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别称：朱说、范履霜、范文正。字号：字希文。所处时代：宋代。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出生时间：公元989年10月1日。去世时间：公元1052年6月19日。主要作品：《武夷茶歌》《江上渔者》《渔家傲》《苏幕遮》《御街行》等。主要成就：庆历新政，戍边御敌，执教兴学。

关于范仲淹的详细内容，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您进行介绍：

一、范仲淹的诗词

《岳阳楼记》、《渔家傲》、《苏幕遮》、《御街行》、《江上渔者》、《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武夷茶歌》、《定风波》、《和运使舍人观潮》、《野色》、《游庐山》、《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八·天门泉》、《和李光化秋咏四首其一·晓》、《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三·二室道》、《和庞醇之见寄》、《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六·玉女捣衣石》、《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七·天门》、《怀庆朔堂》、《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十二·中峰》、《和人游嵩山十二题其九·天池》。

二、轶事典故

第一件范仲淹担任_州地方官时，有一天闲暇无事，带同僚属下登上高楼，设置酒宴，还没有举杯饮酒，就看到有几个披麻戴孝的人在营造下葬的器具，却没有十分气愤，而是急忙派人去询问他们。原来是一个客居在_州的读书人死了，准备埋葬在近郊，但是棺材、墓穴和其他送葬器物都还没有着落。范仲淹听后露出哀悼的神情，立即撤去酒席，并给丧家一笔可观的钱，让他们办完丧事。参加宴会的客人中间有的为此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第二件范仲淹曾给别人写墓志铭。当他写完封好，正准备寄走时，忽然想起说：『不能不让尹师鲁看一看。』第二天，便把墓志铭交给尹师鲁过目。师鲁看后说：『你的文章当前影响很大，后代人将会引用你的文章作根据，所以下笔不能不谨慎啊。如今你把转运史写成部刺史，把知州写成太守等汉代官名，的确是够清雅的了，但是当今已经没有这些官名了，后代必将因此产生疑惑，这正是引起庸俗的儒生们争论不休的原因啊。』范仲淹用手按着小桌子说：『幸亏请你过目，不然，我差一点就失误了。』（《宋人佚事汇编》）

第三件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8]，时人谓之范履霜。”

第四件断齑（jī）划粥：在范仲淹小时候生活十分清贫，父亲很早就过世，母亲因受不了生活的压力而改嫁。范仲淹只好到庙里去学习。他每天用两升小米煲粥，隔夜粥凝固后便划成四块，早晚就着腌菜各吃两块，苦读成才。后衍生成一成语为：断齑划粥

徐州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脍炙人口的散文《岳阳楼记》中的经典名句。千百年来，这句话不知勉励了多少为官者或知识分子。而作者——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也因此被人们所熟知。翻开所有的文学书籍，都无一例外写着：“范仲淹，江苏吴县人”，也就是江苏苏州人。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历史秘密：作为“苏州人”的范仲淹，却生于徐州，死于徐州。这一独特空间的“生死结”，多少透露了一种人生宿命。文史学者田秉锷先生说，一个人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因为这一切都是上一辈的生活际遇造成的。据说，范仲淹的老家其实并不在苏州，而是河北幽州。“在五代的时候，天下大乱，幽州更乱，这时范仲淹的高祖父（五世祖）叫范隋，唐朝末年的时候，他是做幽州梁相县的主簿（副县级），那时候为了逃避战乱跑到了浙江（那时候的浙江叫两浙，实际上是现在的苏南和浙北），于是在苏州安了家。”范隋在苏州安家之后，其后代便一直在苏州生活着。直到五代即将结束时，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后，一家人仍在苏州。当时大宋王朝在北方建立的时候，南方还存在着好多分裂政权，比如说南汉，比如说吴越国，还有南唐，淮河以南还有好多国家，赵匡胤就有一个任务，统一中国。当时，吴越国的国王叫钱_。范仲淹的祖辈在吴越国担任重要官职。田秉锷先生说：“范仲淹的曾祖父叫范梦灵，当时做吴越国的粮料判官，就是管粮油的官职，他的祖父叫范赞，是吴越国的秘书监的一个小官，替吴越国王来掌管图籍，掌管档案，范仲淹的父亲叫范墉，范墉年轻时，也在吴越国钱_手下做文字官。由于南方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聪明的吴越国国王钱_决定投靠赵匡胤。田秉锷先生说：“他知道统一是国家大事，而且吴越国作为一个小国家，在战争上如果跟宋国打的话，他打不过他，于是他就积极投靠赵匡胤，就表示‘我愿意称臣纳贡，我愿意不作国王。’这样，赵匡胤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南唐，打南唐的时候，吴越国抄了南唐的后路，才造成了南唐李后主被俘。”不过，当时投降宋朝并不是容易的事，是有条件的。宋朝当时政策很苛刻，最后，吴越国国王钱_带着他的所有后宫妃子、王族、臣民，带着倾国的财宝，乘着大船顺着过去的泗水，就是现在的大运河，到了大宋国都开封。这一年是宋太宗太平兴国3年，公元978年。此时，范仲淹的父亲范墉也带着全家老小，跟随吴越王钱_来到了开封。田秉锷先生说：“我估计那时候范墉的年纪不是太大，所以范仲淹的祖坟，高祖、曾祖、祖父的坟茔都在苏州的天平山下，他父亲就跟着吴越王到了汴京。归顺大宋王朝以后，吴越王钱_被封为淮海国国王，又改封为邓王，后来就是在端贡元年（公元988年），吴越王去世。这时吴越王带的所有人马就被宋王朝重新分配工作，范仲淹的父亲就被分配到武宁军节度使下做掌书记。武宁军住的司令部就在徐州，节度使以管军为主。他是职位相当于秘书长，于是，范仲淹的父亲就在徐州安家了。”随后，范仲淹的两个哥哥先后在徐州出生。公元989年8月2号，范仲淹出生了。此时距离其父范墉来徐州已经有11年了。然而命运的变化总是不可预测，就在范仲淹两岁那年，父亲范墉去世。幼小的范仲淹只好跟随家人回到了苏州老家。田秉锷先生说：“这时候他的母亲、哥哥就带着他，护送着父亲的灵柩坐船重回苏州，安葬在苏州天平山下的范氏陵园里。父亲已经去世了，等于是全家断了生路，他母亲没有办法，就改嫁给一个朱姓军官，这个朱姓军官当时做平江推官，平江就是现在的苏州，是州里的副职，改嫁朱文翰以后，范仲淹就随母到了朱家。”随母亲来到朱家的范仲淹，此时已改姓朱，取名叫朱说（月）。几年后，在苏州作官的后父朱文翰辞官回到了山东长山县老家。范仲淹也跟着后父到了山东。田秉锷先生说：“可以说，范仲淹从两三岁开始，就随母到了朱家，在朱家过了童年、少年，读书、识字应该都是后父把他培养起来的，后来到了20多岁以后，范仲淹中了进士，有功名了，这时候就迎母亲回到范家，又过几年，他才恢复了范姓，名字叫范仲淹。”随后，恢复了姓氏的范仲淹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他曾经作过知州、作过经略副使，防守边关，抵抗住了西夏人的大举进攻。田秉锷先生说：“当时宋代有一个制度，重文轻武，因为自从赵匡胤陈桥兵变以后，叛将没有了，但是军队的首脑，真正能打仗的军官也不多了，所以，两宋时代武备特别疲弱，经常受侵略，所以他经常派文官做监军，范仲淹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边疆。”除此之外，范仲淹还是一位杰出的改革家和清廉的官员。田秉锷先生说：“当时宋朝政治上开始腐败，官僚机构的运作开始不灵，范仲淹最早提出改革的口号，向皇帝提出10大建议，包括：减轻赋税、廉洁吏治、加强武备、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法制等共10条。当时他做副宰相，负责惩办贪官污吏，当时有一句话就说，‘只要范仲淹拿大笔一勾，一个家庭就要痛哭流涕’。因为他对贪官只要勾了，就查，一查就抓，一抓就判，那么这个家庭就要痛哭流涕，但范仲淹说：‘我宁可大笔一挥，让一个家庭痛哭流涕，我不能让一路的百姓痛哭流涕。’”（注：路，是当时宋朝的一个建制，若干个县可以组成一个路）正因为他雷厉风行的反贪污，反腐败，遭到了保守派的竭力攻击，因此只干了不到3年副宰相，便被贬职做了知州。而那篇大家耳熟能详的《岳阳楼记》就是被贬职时写出来的。很多人都到岳阳楼去过，很多人都写过岳阳楼记，范仲淹怎么写的呢？他就抓住了由岳阳楼记一个悲、一个喜，比如说“阴风怒号，浊浪排空”，那时候你感到很悲凉；第二个就是“春和景明，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就很喜，他抓住悲、喜两个字，不是景物让我们喜，是天下事让我们忧，让我们喜。最后他就归结到一点，就是“进也忧，退也忧”。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他就得出一个结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实际上就在封建时代给所有的封建士大夫提出一个忧乐标准，也就是给我们当前说的“为天下老百姓而忧愁，为人民的幸福而欢乐。”所以这句话已经1000多年了，已经成为勉励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和格言。晚年的范仲淹仍然处在贬官的命运里没有改变。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范仲淹64岁时，由于身体多病，他决定辞去山东青州知州职务，到颖州（安徽阜阳）任职。得到皇帝的准许后，这一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范仲淹从青州出发到颖州阜阳赴任。途经他的生身之地徐州时，病情加重，只好停下来就地养病。没想到这一病，却再也没有起来。田秉锷先生说：“这时候徐州的知州是孙娩，也是范仲淹的好朋友，他来了以后又病重了，又是好朋友，就在这住下来了。这时范仲淹很有组织原则，卧在床上就给朝廷写了一封信，就说‘我病重了，让我暂时在徐州调养一段时间。’皇帝知道后，特别降旨，派御医带着好药，到徐州为他诊病，但是，范仲淹终于积劳成疾病逝在徐州。这时，他的家人才把他成殓以后运到河南安葬，所以，现在范仲淹的墓还在河南。”

三、评价

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可是早在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朱熹评说：“范文正杰出之才。”“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

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王夫之对范仲淹有苛评：“（范公）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幸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唯其长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挟怀来以求试，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

欧阳修为范仲淹刻墓碑曰：“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

四、纪念建筑

纪念馆范仲淹纪念馆坐落在景色秀丽的苏州天平山风景区内。天平山为江南名山，景色雄丽，历史上属范氏祖茔，以“奇石、红枫、清泉”三绝而闻名于世，为苏州著名景区。1981年苏州市政府拨款修葺了几经废毁的建筑，并于1985年重塑范文正公彩色坐像，1989年又修建了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石牌楼，树立了一尊范仲淹铜像，成为本地和附近城市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去处。当今，苏州市委、市政府为适应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挖掘整理一大批历史文化遗迹，并根据范仲淹的生平事迹制成了蜡像。蜡像采用科学技术制成，动静结合，十分逼真，对参观者尤其是青少年了解范仲淹、学习先贤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品德提供了极好的教材。此馆被苏州市委、市政府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纪念新馆2006年10月28日，坐落于苏州天平山的范仲淹纪念馆新馆正式落成开放。新馆建在原范仲淹祠堂西侧，为宋代建筑风格，采用了庭院式厅堂布局，分三厅一廊一房，总面积达600平方米。其中北厅为序馆，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范氏家谱等内容，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有范仲淹所作的辞赋、散文、诗词、书画及各地研究范仲淹的专著、论文等。另外，附房展示了漆雕“万笏朝天图”和“高义园世宝”，走廊的墙上还布置了16幅瓷板画，以连环画的形式来展现范仲淹的一生。

遗迹范仲淹墓，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范仲淹死后葬于洛阳，即今河南洛阳城东南15公里处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河南伊川出县城向东17公里，有一村，名叫许营，村北500米就是范园。麦田中一丛翠绿点缀其间，那就是范园。分前后两域，前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溥公范纯佑墓，中央祭庙一所，内有殿房，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有欧阳修撰文石碑。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高408米，宽141米，厚048米，碑文字迹大体清晰，另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墓围古柏参差，绿树成荫。2006年05月25日，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安徽休宁范氏族谱九章，(明)范涞修，明万历年间木刻活字印本九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范氏宗谱十卷，首一卷，(清)范启照纂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后乐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钓渚范氏宗谱十卷，首一卷，(清)范启照纂修，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1年)后乐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长沙范氏族谱九卷，(清)范真直等修，清光绪甲午年(公元189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范朱通谱不分卷，著者待考，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范氏家乘左编二十七卷、右编十九卷，(清)范端信等纂修，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木刻活字印本四十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宁乡楚沩范氏续修族谱三十三卷，末五卷，(民国)范南陔主修，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郴州汝城范氏族谱十八卷，(民国)范阳等纂修，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浙江古虞金坛范氏宗谱二十五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范金相纂修，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芝本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湖南浏阳范氏族谱，(民国)范神福元等修，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高平堂木刻活字印本十四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范文从当时担任的是大明王朝的监察御史，这个官职还是从秦朝的时候流传过来的，他跟丞相的地位是相等的，主要的职责就是监察百官同时向皇帝打小报告。顺带着就是处理一些政务，只不过后来他的权力被慢慢地削弱，到了明朝的时候，监察御史这个官位的等级已经比别的要低了，但它的主要工作内容并没有改变。

范文从这个人性格耿直，同时也比较认真，因此在当时看到朱元璋有一些地方做错了，他都会当场指出来，如果朱元璋不改的话，他就写道奏折里边儿不停的去给朱元璋说，然后盯着朱元璋看，知道朱元璋改过之后才会善罢甘休。朱元璋最开始还比较开心，认为找到了一个好官，但是到了后来朱元璋就受不了了。

所以他准备敲打一下范文从，让他以后规矩点儿，如果给自己提意见的话，那说话的语气也要客气点儿。毕竟自己好歹是个皇帝，但是范文从不知道是真不懂还是假不动，每次都跟朱元璋对着干。朱元璋到最后实在忍受不了了，就说你这是犯了欺君之罪，直接把他打入了死牢。不过当时是否处决一个大臣并不是朱元璋一个人说了算的，他还要走一趟法律程序。然后又交给朱元璋来审批，朱元璋看到他的时候，又想起来自己这个死对头。

人家看结果看到当时的卷宗，发现范文从竟然是苏州吴县的人。于是又把范文从叫到场朝堂上来问他，你跟范文正公是啥关系？范文从极为恭敬地说道，我是他的第12代子孙，朱元璋听到之后大为震动，认为自己之前太任性了，立刻签下了五个免死金牌。范文正公想必大家应该知道，他就是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范仲淹可以说是一代忠臣，而作为忠臣的后代，朱元璋自然要理性对待。

主词条：范仲淹墓 范仲淹墓，位于洛阳城东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分前后两域。前域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溥公范纯佑墓，中央祭庙一所，内有殿房，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高408米，宽141米，厚048米，碑文由欧阳修撰，王洙书，字迹大体清晰，另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

2006年,，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主词条：范仲淹纪念馆 苏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苏州天平山风景区，内塑范文正公坐像、铜像，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石牌楼。2006年，在原祠堂西侧，又建有范仲淹纪念馆新馆，采用庭院式厅堂布局，分三厅一廊一房，其中北厅为序馆，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范氏家谱等内容，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附房展示有漆雕“万笏朝天图”和“高义园世宝”。

泰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江苏泰州兴化市宋县署两庑，始建于2000年，馆区分为文正流风、重教兴城、廉政为民、景范遗风四个部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另外，在山东滨州、河南商丘等地也有范仲淹纪念馆。 主词条：花洲书院 花洲书院，位于邓州古城东南隅。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任邓州知州时，始建书院学堂—春风堂、藏书楼、斋舍，并在书院东侧营造百花洲，花洲书院因此得名。自南宋至清，历任知州均重视整修花洲书院，办学规模也越来越大。

2002至2005年，邓州市政府对花洲书院进行了全面修复，重修后的花洲书院，占地126亩，分五进四院，主要建筑有春风堂（传为《岳阳楼记》诞生处）、春风阁、先圣殿、万卷阁、览秀亭、景范亭、思范亭、百花洲、范文正公祠、范仲淹纪念馆、范仲淹诗文碑廊等。

2006年，花洲书院被列入河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图 | 视觉中国

从“乌台诗案”到“车盖亭诗案”，再到“同文馆狱案”，北宋的政治恶斗、朋党倾轧愈演愈烈。吴处厚不惜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构陷蔡确，借此来报“二十年深仇”，试图拔掉“眼中钉”“肉中刺”。吴处厚的儿子都看不下去了，批评他爹“此非人所为”。后来，吴处厚“疽发于脑，自嚼其舌断而死”。满朝大员都在弹劾蔡确，范仲淹之子范纯仁站出来说：“今日举动宜与将来为法式，此事甚不可开端也。”真不负其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

高太皇太后下令：“蔡确可英州别驾，新州安置！”新州乃岭南瘴疠之地，贬黜此地的人几乎都是有去无回。臣子们求情，太皇太后声色俱厉起来：“山可移，州不可移也！”蔡确的老母亲拦住太皇太后的銮驾求情，太皇太后更是铁了心：不仅要贬，而且永不得放回。当然，为蔡确说话的范纯仁也受到牵连，被贬知颍昌府。

元祐八年（1093）正月初六，蔡确客死新州，享年五十六岁。同年九月二十三日，高太皇太后驾崩，死前交代大臣们“早求退位”，以方便“官家”（哲宗）另用一批人。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五年后，弹劾蔡确甚为凶猛的刘挚，也客死新州这个流放之地，且在同一寺庙同一间房，史称一室死“二相”。

哲宗终于从高太皇太后的“臀背”后坐到龙椅上，开始独立执政。他继承的是父亲神宗的政治理想，走的是“熙丰”之路。作为“元祐党人”的苏轼苏辙兄弟自然不受待见了。苏轼被贬海南儋州，全靠着惊人的毅力和悟性（苏轼曾得高僧指点），才得以活着离开瘴疠之地，但在回程的路上仍没能逃过死神之手，命丧常州。而苏辙被罢贬，理由是他“引喻失当”——把先帝神宗比喻成汉武帝。此时，为苏辙说公道话的还是范纯仁。“史称武帝雄才大略，为汉七制之主，辙以比先帝，非谤也。”范纯仁不仅为被皇帝怒斥的苏辙辩白，而且还劝谏盛怒的年轻帝王，“陛下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宜如此急暴。”

陈歆耕老师《蔡京沉浮》一书，具有叙事的张力、语言的质感，富有严谨的史实、独立的见解。他跳出曲折隐蔽的 历史 语境，告诉你蔡京蔡卞(王安石女婿)兄弟是否“奸臣”；他跳脱人们对巨公英雄的崇拜，思考苏轼苏辙兄弟是否“君子”。他坚持从“圆形人物”入手进行文学研究，考察福建蔡氏家族的“官场人格”；他秉持对“心灵科学”的浓厚兴趣，考量范氏父子的“人格高标”。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陈歆耕老师直抒胸臆，给予范氏父子这样的评价：“虽然范仲淹、范纯仁父子的从政理念不尽相同，一个着力于变革，一个趋向于逐步改良，但做人的品格是处在一个巅峰上的。类似范仲淹、范纯仁这样的不唯上、持正、尊道的能臣和良臣，在中国 历史 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浪花，也淘尽奸雄。所以老子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历史 记录有时同样“暧昧不明”，难怪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但时间空间的缝隙中毕竟留下了士人良知和文人风骨，“语言文字之间”也深藏着隐约真相和不灭公道。

北宋的范纯仁，让我想到清代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他也曾为不相干甚至“不相中”的人说过公道话。说到曹寅，必然要提到江苏的“城”“事”，诸如苏州生祠、江宁织造和扬州书局。

在苏州织造任上两年零八个月后，曹寅调任江宁织造，接替父亲生前的职位。苏州百姓感念他的“治吴之道”，在虎丘为他立了一座生祠。江南鸿儒尤侗与曹寅往来密切，作了《司农曹公虎丘生祠记》。

尤侗写下曹寅在苏州的官声民意，袁枚《随园诗话》则记载了曹寅在南京的为人处世：康熙间，曹练（楝）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

由此可见，曹寅光明正大，不记私仇，不摆架子，对百姓和同僚都很好。虽然与地方官不和，但对获罪的人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向康熙“密疏”推荐。这里，袁子才有个失误，“撰《红楼梦》一部”的，不是“其子”，而是“其孙”。

曹雪芹写《红楼梦》，泽被后代，为中国矗立起一座文学高峰。曹寅编写传奇，撰写碑文，也造福了一方百姓。

曹寅是内务府“包衣”、皇帝在江南的“耳目”，也是荣耀和危机集于一身的“家奴”、勤谨和忠诚代代相传的“宠臣”，得到过皇帝赐冰、赐樱桃、赐药品的殊荣。他奉旨创办扬州诗局和扬州书局，刊刻《全唐诗》和《佩文韵府》，以江宁织造身份先后接驾四次。康熙第五次南巡，曹寅不远千里去迎接，直至鲁南大运河畔的鱼台县；皇帝回銮，曹寅不辞辛苦去护送，直送到运河古镇扬州宝应。

人物，不论丹青留名还是遗臭万年，不管籍籍无名还是如雷贯耳，都与时空黏合着，与时代分不开，与地理相关联。《红楼梦》的轨迹，就和曹寅的行迹很像，先从东南姑苏甄士隐一家的“小荣枯”开始，紧接着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大荣枯”在京城拉开帷幕。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曹寅五六岁到达江宁，曹雪芹十二三岁离开南京。一来一去，有沉有浮，南来北往，接驾送行，唱的是“好了歌”——好即是了、了即是好，写的是“好事终”——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曹寅之孙曹雪芹“奋扫如椽笔”，在困顿中写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把“傲骨”和“嶙峋”写进小说里，如同刻在石头上的“奇传”。范纯仁之父范仲淹以“仁人之心”写出《岳阳楼记》，虽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萧瑟悲凉，却始终不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今日阶前红芍药，几花欲老几花新。开时不解比色相，落后始知如幻身。”唐代诗人白居易“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的诗句，正适合我沉浸、延伸——“感红楼梦”“感北宋史”，寄“曹雪芹”“寄范纯仁”。

凡家庭，无论新旧大小贫富，都应有一种精神传承。古人曰：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今人云：好家风是传家宝。曹寅和曹雪芹，范仲淹和范纯仁，传承的是公道正派和善良美好，当然还有诗辞歌章。祖孙之间、父子之间互相印证、彼此成就，长辈何其幸哉！后辈又何其幸哉！

关于作者

周淑娟，女，江苏徐州人，1992年毕业于华中 科技 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徐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冰心散文奖获得者。

校对 徐珩

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