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把新年的第一天称为“元旦”。“元”字原是“第一”和“开始”的意思，“旦”字的原意是天亮或早晨。但在历史上，元旦到底指哪一天，各朝各代都有不同的规定。1911年，始将大年初一由元旦改称为春节。虽统称“春节”，但山城泰顺的乡民们仍习惯称春节为“过年”。

　　元旦佳节是中国人最为看重的一个节日。各地百姓们欢度春节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年节风俗。它们有的已消失了，有的仍然存留，延续至今。泰顺各地的年节风俗总的来说是大同小异。据调查掌握的资料来看，依笔者“井底蛙”之见，县内年节风俗之所以有差异之处，是否主要是受始迁地、民族和生活习惯的影响而产生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年的经历，但对于过年风俗有过调查和研究的，却不会有太多。作为山城泰顺大山之子，我们是否应当了解或者调查、研究与我们的生存家园血脉相、不可分割的乡土文化。我私底下想，只要我们大家都行动起来，去做一些调查，不用几年，我们就可以收集到一大批宝贵的乡土文化资料了。

　　笔者的这些调查文字实属粗俗之作。俗话有“抛砖引玉”之说，那么，恐怕我的这些文字连块“砖”都称不上的。不过，我却又心存有“过分”之嫌的念头，那就是希望能引动大家，一起来调查、研究我们的乡土文化。

　　如果我的这份调查资料可以让您耐心地读完，在感谢之余，我还有个希望得到您指教的愿望！

　　壹 年前扫尘

　　“有钱没钱，洗洗过年”。 无论贫穷富有，在年前，家家户户都要全家出动，将厨房、厅堂等处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箱笼橱柜、墙角床底也要除去积年尘垢，这就叫做“扫尘”。扫尘时特别要将烟囱掸干净，因为灶神在二十四日回归天庭时，是化作一道青烟从烟囱走的，当然得将他的“行走”这路打扫干净。

　　据载，扫尘这一春节习俗，在我国已有四千余年历史。到唐宋，年终扫尘已成为家家户户必做之事。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裁：临安过春节，“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明代的《大戴礼》中，还把岁末防尘规定为一种礼节。旧时，再忙人家也要做清洁，将室户垃圾一扫而光，寓扫除晦气和霉运，迎接新年的好气象。

　　据县内一些地方的传说，认为灶神走后，人间门户的事情并非没有天神掌管，玉帝又会派神下来代灶神打理几天“政务”，而这位天神非常讲究洁净，如果怠慢了他，他也会像灶王一样回去向玉帝打小报告，人们则要受到玉帝的处罚。所以在灶神上天，天神到来之前，一定要将门户打扫干净。

　　扫尘的日子视祭灶神的日期而定，如三魁、雅阳、龟湖、岭北是在腊月二十九祭灶神的，一般在腊月二十四左右扫尘。下洪等地，在腊月二十四祭灶神，则从腊月十六开始就要进行扫尘。总的来说，必须要在灶神回天过年之前，进行一次扫尘。

　　扫尘这天，泰顺有些地方还有一些关于除旧迎新的习俗。下洪贝谷在扫尘这天，如果是年家里小孩不大平安，即俗语说的“不听话”，就要在衣柜中翻出一顶孩子戴过的帽子扔到山头上去。洋溪、司前一带则找一套孩子穿过的衣服扔到溪里随流漂走。希望旧岁能带走不吉利的事情，在新春来临之际，让好运降临。

　　扫尘习俗，虽然很多内容都充斥着人们意愿中对美好祈求，但也不乏现实意义，经过打扫，灰尘脏物四布的宅院顿时变得窗明几净、纤尘不染，显得气象一新，非常有利于人体健康。

　　贰 办年货·过年食俗

　　一年之中最大的节日非春节莫属，饮食也最为丰盛。山城乡民在小年过后，着手置办年货。泰顺各地赶集的日子不一，有的地方是逢三赶集，有的地方则每七天赶一次集。但是在腊月二十八日这天是专门为大家置办年货而设立的赶集日。山外的南北货、山里的土特产等等，可谓是堆积如山，人流如潮涌，过年的气氛随着置办年货的热闹场面已越来越浓。

　　商家店铺一般在腊月二十九下午就早早地关门打佯，回家过年了，一直到正月初六、七才恢复经营，所以家家户户都要在年前准备好过年用的必须物品，如鱼肉果蔬、烟酒糖茶、香纸蜡烛。小孩们也要拉着大人的衣角，跟他们到集市上缠着要买自己喜欢的糖果，然后抱回一大袋，足够解馋一段时间了。对于小孩来说，他们之所以喜欢过年，或许除了在正月里可以不受大人的打骂外，最高兴的就是有自己喜欢的“过年货”可吃了。

　　民以食为天。饮食在人们的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年节饮食更是形成了丰富的饮食民俗。我国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米粮是人们的主食。泰顺乡民更是在“米”上大做文章，创造了具有地方风味的食品。如罗阳的婆饼，泗溪、三魁一带用免子熏制的腊肉，龟湖一带用猪肉熏制的腊肉，仕阳、雅阳等地麦芽糖，等等。

　　大凡到过山城并上过山城饭店酒楼的人，无不盛赞山城那独具风味的亦饭亦菜的“婆饼”。据说，制作婆饼很费功夫，须先将上等大米浸透，磨成浓淡适度的米浆，摊在烧热的平底锅上煎成一张厚薄均匀的完整饼皮，然后取出一张饼皮摊平，披上一层由碎精肉、香菇、木耳、虾仁、干贝、花生、芝麻、蛋丝、葱白等做成的馅心；再重上一层饼皮，又放上一层馅心；再重上一层饼皮，又放上一层馅心，如此反复数遍，然后卷成长条，压扁，置于平底锅上文火煎烤，于是就有一种悦耳的“”吱吱响声发出，令人食欲大增。等烤到通体金黄，喷香酥脆时，便可取出切段，摆放在浅口大盘中，端到席上，才是一道香气四溢、叫人垂涎且名播遐迩的婆饼。

　　食用婆饼也有讲究。夹取须用羹匙兜舀，用浅盆或薄碟子承接，小心别让它散开。否则，馅心就会从饼皮中脱出，皮馅分家，失去婆饼特有的风味。这样，就会如同打击乐中锣鼓铙钵分开打，不成调调。用时更忌性急，须缩唇嘴牙，小心啃下一小块细嚼慢咽。否则，就会烫嘴伤喉，憋出眼泪，使你当众狼狈尴尬，也有伤风雅。

　　婆饼又叫薄饼、包饼、烙饼。相传很早很早以前，在山区一些单门独户的人家，白天男人们下地耕作，青年妇女也去帮忙，只留下老妪看家。她们闲得无聊，就想弄点东西打牙祭。而在那时候，穷人家掏不出银两买副食的，况且在那边远山区，即使有钱也没地方买。老婆婆们“馋中生智”，就地取材：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儿米量出一升半升来磨成浆，于是米浆饼里裹菜肴便成了婆饼的雏形。再后来，又经人们的不断改进、完善和提高。因为这道菜的“发明专利”是属于老婆婆们的，因而便称之为“婆饼”。（田心《“婆饼”考》）

　　泗溪、三魁、龟湖、新山一带的腊肉，在做法上大同小异，只是原料不同而已。原料如果是免子，则要取去肥肠和内脏，整只熏制。猪肉作原料的，则取其精瘦部分。用猪肉作原料的腊肉制作方法是，先在灶锅中锅放入大米一斤（按熏制十斤猪肉算），然后在大米之上纵横架设木枝，上放猪肉。灶里烧起柴火后，大米焦而生烟，起到熏制猪肉的作用。十几分钟的时间即可熏制完成，然后凉在通风处，一两天即可食用。

　　仕阳、雅阳等地的麦芽糖也是当地乡民们过年的必须品。制作方法如下：先将蒸熟的糯米饭稍凉，温度降到20度左右，再拌入浸过温水的大麦芽，过一夜后，大麦芽中的酵母已将糯米饭中的淀粉转化为糖，呈粥状。第二天一早，将它放入糖栳（大草包）中，用绞架绞出糖水，分离出糖渣。再将糖水放锅中加热，经过水分的不断蒸发，糖水渐渐粘稠，等到有丝状糖油时，即取出拔拉就成软糖。若煎的时间再长些，糖油就更浓，可拔拉成酥糖。除此之外，还可用糖稀拌上炒米花、花生米、芝麻，制成又香又甜又脆的“炒米糖”、“油炸果”、麻花（绕藤糖）等。

　　县内各地农家过年食品虽略有差异，但年糕和汤圆却是乡民都要在年前制作准备好的食品，成为山城乡民过年最主要的地方食品。制作年糕先取大米入饮甑蒸熟， 然后倒入石臼里，用石碓捶打。 粉团需不断地翻动、洒水，以免粘在石臼、石碓上。将米粉团打透后，就把它放到门板上，切取搓成条状，一般为自家食用。或用木制印花板印成块状，印花板雕有花鸟等，年糕上也就印有这些吉祥图案了。此种印花糕贴上红笺后，作为正月拜年用。还有一种冥斋尖，呈“金”字状，作为祭祀用。

　　汤圆，是用糯米粉制作的食品，县内又有“丸子”“团子”等名称。因“汤圆”与“团圆”谐音，春节吃汤圆又有“家人相聚，团团圆圆”之意。这是谐音衍化来的寓意，关于吃汤圆为祈愿团圆之意，还有个传说。相传嫦娥奔月后，后羿由于日夜思念而成疾卧床不起，正月十四日夜，有一童子求见，对羿说：“我是夫人（嫦娥）派来的，夫人知道你日夜思念她。明日是十五月圆之夜，夫人让你用米粉作丸子，团团如月，然后将丸子放在室之西北角，夫人便可降临。”百姓人家为了祈求家人顺利安康，年年团圆，便也在春节食丸子。制作汤圆，首先将糯米用水浸泡后磨成浆，盛在布袋里压在石磨下将水滤下，然后将粉块搓捍成汤圆。三魁一带不作馅，俗称“丸子”；罗阳一般要在汤圆里放油麻、糖等馅料，称“汤圆”。吃起来，有一股清香味，粘而不稠，甜而不腻。

　　叁 小年祭灶神

　　泰顺有句俗语：“先生不吃冬至丸，长年不吃廿四饭”。说的是在 古时，教书先生在冬至前就要散馆回家，而帮人家做长工的“长年”也要在小年——腊月二十四之前回家开始准备过年。小年，又叫“小岁”、“小年夜”，是相对除夕而言的。小年的日期，南北略有差异，一般在腊月二十三、二十四两天。有些地方则更早，有“过了腊八便是年”的说法，也就是过了腊月初八的“腊八节”，人们就开始准备过年了。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云：“腊月日更新，谓之小岁，进酒尊长，修贺君师。”这表明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人们过小年尊师敬长的风俗已经形成。

　　小年最主要的是祭灶神。灶神，亦称灶君，唐以后又称灶王。它是中国民间受到普遍信仰尊崇的神灵，上至天子下达庶民，家家户户都有供奉。汉代以前的人，有把灶神作为火神的观点，因为灶的功能主要是用火烧熟食物。而把炎帝、祝融看成火神和灶神，则是后来的说法，因为这两个神话人物乃是战国以后才被确立的人化神。把灶神作为火神，其信仰都是从灶的自然属性及它对人们生活的实际作用而产生的。在当时，人们认为灶神是受到敬仰的炎帝、黄帝，是火神祝融变来的，于是把灶神当作掌管饮食的神。

　　灶神成为“一家之主”始于汉以后，由掌饮食，进而掌握人们的寿天祸福。人们祭灶，一方面是想通过这一祭祀活动得到幸福，另一方面也是怕灶神给他们带来灾难。《敬灶全书·真君劝善文》曰： “灶君乃东厨司命，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每逢庚申日，上奏玉帝。终月则算，功多者，三年之后，天必降之福寿。过多者，三年之后，天必降之灾殃。”这样，灶王成为玉帝派到各家的督使，专门监视各家各户的言行、大小过错，一旦发现令它不满的行为，就暗地里记一笔帐。待到腊月二十三，它回到天上向玉帝作一次总汇报。

　　泰顺关于灶神的传说不太多，流传较广的一种是说有一个叫二丁的穷人以乞讨维生，后来家境渐好，娶了妻子。但他的妻子虽然贤惠，可是长得很丑。时日一长，二丁就嫌弃她了。家里渐富后，二丁就将妻子休掉了，迎娶了村内一个曾与他勾搭成奸的女人。此事被玉皇知道后，放了一把火烧了二丁的所有家产，他的后妻也在火灾中丧生。二丁从此又过上了讨饭的生活。一日讨到一户人家，二丁饿得走不动了，敲了一声房门后，终于由于饥饿过度，晕了过去。凑巧的是，他的前妻就是改嫁到这户人家的。二丁醒后见到自己的前妻，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她，便纵火死了。天上玉皇知道后，觉得二丁有羞愧之心，尚未泯灭人性，便封他为灶神，掌管凡间的香火事务。

　　泰顺民间祭祀灶神的日子大多在腊月二十四日，如下洪、筱村等地。也有的地方在腊月二十九（大年则三十，下同），如三魁、雅阳、龟湖、岭北等地。祭灶神一般在白天举行，龟湖有些地方则在年夜饭后祭灶神。灶神的神龛安在厨房墙壁上，一般在民居主体建造完工垒灶后安灶神位，仪式要请尪师主持。尪师要向灶神汇报户主家人的情况，请他保佑平安。灶神龛外的墙上用红纸书写“灶君上天奏好事，香烟落地地生财”，也有写“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神龛内左右两边书“担柴童子，挑水童郎”。当中写“奏善堂”三字。

　　龟湖有些地方祭灶神还有不许女人参加的习俗，这可能跟一个传说有关。据说，灶神是玉皇大帝的第三个儿子，由于太贪恋女色，被玉皇贬到凡间当灶神。所以，女子们都不祭祀灶神。泰顺民间祭灶神，普遍是用三牲福礼（鸡蛋、猪肉、鱼）和茶、酒、年糕等。祭祀时，主人一边添酒，一边还要祈求灶神归天庭后要多说好话，不能将家里的丑事汇报于玉帝。为了能让灶神说好话，有的人家还用糖祭祀，意谓吃了甜，嘴巴甜，说的当然是动听的话了。也有的说，用糖祭灶神目的是为了粘住他的嘴巴，不让他乱说话。据说，用年糕祭灶也有“糊口”之意。这一切都是源于灶神是“一家之主”，人们之所以要祭祀他，当然有惧怕他的意 思。

　　相传本有皇帝命的罗隐当年也是被灶神奏上天庭才变成“金口乞丐身”的。民间故事是这样讲的：罗隐本有帝王命，未登上宝座前，母子二人以乞讨为生。罗隐的母亲脾气非常暴燥，有一次为罗隐去村里借物品而村人不借而大发雷霆，恶语谩骂说，如果罗隐日后能成大事，邻里的鸡犬都得见血。此话被灶神听到了，在年底回天庭时便向玉皇大帝告发。玉皇大怒，当即下令废除罗隐的帝王命。天兵天将立于云端要收回罗隐的帝王命，而此时罗隐并不知道自己有帝王命，他见天上雷雨交加，赶紧躲到了床底下，慌乱之中被尿壶堵了嘴，才留下“金口”。

　　在下洪一带还流传着另外一个故事，说梁山一百单八将本是具有帝王命的罗隐的部下，由于罗隐未当成皇帝，一百单八将最后也落个不好的下场。

　　灶神回天庭向玉帝汇报凡间事务后，便要回到凡间打理“政务”。在泰顺，迎接灶神回凡间的日子并不一致。有些地方是在腊月二十四送灶神回天，然后在腊月二十九迎接灶神回凡间。但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在正月初四这天迎接灶神。迎灶神的日子虽然有异，但迎灶神的场所却都是一致的，都是在宅子的二楼神龛中摆上三牲等物重新祭祀灶神，期望他在新的一年里能保佑家人平安。

　　肆 春联·门神·倒福

　　春联，起源于桃符。“桃符”是指周代始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据《后汉书·礼仪志》说，桃符长六寸，宽三寸，桃木板上书“神荼”、“郁垒”二神。“正月一日，造桃符著户，名仙木，百鬼所畏。”宋代，桃符由桃木板改为纸张，叫“春贴纸”。明代，桃符才改称“春联”。

　　山城泰顺，春联的内容非常丰富，可贴的地方也很多，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斗方等。在很多地方还流行贴“花字”春联，所谓“花字”就是依据动、植物形体来书写。“花字”春联不仅字名内 容有喜庆内涵，而字之形体亦有吉祥的象征。

　　春节期间，还有贴门神的习俗。有的是贴门神画，简单些的则将门神的名字写在红纸上。山城门神信仰一般为神荼与郁垒，或秦叔宝和尉迟敬德。神茶、郁垒是传说中能捉鬼的神灵。东汉应劭的《风俗通》 中引《黄帝书》说：“上古的时候，有神萘郁垒俩兄弟，他们住在度朔山上。山上有一棵桃树，树荫如盖。每天早上，他们便在这树下检阅百鬼。如果有恶鬼为害人间，便将其绑了喂老虎。 后来，人们便用两块桃木板画上神茶、郁垒的画像，挂在门的两边用来驱鬼避邪。”到了唐代，又开始奉秦叔宝和尉迟敬德为门神。这当中有个故事，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心情不好，常常听到卧房外面拖砖掷瓦，鬼魅呼叫。闹得三十六宫、七十二院夜夜不安，他很害怕，把这事告诉了群臣。秦叔宝出班奏道：“臣生平杀敌如切瓜，收尸像聚蚂蚁，还怕鬼魅吗？愿和尉迟敬德全副武装立宫门外把守。”李世民同意，当夜果然无事。为了免除他们两人每天守夜不睡觉的辛劳，于是画两人全身像，手持玉斧，腰系鞭、链、弓、箭，威风凛凛，一如平时，贴在各层左右门上，邪祟从此绝迹了。后代沿袭这个办法，把二人画像也当了门神。

　　春节贴“福”字的习俗在山城泰顺较为普遍。“福”字一般写在红纸上倒着贴，取“福倒（到）了”之吉祥寓意。“福神”也是广受民间乡民崇拜的神灵。洋溪、洲岭等地有个传说，一个善良人连走霉运，便在腊月寒冬时一连好几天在树根底下祭祀福神，到了二十九晚，在回家的路上，他捡到了一罐银子。村里有个恶霸，施计骗走了善良人的银子后，也跑去祭福神，由于懒惰不想走路，便让人抬着轿子，自己则趴在轿中，伸出头来沿路寻觅银子，结果被路上的一块石头碰死了。第二天，那位善良人路经此地，没料到福神又将此块石头化成银子赠给了他。可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

　　伍 祭百神·头轮香

　　我们把十二月称为“腊月”，是有其来源的。商朝时，曾把过年称为“祀”，即指在过年时要祭祀祖先和自然诸神，祭祀活动又称为“腊”和“蜡”。到了周朝，则把“腊”和“蜡”分开来了，“腊”指祭祖先，“蜡”则专指祭祀山川百神。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才把祭祀祖先和众神统称为“腊”。古人认为“万物有灵”，自然界的各路神灵各司其职。如此这般，不好好祭祀他们，必将影响到自己的生存劳作。所以，日常生活中，哪方面不顺了，备上供品祭祀一番，希望得到保佑，祭祀的日期并没有专指哪一天。不过，在腊月的二十九左右，家家户户必备牲礼对村内所有神灵进行祭祀。在受祭拜的神灵中，有具有一定声名广受各地乡民信仰崇拜的，也有的只是流行于地方之间的小神。

　　在泰顺，乡民们对有宫庙的神灵要用供品祭礼，没有神位的如门神、天地神等，则插几柱香代替。对于有宫庙或有宅户中有神龛的神灵，一般是在腊月二十九上午祭祀，如三魁要祭祀五显大帝、杨府星君，泗溪等地要祭陈十四娘娘，罗阳要祭千斤岩（灵石），筱村等地要祭忠训王，等等。祭祀祖先的供品要在锅中烧熟，而祭百神则可以用未下锅的祭品，其中缘由，流行于下洪等地的说法是，神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把生的食物化熟了再吃，而阴界祖宗则没有这种“法力”，自然要烧熟了再吃。

　　白天的祭神活动，各地是纷繁不一，各路神灵也是行色匆匆，忙于赴宴而弄得不可开交。可是到了二十九日晚，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人们纷纷把祭祀对象转向了路头神。关于路头神的来历，也是说法不一，有的认为路头神是财神，而财神又分五路，掌管各种财务，所以民间都在二十九日夜里，到叉路口去祭财神，以祈财源茂盛、财运亨通。祭祀时，要在叉口处沿着每条路插“香”，将香火延伸到几十米外。而下洪一带的乡民则认为路头神指“相公爷”，是个乞丐头，手下有三十六徒弟，七十二徒孙，还有“街头牵猴先师”“街尾拉狗先师”“锁喉将军”之称。既是乞丐神，所以在祭祀时最利碰到乞丐，往往倾其所有祭品给乞丐，有的人还在身上准备红包相赠。

　　祭路头神，又最忌被路人撞见，才有在半夜祭祀的习惯。如果赶夜人远远看见有人在祭路头神，懂得其中的规矩的，就尽量少发出声音，就算跟祭祀人是亲友的，碰面时也是视如陌路人，各管各的。

　　除了在二十九日祭神灵以外，人们心里想，在当天祭祀的人这么多，神灵未必能记住我而授予福祉，便有了正月初一烧“头轮香”的习俗，认为能烧上第一柱香的，求福必多。烧“头轮香”的人惟恐迟于别人，往往在半夜就动身赶路。老者囿于脚力不支，无法山中寺院、“仙翁洞”去求神拜佛的，就到村里小宫小庙中烧“头轮香”。小宫庙中烧“头轮香”的人会少些，赶到大寺院中的烧香的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往往是“途为之塞”，人多得“几无立身之地”，再加上香烟弥漫，呛得人直流眼泪。每一处宫庙，“头轮香”只有一柱，亦可谓是“僧多粥少”了，但烧“头轮香”却是人们对神佛虔诚的写照。

　　陆 除夕祭祖

　　除夕祭祖，这是流行于中国广大地区的年节风俗。人们认为，祖先的神灵会保护子孙，使之兴旺发达。另一方面亦来自传统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中的“慎终追远”、“百善孝为先”的思想。古人的祖先崇拜主要表现在建庙立祠上，老百姓家中亦设有先祖神龛。每逢除夕，都要把二楼神龛中祖先神位前的香炉请到厅堂中，在八仙桌上摆起羹饭祭祀，以示孝敬和怀念。

　　除夕祭祖一般在下午举行。下洪等地的说法是下午属阴，而祖宗也是阴界的人，理所当然要在下午祭祖，如果在属阳的早上祭祖，祖宗是吃不了羹饭的。而交洋的曾氏却沿袭祖居地泉州的风俗，要在除夕上午祭祖，缘由是曾氏的先祖卒于早上。

　　祭祀前，同房派的人家各备一份羹饭摆在八仙桌上，一般有三牲福礼（猪肉、鱼、鸡蛋）、米饭、年糕、茶、酒等。祭祀食物也有讲究，龟湖的王氏不许用豇豆祭祖；下洪的徐氏禁忌用田螺祭祖，如果犯忌，后辈生孩子相貌将极其丑陋，目大如螺。在禁忌方面，下洪徐氏还有祭祖时不许小孩哭闹的讲究，这当中有个传说。相传在某年的除夕午后，徐氏的一个先祖便到阳间来赴宴了，可这家的男人在外还没赶回来过年，妇人正在厨房准备羹饭，小孩无人照顾而哭闹不停。这位祖宗便哄劝起小孩来。待摆上羹饭开始祭祀后，妇人又忙其他事情去了。这位先祖只好一边哄孩子，一边就餐。一柱香时间过去了，这位徐氏先祖此时还没吃饱哩。无奈羹饭已撤下，只好饿着肚子回去了。几天后，他托梦给阳间后人，交待以后祭祖千万别让孩子再哭闹了。

　　祭品的摆法，各地稍有差异。下洪贝谷要在八仙桌北边摆一只装满米的大碗，碗内置油盏，米中插香，大碗旁放两大碗茶。洋溪富家洋的庄氏族人，则在楼厅祭祖，祭祖有不摆筷子的习俗，因其祖上迁自平阳，据说此俗传自平阳。雅阳塔头底的季氏族人在祭祖时还要请出祖宗画像，挂在太师壁上，为庄重的祭祀活动添加了一份肃穆的气氛。

　　在点燃香烛后，要在酒杯上加上酒，然后每隔几分钟再加一次酒。一般要加三遍酒。有些地方也有加五遍酒的，认为“诗有八句成章，酒有五巡之礼。”

　　在龟湖郑家庄和仕阳溪东，除夕祭祖则合族到祠堂举行。这种浩大的祭祖场面，更能体现不忘祖宗功德、缅坏先辈的心意。到宗祠祭祖，大家都要衣冠整洁，举止得宜，以示对祖宗的尊重。

　　柒 年夜饭·消夜·烧年猪·守岁

　　除夕敬天地祖先之后，各家要摆“分岁酒”，又称为“年夜饭”。无论离家多远，都要想方设法赶回家乡和亲人吃上这餐“团圆饭”。在龟湖、洋溪等地，如果家中有亲人没能赶回家吃年夜饭的，家人依旧要给他留一个位置，摆上碗筷，意谓团圆。

　　山乡的年夜饭一般是祭祀过祖先的供品经加热后食用，如果是没有经过加热的供品，是不能食用的，否则视为不吉利。就餐时，有些地方还要请长辈先动筷，然后，晚辈后才可以食用。年夜饭还要诸多规矩，如食具禁忌掉在地上；要多讲吉利语，不能说晦气话等。年夜饭的饭菜不能一扫而光，全部吃完，必须得留一些到正月初二食用（正月初一吃素菜）。有些大户人家对年夜饭的菜肴还有许多讲究，如要有年糕（年年高）、菜头（好彩头）、鱼或者芋（年年有余）、汤圆（团圆），等等。

　　年夜饭过后，大概在十一、二点左右，还有一餐“消夜”。食物远没有年夜饭丰盛，但依然受到乡民们的重视，成为一个重要的春节习俗。“消夜”往往与“烧年猪”联系在一起，一边在火坑里“烧年猪”，一边烧“消夜”用的食物。关于“烧年猪”县内有多种说法。

　　除夕晚上，合家团聚吃年夜饭，民间在除夕晚上守岁时在灶前火坑（火塘）生炭火埋焚柴头，称做“烧年猪”。传说元朝时，老百姓痛恨统治者，以木头刻成地方官模样，埋于炭火中焚烧，咀咒统治者，从此流传“烧年猪”的风俗。其实，烧“年猪”的是为了埋火种，因为春节家家早起点灯焚香迎财神，怕找不到火种不吉利；而且火也是兴旺的象征，除夕守岁，屋子里点上灯，灶间火烧得旺，暖气溶溶，喻家庭兴旺发达。（周孺子《泰顺传统节日习俗》）

　　流行于下洪一带的故事是这样讲的，不知在什么朝代，朝延派下许多监工头，专门监督百姓的劳作。这些监工头非常恶毒。于是在八月十五日这天，大家通过送中秋饼（在饼中藏纸条）约定时间在腊月杀掉监工头。虽然杀掉了监工头，但对他们的的仇恨依然未解，于是人们又在除夕这天，取来树脑代替监工头的脑袋，压在火堆中烧到一定程度后，用灰土覆盖，一直烧到正月初一，表示对恶势力的不满和抗争。

　　洋溪一带关于“烧年猪”的故事是这样流传的，在古代，朝延曾派下许多王爷，每人分管九家伙食。一个王爷都有一把菜刀，百姓如果要生火做饭，都要向王爷请求借用菜刀。对于王爷的霸道，百姓们深恶痛绝，于是通过中秋饼传信，约定在腊月某天杀死王爷。

　　仕阳也有“烧年猪”的习俗，但却是乡民为了祈求神灵保佑来年家里养猪能长膘而产生的习俗。与其他地方的传说显然迥异不同。

　　“消夜”又与守岁联系在一起。人们在食用“消夜”食物的同时，就开始了“守岁”，往往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守岁有两种含义：在年长的人来是“辞旧岁”，有珍惜光阴的意思；在年轻人来说，有为父母延寿的意思，凡是父母健在的人，都必须守岁。据另一种说法，守岁又叫“守天门”：“很古很古的时候，老天爷看到百姓十分贫苦，便在除夕夜岁交子时的那一刹那间，也就是新年旧岁相交的那一刹那间，打开天门，把天库里的金银财宝撒向人间。百姓必须在这一刹那间拾取，得失只在眨眼之间。早了没有，迟了这些金银财宝

　　本文主要论述东林学风的区域源流，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及文化的关系。文中提出东林学风的核心是务实经世，当东林后人表达手段“灰色”化、逐渐放弃在野抗争的情况下，务实经世的特色却保持着，成为苏南社会近代变迁的一大特征。这一切可以从东林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之间的关系上得到解释。关键词：东林学风；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族教育；家族文化关于东林学风渊源、流变及其历史影响的研究，学术界历来多有成果。但是在东林学风和苏南望族关系的研究上，至今仍存在着一些空白点。这可能和我们以往重点关注东林党与新兴市民阶层间的关系有关。在学者们将很多主观期望或解释赋予东林党人的时候，难免会忽略它与望族这一“灰色”社会阶层间的联系。笔者期望通过本文为研究东林学派及其学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利寻求更全面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启示。一、东林学风源流的区域背景与苏南望族东林学风其源深远，其流悠长，学术界对此久有研究，一般认为是宗奉程朱理学，或云出入王氏心学，而以程朱理学为归。还有学者考证，东林学派虽与张居正的新政时有矛盾，但在实学致用特点上是一样的，开了明清实学之先河。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深刻的。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东林学风不仅具有全国性背景，也有其区域背景，笼统的“程朱理学”等未必能概括苏南区域的历史、社会和学术源流，而且在时间上也显得不够准确。东林学派学风渊源的区域背景，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其一，北宋初年苏南就有经世致用之风。早在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天下”观，以及范仲淹、胡瑗当年在吴中地区实行“分斋教学”时，这一思潮就已形成了相当的社会基础。这应当是东林学风可考辨的最早区域渊源。前者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所谓“分斋教学”，指的是由著名学者胡瑗所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以培养经世人才为目的，针对科举制下学校教育萎缩、人才多不敷实用的积弊进行改革，以革除当时流行的诵经试帖的应举教学模式。胡瑗要求学生读儒经要能够“明体达用”，学知识要以“经世治事”为宗旨。 范仲淹先是将该制度引入苏州、湖州府学（故又称“苏湖教法”），后又在庆历新政中将其引入太学教学中，一时颇为轰动。正如研治思想史的学者们所言，这种反映在教育中的思想是非常实际、作用也最深远的思想，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样一种孕育于苏南的教学制度，这样一位生养、终老于苏南的政治家、思想家，尤其又是一位最早在家族内创立义庄、义学，被明清许多苏南望族视为效法典范的家族教育倡行人——范仲淹， 其反映的思想比“程朱理学”更早（范、胡都早于程、朱）。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与骨干多出于斯地的望族，不可能不受影响。其二，明代时程朱理学与苏南的务实致用风气的融合。自杨时讲学锡、常诸地，经历长期战乱的影响后，已经很难分辨其传人为谁，也无人声称继承其学脉。但如明代毘陵唐氏、庄氏、薛氏等著名望族的代表人物（唐顺之、薛应旗等）倡导以经术用事、以文章应世的主张，又形成了新一代经世致用思想。唐顺之是明代嘉靖年间常州人，长于治经学。罢官回乡后，他又着重研治数学、地理、天文、历法、兵法和医学等实学，尤其精通三角术，是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其文学观也以载道应世而著称，主张在现代文人生活中重构古代智慧，与好友、昆山人归有光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与薛应旗相善，常一起致力于经世之学，同为常州经世之学的举旗人。庄氏也是常州的著名望族，盛产经学名家，与唐氏关系密切，在思想与学术上深受唐氏的影响。虽然很难找到与程、朱间的师承关系，但他们的思想与范、胡当年所倡行的经世之学以及变革实践，有着精神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其中也融合了杨氏之学、即程朱理学的入世传统，从而具有超出笼统经学意义的文化价值。当然，这与逐渐形成的苏南不拘泥成规、务实重功之民风是不可割裂而视之的，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南，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精神产物。其三，“东林党祸”将东林学风导向了更加务实的轨道。东林党祸震惊了亲睹其惨烈景象的苏南人，也令东林党人、同情者及其后人对经世致用的形式作了多种反思。徐光启关于“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才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的观点便反映了这一点， 他同情东林党、复社却不入“党争”，最终在农业科学实验中找到了归宿。东林党成员黄道周关于“（徐）霞客兄翱翔以来，俯视吾辈，真鸡鹜之在庖俎矣”的叹羡也是典型之例。 徐霞客与徐光启殊途同归，黄道周的评论更耐人寻味，是对东林党祸后东林学风新动向的颇为准确的形容。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则在教导子弟“顾、高之乡可不勉乎”的同时， 走上了研治实学、投身近代工商业和创办新式学校的道路。思想的武器何必与武器的思想争锋？经世之路很多，也很活，这应当是东林务实学风的新内涵。苏南后来不乏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经世形式，可是却极少有革命家、军事家。为什么东林志士的后人们一方面强调继承“顾、高之学”，一方面却在后来苏南的历史上描写出这样的特点？谜底在于对“东林党祸”的反思。这不啻是东林学风的实践渊源。当东林学风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反思似乎变得“灰暗”时，恰恰是它发展的时候。以上所述，都清晰地反映了东林学风渊源和流变的区域性背景和趋势，辨明这一点，能为下文论述提供许多启示。同时，作为渊源的宋初经世之风是通过教育形式反映出来，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开去，又在苏南家族的教育和文化的传承中进一步发展的，这很自然就使握有教育优势的苏南望族成了影响这一学风的重要社会力量，并深深影响了相当长时间里东林学派为代表的苏南学风的流变。物质上的优势决定了教育上的发言和主导权，宋明以来苏南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二、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要理清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关系，必须了解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交往是基础，密切的交往背后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思想上的联系。类似事例很多，这里列举一些最典型的例子。与毘陵唐氏的交往。东林书院创始人、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之一的顾宪成与毘陵唐氏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密切关系。常州府志中唐顺之及其父亲唐瑶二人的传记都是东林领袖顾宪成写的，这两篇传记都被收入了《毘陵唐氏家谱》 。顾宪成与唐顺之之子唐鹤征更是密友，唐鹤征曾“日与同郡龚道立、顾宪成辈讲学东林书院” ，是东林学派骨干成员之一。在顾宪成所著《泾皋藏书》中，还收有他为唐鹤征第三子唐效纯撰写的墓志铭。 除唐鹤征外，唐鹤征的女婿孙慎行也是东林党人。东林骨干钱一本也与毘陵唐氏关系相当密切，唐氏家谱中就收录有钱一本为该族人物所撰写的传记。与毘陵薛氏的交往。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与毘陵薛氏的关系更不同一般。据记载，顾氏兄弟少时曾“问业”于常州经世之学举旗人之一的薛应旗门下，与薛应旗之孙薛敷教有同窗之谊，薛敷教甚至在祖父撮合下，与顾氏兄弟缔有“兄弟交” 。顾宪成对此曾有记述，称“少受业于方山先师（即薛应旗）之门”，而且还受其子薛近鲁“引掖” 。顾氏兄弟问学于薛应旗，并与薛氏家族连续三代皆有密切的交往，这无疑说明常州经世之学与东林学风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仅如此，薛敷教后来也“从东林讲学”，是东林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通过薛敷教，东林学派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从学术渊源更升华成了盟友关系。东林学派另一位领袖人物高攀龙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他与薛敷教同年中举，一度曾“无日不相过从，交相励勉”。薛敷教去世后，高攀龙为之撰写了墓志铭。7与无锡华氏的交往。华氏是无锡最著名望族之一，其中尤以荡口支华氏更突出。东林领袖高攀龙与荡口支华氏的关系非常深。华贞元曾从高攀龙受业，其族子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三兄弟都曾“闻其教”，甚至还曾“立家会，邀高攀龙、吴桂森诸公公开讲席”，荡口支华氏由此“始兴起于学”。其中，进士出身的华允诚与高攀龙关系最密切。在其从学期间，高攀龙曾赞其“整齐严肃，怠若性成”。在投水自尽前，高攀龙曾写有《别允诚书》，“明以后死绝学之系属”。8 这是一份见证，也是一种殊遇。除高攀龙外，东林骨干之一的毘陵钱一本与荡口华氏也多有交往。华贞元、华允谊、华允诚等都先后从钱一本学《易经》9。与江阴梧塍徐氏的交往。梧塍徐氏是江阴望族，旅行探险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即出于该族。值得注意的是，在徐霞客为祝贺母亲八十寿诞而请人题赠、镌刻的《晴山堂石刻》上，收录了众多东林党著名人物的诗文作品，包括如高攀龙、钱一本、文震孟、孙慎行、黄道周、陈仁锡、钱谦益等的作品。其中高攀龙所题贺的《题秋圃晨机图》诗写道：“吾闻东海有贤母，不艺春园艺秋圃。凡木虽阴不耐霜，独爱离离豆花吐。菽水由来展孝思，于今更可添慈谱。白首晨兴课女工，勤俭为箴自千古。风前有子进霞觞，更挟文孙共斑舞。手授遗书禅冶工，杼声似写丸熊苦。异日昼锦煌煌辉形衣，亦知功自断机能作祖。”10 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是东林领袖与徐氏家族交往的见证。诗中“菽水”里的“孝思”和“秋圃”间的“晨机”、“风前”的“霞觞”与“昼锦”下的“白首”相映成辉，展示了一种奇情异趣，更体现了东林领袖与徐霞客的某种精神交会。另据缪昌期曾孙回忆，徐霞客与东林骨干缪昌期也“以文章道义相交好”，还为子孙缔结了联姻关系。11婚姻是一种更深层的交往关系，传统的联姻往往能反映思想及学术授受，甚至反映了道义和政治的结盟。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及子孙与苏南望族的联姻便是如此。常州的孙慎行、唐鹤征、薛敷教等都是东林骨干，他们不仅本身都出自当地著名望族，且都与本地或邻近望族有联姻关系，孙慎行娶于毘陵唐氏（唐鹤征女婿），唐鹤征的妹妹出嫁毘陵庄氏，薛敷教之女则入无锡华氏之门（华察之妻）。无锡高氏与邹氏、朱氏，顾氏与华氏、秦氏、杨氏，华氏与顾氏、朱氏之间的联姻也是如此。其中邹、华等族都有子弟录名东林，如邹氏家族中有邹期桢、邹期相兄弟二人，华氏家族中更有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兄弟三人上榜，他们都有从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东林的经历。这些联姻行为往往具有多次性、相对稳定的特点，从明代中期甚至延续到清代。无锡华氏与顾氏间的联姻便是如此，最为典型而感人的要数江阴梧塍徐氏徐霞客与江阴东兴缪氏缪昌期子孙间的联姻。如上文所述，徐霞客与许多东林党人关系密切，不过联姻关系则是后来缔结的。在党祸发生、缪昌期惨死后，为人极重情谊、生死不易的徐霞客却缔结了徐氏与缪昌期子孙连续数代的婚姻关系。徐霞客的长子徐屺妻室缪氏为“故翰院文贞公（即缪昌期）孙女”，徐霞客的两位曾孙女也嫁给了缪昌期的重孙。 这种联姻显然更多的是出于道义目的了。从上述事例可见，东林领袖及骨干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其中既渗透了学术和思想上的渊源授受，也体现了心灵上的交会和精神上的同气相求。三、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东林学派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源于苏南社会，又作用于苏南社会，且生生不息，这些都可以从望族教育体现出来，大致反映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望族家训中的东林志节影响。东林学派精神财富中的一个很重要部分，是十分注重做人的志节。明末东林党人的志节感染了世人，也影响了许多苏南望族，强调做人志节成为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训的特点之一。东林学派代表人物所在家族自然都是如此，《高忠宪公家训十九条》将“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之语作为第一条， 无锡顾氏家族《乾隆谱训约八条》也将“治家以清白为世守”列为第一条。 缪昌期的后人还将此写进了训子诗：“满眼乌珠看汝身，文章切要着精神。残骸不似南山久，赖尔昂昂做个人。” 东林志节深深影响了那些与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关系密切的望族，如毘陵唐氏就强调，“读书变化气质，即资性愚钝，多识几字，习他业亦觉高人一等” 。其他苏南家族，包括一些著名的工商家族也深受影响，如无锡《荣氏家训》“蒙养当豫”条写道：族中子弟接受教育，“他日不必就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 。所谓“变化气质”、“纯谨君子”和高、缪的“作得一个人”、“做个人”是同一个意思。东林志节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重视育人的传统在明清久已被科举所误、所废，重视人格教育也就显得格外可贵。这种志节对苏南望族和其他家族的追求影响深远，近代苏南的工商实业家族（如无锡荣氏、毘陵迁锡唐氏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资助社会慈善和教育事业、保持爱国情操，与此不无关系。其次，望族教育中的东林学术传承。东林学风包含着许多进步的成分，有在野清议、抗争意识，有经世致用、强国富民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主张。在东林党祸之后其中有些成分（如在野清议、抗争等）逐渐边缘化、变得“灰暗”了，但客观地分析，那原本就属于手段、形式问题。作为东林学风核心的经世致用、强国富民及有关思想，经过历史的选择依旧保留了下来，在苏南望族教育中传承着、发展着。清代前期，无锡荡口支华氏家族内部曾出现过这样一段对话，父亲华汝修曾对儿子华希闵说：“前明一代理学，薛、胡开其始，顾、高集其成，顾、高之乡可不勉乎？” “顾”、“高”是众所周知的，“薛”则指薛瑄，“胡”就是胡居仁，几位都是明代以研治经学见长的学者，宗奉程朱理学。时多以程朱理学为经世之学，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风为其集大成与发展，与王阳明心学有明显区分。很显然，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在教育中自觉地将东林经世学风作为家学传承了下来。还有许多不作声言，却将东林学风渗透教育、加以实践的许许多多苏南望族及至其他家族，如后来既产生学术大师，又涌现近代实业巨子的无锡钱氏（钱钟书家族）、薛氏（薛福成家族）、荣氏，毘陵唐氏（含唐顺之及迁锡支家族）、盛氏（盛宣怀家族）和庄氏（庄存与家族）等等。如毘陵庄受祺“每谓 之学能见其大”的治学气度， 钱钟书伯祖钱熙元“援古证今，有所取法”的学术理念， 伯父钱基成精通经、史、地、兵、医学乃至“重力、汽机之学”的广博学养， 无锡近代实业家唐骧廷祖父唐懋勋“不屑屑于章句之末”的价值倾向， 等等，无不涌动着东林学风的活力。再次，书院实学氛围中的东林学风浸润。在明清苏南望族教育中有一种常见的模式，当子弟在结束族塾或家塾的学业后，往往就进入当地的书院深造。毘陵的庄氏，无锡的华氏、尤氏，吴县的潘氏、彭氏，以及常熟的翁氏家族等等，都有如此惯例。书院的学业对望族子弟来说是教育的关键阶段，通常决定着一生的发展方向。而明末以降苏南的书院充满了实学氛围，纷纷讲求经世之学。比如，乾隆时期的苏州 书院，讲习时“于明理之外，务期实用，凡水利、农田、兵刑、备荒诸政必悉心讲求” ，光绪初年，江阴南菁书院更“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在“古学”课考的内容中包括天文、算学、舆地、史论等实学内容。 这种与科举教育全然不同的氛围，可以从顾亭林实学、常州学派作追溯，但追下去却必然溯及东林学风的影响。东林学派借助书院讲学来传播其经世学说与改革主张的形式，给苏南书院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苏南望族子弟在书院中受到的实学浸润，必然会影响苏南社会，清代尤其是近代以来苏南的实学人才优势与此不无关系。知识就是力量，但教育是力量之源，而强调育人、培育可用之人的教育，其力量才真正惊人。家族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是家族的放大，苏南望族教育所受东林学风的影响为苏南的持续发展和近代领先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四、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文化如上所述，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关系密切（自身也出自其中），其学术也通过望族教育得以传承，因而对这些家族文化与学术的影响是很自然的。首先，促苏南望族的文化成就呈现辉煌。东林学派在汲取苏南文化养分的同时，又辐射社会和苏南望族的文化。徐霞客在科学探险和地理学上的杰出贡献，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徐霞客从对山水自然的好奇发展到以科学探险、地理考察为归宿，不能仅从家族影响下的个人选择去解释，东林学派的思想也从多个方面给了他影响和帮助。一种是精神上的鼓励，高攀龙诗中的“菽水孝思”、“风前霞觞”也好，黄道周的“乃欲搜剔穷真灵，不畏巉岩不避死”也罢， 都表达了一种知音式的赞赏和鼓励。一种是具体指点和帮助，诸如陈仁锡为徐霞客指点自关外返京师的见闻和奇观、钱谦益力促刻印《徐霞客游记》等等。 徐霞客的成就与东林学派的实学就这样联结到了一起。此外，荡口华氏家族在近代涌现出华蘅芳、华世芳兄弟数学家，并以强大的辐射力培养出徐寿、徐建寅父子化学家、钱穆与钱伟长叔侄等大师级人才，与东林学风传承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其次，为苏南望族的学术整合提供灵魂。望族文化是东林学风的重要来源，而东林学风也为望族文化与学术注入了内涵和活力。华汝修对儿子所说的“顾、高之乡可不勉乎”之语，是荡口华氏家族对高攀龙“后死绝学之系属”嘱托的落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而常州学派学术体系的灵魂可以说就是来自东林学风。一方面东林学风是联结唐顺之、薛应旗经世之学与常州学派的纽带，另一方面它也是明后期以降常州文化的“灵魂”。顾宪成、顾允成、薛敷教、唐鹤征、孙慎行、钱一本等作为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骨干成员，彼此之间诚有学术授受、联姻之谊，一旦入了东林、并活跃于其中，他们所代表的都已经不仅仅是原来的家族及其文化了。比如，唐顺之、薛应旗等的学术传统通过联姻扩大到了毘陵庄氏，而庄氏家族则对创立常州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中期的庄存与继承唐顺之“研经求世用”的学术宗旨，对数学、医学、天文、历法等实学也广泛研究，成为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庄存与等人这种对常州经世之学的重新整合与发展，其实就如同东林学风的“灵魂转世”，二者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其三，对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产生作用。东林学风重视经世致用，主张发展工商业、强国富民，这一进步理念对明清时期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影响很大。这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指的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当许多地区依然盛行科举之风的时候，许多苏南望族受经世学风的影响，已经注意将实学视为更有价值的学问，把务实济世而不是科举中式视为人生的追求。明末江阴人徐霞客就是实践的这一人生追求。清代荡口华翼伦对儿子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实施的教育、为其选择的人生方向也是如此。毘陵唐氏家训“读书”条在“读书变化气质……”之语后面，又云“（读书）非止拾青紫、取荣名已也” ，这不只是对读书目的，也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一种解释。另一层指对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毘陵迁锡唐氏、无锡城中薛氏、钱氏等族或出入儒贾、或致力工商实业，视如寻常之事，与徽商发迹后仍固执于科举的归宿迥然不同。这一现象可以从无锡《荣氏家训》（明后期） 、武进《龙溪盛氏宗规》（清代）的“职业当勤”训条中“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是本职”的话语得到解释。 很显然，它们出入儒贾，或以工商实业为归，都是得益于“四业皆是本职”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苏南望族及其他家族在择业观上的机敏灵活特点与东林学风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一突破的意义重大，打破了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为我们揭开苏南近代实业领先的谜底提供了一把钥匙。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没有价值观的突破就不可能有实践的突破，苏南许多家族就是从这里起步向近代化迈进的。应当指出，在价值取向的两个层面中，前者是基础，而这正是东林学风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正是东林学风为苏南人提供了近代腾飞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东林学风的源流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形成与发展更与苏南望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相得益彰。它在明清苏南望族文化中汲取了养分，又影响了苏南望族教育和文化，进而再辐射到更多苏南家族和整个苏南社会。而它之所以会具有那些“灰色”，那保守的伦理观，那后来的虽然务实、却进一步变“灰”（“政治抗争”亮色褪化）的趋势，或许也可从这一点找到一些解释。当然，“务实”才是东林学风最核心的内容，形式或手段的颜色不能改变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读苏南近代化了。（作者系江南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原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浙江严姓很多，我村自富春山，今桐庐，亦，，严州，子陵公正规子孙至今67世，富春堂，我一村有三厅，我是下厅最先始祖，后由千鸟湖，竹元村来一房严氏为上厅，中厅从下厅九世一房无子，一女，招婿为严。[厅，祠堂]。存谱为证，一文不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