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字：赵尔巽

拼音：ZHAO ERXUN

字号：字次珊，又名次山、无补

所属朝代：清代

生卒年代：1844—1927

籍贯：汉军正蓝旗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

人物简介：清末大臣。同治十三年进士。授翰林编修，历官山西、湖南巡抚，户部尚书，四川、东三省、奉天总督。民国出任清史馆馆长，主编《清史稿》。

《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由于清朝灭亡时，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当时的主要史料有：《清实录》，从太祖到宣统凡十二朝，共四千四百卷；《清国史》，纪、传、志、表俱全，清亡前，清朝国史馆已编成七百五十四卷；清诏书，又称《圣训》，共一千六百二十四卷；清典志四千九百三十八卷；清朝人物传记、名人年谱等二千多卷；清纪事史书《东华录》等千卷以上。此外，官方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纪略，私人记某一事件的始末，更是数不胜数。总之，《清史稿》取材“以实录为主，兼采国史旧志及本传，而参以各种记载，与夫征访所得，务求传信。”《清史稿》集中并系统整理了有清一代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清代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是应该肯定的。《清史稿》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但又有所创新。如本纪部分不仅逐年记载了皇帝的军国大事，而且在前代逊君还健在、无谥可称时，创了“宣统纪”的新格局；各志、表中除记录天文、地理、礼乐、选举、艺文、食货及皇子、公主、外戚、封臣等各方面活动外，新修的交通志、邦交志及表中的军机大臣、理藩院，都是前史所未有的。列传中创立了畴人、藩部、属国三传，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新发展。另外，对于反清斗争的重要人物如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洪秀全等，《清史稿》也都列了传。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由于参加修史的人多是清朝的“遗臣”，因此书中贯穿着反对民主革命，颂扬清朝正统的思想。例如诬蔑明末农民起义军为“土贼”，称太平军为“粤匪”，视辛亥革命为“倡乱”。而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清朝统治者的反动行径却多处隐瞒，倾向性错误显而易见。对此，连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人员都极为不满。1929年12月14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列举了十九条理由，呈请政府下令禁止《清史稿》发行，其中有；反革命、蔑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为满清讳等内容。所以，思想观点与立场错误实是此书的主要问题。同时，由于《清史稿》是众人编纂而成，编写时彼此缺少照应，更因时局动荡，仓促成书，未经主编总阅审定便“随修随刻，不复有整理之暇”，过于粗陋。因此，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史实之中也有不少错误。其实，这与赵尔巽的主导思想有关。因为他把此书看做是“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只是想以此作为“大辂椎轮之先导”，对于书中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显然，按其本意。《清史稿》只是类似现代的一部征求意见稿。这样，易培基所指责的“体例不合，人名先后不一致，一人两传，目录与书不合，纪表传志互不相合，有日无月，人名错误，泥古不化，简陋，忽略”等谬误也就成了先天性的问题。至于遗漏、颠倒、文理不通等现象更属意料中事。

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历时十四年修成。先后参加缩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本书体例一如历代的正史，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个部分，共五百二十九卷。然而，《清史稿》修纂时，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政治立场有很大问题。其次，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清史稿》出版后之翌年，即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党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清史稿》遂成禁书。易培基在呈文中说：此书“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

《清史稿》的编纂者明确站在清朝一边，反对辛亥革命，故而对清末革命活动少写或不写，如兴中会、同盟会的成立、民报的出版、辛亥前的起义活动，几乎全都没有记载，看不出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即使有一点记载，也语含贬抑，如写武昌起义，“八月甲寅，革命党谋乱于武昌，事觉，捕三十二人，诛刘汝夔等三人……丙辰，张彪以兵匪构变，弃营潜逃……嗣是行省各拥兵据地，号独立，举为魁者，皆称都督”，寥寥数十字，修史者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对革命中牺牲的烈士，目为“匪党”。对于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这一重要史事，该书称：“甲戌各省代表十七人开选举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上海，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故意不写孙中山的名字，使人不明白临时大总统是谁。孙中山是推翻清朝的革命领袖，《清史稿》中“孙文”的名字仅一见。光绪三十年“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德宗本纪二》）。这是慈禧太后下旨赦免戊戌党人时，特别指名康、梁、孙三人大逆不赦，这才提到孙文的名字。

相反，该书编纂者对对抗革命者则大加歌颂表扬。《清史稿》卷469，为恩铭、端方、松寿、赵尔丰、陆钟琦等一批被革命者击毙的督抚写传记，或称“不屈遇害”，或称“骂不绝口”，或称“忠孝节义萃于一门”，篇末论曰“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垂绝纲常。庶几恃以复振焉”。这些吹捧之词，反映了修史者拥护清朝、反对革命的遗老心态。

《清史稿》记述李自成、张献忠、南明、白莲教、太平天国等史事时一概称“匪”、“逆”、“寇”、“贼”，立场亦极为鲜明。《清史稿》记载民国以后的事，不用民国纪年，而用干支纪年。如民国元年称“壬子年”，民国二年称“癸丑年”，民国三年称“甲寅年”，表示不承认中华民国，不奉民国正朔。《清史稿》是民国政府出钱聘请撰修的，他们竟然诬蔑辛亥革命，反对民国。所以易培基在请封禁《清史稿》的呈文中说：修史者“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现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至其书则决不宜再施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之玷，宜将背叛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

众所周知，在晚清时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朝丧权辱国。《清史稿》却为清朝讳，往往轻描淡写，语焉不详。如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宣宗本纪》中仅书（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戊寅，耆英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各海口，与英国定议通商”。寥寥50字，只提到五口通商，而对于关系重大的割让香港、协定关税、赔偿军费烟费等均未提及。

《清史稿》的编纂者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对外国情况不了解，故而对域外的记述错误也很多。如说“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邦交志一》），其实俄国近波罗的海，距大西洋甚远，信仰东正教，而非天主教。又晚清洋务运动中，设工厂，开矿山，建铁路，造轮船，开始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清史稿》仅立《交通志》以概括当时的工矿交通建设，而对当时规模巨大的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汉冶萍企业、开滦煤矿、基隆煤矿、大生纱厂、华盛纱厂等均视而不见。这些企业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清史稿》全无记载，实为重大的遗漏。

　　吴佩孚后人

　　吴道时，字智中，1909年农历8月12日生，1950年农历7月15日逝世，年41岁。吴道时是吴佩孚之弟吴文孚的独子，自幼为吴佩孚嗣子。吴佩孚兄弟三人，其兄夭折，其弟又早逝，除吴道时外未有其他子女。

　　因吴佩孚尊崇儒学反对洋学，吴道时少年未入“洋学堂”读书，只是延请家教攻读经书。19岁时曾被授予少将军衔。1928年与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的张绍曾之女张义先结婚。

　　1932年吴佩孚到北京后，吴道时侍奉膝下，不曾再任军政职务。1939年吴佩孚被日寇杀害，吴道时谨遵“不当汉奸”的遗训，自此赋闲在家。1946年冬，扶吴佩孚灵柩安葬于北京玉泉山。

　　1948年，吴道时患心脏病并发肝硬化，卧床两年有余，于1950年农历7月15日病故于北京。

　　吴道时有二子：长子吴运乾，次子吴运坤。

　　吴运乾，1929年生，1949年毕业于北京育英中学，1956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本科。1951年与张亚男女士结婚。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先后在天津师范学校、第六干部中学、河西业余大学、天津市广播电视大学任教。1988年任副教授，1990年退休。2006年因突发脑血栓去世。

　　吴运坤，1931年生，1950年毕业于北京育英中学。同年与余益慧女士结婚。先后在冶金部驻津办事处、天津近代化工厂工作，1991年退休。

　　吴运乾有三子：长子吴晞，次子吴晔，三子吴星。

　　吴晞，1955年生，1972年天津九十中学毕业后到河北省广宗县下乡，198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先后在北京大学、国家文化部、深圳图书馆任职，现任深圳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1982年与靳萍女士结婚，1983年生一女吴紫嫣。

　　吴晔，1959年生，1976年天津耀华中学毕业，1978年天津公用局技校毕业，同年到天津客车修配厂工作，现于天津高速公路管理处就职。1985年与张德敏女士结婚，1987年生一女吴紫微。

　　吴星，1961年生，1980年天津体育馆中学毕业，1984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城建系毕业，同年到北京热力公司工作，现任北京热力集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7年与刘燕女士结婚，1991年生一女吴紫菲。

　　吴运坤生有二子：长子吴昀，次子吴暐（日韦）。

　　吴昀，1958年生，1975年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后参军，1978年复员后到工商银行工作。1989年天津河西职工大学金融专业毕业，2003年获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工商银行天津分行南开支行行长、高级经济师。1983年与邢瑛华女士结婚，1984年生一子吴岩泽。

　　吴暐，1965年生，1983年天津和平中学毕业，1985年天津公用局技校毕业，同年到天津第一煤气厂工作，现于新华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任职。1990年与王毅红女士结婚，1993年生一女吴紫舒。

　　按，此文为吴佩孚长孙吴运乾教授生前为郭剑林教授著《吴佩孚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所撰写的附录。因出版社差误，错将郭剑林教授旧作《一代枭雄吴佩孚大传》（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的同名附录刊入，故情况陈旧不符。现根据作者原稿订正。凡与以上情况不符者，均属讹传。

　　冯国璋后人

　　冯巩与家庭(关于冯家家谱的部分)

　　●冯国璋为冯家订了 “国 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十字排辈规定

　　●冯家遇大声地回答德皇威廉二世， “不，我是中国人！”

　　●因为买外国油漆受了窝囊气，冯家遇发誓办起了中国第一家油漆

　　厂

　　●冯海山悄悄渡海去了香港，又拿起了画笔

　　●冯巩的香港、新加坡、曰本之行

　　●他在台湾见着了张学良

　　1909 年，即宣统元年， 50 岁的冯国璋被清廷委以军咨府军咨使的要职。

　　这一职务相当于陆军参谋长，要负责全国军队驻扎、调防、军事演习等重大

　　事务。

　　同年 10 月 23 日，冯国璋作为清政府创办军事学校和培养军事人才的先

　　导者和大功臣，又被委以考试陆军留学毕业生主考大臣。

　　在这一年，冯国璋为 《冯氏家谱》重修作了序言，并规定今后冯氏家庭

　　以 “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十字为排辈次序。

　　冯国璋作为起首的 “国”字辈。

　　他的五个儿子为 “家”字辈，分别取名为家遂、家迪、家遇、家迈、家

　　周。

　　而孙辈从 “ 海 ” 字 辈 ， 有 海 岱 、 海 嵊 、 海 岩 、 海 � 、 海 岛 、 海 � 等 。

　　曾孙辈本也该从 “禁”字，但因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所迫，只能违逆祖

　　上的遗训，以示与 “反动家庭决裂”。所以到冯巩这一辈孩子就不再以 “禁”

　　字排辈了。而到了冯巩的下一代，则又接着 “开”字的顺序取名，冯巩的儿

　　子就叫作 “冯开诚” 。

　　应该说，早年身为清廷大臣的冯国璋能为其族人后代订出 “国家海禁开，

　　东方大事起”这十个字，可以称得上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是积极进步的。

　　冯国璋一生由一介书生而入武林，读文史后再习军事。在他所处那个时

　　代，经历了数次战争，其中亲自参与的就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进

　　京等战事；中国作为战败国，付出了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沉重代

　　价。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

　　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冯国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屡屡向上司和

　　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 “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 起”这一宏愿而

　　尽心尽力。

　　冯国璋当时已深切地感知，一个自诩为泱泱大国的国家，由于数百年来

　　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国力早已衰败不堪，远远落后于西 方列强一大截了。

　　他两次东渡扶桑，从那个自明治维新以来变得强悍起来的国度中，发现了一

　　条中国富强昌盛，再树雄姿的可行之路，那就是打破海禁，引进外国的先进

　　思想和科学技术，让国人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但其时其势，这位汉族的清廷重臣也有与当年李鸿章相似的忧虑和顾

　　忌，眼看着京城里那个冥顽不化的满清朝廷，还有早已腐败不堪的各级衙门

　　地方官吏，落后的农桑耕作制和淤堵不扬的贸易商业，还有几乎空白的现代

　　工业……这副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就决定了真正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形成 “大事起”的强盛之势，非一朝一代人所能办到的。

　　因此，冯国璋把希望放在了儿孙辈身上。

　　1903 年，在他 44 岁时，奉清廷之命，与满族军官铁良、凤山再度赴日

　　本考察军事，回国后任练兵处军学司正使兼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督办。督办之

　　职如现今之校长，是个掌有实权的职位。

　　就在这年，他的第三个儿子冯家遇考入了由他任督办的北洋速成武备学

　　堂。

　　冯家遇生于 1888 年，考入学堂这年仅 15 岁。他前面有两个哥哥，忠厚

　　敦实的家遂奉父命在河间老家诗经村奉养祖母、母亲，顾守家宅；家迪自幼

　　体弱多病，不能外出做事；而后面的两个弟弟家迈、家周还没出世呢，所以，

　　冯国璋就极为器重这第三子家遇，决意要调教成国家之栋材。

　　冯家遇聪明好学，且性格刚倔，好胜心极强。进入学堂后，便以一名普

　　通学员的姿态勤奋学习各科学业，从不依仗父亲的名势。进校很久，同学中

　　竟无人知悉这个瘦瘦巴巴的小青年竟是冯督办所钟爱的三公子。

　　这年寒冬，家遇所在的班练习骑术。冯家遇虽是其中最年幼的一员，却

　　勇力过人，争先骑上一匹白马，未等那蒙古族教员吩咐骑马要诀，便一抖缰

　　绳，乘马在尚残留片片积雪的操场上飞驰。

　　谁想那马跑得兴起，到操场尽头竟收不住步伐，而那头正好有几位身穿

　　锦袍的武官大员徐步走来，丝毫未顾及急奔而至的白马。

　　就在那马眼看要撞上路人的紧急关头，骑在马背上的冯家遇猛地用双手

　　紧紧勒住缰绳，使那白马在霎那间耸起前腿，直立而起，并愤然发出吁咴咴

　　的嘶声。

　　行人居然就是本学堂督办大人冯国璋和他的僚属。这位受了惊的上司一

　　仰脸，望见了那匹踡前腿直立而起的白马，也认出了那位莽撞而勇敢的骑士

　　就是他的三小子，不由地转惊为喜，大声道： “嗨，小子，真棒！”这以后 ，

　　莽小子立马惊督办的小故事就在这所学堂传开了。冯家遇这个尚属少年的将

　　门之子便开始引起众人的关注。他们毫无例外都猜测，即使不靠其父督办的

　　提携，单凭冯家遇那聪明和勇猛劲儿，将来准是个统领千军的将帅之才。

　　但人们的预测都错了。三年后，冯家遇以优异成绩从武备学堂毕业，即

　　考上留学生，渡海去了德国柏林工学院，攻读化学冶金专业去了。

　　北洋武备学堂内分设日文和德文两门外语课程。不知为什么，两度出使

　　去曰本的冯国璋偏给儿子选择了德文班，其后又让冯家遇考德国学校。其中

　　缘故也不难猜测。曰本虽然也已强盛，但它的成长也仅是汲取了西方列强的

　　先进文化和科技，不过是学了别人而已。中国要强盛，就不必从曰本去拿二

　　手货，直接去西方学来更好！

　　1906 年 4 月， 18 岁的冯家遇和一个姓张的德文班同学，乘坐德国远洋邮

　　轮，飘洋过海，登上了那个高傲自负的德意志帝国的国土，开始了他一生中

　　最重要的四年留学生生涯。

　　现在一部分后人在天津。北京这一支是个火车司机，他儿子我认识。他们确实都有点象。

　　冯玉祥将军的后人

　　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儿媳、原大连舰艇学院院长冯洪达将军的夫人余华心女士

　　将门虎子三兄弟——记冯玉祥三子冯洪国冯洪志冯洪达

　　冯玉祥的3个儿子崇文尚武，不愧忠良之后。

　　大儿子冯洪国是1926年加入中国***的老党员，曾在父母的部下领军。父亲对他要求极其严厉。冯洪国严于律己，一直带领部队战斗在抗日前线，与张自忠、吉鸿昌等将军们一道为国效忠。冯洪国青年时代就读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曾发表声明，谴责冯玉祥反对中国***的倒退行为。

　　二儿子冯洪志和蒋经国在留苏时是同学。1982年冯洪志曾给蒋经国写过一封信，称：“岁月无情，人生易老，吾人均已年届垂暮。先人所系之铃，由吾兄解之，则上无愧于先人，下无累及后代，利害去决从于一念，是非功罪定诸百年。”他还曾特意到浙江溪口蒋经国母亲的坟头抓了三把土，回到美国后将土装入信封，辗转寄给蒋经国。冯洪志现在美国定居，仍表现出一个炎黄子孙精忠报国的坚定信念。

　　三儿子冯洪达在父亲逝世后，经毛泽东和朱德同意，进入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习，后转入苏联巴库海军学校学习海军专业，1953年回国后投身于新中国海军建设事业。1990年1月，他被任命为海军北海舰队少将副司令员。

　　张作霖后人

　　张作霖，原配赵氏1898年生长女张首芳（又名冠英）家东北元老鲍贵卿之子鲍豫才，1901年生长子张学良（字汉卿），夫人于凤至、谷瑞玉、赵绮霞；1907年生次子张学铭（字西卿，后任天津市长，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夫人朱六**朱洛筠；二房卢氏，1907年生次女张怀英，嫁达哈尔王子，后离婚；1911年生四女张怀卿；三房戴氏，无子女；四房许氏，1909年生三女张怀瞳，家园东三省巡阅史、《清史稿》总编修赵尔巽之子赵天赐；1911年生三子张学曾（字远卿，后赴美，在联合国任职），1913年生五女张怀曦，1916年生张学思，又名张学诗，字述卿，中共海军少将，曾任海军参谋长，大连海军学校，东北师范大学创始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五房寿氏，1920年生五子张学森（后赴美，在一家航空公司任职，后张学良赴美，均由张学森照顾，1990年曾被邓小平接见，1995年病逝于北京，其女张闾蘅现为全国政协委员），1922年生六子张学浚，1924年生七子张学英，1925年生八子张学铨；六房马氏，1925年生六女张怀敏。

　　张作霖共有八子六女，共十四个孩子，其中，长子张学良、四子张学思分别是国民党的上将和***的少将，一门在三个不同的政府出了三位将军，这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一家。但是，家门不幸，张作霖和张学良、张学思三个人都是以悲剧收场，张作霖1928年被日本人炸死，张学思1970年被林彪逼死，张学良在经历了长达54年的幽禁之后，2001年死于檀香山。或许是由于祖先的悲剧，张氏家族的第三代中，从政的人并不多，多数都是从商，只有张作霖五子张学森的次女张闾蘅女士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也是香港立法委员。

　　曹锟后人

　　曹锟共娶了四房，元配郑氏无出，二房高氏生一女，三房陈寒蕊生一女一子，四房刘凤玮生一女两子。

　　元配郑氏

　　曹士藻(过继抚养的，曹锐之子）

　　二房高氏

　　女儿曹士熙

　　三房陈寒蕊

　　一女曹士贞，一子曹得岳（即曹士岳）

　　四房刘凤玮

　　一女曹士英和两子曹士岱、曹士嵩

　　曹锟的嫡孙曹继信,在天津。

　　段祺瑞的外孙女杜婉华

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号公镶、无补，是中国和东北近现代政坛上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祖籍山东蓬莱，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 生于铁岭，隶汉军正蓝旗。同治六年（1867年） 举人，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国史馆纂修。此后，在清末相继任乡试副考官，监察御史，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东三省总督。进入民国后，赵尔巽先后任东三省都督，清史馆总裁、馆长，主编《清史稿》，参政院参政，善后会议长，临时参政院议长，安国军政府最高顾问等要职。

赵尔巽

赵尔巽公馆，又称赵尔巽别墅、赵尔巽府邸或赵尔巽旧居，坐落在万泉园的西南。赵尔巽公馆背倚小河沿荷塘，绿树婆娑，风光绮丽，景色迷人。晚清、民国著名诗人张之汉，在《万泉河杂咏》中，有诗道：

名园买夏数荷钱，

别墅谁营兜率天。

半可亭空鸿雪漶，

不堪花木忆平泉。

又记述：“观音阁畔，旧有半可亭，为某君（即赵尔巽） 别墅。”都记载了赵尔巽别墅所处之优美环境。

说到赵尔巽这座别墅，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轶闻。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赵尔巽从北京清政府的户部尚书调任盛京将军后，推行“新政”，办了许多事情。他设立了仕学馆及法政学堂，培训地方官吏。设立了督练所，主持新军训练。创办东三省讲武堂，建陆军小学，选派留学生四十人到日本学习军事。整顿警政，创立巡警学堂。

开办官银号，发行奉小洋（银元） 和龙元票及小洋票（奉票） 两种纸币。开展土地丈量，增加财税收入。在奉天城外开辟商埠地。成立电话局，建立气象台，设立卫生院，建立中学堂、师范学校……因而赢得了百姓的口碑，但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

盛京将军赵尔巽公馆

有一年，过年前的一天夜里，有人偷着在赵尔巽的府门前贴了一副对联：

尔小生，生疮长病；

巽下断，断子绝孙。

今日赵公馆旧居四合院

此时， 赵尔巽已年过六旬，三房夫人仅二夫人生有一女。这副对联骂赵尔巽“断子绝孙”，骂得可够狠的了。第二天早晨，赵尔巽一出门就看见了这副对联，心中不免有些不快，就问把门的：“这是谁贴的？” 把门的回答：“ 禀报大人，没看见谁贴的。”赵尔巽自言自语道：“没别人，准是不三不四反对‘新政’的人写的，来，我给他改一下。”说着，命人取来笔、墨、砚台，他拿起了笔蘸饱了墨汁，挥毫便将对联改为：

尔小生，生生造化；

巽下断，断事公平。

后来，他调任湖广总督和四川总督，离开了盛京。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任命赵尔巽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他又回到了盛京。这年过年时，他又想起当年对联的事，略一思忖，便挥笔在裁好的红纸上写了个上联，命下人贴了出去：

三年三月赵三哥复来东三省；

并贴出启事，说谁要是能对得上下联，就给一笔赏钱。可自打上联贴出后，直到民国二年（1913 年），赵尔巽“因病辞职”离开奉天，也没有人对出下联来。

坐落在万泉园里的赵尔巽这所名宅，经历了百年沧桑，几易其主，但依稀可觅当年风采。2004年，沈阳市、区两级政府投资，对这座名人旧居进行了修复，使其恢复了历史原貌。如今，当年的赵尔巽公馆已被列入“沈阳市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名录”。

这是全部网上寻找来的张氏族谱留言信息,并收集汇编有关张氏家谱网站上的资料，提供一份网上因若干不明原因已遗缺不复存在的寻根留言的保存，有愿意的张氏宗亲请编合好后并发布于网上中华张氏家谱论坛中，可作为张氏宗族谱记录的因网上丢失现象的恢复保存，这提供稿待编辑及未整理。——

10月-6日整理有关张氏家谱网站信息资料保存管札记----2007年10月-6日

等） 全卷阅读(简体) 书目提要 作者简介

户部。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其属，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贵州、�南十三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宣德以后增设山西司郎中三人，陕西、贵州、�南三司郎中各二人，山东司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从五品。宣德七年增设四川、�南二司员外郎各一人，后仍革。）主事二人，（正六品。宣德以后增设�南司主事七人，浙江、江西、湖广、陕西、福建、河南、山西七司主事各二人，山东、四川、贵州三司主事各一人。）照磨所，照磨一人，（正八品）检校一人，（正九品。）所辖，宝钞提举司，提举一人，（正八品），副提举一人。（正九品）典史一人，（后副提举、典史俱革。）钞纸局，大使、副使各一人，（后革副使。）印钞局，大使、副使各一人，（后俱革。）宝钞广惠库，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嘉靖中革。）广积库，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典史一人，（嘉靖中，副使、典史俱革。）赃罚库，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嘉靖中革。）甲字、乙字、丙字、丁字、戊字库，大使五人，（正九品，）副使六人，（从九品，丁字库二人，嘉靖中革一人，并革乙字、戊字二库副使。）广盈库，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二人。（嘉靖中革。）外承运库，大使二人，（正九品）副使二人，（从九品。后大使、副使俱革。）承运库，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嘉靖中革。）行用库，大使、副使各一人，（后俱革。）太仓银库，大使、副使各一人。（嘉靖中，革副使。）御马仓，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军储仓，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后大使、副使俱革。）长安、东安、西安、北安门仓，各副使一人，（东安门仓旧二人，万历八年革一人。）张家湾盐仓检校批验所，大使、副使各一人。（隆庆六年并革。） </SPAN< 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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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部·正史类 《清史稿》 （赵尔巽等） 全卷阅读(简体) 书目提要 作者简介

　　1、《清史稿》是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

　　2、《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对于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

　　注：清史稿

　　清史稿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1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历史。《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的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至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

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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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赵尔巽，柯劭忞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有啊。《清史稿》，常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

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记载清朝历史的正史，全书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所记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2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

但因为1927年，国内政治形势不稳定，加上主编赵尔巽此时已八十几岁即将油尽灯枯，不得不将还没有彻底完善的作品，以《清史稿》之名刊印，以示其为未定本。同年，主编赵尔巽逝世，之后国内战乱不休，这本书就没有再度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