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扎实做好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工作，打造黄河文化弘扬主阵地，今年，全市文化部门合力开展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工作，各县区、各有关单位开展了积极探索。垦利区争取丰富黄河文化展示载体，打造黄河文化展示体系的方式，将黄河文化弘扬工作与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相结合，大力整合文化馆、校园、社会力量等多方资源，组织实施了“传承黄河文化 滋养蓓蕾花开——推行公共文化服务项目进校园”工作。

区文化馆将青少年作为全民艺术普及的主体，具体建设了“一二三四”实施平台，即“一个项目”：“艺术联盟”志愿服务项目；“二级阵地”：文化馆总馆和学校分馆两级阵地；“三三”联动：文化馆、学校、社会力量三方联合推动；“文风四季”：以一年四季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为载体，充分融合展示黄河文化丰厚内涵以及独特审美意蕴。

一、文教融合，黄河文化的“校园实践”

1明确群体，打造黄河文化特色阵地。垦利区将小学作为重点培育主体，分类别培养黄河文化的“校园实践”，打造特色校园文化。形成一小“曲艺文化阵地”、 二小“民俗文化阵地”、三小“海洋文化阵地”、四小“吕剧文化阵地”的区域推广模式，另外多年来与垦利区职业中专合作，开展了校园红歌合唱比赛、红色诗文朗诵大赛、校园舞蹈大赛、大型团体操比赛等一系列的特色校园文化活动，“红色文化阵地”初见成效。垦利区逐渐形成了全面展示传承垦利区黄河文化“4+1”的整体布局。有效解决了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不平衡的“阵地缺乏”的问题。

2精选菜单，创新服务校园发展模式。文化馆连续两年在二小分馆开设不低于20项黄河文化课程，同时推出校园“十个一”工程，拓展其他传统文化艺术课程，在垦利四小推广“吕剧进校园”活动，推广首套校园吕剧韵律操，该项目荣获全省非遗进校园十佳实践案例。在垦利三小成立话剧团，与一小对接成立快板、相声、鼓书等特色队伍，全面推广传统曲艺艺术。有效解决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什么”的核心问题。

3总分馆制，合力推动全民艺术普及。垦利区文化馆充分将黄河文化进校园推进工作和文化馆总分馆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总分馆联动模式，共享资源。垦利区文化馆在垦利区第二实验小学设立分馆，第一、三、第四实验小学作为实验性阵地开展了“艺术联盟”文化志愿服务特色艺术课堂项目，给予其引导扶持，进行总分馆联动。有效解决了公共文化服务“怎么开展”的问题。近两年，垦利区文化馆面向四所小学5000余名学生开设了30多项黄河文化艺术科目、70多个教学班的文化艺术培训，每年培训在校学生3万余人次，开展联动活动80余次。

二、携手社会，艺术普及的“创新跨越”

1凝聚社会力量，成立志愿服务团队。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文化馆于2020年组织成立了“艺术联盟”文化志愿服务团队，组织垦利区优秀社会培训机构以及优秀个人资源，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有效的缓解了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不平衡的“服务人员缺乏”问题。

2艺术普及项目化、品牌化。精选有资质、有影响、品牌化、口碑好的社会艺培机构，集中起来成为子菜单的负责人，认领各项具体实施任务，形成了全民艺术普及的良性循环，促进文化与教育的交流与发展。有效的缓解了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不平衡的“技术力量不足”问题。

3开展全民特色互动活动。组织学员参加了市、区级少儿书画大赛、朗读大赛、才艺大赛、艺术展演等活动，组织学生参与“唱支山歌给党听”千人少儿古筝快闪活动、吕剧文化研学游、“欢乐黄河口”消夏广场文艺演出等各类艺术活动20余场，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肯定，充分展示了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有效解决了公共文化服务“载体不丰富”的问题。

三、科技搭台，多元方式的“空间展示”

2021年垦利区文化和旅游局打造了垦利文化云平台，依托垦利区文化云平台开通了二小分馆艺术课堂报名通道，构建了文化馆总分馆校园分馆联动数字化体系。同时连接省礼乐云平台，将垦利区的文化活动推动至全省乃至全国平台，形成了政府、校园、社会的互通互联、共建共享，建成了多元方式的立体“空间展示”。

中原文化与黄河文明其实差别并不大，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都是受到儒家文化思想的熏陶，如果非要分一个谁影响更深远，个人觉得应该是中原文化可能更深一些，因为毕竟中原文化发源和传播的比较早一些。

中国早期的文化大部分是被北方统治的，也就是周朝时期的礼为法制，那时候的华夏民族都是崇尚德礼制度，所以那时候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大面积的采纳和普及，其实儒家细想和德礼文化也差不多，汉朝以后全天下兴孝道，而且读书人都要被孝经，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不分什么南北文化，几乎都是北方文化为主。

早期的儒家思想其实就是重礼，重仁，讲究孝道，在北方这些以前和思想已经深深的扎根在每个人的心里，所以你现在看现在的山东，北方很多城市，礼节还是一样非常的重，在北方，男子要求踏实稳重，而女子要求端庄，基本都是要有下跪礼仪，这就是早期的儒家思想的特点，也可以说跟北方文化的德礼此如出一辙，所以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关联就是儒家思想的特点体现。

其实真正的文化差异的时期，应该是在宋朝的时候开始的，因为那时候的宋朝是南北分治的情况，导致南北文化发展方向慢慢的发生了变化。宋朝是以仁立国，而仁就是仁义的意思，放生，不杀生，这都是仁的表现，甚至这种仁义的风格都传到了日本，所以日本有禁肉令颁布，而且还盛行了一千多年之久。

所以中原文化与黄河文化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都是受到了儒家思想和周朝德礼制度的熏陶，逐渐演变成各自的特色，在历史上，这两个文化都有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不用非得去分一个高低深远。

黄河文明不仅是东亚地区，也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虽然史前时代曾经有过许多高度发达的区域文明，但大多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即便是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也都未能延续至今。我国的许多历史记载与文化传承都来自黄河文明，其中有真实的历史史实，也有难以置信的古史传说。但这些都是一代代远古先民记忆的缩影，里面包含了华夏民族的形成、氏族部落的兴衰、农耕技术的发展、王权社会的建立、历法制度的滥觞、宗教礼制的出现。尤其是“万姓同根，万宗同源”的根亲观念，使得诞生伏羲、黄帝、炎帝等华夏先祖的黄河流域，成为海内外亿万华人心目中姓氏、宗族、家庭的根脉之地。即使将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的英雄时代、略显模糊的夏代排除在外，但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在时间与文化序列上仍然保持了毋庸置疑的连续性与关联性。商周以来的甲骨文、金文、城址遗存、宫殿基址、青铜铸造等文明产生的标志性要素也无可辩驳地证明着黄河文明的真实性与先进性。因此，让中华千年文明传承至今的并非长江文明、珠江文明、辽河文明，而是黄河文明。黄河文明的传承不仅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传承，也是华夏民族集体记忆的延续。

　　黄河文明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核心与主体

　　自商周至唐宋，黄河流域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承载民族记忆的史书典籍中，黄河文明始终引领着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在三千年文明历程里，法、道、墨、儒、阴阳、名、杂、农、纵横等百家争鸣在此展开，汉赋、唐诗、宋词的许多不朽篇章在此诞生，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在此孕育，天文历法、中医中药、农田水利、陶瓷、丝绸、造纸、活字印刷等古代科技由此传向世界。汉语汉字、工笔绘画、雕塑建筑，甚至是中华文明中独特的国家体系、宗法制度、社会习俗等都在这里形成，并根植于整个民族集体的血脉之中。因此安作璋先生曾说：“由于黄河文明本身具有经济上的先进性、政治上的正统性、学术上的包容性及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黄河文化长期居于中国古代多元文化的领导地位,成为多元文化的凝聚中心和中华古代文明当之无愧的代表,并且不断给予周围的多元文化以深刻影响,最终形成了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中华文明。”即便是“满天星斗”说的倡导者苏秉琦先生也从来没有否认过黄河流域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反而指出：“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黄河流域）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大都是源于最重要的直根系——黄河文明，黄河文明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核心与主体，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根基。

望采纳

细究起来，中国传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个是黄河文化系统，一个是长江文化系统。这两大文化系统各有源头，各有特点，相互之间又有许多的交流和融合。两大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共性，即华夏文化。对这两大文化系统产生的源头、各自形成的标识特征、价值取向及其思想代表体系进行梳理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为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逻辑合理性及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提供理论依据。

“择水而居”成就“两河文化”

人类文明的创造、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总是与水有着深远的渊源。

世界公认的古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两河文明”，是西南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中国的文化也是两河文化，就是黄河文化跟长江文化。人类的生活离不开水，“择水而居”，是江河成为古文化生长摇篮的根本原因。

在《诗经》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先人择水而居的事迹，以及在江河之畔居住下来之后发生的种种故事，如《诗经》的第一首诗所讲述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富有浪漫气息的爱情生活故事。

我们的先人，在横贯东西、南北遥相呼应的两大江河之畔，不断地创造文明、推进文明。

这两种文化从诞生之时起，从来没有间断过它们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它们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共同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黄河文化：“龙”文化

黄河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通过考古发现，黄河文化在新石器时代主要与以下四个文化系统有关：仰韶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

其中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上、中游地区，齐家文化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地区，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

青铜器文化是新石器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脱胎于仰韶等四大文化的商、周青铜器文化，标志着黄河文化趋于成熟。文化进入青铜器时代，不仅仅是器具质量、用料的变化，而是在青铜器上刻铸的大量文字——不仅有了象形文字，而且有了会意文字；而作为黄河文化图腾标志的“龙”，也以青铜器物上主要部件或图饰的形式，随青铜器的日益发展，被进一步彰显，终于成为君王的形象代表。

《周易》崇拜天，也就是崇拜龙。黄河文化发展到了周代，龙便成了图腾崇拜物。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

在充满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之沛然底气的土壤里，夏文化、商文化、周文化，承前启后，—路走来，最后止足于黄河下游的齐鲁之地，构筑完成了黄河文化的轴心。一个称名“儒家”的知识群体，在这片轴心之地上应运而生；这个知识群体的****孔子与孟子，卓然成为黄河文化的代表。

生逢乱世的孔子，终其一生，都在极力主张“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一心要用“仁义”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要求人们以“亲亲之爱”为起点，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一座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仁爱”桥梁，并且还向人们描绘了一幅“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废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理想蓝图。

后来的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人心本善”，不管你的心灵蒙受了多少灰尘污染，只要经常擦抹，自然能明以见性，恢复善的光亮，人人皆可成仁成圣。孟子的性善论，为孔子倡导的“为仁”学说提供了人性依据。所以，他在孔庙里列于“亚圣”的位置，绝非浪得虚名。

由孔、孟共同构建的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成为华夏文化的一大标帜。这个文化系统，在汉代获得了统治者的认可，从此成为华夏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规范、制约的作用。

长江文化：“凤”文化

在黄河流域产生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等的同时，曾经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其实也在产生着一个又一个文化圈。据已经发掘出来的古文化遗址告诉我们，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也存在四大古文化系统，自西向东分别是：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这四个文化板块，发展到了青铜器时代，形成了三大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荆楚文化为轴心。长江文化的标识，我觉得在“三星堆”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三星堆”的上千件青铜器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鸟的文化氛围。有一株最引人注目的青铜器神树，高达十几米，每一层的分叉枝头都站立着一只青铜神鸟；在众鸟下方的树根部，攀缘着一条尾朝上头朝下的神龙。长江文化中的鸟与龙的地位，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浙江的河姆渡遗址中，也发掘出了大量鸟图腾崇拜的器物，仅鸟形牙雕就有6件，如鸟纹碟形器、鸟形匕首、双鸟纹骨匕。不仅如此，吴越还有一种特殊的“鸟书”文字，在每—个篆字旁边都有鸟形文饰。

到了战国中期，这种“鸟文化”观念终于在《庄子》一书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庄子讲了这样一个关于鸟的故事，有一只鸟，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向南方飞去）。

长江文化的标识我们也找到了，是鸟，是凤。为什么说是凤？明代学者对《庄子》的注释，说鹏就是凤凰，于是我们想到了古代人所说的龙凤呈祥。

庄子的逍遥即顺应自然的思想，源自于他的前辈，另一位长江文化代表人物老聃——老子。

老子是一位具有大智慧的学者，他把自己的智慧投向了宇宙生成的思考上面，认为天地之先还有一个“道”存在。“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道不明，只是恍兮惚兮而已，却正是由于它的作用，才有了天、地；有了天地才有了人与万物。由于这样一种因缘关系，所以他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更高于道的最高法则。

他这种阐述作为一种思路，一直延续下去，在荆楚文化中，后来的屈原，他的最大贡献也跟老子一样是问苍天，这样的发问最后成就了他的楚辞，使之可以跟诗经媲美。他对世界的一种观察，对世界的一种理解，包含有很多的道家思想。

老聃与庄子，将其顺应自然，开拓进取的理念，注入长江文化的内涵，使长江文化在理论层面上有别于黄河文化，而成为华夏文化中的又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化系统。

中国文化重心从

“龙”转向“凤”是历史必然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从其源头开始，便有着相互交流与渗透。尽管如此，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间的差异仍然很明显。

它们之间最大的差异，是《庄子》里反复讲述的一个故事。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不以为然，给孔子讲了一个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泉水干涸，一群鱼被困于陆地，便用湿气互相嘘吸，用口沫互相湿润。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里，甚至当灭顶之灾来临之际，能够将一丝生的希望留给他人。这样一个境界是仁义关怀到了极致；把一线希望留给别人，太伟大了。这就是儒家精神，就是黄河精神。“相濡以沫”形象地体现了黄河文化的代表孔子、孟子所倡导的“仁义”关怀。

但是老子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比“仁义”关怀更好的存在方式，是“相忘于江湖”。在江湖中生存的鱼，不会想到用“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方式关怀其它个体。在一个顺应自然规律，生存状态良好的社会里，人们同样会忘掉“仁义”，因为任何人都生活得很好，无需别人的关心帮助。

这就是长江文化的理念。它认为应该追求自然，追求最适合生存的环境，就是法自然。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不是仁义关怀。凡是一个社会很需要人关怀，人与人之间非常强调要仁义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生存状态一定出现了问题，肯定是红色警报的状态；如果大家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改善自己的生活，能够生活得一天比一天好，在仁义方面的所谓教育比较淡漠，这个淡漠不是在不好的情况下忘掉，而是在生存状态非常好的情况下把它忘掉，这才是最理想的社会。

所以一个是主张相濡以沫，一个是主张相忘江湖，这就是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最大区别。“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的争论，成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核心话题。这场关乎两种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争论，一直延伸到西汉中期，汉武帝一锤定音，选择了“相濡以沫”的儒术，使其成为治理天下的主流文化。因为汉武帝的时代，“相忘于江湖”行不通，所以他选择了“相濡以沫”，希望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关爱。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 “相濡以沫”行之有效。

在黄河文化居于重心和主导地位的两千年时间里，长江文化依然存在，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老子的思想一直成为人们修身养性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当然这里面也有抗争。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爱情，是一种发乎内心的真情，顺应自然的表达。然而在黄河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这种顺应自然的表达方式必然要遭受压抑。梁、祝悲剧的必然性，就在这里。所以吴越人编演的梁祝悲剧，可以看作是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一次谴责与抗争。

历史车轮驶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局面终于来临。新文化运动的涌现，“五四”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文化的重心，开始由黄河文化向长江文化转移。

“五四”新文化运动承载的是整个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华夏民族文化观念的一次重大历史性转变，是将整个民族文化从“相濡以沫”的观念转向“相忘于江湖”的观念。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将直接规范、制约中华民族以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历程。

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9年火烧圆明园、1894年甲午战争，直至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向中国政府索赔近10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一次又一次提醒着华夏子孙，“相濡以沫”的观念已经过时。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揭示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法则，在人类社会里同样存在。严复译介的达尔文进化论，引起了轰动；“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惊醒了在“相濡以沫”梦中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华夏子孙。只有“法自然”，在开拓中创新，才能真正改善华夏民族的生存环境，提高华夏民族的生存能力，实现“相忘于江湖”的理想生活。

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推动这次文化重心转移的先驱人物，绝大多数是长江文化圈内的知识精英，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继新文化运动之后，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而前仆后继的政治家，也大多数来自于长江文化圈中。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观念的转变已经落实到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的转变。华夏民族终于在文化重心的转移中开始复兴。

中国文化重心转向长江文化，意味着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黄河文化将处于从属地位，但并不意味者黄河文化的消失。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相濡以沫”的文化理念在融通人际情感，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的封建社会能够绵延两千多年，“相濡以沫”这一文化理念功不可没。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文化重心已经发生转移，我们欢呼这一次文化重心的转移，我们对此的认识和实践要从自发进入到自觉。

现场互动

读者：我感觉现在的中国文化居于正统地位的还是黄河文化，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周山：我不同意。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是内因在起决定作用，我们的内因是黄河文化已经有两千多年了，从1840年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国耻刺激到我们的国人，要求变，不能老是仁义关怀，一定要自强，自强不息的思想在周易里面就有，外来的文化只是一个催化剂。

现在我们开始提构建和谐社会，但是现在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和谐社会是要有前提的，所以中央又提出了一个“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放在首位。不发展怎么和谐？

读者：现在为什么要提倡研究儒学，或者提倡要弘扬传统文化？

周山：讲传统文化只讲儒学是片面的，先秦时期就有百家争鸣，各种思想都有。我们现在跟先人最容易接轨的思想恐怕不是孔学而是墨学，墨子主张尚贤、节用、兼爱，这些思想就是平民政治的一种理念。如果发生战争受害最大的是平民，所以上下都希望和平与和谐。儒家不能丢，只是把它放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值得考虑。

黄河流域文化遗址

黄河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经过亘古不息的流淌，孕育出世界最古老、最灿烂的文明。根据山西省芮城县境内黄河东岸西侯度遗址发现的180万年前远古人类用过的石器，可以相信，早在180万年以前，黄河流域已有人类在活动了。西侯度出土了30余件石制品，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上发现的人类文化遗存中最早的代表。

西侯度文化中用动物骨角制造工具和用火的资料，不仅在黄河流域是最早的代表，在国内其他地区和在世界上也是仅见的。

——反映古猿人文化的有：

西侯度猿人文化

1961年于山西芮城西侯度发现的，距今150万年～180万年，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猿人文化。

蓝田猿人文化

1963年～1964年在陕西蓝田公王岭与陈家窝发现，其中公王岭猿人距今100万年～115万年，陈家窝猿人距今50万年～59万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猿人文化。

大荔猿人文化

1978年于陕西大荔甜水沟发现，距近30万年～50万年，为晚期猿人文化。

——反映古智人文化的有：

丁村古人文化

1954年～1976年于山西省襄汾县汾河东岸丁村发现，距今7万年～9万年,属于旧石器中期文化，为早期智人。

河套新人文化

1922年及1956年～1960年在内蒙古乌审旗大沟湾发现，距今3万年左右，为晚期智人。

——现代人是由新人直接进化而来的，分为4个阶段：

细石器文化

距今10000年～7000年，黄土高原多处发现该时代文化遗址，如陕西大荔沙苑、山西沁水下川等地。

新石器文化

距今7000年～3700年，按最早发现地点及所代表的发展阶段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称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5000年，1921年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中期称龙山文化，距今5000年～4100年，1928年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晚期称二里头文化，距今4100年～3700年，最早发现于河南偃师二里头，为夏代文化遗址。

半坡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部浐河东岸半坡村，是黄河流域一个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属仰韶文化的一种早期类型，距今约6000年。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分为居住区、制陶区和墓葬区。1953年春，西安市在建设纺织城时发现，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获得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青铜器文化

距今3700年～2700年，可划分为三期：早期为二里岗文化，即郑州商城文化，距今3620年，为商代早期文化；中期为殷墟文化，即河南安阳小屯村文化，大致为公元前14世纪～公元前11世纪，为商代晚期文化；晚期为岐山文化，即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都城文化遗址。

铁器文化

出现于公元前770年的春秋初期，如在河南新郑仓城发现的春秋铸铁遗址，在河南卫辉市固围村发现的战国墓葬遗址，在西安周围发现的西安隋唐都城文化遗址等。

中石器时代，是连结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过渡阶段或中间环节。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库的建设，在陕西大荔县的沙苑地区发现15处遗留有打制的石片和石器的地点，共采集到3000余件标本。根据这些石器的特点，认为它们是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从而将其命名为我国的第一个中石器时代文化——沙苑文化。

从中石器时代起，黄河流域就成了我国远古文化发展的中心。中石器时代的特征是：社会经济生活以渔猎和采集为主，属于自然经济，还没有出现农业。在中石器时代，细石器的普遍使用促进了狩猎和采集经济的发展。数十年来，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大量以细石器为主的文化遗存，不仅有可能填补我国新旧两大石器时代之间的缺环，而且还显示出我国中石器时代细石器工艺最发达的地区就是黄河流域。有的考古学家认为，正是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细工艺传统为代表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其后，才在黄河流域发展成为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此从中石器时代起，黄河流域就成了我国远古文化发展的中心。

黄河流域历代王朝建都史实为：夏朝定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商朝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后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周朝定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秦朝定都于咸阳，西汉定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东汉定都于洛阳，魏晋均定都于洛阳，隋唐均定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宋朝定都于东京（今河南开封）。

黄河流域是我国文化的发祥地。几十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了人类的踪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及黄河两岸、大河上下。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流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们亲切地称它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在世界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斩荆棘、辟草莱，劳动生息，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

早在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就有了人类的活动。1963年在陕西蓝田发现的"蓝田猿人"--古猿人的头盖骨、牙齿和上下颌骨，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已有八十万年的历史。山西襄汾发现的"丁村人"，距今也有二十万年。黄河河套地区的"河套人"及其文化，河南安阳小南海发现的洞穴遗址，都在五万年以上。在这悠久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经过艰苦的劳动，既发展了人类的体质形态，又创造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他 们不但发明了火，能够制造粗糙的石器、骨器，而且经过不断的实践，学会了钻磨技术，能够从事狩猎、捕鱼了。我国传说中的燧人氏、有巢氏，可能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人口急剧增加 ，生产和文化都有了飞跃发展。1920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掘出了许多石器、骨器、陶器，其中有石斧、石刀、石杵、石锄和纺织用的石制纺轮，有缝纫用的骨针，也有彩色陶器，这就是著名的"仰韶文化"。据考古学家考证，仰韶文化延续达千年以上，早期距今已六千年左右了。考古工作者经过广泛挖掘，发现从青海、甘肃一直到陕西、山西、河南，到处都分布有仰韶文化的遗址。1953年开始在西安市发现的半坡村遗址，更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当时，半坡人已经开始种植谷物，饲养家畜，懂得了纺线织布，创造了规模较大的草泥土木结构的茅屋，挖掘了储藏粮食的窖穴。围绕居住区构筑了深、宽5~6米，长300多米的大量 围沟，改变了穴居野处原始状态。制陶工艺已经相当发达，在出土的陶器中，有各式各样的红色陶器和制作精美彩陶，陶面上的动物图案栩栩如生，反映了远古人民的艺术才能。在彩陶上还有一些刻划符号，很可能就是我国的原始文字。

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黄河流域已处于氏族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代。生产工具进一步改进了，父权取代了母权，私有制开始出现。1959年在山东大汶口的发掘，初步揭示了这一时期的面貌。据考古工作者的广泛考查，在山东省的黄河南北，都陆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踪迹，其年限约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后期可能延续得更晚一些。从发掘情况看，这时的生产工具已有了穿孔石斧、扁而薄的石铲、鹿角制成的短柄鹤嘴锄。石斧、石铲、石锛、石凿都用硬度极高的石料制成，有的还用了硬度11度的蛋白石。在发掘的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不少随葬的玉制装饰品，饮酒器具和精致的象牙雕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大汶口一号墓里，有一年孔雀绿色的骨凿，据测定其中含有大量的铜，很可能当时已懂得用铜了。另外，从大汶口墓葬还可以看出：那时已出现了较多的一男一女合葬墓，而且墓的规模有大有小，随葬品的多寡极为悬殊。这种情况在仰韶期的墓葬中是少见的，说明社会已过渡到以父系为中心的时代，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了。

在距今约四千年前，原始公社瓦解，夏禹的儿子打破过去的"禅让"制，继承了禹的王位，建立了世袭的奴隶制国家。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夏王朝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大致活动于以河南、山西、山东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奴隶制虽然破坏了原始公社的公有和平等关系，但是打破了以往狡隘的氏族范围，扩大了生产规模和社会分工，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科学文化的创造，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从近几年来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和河北唐山大城山的发掘看，至迟在夏代晚期就已经有了青铜器，夏代早期很可能是红铜时代了。冶铜业的出现，使社会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开来，标志着古代文化的繁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大约在三千五百年以前，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王朝在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两岸建立了。它是一个高度发展的种族奴隶制国家，千百万奴隶的辛勤劳动，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更大发展，文化艺术和自然科学都取得了较高成就。

据考古工作者的考证，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商代最早的都城，所谓"商汤居毫"的亳地。在这里，除发现了东西长五里、南北宽三里的商代早期都邑和规模宏伟的宫室遗迹外，还掘出了一批铜渣、坩锅片和铜镞（箭头）、铜凿、铜刀、铜锥、铜鱼钩、铜铃等器物，经鉴定均为青铜制品。这证明商初不仅在生产工具方面已广泛使用了青铜器，而且在消耗量大、回收率低的箭头方面也应用了青铜，这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青铜文化中是很少见的。在河南郑州，曾发现商代早期的另一遗址，其中有制陶场、制骨场、制铜场等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并有不少金饰品、玉石、玛瑙、贝壳、青铜制品出土。此外还发现了上釉的陶器和古老的商代城墙，为研究我国原始陶器的产生和古代城池的构筑提供了重要资料。

商代中期国王盘庚迁殷以后，科学文化的繁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河南安阳"殷墟"中，近几十年先后出土的文物是不可胜计的。这里的"司母戊"大方铜鼎，重1500多斤，高137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7厘米，花纹华丽，结构复杂，是世界古代青铜器中仅有的雄伟巨制。另一件商代石磬，声色优美，悠扬动听，长84厘米，高42厘米，上面刻有形象逼真的猛虎，是我国最古老的艺术珍品。特别是在这里先后发现的十几万片甲骨文，单字即在三千字以上，记述了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并且保留了一批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月食和星宿、风、云、雨、雪、虹、霞等天文气象的记录。这一切，充分显示了三千年前我国文化的成熟程度。

在商代，以往一直认为是只有青铜器而无铁器的。但是，近年在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遗址发现铁刃青铜钺，却打破了这一论断。据初步研究，这件兵器出土于公元前14世纪至13世纪的一座墓葬，青铜钺的刃部是熟铁。黄河当时是经过藁城东面从天津附近入海的。这一武器的发现，说明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商代奴隶们不仅熟练地掌握了冶铜技术，而且也已懂得用铁了。

西周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开始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冶铁成了一项重要的新兴手工业，各诸侯国相继使用了铁制生产工具，把农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随着生产的发展，封建制的新生产关系代替了奴隶制的旧生产关系，城市经济繁荣起来。秦国的咸阳，魏国的大梁，赵国的邯郸，齐国的临淄，都成了当时远近驰名的城市，临淄甚至达到了二十多万人的巨大规模。思想文化生活这时也空前活跃起来，反映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各家学派，相互展开激烈的论战。他们竞相办私学、著书立说，形成了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

从秦汉大统一帝国的建立到北宋皇朝，黄河流域仍然是我国历代的都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生活在大河上下的各族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卓越才能，创造了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根据史书记载，在汉代，人们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制成了用来测量天象和测验地震方向的"浑天仪"、"侯风地动仪"。隋代创造出印刷术，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对世界文明有巨大影响的指南针和火药也早在11世纪以前就广为传播。1957年陕西省出土的"灞桥纸"，经考古工作者判定，大约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时期的遗物，比史书记载的东汉蔡伦造纸还早二百多年。

同时，城市建筑的规模更为壮观：几代帝都的长安，西汉时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南通巴蜀西达西域的枢纽，城市范围比西方同时期著名的罗马城大三倍以上。唐时长安城东西十八里，南北十五里，人口一百九十六万，街衢市坊井然有序，其规模之宏伟，尤为中外所称道。北宋时的东京（今开封），城周五十多里，汴河、蔡河、广济河、金水河，穿城而过，是中古时期十分繁华的都会。今天，从宋代画家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东京建筑雄伟、景色绮丽、舟船云集、车马竞驰的风貌。

在从秦汉到北宋的一千多年中，黄河两岸的劳动人民，除从事生产劳动外，还筑长城，开运河，修渠道，营造宫殿、寺院、陵墓，进行了巨大的工程建设。一直到现在，黄河流域的地上地下还保存着许多古代建筑和艺术宝库。宁夏的秦渠、汉渠、唐徕渠，西安唐代的大雁塔，河南登封的北魏嵩岳寺塔，开封的宋代铁塔，洛阳的东汉白马寺，山西的唐代南禅寺和佛光寺大殿，陕西的秦始皇陵和汉唐陵墓，河南龙门石窟的石佛和甘肃麦积山的泥塑像等等，都充分显示了古代匠师高超的技术水平，杰出的艺术成就。

最近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秦俑抗，出土身高18米左右的大型武士俑五百八十件，和真马大小相似，拖有战车的陶马二十四匹。俑坑总面积约12000多平方米，埋藏各种陶俑约六千件，还有大批实用兵器，坑内马俑排列整齐，气势宏伟；武士俑身穿铠甲，意气昂扬。这种雄伟的军阵场面，再现了秦始皇兵强马壮、横扫六国的壮丽图景，是非常珍贵的艺术遗产。这些兵马俑的雕塑制作，使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

让我们在灿若群星的中华文明初始群体中寻找一颗明亮的星；

让我们凝视黄河、由西向东；

让我们沿着时空的顺序由辽远而切近地细数黄河文明的浪花；

黄河太古老、太神奇了。当我们这块圣土上，还没有人，甚至还没有猿型的先祖，这条河就已经存在，就已经在奔腾咆哮了。中国的神话说它与长江、珠江一样是伟大的盘古的血脉幻化而成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河之源为卡日曲，出自青海巴颜喀拉山脉各姿各雅山麓，东流经四川入甘肃，过宁夏入内蒙古，穿行陕西、山西、河南，由山东北部而入渤海，全长5494公里，为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河。

黄河分为三段，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以上为上游；河口至河南孟律为中游；孟律以下为下游。

黄河之源，有三条小河北支叫扎西、西支名曰古宗列曲，西南支便是黄河的正源卡日曲。三曲汇为一道东流入星宿海。这条由冰封雪覆的高山中涌出的河水，清澈见底，潺潺有声，活泼得如同嬉戏的儿童，整天整夜唱着快乐的歌；黄河的上游穿行在高山峡谷之间，跌荡起伏，湍急回旋，水流依旧清冽；及至中游，河口至孟律，流经黄土高原，含沙量大增，水色乃呈深黄，登高一望无垠的高原千万条沟壑如同黄土的巨龙，一齐拥入大河的怀抱，或者宛如千万条被硕大无明的推土机阵列拱动的土方，同时要推入大河筑起无数的堤坝。仿佛不是河水冲刷了黄土，而是黄土在亿万年里要天天掩埋河水。固执而又无羁的大河冲破一道道泥的堤、土的坝，一路扬波夹带着它俘虏的泥沙，自山西壶口飞流而下，震荡着天鼓，卷扬起罡风，隆隆复隆隆，昼夜不舍。直过孟律，地势平坦，华北平原展开胸怀抚揽着狂怒的河水。河水渐渐缓速，仿佛在作搏斗后的歇息。泥沙从怀中释落沉入河底，年年堆积，月月沉淤。于是两岸筑大堤，积年而增高，河底高于地面，黄河之水遂成地上之河，直如由天而来，奔向大海。

黄河自古多洪泛。远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黄土高原早已是千沟万壑，无法计量的黄土涌入大河。而黄河输入量的多寡又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密切的关联。黄河几乎周期性地泛滥，一面夹带着泥沙，一面又造成广阔而肥沃的冲积平原。正是在这片**的原野，我们的先民创造了旱作农业文化，辉煌灿烂。黄河以她柔韧博大的胸怀哺育了黄河文明的先民，成就了黄炎部族和其他部族文明的大融合，这是我们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与黄土，这水与土的关系是自然界的地球化学过程，难言功过。这方水土培育了璀璨的文明，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进程。黄河的流变给了我们民族深邃而又辽远的启示和力量，成为我们精神的象征。黄河本身的秘密，比如洪泛的周期性，输沙量的高峰与低谷的周期性，黄河历史上几次陡然的清澈之谜，以及治理黄河自古至今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长久地沉思。而黄河那奔流不息的江流给予我们民族胝励却是我们该永久张扬的奋斗不息的精神之旗。

黄河，是我们的财富。

黄河，是我们的象征。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

沿着黄河走

在文明初始期的华夏大地上，有星罗棋布般的各具地域特色的多个文化中心。多中心不平衡的发展，是这个时期的特点。那时的文化中心，大致可分为北方文化，南方文化，长城沿线文化，西北文化，东北文化等五部分。南北文化的过渡带与东西文化过渡带的交汇区，正好如同一个大大的十字，形成了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带，这便是今日之西安——洛阳——开封一带的史前文化区，也就是黄河流域的文明发祥地。

世界上人类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大都位于河海之滨或河流交汇之地。埃及的尼罗河，印度的恒河，美索不达米亚原野上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血脉。古老的两河，培育灌溉农业，也让文学与数学之树开始发芽生长。轮子的发明，将交流和贸易成为现实，楔形文字的出现让巴比伦人成为真正的文明人。于是在公元前3500年前，两河流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批真正的城市。

但是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建立在单一的灌溉农业基础上，一旦灌溉条件失去，古代文明也随之衰败，于是，古老的巴比伦文明就掩埋在亘古的沙尘之中。

我们的古代文化则不然，那时候东亚季风吹拂着华夏大地，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虽然不如两河流城那样便于利用，却为我们的先民创造下多种生态因子，为先民发明创造更高更复杂的利用自然条件的技术铺下了客观基础。黄河与长江都发源自崇山峻岭，而不是两河流城那平坦的原野。从山岩喷泄而出的江流必须有较高的技术才能利用，而广大地域的多中心文化，又使得中华文化的发展不致因为某个中心的衰落而全体消亡，因此，中华古老文化的不曾中断和持续发展就是客观的必然。

我们的黄河从古至春秋时代就一直在今天华北平原一带不断演出“龙摆尾”的活剧。频繁的改道、汛滥、形成大片的黄土原野为旱作农业提供了广袤肥沃而松软的土地，这一地带的气候也颇有规律，雨季正好在农作物的生长期。于是，造宜黄土带生长、成熟期短又易于保存的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既经历了自身长期的发展演变，又充分吸收了周围地带的文化精华， 终于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主流。

黄河的古代文化遗存几乎遍及整个流域。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是仰韶文化的集中地，从陕西的关中、山西的晋南、河北的冀南到河南大部，甚至远达甘肃交界，河套、冀北，豫东和鄂西北一带。早期的代表就是陕西临潼的姜寨。面对姜寨村落遗址，会让你生出无限的遐想。一个古代先民群居的场所，把远古拉到你的面前。河北中南部的磁山文化，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关中、陇东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身。黄河上游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洞文化、齐家文化则是仰韶文化的后期，生产和社会的发展都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甚至有人判断，齐家文化的下延可能已属奴隶社会。

黄河，是中国的第二大河流，也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黄河流域是中国最早的人类活动区域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黄河流域活动和繁衍生息。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母亲河”，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黄河的地理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九个省区，最终注入渤海。黄河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达757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二大河流，也是世界第六大河流。黄河流域地势高低起伏，地貌多样，有高山、高原、丘陵、平原等地形。

黄河的文化

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黄河流域活动和繁衍生息。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黄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包括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崆峒山石窟等众多文化遗产。

黄河的经济

黄河流域是中国的重要农业区和工业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黄河流域的农业以种植小麦、玉米、棉花、水稻等为主，是中国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黄河流域的工业以煤炭、电力、化工、机械制造等为主，是中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

黄河的保护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也是中国的命脉，但由于过度开发和污染，黄河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了保护黄河，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限制过度开发、加强水资源管理、加强环境保护等。同时，也呼吁广大群众积极参与黄河保护，共同守护中国的母亲河。

结尾

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承载着中国人民的历史和文化，也是中国的命脉之一。我们应该珍惜黄河这一宝贵的自然资源，保护好我们的母亲河，让黄河永远流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