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宣汉县土黄镇廖氏字辈： 刚嗣理荣讯，中光鉴淇林，点城万天梦，孙泰海询琮，年二孝日时，五尚仲侗添，思贵永大琇，正文希元显，可绍先人志，宜谋百代光，家声期振作，德泽自延长，如树能培植，蓬勃竟发扬，千秋锺毓秀，才华出栋梁。

广东连州市城西上河村廖氏所取用的清朝咸丰年间重修宗祠碑记上所刻的班辈词句即为：

国家兴隆，定有贤良，缵承基绪，世代修积，乃生才俊，光耀门庭。

广西全州县廖氏民国十七年重修《廖氏族谱》时，从《千字文》中选出60个字，作为廖氏新增60代辈派：

宏惟嘉晋运，达士志连承。启盛长思建，益安宝惠新。

任朝如茂学，济义敬超明。与庆良生广，作康景以文。

受贻宗道远，秉定咏业敦。用振为发永，则章万世英。

廖氏新的统一字辈：

三、才、四、维、正、学、行、宗、泽、立、伟、尚、承、

章、钟、书、俊、志、锡、鸿、业、敏、哲、体、道、达、

远、康、荣、和、超、咸、障、葆、化、华、国、任、重、

树、弘、良、兰、玉、秉、德、文、望、新、光。

重庆奉节县久发公后裔廖氏的字辈谱是：

久为德有 永吉祥应 宏开泰运

江西龙南廖氏的字辈谱是：

绍庭为国瑞，光彩振家声。

大雅乡马冈厝德安公的字辈谱是：

德（十五世）先春荣瑞景明，祥公衍庆自天成，文章显达仁为贵，远绍渊源启俊英。

东势镇武威千十公的字辈谱是：

汝（九世）宗登玉岳元衍，孟仁上世庆昌期，朝廷承裕随芳锡，华国文章启应时。

三岑乡田尾三口灶盈汉公的字辈谱是：

日（六世）大玉英圭，锡钦绍盈世，文才登科甲，振作泰隆兴，家声布春晖，光前子孙贤，祖泽喜超然。

观音乡武威世崇公的字辈谱是：

国（十五世）泰民安逢景运，文经武纬振家声。

厚福道烈、道顺公的字辈谱是：

寿则吾宦，永世朝恩，以承天禄；椿松千载茂，兰桂四时春，燕翼诒谋远，鸿图德业新。

厚福道昭公的字辈谱是：

崇（十二世）天有荣华，富贵万年嘉，克守祖功德，兴隆同一家。

平寨嵌下天兴公的字辈谱是：

再（一世）友永元道，天理振仕，宜可时世，大有进德，继述显名扬，传家礼义长，箕裘隆百代，宗绪庆荣昌。

清武溪口日享公的字辈谱是：

宗（一世）友永元道，日大继子心，为朝廷国土，良名万世钦，文章千载荣，中恕一生金。（按：此派及以下七派皆属于张廖）

老六大位公派：

信（二十一世）能攻先德，作述照古今，本基源流远，诒谋正清深，克治祖家法，基庆式五金门。

台北市武威安溪的字辈谱是：

文（三十世）章克立，修德为先，乃能世守，受福于天。

台北县土城乡子燧公的字辈谱是：

子（九世）邦文士，心上慕鹏程，绳武光前烈，诒谋奕世享。

台中市西屯区勤朴公的字辈谱是：

光（十五世）明正大，克夺世德，耀振家昌。

台中市西屯下庄仔问公的字辈谱是：

傅（十八世）家德谊惇仁礼，华国文章本史书。

桃园县大溪镇大鱼池及马坑的字辈谱是：

烈（十四世）世文国以，丁财福禄昌，苍梧千载茂，丹桂五枝香。

田背港尾日旺公的字辈谱是：

上（十世）国朝廷时士天，正心大学本宜先，荣光献瑞成名世，列位圣君亦尚贤。

武威根标公的字辈谱是：

（大房）相（十四世）朝镇贵天新振，庆运兴文元德昌；

（晚房）相（十四世）朝镇庚水集瑞，德胜荣华国家兴，

（大房、晚房共同）盛（二十八世）登凤彩传芳发，修学文武锦兰清，忠良仁义鸿龙王，桂汉雄光万世英。

西螺镇下浦里元表公的字辈谱是：

文（十六世）明登仕锦松国恩，武有正镇奉天发隆。

西螺镇小茄苳理明公的字辈谱是：

利（十三世）文士子日初兴，必世居仁郁乃登，恒立良心存美德，宜昭孝义有芳称，时逢茂对宜恭仰，秉礼传家蔼善能，溶哲向辉延博庆，扬光大智缵高腾。

郑坑的字辈谱是：

荣（十四世）后登朝上，光华振世昌，松青千古茂，富贵庆绵长。

湖南衡南县相市镇有个廖家铺里辈谱是：

英育元济广，人义道相同————资料提供者，（紫砚斋）

广西融安长安镇塘寨村的廖氏字辈谱是：

红氏惜定玉,日汉兆光(十四代)天 ,世代荣华贵,长明富万年

廖姓家谱介绍　　谱牒是记述姓氏家族世系的书，有“家谱”、“族谱”、“宗谱”、“家乘”等名称，虽然名称不同，但实际上并无多少区别。谱牒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商代，因为有了甲骨文，于是商王的世系就被记录下来了，这实际上就是商朝王室的家谱。到周朝的时候，已经设置了专写王室家谱的史官，有了我国最早的谱牒著作《世本》。谱牒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司马迁写《史记》就从中得到很大帮助。《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修谱　　修谱的目的在于敬宗收族。如果一个家族没有族谱，那就不可能了解家族的世系源流，连先人是谁都不清楚，自然也就谈不上尊祖敬宗了。加上年代过得越久，子孙后代不通采往，亲情就会日益淡薄，因而也就失去了家族的凝聚力。所以古人把修谱看得很重，认为国无史就会有失国政，家无谱就会有失家法，国史、家谱二者同等重要。宋代苏洵曾经说：“人家三世不修谱，则为小人矣。”明代方希哲认为修谱能够起到垂范后世的作用，他说：“古之贵乎谱者，非特以著世次，纪官位，而夸于人也。盖将使后人观之，而考人品之醇疵，明流泽之广狭，而益思所以自立云尔。”

廖姓族人历来重视修谱工作，如张廖家族谨守的“七嵌”中的第七嵌就规定：“迁籍外出，姓张姓廖听其自便，然必须修谱，庶几知木之有本，如水之有源，乃序谱之宗—旨也，子孙分布虽远，序谱一查，天下犹一家焉。”

族谱的倡修以欧阳修、苏洵最为得力，他们不仅亲自编写本族的家谱，而且提出了编写族谱的体例和方法。他们的谱法、谱例影响很大，成为后来族谱形式的规范。

从廖氏命姓帝世、食采周初来看，年代是相当的久远。叔安、伯廖和皋陶的后代都有自己的封国，召伯廖虽然不是诸侯，但他的身份是周朝的卿士，应该算是贵族。古人看重家世，屈原写《离骚》，开篇就是叙述家世：“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按常理推测，最迟在周初廖姓就有了自己世系的记录，尽管名称不一定叫谱牒或家乘。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七雄并起，像廖国这类小国陆续被大国所兼并，且不说沦为奴隶，起码诸侯、贵族的名分是保不住了。再加上秦始皇焚书坑儒，读书人隐姓埋名都惟恐来不及，能够顾得上祖宗的人大概不会很多。汉代廖姓出了个名人廖扶，人称北郭先生，教过许多学生，算是凤毛麟角了。此后，历三国两晋南北朝，打仗的日子很多，社会动乱，而廖姓从叔安至子璋的各代世系仍得以流传下来，实属不易。虽因时代久远，其中不免有错乱的地方，但其价值仍然十分珍贵。

唐宋时期，廖姓人文蔚起，谱牒随之而兴。从唐代天宝年间廖琳碹所撰谱序来看，《虔化廖氏族谱》当是现在确知的廖姓最早的族谱。既有谱序，族谱的存在也就无容置疑，只是可惜现已失传。宋代廖姓人修谱的盛况，从欧阳修、朱熹、陆九渊、文天祥等名人所撰序、跋中得到充分反映。自明清以迄民国，可以说是举国上下，无族无谱。

家谱体例　　从家谱的体例上看，大多采用前序、后跋、中正文的体例，分别阐述修谱源起、家族起源、各支谱系、族规家法、宗祠祭祀等内容。

从编排体例上看，尽管在门目设置和内容详略上不尽一致，但就整体而言，其基本格式是一致的，即一般说来大都有谱名、谱序、凡例、谱论、恩荣录、图像、源流考、五服图、世系表、仕宦记、家传、祠堂、坟茔、族产、族规、昭穆、后跋等内容。如民国十四年廖佩珣先生监修，廖佩鎏等编纂的《惠阳廖氏家谱》，全书分上下二卷，上卷首载宗支谱，内分族姓源流、宗图及各地始祖简明图等；次载恩荣谱，内分进士、举人、贡生、仕宦、封赠、文学、国学、学校毕业、保举，及捐纳、旌节、耆寿等目。下卷首载坟茔谱，内述各代墓域；次载艺文谱，内分经、史、子、集四目；次载家传谱；末载杂录谱。清宣统元年世彩堂本（湖南衡山）《廖氏七修族谱》 18卷，卷一至四谱序、碑记、传记、寿序、墓志铭，卷五至十四齿录，余卷为宗规、墓图、祠堂记、祭田、契约、四礼、山图等。民国十六年本《嘉定廖氏宗谱》6卷，卷一序、氏族源流，卷二世系，卷三世纪表，卷四传状、碑铭，卷五撰述志，卷六宗祠志。有朱熹跋，陆九渊、廖鸿章撰文。 ”

《廖氏族谱诗》一　　作者：廖鸿章

源头深处话流长，本固根繁万代扬。敦义人伦明上下，家兴孝友乐虞唐。

天伦莫大尊亲至，人道当归太古常。幸得名公文叙谱，笔端花彩永生香。

《廖氏族谱诗》二　　作者：廖文旦

武威世德绵千载，衍秀分支绪万重。五岭东南联一气，八闽遐迩旧同宗。

渊源悠远传忠孝，恩义周全笃友恭。还望光前无遏佚，根深实固比乔松。

编辑本段祭祖大典　　[2]世界廖氏齐聚唐河县

首席记者郭启朝通讯员韩学广张子阳

本报南阳讯前日上午，“古蓼国国王廖氏始祖叔安公纪念馆开工仪式暨己丑年世界廖氏祭祖大典活动”在蓼山山顶举行。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唐河是中华廖姓之根，蓼国故地被公认为世界廖姓华人的祖地，千百年来，廖氏子孙秉承世训，孜孜以求，有的旅居海外，有的在国内创业发展，但是，他们始终牢记着祖籍发源地——唐河县湖阳镇。

据廖氏宗亲总会会长廖泽云介绍，2006年9月世界廖氏宗亲总会在广东省惠州市成立，2007年4月15日，该宗亲会在湖阳镇蓼山成功举办了“丁亥年世界廖氏宗亲祭祖大典”及“蓼王庙廖氏始祖叔安公纪念馆”奠基仪式。这次廖氏宗亲回唐河寻亲祭祖，是该宗亲总会组织的又一次大型活动，对传承血脉，汇聚廖姓力量，共筑祖地辉煌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

编辑本段门楣题辞　　万石流芳：源自北宋顺昌人(今福建顺昌)廖刚，又名世芳，字用中，又字仁庵，号高峰，宋神宗(赵玥)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出生于顺昌县交溪乡，三十六岁时宋徽宗(赵佶)崇宁五年丙茂科进士，宋崇宁至大观年间(公元1102～1107年)赐进士第出身，御史中丞改宋工部尚书(掌管全国水土工程的大臣，从一品)，封少师，宣和二年，岁次辛亥，盗贼入顺昌，公遣其子谕贼，贼知公素守信义，遵命散去，地方得赖安宁，甚为君主倚重，召封为吏部员外郎，请营建康(南京)亲拥六师，以杜金人窥伺，历拜御史中承，知无不言，当时蔡京秦桧专权，亦为之畏惧、任吏部尚书至士卒，至南宋高宗(赵构)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逝世，享年七十三岁。不但是宋朝的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一位军事家。子四皆士，皇上赐每人官禄两千石，父子五人共享万石，时人号称万石廖氏。诗云：“万石家声远，三州世泽长、瓜锦欣瓞衍，栾世庆荣昌。”

编辑本段廖姓宗祠通用联故四言通用联　　三州世泽；万石家声：上联典指自晋至唐历时数百年廖氏家族之显赫。“三洲”是指廖氏先祖廖彦光的六世孙有三兄弟封为郡公，长为廖延邦，封清河郡公；次为廖延龄，封武威郡公；三为廖延春，封太原郡公。这是廖氏首次分为三郡，也就是三洲的由来。下联典故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据说汉时廖扶(即北郭先生)聚谷万石救济百姓灾荒，故而家声远播；另一说是宋时廖刚和四个儿子均年薪二千石，共万石，父子号称十贵，其居舍门额宋御封为“万石家风”、“世彩堂”。“万石”指廖刚，宋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官至工部尚书；他的四个儿子廖迟、廖过、廖遂、廖遽同朝为将帅，年俸禄都在两千石(一石为六十千克)谷以上，五人皆重信义，一门官俸累计超过一万石。

绿荔名族；紫桂书堂：此联为廖氏宗祠“汝南堂”堂联。

名荣万石；性慧六龄：上联典指北宋顺昌人廖刚，字用中，号高峰，少年时曾跟从杨时学习，崇宁年间进士。宣和初年官监察御史，当时蔡京专权，他奏论无所回避，后出知兴化军。南宋绍兴年间历官吏部员外郎、御史中丞，对于朝政知无不言，曾建议起用有德望的旧相，因此得罪了秦桧，改任工部尚书。著有《高峰文集》。他四个儿子廖迟、廖过、廖遂、廖遽都任将帅，做到太守一级的官，当时人称“万石廖氏”。下联典指宋代顺昌人廖衡，幼年时机敏过人，六岁能写文章。县尉下乡催租时遇见他，把他抱到县衙，他当场吟诵《雨中山茶》诗，人们大为惊奇。十三岁中乡举，后任转运判官。

山茶咏句；性慧六龄：全联典指宋廖衡，幼警敏绝人，六岁能属文。吟雨中山茶诗，人皆大奇之。

著归田集；称谪仙人：上联典指北宋将乐人廖正古，字明远，治平年间进士，任西安知县，有惠政，曾多次提出王安石的“青苗法”于民不便。后辞官回乡，著《归田集》。下联典指北宋初顺昌人廖执象，字逊父，七岁能写诗。道士陈抟见到他时，说：“你是谪仙人(才学优异，如谪降人世的神仙)啊，但是不能久留尘世。”他不到二十岁就进京城向朝廷进献诗文，太宗看到后也称好，后参加省试时，得急病而死。

绿荔名族；紫桂书堂：上联典指北宋宜宾人廖有衡，字致平，熙宁年间进士，官至朝议大夫。家中有两棵荔枝，果实为绿色，味道甜美，他的好友黄庭坚称他家为“绿荔廖氏”，后来人们便用这个称呼来区别他和其他廖氏家族。下联典指北宋荆州人廖君玉，字国华，元祜年间以朝请郎知英州。他平生好学，此时在桂山建书堂，名叫“紫桂堂”，政务闲暇时就在堂中读书、吟诗。

名荣万石；世彩名堂：上联典指宋朝时期的廖刚，忠正耿直，疏陈无所避，官御史中丞，不阿权贵，几欲抗秦不成，改工部尚书，所生四子，皆居高官，人称“万石廖氏”。下联典指宋朝时期的廖莹中，建书堂名“世彩堂”。

汝南世泽；五经家声：上联典指廖郡望族居汝南郡。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廖谨，恬静力学，淹贯经史，人号“廖五经”。

五言通用联　　武功垂汉史；威德冲神朝：此联为廖氏宗祠“武威堂”堂联。联以鹤顶格，由首句的第一个字“武”和第二句的第一个字“威”构成“武威”堂名，是指武威郡廖氏。武威廖氏由得姓始祖飂叔安，至春秋时，飂伯高 改飂为廖之后，至汉朝便有廖氏祖先因武功而记载大历史上。上联“垂汉史”的“垂”是指流传，记载的意思，即是指汉朝的历史已有记载。“飂”，是古廖字。

万石家声远；三州世泽长：此联为廖氏宗祠“汝南堂”堂联。

力行仁义事；奉献忠孝心：福建省南平市樟湖镇溪口村廖氏宗祠联。溪口村是南平廖氏最为集中的一个行政村，人口约五千人，廖氏宗祠就座落一村后的一小坡上。晋末永嘉之乱，中原人民为了避乱事，相携外迁，廖氏祖先就于其时入闽。今日溪口廖氏始祖廖钱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由尤溪入溪口村，从此繁衍生息，是为溪口廖氏开基始祖。宗祠南向，占地约五亩，原址现湮没于水库区内，九五年迁于现址。祠宇系仿清建筑风格，宽大敞整洁，门墙中额为清嘉庆甲子年石刻“廖氏宗祠”，昭然醒目。门前左侧面立有数方清代重修祠碑记，以及现今《迁祠记》碑。祠之正厅设一神龛，龛中供廖氏祖先神牌，上额“武威隆望“，”“武威”即其郡望，各地廖氏多同此，以示宗族源流长远。祠厅内的这一副对联题味隽永，是廖氏先祖对后代的谆谆教诲，其后代遵循祖训，力体身行，历代努力不辍，终使家族兴旺昌盛，蕃衍各地，其中海外尤以台湾、东南亚颁较广。在香港，廖氏为当地四大姓氏之一，其祖先多源出于延平，在台湾的安平、彰化、淡水等地，延平廖氏裔亲亦不在少数。按照旧例，溪口廖氏于每年正月初六，春秋致祭，宗祠逢每年八月秋风便邀请五十岁以上老人相聚于此，增进亲谊。有清康熙、乾隆及民国七年三修《廖氏族谱》，1995年又新修有《南剑龙溪廖氏族谱》。

六言通用联　　肇候封于德庆；倡节义于南宫：上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巢湖(今属安徽省)人廖永忠，征南将军，封德庆侯。下联典指明朝时期的南京大理少卿廖庄，是一个生性刚烈、恬淡的人，喜面折人过。因一封奏折惹怒了明景帝，被贬至四川宁羌驿，充任驿丞。景泰八年正月，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廖庄被起复回到南京。

七言通用联　　派衍天横源流远；郡封武威世泽长：此联为廖氏宗祠“武威堂”堂联。

八言以上通用联　　慈孝友恭，一堂吉庆；诗书礼乐，满室荣华：此联为廖氏宗祠通用堂联。

感念恩深，小姑呕血；伤心春尽，嫠妇悲吟：上联典指廖忠臣妻欧阳氏抚养小姑，与亲女同乳，欧阳氏殁后，小姑泣至呕血，病年余。下联典指清廖云锦为马氏妇，早寡，其《咏秋燕》诗云：“伤心春雨香泥尽，羡尔先归到故乡。”

二水绕金盆，源长流远；三峰朝祖庙，人杰地灵：福建省宁化县地区廖氏宗祠通用联。

世彩堂高，历代多贤承祖训，武威望重，传家有道起人文：此联为廖氏宗祠通用堂联。

崇连祠堂，诏邑山连鲲岛峙；远寻地脉，官陂水合虎溪流：福建省诏安县官陂镇廖氏宗祠崇远堂联。此联以鹤顶格镶嵌“崇远”堂名。上联“诏邑”，指的就是福建省诏安县，“官陂”，指的就是诏安县的官陂镇，而“虎溪”，指的就是位于台湾省云林县的虎尾溪。如此一对楹联简单而清楚地说明此支廖氏族人所从而来的问题。

甘肃武威，承前启后源流长；闽杭觉坊，继往开来子孙昌：福建省上杭县蓝溪镇觉坊村廖氏大宗祠联。上杭蓝溪镇觉坊村的廖氏大宗祠为廖氏花公始祖祠。该祠堂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分前后两殿，内有木柱，外有围墙，砖木结构，造型独特，称“蟹型”二宝地，寓意为“家庭旺，子孙昌”。此支廖氏始祖花公与冯夫人仙逝后合葬于上杭庐丰公路旁，形曰“田鸡浮塘”。1983年重修，每年春秋祭祀，前来进香拜祖裔孙，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据廖氏族谱载：“花公官汀居杭，卒于官地汀州，运回觉坊安葬，路经杭之庐丰绿荫水口时，突然风雨大作，扛夫们只好把棺柩停放在路旁一块高地上，急于避雨休憩，待雨后回到停棺场，棺柩却没于地下，故而草草筑坟，放上一块小墓碑以作纪念……此坟筑起后，附近人家每晚都能听到处处蛙鸣。而逢暴雨，四周田园被淹，唯此坟始终浮于水面不没，故而传之为‘田鸡浮圹’。”

竹杖青奇，万里河山归杖下；青囊元妙，一天星斗隐郎中：江西省兴国县三僚村廖氏杨公祠联。廖屋村杨公祠安放的是杨救贫祖师和廖金精的塑像。三僚廖氏尊奉的开基祖和杨救贫勘舆术的传承人是廖金精。廖金精名瑀，字伯瑀，相传其曾入山学道，长居虔化县(今宁都)翠薇峰金精洞，自 号“金精山人”，故后世称其为廖金精。相传他年方十五，已经精通四书五经，乡人称其为“廖五经”。唐末兵荒马乱，科举不继。廖瑀的父亲廖三传擅长堪舆，廖瑀自幼耳濡目染，转而研究堪舆之术。杨救贫在兴国、宁都、于都一带活动时，廖瑀与杨筠松相遇于虔化，起初他不服杨救贫，年轻气盛，屡屡与杨公斗法。有一次，黄陂廖氏请杨救贫去堪定一个门楼位置。廖金精预先用罗盘定准了方位，并在地下埋了一个铜钱做标记。杨救贫来后，却不用罗盘，只是用手里的一根竹竿，随手往地下一插，却正中了铜钱中间的方孔。廖金精这下服了杨公，虔诚地拜杨公为师。廖金精原来住在宁都中山坝。为早晚追随杨公，他随师傅迁到兴国三僚村居住，后来得到杨公亲传青囊秘籍。三僚廖氏杨公祠大门的这副对联，就暗寓了这个故事。廖瑀著有《怀玉经》、《俯察本源歌》、《一盏灯》等著作传世。

学术仿西欧，开弟子新知识；文章宗北郭，振先生旧家风：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廖氏宗祠“万源祠”联。为纪念三世祖政廖妣梁安人，廖政第七世孙旺生、九生、曹福、石崇、汝贤等五大房后裔于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岁(公元1848年)在上杭古田建廖氏宗祠“万源祠”，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前堂为议事厅，厅前正中上悬“廖氏宗祠”匾额，后堂为祭祀厅，配祀一脉宗支神位。左右横舍二落四间，还有天井、门坪等。祠宇建筑精巧，典雅堂皇，周边古木参天，壮观秀丽，龙脉腾起，堪称风水宝地。民国初年，为推行新学，该祠改设“和声学校”。祠堂大门横批石刻“北郭风清”(为纪念先祖扶公，字文起，号北郭先生，东汉时人，博学多才)，两边镌刻着这副对联。此联实为办学宗旨，意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本族培养新型弟子，继承弘扬优良家风。1929年红四军进驻古田后，该祠又改为“曙光小学”。1929年冬，著名的古田会议在廖氏宗祠“万源祠”召开，该祠成了古田会议会址而永载史册，誉传五洲。

武不屈、文不惊，须立丈夫志气；威可畏、仪可象，乃为君子规模：此联为廖氏宗祠“武威堂”堂联。以鹤顶格嵌堂名。

溯源本于西周，祖德文谟昭百代；肇冠堂兴南宋，家声世彩振千秋：清朝时有翰林院学士廖甡返乡拜祖，嘉庆封送这一副饯别送行对联作廖氏堂联。这副对联对仗工整，气势磅礴，上联点出了廖氏是“周文王之后”的悠长历史；下联通过嘉庆赞誉廖刚德行，激励廖氏子孙弘扬“世彩家声”。

祖德溯三洲，源远流长，看此日人文蔚起；宗功承万石，根深叶茂，喜今朝景远维新：此联为廖氏宗祠“汝南堂”堂联。

源远流长，自唐朝为御史、中丞祖德宗功，当思发扬光大；溪清水秀，由博州迁豫章、南墅瓜繁椒衍，毋忘好友新朋：江西省上犹县仔阳乡源溪村廖氏宗祠联。

尧时著姓，周代分支，念先人志砺雄师，树侯封于德庆，疏陈大本，倡忠义于公庭，骏声振播而骏业开，早负千秋才望；籍隶漓江，宦游贺水，喜此地瑞云毓秀，绍世彩之明堂，桂井飘香，荐宗功之庙食，燕翼贻谋则燕毛聚，律成万古家风：广西贺州市贺街镇廖氏宗祠正堂楹联。

　　汪精卫为民国时期第一大汉奸，曾经主张”曲线救国“理论。

　　汪兆铭（1883年－1944年），祖籍浙江山阴（原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早年投身革命，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1924年任中央宣传部长。后期思想明显退变，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精卫一个下马威。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大，却看不到中国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社会舆论哗然。同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王亚樵派遣的义士孙凤鸣刺成重伤，打进脊椎的子弹始终无法取出，医生断言：汪精卫活不过十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页）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媚日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

　　汪精卫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兆铭的和平运动。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周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注：见《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汪精卫访问日本时与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1页）。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本的*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向卖国求荣的道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汉奸汪精卫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

　　当年各界对汪精卫卖国条约的评论报道!

　　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其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对重庆国民政府有何影响一事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盖抗日派之理论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之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汪精卫这种以发展“东亚联盟”运动而谋瓦解抗日阵营的企图，并未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奏效。对于这点，他后来转而攻击道：“渝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东亚人的灵魂……我们从前欲将理论感动渝方，使之觉悟，促成全面和平，现在知道单是这样决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和平区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无所施其侵扰。”

　　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

　　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一事，为日本辩护，为自己承认伪满洲国的罪责开脱。他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诡辩道：“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他进而《在东京对日本国民广播词》中讨好说：“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

　　在一九四二年这一整年里日本一直要求汪参加它对英、美的宣战。汪的条件是废除他所厌恶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基本条约，包括所有秘密协定及附件，而这些协定和附件曾使汪与日本的合作蒙受巨大耻辱。他的条件最后得到了满足，汪政权乃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对盟国宣战。[4] 得到更多自治权后汪精卫表现得对日本主子感恩戴德，极尽奴颜婢膝之态。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一副不顾一切效忠日本主子的嘴脸。但是当日本进一步要求其派兵参与太平洋战场时，汪却找借口拒绝了这个要求。

鼓山是福州最著名景点之一，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抒情感怀的圣地。有趣的是，鼓山摩崖石刻并非每处都内涵深远。上图这幅“小儿疳积散：有康健的婴儿，然后有康健的国民，华来疳积散，为增进婴儿健康良药，对于国民健康实有莫大贡献”的广告题于1936年，题字者李进德曾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军法处长。

在这些民国广告附近还有一幅著名的“国货救国”摩崖石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福州人民积极参与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各地抵制日货、英货，许多爱国华侨回国振兴国货，这些石刻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鼓山摩崖石刻在始建于南宋绍定六年(1233年)的鼓山古道两侧留下了500多段石刻，上起北宋，下迄当代，前后延续近千年，字体篆、隶、行草、楷俱全，堪称福州碑林。

鼓山古道上最值得一提的是上图这幅晚清才女郭拾珠的篆书题刻，这也是鼓山仅有的二处女子摩崖题刻之一，字迹相当精妙。郭拾珠为清代名士郭柏苍之女，以篆法著誉，郑振铎和郭化若都是郭氏家族的远枝晚辈。

共有功德碑、劝谕文、感怀诗、八景师等24方古代石刻，绵延宋、元、明、清4个朝代，是一部千年石刻家谱。这一处由一个家族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镌刻下来的专门反映这个家族千年发展史的摩崖石刻在湖南省还是第一次发现。它对于研究宋元明清时期的乡村历史、民俗，尤其是本地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