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的说法是没有儿子一说有一个儿子,叫王旁一说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王雱,一个叫王旁但缺乏考证

民间传说王安石有一个儿子,但体弱多病,早死儿媳年轻守寡,所以"扒灰"这个词和王安石有关,但可能是污蔑．

下面的材料可以一看：

王安石的后裔今何在

王安石（1021～1086） ，中国宋代改革家，思想家 ，文学家。字介甫 ，号半山。 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 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 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的万 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 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 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由于深得 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 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 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 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王安石有否在其出生地的江西留下直系后裔一事，近日通过电话与王安石纪念馆负责同志取得联系，始知在王安石故里已没有他的直系后裔，他的兄弟的后裔却非常繁盛。王安石的同乡晚学傅林辉先生花费近20年时间，完成了《王安石世系传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一书，对王安石的世系和生平作了非常详尽的叙述。傅林辉先生在该书的自序写到：“王安石研究会的熊焰先生又提供给我大量的王氏家谱，金溪柘岗的吴氏后裔，我的文友吴文丁和吴汉又为我提供了王安石岳家和外祖家的柘岗吴氏家谱，掌握了王安石上三代，下三代与王安石有关人物一百多人的资料。”其中王氏家谱就有《抚州市孝桥璜溪三修王氏宗谱》、《临川县展坪竹溪王氏十一修族谱》、《金溪县陈坊王氏四修宗谱》、《临川县展坪乡大坂三公王氏族谱》、《抚州市长岭九井王氏宗谱》、《金溪县陈坊城湖吴氏宗谱》。 据该书介绍，王安石兄弟姊妹十人。兄弟有安仁、安道、安国、安世、安礼、安上。姊妹三人。在江西临安的王氏宗谱记载可知，王安石没有直系后裔繁衍至今。唯有《抚州市孝桥璜溪三修王氏宗谱》在王安石的名下载有子王旁。清梁启超在所著《王荆公》第十九章《荆公之家庭》中说：“公子二：曰雱，曰旁。惟公集有题旁诗一首，亦可征其早慧。”《金陵新志•王安石》对旁有一点记载：“雱弟旁，旁生桐，桐生瓙、珏 ”陆游《老学庵记》载：“荆公所玉带阔十四……真宗朝赵德明所贡，至绍兴末，王氏犹藏之，曾孙奉议郎瓙始复进入禁内。”可见王旁还有后代，这就证明王安石有直系后代。王安石长女鄞女早夭、次女婿为吴持节，幼女婿为蔡卞，蔡京之弟。王安石的两位女儿，想必也会有后裔流传至今，可惜未作详考。

王安石被贬，家道衰退，儿子王雱是穷饿死的，无法养活

　　卷七·论礼乐

　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曰：“窃见密王元晓等俱是懿亲，陛下友爱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瞻望。比见帝子拜诸叔，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礼，岂合如此颠倒昭穆伏愿一垂训诫，永循彝则。”太宗乃诏元晓等，不得答吴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经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乃有信巫书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辞于吊问，拘忌辍哀，败俗伤风，极乖人理。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

　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 撰为《氏族志》 。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遂以崔干为第三等。至十二年，书成，凡百卷，颁天下。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礼义之风。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高门之胄，不敦匹嫡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

　礼部尚书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风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礼皆废。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太宗闻而称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者诸侯入朝，有汤沐之邑，刍禾百车，待以客礼。昼坐正殿，夜设庭燎，思与相见，问其劳苦。又汉家京成亦为诸郡立邸舍。顷闻考使至京者，皆赁房以坐，与商人杂居，才得容身而已。既待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岂肯竭情于共理哉。”乃令就京城闲坊，为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亲幸观焉。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今皆违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辈欲自崇贵，卑我儿子耶”魏征对曰：“汉、魏已来，亲王班皆次三公下。今三品并天子六尚书九卿，为王下马，王所不宜当也。求诸故事，则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国宪，理诚不可。”帝曰：“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征又曰：“殷人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已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为国家者，所宜深慎。”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礼官曰：“同爨尚有缌麻之恩，而嫂叔无服，又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之有殊，未为得礼，宜集学者详议。余有亲重而服轻者，亦附奏闻。”是月尚书八座与礼官定议曰：

　臣窃闻之，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非从天下，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亲亲，以近及远。亲属有等差，故丧纪有隆杀，随恩之薄厚，皆称情以立文。原夫舅之与姨，虽为同气，推之于母，轻重相悬。何则舅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与焉，考之经史，舅诚为重。故周王念齐，是称舅甥之国;秦伯怀晋，实切《渭阳》之诗。今在舅服止一时之情，为姨居丧五月，徇名丧实，逐末弃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达，所宜损益，实在兹乎。

　《礼记》曰：“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嫂叔之无服，盖推而远之也。”礼，继父同居则为之期，未尝同居则不为服。从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为服。或曰“同爨缌麻”。然则继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轻在乎异居。固知制服虽系于名文，盖亦缘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长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劳鞠养，情若所生，分饥共寒，契阔偕老，譬同居之继父，方他人之同爨，情义之深浅，宁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爱同骨肉，于其死也，则推而远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远之为是，则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为是，则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轻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终，称情立文，其义安在且事嫂见称，载籍非一。郑仲虞则恩礼甚笃，颜弘都则竭诚致感，马援则见之必冠，孔伋则哭之为位，此盖并躬践教义，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岂非先觉者欤但于时上无哲王，礼非下之所议，遂使深情郁于千载，至理藏于万古，其来久矣，岂不惜哉!

　今陛下以为尊卑之叙，虽焕乎已备，丧纪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详议损益。臣等奉遵明旨，触类傍求，采摭群经，讨论传记，或抑或引，兼名兼实，损其有余，益其不足，使无文之礼咸秩，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信六籍所不能谈，超百王而独得者也。

　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请加为期;众子妇，旧服小功，今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旧服缌麻，请加与从母同服小功五月。

　诏从其议。此并魏征之词也。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谓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在朕情，翻成感思。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怀负米之恨，良有以也。况《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辰，遂为宴乐之事!甚是乖于礼度。”因而泣下久之。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魏征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奏言：“今《破陈乐舞》，天下之所共传，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尽。前后之所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臣愿图其形状，以写战胜攻取之容。”太宗曰：“朕当四方未定，因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获已，乃行战伐之事，所以人间遂有此舞，国家因兹亦制其曲。然雅乐之容，止得陈其梗概，若委曲写之，则其状易识。朕以见在将相，多有曾经受彼驱使者，既经为一日君臣，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萧瑀谢曰：“此事非臣思虑所及。”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对侍臣们说：“根据《周礼》的规定，帝王的名字，都要避讳。可是古代的帝王，生前并不避讳这些，周文王叫昌，但《周诗》中写了‘攻克姬昌之后’这样的诗句。春秋时，鲁庄公名叫同，庄公十六年《春秋经》上有这样的字句：‘齐侯、宋公在幽地结为同盟。’只是到了后来，帝王们才制造出许多禁忌来，他们下令，生前就要对帝王的名字进行避讳。我认为这样做很没有道理，应该改变。”于是下诏说：“按照《礼记》，人名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两个字连着出现，就不要避讳。孔子是通达事理的圣人，以前不是没有指出过这种事。近世以来，世人多加禁忌，生出很多避讳，与《礼记》的规定不符。现在应该遵循经典，从简约出发，效仿先哲，规范后世。官员的称谓、姓名，公私的文章书籍，只要‘世’和‘民’两个字不连读，就没有必要避讳。”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说：“我私下看到，密王李元晓他们都是皇亲国戚，陛下对他们的关注仁爱之心，超过古代的帝王。但是，陛下对于分派给他们兵马，委以重任这些大事，仍须遵循礼仪规范，以让天下人臣服。我看见皇子们拜见叔叔时，叔叔们也马上回礼。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礼数，帝王之家也如此，岂能如此颠倒上下秩序呢希望陛下加以教诲和训诫，永远遵循前人美好的礼仪。”唐太宗于是下诏李元晓等人，对吴王李恪、魏王李泰兄弟不用答拜。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京城的百姓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有的人听信巫师的妖言，在辰日这天不哭，他们谢绝别人的哀悼慰问，拘泥于禁忌不允许悲伤，这是伤风败俗、违背人情事理的做法。现在下令各州县，让他们教导百姓，一律按照正确的礼仪规范去做。”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佛教、道教徒，本应该广做善事，怎么能够让尼姑、道士等人妄自尊贵，坐着接受父母的跪拜礼呢这样做只会损害民风民俗，使礼仪混乱。现在，应该马上下令禁止这种行为，仍旧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行跪拜礼。”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近来，山东的崔、卢、李、郑四大姓，虽然在前几代就已衰败，但他们仍依仗旧时的名望，自高自大，号称士大夫。每当把女儿嫁给其他家族，总要大肆索取聘礼财物，一味贪图数量，根据财礼的数目决定婚约，就像集市上的商贩一样，这样做败坏了风俗，也搅乱了《礼经》的规定。既然他们的门望与事实不符，看来，现在的礼仪制度应该有所改革了。”于是下诏，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订正姓氏，普遍收集全国家谱。并根据史书传记，删除浮华，考订真假，如果一个家族上代出了忠贤，就提升等级，出了叛逆，就加以贬黜。依此标准，撰写了一部《氏族志》。后来，高士廉等人在唐太宗面前呈上所定的氏族等第时，仍把崔干列为第一等。太宗说：“我和山东的崔、卢、李、郑，并无宿怨，只是因为他们世代衰微，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做官，却还自称是士大夫，婚嫁的时候，依此大量索取财物。有的人才能见识平庸低劣，却还悠然自得地自夸高门，炫耀死去的祖先，依附于富贵之列，我真不明白社会上为什么还会看重他们如果有人能建立功业，爵位隆重，善于侍奉君主和父亲，忠孝都值得称赞，或者道德仁义高尚，学艺通博，这样也足以自立门户，称得上是士大夫。如今崔、卢之类，只是自恃远祖的高官厚爵，怎能和当朝的显贵相比呢公卿以下的人，何苦给他们多送财物，助长他们的气势呢他们只图虚名不顾实际，想借此增加自己的光彩。我之所以要复位氏族，是为了树立当今显贵的地位，为什么还把崔干列在第一等，你们这不是看轻我朝的官爵吗所以，不管以前如何，只按照今天的官品、人才来定等级，并且这次量定等级将作为永久的准则。”于是把崔干定为第三等。贞观十二年，《氏族志》全书完成，共一百卷，颁行天下。其后，唐太宗下令说：“氏族高下，要以官爵相联系，婚姻的正道，要以仁义为先。自从北魏失国，北齐灭亡，朝野变化，风俗衰败。早先的燕、赵古姓，后人多失去官爵，以前齐、韩旧族，行为也有悖礼义。他们名不闻于乡里;身不免于贫贱，却自称高门后裔，而不讲究嫁娶礼仪，依仗名望只在于勒索财物，女儿必嫁给富贵之家。于是就有新做官的人和钱财多的人家，羡慕富贵人家的祖宗，抢着和人家攀亲，多送财物，如同买卖。双方有的自愿贬低家门，受辱于姻亲，有的夸耀过去的地位，在公婆面前行为无礼。这种做法积习已久，已经成了风俗，至今还未改变，这既紊乱了人伦，也有亏于名教。我日夜谨慎小心，操劳政事，历代的弊端祸害，都已制止革除，唯有这项坏风气，还没有完全转变。从今以后，让天下人都要懂得嫁娶的规矩，务必合乎礼法，按照朝廷的礼仪办事，才符合我的心意。”

　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唐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王珪说：“《礼记》上规定有妇人拜见舅舅、姑母的礼仪。可近世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了，公主下嫁，这些礼节都被废弃了。陛下圣明，处处都遵循法令规范。我接受公主的拜见之礼，哪里只是自己的荣耀，其实是在成全大唐礼仪之邦的美名啊。”于是和妻子在公婆的座位上就坐，让公主亲自拿着帕子，行侍奉父母的洗手进食之礼，礼毕，公主自行退下。唐太宗听说此事后非常赞成。此后，凡是有公主下嫁，都要遵照这条礼仪。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古时候，诸侯入朝拜谒天子，有专门住宿和沐浴的地方，供给他们一百车草喂养马匹，享受客人的礼遇。白天天子在正殿里端坐，晚上在庭院中点燃蜡烛，向他们嘘寒问暖。京城里还有为各个郡县专门设立的馆舍。现在，我听说各地使者到京城，都租房子居住，他们和商人杂居在一起，仅有容身之地而己。如今待客之礼如此怠慢，恐怕各地使者会产生怨恨，怎么还会愿意为朝廷尽职尽忠呢”于是，下令京城有条件的客栈，为各地来的使者营造馆舍。修成之后，唐太宗还亲自前去参观视察。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按照律令，三品以上的官员，在道路上遇到亲王，可以不下马致礼。不过现在，这种行为却是违法的，这实在与朝廷律令不符啊!”唐太宗说：“你们想自己尊贵，而轻慢我的儿子们吗”魏徵说：“汉代、魏晋以来，亲王的礼遇都低于三公。然而，现在三品官员和天子六尚书九卿，都要为亲王下马致礼，这是亲王所不应该接受的礼节。这样做既无先例可循，又违背国家的法令，于理实在不合。”唐太宗说：“国家确立的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一个人地位的高低，不在于年龄的长幼。如果太子去世，那么同母的弟弟就该列为太子。你这样说，不是在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徵又说：“商代崇尚质实，有兄长去世，弟弟继承的规定。从周代以来，都立长子为继承人，这样做就杜绝了庶子意图篡权夺位、制造混乱的可能性。国君对此应该审慎。”于是，唐太宗接受了王珪的意见。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礼官说：“现在，与你共同生活的人去世了，还要为他披麻戴孝。可是嫂子、叔叔去世了，却不服丧。舅舅和姨妈，都是亲属，但表丧的礼节却有差别。这些做法都不符合礼仪规范，应该招集学者来商议一下，制定出服丧的礼仪。有同属亲属但侍奉的礼数却很轻的，也应一起上奏。”就在同月，尚书八座和礼官定下了规范：

　臣听说，礼是用来判断疑惑不明的事理，决定迟疑不决的行为，区别异同，明辨是非的，它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根据人情事理推论出来的。人道最重要的一点，是使九族和睦。九族和睦，在于由近及远，实行亲疏有别的礼节。亲属之间有差别，所以丧礼中的祭文，应根据情分的多少来书写。舅舅和姨妈，和母亲是一族，但他们之间有差别，为什么呢舅舅和母亲是一家，姨妈出嫁后改姓丈夫的姓，成为别家的人，参考经史，舅舅的确比姨妈重要。所以周王顾念着齐国，称齐国是舅甥之国。秦穆公不忘晋国重耳是他的舅舅，把他的儿子康公送到渭阳，作了《渭阳》这首诗。现在，舅舅去世，只是服丧三个月，对姨妈却要居丧五个月，迁就了虚名，丧失了人情，舍本逐末，背弃了根本。这大概是古人对人的感情没有考虑周全，应该有所增减。

　《礼记》说：“兄弟的孩子犹如自己的孩子，这是因为引而进之。嫂嫂、叔叔不用守丧，是因为推而远之。按礼的规定，和继父一起生活过，就要为他居丧一年，如果没有一起生活，就不用居丧。至于继母、舅舅的妻子，对这二者服丧的礼节相同。常言道：“如果共同生活过的继父去世了，应该为他披麻戴孝。”继父并非生父，对他服丧隆重是因为共同生活过，恩情轻微是因为不住在一起。因此，服丧虽然事关名分，但也随恩情厚薄而定。如年长的嫂子，她抚养年幼的叔子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两人同甘共苦到终老，这比起一起生活的继父，和其他一起生活的人，情义的深浅怎可相提并论呢嫂子生前，二人情同骨肉，嫂子死后，却以外人的礼节对待她，这种做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推而疏远是对的，那生前就不应住在一起;生前住在一起，死后就不应像看待路人一样看待嫂子。生前恩情厚重而死后礼节轻微，用这个原则来衡量，有这样的道理吗并且侍奉嫂子的礼节，史书上的记载也不一致。后汉，郑仲虞抚养寡居的嫂子和她的儿子，待她的礼节和情义都很笃厚。晋时，颜弘都的嫂子双目失明，需要服用蛇胆，他千方百计弄到蛇胆，终于使嫂子重见光明。后汉将军马援对嫂子极为尊重，不戴帽子就不敢进屋拜见嫂子。《礼记》记载：孔子之孙孔伋在嫂子的灵位前痛哭。这些都是亲身实践礼义规范，极其仁义孝敬的人。能够深明其中大义的，难道不是先知先觉者吗现在没有圣明的哲人，百姓也不议论礼仪之事，致使礼仪之中包含的道理不被重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真让人痛惜啊。

　现在，陛下认为尊卑之序虽然都制定完备了，但丧礼制度还不合情理，于是令大臣详加审议修改。我们遵照陛下圣旨，参考了经典、传记，进行了修改增删，使没有明文规定的礼仪变成条款，希望这会使人伦敦厚和睦，使日渐轻薄的民俗变得淳朴，改变过去浅薄的风俗，给后世留下榜样，这些是六经上没有谈到的，是陛下超越百世帝王独自获得的。

　我们谨遵礼仪，做了规定，如果曾祖母、曾祖父去世，过去服丧三个月，现在请陛下延长至五个月;嫡子的妻子，过去服丧九个月，现在请再延长;各位儿子的妻子服丧，请将过去规定的五个月改为九个月;嫂子、叔叔过去不服丧，现在请改为服丧五个月。弟弟的妻子和丈夫的兄弟也应服丧五个月。舅舅过去只披麻戴孝，现在请规定同对待继母一样，服丧五个月。

　看毕，唐太宗下诏通过此项议案。此议案的作者乃魏徵。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日，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民间认为生日是可庆可贺的事情，但我却感慨万千。帝王君临天下，富有四海，可是想奉养父母，却永远无法做到。仲由贫困时，常常到外面去为父母背米，他到楚国做官之后，富有万钟之粟，但那时他的父母去世了，再想尽孝心已不可能，所以他感到非常遗憾。《诗经》说：‘可怜我的父母，为养育我付出了多少艰辛啊。’怎么可以在父母生我这样艰难的日子，举办宴会寻欢作乐呢这实在是与礼仪相违。”说完，便情不自禁地哭泣了许久。

　太常少卿祖孝孙上奏新近制定的音乐。唐太宗说：“礼仪、音乐，是圣人为了节制人们的情欲而设立的，用来教化百姓，它们应该符合规范。同样，政治的好坏，难道不也因此而生吗”御史大夫杜淹说：“前代的兴衰存亡，也跟音乐有关。陈后主灭亡，就是因为奢侈荒*和为妃嫔们谱写*曲《玉树后庭花》所造成的。齐灭亡，也是因为齐东昏侯作《伴侣曲》，行旅之人听到，无不悲伤而泣，这乃是亡国之音啊。所以，国家的存亡，全在于音乐。”唐太宗不同意，说：“不是这样的，仅仅是声音怎么能影响人呢快乐的人听到声音就会喜悦，哀伤的人听了就会悲伤。悲喜之情在于人心，并非是音乐造成的。即将灭亡的国家，百姓内心凄苦。听到哀怨的音乐，内心十分感动，就会愈加悲伤。相反，一首悲哀的音乐，怎么会使快乐的人悲伤呢现在，《玉树后庭花》、《伴侣曲》这些靡靡之音依然存在，我自己都可以演奏它们。但是，可以肯定，你们是不会悲伤的。”尚书右丞魏徵接着说：“古人说，礼呀，礼呀，难道就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呀，乐呀，难道就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音乐的关键在于人的心境，不在于音调。”唐太宗很赞同他的看法。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上书说：“现在《破阵乐舞》在天下广为传颂，但此乐仍不足以形容陛下超世的武功和宏伟的业绩。陛下先后打败了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乱世枭雄，我愿意来写一写陛下无人可比的神勇。”唐太宗说：“我在天下纷争的乱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迫不得已，才征讨四方，所以才有了这个舞蹈和音乐。然而高雅的音乐，应该只陈述历史梗概，不宜把详情原原本本写出来。我看当今朝廷的将相，很多都曾受敌人的驱使，如果现在又看到他们被俘虏的情景，毕竟曾经有过君臣关系，肯定会于心不忍。考虑到这些，所以我认为不可。”萧瑀道歉说：“这件事臣根本没有想到。”

宗圣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先祖，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即使多元化文化共存的今天，“祭祀尽其敬”的社会风气依然不能改变。铭记过去，传承历史，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今天从昨天走来，今天就是昨天的延续，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没有先祖就没有后昆，忘记先祖就是不忠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尊崇、缅怀、祭祀先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也是激励中华儿女富民强国、奋斗不息的精神动力，与荒诞不经之封建迷信迥然不同，当明察焉。

因此，今天，海内外华夏徐氏宗亲云集郯城，祭祀圣祖是“慎终追远”的善事善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要承前启后，世代相传，继而发扬之、光大之。

中华徐氏始祖陵，俗称豹公墩，位于郯城县城北7华里处。为什么说豹公墩，就是中华徐氏始祖陵呢？笔者不揣冒昧，谨述如下理由予以确认，以就教诸位方家、学者和广大宗亲。 按徐国建立时间及其活动范围确认，具有合理性

大家知道，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逐渐由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完全的血缘关系得以确立。抵距今约5000年的龙山文化时代，进入以城池为标志的“古国时代”。这时家庭、宗教成为古国、方国社会的重要组织基础，姓与氏出现，随之产生了“姓氏文化”。这就是费、徐等大批古国、方国形成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

那么，徐国建于何时，前期活动范围又在哪些地方呢？

《史记·夏本记》载：“禹，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褒氏、费氏、杞氏、缯氏……”由此可知，费国建于夏代，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国家。

《史记·秦本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女修，生大业，大业生大费。”

《史记正义》认定，大费就是伯益。伯益是禹的接班人，《孟子·万章章句上》称：“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府志》载：“箕山，费县东南四十五里。自方山而东南起此山，顶平长数里，石灰紫色，可作砚（即金星砚，笔者注）。山前有古寺，山西有隐真洞。”

《黄志》载：“岩壑幽杳，泉流石壁下。”益避箕山，当即此山也。

《竹书纪年》载：“夏启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然而启不服，公开提出“儿继父业理所当然”的主张，废止禅让制，实行王位世袭制，形成“夏传子，家天下”的格局。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也记载：“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而立启。”

《战国策·燕策》有同样记载：“启与友攻益而夺天下。”伯益失败后，只好退居原封地即费国。夏启六年伯益惨遭杀害，费国被灭。因为伯益是东夷人的领袖，他被杀害引起东夷人的强烈不满，启不得不于夏启九年，封伯益次子若木于徐。于是，若木继承父亲之封爵，在原地盘上即“以山东费县为中心”、“伯益多年经营的兴旺发达地区建立徐国”。（李浙江《秦人起源东方考》）其活动范围，主要包括今郯城、费县、平邑、泗水、临沂、苍山、临沭、邳州等地。尤其郯城，沂沭两条大河纵穿南北，东部马陵山，又是平原大地与浩瀚大海的天然分界，且为东西南北文化、交通的交汇点，是徐国的战略大后方，地理位置极端重要。

有资料显示，徐国自夏启九年建立，至周敬王八年（前512年）失国，共存在1600多年。其中，自建国至公元前1100年前后，因战争徐国败于鲁国，而被迫南迁，其间近千年，传位30世，计夏袭国君12世，商袭国君16世，周袭国君2世，徐国一直游动在以郯城为大后方的广阔地带，从时空概念上判断，徐氏立国的几代先祖葬于“食邑东海”的郯城，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恕本文不论述徐国南迁后的疆域）。 遵众多徐氏族谱记载确认，具有唯一性

对豹公墩，即中华徐氏始祖陵，从现存之众多的《徐氏族谱》的记载，都可得到印证。我们可以断定，从若木始祖至五代国君豹，死后均葬于“食邑东海”的郯城北七里。除此之外，江西临川草坪《徐氏宗谱》、安徽新安《徐氏宗谱》、福建南城龙溪《徐氏宗谱》、贵州铜仁《徐氏宗谱》、山东《东鲁徐氏族谱》等均有与上述内容基本相同的记载，迄今无二说，唯一成必然。相比之下，黄帝陵尚不止“桥山”一说，曹操墓多达72座，而徐氏始祖陵在郯城历时4000多年尚无二说，真可谓“根扎郯城，枝繁华夏，远播海外”，一脉相承，不紊不乱，“天下徐氏一家人”。幸哉，大矣哉！

谱牒学，源远流长。早在商代武丁时期甲骨文中，就有氏姓世系的记载。《史记·太史公自序》：“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谱牒旧闻。”可见太史公司马迁对谱牒的重视和信赖。东晋太宁元年（公元323年），有徐令意、徐行坚等撰修的《东海徐氏老谱》。唐太宗李世民，曾修订《氏族志》。宋、明、清撰修姓氏家谱，渐进鼎盛时期。《家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国史、方志形成中国史学的三大支柱。谱者，记也，谱乃信史。自然，族谱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信程度很高。故对上述族谱记载的徐氏立国的几代先祖，均葬于郯城是肯定无疑的，确认中华徐氏始祖陵是天经地义的。 以郯城徐氏为望族确认，具有渊源性

2004年，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成立，拉开了望族文化研究的序幕。研究会确定，苍山肖氏、郯城徐氏、费县颜氏、兰山王氏、沂南诸葛氏等为临沂市望族，分别编纂《望族志》和开展望族文化研究，以期为现实服务。把郯城徐氏列为望族不难理解，以余之愚见，至少有三条依据。

其一、郯城徐姓人口多。全县867个行政村，有徐姓人居住的即有200多个，其中徐姓居民占80%以上的行政村超过40个。全县近百万人，徐姓就有九万多，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过去有民谚：“郯城县，徐一半”。虽有夸张，但可理解。

其二，郯城以徐姓命名的村庄多。诸如：徐庄、徐集、徐圩子、徐出口、徐蒲坦、徐大墙、徐海子、徐林等，多达十几个。其三，郯城徐姓名人多。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郯城籍的著名人物，从正史、地方志、家谱中能够查到的即有：徐宁、徐湛之、徐羡之、徐孝嗣、徐凭道、徐勉、徐摛、徐陵、徐俭、徐伯阳、徐有功等。他们当中，有千古名相，有一代重臣，有文学巨匠，有皇亲国戚。据上所述，郯城徐氏确实无愧为一方之望族。探其究竟，盖因徐氏发祥于斯，幸赖先祖荫佑。先祖为源，后裔为流，源远而流长，此乃必然也。 从民间祭祀相沿成习确认，具有渊源性

“落叶归根”，是中华民族的习俗。一般来说，人死了要葬于祖籍。徐氏既然发脉于“东海郯城”，先祖们仙逝后葬于郯城是顺理成章的事。由此推理，作直言判断，豹公墩就是中华徐氏始祖陵，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了。再从民间的相传习俗看，据世居豹公墩附近的郑城后村年逾八旬的徐祗法老人说：他小时，爷爷每逢年过节，即带他到豹公墩扫墓祭祖。还有许多徐姓族人相沿成习，经常到豹公墩烧纸、磕头、凭吊、祭祀。试想，不是时代相传，视豹公墩为徐氏始祖陵，徐氏后裔能这样虔诚祭祀吗！事实上，不仅郯城徐姓族人不忘先祖，而且在历史上远道而来郯城寻根问组的徐氏宗亲也不乏其例。清乾隆三年撰修的《新安徐氏族谱》中，有徐禋写的《新安徐氏开族始祖昶公考》其文中大意说，徐昶任歙州刺史，是新安徐氏始祖，但他的祖籍是哪里，众说纷纭，考察无据，历访无踪，难成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唐懿宗宰相相徐商的五世孙、唐昭宗宰相徐彦若的四世孙，而徐商、徐彦若都是徐有功的苗裔，先世家东海郯城，而《唐书》却把徐商、徐彦若记成河南新郑人。究竟如何对呢？为此，新安徐氏族人结伴，于乾隆元年赴郯城考察。文中曰：“……

不惮往还四千余里，泛舟钱塘，涉扬子，渡淮而航东海，越海州，历赣榆，抵山左之郯城，遍访徐之故家巨族，茫然不识先代渊源，未有能出其典故者，则亦灾于兵焚水溢也，不得不废然返而还……。”这些记述，一方面说明他们未能如愿，另方面也衬托出他们身居千里之外，尚知道祖籍是郯城。因为徐有功是郯人，他们都是相隔几代的后人，自然也是郯人。由此更说明天下徐氏“根扎”郯城，中华徐氏始祖陵也在郯城就成为不争的事实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得祖国面貌日新月异，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安居乐业。近几年来，海内外徐氏宗亲纷至沓来，寻根问祖，此乃人心之所向，众望所归。我们应该敞开大门，优化环境，铺平绿道，热烈欢迎五洲四海的徐氏宗亲都能畅通无阻地回归老家探亲访友，祭祀先祖，并为家乡建设建言献策，添砖加瓦。 凭徐子氽鼎等出土文物确认，具有可信性 1965年，在费县上冶镇台子沟古墓中出土的徐子氽鼎，经考古专家鉴定，为周初青铜器，其下面有阴铸铭文“徐子氽之鼎百岁用之”9个字，系徐子氽的随葬品，属国家一级物。

徐子氽鼎出土，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填补了山东省境内没有徐国文物出土的空白，证明蒙山前怀费县、平邑等一大片土地，确实曾是徐国的活动疆域。其二，徐氽就是徐渰，系徐国第28代国君。湖北学者徐显之《徐国纪略》称：“……

二十八代君氽，即后人所称之徐渰，建都与山东蒙山南麓之费县、平邑一带。”四川学者徐建维《古徐国始末简述》：“再封徐国。建国第28代君徐渰建都费，有1965年在山东费县出土的徐子氽（渰）之鼎百岁用之可作证。”他分析：“氽、渰字形、字音、字义与费县的环境气候和徐渰在44代国君的座次排列是吻合的。”我赞成上述说法。其三，费城一带是古徐国的遗址。费县上冶镇境内的东西两个毕成村，原写为鄪城村，因为“鄪”字生僻难认，直到上世纪80年代编纂地名志才改为“毕”字的。古费国都遗址就在这两个村附近。城成长方形，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出土文物有瓦当、陶罐、铁枷、铜镞等。而出土徐子氽鼎的台子沟，距城遗址仅有3公里。有国就有都。城市、文字、冶金术，是判断国家起源的三要素。此处上有古城遗址，下有铜鼎出土，而铜鼎既能显示精湛的冶金术，又有工整秀丽的阴铸文字，三要素齐备，完全符合地上资料和地下资料“二重证据法”，可谓徐国商末周初地理位置是明据铁证。再与《尚书·费誓》相印证，更说明费县、平邑是徐国的前沿阵地，而郯城则是极其稳定的大后方。由此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徐国自建立至周初近千年的势力范围，就是今郯城、费县、平邑、泗水、临沂、苍山、临沭、邳州一带；二是郯城既然是徐国的发祥地、大后方，把祖陵建在这里，无疑是最稳定、最安全、最适当的。

据风水学要素确认，具有吉祥性 人所共知，大千世界，无处不学问。在万事万物中，已知的是有限的，未知的是无限的；已破译的是科学，未被解释的是神秘；神秘是科学的胚胎，科学是神秘的归宿。在科学研究领域里，没有绝对的是与非。我们应该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敢立潮头勇探索，正确对待和参与研究未知世界。 中国风水学，是在自然威胁人类生存的时候，由古代先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实践、思考和感悟而建立起来的，历经50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由理论实践、实用方法、实践案例组成的庞大的体系，其中虽然包含着某些非科学的成份，但是以“天地人合一”为出发点的追求和认识，却闪烁着中国先哲们大量的真知灼见。可惜在“五四”运动后，一度当作“封建糟粕”而摈弃，已相对滞后于外国。当今欣逢昌明盛世，言路渐开，人们打消了顾虑，敢于涉足边缘学科，使几乎濒临消失的风水学，又逐渐得以复苏。据说，武汉、天津等大学，已开设了“建筑风水学专业”，预示着正朝科学风水的道路前进。

《黄帝宅经》认为：“阳者生化物之父也，阴者生化物之母也。”“阴阳之理，顺之则亨，逆之则否。”现代科学证明：“环境的改变能够引起生物的变异，环境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原因。”说白了，风水学就是环境条件学，环境影响一切，甚至决定一切。殊不知，现代人在享用现代科技所带来“文明”的同时，无不感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的可怕前景。“人定胜天”的理念，当然促进了现代科技的发展；而其本身所造成的破坏，又何尝不令人担忧。我国西南五省市所发生的特大干旱，不正印证了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所带来的后果吗？

有李恪的第一任王妃杨氏在，李恪怎么敢勾引太子妃呢？

根据《大唐吴国妃杨氏之志》上的志文，杨妃于贞观五年嫁于蜀王李恪，其父是右卫副率慈汾二州刺史静公杨誉，祖父为隋直阁将军岷蔚抚豪道五州刺史邢国公杨（士）贵。如此说来这位杨妃的出身也是不错的。然而根据《贞观政要》的记载，贞观七年的时候杨氏的父亲杨誉居然干出了“在省竞婢”——在皇宫禁地追逐婢女这种有损官员形象的事，被薛仁方拿下后，杨誉之子便借机构陷薛仁方，一口咬定他是故意和皇亲国戚过不去，好在魏征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薛仁方这才免于被解职的危险。

正所谓是有其父必有其女，亲父兄的品行都如此了，李恪的这位杨妃品德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所以李恪贞观五年便成婚了，却一直到贞观中期杨氏过世了，贞观二十年的时候才迎来了自己的头一个儿子，女儿信安县主也是贞观二十二年才出生的。想来这位杨氏不仅自己无法生育，还不让府中的妾室生。所以“英果”的吴王只能等到杨氏过世了，续弦了萧氏，这才得以传承自己的香火。

我们现在看清廷古装剧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皇帝大怒之下将某个妃子打入宗人府，而这个时候那个妃子也会跪地求饶希望皇上原谅。

当时就在想，宗人府到底是个什么机构，这么吓人，难道里面都是各种折磨人的刑具吗？之后查阅资料才发现，其实有些电视剧对于宗人府的了解并不透彻，只是了解了个大概，就要把妃子送进宗人府。

宗人府到底是干什么的

宗人府设立于明朝初期，洪武三年的名字是大宗正院，到了洪武二十二年改称宗人府。明朝永乐以后，宗人府多由功勋臣子以及皇亲国戚管事，而它所管辖的事都移交给礼部办理，这个时候宗人府就名存实亡了。

清军入关后，顺治帝了解了明朝的具体结构，认为宗人府挺好，就遗留下来继续使用，主要由镇国公辅国公等有爵位的王爷掌管，而宗人府顾名思义，他管的就是“宗人”，何为宗人呢？就是宗亲，理解了宗亲我们就知道了，皇上的宗亲是谁呢？就是皇亲国戚，皇子阿哥以及其他的亲属了。

宗人府主要职责有以下几点

一、记录，官方讲为修辑玉蝶，记录皇室宗亲的婚丧嫁娶，爵位的变更，以及对于他们的奖赏，功过，祭祀时间等等的事情，都需要宗人府进行记录，并且每十年要修成一本，然后保存。

二、皇室宗亲的传话者，因为皇室宗亲太多了，请求也就太多，要是一有请求皇上就接见，那一天不用干别的了，所以，但凡宗亲们有所请求比如人才的引进或者其他事项，都需要和宗人府汇报，然后宗人府整理之后，向皇上再汇报。

三、监禁。这就说到关人的问题了，当时皇亲国戚太多，而主管刑罚的大理寺还没有权利直接抓人，都是需要宗人府抓起来再联合审理，当然了，不让大理寺直接管的原因，也是为了彰显皇家地位，毕竟是皇上的亲戚。而且审理的尺度也不同，判罚也相对较轻。

那么宗人府到底有没有电视剧里面那么可怕，好像进去之后必死还要惨呢？

并没有，宗人府虽然也有监狱，但是毕竟是关皇上的宗亲，更多的还是阿哥格格这类惹了皇上生气的人，虽然让皇上生气，但是皇上也没有处死他，所以保不齐那天就出去了，没准还会得宠，所以宗人府并不敢随意的用刑。

而且里面的装潢也比关普通犯人的监狱要好，虽然不至于摆上一张软床，但也不会用草席对付，脏乱不堪这种情况更不会发生了。

所以啊，宗人府是一个综合性的机构，并不是专门严刑拷打犯错的妃子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皇室的半个管家。

那如果妃子真的犯了大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要说到皇室另一位“管家”了，内务府，内务府就是专门管理后宫的所在，包括给各个妃子们发供奉啦，皇帝赏赐的配送等等，都是由内务府操办。

内务府有一个下属部门叫做慎刑司，慎刑司就是专门判罚后宫嫔妃的，相比较送进宗人府，交给慎刑司才是可怕的，因为慎刑司知道，送进来的妃子一定是失了宠的，哪怕将来真的出去了，充其量就是打入冷宫，所以他们下手都非常黑。很多人进去被打的不成样子。

所以，如果说妃子们宁死都不想去的地方，更应该是慎刑司，每天锦衣玉食的生活习惯了，进了慎刑司不仅没有人伺候，还要挨打，当然是死都不愿意去了，因为进去了可以说是生不如死啊。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前后将近15年，各项新法皆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特权阶层的利益受到一些剥夺，豪强兼并及高利贷的活动得到有效扼制，而农民们则减轻了沉重的赋税和差役负担，国家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军队战斗力明显提升。熙宁年间，由王安石一手提拔的大将王韶，率宋军取得熙河战役的全胜，收复河湟（陕西、甘肃、青海一带）故汉地二千余里，歼敌近万，招抚民众三十余万，这是北宋建国以来最大的军事胜利。消息传到京师，宋神宗感动得将自己的玉带都解下来赐给王安石。著名学者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荆公秘赐玉带，阔十四稻，号‘玉抱肚’。”成为王安石后代的家传宝物。

我看累了，也想累了，踱到展厅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对面的王安石半身塑像昂首挺胸，目光坚定。我看着看着，心中又思索了起来：自中国有历史以来，改革的记载就不绝于史册，为何要改革？改革的实质是什么？改革又为何失败的居多？这些个大问题的确需要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思忖一番。

当一个朝代民贫国弱，原有的统治无法维持下去时，统治者才愿意考虑改革的问题。这样一种改革往往是被动的而非主动的，所以改革一有成就，或一遭强烈的反对，或改革本身就危害到统治的稳定时，改革便被强行中止，改革的主持者则常常是轻则革职，重则人头落地。至于改革的实质就在利益的重新分配，特权者的利益必须让出一些，而社会的弱势群体则可以获得一些利益上的补偿，仅此而已，无有其他。

如此，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就不可能是一路的鲜花、处处赞歌，而必定是一路的荆棘、充耳的诽谤。毕竟，有一部分人，且往往是有权有势者的利益受到了侵害。

王安石改革不就如此吗？宋神宗在中国历史上给改革者以鼎力支持而闻名遐迩，但在召王安石谈话时，提出的问题却是：“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其潜台词是：我的列祖列宗们，不行变法，不也坐致百余年的和平吗？这是何道理呢？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我为何要变法呢？王安石虽然在后来上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以累朝因循弊政，导致国家贫弱、内外矛盾激化，朝政失修、社会弊病丛生等各方面的问题来论证改革是必须的，也达到了说服宋神宗的目的，但毕竟变法并非是皇帝的主动之举，纯粹是迫不得已。这就埋下了王安石变法虽然取得很大的成效，却最终流产的伏笔。

王安石变法开始不久，朝野就出现一片反对新法的声音，神宗帝有些犹豫了。还在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二十八日，神宗召王安石，问：现在有许多人议论朝廷不畏天变，不听取人们的言论，也不守祖宗的规矩，这如何是好？王安石坦荡诚恳地答道：陛下您认真地处理政务，每件事皆为民众利益着想，这就是“畏天变”了；陛下您常常征询下面的意见，无论职位高低者的看法您都认真听，这“岂是不恤人言”？况且，有些人的话未必都对，只要我们合乎道理，又何必怕人议论呢？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历代历朝，那有不修改法令的？神宗帝听进去了，王安石变法得以继续进行，“三不足”精神由此贯之于变法的全过程，而拗相公、刚愎自用、不懂人情世故等别号、形容词等也与王安石相伴终生，传之久远。

但是，王安石可以真正做到“三不畏”，皇帝岂真能如此？到了熙宁六年（1074年），河北大旱，连续十个月没有下雨，无数的农民四处逃荒要饭。宋神宗正心焦，有个坚决反对变法的官员画了一幅“流民图”上呈皇帝，并说之所以有旱灾，就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所以，必须“去安石，天乃雨”。神宗帝看了这幅流民图，大为震动，长吁短叹，觉也睡不着，亲自减膳以示与民同甘共苦，并下诏书求谏。正在此时，作为皇亲国戚、大官僚、大地主利益代言人的神宗帝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皆到神宗帝面前哭泣，异口同声说是王安石把天下搞乱了，必须停止新法。而著名的司马光也向神宗帝上了《应诏言朝政阙失事》，洋洋数千言，逐条批驳新法。此时的神宗帝开始既畏“天变”又畏“人言”，且屈服于“祖宗”的家法了。

王安石生性执拗，且从不以做大官为念，一心只想做大事。新法受到如此指责，推行起来又常常走样，王安石一则气愤难忍，一则疾病缠身，遂先后六次上书辞职。神宗帝再三挽留，王安石再三辞谢，终于获准辞相，改任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熙宁七年（1075年）的六月，王安石携家人离京赴江宁府上任。

离开金陵多年，王安石在京师主持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变法，如今又重返故地，怎不让王安石感慨万千？他赋诗一首云：“人间投老事纷纷，才薄何能强致君。一马黄尘南陌路，眼中唯见北山云。”这已经隐隐透露出王安石的归隐之心了。但时仅半年，即熙宁八年（1076年）二月，神宗帝又启用了王安石，恢复其宰相之职。王安石继续呕心沥血为变法努力，但人算不如天算，他的身体日渐衰弱，而保守势力也越来越大，时局变得扑朔迷离。一次，天空出现了彗星，许多人皆认为是不吉之兆，神宗帝又有些惊惶失措，要大臣们对朝政提出看法。保守派自然不会放过机会，大肆攻击新法，认为新法造成了民众怨声载道，引起了天谴。王安石虽然雄辩，怎奈神宗帝心神不宁？此时，他的爱子王雱不幸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无比的悲痛使王安石又生重病。医生诊断后，开出的药方要用紫团人参配药，而市面上根本无此药出售。恰在此时，一位名叫薛师政的官员从河东来，带了一些紫团参，并送来几两，王安石坚持不受，家人说：配药非用此不可。王安石说：我平生不用此药，不也活到现在吗？这是宋代著名自然科学家沈括记载在《梦溪笔谈》中的事情。

于是，1076年，在“春风又绿江南岸”之际，前后居相位八年之久的王安石，再一次上书辞去宰相之职，重回江宁府，从此永远告别了政坛，直至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居士而终老金陵，留下了“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无限浩叹。

“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

我与李博士坐在北驰的火车上，朝着南京方向进发。窗外寒流阵阵，空旷的田野，寂寞的乡镇，人们皆躲避在屋中取暖了。想900余年前，王安石辞相回金陵后，政局突变，神宗帝年仅38岁便逝世了，接位的哲宗是个9岁的孩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这个一贯反对新法的太后，立即起用司马光等保守派，逐步地有计划地废除了王安石的各项新法。

客居金陵的十年，也就是新法逐步遭废弃的十年，这时的王安石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又有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呢？在摇摇晃晃的火车上，伴着咔嚓咔嚓的响声，我试图跨越时空去神交荆公，可却朦朦胧胧中睡熟了。清晨，睁眼一瞧车窗外：呀，好大雪！无尽的山间乡村与大地，一片白雪茫茫真干净。车厢内，传出许多大人小孩的惊喜声，近几年，雪景已是不常见了。我想，居住在金陵的王荆公，生活自然是朴素的，一如他以前的一贯作风；而心境肯定不会是惬意高兴的，但是不是就像这窗外的大雪一般寒彻骨髓呢？当然不会。

一则，王安石的生活是充实的。他在金陵孜孜不倦地继续删定《字说》，考之诸子百家之说，究心于各派意见，一心要为所有的“字”提升出意义来，比如说，“美”字何解？荆公云：“羊之大者方美”。这似乎真的是咬文嚼字，但荆公的深意却在：要做到“以经术造士”的目的，首先要真正读通读懂儒家的经典，而这又必须从理解字词的意义入手，以防止对经学纂注解释上的纷乱歧义。据说，荆公常在一座庙中作《字说》，禅床前置笔砚，看似睡去，却忽又起身写一二个字，通常是彻夜不眠。二则，荆公看淡了世间的名利，退居金陵不久，便上奏折将自己所有的田产及余财捐赠给了蒋山（今南京钟山）太平兴国寺。王安石还自己动手，在江宁府东郊的一大片无人居住的荒僻地带，雇人修筑了数间简陋的草庐，起名“半山园”，作为园主的王安石，看着自己的新居，欣然赋诗一首：“今年钟山南，随分作园囿。凿池构吾庐，碧水寒可漱。”颇有隐居之诗情画意。

但实际上，半山园并非是豪华的乡间别墅，而是位于“四无人家”的偏僻之地，小宅“仅蔽风雨”，亦无围墙。有人劝其筑墙以保安全，王安石不答。平日他乘一驴，数个童子跟着，遍游金陵诸般名胜。若要入城，则乘小船前往，从不骑马，也坚拒坐轿，认为不能以人代替牲畜。可见，荆公的隐退生活还是有滋有味的。他进可为官从政，退可赋诗作文论学，这自然要比那些只能当官不知其他者要强得多。

清晨，我们在南京下车，住进了中国著名学府南京大学。稍事休息，热心干练的江苏社会科学院的胡发贵先生便带我们前往位于南京海军指挥学院东北隅的半山园。

一夜的大雪，金陵全城银装素裹，六朝古都更显庄严肃穆。通过两道戒备森严的围墙，远远望去，一幢粉白色的青砖小院忽然映入了我们的视野，这就是王安石居住过八年的地方——半山园遗址。这所宅院建在一山岩旁，东西长有25米，南北深有33米，进得院去，内分两小院，小巧，素雅，静谧。正厅陈列着王安石的生平事迹。屋外的山岩上，还修有一座方亭，映掩在高大的树木和茂密的衰草之中。登高望远，古城金陵在大雪的覆盖下，一尘不染，洁白无瑕。游至亭东，兀然见一块石碑，上书《重修半山亭记》，默念之，知此屋及亭皆为清末重建，自宋到明清，一代名相王安石的故居已荒芜废弃得无影无踪了，岂不痛哉！

《能改斋漫录》记载，王安石所筑草堂当在今半山亭的位置上，曾引水作“小港”，叠石为桥，平日里他吟诗作画，读书交友。荆公此时在此地才真正得以逍遥自在，他曾集句填《菩萨蛮》云：“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花似去年红，吹开一夜风。柳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元丰七年（1084年）春，王安石已64岁，患了严重的疾病，几乎一病不起。皇帝亲自派人送药慰问。大病之后的王安石，对世间的一切似乎都已看得更透更淡了，再上奏折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半山园宅子捐出为僧寺，半山园就改名半山寺了。王安石一家在江宁府城内的秦淮河畔租了一所院子居住。

七月，王安石大病初愈，适逢苏东坡自黄州到汝州上任，路过金陵，事前托人说要来看看荆公。王安石一身便服，骑毛驴亲到江边迎接。苏东坡也不穿官服来候，两人见面哈哈大笑，东坡说：今日我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礼岂为我辈设哉！”俩人携手同游金陵的山水名胜，同桌品茗，挥毫泼墨，为文赋诗，优哉游哉，苏东坡甚至也想到金陵买田购屋陪伴王安石终老于斯。

元祐元年四月初六日（1086年5月21日），病重中的王安石听说其利国利民的免役法也遭到无端废除，经不起这雪上加霜的打击，王安石再也没有从疾病中恢复过来，郁然病逝在秦淮河畔的这所小院内，享年66岁。

我踏着漫山遍野的积雪围着半山亭转了几圈，心中一直郁结着一个大疑团。据《景定建康志》称，王安石死后葬在原居住的半山寺之后，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站的半山亭的周围了。可是在周辉的《清波杂志》中，又说荆公墓在建康蒋山东三里，与其子分昭穆而葬。当时，士大夫去荆公墓祭拜者络绎不绝。在北宋所谓“元祐更化”时期，王安石新法多被废，大臣陆佃曾率许多儒生去哭祭王安石，并撰有《祭丞相荆公文》。元祐七年（1091），陆佃调任江宁府，再次拜祭荆公墓，写下了《江宁府到任祭丞相荆公墓文》。但在宋之后，就再也不见有荆公墓的记载了。一直到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才有记载说，一个名叫石岩的太监，为了营造茔地而取用了王安石墓上的大砖。到了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临川知县在刻印王安石文集时，于序言中写道：“公墓不知所在”。可见，荆公墓早已无影无踪了，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在当时，一个宰相的墓应该有相当的规模，何况王安石家族世代为官者实在是不少，何以断了祭祀的香火呢？这在把对先人之祀作为人生要务的中国古代是难以理解的，也是不该发生的。张明华先生在《王安石晚年与变法》一文中沉重地写道：“在现存的宋人文集笔记和各种文献中，竟然找不到任何有关王安石行状、墓志铭、神道碑的记载。可见，宋神宗去世后，王安石不仅经受了精神上的折磨，而且饱尝了人间的世态炎凉，他身后所受的冷落与他生前轰轰烈烈的变法事业显得极不相称。用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王安石对变法事业的贡献一点也不过分。”

在今洛阳附近，与王安石同时为宰相的司马光的墓不仅规模宏大，而且极尽豪华，成为当地一大旅游景观；而江西的乡贤——对中国政治、文学、经济、社会均产生重大影响的王荆公却已不知魂归何方，岂不悲哉！

立在半山亭，远眺天际，厚厚的积雪一望无垠。荆公的宅子、荆公的半山寺、荆公的活动，一切的一切，皆没有留下半点痕迹。王安石有诗云：“我自山中客，何缘有此名？不缘琴不鼓，人不见亏成。”一代名相做了“山中客”，为何仍然有“此名”？因为他呕心沥血为国为民；今日已近千年过去了，荆公的余物已荡然不存，可我等为何仍不远千里来凭吊呢？因为先贤先哲虽已逝，可其思想、精神、人品道德、才学文章已永驻天地之间，与江河同流，与日月同辉了。

下午，我们一行三人同到方志学专家季士家先生的住宅中，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我们一边品着淡淡的绿茶，一边探讨着王安石的有关问题。我告诉季老，我曾与同事至抚州东乡上池王家看了一本刻于明代崇祯年间、数本刻于民国三十一年的《上池王氏族谱》，内皆记载有王安石墓迁回了家乡，安葬在王安石家族的祖坟山金溪的月塘村后，在刻于民国时期的家谱中更有一张墓地的风水图。我们根据此图，又驱车前往月塘，在二位风水先生和几十个热情的村民帮助下，我们找到了一个与图完全吻合的地方。这是一处山洼之地，现已开垦出了田地，图上称此地为“牛眠地”，是“上有桃源下有汪”。查之月塘村《王氏四修宗谱》，内也有荆公墓迁回之说。当时，我们一行是欣喜若狂，找出一座古人的墓并非壮举，但若能发现自南宋开始便已失去踪迹的荆公之墓，那真的是功莫大焉。

祭奠先贤先哲，并不是仅仅对着一座土坟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祭祀过程中，缅怀其道德文章，人品事迹，以提升自我的修养境界，传承历史文明。可是，等我回到南昌，找了一些资料来看，发现宋史大家、也是王安石研究专家的邓广铭先生早在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