杂俎》）。这也说明了，我国早在公元九世纪，便已经有了重瓣牡丹。

宋代（公元960－1279年），中国牡丹栽培中心，由唐之长安而转移到了洛阳，牡丹的品种更多，栽培技术更加系统、完善。并出现了一批理论专著，对牡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时期的著作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张峋的《洛阳花谱》等等。记述了牡丹的栽培管理，总结出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成熟经验。欧阳修说：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盖其不接则不佳。

北宋末年，战乱不断，洛阳牡丹开始衰退，陈州牡丹取而代之，张邦基撰《陈州牡丹记》云：“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牡丹之盛且多也。圆户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

南宋时，牡丹栽培中心南移，由北方洛阳移向南方的天彭（今四川省彭州市）、成都、杭州等地。天彭裁培的牡丹，为蜀中第一，号称“小西京”。诗人陆游在蜀中做官，亲往游赏，并撰《天彭牡丹谱》（1178年）。宋室南渡后，洛阳花事衰微，杭州却得到发展，出现一些新奇品种，如‘重台九新淡紫牡丹’、白花青缘牡丹’等。

元代，是中国牡丹发展的低潮时期，长安、洛阳等地能见到的好品种已屈指可数，品种退化，重瓣品种难得一见，因有“千叶独难遇，亦犹千人为英，万人为杰，尤世纪不恒有者”（姚燧《序牡丹》）之叹！

明代（公元1368-1644年），牡丹的栽培的中心，转移到了安徽亳州。夏之臣《评亳州牡丹》云：“吾亳州牡丹，年来浸盛，娇容三变，尤在季孟之间。等此而上，有天香一品，石榴红，胜娇容，宫红袍，琉璃贯珠，新红种种不一，杂红最后出，品种难得。又有大黄一种，轻腻可爱，不减三变。佛顶青为白色第一。大抵红花以花子红，银红、桃红为上。”又云：“草堂数武之步，种莳殆偏，率以两色并作一丛，红白异状，错综其间，又以平头紫，庆天香，先春红三色插入其花丛，间集而成文章，“他时盛开灿然若锦”。此时开中国插花技术之先河。

牡丹作为观赏植物始自南北朝时期，文献多有记载。刘赛客《嘉记录》说：“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牡丹既已入画，其作为观赏的对象已确切无疑。谢康乐更具体指出种植的具体情况：“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太平御览》）近代生物学先驱达尔文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写的《动植物在家养情况下的变异》一书中说，牡丹在中国已经栽培了一千四百年“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推到一千四百年前，那是公元五世纪，即南北朝初年，和中国牡丹的栽植历史大体相属。解放后，牡丹种植有长足地发展，牡丹文化被人逐渐重视，出现了大批牡丹研究工作者和专家。 牡丹文化兼容多门科学，其构成非常广泛，它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风俗、民情等所有文化领域。牡丹文化中所提供的文化信息，可以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基本概貌，符合宇宙间的“全息律”。牡丹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与其他类型的文化相比，牡丹文化有其：（一）较浓重的生物学特点

（二）较浓重的药物学特点

（三）较浓重的园艺学特点

（四）较浓重的美学特点

（五）较浓重的文学特点

（六）较浓重的乡土气息

（七）浓重的富贵之感

（八）浓重的人生回味

（九）浓重的生活恿气

（十）浓重的旅游氛围等特点。 隋炀帝杨广即位（640年），建都洛阳并辟西苑。隋炀帝好奇花、奇石，曾三下江南搜寻。并派人将各地收集到的牡丹种植在西苑中。据王应麟《海山记》记载：“隋帝辟地二百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红、红、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矫等名贵品种。”在皇家园林中，大量地种植牡丹，可见隋炀帝对牡丹的喜好。

杨贵妃尤好牡丹。唐开元年，宫廷内，开始重视牡丹，并在兴庆池东沉香亭前，骊山行宫处，栽植数种红紫、浅红、通白等色牡丹。花初开，杨贵妃带众宫女游赏花间，如醉如痴，《开元花本记》中载：“杨国忠以贵妃专宠，上赐以要芍药（即牡丹）数本，植于家。”这里“专宠”两字即道出杨贵妃对牡丹珍爱的程度。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并州文水县人。在历史上曾有武则天贬牡丹到洛阳的传说，将武则天描写成一个暴君。其实不然，她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并且尤好牡丹。据舒元舆《牡丹赋》说：“天后之乡，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则天）上苑之有缺，因命移植焉。”这正说明了武则天的家乡，早就种有许多牡丹，而且品种“特异”，已超过京城许多品种，因此，将家乡的珍稀品种移到都城来。

后来，武则天在洛阳建立武周神都时将长安的一些牡丹带到洛阳来，是合乎常理的事。

传说牡丹，又名“焦骨牡丹”，这个名字的由来与武则天有关。唐时，一个冰封大地的寒冷天气，武则天到后苑游玩，只见天寒地冻，百花雕谢，万物萧条，心里十分懊恼：若一夜之间，百花齐放，该多好，以我堂堂武则天之威，想那百花岂敢违旨!想到这，她面对百花下诏令道：“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催!”。

武则天诏令一出，百花仙子惊慌失措，聚集一堂商量对策。有的说：“这寒冬腊月要我们开花，不合时令，怎办到有的说：“武后的圣旨怎么违背呢不然，一定会落个悲惨的下场；”众花仙默然，她们都目睹过武则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种种行为，怎么办呢第二天，一场大雪纷纷扬扬从天而降，尽管狂风呼啸，滴水成冰，但众花仙还是不敢违命。只见后苑中，五颜六色的花朵真的顶风冒雪，绽开了花蕊。武则天目睹此情此景，高兴极了，突然，一片荒凉的花圃映入眼帘，武则天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这是什么花怎敢违背朕的圣旨”大家一看，原来全是牡丹花。武则天闻听大怒：“马上把这些胆大包天的牡丹逐出京城，贬到洛阳去：”谁知，这些牡丹到洛阳，随便埋入土中，马上就长出绿叶，开出花朵娇艳无比。武则天闻讯，气急败坏，派人即刻赶赴洛阳，要一把将牡丹花全部烧死。无情的大火映红了天空，棵棵牡丹在大火中痛苦地挣扎，呻吟，然而，人们却惊奇发现，牡丹虽枝干已焦黑，但那盛开的花朵却更加夺目。牡丹花就这样获得了“焦骨牡丹”的称号，牡丹仙子也以其凛然正气，被众花仙拥戴为“百花之王”。从此以后，牡丹就在洛阳生根开花，名甲天下。

周师厚，字敦夫，鄞（今浙江省鄞县）人。皇进士，官至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周师厚于神宗熙宁3月路过洛阳，“精蓝名圃，赏及牡丹”。元丰四年，又一次来到洛阳时，他看到李德裕《平泉花木记》、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以及范仲淹的花谱，就按照这些文字记载，在洛阳各处寻讨不同的花品，元丰五年二月写成《洛阳牡丹记》。

欧阳修与牡丹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卢陵（今江西吉安市）人。他善散文、诗词，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洛阳作推官时，发现“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花开时士庶竞为遨游。”这时的洛阳城无论民家，还是官员院，遍植牡丹日盛于世。欧公大为感动，于是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历史、栽培、品种，以及风俗民情作了详尽的考察，写成了我国第一部牡丹专著《洛阳牡丹记》。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绍兴）人。宋代杰出的诗人、史学家、书法家、爱国将领、民族英雄。他在四川彭县的丹景山及当地民间，称“牡丹在中州，洛阳为第一，在蜀，天彭为第一。天彭之花，皆不详其所自出。”“大抵花品近百种”。后来，他著了一本《天彭牡丹谱》。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祖籍中山（河北定县），曾任洛阳太子宾客，又称刘宾客。唐代伟大的诗人。在他众多的诗中，有许多赞美牡丹的，其中以《赏牡丹》驰名天下：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在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卞氏大参公与牡丹卞氏大参公，号济之，苏州枫桥人，宋代官陕西参知政事。为官清正廉洁，深得民心。宋末，元人入侵，南宋败亡，乃隐退姑苏城，后来为避世乱，全家迁至盐城东溟镇（今便仓镇），并携红、白两株牡丹栽于家中。这就是现在的“枯枝牡丹”。

据《盐城县志》、《卞氏家谱》记载：“卞氏始祖何取二色牡丹之意，而在植花明志，取红者，以示报国赤诚忠心，取其白者，以示为官清正廉洁。”宋单父与牡丹宋单父，字仲儒，唐代开元时，洛阳人，植牡丹名家，尝植牡丹千种，红白斗色。被皇上召至骊山，植牡丹万株，其品种各不相同。皇上赐金千两。宫廷人皆称他为花师。

慈禧，清代皇后，自幼受民族传统文化的薰陶，非常喜欢牡丹。在故宫御花园中和其它园林园中种了许多牡丹，就在她“垂帘听政”时，曾将牡丹定为国花。

查理达尔文是英国的博物学家，进化论者，他曾对中国牡丹的演化过程（从野生到家养）作了认真的研究，并把中国以人工培育牡丹的例证写入他的巨著《物种起源》里，作为他生物进化论学说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