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凤昌在广州混了几年,适逢张之洞来做两广总督,对他十分赏识,请他做总督衙门文案,参与一切机密,后又随张之洞到湖广总督任上,格外亲信。赵凤昌之所以受到张之洞的信任和依赖,除了因他聪明、好学、善谋、机敏,还有一个理由,因为他记忆力极好。张之洞生活懒散,率性而为,作息无一定时间,书籍公文随手丢放,有时正在批阅公事文书的时候就睡着了,醒了又忽然想到要检阅哪一册书,有时正在看书,忽然又想要查看往年的文档,找某一件公文,只有赵凤昌有此记忆力,能做到随要随到。张之洞对每日公文与往来函电,看过之后随手抛弃,事过即忘不易找寻,只有赵凤昌为他逐日编目归档,整理得井井有条,一索即得。
赵凤昌文理平常,但跟随张之洞多年之后,居然能代拟公牍,而且模仿张的书法几能乱真。因与张之洞朝夕相处,不免引用许多同乡。有一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奏参张之洞一摺,牵涉到赵凤昌的名字。清廷交两江总督刘坤一查办,刘查办摺内,说得张之洞样样都好,不过为顾全京官参奏的人面子起见,说赵凤昌不免有“揽权招摇”情节,将赵凤昌革职,永不叙用。刘坤一这种做法当然是为了保护张之洞,让赵凤昌担责任,张之洞觉得很过意不去,就向盛宣怀讨了一个武昌电报局挂名差使给赵凤昌,作为生活之资,而派他住在上海,办理通讯、运输和其他机密事务。
昔时武昌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戏语流传，足见赵氏在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中的作用不可小视。 1900年,义和团在北京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枪杀德国公使,慈禧太后宣战上谕通电各省时,张謇、赵凤昌、盛宣怀等人在上海出谋划策,分头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倡议拒绝上谕,保护东南。
张之洞起初迟疑不决,赵凤昌派人赴武昌面陈,又向张发电报说:“李鸿章、刘坤一在原则上已完全同意,而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亦由盛宣怀接洽谈妥,只希望武昌方面出而主持。”于是,张与刘、李联衔通电各省将军、都统、总督、巡抚,电称:北京义和团作乱,完全由于端王、刚毅所指使,蒙蔽两宫,袭击各使馆,擅发对各国宣战之上谕,均不能承认,望各省当局切勿轻信,竭力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在这场关乎中国命运的大事中，最富戏剧性的是赵凤昌假造圣旨一节。
赵凤昌见形势紧急，张之洞不见皇上旨意，焉敢领衔派人和外国签订互保条约。他竟然急中生智，发了一个电报给张之洞，电文是：“洋电，两宫西幸，有旨饬各督抚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庆邸留京与各国会议云。”
张之洞是细心之人，马上复电：“询电从何来。即确复。”
赵凤昌难办了，但他见招拆招，自有妙法，马上去找盛宣怀，提出由盛把他发给张之洞的同一电文分发给各省督抚，表示确有其事。盛宣怀初时不敢，认为“圣旨岂敢捏造”，不要命啦，意颇迟迟。
赵凤昌又建言道：“捏旨亡国则不可，捏旨救国则何碍况且即称洋电，即西人之电，吾辈得闻，即为传达而已。”
赵凤昌堪为诸葛再世，“洋电”两字早已留好退路，用心可谓甚深。如洋电不实，圣上日后追究，最多不过传播谣言而已，和假造圣旨的罪名无法相比，何况即为洋电，也无法查实。
待盛宣怀的通电发出后，赵凤昌方才复电张之洞，谓“盛亦得洋电，已通电各省，望即宣布，以安地方而免意外”。
这些事都在庚子年(1900)7月22日一天办妥。赵凤昌行事之速，神仙无以过之。
1900年7月26日，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沪领事在北浙江路会审公廨举行会议。会议前，盛宣怀就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谓必须在正式奉到宣战上谕之前，与各国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在各省派代表来上海会商前，盛宣怀先拟就草约八条，赵凤昌斟酌修改后，添加了汉口租界和各口岸两条，共十条。
赵凤昌又对盛宣怀建议道：“此次与驻沪各国领事协商，你不在签约人员中，自然不必讲话。但主要召集者上海道余联沅，向来拙于应对，不善折冲樽俎，你应以太常寺卿的地方绅士身份，从旁协助。倘使外国驻沪领事有难以置答的问题，余联沅可以与你私下商量后再作答复，这样就可以有转圜之地。”
会议中，定中外座次，外国驻沪领事团领袖在前面，随后坐各国驻沪领事;中国方面则依赵凤昌事先建议，上海道余联沅坐在首席，盛宣怀坐在余联沅的边上，以下是各省派来的道员代表。场面十分肃穆，双方各有心思，人人面容冷峻，东南危局系于此议。
各国驻沪领事团领袖、美国领事古纳果然因数日前清廷命令与外国人宣战上谕而开口发问：“今天各省督抚派你们与各国签订互保条约，如果贵国皇帝又有旨令要求杀洋人，你们是否遵旨”
这一问题点中死穴，大家都知道数日前朝廷已有宣战上谕，圣命如天，只是东南各省由督抚观望时机，遮掩不发表而已。在会议席上回答说“不遵旨”，显然是“逆命”，“逆命”则不具备合法性，且有杀头之罪。如果回答说“遵旨”，则战事即起，又何必再坐下来谈中外互保条约!余联沅当下满面僵滞，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此刻，坐在一旁的盛宣怀轻声向余联沅建议，余回答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协商订约，就是已经‘奏明办理’”。
“奏明办理”这四个字本是公文往来中的常用语言，而美国领事古纳却能够理解为“已经得到上级的批准同意”!这样，中外双方就没有异议，同意签约。
东南互保成功，清朝免去一场大劫难。
当年三国演义时，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如今，赵凤昌以布衣之身“瞒天子而令诸侯”。
事后慈禧太后回到北京，欣然嘉奖了盛宣怀，还加封了太子太保的官衔。盛宣怀见到赵凤昌之后自觉夺人之美，很不好意思，向赵解释。赵凤昌淡然一笑道：“我本来也没有邀功的想法。”
“两袖清风，一肩明月。”赵凤昌“纵横舌上鼓风雷，谈笑胸中换星斗”，冒杀头之祸，有智有胆，等于行了次皇帝职，也为他日后在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时能策划全局，再次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一场涉及国内外的战乱，拯救崩溃的中国，做了一次重要的热身。 上海光复后,位于南阳路十号的赵宅“惜阴堂”,成了各派要人聚会之所,赵凤昌与官僚、士绅、同盟会、光复会各方人士皆有往来,他思路开阔,智谋超群,对南北形势,判断精确,常出奇策,以匡时局。
在《赵凤昌藏札》第一百零七册函电稿中,有他拟定的政见五条:“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这五条政见高瞻远瞩,超越了南北党见。他在“目前所当研究之事”的备忘录中写道:“总机关宜如何组织。一切建设,宜如何预备。同人意见,宜如何发表。已独立未独立各省,宜如何交通。满洲政府如仍存在,宜如何应付。北方军队如袁世凯、张绍曾等,宜如何联络。”他还草拟了“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自武汉起事,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卒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议会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以历史必经之阶级。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速莅沪集议。盼切盼切。集议方法及提议大纲如下:甲、集议之方法:一、通告各省旧时谘议局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二、通告各省现时都督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三、有两省以上代表到沪,即先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议。乙、会议之要件:一、公认外交代表；二、对于军事进行之联络方法；三、对于清皇室之处置。”此稿即为九月二十一日(1911年11月11日)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沪督陈其美通电各省公推代表赴上海组织临时政府电文的蓝本,此后定名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及辗转汉口、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已成南方独立各省公认的立法机构,其后南方民军制定法案、组织政府、选举总统,皆端赖于此。 赵凤昌与北方要人梁敦彦、唐绍仪、熊希龄等人也有密切来往。袁世凯任总理大臣自湖北前线回京组阁,委任梁敦彦为外务大臣,赵凤昌电梁:“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公切勿回京,宜在外力阻外兵来华,并设法借他国阻止日本举动,以保将来中国。与公至交,据实密达。”赵凤昌又致电唐绍仪,劝其“宜缓到任”。
赵凤昌的妻弟洪述祖是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的幕僚,他常向赵密报北京政情。十月初一,洪述祖致赵凤昌密函,向他通报了袁世凯进京组阁至唐绍仪南下之前这段时间袁、唐游说庆亲王奕劻的情况:“竹哥鉴:上月初在少川(引者注:唐绍仪)处,读吾哥密电。次日弟草一诏稿,托人转说前途(引者注:指赵秉钧),迄未有效。直至项城(引者注:袁世凯)入京,方以此稿抄两份分途达之。(少川之力)项城甚为赞成,而难于启齿,不得已开少川之缺。(非开缺不肯行)于廿七日入都商定办法。弟廿八日入都,于廿八日少川自往晤老庆(引者注:指奕劻),反复言之。老庆亦谈之声泪并下,然亦不能独断,允于次早决定。不料一夜之后,(想必与载沣等密商矣)廿九早,全局又翻,说恐怕国民专要共和云云。菊人(引者注:徐世昌)、项城均力争不得,项城退直,焦急万分；少川谋,即以此宗旨由项城奏请施行。(约五日即可见)倘不允,即日辞职,以去就争之。事机千载一时,南中切勿松动。(惟到沪议政员,殊难其人,以少川来,南中人愿否乞密示。)”(《赵凤昌藏札》,第108册函电稿,《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966年2月第1版,P1069-1070)当时袁世凯正打算派唐绍仪南下议和,先通过洪述祖与赵凤昌的特殊关系,了解南方对唐绍仪出任议和全权代表的态度。 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张謇与袁世凯对如何应付未来时局的变化已达成默契。五月十一日(1911年6月7日),张謇从汉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车,拜会罢官归隐的袁世凯。当时,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引发了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浙江等省民众的强烈反对,社会动荡,危机四伏,张謇代表江苏谘议局及士绅恳请袁世凯出山挽救危局,袁为其说服,送张时向他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他复出后的一系列行动表现出他的确兑现了对张謇的承诺:他把汉口、汉阳攻下之后,若要夺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并未这样做；当张勋在南京被攻时,他若派清江、徐州的军队两路过江增援,张勋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他也没有这样做。袁世凯知道,民军方面,孙文、黄兴之外,张謇亦有一部分潜势力,派唐绍仪到南方议和时,秘密叮嘱他:“你到上海后,必须想法先与张謇见面,你得告诉他,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行事。”唐绍仪一到上海,首先访问赵凤昌,请赵密约张謇在“惜阴堂”见面。原来唐绍仪甲午以后有一段时间,在上海作寓公,曾与赵凤昌相识,二人极为投契,又知赵与张謇私交亦密,故求其代为约见。
唐绍仪第一次会见张謇,先代袁世凯致殷拳之意,并询问南北乱局应如何措理,愿听张的指示。唐绍仪向张、赵转告了袁世凯愿顺从民心的诚意,要求张、赵调停南北冲突,促使和议早成。唐绍仪露出口风,若推荐袁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张謇答道:“所谓南北议和,照现在的形势,乃是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间的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对于项城根本无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唐绍仪听了,对张謇说:“四先生所说,开门见山。我当听从指示,尽力为之。”(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4页)
黄兴兵败汉阳,回到上海,即在赵凤昌家中与张謇、程德全等人会面。唐绍仪到上海议和,亦在赵宅与黄兴面商,黄兴此时已被举为大元帅,有关议和的重要议题,都由他和唐绍仪协商。甚至南方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亦常到赵宅与唐绍仪晤面。
在《赵凤昌藏札》中,有一份《拟召开国民会议办法稿》:“一、开国民会议,投票取决共和、君位问题,取决多数。取决之后,两方均须承认。二、国民会议由各省电举代表组织,每省三人,每人一票,若到会代表不及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权。三、开会省数有三分之二,即可开会决议。四、开会场所在上海城。五、开会时间定于十一月初十日以前,愈早愈妙。”将此稿对照伍、唐第四次、第五次会议达成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协议,除将开会省数改为“四分之三”、开会时间定为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其他内容完全相同。可见伍、唐公开会议之前,议事大纲及协议条款均已决定,而赵凤昌亦是参与机密者。 孙中山12月25日回国,第二天下午即赴“惜阴堂”会见赵凤昌,征询他对当前时局的看法,赵向孙分析了南北形势,提出“三虑”、“三策”:和议不决,南北相持,久则经济恐慌,民生困苦,外交必生绝大之危险。赔款到期不付,各国责之北京,北京不应,责之南方。各省又散而不能统一,万一列强借为口实,以占据领土为质,岂非陷于瓜分之危险。此可虑者一也。
北京情状,本已朝不保夕,自袁入都后,人心渐定,而于外交上、军政上,袁尤占有优胜之势力。盖各国公使不信清之政府,而信袁之个人,已与皇帝无异矣。东三省既以外交之牵制,不能宣告独立,而山东、河南、直隶,又属袁之根据旧地,将来大势必趋于袁之势力范围,万一袁将北京经营就绪,外债、外交均已得手,基础稍固,渐及于山东、河南、直隶三省,举兵南向,以与我革军相持,则彼此胜负未可决也。即使南方可以抵拒,亦将成南北分离之局,全国领土,势将缩小,南方人满,将何以为移植之区域此可虑者二也。
南方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察其内容,事权不一,意见不齐,有未能趋于统一之势。各处革军,又多新募之卒、未练之兵,恐难言战。南方各省军政府内部,已有争权夺利之事,彼此内讧,不久必溃,而团结一致,实非易事。倘因此不能统一,功败垂成,袁将成拿破仑之事业。此可虑者三也。
今为南方计,欲与北方相持,有极重要者三策。
一、业经宣告独立各省,宜商议组织临时政府,筹划全局。凡各省军政、财政互相联络,务使将长江一带布置完密,可守可战,为进规北方之计。二、北军所恃者京汉铁路,转输军饷,甚为便利。必须有一奇兵,直捣开封,足助豫人独立,而绝北京之后援,革军既克河南,截断京汉铁路,汉口北军不战而降矣。
三、北京财政危机,已达极点。而南军尽得江南富庶省份,若鼓励商业,经营税饷,既有长江河流交通之便,又占苏、浙、闽、粤港口外贸之利,财政、武器,均易筹措,可为持久之计,北军虽多,无能为也。
赵凤昌洞察入微,谋略过人,观其三虑三策,堪比孔明之隆中对。其后,孙中山又多次登门拜访,与赵凤昌商讨统一建国、网罗英才及国家财政诸要端。赵凤昌提出了许多建议,勉励孙中山“建府奠基,既须兼纳众流,更当克副民望”。 《赵凤昌藏札》中有一份“正副总统及内阁名单稿”,为赵凤昌参与南北秘密谈判时所记,其中总统、副总统、总理人选以及陆军、财政、外交、教育总长与后来袁世凯第一任内阁的这四位总长人选完全相同。赵凤昌在议和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
南北议和到了最后关头,双方在讨论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任内阁问题时,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总理通过之后,再由总理提出阁员全体名单,请参议员投票。袁世凯拒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双方互不让步,僵持多日。
在“惜阴堂”讨论这个问题时,赵凤昌亦列席旁听,他是幕僚出身,最能揣摩各人心理,他已觉得唐绍仪对此问题,十分为难,便插言道:“我是以地主的资格列席旁听的人,不应有什么主张。但现在对内阁问题,我有一个意见,可以贡献诸君以备参考。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国务总理必须是孙、袁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唐绍仪字)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赵凤昌这话刚说完,孙文、黄兴同时鼓掌,表示欢迎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同时即决定请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后由汪精卫、蔡元培为入党介绍人，唐加入同盟会，这个问题就这样圆满解决了。
刘厚生说:“赵凤昌逝世,我曾撰祭文一篇,稿已遗失,但有数语,尚能记得,文曰:‘南阳路北,有楼三楹,先生所居,颜曰惜阴。惜阴斋舍,满坐宾朋,呱呱民国,于兹诞生。”殆纪实也。当时戏赠凤昌一个外号,叫他做民国的产婆。这位产婆,在助产时,很是出力……”(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