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很重要，家庭很重要，背景很重要。但是出身不可控，家庭不可变，背景不可择。当你没有选择余地的时候,努力是唯一的变数。像是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一样，平凡而努力地活着。

我们常常羡慕于“富二代”“官二代”的潇洒生活、惊叹于他们明艳壮阔的人生，却独自惋惜。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选择，那是像天花板般的高度，纵然如我们，也难以够级。因此复杂。

像是因为音乐结识的高晓松，他实在是很难给人看出有着怎样高超的学识或者出身。可他仍然优秀的使人瞩目。他曾说过：在他家，硕士基本上等同于文盲。追其缘由，竟才发觉：他从小在清华园长大，外公外婆都是科学家，外公张维创办了深圳大学，外婆陆士嘉是钱学森的师姑；至于父母，都是清华高知，一个建筑系，一个土木系。

出身很重要。好的出身给人带来开阔的视野，带来超脱的世界观，甚至是轻而易举地获得进入社会的起跳板。现代是这样，古代亦是这样，不可避免地重复着出身的重要性。

所以，盛老太太才会绕这么一大圈，带明兰回宥阳老家。就也只是为了将盛明兰列入族谱王大娘子名下。我感动于盛老太太对于明兰的一份心意，也暗自庆幸明兰能有这样的祖母。

盛家上下一齐去祠堂拜祖先，男丁割祭肉上完供后，再退出让女眷进去敬拜，主要项目是介绍允儿给盛家的牌位和活着的族人认识，入籍后允儿就算盛家人了。这是古代新媳妇入族谱的规定。

盛家发迹的晚，所以可考的祖先不多，明兰昏头昏脑地跟着拜了好几回，一会儿上香一会儿磕头，头晕脑胀之际忽记起适才允儿被写入家谱后，大老和自己的祖母又与几位族老女眷说了几句，然后族长盛维又添了几笔，写了些啥？

在回去的马车上，明兰就忍不住问盛老，谁知老轻飘飘的丢了一句重磅炸弹：“将你记入了你母亲名下，以后你就与如兰一般了。”明兰瞠目，过了会儿才结巴道：“怎么，怎么这样……？，呃，母亲知道吗？”盛老看了明兰一眼，神色不动：“我知会过她了。”

明兰一脑袋浆糊，呆呆坐在马车里：盛老行事干净利落，事先没有半点风声，事后轻描淡写，明兰满肚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只抱着祖母的胳膊来回的摇晃，把脑袋埋在祖母身上，小声道：“谢谢祖母，叫祖母费心了。”

石青色绒锦织的车顶微微摇晃，明兰静静抬头看着，她知道只有写在原配名下的儿女才算是嫡出，其实这不过名头好听些罢了，亲朋好友谁又不知道她是庶出的，不过她婚嫁时总算能体面点儿。

明兰忽然暗笑起来，以后如兰再想骂她‘小妇养的’却也不能够了……明兰猛地一惊，拉着祖母的袖轻轻问道：“那四姐姐呢，她也记入名下了吗？”盛老没睁开眼睛，只淡淡道：“你是不与如兰争的，墨兰……看她自己的造化了。”

明兰似懂非懂地思忖着，看来就算记入了王氏名下，也并不表示她真的和如兰平起平坐了，她依旧比如兰差了一层，如果她和如兰发生利益冲突，那么……明兰苦笑，原来是个山寨版的，不过也好，聊胜于无嘛。

关于族谱的历史，有很多。一种是，族谱上根本不记女儿，儿媳倒是有的。一种是，女儿也记，但只记嫡女。最后一种是，嫡女庶女都记录。

关于嫡出，也有许多种记录方式。一种是，不论嫡出庶出都写到正房名下。一种是，清楚地注明嫡庶，正房名下算嫡出，另外母亲空白栏下写的算庶出。还有一种是，连妾室的姓名也注明的，某某仔（妾x氏）。

这些个凌乱的记录方式，分别代表了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继承习惯。但是庶女记到嫡母名下的比较少，因为担心发生继承混乱，嫡母不肯削弱自己儿的权利，母家亲戚也是不肯的，而女儿记入嫡母名下比较多，因为可以高嫁，替家族拉关系。

总的来说，越是大家族，地位显赫，庶女的日就越好过，如果是庄户人家，温饱水平，或者商贾人家，比较不讲礼数，那庶女就很难过了，被黑心嫡母卖掉也不是没有。

翻查嫡庶记载，我才知道原来林徽因也是庶出的，她爹林老头的原配无出，先后纳了两个妾，一个生了林徽因，另一个有儿有女。但是这些孩子统统算在那正房名下，当然也是因为林徽因很出色，老爹特别疼爱，林梁两家也算开明，所以她后来配了梁启超。

孔子生平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其学说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还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成为东方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论基础。以孔子为代表创立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时至今日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孔子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符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求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思想

孔子面对春秋末期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汲取夏商的文化营养，继承周代的文化传统，创造了以“礼”、“仁”、“中庸”、“教”与“学”为主要内容，包括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内的完整学说。孔子的学说内涵丰富，自成系统，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礼”

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由来已久。孔子曾经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认为，到了周代，“礼”发展得最完备，因此，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在孔子看来，“礼”是从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在《礼记·哀公问》中，他明确指出：“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所以，他认为讲礼，更重要的不在于形式，而在贯彻其内在精神。

“仁”

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个人修养，他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教导学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向“仁”的方向努力。对于为政施治，他倡导立足于对人的关心爱护，以教化的方式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中庸”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就方法论来说，其要点有二：一是“中”，二是“和”。对于这种“中”与“和”的思想，孔子主张不仅要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方法来看待，而且还应该通过修养和锻炼，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质中，成为人的美德。他曾经感叹地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所以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他自己在为人的风格上也做到了“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受到弟子们的尊敬。

“教”与“学”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与“学”的思想是他思想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以前“学在官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贵族。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改变了“学在官府”的旧局面，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孔子自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他的学生来自十一个诸侯国，有各种出身的人。对于学习目的，孔子通过弟子的言论提出“学而优则仕”的主张，支持平民出身的学生从政施展才能。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善于发现学生各自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主张因材施教。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他循循善诱，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

老子

公元前571年农历2月15日，在世界的东方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即现在的河南省鹿邑太清宫镇降生了一位伟人老子。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学家派的创始人，被当代评为世界百位名人之一。大家知道在老子之前，社会上仅有一些哲学观点出现，从《老子》开始形成了系统的哲学理论。因此，鹿邑这块宝地，即是降圣的仙乡，又是东方哲学的发源地。

据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号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苦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郦道元《水经注》称：“边韶老子碑云老子楚相人也，相虚荒，今属苦，城犹存，在赖游乡之东，涡水处其阳”，（元初涡河由太清宫南边改道走太清宫北边）。翻阅历代国史，各种词书，名人论著以及《河南省志》、《归德府志》、《鹿邑县志》、《江南通志》、《安徽省通志》、《毫州志》都明确记载，老子生地在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史学界、哲学界、宗教界及研老专家，或著书立说，或撰写老证论文，认为老子生于鹿邑太清宫镇证据凿凿。据《毫州志》记载：“太清宫在城西四十五里，今属鹿邑，老子所生地”。《江南通志》（清顺治时期，今安徽与江苏合称江南省）卷二百，有一项“辨讹”，专门考证旧志中的讹错其中有对李耳的考证。结论是：“李耳，归德鹿邑人，非今江南地。唐宋之毫州，邻六县，惟谯、城父二县今江南境，余俱属河南。旧志载李耳凤阳人物中，误矣”。在重修《安徽省通志》卷二百六十，却有这样两段记载：“太清宫在毫州西四十五里，老子所妊之地，基地犹存，旧名紫极宫，唐天宝二年改”。再一段是：“陈抟为毫州真源人，今河南归德府鹿邑县地，旧志收入颖州，与老子误同，兹并削之”。写得明明白白，自动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记载。一九九一年，新华社合肥五月十日电，报道安徽毫州决定举行世界老子学术研讨会的消息称：“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又称聃，是与孔子同时代并齐名的一位古代思想家，也是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家乡在与毫州毗邻的今河南省鹿邑县”。实事求是，是我们传统的学风，应该发扬光大。

老子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上都是有巨大影响的人物。老子是人，但要从宗教文化去研究，他又是神，是道教的教主。群众尊称为老君爷。老子由人而神有一个历史衍化过程。唐代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非突然而来，盖早有“太上玄元”之名。从司马迁讲“盖老子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说明西汉时已流传着老子修道养寿是活了几百岁的活神仙了。东汉边韶《老子铭》曰：“老子先天地而生”，又曰“老子离合于混沌元气，与三光为始”。老子在后汉时期，已经完全神化，成为尊神、教主，所以汉桓帝于宫中产黄老浮屠之祠，把黄老与浮屠并列，前者是道教的教主，后者是佛教的教主。这里所谓的“黄老”即指老子而言。因此在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命中常侍左官到苦县（鹿邑）祭祀老子。延熹九年（166年）桓帝在濯龙宫亲祠老子。可见这时老子已经成为神圣的教主。现在全国各地都有道教宫观，鹿邑的太清宫始建于汉延熹八年，老君台始建于唐初，香火久盛不衰，老子以太上老君受到群众的尊奉。

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的大宝藏—也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第一部名著。其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兵学、美学、医学、社会学、伦理学、天文学、养生学，被誉为百科全书。他的清静无为的学说，一物两项的转变率的辩证理论，深邃的天人之际的哲理，两千五非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作为文化基因，渗透到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影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生死观等各种文化观念。《道德经》不但影响了汉代以来两千年的思想史，而且也受到西方思想家的重视，已成为世界哲学宝典之一。从古至今注释者三千余家，出版发行量居世界第二。当今，兴起了全球的“老子”热，老学研究空前高涨。最近几年各地连续召开国际性的老子学术研讨会议。一九九三年德国举办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议；一九九四年鹿邑举办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议；一九九五年中国社科院在西安举办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这样频繁的国际性研老活动，历史上是没有的，它樗着老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达到了新的水平。

老子思想所以能够发生这样巨大的历史影响，一方面是由于对远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作了系统的概括和总结，有着极其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是老子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开拓了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创立了以“道”为本体论的哲学体系，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老子思想对中国文化发生了全主位的影响，并对现代文化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指出了作为宇宙万物本原及其存在的根据的形上之“道”，创立了以“道”为核心，包括体体论、辨证法、认识论和人生哲学等内容的系统的哲学思想体系。老子的本体思考和方法思考，使“道”真正成为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从先秦道家、两汉黄老

一方面暴露了金钱关系泯灭人性，使道德沦丧的丑恶现实。另一方面展现了封建贵族日益没落，资产阶级上升得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确立的历史事实。

《高老头》主要的内容是：讲述主人公高老头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起家的面粉商人，中年丧妻，他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两个女儿身上，为了让她们挤进上流社会，从小给她们良好的教育，且出嫁时给了她们每人80万法郎的陪嫁，可他的两个女儿生活放荡，挥金如土他的爱轻而易举就被金钱至上的原则战胜了。

《高老头》的作品主题

《高老头》着重揭露批判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小说以1819年底到1820年初的巴黎为背景。

主要写两个平行而又交叉的故事：退休面粉商高里奥老头被两个女儿冷落，悲惨地死在伏盖公寓的阁楼上；青年拉斯蒂涅在巴黎社会的腐蚀下不断发生改变，但仍然保持着正义与道德。同时还穿插了鲍赛昂夫人和伏脱冷的故事。

通过寒酸的公寓和豪华的贵族沙龙这两个不断交替的主要舞台，作家描绘了一幅幅巴黎社会物欲横流、极端丑恶的画面，披露了在金钱势力支配下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揭示了在资产阶级的进攻下贵族阶级的必然灭亡，真实地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特征。

高老头—

参考

张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总格局下，各个民族的独特文化传统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在经济全球化、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不断拓新，既守护和继承传统又背离传统、走向现代的双向逆反运动，正构成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演变的一大奇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实际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深刻规律。

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劳动创造的产物，也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自己的主观世界的产物。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文化，它涵盖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道德伦理、政法制度、文物典章、宗教信仰、哲学美学和风俗习惯等。在古代，由于交通的隔绝和交往的罕少，人群依氏族、部落分居各地，其后逐渐融合为较大的民族。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相应也创造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形成了自己的共同的心理状态和共同的风俗习惯，以及种种共同的规章制度，从他们的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还升华出他们的宗教、哲学、美学和科学技术。精神文化又可分为带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如政法制度、道德伦理、宗教哲学和大部分文学艺术等，它们因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而或迟或早地产生相应的变动；另一类是不带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如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和相当部分的风俗习惯与部分文学艺术（像音乐、舞蹈、美术、雕塑、建筑、杂技、书法及文学中的山水诗、爱情诗中的很大部分），它们虽也因时代的前进而有所变化，却不随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文学艺术由于能够为后人继续提供审美的魅力，往往具有更恒久的生命力。在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时，注意到上述两类文化的区分是很重要的。因为后者的传统比前者更为稳固。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更多表现为文化积累中的并存状态。而前者在文化发展中则更多表现为现代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扬弃与超越。

一般来说，传统文化是在不断创造中形成的，又是在不断创造中被突破和创新而走向现代的。在这过程中，滞后的文化总要被先进的文化所取代，古老的传统总会在现代的竞争中被刷新。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化就是先进化。这种先进性是在历史纵向与全球横向的双重比较中被识别和确定的。普列哈诺夫当年谈到世界各国文学的相互影响时曾指出，后进的民族的文学总是向先进的民族的文学学习。例如俄罗斯文学曾向法国文学学习。而当时欧洲的文学却很少向非洲的文学学习。实际上整个文化的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后进的民族和国家也总是向先进的民族和国家学习的。我国的历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华民族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祖先曾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在古代的东亚文化圈中，日本曾长期向中国的先进文化学习；而到了近代，我国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和闭关锁国的错误政策，使我们的文化落后了。从而产生了民族生存的深刻危机，被列强所宰割所欺凌。于是从鸦片战争之后，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从魏源、林则徐介绍世界各国的风土地理，洪秀全、洪仁玕撰著《资政新编》，曾国藩、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以说，我们从文化的各个层面都一步步向西方的先进国家学习。日本由于先向西方学习，它的文化曾比中国先进，所以中国也从对日本文化的学习中获得许多益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更表明我国文化大规模地向现代化迈进。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之接受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现代化选择的重要部分。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现代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使国家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包括文化的深刻而广泛的变化。这都说明现代文化的建设或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向外国外民族先进文化学习的重要性。

但是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总有自己的优长，而且这种传统文化还是特定国家和民族存在的历史标志，也是发展现代文化的前进基础。忽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也是不对的。我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并非没有曲折。“五四”时代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包含彻底否定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意思。“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砸烂封资修黑货”，更把前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国创造的传统文化不问青红皂白都一概否定了。以致一次曾产生新文化建设中的“全盘西化”的倾向，后一次则产生了类似当年苏联存在过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那种幼稚倾向：妄图在空白平地上去创造新文化。实践表明，这些倾向都是错误的，导致文化传统在一两代人中出现断裂，使我们的文化建设走了很大的弯路，。其实，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文化“推陈出新”、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如毛泽东早就说过的，我们应该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实际上，传统文化有的不仅过时，而且腐朽有害，必须坚决淘汰；有的至今仍然有用，必须加以继承，吸纳进新的文化中来；还有的虽然旧了，虽不能构成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却可作为先人所创造的传统文化的历史标志，为体现文化积累的展现，仍然需要加以维护和保存。文学艺术中的情况也如此。如我国传统的戏曲，那些宣扬封建迷信和荒*色情的，就要淘汰；有些翻新的剧目，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有所创新的传统艺术形式，就可纳为社会主义戏剧的一部分；还有许多传统优秀剧目和技艺作为祖先的创造，就要作为“国粹”加以保存，即使将来没有多少观众。“五四”后有人对传统“京剧”一律骂倒；“文化大革命”中对旧的戏曲剧目一律禁演，都是对传统文化缺乏分析的错误做法。这个教训，今天一定要很好吸取。

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对于我国今天正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文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我们认为，这样的文化体现着当代文化的先进方向。因此，在今天，我们既要十分重视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去保存和发扬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要十分虚心地继续向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去创造能够引导未来的的、符合科学规律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又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需求并提升他们整体素质的文化。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把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统一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反对全盘否定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和“全盘西化”的倾向，同时我们也要反对“一切都是老祖宗的好”这种盲目复古主义和盲目排外主义的倾向。我们认为，无论对传统文化还是外国外民族文化都需要加以分析，看看那些东西确实是优秀的、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纳的；而那些东西又是腐朽有害的，是我们今天必须加以扬弃的；还有那些东西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又必须加以保藏并传诸后代的，一定要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一切先进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学来为我所用；一切落后的东西，我们理所当然也要坚决加以淘汰和屏弃。该学的不学、不坚决“拿来”，该丢的不丢，把痈疽继续当宝贝，都一定不利于我们建设新的先进的文化。而该保藏的历史文化遗存如果不善加保藏，甚至随意加以毁坏，那也就成为人类文化的罪人了。

我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在文化发展水平上也有很大差异。因而要把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建设中统一起来，肯定需要有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因为文化的发展还必须有个前提条件，即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都必须有经济的发展才能有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的发展也非常之快。但各地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又非常不平衡。因此，要使我国的文化全面走向现代，从各个层次和方面都走向世界先进文化的前列，无疑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既要使各民族的文化继续各具特色，又必须扬长补短，升优汰劣，在世界多元文化的广泛参照中，坚决把人家先进的东西“请进来”。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文化更丰富多彩并在科学技术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我国又是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祖先曾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人民，在文化上无疑也应当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只有当我们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处理好，真正光大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勇于吸纳世界上的一切先进的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自主创新，这样才能使我们建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更多更广泛地“走出去”，在世界文化多元的格局中发出应有的光辉。我们一定要不懈地为此做出艰巨的努力。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1074602htmlsi=1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⑦

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山东清河郡，山东临清郡，山东高唐郡，甘肃北地。

「傅」源出

傅（Fù）姓源出有五：1．出于殷商名相傅说（Yuè 音悦）的后裔，以地名为氏。据《史记·殷本纪》和《通志·氏族略》所载，商高宗武丁在位时，国势衰微，于傅岩（今山西省平陆东南）找到说，说帮助武丁兴国，修政行德，使天下大治，说的后裔以其居地为姓，形成傅氏。2．出自姬姓，为黄帝裔孙大由之后，以邑名为氏。黄帝（一说尧帝）裔孙大由封于傅邑，其子孙以邑名为姓，称为傅氏。3．出自祁姓，帝尧子丹朱之后，《国语》记载：（周代丹朱之神显灵时）。4．出自姚姓，为舜帝之后裔，以国名为氏。据《姓源》所载，古有傅国（故城今山东省枣庄南），舜之裔也。以国名为姓，称为傅氏。5．出自赖姓，源自为避难改姓傅氏而来。据《赖氏族谱》所载，赖氏族人为楚灵王所害，改罗、傅二氏，故有赖、罗、傅联宗之说。6．出自清代有少数民族改姓傅。如满洲人傅恒（本姓富察氏）、傅开 傅姓书籍（本姓郎佳氏），还有高丽、蒙古、回、马、土等少数民族改为傅姓。

得姓始祖：傅说。

商朝从盘庚将商都迁至殷墟以后，只兴旺了很短的一个时期，等到商高宗武丁继位时，国力已经很是微弱。武丁决定振兴朝纲，可是朝中却找不到一个能协助他改革国政的大臣，为此他一直忧虑。一日晚，武丁梦见了一个叫说的圣人，此人状如囚徒模样，却口称腹有良谋，武丁笑醒后，命人按梦中模样画成图像，四处寻访。结果在一个叫傅岩的地方找到一个叫说的奴隶，他们把他带回朝中。说给武丁提了不少关于治国方面的建议，武丁便任命说为宰相。说执政以后，修政行德，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得到了迅速发展。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在说的辅佐下，商朝后期达到了极盛，武丁也因此被誉为“中兴明主”。因说曾居于傅岩，所以称他傅说，傅说就成为傅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先秦时期，傅姓悄悄地活动于河南北部和山西南部一带狭小的地区。到了秦汉之际，傅宽跟从汉高祖刘邦打天下，以功封阳陵侯，历任齐相和汉丞相，傅姓的足迹已经踏上了山东，加上蜀中夜郎族傅姓和西羌傅姓的汉化，傅姓在汉朝已是甘肃、宁夏、四川的大姓，很快向西南的贵州、云南、广西等地迁移。至西晋时，傅姓已经北上河北，南下江苏，渡长江进入浙江等地。唐朝末期傅姓随中原南下移民潮进入福建。明朝时傅姓已分布于江南各地了，清初傅姓进入了台湾地区。宋朝时期，傅姓大约有29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38%，排在第五十七位。傅姓第一大省是江西，约占全国傅姓总人口的20%。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江西、山东、河北、福建、河南，这五省傅姓大约占全国傅姓总人口的75%。其次分布于浙江、江苏、安徽、四川、山西等地。全国形成了南方赣闽、北方鲁冀豫两大傅姓聚集地区。明朝时期，傅姓大约有44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47%，列为第五十位。宋元明600年全国人口纯增长率是20%，傅姓人口增长比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明朝时期，江西为傅姓第一大省，约占全国傅姓总人口的34%。在全国分布主要集中于江西、浙江两省，大约占全国傅姓总人口的45%。其次分布于山东、福建、湖北、河南，这四省的傅姓又集中了26%。宋元明600余年，傅姓的分布总格局变化较大，其人口主要由北方向东南迁移。全国重新形成了浙赣闽、山东两块傅姓人口聚集地区，全国中心已由北向东南漂移。

当代傅姓的人口已达450万，为全国第五十三位姓氏，大约占全国人口的036%。从明朝至今600年中傅姓人口由44万增到450万，增长了约10倍，傅姓人口的增长速度低于全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在全国的分布目前主要集中于湖南、安徽、四川、河南等四省，大约占全国傅姓总人口的35%。其次分布于河北、江西、浙江、湖北、山东等五省，这五省傅姓又集中了28%。傅姓第一大省是湖南，约占全国傅姓总人口的9%。全国形成了南川湘皖赣浙、北豫鄂鲁冀两块傅姓大聚集区。在近600年期间，傅姓人口流动的程度和方向与宋元明期间有了很大的区别，由东部向华中、华北的回迁已经大于由北向东南的迁移，同时，向西、西南的移民已经成为重要的移民流。傅姓在人群中分布频率示意图(见图53)表明：在湖南、鄂皖赣大部、浙江、福建北部、江苏南端、上海、重庆、四川大部、贵州北部、粤桂北端、陕西南端、山东北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黑龙江东部，傅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在048%以上，上述覆盖面积约占了总国土面积的194%，居住了大约53%的傅姓人群。在四川西部和南辩i贵州南部、云南北端、桂粤闽中部、江西南端、安徽北部、豫鲁苏大部、河北西部、北京、陕西南部、甘肃南带、辽宁西部、吉林大部、黑龙江中部、内蒙古中部、新疆西北，傅姓一般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在036%一o48%之I司，其覆盖面积约占了总国土面积的207%，居住了大约31%的傅姓人群。

傅毅：字武仲（约47-92），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东北）人，东汉文学家。朝廷求贤不诚，士多隐居，遂作《七激》、《迪志》诗，讽世明志，后被召为兰台今史，以文显于朝廷。著有《舞赋》等作品。

傅玄：字休奕（217-279），北地泥阳（今陕西省耀县）人，西晋时哲学家、文学家，可算是傅姓族人有史以来最有学问的名人。其学问渊博，精通单律，于诗擅长乐府。在哲学上，把自然和人类历史都看作一种纯粹的自然过程，批判了有神论的世界观和玄学空谈。著有《傅子》等集传世，在晋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卒后被追封为清泉侯。

区别：

1、五官。

在人类体质学上有明显的区别（可能从外表上不能十分肯定地区分出满族和北方汉族的不同，不过差别确实存在），如：满族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五官部分，眼裂较小、眼睑无褶皱或不明显褶皱、眼距较近、直鼻型、长方脸型的人较多发色较浅等等。而汉人则相反。

2、从语言上看。

满语和汉语分属不同的语系。虽然现在绝大多数的满族人都使用了汉语，可是在做划分的时候仍然将满族划分为和汉族不同语系的民族。 满语属于满-通古斯语系。

3、从性格和意识上看。

满族和汉族也有一定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世界观、人生价值观、还有为人处事的方式上。满族人在性格上和汉族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满族人的性格非常的倔强，这一特点已经被很多的满族人所证实。

扩展资料：

民族文化

语言

满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族文字创立于16世纪末。宋、金时代，女真人曾有过自己的文字，早期女真文字是从汉字脱胎出来的表词音节文字，但久已失传。

16世纪末，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各部后，以蒙古字母拼写满语读音，形成一种新的文字，称为“老满文”。皇太极时期又在借用的蒙文字母上加圈点，用来区分语音，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

满文作为一种官方文字，在清代长期使用，一度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的文字，留下了大量档案资料，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的瑰宝。

清中期以后，满语逐渐被放弃，满族基本上使用汉语北方方言，只有旗人内部和旗籍官员，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仍然必须使用满语。到20世纪80年代，除了东北个别边远地区和新疆的锡伯族少数老人尚能使用满语外，满语已经消失了。

姓氏

满族称姓氏为哈拉（hala），丰富而复杂，极富民族文化特色。最初，一个哈拉就是一个穆昆（家族）。后来随着人口繁衍、家族分支与随任驻防调往别处，原来的穆昆又分化出数个新穆昆。一般一个穆昆只有一个哈拉，但也有数个穆昆属于同一哈拉的情况。

历史记载，满族姓氏有600多个，在中国各民族的姓氏中，仅次于汉族。与其他历史悠久的民族一样，满族姓氏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的图腾崇拜，但就后来的发展看，主要有以居住地为氏和以部族为氏两种。

女真人往往一个穆昆聚居一处，宋元以后，又深受蒙古族的影响，所以称名而不称姓。清入关后，民族关系不断发展，汉军旗人多有用满族称名不称姓的方式命名的，而满洲旗人深受汉族文化习俗的影响，有很多用汉字为姓氏。

参考资料：

--汉族

出身很重要，家庭很重要，背景很重要。但一个人的出身是不可控的，一个人的家庭是不可改变的，一个人的背景是必然的。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努力是唯一的变数。和我们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我们过着平凡而艰难的生活。我们常常羡慕“富二代”和“官二代”的潇洒人生，惊叹他们的璀璨瑰丽人生，却又独自遗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选择过，它高如天花板，即使和我们一样，也很难达到那个程度。所以，复杂。

比如我因为音乐认识的高，很难向人们展示他的学识或背景有多高超。但他仍然很出色。他曾经说过：在他家，硕士基本相当于文盲。追完原因，才知道他在清华校园长大，爷爷奶奶是科学家，爷爷张伟创办深圳大学，奶奶陆士嘉是钱学森的老师；至于父母，是清华高知，一个建筑系，一个土木系。出身很重要。好的出身带给人的是宽广的眼界，超然的世界观，甚至是轻松进入社会的跳板。古今皆如此，难免重复出生的重要性。

盛家发家较晚，所以待考祖宗不多。明兰昏沉地去拜了几次，然后唱香磕头。他晕头转向的时候，突然想起另一个孩子已经被写进家谱了，老人和他奶奶和几个老太太说了几句话。然后宗主圣威又加了几笔，写了点东西。在后面的车厢，明兰忍不住问盛老，他却淡淡地丢了一个重磅炸弹：“以你母亲的名义把你放了，以后你就和兰一样了。”

明兰头很粗，坐在马车里：盛老演得很干净利落，事前没有任何风声，事后轻描淡写。明兰吃饱了不知道从何说起，最后只来回摇着奶奶的胳膊，把头埋在奶奶的身上，小声说：“谢谢奶奶，让她费心了。”石蓝色天鹅绒锦缎的屋顶微微摇晃着，而明兰静静地抬起头来。她知道只有原名字写的孩子是她自己的，但其实只是更好的称呼。亲戚朋友都不知道她是小妾，但是她结婚的时候能够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