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长安区东大街道办罗汉洞村古观音禅寺。相传因唐太宗未能解救龙王，导致龙王被斩后，常托梦给太宗。故太宗敕命建造观音堂，并亲手栽下一株银杏树。银杏树所在的古观音禅寺，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清幽、空灵、寂静、自在，寺院的山墙绵延在斑驳的光影里，一片一瓦、一草一木都向来者讲述着久远的故事。

李世民种的银杏树在西安市长安区东大街道办罗汉洞村古观音禅寺。

相传因唐太宗因未能解救龙王，导致龙王被斩后，常托梦给太宗。故太宗敕命建造观音堂，并亲手栽下一株银杏树。

古树之下，还有清泉一眼，清澈甘洌，长年不竭，被誉为“观音神泉”。往来香客进入禅寺，拜佛之余静坐树下，引泉沏茶参禅论道。于禅茶一味，体自性无别。

银杏树所在的古观音禅寺，距今也有1400多年的历史，清幽、空灵、寂静、自在，寺院的山墙绵延在斑驳的光影里，一片一瓦、一草一木都向来者讲述着久远的故事。

李世民种的银杏树在西安市长安区东大街道办罗汉洞村古观音禅寺。

相传因唐太宗因未能解救龙王，导致龙王被斩后，常托梦给太宗。故太宗敕命建造观音堂，并亲手栽下一株银杏树。李世民种的银杏树在西安市长安区东大街道办罗汉洞村古观音禅寺。古树之下，还有清泉一眼，清澈甘洌，长年不竭，被誉为“观音神泉”。往来香客进入禅寺，拜佛之余静坐树下，引泉沏茶参禅论道。于禅茶一味，体自性无别。

银杏树所在的古观音禅寺，距今也有1400多年的历史，清幽、空灵、寂静、自在，寺院的山墙绵延在斑驳的光影里，一片一瓦、一草一木都向来者讲述着久远的故事。

李世民人物介绍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1月23日—649年7月10日），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一说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人，又说钜鹿郡人。唐朝第二位皇帝（626年9月3日—649年7月10日在位），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李世民少年从军，曾往雁门关解救隋炀帝。首倡晋阳起兵，拜右领军大都督，受封敦煌郡公，领兵攻破长安，拜尚书令、光禄大夫，受封秦国公、赵国公。

唐朝建立后，领兵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割据势力，为唐朝的建立与统一立下赫赫战功，拜天策上将，封秦王。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日（626年7月2日），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册立为皇太子。八月初九日，唐高祖李渊退位，李世民即皇帝位，年号贞观。

-李世民

1任用人才

《唐太宗纳谏图》

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此外，更接纳封德彝之议，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

2从谏如流

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亡国为戒，即位后尽力求言，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又如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极谏知名。晚年的李世民因国富民强，纳谏的气度不如初期，偶尔也发生误杀大臣的遗憾，但是大致上仍克制、保有纳言的风范。[3]

3完善制度

李世民在位期间使隋制更趋于完善。如中央朝廷方面延续了三省六部制，特设政事堂，以利合议问政，并收三省互相牵制之效；地方上沿袭了隋代的郡县两级制，分全国为十个监区（道）。此外，行府兵制，寓兵于农；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等皆有所发展。

4河清海晏

贞观时期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公元632年（贞观六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公元633年（贞观七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公元633年（贞观七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较少，中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18]

军事

公元628年6月3日（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灭亡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19]

平定突厥之后，太宗继续经营西域，先后多次用兵。公元634年（贞观八年），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王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公元639年（贞观十三年），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麴文泰病死，其子麴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20]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二月，唐太宗以高句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亲率六军，从洛阳北进，率兵攻打高句丽。但东渡辽水以后，由于遭到高句丽的顽强抵抗，唐军在安巿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久攻不克，加之气候转冷，草枯水冻，粮草不继，兵马难以久留，只得下诏班师。在这之后，唐太宗对高句丽的进攻仅维持在一些小规模的突袭。[21]

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

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唐朝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后改名余吾州，今安加拉河地区）、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

经济

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22]

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22]

自汉开辟的“丝绸之路” 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疆域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22]

文化

贞观初年，李世民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图籍，在弘文殿聚四部群书20余万卷，在弘文殿旁建“弘文馆”以储图籍。并任命虞世南、褚无量、姚思廉、欧阳询等充任学士，以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著名学者、硕学之士相继为秘书监，主管国家的图书馆和藏书事业，选五品以上工书者为书手，又在弘文馆设立检校馆藏的官员，将缮写、整理、校勘图书，藏于内库，以宫人掌管。官府藏书机构除“弘文馆”外，另有“史馆”、“司经局”、“秘书省”和“崇文馆”等，其藏书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代，史称“群书大备”。晚年因连年用兵，营造宫殿，杂税日益苛重。[23]

民族

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唐廷首都长安（今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即位后，经过三、四年的认真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好转，政权得到一定的巩固，便对突厥的骚扰从防御转入反击。[24] 但是同时对它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

公元626年（武德九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25]

西安终南山古观音禅寺里一株树龄高达1400岁银杏树，经历一夜风雨后，身披金甲、满地金叶的画面，红遍了网络。传说此树由唐太宗李世民亲手栽种。

银杏树的果实俗称白果，因此银杏又名白果树。银杏树生长较慢，寿命极长，因此又有人把它称作“公孙树”，有“公种而孙得食”的含义。银杏之美，除了它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外，还因为它的药用、食用等价值。

银杏（学名：Ginkgo biloba L）是银杏科、银杏属植物。乔木，高达40米，胸径可达4米；幼树树皮浅纵裂，大树之皮呈灰褐色，深纵裂，粗糙；幼年及壮年树冠圆锥形，老则广卵形。

叶扇形，有长柄，淡绿色，无毛，有多数叉状并列细脉，顶端宽5-8厘米，在短枝上常具波状缺刻，在长枝上常2裂，基部宽楔形。球花雌雄异株，单性，生于短枝顶端的鳞片状叶的腋内，呈簇生状；雄球花葇荑花序状，下垂。种子具长梗，下垂，常为椭圆形、长倒卵形、卵圆形或近圆球形。

银杏为中生代孑遗的稀有树种，系中国特产，仅浙江天目山有野生状态的树木，生于海拔500-1000米、酸性（pH值5-55）黄壤、排水良好地带的天然林中，常与柳杉、榧树、蓝果树等针阔叶树种混生，生长旺盛。朝鲜、日本及欧美各国庭园均有栽培。

古代帝王尤其是初代帝王在位登九五上了帝号，削平各个山头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取得政权合法化的一系列措施。所谓马上得天下，还要下马治天下，这些措施一部分是通过君权神授的方式，借助于大自然或者神秘力量，比如刘邦斩白蛇等。另一方面就是采用世俗化的文化观念力量的方式，比较典型的有宋朝的百家姓把赵姓放在第一，吴越武肃王钱镠的钱姓只能屈居第二。唐朝的李家是关陇军事政治集团夺了隋朝的天下。

作为关中的大姓，八柱国之一的李家，在统一全国之后必然要改变自魏晋南北朝时代遗留下的山东士族和南方士族的排位问题。这也是唐太宗希望建立以唐宗室和功臣集团为主题的新士族为核心，从而保证李氏天下的长远统治的初心。

唐太宗李世民让高士廉为负责人，将南北士族、山东、关中士族、鲜卑士族按照家谱、历史源流来考证分为上上到下下九个等级。唐太宗为何如此重视编写一部氏族志来达到他维护统治的目的呢？这是因为三国时代魏文帝建立九品官人法，按照家谱和谱籍来推选人才，没有好的门第是当不了官的，这种门第观念一直延续到了唐初，要改变这种状态必然要重新进行排位。

各大士族 中其中北方士人过江的称为侨姓，以王、谢、袁、萧为主体，比较著名的是王导、谢安家族。南方土著的大族则称为吴姓，以朱、张、顾、陆为主体，在三国时期孙权家族其实属于侨姓，他是淮泗集团迁居江南与当地吴姓融合形成了吴国。北方山东土族称为郡姓，以王、崔、卢、李、郑为大姓；关中则以韦、斐、柳、薛、杨、杜为大姓。另外还有鲜卑姓又称为虏姓，以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大姓。

当然这些大姓并不是一成不变，有些是渊源很久但是后来衰微，也有新起的大姓，但是社会并不一定承认。门第的形成还有礼教和风尚的区别，比如南方的谢姓和王姓就是熟知儒学、佛学、玄学，又能写文章为风尚的家族。旧时王谢堂前燕就是说的两个家族的门第很高，与普通士族是不会通婚的。唐太宗让高士廉去编写氏族志，但是开始并没有说出自己心中隐秘的目的。

高士廉完成初稿后呈给唐太宗观看，列山东崔姓为上之上等，可见当时的门第观念影响深入人心。唐太宗对于高士廉没有心领神会自己的用意很不满的说道：我跟山东的崔、卢、郑等大姓并没有嫌弃怨恨，本来他们就已经衰微，现在连个大官他们都做不到，还自负门第，与他族联姻还要很多钱财，不知道世人为何看中他们。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在朝廷做大官的要么功业显赫要么德行过人，要么学术通达，才能升到三品以上，为什么要和这些衰落户结亲，给的彩礼少了还被轻蔑。

高士廉经过唐太宗这一番批评才明白圣上的本意，将皇族列为第一等，外戚列为第二等、崔姓第三等。当时的崔民干也只是黄门侍郎四品官，在朝廷是没有多大的话语权。《氏族志》编写完成一共包含二百九十三个姓、将很多唐朝的功臣列为士族，关中士族一向看不起山东士族，氏族志将两个并列。

另外就是南方士族被北方士族轻视，这次也恢复南方士族的声望。氏族志编写组的人员组成有代表山东士族的高士廉、代表关中士族的韦挺、代表南方士族的岑文本、代表河西士族的令狐德棻。四人按照唐太宗的本意将之前的士族重新排列，形成了以唐宗室为首，功臣与关中士族为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要辅佐的新统治集团。这种安排恰好是唐朝以关中为根本，统一中国的需要。

唐太宗在撰写新的士族排序的同时，也在用心培植这个集团，他将诸王和公主与功臣集团名臣家族进行通婚，而不和山东旧族联姻。后来科举制度代替了士族制度，到唐高宗时代又进行了改动。正是通过这种世俗化的制度设计保证了初唐的稳定局面，虽然期间有武则天代表的关中和山东士族等的斗争，但是大致没出过什么乱子，这比后来的朱元璋分封儿子要高明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