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力行

唐力行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16-20世纪上半叶）研究。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学科带头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带头人，上海师大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大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为苏州大学地方史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社会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为日本大东文化大学客座研究员，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员。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95”规划学科专家组成员。1997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博士和硕士点通讯评议专家组成员。曾赴日本东京大学、大东文化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等地讲学、合作研究。

中文名：唐力行

国籍：中国

职业：教师

毕业院校：南京大学

代表作品：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

得奖情况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合作），获全国优秀图书（1978-1987年）二等奖，安徽省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78-1985年）一等奖。

《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一期），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1986-1991年）二等奖。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香港中华书局修订本1995，台湾商务印书馆繁体本1997），江苏省第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7），华东地区第八届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1994）。

《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一期），苏州市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7）。

《从碑刻资料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地区比较》（《历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论文）。

《徽州宗族社会》（2007年），安徽省第七届优秀图书一等奖。

《徽州文化大全》（2007年），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苏州与徽州》（2008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一等奖。

主要著作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香港中华书局修订本1995年版。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台湾商务印书馆繁体本1997年版。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新版），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大学历史丛书·新编中国通史·明清》，国家教委推荐教材，2001年9月修正新版。

《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中国历代商业故事选》（收有徽商故事20则），中国商业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十大商帮》（合作），黄山书社。

《翰墨儒商──徽州商帮》（合作），香港中华书局1996年版。

《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主编），黄山书社1999年版。

《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主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苏州与徽州———区域互动与社会变迁（16－20世纪）》，商务印书馆2007年。

《江南研究论著目录》（1900-2000）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唐耿良著，唐力行整理，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古籍整理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作），黄山书社1985年版。

《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论文

1978《秦末农民战争的光辉历史不容纂改》（《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四期）

1984《论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阜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一、二期）

1985《胡适之父铁花先生评传》（《安徽史学》1985年第一期）

1986《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88年第一期）

1987《从系统论和角度重新探讨几个史学理论问题》，《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一期

《胡铁花年谱述略》（《安徽史学》1987年第四期）

1989《阮弼评传》（《安徽史学》1989年第一期）

1990《论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三期）

《明清徽商心理研究》（《纪念粱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

1991《明清徽州的家庭与宗族结构》（《历史研究》1991年第一期）

《明清徽商木商考》（《学术界》1991年第二期）

《评臼井佐知子的学术思路》（《安徽史学》1991年第四期）

《争储失败、贬为猪狗的胤祀和胤礻》《皇子传》河南人民出版社

《徽商及其网络》臼井佐知子著，唐力行整理，《安徽史学》1991年第四期

1992《论商人妇与明清徽州社会》（《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四期）

《论徽州商人文化的内涵、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安徽史学》1992年第三期》）

《论徽商的形成及其价值观的变革》（《江淮论坛》1991年第二期）

1993《胡适：徽州历史上的第三个文化伟人──试析胡适与徽州文化》（《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

《论徽州商人文化的整合》（《安徽史学》1993年第三期）

1995《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历史研究》1995年第一期）

《社会转型期江南宗族的变迁》（《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臼井佐知子著，唐力行整理，《江淮论坛》1995年第一二两期连载

1996《关于〖日本碎语〗的碎语》（《安徽史学》1996年第四期）

《胡适的商业观》（《开放时代》1996年五、六期）

《胡适论商人与社会转型》（《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1997《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三期）

《也谈无徽不成镇》（《炎黄纵横》1997年第四期）

《无锡人文精神的历史考察》（《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吴学研究专辑3，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1998《评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历史研究》1998年第二期）

《〖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简述》光明日报1998年12月11日

1999《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苏州社会的变迁》，（《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

《评范金民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江海学刊》1999年第6期）

《徽州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内容与方法》（《史林》1999年第3期）

《徽州方氏的迁徙与社会变迁》（《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

《略论新儒学与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与苏南发展》，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

2000《从碑刻资料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地区比较》（《历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

《论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与徽商的勃兴》，《区域、社会、文化——“区域社会比较”国际学术研讨论集》，重庆出版社2000年

《新安商人在江南的迁徙与定居活动探微》，《中华谱牒研究——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

《中国传统社会的群体——商人》，《中国社会史论》，湖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超越传统——宁波帮的近代化历程·序》，西南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

2002《重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关于徽州古村落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之一》，《中国农史》2002年第21卷第4期。

《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载《学思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徽商在上海的迁徙与定居活动探微——从家谱与乡镇志的结合点重构社会生活的实态》，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大出版社2002年版。

《徽商在上海市镇的迁徙与定居》，《史林》2002年第1期。

2003《徽州宗族研究概述》，《安徽史学》2003年第2期。

《庙会：神圣·凡俗》，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版，2003年6月11日

《徽商的绅士风度》，《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重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的实态——值得深入考察的徽州古村落宅坦》，载于《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版。

2004《明清以来徽州、苏州的区域互动与江南社会的变迁》，《史林》2004年第2期。

《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学术月刊》2004年第5期。

《历史视野中的徽学——走出一府六县》，《社会科学报》2004年7月1日。

《近世苏州徽州的互动及其经济社会变迁的差异》，《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教育问题》2004年第5期

《明清徽州古村落宗族生活实态——以徽州绩溪宅坦村为个案》，韩国《史丛》。

《徽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内容与方法》，载《论徽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巨贾何负鸿儒——明清时期徽商的绅士风格》，韩国《史林》第22期，2004年12月

2005《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族组织的态势——以徽州宗族为对象的历史考察》，《上海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

《朴元_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怎样的互动促成了江南的繁荣——以十六世纪的苏州与徽州为例》，《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文史》，2005年5月23日。

2006《从徽学研究看区域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

2007《“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动乱与徽州宗族记忆系统的重建——以徽州绩溪县宅坦村为个案的研究》，《史林》2007年第2期

《不思量自难忘：我在十年浩_中的遭遇》，《史林》2007年增刊。

2008《从区域史研究走向区域比较研究》，《上海师大学报》2008第1期

《整体史视野下的学术新求索——评_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_》，《近代史研究》2008第二期

《明清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一文的评点》，《学术月刊》2008第7期

《超越地域的疆界——关于区域与区域比较研究的一点思考》，《史林》2008年第6期

科研项目

1、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项目：徽商研究

2、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重点项目:大学历史丛书·新编中国通史

3、国家教委八五规划项目：社会转型期江南农村宗法制度研究

4、国家社科基金“95”规划项目《16-19世纪苏州与徽州历史发展差异的比较研究》（1999）98BZSO12

5、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1998）教古字(1999)013号

6、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6-19世纪社会转型期江南家族结构与社会文化变迁（1997）

7、江苏省教委项目：江南望族与社会变迁（1995）

8、江苏省社联项目：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1998）

9、上海教委项目《江南儒商与社会变迁》

10、国家社科基金子项目《徽州文化研究·徽州宗族社会》99BZSO28

1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权力下的乡村统合——16至20世纪徽州乡村社会权力关系研究》200404BZS018

12、上海市教委教委重点项目《16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的整合与发展》（2004）

13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评弹与晚清以来上海都市文化圈的变迁》2006年立项SJ0703

14、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重大项目《评弹与晚清以来上海都市文化圈》2008年立项07JJD770115

给你老舍的<我的母亲>吧,你自己挑选以下,不过我认为,全文皆是经典!

老舍: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投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像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先说结论，我认为现代最好的的三名诗人分别是：胡适、戴望舒、穆旦。参考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十年》。

当代最好的的三名诗人分别是：贺敬之、顾城、西川。参考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徐敬亚《现代主义诗群大观》

首先，诗歌这个文体，历来因为欣赏水平、鉴赏方式、个人喜好而评论不一，甚至有些会出现明显的两极化倾向，就古人的诗而言，存有量灿若星子，然而被人公认为好诗的大抵可数，而被公认并不代表被个人所欣赏，这也与诗歌自身的表现方式以及个人欣赏有关了。中国新诗问世百余年，历经众多政治文化考验，得存名姓者也不过凡几，是以大多都算是经得住考验的，从这么多人中拎出来三个，未免勉强。

其次，排名一事，难免带有主观色彩，就算是按照对于诗歌做出的贡献等方面来说，也难免会有所偏颇。那么按照诗歌的发展以及文学史的意义来理清脉络的话，我们按照以下方面来进行一个简单的评判，还算勉强可以得出个结论：

1、 对于诗歌发展的促进作用

2、 能够被当做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3、 具有公认的文学史地位

4、 其作品对于研究当时的诗歌语言发展有重要的文献意义

另外，我们还需要将现当代分开，按照现代的三个十年，当代的三个十年来进行划分，更容易得出结论。

1、 胡适(1891 -1962)

胡适是中国新诗的首创者，被称为'中国新诗第一人'。1917年1月1日《新青年》刊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该文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从而在中国掀起了一阵白话文浪潮。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中国第一首白话诗《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虽然这首诗用词、意境都一般，甚至很多人认为这根本就不算是诗。然而胡适依旧写了大量的白话新诗，合为《尝试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版的一部个人诗集，也由此奠定了胡适新诗奠基人之实。

同时代的创造社的郭沫若等，湖畔派的冯雪峰等，新月派徐志摩等，抒情派李金发等，冯至等人的诗歌都有一定的参考观赏意义。

2、 戴望舒（1905 -1950）

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的重要代表诗人，被称为现代派诗歌的'诗坛领袖'。1928年《雨巷》一诗在《小说月报》上刊出引起轰动，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 显示了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趋向，后《雨巷》被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收入，影响了无数青少年。

《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同时代中国诗歌会的穆木天等，汉园三诗人也有重要参照意义。

3、 穆旦（1918年—1977年）穆旦是"九叶诗派"的代表性诗人。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其为现代诗歌第一人。四十年代初期，闻一多遍选《现代诗钞》时，选入了他诗作十一首，他的诗歌风格晦涩，意象新颖，标志着现代诗派对于含蓄追求的极致，并且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对之后的朦胧派有着一定的影响作用。著有诗集：《探险队》《穆旦诗集（ 1939～1945）》《旗》。

《古墙》

一团灰沙卷起一阵秋风，

奔旋地泻下了剥落的古墙，

一道晚霞斜挂在西天上，

古墙的高处映满了残红。

古墙寂静地弓着残老的腰，

驼着悠久的岁月望着前面。

……

同时期七月派的胡风、艾青等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至于当代最好的三位诗人：一、贺敬之（1924- ）

建国后一直到朦胧诗派之前，政治抒情诗——中国历史的产物，算是诗歌的一个主要方向，其中以贺敬之的作品更具有代表意义，他的《放声歌唱》，《回延安》等，以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来表现了时代的磅礴生机与强烈的力量蕴含，表现出了美好的前景。

《回延安》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

同时代可参照归来诗人艾青等。

二、顾城（1956—1993）

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主要作者，被称为当代仅有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著有诗集《白昼的月亮》、《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顾城诗集》、等。顾城被称为 "童话诗人"。质朴纯真作为他的诗歌的最主要的特征，他的意象充满了生命力的表现，细腻、准确，极富韵味和感染力。他的纯真的诗中，却也有着成年人的忧伤，这是使人敏感心灵所必然会表现出来的。

《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同时期可参照朦胧诗派舒婷、北岛、海子、江河等人。

三、西川（1963- ）作为第三代诗人，西川被学界认为是中国先锋诗歌中"知识分子"写作的主要倡导者和集大成者，出版诗集有《虚构的家族》、《大意如此》、《西川的诗》。作为学院诗人，他的诗不太注重体制，有散文化倾向，他的诗歌思考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现状，关于灵与肉的冲突，让平常生活陌生化，去寻找诗歌的本质。

《虚构的家谱》

……

我虚构出众多祖先的名字，逐一呼喊

总能听到一些声音在应答；但我

看不见他们，就像我看不见自己的面孔

以上所选人物只是凭着一己想法所写，这个排名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可以参照《百年中国新诗史略》、《中国新诗总系》、《中国诗学》等书来进行一个自我感知。

　　一篇和此相关的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

　　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

雷（Léi）姓源出有三：

1、出自方雷氏，炎帝神农氏的九世孙方雷之后，以国名为氏。据《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所载，相传方雷氏是炎帝神农氏的九世孙，因战功被黄帝封于方山（在河南省中北部嵩山一带），建立诸侯国。其子孙以国名为氏，为复姓方雷氏，后又分为两支，一支姓方氏，一支姓雷氏。

2、出自黄帝有臣子名雷公，其后以祖名为氏。据《姓苑》所载，雷姓是个古老的姓氏。相传黄帝有大臣雷公，是个名医，精通医术，曾与黄帝讨论医学理论。据《素问·著至教书论》说：“黄帝坐明堂，召雷公问之。”殷纣王有宠臣雷开。其后子孙以雷为氏。

3、出自他族改姓和小数民族中有雷姓：

① 据《姓氏考略》所载（下同），东汉末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潳山蛮”和“南安羌”改姓为雷。他们逐渐全盘汉化，再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现在根本已经与汉族成为一体，再也分不出彼此了。

② 金时女真人阿典氏，汉姓为雷。

③ 满洲阿克占氏，改汉姓雷。

④ 景颇族春雷氏，汉姓为雷。

⑤ 基诺族布柯氏，汉姓为雷。

⑥ 今壮、苗、彝、瑶、水、阿昌、畲、羌、土家、蒙古、回等民族均有雷姓。

得姓始祖：方雷。炎帝神农氏的第九代孙名雷，黄帝伐蚩尤时，双方激战于涿鹿，雷奋勇杀敌，将生死置之度外，佐黄帝剿除蚩尤立下大功。战争胜利后，黄帝论功行赏，雷被封于方山（大致为今河南省叶县南、方城县东北一带），其族称方雷氏，为古诸侯国之一，方雷氏的后代有以国为氏者，称雷姓。他们尊方雷为雷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雷姓最初是以中原为其繁衍地，从周朝至秦朝的八百余年内，雷姓不显于史，这大约是由于此期缺乏名人的缘故。上述的几支雷姓，在早期的发展中各自独立，界限分明，其中出自方雷氏部落的一支，在后汉、三国时相继出了雷义、雷同等著名人物。此期有资料表明，已有雷姓迁居于古时的楚汉之地，即今天的江西、湖北、安徽、四川等地。此后经过不断地繁衍播迁，雷义、雷同的后代在晋朝时形成了今江西省境的一大望族，史称“雷姓豫章望”。后不断向南北方扩散，其中，豫章人雷焕后裔有一支迁往冯翊（今陕西省大荔），后来发展成为当地一大名门望族，于是雷姓又有以“冯翊”为其郡望、堂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雷姓在南北方都有新的发展，但均以冯翊、豫章为其主源，而且这两支雷姓均各自独立发展，直到隋唐以后，才因一些特殊的原因，逐渐迁徙、发展、合流在一起。唐宋以后，雷姓分布更加广泛，如内蒙、广东、陕西、四川、江西、湖南、广西、山西均有雷姓人的身影。其中，迁徙至江南、岭南的雷姓，有一部分融入苗、瑶、彝、侗、畲、壮、黎、布依等族中，在瑶族、畲族中，雷姓都是大姓，他们有自己的族谱，还涌现出一些有作为的人物。瑶族雷姓在广西、湖南、广东一带分布相当广泛，如广西临桂、灵川、湖南城步等县皆有，他们大多尊雷元祥为开基祖。当然，这是因为北方历代兵连祸接，雷姓士族只好更多地繁衍于相对稳定的南方。明初洪武年间，雷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陕西、甘肃、湖南、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明中期以后，至清代中叶，雷姓分布更为广泛，而且有部分人移居海外。如今，雷姓在全国分布广泛，尤以四川、湖北、陕西等省多此姓，三省雷姓约占全国汉族雷姓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三。雷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八十八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二二。

三、历史名人

雷 义：鄱阳（今江西省波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