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在历城区政府驻地洪家楼以南25公里。面积25601平方公里。31959户，1055万人。，辖129个行政村，159个自然村。镇政府驻地仲宫。

　　金置中宫镇。明崇祯十三年（1640）属锦云川路，为中宫镇。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属正南乡。民国十三年（1924）属终宫乡。1950年为第九区。1955年改称仲宫区。1959年成立仲宫公社。1961年为仲宫区所辖仲宫公社，1968年撤区并社为仲宫公社。1985年实行政社分开撤区并乡设立仲宫镇至今。2005年12月高而乡、锦绣川乡撤乡设立办事处并入仲宫镇。

　　仲宫　位于卧虎山水库以北，西邻西沟崖，东为西郭而庄，锦绣川北岸，103公路以东。1408户，4366人。设仲宫南、仲宫北村民委员会。家历一、六，三、八日逢集。1948年9月，历城县委在此召开庆祝济南解放大会。同年10月，历城县委、县政府从仲宫迁至东郊杨家屯。

　　约在西汉时期，名为终翁聚。亦名终军村。以终军故里而得名。曾名中公集、中宫、终宫。史志记载：《金史》“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镇六……中宫”，《山东通志》“终军村，古名终翁聚即终军故里”，明崇祯《历城县志》“锦云川路：中宫镇，古镇”，清乾隆《历城县志》“正南乡仙台五：中宫庄（金史六镇之一。旧名中宫镇。一、六，三、八日集）”，民国《续修历城县志》“终宫乡仙台五：终宫镇（一、六，三、八日集）”。后沿称仲宫。

　　上店子　位于仲宫以北3．5公里，东北候家庄，南邻下店子．165户，647人．设店子村民委员会。1946年8月28日，历城县独立营，在店子岭伏击战中，痛击日伪军140多人。为此，县委、县政府在四门塔召开祝捷大会。

　　清顺治年间（1644－1661），称花椒店。亦名店子庄。林、王二氏早居于此。因地处古驿道，林家开设一店铺，且山坡多植花椒树，遂建村而得名。县志记载：清乾隆《历城县志》“西南乡仙台三：店子”，民国《续修历城县志》“邵二乡仙台三：店子”。后分为两个村，此处沿称上店子。

　　下店子　位于仲宫以北3公里，东依关山，南为二仙，北邻上店子。56户，176人。属店子村民委员会。

　　村名来历及沿革与上店子同。此处沿称下店子。

　　二仙　位于仲宫以北2．5公里，南为南庄，北邻下店子，济新公路（103国道）西侧。871户，3154人。设二仙村民秉员会。农民委员会。农历五、十日逢集。

　　约在元代，曾名两仙沟。相传，以两个小孩成仙的故事而得名。县志记载：明崇祯《历城县志》“函山路：两仙沟”，清乾隆《历城县志》“西南乡仙台三：两仙沟”，民国《续修历城县志》“邵二乡仙台三：两仙沟”。建国后沿称二仙。

　　南庄　位于仲宫以北1．75公里济新公路西侧，西南为土屋，北邻二仙。180户，617人。设南庄村民委员会。

　　明代，曾名两仙南庄。孟氏由村西南土屋迁此定居。因建村于两仙沟南侧而得名，沿称南庄。

　　土屋　位于仲宫西北2．5公里，西南为左而庄，东北邻南庄。220户，819人。设土屋村民委员会。　

　　明代中期，曾名陈家土屋。陈氏由柳埠槲疃迁此定居。因多用土坯建屋而得名。县志记载：清乾隆《历城县志》“清乾隆《历城县志》“西南乡仙台三：陈家土屋”，民国《续修历城县志》“邵二乡仙台三：陈家土屋”。建国后沿称土屋。

　　西董家庄　位于仲宫以西5．5公里，东邻朱家庄，南为杨而庄。217户，793人。设西董家庄村民委员会。

　　明代，曾名董家庄。因董氏早居建村，以姓氏而得名。县志记载：清乾隆《历城县志》“西南乡仙台三：董家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邵二乡仙台三：董家庄”。后来为区分同名村，加方位沿称西董家庄。

　　朱家庄　位于仲宫以西5公里，南为崔家庄，西邻西董家庄。624户，2164人。设朱家庄村民委员会。家历二、七日逢集。

　　明代，因朱氏早居建村，以姓氏得名朱家庄。村南黄花山洞前，弘治年间碑文中就有朱家庄之名。县志记载：明崇祯《历城县志》“函山路：朱家庄”，清乾隆《历城县志》“西南乡仙台三：朱家庄（二、七集）”，民国《续修历城县志》“邵二乡仙台三：朱家庄（二、七日集）。”

　　左而庄　位于仲宫以西3．25公里，南对卧虎山，西邻朱家庄，北为土屋．616户，2128人．设左而庄村民委员会．

　　明代中期，曾名左家庄．亦称左二庄．因左氏早居建村，以姓氏而得名．县志记载：明崇祯《历城县志》“函山路：左儿庄”，清乾隆《历城县志》“西南乡仙台三：左二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邵二乡仙台三：左二庄”。建国后沿称左而庄。

　　黄路钱　位于仲宫以北7公里，东依九女山和北井，南邻傅家庄。396户，1501人。设黄路线村民委员会。

　　据《刘氏家谱》记载，明朝中期，刘氏由直隶（河北省）枣强迁此建村。因此处有一道南北自然形成的黄土层呈线状，故沿称黄路线。县志记载：明崇祯《历城县志》“函山路：黄路线”，清康熙《历城县志》“函山路：黄路线”，民国《续修历城县志》“邵二乡仙台三：黄路线”。

　　傅家庄　位于仲宫以北6公里，东邻上坡，南为支家岭，北邻黄路线。346户，1220人。设傅家庄上、傅家庄下村民委员会。

　　明万历年间（1573－1620），因傅氏早居建村，以姓氏而得名傅家庄。县志记载：清乾隆《历城县志》“西南乡仙台三：傅家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邵二乡仙台三：傅家庄”。

　　上坡　位于仲宫以北6．5公里，东为河圈，东南邻西泉泸，西为傅家庄。305户，1057人。设上坡村民委员会。

　　据《李氏家谱》记载：明洪武年（1368－1398），杨氏由直隶（河北省）枣强迁此建村，以姓氏得名杨家庄。为区分同名村，曾改称上坡杨家庄。后来沿称上坡。

　　北井　位于仲宫东北8公里，南邻河圈，西南为上坡，西依九女山和黄路线。259户，871人。设北井村民委员会。

　　据村内明代关帝庙碑记载，曾称王府庄。后因此处干旱，村民久盼甘朱，打出一眼井，沿称北井。县志记载：清乾隆《历城县志》“正南乡台二：北井”，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朱路乡仙台二：北井”。

　　河圈　位于仲宫东北7公里，东依丁字寨，南邻东泉泸，北为北井。350户，1165人。设诃圈村民委员会。

　　约在明代，曾名河圈庄。因地处一条河道，其三面皆为沟崖头，形似圈状而得名。后沿称河圈。

　　候家庄　位于仲宫以北的公里，东为支家岭，西邻上店子。579户，2147人。设侯家庄北，侯家庄南村民委员会。

　　明代，因侯氏早居建村，以姓氏昨名侯家庄。县志记载：明崇祯《历城县志》“函山路：侯家庄”，清乾隆《历城县志》“正南乡仙台三：侯家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邵二乡仙台三：侯家庄”。　

　　支家岭　位于仲宫以北4公里，东依小孤堆，南邻太平庄，西为侯家庄。156户，556人。设支家岭村民委员会。

　　清代，支氏由大涧沟迁此定居。因建村于山岭之上，故沿称支家岭。

　　凤凰村　位于仲宫东北5．25公里，东依香山寺，南邻凤凰岭，北为西泉泸。150户，490人。设凤凰村村民委员会。

　　明代，曾名免石窝。因地处山峪，其石头多呈“兔石窝”，清乾隆《历城县志》“函山路：兔子窝”，清乾隆《历城县志》“正南乡仙台二：兔石窝”，民国时期，村民为图吉祥曾改凤凰窝。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有“泉路乡仙台二：凤凰窝”的记载。建国后沿称凤凰村。

　　西泉泸　位于仲宫以北6．5公里，东邻东泉泸，南为凤凰村，北为上坡。365户，1271人。设西泉泸村民委员会。

　　明洪武年间（1368－1398），曾名高家庄。高氏由直隶（河北省）枣强迁此建村，以姓氏得名。相传，此处原有山泉和一片呈黑色坚硬。当地叫作“泸”的土块，因垆、泸字音相同而沿称泉泸。为区分同名村，加方位沿称西泉泸。县志记载：明崇祯《历城县志》“函山路：泉泸”，清乾隆《历城县志》“正南乡仙台二：西泉泸”，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泉路乡仙台二：西泉泸”。

　　东泉泸　位于仲宫东北6．75公里，西邻西泉泸，北为河圈。839户，2885人。设东泉泸村民委员会。农历二、七日逢集。村东有唐代石刻香山寺遗址。

　　村名来历及沿革与西泉泸同。此处位东，沿称东泉泸。建有波萝峪休闲度假旅游区。

　　刘家峪　位于仲宫以北2公里，东邻韩家庄，西为南庄，北依关山。497户，1619人。设刘家峪东、刘家峪南、刘家峪北村民委员会。

　　相传在宋代，曾名刘庄。刘氏由济南以西利庄迁此定居，遂之建村而得名。以后，因地处三面环山，建村在山峪内，故沿称刘家峪。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有“终宫乡仙台五：刘家峪”的记载。

　　泉子峪　位于仲宫以北3公里，东为李家庄，南邻韩家庄，北为太平庄。155户，514人。设泉子峪村民委员会。

　　据明洪武元年（1368）村中碑文记载，以地处三面环山，村中又有一山泉，故沿称泉子峪。

　　太平庄　位于仲宫以北35公里，东邻许家坡，南为泉子峪，北支家峪。23户，66人。设太平庄村民委员会。

　　清代，曾称南关蒋。此处原为济南南关一蒋姓官员的别墅，遂建其村而得名。后来，村民以盼望太平之意，改称太平庄。县志记载：清乾隆《历城县志》西南乡仙台三：太平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邵二乡仙台三：太平庄”。

　　许家坡　位于仲宫以北375公里，东为王家庄，西邻太平庄，北为凤凰村。43户，121人。设许家坡村民委员。

　　明崇祯年间（1628－1644），因许氏早居于此，建村在山坡之处，故沿称许家坡。

　　李家庄　位于仲宫东北325公里，东邻东董家庄，南为钱家庄，北依大孤堆。114户，401人。设李家庄村民委员会。

　　明洪武年间（1368－1398），刘氏早居于此，名为刘家小庙。清同治年间（1862－11874），李氏又迁入，因李姓住户较多，于民国年间改称李家庄。

　　东董家庄　位于仲宫东北35公里，东北邻北杨家庄，西为李家庄。64户，227人。设东董家庄村民委员会。

　　明代，曾名小时家庄。因时氏早居而得名。俗称董家庄。明末，因村中一董氏居官，改称董家庄。县志记载：明崇祯《历城县志》“函山路：时家庄”，清乾隆《历城县志》“正南乡仙台二：董家庄”，民国《续修在历城县志》“泉路乡仙台三：董家庄”。后来，为区分同名村，加方位沿称东董家庄。

　　凤凰岭　位于仲宫东北5公里，南邻王家庄，北为凤凰村，西依小孤堆。357户，1146人。设凤凰岭村民委员会。

　　明洪武年间（1368－1398），相传，因这里地处山岭，其地势形似一展翅凤凰，首在南，尾朝北，两边崖头如翅，故沿称凤凰岭。

　　王家庄　位于仲宫东北45公里，东为双井，南邻北杨家庄。北为凤凰岭。298户，1001人。设王家庄南、王家庄北村民委员会。

　　明代，王氏最早在此建村，以姓氏得名王家庄。县志记载：清降《历城县志》“正南乡仙台二：王家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泉路乡仙台二：王家庄”。

　　北杨家庄　位于仲宫东北4公里，江为双井，西南邻东董家运动服，北为王家庄。126户，407人。设北杨家庄村民委员会。

　　据村中乡氏墓碑记载，始祖明初迁徙到杨家庄，因杨氏早居建村而得名杨家庄。县志记载：清乾隆《历城县志》“正南乡仙台二：杨家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泉路乡仙台二：杨家庄”后为区分同名村，加方位沿称北杨家庄。

　　双井　位于仲宫东北6公里，西邻王家庄，东北为天井峪。199户，685人。设双井村民委员会。村处有明纪成王墓。

　　明代，原名双井峪。因地处山峪，村有两眼并得名。据村中孙氏墓碑记载：“始祖志孟者，系陈家庄人，前明季年，偶来南乡至双并庄北长峪口外，见其山川秀丽，人情古朴，欣然乐之，遂乔迁而卜往焉”。县志记载：明崇祯《历城县志》“函山路：双井峪”，清乾隆《历城县志》“正南乡仙台二：双井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泉路乡仙台二：双井庄”。以后沿称双井。

　　天井峪　位于仲宫东北8公里，西南邻双井，西北为东泉泸。87户，217人。设天井峪村民委员会。

　　相传在明代，因地处四面环山，村北石崖下又有一天然石井形状，故沿称天井峪。

　　韩家庄　位于仲宫以北225公里，东邻钱家庄，北为泉子峪，109户，370人。设韩家庄村民委员会。

　　清代中期，曾名韩家石屋。韩氏逃荒至此，因定居于石头屋子而得名。以后遂建村，以姓氏沿称韩家庄。

　　钱家庄　位于仲宫东北3公里，南依红头山，西为韩家庆，北邻李家庄。221户，742人。设钱家庄村民委员会。

　　相传在明代，因钱氏早居建村，以姓氏得名钱家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有“泉路乡仙台二：钱家庄”的记载。

　　崔家庄　位于仲宫以西5公里，东依卧虎山，面为卧虎山水库，西北邻朱家庄。314户，1030人。设崔家庄村民委员会。　　

　　明正德年间（1506－1521），因崔氏早居建村，以姓氏得名崔家庄。县志记载：明崇祯《历城县志》“函山路：崔家庄

”，清乾隆《历城县志》“西南乡仙台三：崔家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邵二乡仙台三：崔家庄”。

　　杨而庄　位于仲宫以西575公里，东邻卧虎山水库，西依黄花山，北为朱家庄。251户，825人。设杨而庄村民委员会。村处有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代黄花山石窟造像。

　　元代，杨氏早居建村，以姓氏得名杨家庄。曾名杨二庄。以后沿称杨而庄。县志记载：明崇祯《历城县志》“函山路：杨儿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邵二张仙台三：杨二庄”。建有白鹤生态度假湾。

　　西许庄　位于仲宫以西2公里，东邻东许庄，南邻卧虎山水库，西为崔家庄。229户，800人。设西许庄村民委员会。　

　　清顺治年间（1644－1661），称西许家庄。住户由（东）许家庄迁此定居建村而得名。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有“邵二乡仙台三：西许家庄”的记载。后沿称西许庄。

　　东许庄　位于仲宫以西175公里，东为郑家庄，南邻卧虎山水库，西邻西许庄。271户，985人。设东许庄村民委员会。　

　　约在宋代，曾名许家庄。亦称北许庄。因许氏早居建村而得名。（清初有住户迁至西许家庄）。县志载：明崇祯《历城县志》“锦云川路：许家庄”，清乾隆《历城县志》“西南乡仙台三：许家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终宫乡仙台五：许家庄”。后区分同名村，加方位沿称东许庄。

　　北草沟　位于仲宫西南45公里，东南为先锋店，南邻南草沟，北邻卧虎山水库。116户，407人。设北草沟村民委员会。传说为唐胡国公秦琼故里，而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则有“秦琼，字叔宝……历城县南山终宫人”的记载。1970年秋，出土有春秋鲁伯大父簋等文物。

　　唐代，曾名聚仙村。相传，当年秦琼与尉迟恭、程咬金等好友经常在此聚会而得名。亦称草沟村。县志记载：明崇祯《历城县志》“锦云川路：草沟”，清乾隆《历城县志》“西南乡仙台三：北草沟”，民国《续修历城县志》“邵二乡仙台三：北草沟”。后因村中一条大山峪将其分为两村，加方位沿称北草沟。

　　南草沟　位于仲宫西南45公里，北邻北草沟，南为五府庄，北邻北草沟，南为王府庄，北邻卧虎山水务。116户，389人。设南草沟村民委员会。

　　村名来历及沿革与北草沟同。后加方位沿称南草沟。

　　先锋店　位于仲宫西南45公里，东为冯家庄，南邻王府庄，北邻西平坊。308户，977人。设先锋店村民委员会。

　　约在西汉时期即有村落，曾名旋风店。传说，张良住张家庄，尹宗住尹家店，二人为至友。张良到韩国做了官，尹宗因生活贫穷前去找他，当走到此地时，忽然刮起了旋风，将尹宗刮到了韩国。等尹宗回来时，路遇一朱氏用筐担着女儿找住处，二在交谈中，尹将刮旋风之事讲给朱听，朱听罢欣然在此定居，得名旋风店。县志记协：明崇祯《历城县志》“锦云川路：旋风店”，清乾隆《历城县志》“西南乡仙台三：旋风店。”，民国《续修历城县志》“邵二乡仙台三：旋风店”建国后沿称先锋店。

　　西平坊　位于仲宫西南4公里，东为东平坊，南邻先锋店，北邻卧虎山水库。84户，298人。设东平坊村民委员会。

　　村名来历及沿革与西平坊同。此处位东，沿称东平坊。

　　穆家庄　位于仲宫西南375公里，南依穆格寨，西为冯家庄，北邻东平坊。384户，1357人设穆家庄村民委员会。农历四、九日逢集。村处有优质地下矿泉水。

　　清代，曾名木家庄。据《郭氏谱碑》记载：清康熙年间为木家庄。以后，因建村于穆家庄。县志记载：清乾隆《历城县志》“西南乡仙台三：木家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邵二乡仙台三：穆家庄。”

　　冯家庄　位于仲宫西南4公里，东邻穆家庄，南为东老泉，西先锋店。46户，150人。属穆家庄村民委员会。

相传在清代，因冯氏在此早居建村，以姓氏得名冯家庄。县志记载：清乾隆《历城县志》“西南乡仙台三：冯家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邵二乡仙台三：冯家庄”。

　　得泉沟　位于仲宫西南3公里，南邻穆家庄，西北为东平坊。75户，256人。属穆家庄村民委员会。

　　清顺治年间（1644－1661），潘氏由济南以西红庙迁此建村。因村中有一山泉，以喜得泉水之意，故沿称得泉沟。

　　王府庄　位于仲宫西南55公里，东邻东老泉，依穆格寨，南为西老泉。115户，385人。设王府庄村民委员长。

　　明代中期，原系小白庄一位王氏“探花”的庄园，遂建其村，得名王福庄。后来沿称王府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有“邵二乡仙台三：王福庄”的记载。

　　东老泉　位于仲宫西南55公里，东依穆格寨，西南为西老泉村民委员会。

　　村名来历及沿革与东老泉同。原名西老仙。沿称西老泉。

　　郑家庄　位于仲宫以西1公里，东邻西沟崖，南为卧虎山水库，西为东许庄。183户，654人。设郑家庄村民委员会。1989年，在村南发现元代墓一座。

　　明洪武年间（1368－1398），因郑氏早居建成村，以姓氏得名郑家庄。清乾隆《历城县志》有“正南乡仙台五：郑家庄”的记载。

　　西沟崖　位于仲宫西面，西依娘子山、邻郑家庄。154户，497人。设西沟崖村民委员会。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刘太静在济南为官，曾在此修建别墅。建村后得名刘家庄。因地处仲宫西面，有一条河道相隔，又建村于土崖之上，建国后改称西沟崖。

西郭而庄　位于仲宫以东1公里，锦绣川从村南流过．东邻东郭而庄，南依和尚帽．540户，1808人．设西郭而庄村民委员会．

　　唐代，曾名郭而庄。因郭氏早居建村，以姓氏得名。县志记载：明崇祯《历城县志》“锦云川路：郭儿庄”，清乾隆《历城县志》“正南乡仙台五：葛儿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终宫乡仙台五：郭而庄”。后以村中锦绣川为界，分为西、东两个村，其村位西，故沿称西郭而庄。

　　东郭而庄　位于仲宫以东175公里，东为于家洼，西邻西郭而庄。455户，1594人。设东郭而庄村民委员会。村南山有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隋、唐太甲山石刻造像和南泉寺遗址。

　　村名来历及沿革与西郭而庄同，后沿称东郭而庄。

　　于家洼　位于仲宫以东25公里，锦绣川南岸，东邻南杨家庄，西为东郭而庄。238户，880人。设于家洼村民委员会。

　　元至正年间（1341－1368），曾名于家凹。因于氏早居于此，建村山峪低凹处而得名。后沿称于家洼。县志记载：清乾隆《历城县志》“正南乡仙台五：于家凹”，民国《续修历城县志》“终宫乡仙台：于家洼”。

　　南杨家庄　位于仲宫以东325公里，锦绣川南岸，东邻邱家庄，西为于家洼。152户，561人。设南杨家庄村民委员会。

　　约在明末清初。曾名杨家庄。叶氏早居建村。因此处多植杨树而得名。后为区分同名村，加方位沿称南杨家庄。

　　邱家庄　位于仲宫以东35公里，锦绣川南岸，东邻西路家庄，西为南杨家庄。236户，857人。设邱家庄村民委员会。村东有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代古建筑三官宙。

　　明代，曾名楼子庄，以村东有座石楼子而得名。曾名青名青龙庄，因村依青龙而建，故名。后因邱姓住户增多，以姓氏沿称邱家庄。县志记载：明崇祯《历城县志》“锦绣川路：邱家庄”，清乾隆《历城县志》“花骨朵南乡仙台五：邱家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终宫乡仙台五：邱家庄”。

　　西路家庄　位于仲宫以东45公里，锦绣川北岸，东邻东路家庄，南依透明山，西为邱家庄。164户，632人。设西路家庄村民委员会。

　　明代，曾称北寨子。因村靠近火龙寨而得名。亦名路家庄。县志记载：明崇祯《历城县志》“锦绣川路：路家庄”，清乾隆《历城县志》“正南乡仙台五：路家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终宫乡仙台五：路家庄”。后以村之间一条路为界分为两个村，其村位西，故沿称西路家庄。

　　东路家庄　位于仲宫以东5公里，锦绣川北岸，东为刘家庄，南稻池，西邻西路家庄。209户，740人。设东路家庄村民委员会。

　　村名来历及沿革与西路家庄同。后沿称东路家庄。

　　稻池　位于仲宫以东525公里，东为刘家庄，南依露水岭，北邻东路家庄。300户，1056人。设稻池村民委员会。1939年1月16日（古历1938年11月26日），日本侵略烟制造了稻池惨案。1975年10月出土有春秋刀币。

　　明洪武年间（1368－1398），称南寨子村，因靠近寨子山建村而得名。传说，因村里经常闹火灾，村中又有一水池子，以灭火之意，故沿称稻池。县志记载：明崇祯《历城县志》“锦绣川路：稻池”，清乾隆《历城县志》“正南乡仙台五：稻池庄”，民国《续修历城志》“终宫乡仙台五：稻池庄”。

　　刘家庄　位于仲宫以东65公里，锦绣川南岸，南依丁字寨，西邻稻池。592户，2162人。设刘家庄村民委员会。农历二、七日逢集。村有明代重修古建筑三官居庙。

　　明洪武年间（1368－1398），称刘家寨。因刘氏早居于此，依丁字寨建村而得名。后以姓氏沿称刘家庄。县志记载清乾隆《历城县志》“正南乡仙台五：刘家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终宫乡仙台五：刘家庄”。

　　营而庄　位于仲宫以南25公里，锦阳川西岸，东为大并渡口，南为北道沟，西北邻卧虎山水库。425户，1465人。设营而庄村民委员会。

　　明万历年间（1573－1620），相传，因有位武将官率大军在此安营扎寨建营盘，屯兵打仗。沿称营而庄。县志记载：明崇祯《历城县志》“锦云川路：营儿”，清乾隆《历城县志》“正南乡仙台五：营儿庄”，民国《续修历城县志》“终宫乡仙台五：营儿庄”。　　

　　小并渡口　位于仲宫以南175公进在，锦阳川北岸，东依康王顶，东南邻大并渡口，西为营而庄。161户，519人。设小并渡口村民委员会。

　　清顺治年间（1644－1661），住户由大并渡口迁此建村。曾名小埠渡口。后沿称小并渡口。民国《续修历城县志》有“终宫乡仙台七：小埠渡口”的记载。

　　大并渡口　位于仲宫以南275公风景点，锦阳川东岸，北依康王顶，南邻西罗园，西北为小并渡口。348户，1230人。设并渡口西，并渡口东村民委员会。村东北康王顶山脚下有元代重修醴泉寺遗址。

前55世祖 讳士燮（拱照）公，名富仙、字康、又字季子、又称刘夏公，讳拱照公，名康、字季子。妣万氏，生五子：报江、报联、报时、报淮、报盛。康公事周简王，由山西移居山东济南府，公寿88岁，祖妣合葬东岳太山下双龙出洞形。 前592年秋，士会告老，郤克执政。士燮作为范氏宗子，直接进入六正行列，任上军佐，在六正中排名第四。

士会退休后至少还活了四年，有他在，儿子在晋国政坛的日子自然比较好过；士会也反复教导儿子为人要恭敬、低调，为自己身后范氏在晋国的安全着想。而士燮是孝子，牢牢记住父亲的教诲，迅速从一个活泼机敏的青年成长为一位老成、稳重的政治家，牢牢记住父亲的教诲，并奉行于终身。担任上军佐时期，士燮还是明显表现出他作为一个青年才俊固有的才智与干劲。

（一）晋齐鞍之战

前589年6月，士燮与郤克、栾书共同伐齐，在鞍之战（靡笄之役）战败齐国。这次行动，士燮展现出青年人少见的低调与谦逊，班师回国，他最后进城，晋君表彰，他推功于郤克、荀庚（上军主将，并未参加此次战役）。

晋国部队战败齐军凯旋时，上军副帅士燮最后进入国都，他的父亲说：“你不知道我盼望你吗？为什么不能早点回来？”士燮说：“一般军队胜利归来，国内的人们必然高兴的欢迎。如果先回来，一定会特别引人注意，这岂不是要代替主帅领受殊荣吗？因此，我不敢先回来。”父亲对他的做法很赞赏。论功行赏时，晋景公对统帅郤克说：“这次我军大胜是你的功劳啊！”郤克回答：“这完全是君王的指导和几位将帅的功劳，我有什么功劳呢？”晋景公称赞士燮的功劳与郤克同样大，士燮说是听从荀庚命令、接受郤克统帅的结果。晋景公称赞栾书，栾书说：“这次胜利有赖于士燮的指挥和士兵的努力。”

前588年，晋景公增设三新军，晋国共12卿，士燮职务不变。但这次调整，士燮的族人（同出士氏，但确切说已经分族）巩朔担任新上军主将，在十二卿中列第九位。

（二）伐郑

前587年，郤克去世，下军将栾书超拔为元帅。年11月，同为楚国盟友的郑国和许国发生军事冲突，郑攻取了许国汜、祭两地。晋国马上抓住机会，打着“救许伐郑”的旗号，开始了再次南下争霸的步伐。12月，栾书、荀首、士燮三人帅军伐郑。楚国司马子反帅军救郑，本来这次晋国在军事上并没有取得什么胜利。但晋军撤退后，郑国与许国要求楚国解决矛盾。前586年6月，郑悼公不满楚国裁决，转而依附晋国。8月，晋、郑结盟。

前585年，楚国令尹子重攻打背叛的郑国，冬，栾书带领晋国六军救郑，在绕角（今河南省确山县东南）与楚军相遇，子重主动退却，晋军顺势进攻楚国另一个盟友蔡国。楚国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申、息两个县的楚军救蔡，在桑隧（今河南省确山县东）抵御晋军。当时晋军内部发生了一次争论。赵同、赵括主张与敌人开战，并积极向栾书请战，当时六军12帅，多数也都主张打，栾书也打算同意作战。但荀首、士燮、韩厥三人反对，栾书采纳三人建议下令班师。

前583年春，栾书帅军进攻蔡国，进而侵犯楚国本土，楚军撤退，晋军乘胜追击，进攻楚国的附庸沈国，俘获了沈国国君揖初。当时晋国舆论认为，这次胜利是因为栾书在前年采纳了荀首、士燮、韩厥三人的良言，并给栾书以“从善如流”的美誉。

（三）伐郯

前584年春，南方新兴的吴国突然进攻属于中原势力范围的郯国（在今山东省郯城县），郯国弱小，只能屈服。秋，吴国又突然袭击楚、巢、徐三国，帮了晋国的大忙。晋国一方面采纳巫臣的建议，试图联络吴国对付楚国；同时决定组织诸侯惩罚郯国，维护中原霸主的权威。

这次伐郯行动在前583年冬季才开始，耽搁了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今年夏天，晋国国内发生了“赵氏孤儿”事件，赵同、赵括两位卿被杀，中军佐荀庚恰巧也去世了，晋国政坛需要重新洗牌，此次士燮顺升为上军主将，同时晋国减新军为一军，晋国变为四军八卿体制。伐郯行动由士燮负责组织实施，这也是他第一次独立完成国家的重大军事行动，对士燮而言意义重大，但工作难度也相当不小。

一般而言，晋国的每次内部动荡都会影响它对中原诸侯的凝聚力，这次也不例外。尤其是鲁国，前589年，晋国战胜齐国，迫使齐国归还其霸占鲁国的汶阳之田，但是考虑到齐国的支持对于晋国的重大战略意义，晋国的东方外交又不断向齐倾斜，前583年春，又命令鲁国人将汶阳之田“归还”于齐国，引起鲁国强烈不满。前583年冬，士燮来鲁国通知出兵伐郯，鲁国的抵触情绪相当强烈。鲁成公贿赂士燮，请求暂缓出兵。被士燮严词拒绝：“国君的命令必须服从，没有了权威，我们晋国怎么立足？你不要给我送什么东西，这件事没什么周旋余地。如果贵国军队比各国诸侯来得晚，我们晋国今后就不能再侍奉贵国了！我会回去汇报国君的！”还是季文子知道利害，赶紧命令大臣宣伯（叔孙侨如）帅军，会同晋、齐、邾三国军队共同作战。而士燮也算圆满完成了任务。

（四）蒲之盟

因为“汶阳之田”事件，晋国的声誉很受折损，中原诸侯联盟开始有松动的气象。前582年春，晋景公召集齐、宋、鲁、卫、郑、曹、莒、杞国君在蒲（今河南省长垣县）结盟，试图加强团结。季文子再次对范文子发牢骚：“（晋国）德行已经衰弱，老是重复结盟有用吗？” 士燮：“殷勤安抚诸侯，宽和对待诸侯，坚强驾御诸侯，通过发誓来约束诸侯，怀柔顺服者，讨伐背叛者，能够如此，也算是次一等的德行了”。 （一）晋楚第一次弥兵

正当晋楚争霸进行到最如火如荼的当口，战争阴霾的缝隙透漏出一束和平的光束。晋楚两国长期争霸，不仅自身损耗国力，中间小国更是屡屡遭到荼毒，现在，晋国内部各个家族日益坐大，关系也日益紧张，而楚国正在承受来自吴国越来越大的压力。争霸斗争越加激烈，双方也便越加吃力，眼看又没有取得压倒优势的希望，不免产生厌倦情绪。

前582年秋的一天，也就是被楚国人的连环攻势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晋景公假装视察，来到关押楚国战俘钟仪（前584年被郑国俘虏，献给晋国）的地方，“偶然”看见钟仪，问：“那个戴着南冠（南方人的帽子，后世就以“南冠”指代囚徒了）被关在那儿的是什么人啊？”主管官员答：“是郑国人进献的楚国战俘。”景公命人为他松绑，亲自召见并表示慰问。钟仪再拜叩首致谢。景公问他的世系职业，钟仪答：“小人在楚世代为乐官。”景公问：“能够演奏吗？” 钟仪：“这是先人世代掌管的职务，我怎么敢改行呢？”景公命人给他琴，钟仪弹奏了一曲楚音。景公问：“你们的国君怎么样？”钟仪答：“这个问题不是小人能够知道的。”在景公坚持追问，钟仪答：“在做太子时，接受师保教育侍奉。他每天早上向婴齐（子重，现为令尹）请教，晚上向侧（子反，现为楚国司马）请教。至于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回头，景公把情况对士燮介绍，士燮说：“这楚囚是个君子。言谈中明言先人的职业，说明他不忘祖宗；奏乐时演奏本土曲调，说明他不忘祖国；赞美国君为太子时的往事，说明他没有私心（不在敌人面前说自己国君的坏话以求宽大处理）。说楚国二卿（子重、子反）时直呼其名，这是他尊崇国君。不忘祖宗，是仁；不忘祖国，是信；没有私心，是忠；尊崇国君，是敏。以仁去行事，以信去坚持，以忠去成事，以敏去实施。这样，再大的事情都一定会成功。您何不放他回去，以便结成晋楚的和好？”于是，景公赐给钟仪厚礼，放其回国，并作为晋国方面的使者前去谋和。

——景公的这次视察应该绝对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偶然”，这样的“偶然”免除了事情万一不成的尴尬，霸主的颜面是开不得玩笑的。如果成功了，那么也是楚国人去向楚国讲和，即使楚国拒绝，于晋国人的尊严也没有损伤。如此处心积虑的“偶然”，个人认为应该是出于士燮的策划。首先是士燮有强烈的和平愿望（这在今后的细节中都显而易见），在基本说服晋景公而景公担心国家颜面问题的时候，士燮为景公安排了这出精雕细琢的“视察事件”。毕竟，对于一个战俘，国君是很难给与特别关注的，更很难有兴趣去关押犯人的地方散心。以楚国战俘到楚国讲和，实在是士燮精心策划的一次外交杰作。

楚国人的反应积极而迅速，12月，楚共王派公子辰来晋国，作为钟仪“访楚”的回访，并请求两国恢复友好，缔结盟约。前581年春，晋景公再派大夫籴伐访楚，籴伐在楚国停留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两国和好进行了漫长的磋商。

随即，两国结盟的另一个关键环节——中间人——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宋国执政华元成功扮演了这个角色。

前579年5月，晋楚两国派代表到宋国，正式缔结盟约。晋国代表自然是士燮；楚国代表是公子罢、许偃。5月4日（癸亥），两国代表在宋国都城的西门之外正式结盟，春秋时期的第一次弥兵基本宣告成功。

但这次晋楚弥兵完全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都有掣肘的事务急于处理，是一个短暂停，是更激烈的一轮争霸斗争开预备，所以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双方诚意十分有限，特别是楚国；二是边打边谈，过程错综复杂。第一次和平条约只维持了短短的3年，即被楚国撕破。晋楚真正实现和平共处，要等到近40年之后，晋国由于各个家族内斗而无力对外、楚国被吴国折磨得狼狈不堪的时候。因此，此次活动虽然辛苦，但其实际成果十分有限。

这个，士燮当时就看出来了。

根据程序，双方还要互派大臣与对方国君结盟。前579年秋，晋国派郤至到楚国聘问并出席结盟仪式，就明显感觉到对方的无理。当时楚王要在大殿接见楚国的司马子反担任礼相。郤至正要登堂，突然从大殿地下室传出“金奏”（诸侯之间会见时才奏的乐曲）的声音，郤至又惊又怕，赶紧跑出大殿。子反追了出来：“天快黑了，我们国君在等者您，请您还是进去吧。” 郤至质：“我是臣子，你们用招待诸侯的乐曲欢迎，这恐怕不合适啊。试想，如果将来我们两国的君主会见，那时该奏什么音乐呢！”子反毫不在乎：“我们的国君会面，如果有机会，那一定是在战场上，到时候恐怕是彼此送一支箭，哪里还会奏什么曲子？别磨蹭了，您还是请进吧！” 郤至：“什么？送一支箭？这么说太不吉利了吧！而且按照规矩，诸侯是不能在夜里接见外国大臣的，你们的做法实在不合乎礼仪啊！既然你们是主人，我是客，只能客随主便了——但我可不是自愿的啊！”

回到晋国，把情况和士燮进行了交流，士燮长叹：“无礼的人一定不会遵守诺言的，看来我们离死不远了！” ——范文子并不是说楚国毁约，晋国就要完蛋。他的意思是：自己和郤至是晋国内部这次和约的主要推动者和负责者，如果楚国突然撕毁和约，袭击晋国，造成国家灾难性的损失，就等于他们两个危害了国家，犯了死罪。实际上，促成晋楚结盟，已经作为士燮的重大政治业绩被国君首肯，根据《国语》记载：“文子成晋、荆之盟，丰兄弟之国，使无有间隙，是以受郇、栎”。不但被国君肯定，而且已经接受了封地的物质奖励了了。

但无论如何，这次弥兵还是维护了晋楚之间三年左右的时间，并且为30多年后两国第二次弥兵积累了经验。这次弥兵的过程跨越了晋景公去世和厉公的即位，难度也是颇高的。

（二）晋秦令狐之盟与麻隧之战

在积极寻求与楚弥兵的同时，晋国人还在努力修复晋秦关系，力图实现全面的和平。但是秦国人的和平诚意比楚人还要虚伪得多。在与楚国实现暂时和解的情况下，腾出手来的晋国痛下决心，出兵伐秦并大获全胜。这样，晋楚弥兵的重大意义也就章显了出来。

前580年冬，也就是宋国的华元基本促成晋楚弭兵之后，秦、晋也达成和平意向，约定双方国君在令狐（在晋国西部）结盟。晋厉公的态度相当积极，提前来到令狐等候秦桓公。而秦桓公到了边境附近，又拒绝东渡黄河，驻扎在王城不肯赴约，只是派大臣史颗来令狐与晋侯结盟。无奈，结盟的规格只得降低，晋厉公也派郤犨西渡黄河，去到王城与秦桓公结盟。秦国诚意有限，和平也就很难实现。就预言：这次结盟有什么效果呢？结盟是为了相互表达诚信，而双方会见，是诚信的开始。他们连最起码的诚意都没有，怎么能信任呢？

前579年，晋楚完成第一次和平协议，但是在秦桓公心里，一个阴谋正在逐步成型：离间晋、狄关系，鼓动狄人侵犯晋国，并密约楚国伐晋。但是阴谋双双败露，晋国人终于痛下决心，惩罚秦国。

前578年4月，晋派吕相作为使者，正式宣布与秦绝交，吕相真不愧是个好笔杆子，一篇《绝秦文》洋洋洒洒几百字，骂得秦国狗血淋头。随后，晋厉公会合齐、宋、卫、郑、曹五国国君及邾、滕两国代表，组成联军“合纵”共同伐秦。

5月4日（丁亥），联军与秦军战于麻隧，由于实力相差太过悬殊，没有什么史料记载具体的两军战争部署，似乎纯粹是晋厉公倚强凌弱，秦军完败是天经地义，这场战争中大将成差与不更女父被俘，打得秦国几年都没有缓过神来。联军渡过泾水，一直攻击到侯丽，晋厉公亲自来到秦国的新楚，示威而去。 此次作战，晋国四军八卿尽皆出动，自然，士燮也在其内。

（三）钟离之会

前576年夏，楚国司马子反悍然撕毁弥兵协议，再次率军北上伐郑，晋楚新一轮争霸拉开帷幕。

虽然楚国此次出兵未见实效，但战争的帷幕一经拉开就很难再合上了，这点大家都明白。此时最难过的人要算是一心谋和的士燮的了。和平条约是他积极鼓吹并一手策划，推动实施的，现在和约成了“废纸”（当时还没有纸），即使国人没有让他承担责任的意思，但和约的推动者为合约的撕毁承担补救责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何况士燮本人也绝非那种没有道德责任感的政客。

为了和平，士燮已经做了他能够做的一切努力。但既然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现在他能够做的也只有积极备战了。这年11月，晋、齐、宋、鲁、卫、郑、邾七国大臣在钟离集会，集会组织者与主持人就是士燮。此次集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向各国宣布和平的结束与战争的来临，号召各国团结起来，做好新一轮斗争的准备。这次集会的另一项重大成果是，第一次与南边的吴国人进行了直接沟通，晋国联吴抗楚的策略确立已经7年，现在终于有了直接对话，其意义实在不可小视。 前575春，楚国以收买手段，将原本归附晋国的郑国拉拢过去。当时晋国国君是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厉公，执政是强悍的栾书，自然不肯吃这个哑巴亏，于是君臣几乎倾巢而出，南下与楚国在鄢陵决战。这次战争是晋国人取得了胜利。士燮时任中军佐，战斗中，与栾书以族兵紧密跟随厉公，作战中也算积极坚定。但整个鄢陵之战，他给人最深刻的还是坚决反复的反战陈述。在举国皆狂的氛围里，士燮的顽固自然无力回天，但是战胜后第二年，晋国就发生了严重的内乱，甚至国君被弑——表明着士燮并非一个迂腐固执的老头，而是一位清醒深刻而真挚的智者。

一、士燮的反战论述

关于此次战役中士燮的反战言论，《左传》、《国语》都有详细记载，虽然内容有别，但是主旨一贯，论述全面，不厌其烦。从出兵伊始到决战之前，再到胜利后给国君敲的警钟。综合他的几段言论，士燮的反战理由可以归纳为：

第一，晋国目前内忧严峻，没有称霸诸侯的内在基础。

这个因素，也就是士燮所谓的“无德”。士燮认为，如果国家修明其德，远人自然归附，这样的霸业才是良性的。国家无德而追求诸侯归附，就如同一个人没有土地而希求财富，根本是缘木求鱼的策略。这里所说的德，指的其实就是晋国政治的修明程度。再具体而言，就是说的晋国上下的和睦程度。士燮认为，内部和睦才能对外用兵。在士燮看来，现在晋国的内部简直是一团糟，集中表现在“不睦”上：

（1）官民不睦。官民不睦，其根本缘由在于刑罚的败坏。士燮认为，国君要能够以刑罚来整饬人民，国内安定之后才可以对外显示武力——战争只不过是刑罚的延伸，是霸主对外用刑。而当时晋国的法律秩序如何呢？是国家刑罚对百姓残酷泛滥，对于上层却严重姑息，如此不公正的司法必然导致既得利益者愈加贪婪残暴，下层人民怨气满腹。一个国家的上层犯下错误，社会下层自然滋生怨气。只有百姓没有怨气，上层没有过错，国家才可以出兵，惩罚不肯服从的诸侯。而现在晋国的刑罚总是袒护上层而残酷对待百姓，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力量和资格对外动武的。——士燮是士会之子，自然对于国家的法制状况了如指掌，并且对于国家的法制工作格外重视和关心，这段话生动表明了晋国内部的官民矛盾已经十分严重了。其实所谓对下用刑愈加严酷，无非说明统治者的剥削愈加贪婪了。所以，在出兵之前，士燮建议国君征求国人的意见后再出兵，这样民众的怨气就可以得到部分平息了。

（2）群臣不睦。当时晋国的各个家族争权夺利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特别是强梁阴狠的栾书与一门三卿的“三郤”之间，随时可能火并。士燮对栾书强调群臣团结（诸臣之内相与）的重要性，自然隐含了这个意思。

（3）君臣不睦。年轻的厉公急于建功立业，树立自己威望以至于很多大的战役，亲自挂帅，架空中军元帅栾书。看来晋厉公是在试图一举解决晋国诸卿做大的历史问题，现在已经显出一些苗头了。

第二，目前晋国的外患不足以威胁国家安全，反而有助于内部团结

出兵争霸，自然是为了争取诸侯的归附，但在士燮看来，诸侯的归附对于目前的晋国有害而无利。晋国的霸业自然是经过历代先君几十百年拼打出来的，但是士燮认为，晋国历来好战，也有不得已的因素，从献公时期到文公时期，晋国面临着秦、狄、齐、楚四个劲敌的威胁，国家安全形势相当严峻，不努力开拓，后世必然难以安居。但是目前，秦、狄、齐现在都已经对晋国屈服，（前578年晋国击败秦国，前594-前593年，荀林父、士会屡次沉重打击狄人，前589年被郤克击败齐国），能够与晋国抗衡的就只有一个楚国了，因此晋国当今的国际形势是谈不上严峻的。

保留楚国这个“外患”不仅没有安全危机，而且有助于缓解晋国的内部矛盾。第一，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存在，晋国群臣有所忌惮，不至于在处理内部纠纷中随便大打出手，进而缓解国内矛盾。所以士燮说：“我们假装避让楚国，可一缓解内忧”。又建议栾书：“何不暂时留着楚国与郑国作为外患呢？那样的话，群臣的内部关系一定会和睦起来。”（盍姑释荆与郑以为外患乎！诸臣之内相与，必将辑睦。）第二，归附的诸侯越多，晋国内部矛盾就越严重。当时依附晋国的中原诸侯，大都联结晋国内部的某一家族势力作为外援，依附的国家越多，晋国群臣争夺对各个国家实际控制权的斗争就越激烈。例如对于当时的鲁国，栾氏与郤氏就不断明争暗斗，最终无法开解。因此，士燮甚至提出：各个归附的诸侯国是晋国内乱的源头，正因为有了诸侯，晋国才闹得纷乱不堪。如果所有诸侯都背叛了晋国，晋国还有希望；如果只有郑国背叛，晋国的内乱马上就会到来了。治理一个国家，做到既无内忧又无外患的，只有圣人才行。因此，当今的治国者就只有在外患于内忧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忧患在外部，国家还可以应付，如果忧患在内部产生，麻烦就大了。而结合晋国的国情，无疑内忧更为致命。

第三，对楚国的胜利必将刺激晋国内部矛盾的总爆发

如果说士燮上面的分析略显空洞，那么他对栾书预言晋国战胜楚国之后的严重后果，就十分细致和现实了：这次如果战胜楚、郑两国，我们的国君一定会大肆炫耀其才略和功绩，放松文教而加重盘剥，将大量的财货、土地封赏给自己身边的宠臣、爱妾。不从各位大臣那里夺取，国君又哪来这些财货、土地呢？这样，各位大臣在战场上立功，回去后没有封赏反而被掠夺，不参与作乱的会有几个？因此，这次战争如果失败，那是晋国的福分；如果获胜，晋国原有的土地关系必然面临崩溃，最终受害的只能是各个大家族和诸位大臣。果然，战争胜利后，厉公大肆夺取群臣的土地以封赏爱妾，盘剥百姓的财富以赏赐近臣。先是“三郤”被厉公杀死，其土地、财富、女人被瓜分干净，随后厉公又想对付栾氏与中行氏，反被二人突袭得手，最终被害。

士燮对于晋国的内忧看得透彻，因此对战争也反对得坚决。鄢陵之战，晋国大获全胜，冲入楚军营寨，看见敌人留下的堆积如山的粮食，三军正要享受这美妙的战果——当年的城濮之战，晋军就大吃了三天敌人丢弃的军粮——士燮奋身拦住国君的车马：“国君幼弱，群臣不才，我们哪里有福气享受这样的胜利！我听说，上天不会特殊亲近谁，它只降福给有德者。我们又如何知道这不是上天要先让晋国战胜，以此劝勉楚国人勤修德政后来报复我们呢？我们君臣都要时时警惕啊！道，是福的基础，没有道德却享受洪福，就像不打地基就去筑墙一样，过不了几天就会塌掉的。”

此刻的晋国，举国皆狂，谁又能听得到这样一个丧气而不识时务的声音呢？

二、对鲁外交事件

此次胜利并没有带来进一步的政治成果，反而如士燮所料，诸侯的归附是晋国的麻烦。

此时的鲁国，“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已经牢牢控制了政权，而“三桓”之间的斗争又随之展开。当时的执政是季文子（季孙行父）。叔孙侨如（宣伯）与鲁成公的母亲穆姜私通，两人谋划让鲁成公驱逐季孙氏、孟孙氏，进而掌握鲁国政权。这年7月，晋国召集诸侯攻打郑国，季文子跟着鲁成公参加战斗。叔孙侨如再次派人联系晋国主管东方外交的郤犨，诬陷季氏、孟氏背叛晋国，请求其协助对付季、孟，郤犨自然乐意帮忙，不仅是因为自己拿了叔孙侨如的钱，而且可以顺便掌握鲁国。9月，晋国拘捕季文子。鲁成公派大夫子叔声伯来交涉。郤犨告诉他：除掉季孙、孟孙，鲁国由你来管！并且，让你们国君给你封地。但对方是季孙的人，不受诱惑。这个事情一时僵持不下。

最终，士燮出来支持季孙，他劝栾书：“季孙在鲁国已经辅佐了两代国君了。直到现在，他的妾不穿帛，他的马不吃粟，如此清贫，能说他不忠于国吗？如果我们信任谗言而抛弃忠良，怎么对诸侯交待呢？子叔婴齐（子叔声伯）奉行君命没有私心，为国家谋划忠诚不贰，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不忘国君。如果不答应他的请求，就是抛弃善人啊。你好好考虑考虑吧！”士燮的话无疑是出于公心，而且言之确凿，加上栾氏与郤家的矛盾，栾书自然决定放回季孙。 从鄢陵战场回来，眼看着晋国君臣飘飘然的样子，眼看国内矛盾日益恶化的严峻势态，士燮彻底绝望了。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赶快阖上自己的双眼，不再去看山雨欲来的惊险，不去看随后惨烈的倾轧。他吩咐自家的祝、宗（主管祭祀、祈祷者）为自己祈死：“国君骄侈而又战胜了敌人，这是天在加重他的病症，灾难就要降临了。你们如果爱我就为我祈祷吧，让我快点死去，不要等到灾难降临的那一天，这也就是范氏之福了。” （以上为《左传》记载，《国语》：反自鄢，范文子谓其宗、祝曰：“君骄泰而有烈，夫以德胜者犹惧失之，而况骄泰乎？君多私，今以胜归，私必昭。昭私，难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为我祈死，先难为免。）

前574年6月9日（戊辰），士燮辞世。

士燮对国家的忠诚无可置疑，对于晋国危机的清醒认识也尤其难能，但神经似乎脆弱了些。

冬天，晋国内乱，次年春，厉公被弑。

春天，晋悼公回国即位，晋国拉开了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帷幕……

山东沂南县大庄镇高家店子高氏，源自沂水县汇川乡东流古村，即今沂南县大庄镇高家店子村，村北有高氏祖茔，文化价值极高。该村明清期间出过六位进士，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古村，堪称大庄镇，乃至沂南县第一文化古村，可惜前几年已经被拆，文化价值破坏殆尽。

山东沂南高家店子高氏（以下简称“大庄高氏”），据族谱载祖籍原长山（今邹平），传闻齐高子后迁是邑，但世事变迁历史久远，已很难考查清楚，尊本于沂水者为始祖。明朝初年，始祖（失名）过穆陵关抵沂水南界东流店（今沂南高家店子）定居，至今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始祖传至二世，兄弟二人，长公失名，二公高友。二世长公传至四世兄弟三人，长公高礼，二公高玘，三公高闵（今谱为高昂、高浒、高闵）。该兄弟三人于明成化年间先后由东流店（今高家店子）迁居于沂南之神墩。二世二公传至五世，兄弟四人：高通、高达、高逵、高迁。三公高逵于壮年时期迁居沂河西岸之西流（今沂南大庄）。至明朝中叶，沂南高氏已成为名门望族。随着人口的不断繁衍生息，族人也不断外迁。在山东，主要分布于临沂的沂水、沂南、费县、蒙阴、平邑、临沭、苍山、莒南、罗庄、河东等县区。济南、青岛、日照、烟台、潍坊、莒县、淄博等地亦分布有沂南高氏族人。另外，沂南高氏族人还分布于江苏省的高邮、连云港，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台湾、香港，乃至海外亦有高氏族人的分布。目前，沂南高氏约有族人近十万。

沂南高氏自明朝中叶起，科第蝉联，累世不断，屡有族人在各地州、府、县乃至朝廷为官，为国为民做出了一定贡献。

大庄高氏自明朝中叶起，科第蝉联，累世不断，屡有族人在各地州、府、县乃至朝廷为官，为国为民做出了一定贡献。

在明朝，大庄高氏族人出了两位进士，一名女诗人，两位郡马，数名官员。六世高大化，嘉靖壬子举人，已未进士，曾任江阴知县。才俊江东。因杵权贵在家闲住，与邻村知名人士郭南泉组织指挥重修河阳白龙桥，并撰写碑文，碑文末为诗曰：“白龙石桥几千古，唐宋遗文尚可睹。高贤去后杳无踪，流水东来如有情。宏观再造忆前人，万事伤心转眼新。等闲聚散若浮云，赖有斯文无古今”。明朝另一位进士八世高名衡，万历戊午举人，崇祯辛未进士，曾任河南巡抚。李自成军曾连续三次围攻开封，高名衡率军民英勇守城顽强抵抗，终使李自成军败撤退。因军功高名衡升兵部右侍郎。后因病回乡休养。崇祯十五年，清军南下破沂水城，高名衡拒不投降，同夫人张氏一起遇害殉国，表现了英勇不屈的英雄气概和民族气节。清乾隆乙未赐谥“忠节”，传载明史，守汴诗《更生吟》八首被四库全书载其目。一九三四年高名衡直系后裔十八世高颃及其他几个族人将其遗稿搜集整理成《高忠节公遗集》印刷传世。内容包括奏章，平台召对，守汴日记，守汴诗《更生吟》八首，《楚游草》画衣诗等。另附有钱谦益等人的和诗以及其玄孙进士高淑曾的诗文。二〇一一年十八世高傒勋将《高忠节公遗集》加标点及注释后重印。这对于弘扬高氏文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善举。八世女诗人高玉璋，系高名衡胞妹，自幼聪颖，善诗文，嫁沂水张庄（今属沂水泉庄乡）张瑞明（字兆圣）。张初任北方边塞守备，后任京畿五城兵马司指挥。高玉璋病故后，其遗物中有大量诗稿。由其兄高名衡整理成诗集《玉映草》并写序，刻于碑立其墓前。该碑文革中被毁。高傒勋重印的《高忠节公遗集》，《玉映草》亦被收集在其中。

大庄高氏于明朝外任为官的还有：六世高大同，岁贡生，任当涂县主簿升河南布政司检校；七世高炫，太学生，任河南祥符县主簿升审理工正；七世高炜，太学生，任湖广道州通判升唐王府审理；七世高燝，庠生，授凤阳府护陵守备加都司衔；七世高烱，衡王府仪宾，配朱氏郡主，人称高驸马；九世高可任，岁进士，青州衡王府仪宾，配朱氏郡主；十世高奇，太学生，曾任青州府通判。

在清朝，大庄高氏出了四位进士八名举人。七世高熏，顺治戊子举人，壬辰进士。授兴宁县知县，升湖广郴州直隶州知州，为政体恤百姓，刚直不阿，制行持大体，不屈于势，不趋于时，多受百姓赞扬。八世高名图，清顺治辛卯举人，康熙丁未进士，曾任山西汾州石楼县知县。十二世高淑曾，雍正癸卯科举人，丁未科进士。历任江南同考试官，蒙城县知县，湖南常德府知府。十四世高斅龄，清嘉庆戊午科举人，辛未科进士，曾任登州府学教授。

八名举人分别是：十世高璩，康熙壬午举人，青州郡王府医生。十一世高岸，康熙丁酉科举人，诰封奉直大夫，例赠中宪大夫。十二世高侗，康熙乙酉科举人，候补内阁中书。十二世高晟，乾隆壬午科举人。曾任定陶县训导，益都县教谕。壬子科捷取知县，不闲吏治告降，即升济南府学教授。十二世高韶南，乾隆丙午举人，拣选知县。道光辛巳呈请改授金乡县教谕。十三世高葵，乾隆戊子科举人，曾任湖北应城县知县，汉阳县知县，人称汉阳公，卒于官。十五世高云庆，宣统壬子师范科举人。民国元年任沂郡中学堂监督，沂水县视学。

闻名乡里，显赫于世的沂南大庄高氏一门三进士两举人指的是：八世高明衡进士，其曾孙十一世高岸举人，玄孙十二世高淑曾进士（岸之长子），来孙十三世高葵举人（淑曾长子），昆孙十四世高斅龄进士（葵之五子）。此五先祖科举及第时间与为官情况前已叙明，不再赘述。

另外，明清两朝，庠生、武庠生、监生、贡生、拔贡、岁贡生、岁进士、从九品、从七品、议叙九品、议叙七品、盐关大使、候补教谕、候补训导、其他候补官员以及授貤赠、诰封的各级官员达数百人之多，不再一一列举。

在现代，参加创建新中国的斗争，并在建国后担任较高职务的族人主要有：十六世高沂。在青年时代高沂就参加了革命，先在晋东南开展敌后抗日工作，后去延安，又到东北。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高教部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顾问，著有回忆录《沂水流长》。在其九十七岁时为高氏族人第十次续修的族谱写了序言。十八世高运城，青年时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曾任游击大队长，区、县武装部长，获“战斗模范”、“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参加了开国大典。一九五二年去朝鲜，任志愿军工兵营长，一九五九年转业于青岛山东化工学院任组织部长。十八世高明城，十六岁参加八路军，曾任连长、营长、胶州区委书记。一九五三年调西藏那曲县任县委书记。一九七三年调山东沂南县，先后任沂南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政协主席。十八世高嘉芳，曾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委党校校长。十八世高嘉培，曾任济宁市组织部长兼嘉祥县委书记。十九世高修善，曾任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二十世高润祥，曾在空军政治部担任副总编、总编，享受副军级待遇。二十一世高存亮，曾任广东珠海警备区司令员，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二十一世高有为，曾任连云港常务副市长，政协副主席。

从明朝至今，大庄高氏共十次续修家谱。明朝洪武初年，始祖过穆陵关抵沂水南界东流店定居，至明正德十六年五世二公高达创修族谱，为谱碑。二修于崇祯十二年，三修于清康熙六年，四修于康熙四十六年（谱碑），五修于康熙四十九年，六修于嘉庆十一年，七修于道光二十六年，八修于光绪十五年，九修于民国四年，十修于二〇〇六至二〇一〇年。 清嘉庆六年《刘氏族谱》记载，始祖刘全，由济南府长山县, 迁居东流。后世刘氏分支族谱多以嘉庆六年《刘氏族谱》为基础进行续修，祖居地也表述为济南府长山县。刘氏始迁祖的具体情况，本地族谱语焉不详。桓台同治十三年《刘氏世谱》也记载：始祖刘穷，祖居地河北枣强刘家村，迁居地新城（今桓台）县波扎店。桓台《高氏族谱》也记载，明洪武四年（1371），高鹏远奉母与表兄刘泉离开新籍长山县，再次南行寻求理想的安居之地，最终在“县治之南界，曰东流店因籍焉，遂为会川乡东流社人氏。”由此可证，店子刘始迁祖刘全（泉），与店子刘始迁祖高鹏远是表兄弟，落籍沂水县会川乡东流社东流店的时间是明朝洪武四年（1371）。

有明一朝，东流店刘氏还没有成为当地望族。清中后期，刘氏一族渐显隆盛。自道光十八年刘恒泰进入仕途开始，其子侄及孙辈相继出仕为官。 高名衡，大庄镇高家店子人。崇祯辛未进士，巡按河南，即升河南巡抚。辛巳冬，闯寇八十万围汴城，攻二十日夜，贼以火炮穴城下数百洞，东城十五里砖石俱飞。名衡夜缒人城下修城，天曙修完，贼骇而去。壬午夏，闯贼复来，决黄河灌城，八日，波与楼橹平。名衡保周王北渡，寻病，以状上闻，加少司马衔，赐归。后以沂水城破，偕妻张氏同日殉节。

高名衡明末河南巡抚、兵部右侍郎高名衡（1583年生）为大庄人。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先任如皋知县，后又调任兴化知县，他督民治水，赈济难民，政绩突出，被推为云南道试监察御史。崇祯十二年（1639年）出任河南巡按，弹劾贪官，严肃政纪，忠于职守。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升河南巡抚。李自成率农民军进攻开封。高名衡指挥官兵固守，升兵部右侍郎。后病归故里。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清兵攻破沂水城，高名衡与妻张氏自杀。其所著诗文，经其后代整理，1934年刊印成《高忠节公遗集》。（明清时期，大庄高氏一族考中进士7人、举人8人。） 朱富胜1954年、1955年连续两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朱富胜，祖籍为大庄镇后交良村。

张修海山东省一级战斗英雄张修海，为大庄镇前东河村人。

高阳解放前就参加革命，曾任浙江省临安地委书记、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的高阳，是大庄镇沟崖村人。（曾在大庄镇后土山村住过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