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有77623万人，总人口位居壮、满、回、苗、维吾尔、土家之后的第七位，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

　　彝族人世代在云贵高原和康藏高原的东南部边缘地带的高山河谷间生产劳作，繁衍生息。神奇秀美而广袤丰饶的土地江川养育了一代代的彝族人，也孕育出彝族人悠远的历史和朴素而多彩的民族文化。

　　彝族支系繁多，多数自称“诺苏”、“纳苏”、“ 聂苏”等。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定名为彝族，彝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6 种方言；彝族还有自己的历法；彝族音乐富有特色，舞蹈多与歌唱相伴。传统工艺美术有漆绘、刺绣、银饰、雕刻、绘画等 ，颇富民族特色。彝族喜欢饮酒，席地而坐，围成一圈，递传酒杯，依次饮用，彝家历来好客，劝酒一片真诚。

　　火是彝族追求光明的象征。在彝族地区，最隆重的节日是火把节，火把节多在农历六月二 十四或二十五日举行，到夜晚，人们点上火把，火把行列从村头照到田野，人们围着熊熊燃烧的 火堆，尽情歌舞，云南巍山的“打歌”，弥勒、宜良的“阿 细跳月”，楚雄的“打跳”，石林的“大三弦”，红河 的“罗作舞”，凉山的“朵洛荷”等欢快的集体舞在这 天都会大展风采。

　　彝族的节日很多，楚雄州大姚县昙华山一带的“插 花节”别具一格。人们把绚丽的马樱花戴在头上，插在门前， 表达对抗暴除恶英雄咪依鲁的赞美。在马樱花盛开的时节，当地彝族人民唱歌踏脚，尽情欢乐，庆祝幸福的新生活。

　　彝族地区地形气候复杂多样。经过社会生产的长期发展，彝族地区现有三种经济文化类型:四川、云南大小凉山地区属杂谷栽培农耕经济文化类型;云南中心坝区及南部彝区属稻作农耕经 济文化类型;贵州部分彝区及凉山部分彝区具有丰富的水草资源，他们除从事一定的农作物栽培外，还从事畜牧业生产，属畜混合农业经济文化类型。

　　随着经济的发展，彝族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日新月异。经济较发达地区，彝族人正在改革大潮中勤劳致富，奔小康。逐渐告别往日落后的耕作方式，科技化搞生产，开拓其他经济产业。在许多地方，彩电，农用汽车拖拉机已经走入彝家。彝族人的生活富裕起来，彝乡变了，但只要你到彝族村寨走一走，你还会发现，彝族人特有的朴素和热情还在，在彝族人看来，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根龙脉，彝族人朴素的伦理道德和多姿多彩的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

　彝族最基础文化源自百濮，百濮其实就是西逃四川的帝舜和大禹体系，这个体系由R1b日耳曼基因、O1九黎百越基因作为核心，然后混过血的C系、D系矮黑作为跟随民族，其中还有部分K新几内亚基因。目前凉山彝族的F系斯里兰卡基因在不在其列还不能判断。后来大禹帝舜经过汉中、甘肃、陕北入中原，也就是大禹出自西羌的说法，四川作为根据地还有留守群体，他们就是百濮。百濮有个典型特点就是要剃秃顶，前额头上部留一发髻或者套一个带有凸起圆箍，象征 。与犹太装束一致。然而目前看，无论哈尼族，还是彝族这一特点都难觅踪迹了。唯一保留的是部分还在剃头，彝族包头会留一个独角。哈尼族地区遗址里存在那个造型，拉祜族能够发现小帽。藏区珞巴族存在完整装束。贵州部分苗族支系芭沙人还有遗留。贵州芭沙人甚至都姓衮，很明显就是祭奠大鲧。他们与苗族混居，但并不是苗族。就是说，百濮其实更多已经分散到各族里了，混合得已经失去了本来面目。只不过彝族、哈尼族里仍然存在它的文化遗留。所以看起来，似乎能发现类似日耳曼以及犹太和百越的文化。目前凉山彝族里还有少量的O1和C存在。至于日耳曼基因，可能云南哈尼族等民族的个别支系里以及贵州部分民族里或许有少量存在。

　犹太

　百濮至少遭遇四次冲击，第一次冲击源自周灭商后楚国境内的O2a和白种R1a南逃。O2a就是傣族基因，目前凉山彝族里还有近20％的O2a，攀枝花还有傣族存在。所以可以确定他们经过了四川。目前R1a存在于泰族里，柬埔寨则高比例，缅甸也应该有。R1a这个基因与印度白种为一个体系，所以我们发现与白彝族有关白族的大理与印度新德里是一个词。印度新德里叫牛大理。就是说白彝里可能会有这个基因，黑彝里却没有。据说白彝是被黑彝赶下山的。然而考证古史古文化发现，一直认六祖的是R1a这个基因，黄种老三苗蛮体系和老大极北基因体系与他们是联盟。所以有了三一如六的说法，本来六读陆，但因为与黄种一道笃信牛图腾，所以六也就有了牛音。汉族笃信玉璧女性生殖器崇拜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四川有了白帝城，峨眉山也成了骑六牙白象的普贤道场。

　羌族

　黒彝族其实羌人冲击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是北三苗羌人，还不是大禹那一支羌人，基因为O3。所以很戏剧地出现了，彝族、哈尼族各种文化都有。凉山彝族很容易就能发现羌人的装束、建筑，云南靠北或者靠西的彝族更明显。地名沙龙、沙朗、米甸都与之有关，有的地方甚至还叫羌夷，这部分女性头戴公鸡帽。哈尼族、云南彝族里都有大量。后期的则是顶着一个多层布瓦装束。然而在凉山彝族里这部分并不占最多。最多的还是F斯里兰卡基因和O2a泰族基因。云南则反之。

　花腰彝族

　云南彝族里还有一个比例比较大的基因，就是黄种老大支系极北基因N系，花腰彝族就是，据说这个基因占整个彝族的30％左右。然而目前我也判断不了他们是单独冲击的彝族，还是随某个体系进入。

　帝舜大禹体系里的日耳曼群体应该是入中原后被夏启逐出的有扈氏。他们后来又与夏人一道建立了大夏阿富汗，也就是最早的波斯。所以彝族、哈尼族里都没有大量存在。百濮里的C主要就是孟加拉人和印度的C，D系主要在 以及佤族。白族也是多源流，本身是白彝，融合了汉族，羌人，包括后来的鲜卑其实也是北三苗羌人。所以白族更多还是羌系。

　彝族里存在的犹太文化挺多的，目前有些可以确认是本土的，有些则可能是羌人带来的。比如 节应该是本土的，在农历七月十四、十五，也就是鬼节这一天。而犹太文化里第七月就是触摸的月份，很显然是源自中国古文化，彝族意外保留了。摸你黑也是，北方锡伯族也保留着，其实就是德国慕尼黑这个词，很明显属于百濮文化，也就是古东夷文化。因为这个文化里存在着黑人。

　彝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省（区）内。

　据彝文古籍记载，彝族的远祖“笃慕”（约为战国初期人），有六个儿子，他们的子孙繁衍成彝族的武、乍、布、默、糯、恒六个支系，成为彝族尊称“的六祖”，由此奠定了彝族的分布格局。

　多数人认为，彝族是以西北南下的古羌人部落为基础，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融合西南土著部落而形成的。

　古羌人原在西北河湟地区以畜牧业为生，秦献公时期（公元前384—362年），秦向西北开拓，有个叫“昂”的，为躲避秦军，率领部落向西南迁徙，后来在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等，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劳浸”、“靡莫”等部族。

　这些都与彝族有密切的族源关系。

　古代彝族经历了很长时间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时期。

　一些传说和古彝文的记录显示，彝族在古代经历过母系氏族时代。《西南彝族志》记载，在古代，彝族＂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妇女连续统治了六代＂。

　父权制应运而生，至少要到2000年前。

　在汉代，彝族先民建立过“滇国”，后来降汉，汉武帝赐予滇王印。

　隋唐时期，彝族先民分化为乌蛮和白蛮，以乌蛮为主建立南诏国，称雄西南300余年。

　唐宋时期，彝族先民还建立了一些具有部落联盟性质的地方政权，其首领称为“鬼主”。

　元代开始，在彝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明末清初推行改土归流，即将土司改为流官统治。

　明、清两代，在四川凉山彝族等民族地区实行一种惨无人道的统治制度：人质制度。

　为防止和震慑彝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明、清统治者规定彝族各家支头人每年必须送自己的亲属若干人到县城坐监，作为人质，定期轮换。

　如爆发反抗斗争，或出现重大的“违法”行为，即将人质处死，企图以此消弭少数民族人群的反抗。

　 统治时期仍沿用这种制度。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经过四川冕宁、越西等县城，打开监狱，释放彝族人质数百名。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制度被废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川、滇毗邻的大小凉山，还保持着奴隶制度。社会成员大体分为“兹莫”、“诺合”、“曲诺”、“阿加”、“呷西”五个等级。其中前两个属于奴隶主，后两个属于奴隶，中间的“曲诺”是自食其力的百姓。

　过去盛行诺合家支制度。每个家支都有共同的祖先，有较稳定的领地。姓名是姓父子连名制，即子名连在父名之后，能流利背诵家谱的男子受到尊敬。过去家支林立，冤家械斗频繁。

　1949年以后，国家在彝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现在有凉山彝族自治州等3个彝族自治州，另外还有18个彝族自治县或与其他民族联合建立的自治县。经济、文化事业有了长足发展。

　彝族有自己的文字

　这种文字有悠久的历史，汉文史籍称为“爨文”或“韪书”。

　有的专家认为彝文是象形文字类型，更多的专家则认为是音节文字类型。彝文最少的一笔，多的有十几笔，包括昭觉见县在内的大凉山地区的彝文行款从右向左横书。历史上用彝文记载的文献很多。

　（武自立、陈英：《彝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950年， 主席在接见凉山彝族头人时，建议将“夷”改为“彝”字，取其“鼎彝”（祭祀和有吃有穿）的含义。

　彝族是解放后的命名，此前长期称为倮倮，特指定居于凉山地区的族群。这个族群据一些研究分分子人类学的人士说，属于F系，源于南亚次大陆。文献上则有一些记载，该族群是在唐中期被南诏蒙氏从云南中部山区迁移到凉山的，目的是戍边，因该族群颇为勇武善战。

　族源上，凉山彝族自称哀牢九夷之一。真实的哀牢山位于云南西部，今保山地区。但实际上，该族群应是一个较为孤立的族群，从南亚迁徙而来，与各族交往似乎不多。

　云南的广泛存在的「彝族」，与凉山彝族并无关系，这些云贵族群在古代长期被称为「百濮」，后来又称为白蛮、乌蛮。他们实际上是同源的，历史上长期交往交流。与凉山彝族相去甚远。

　凉山彝族传说中的各种祖先、分支，相当多只是凉山彝族先民的邻居、姻亲，并不可靠。因为百濮、哀牢夷都有自己的谱系和神话，其中「触木感孕」是主要的母题之一。他们中的另一部分，可能是中原斗争的失败者，分不同批次来到云贵川西南，带来了关于中原历史的各种讯息。

　西南土著族群来源非常复杂，有南亚起源的，有甘青南下的，有溯江而来的，基因和种系非常丰富。原则上不能以「彝族」笼统概括之。

宣威市的历史

宣威市地处云南省东北部。

地处东经103°35′~104°40′，北纬25°53′~26°44′，东与贵州省盘县相邻，南与沾益县毗邻，西隔牛栏江与会泽县相望，北与贵州威宁县接壤，距省会昆明市260公里。总面积606988平方公里。

约占云南省总面积的158%。市区距曲靖市 驻地102千米，距昆明204千米。

其为云南省曲靖所辖一县级市。 宣威历史悠久，早在新时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辛勤耕耘。

秦以前属古夜郎辖地。秦朝统一后，开通五尺道。

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135年），设郁邬县（今宣威）。东汉，并郁邬县入汉阳县（今贵州威宁、水城）。

蜀汉时复置郁邬县，改属建宁郡（今曲靖）。唐代，大理国置磨弥殿部，其地域含今宣威、沾益、富源之境。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立云南中书行省，建立路、府、州、县，沾益州隶曲靖路，领交水（今沾益）、罗山（今富源）、石梁（今宣威东北部）三县，州治石堡山西（后迁今宣威河东营）。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曲靖路为曲靖府，沾益州隶曲靖府，沿用彝族安姓土司世袭土知州，州治今宣威河东营，同时废除州领三县。

同年，于土府腹地（今宣威城）设乌撒卫后三所，隶贵州都司。洪武十六年，筑后三所土城，增设流官知州，侨居后三所内，开始土、流官合治。

同时，设沾益（今宣威城）、倘塘、可渡三站，并交水、罗山、石梁三县及越州归沾益州管辖。后所军屯铺堡地面由乌撒卫管辖，隶四川布政使司，沾益州仍隶云南曲靖府。

明天启二年（1622），乌撒土官安效良攻占沾益城，后三所守将弃城投交水。翠年，参将尹启易报云南抚按批准暂移州治于交水，土知州仍居河东营。

清顺治十六年（1659），经略洪承畴至滇，定移沾益州治于交水，本境称旧州。清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以土官叛服无常为由，参革沾益州土知州安于蕃，将安擒赴省城，请旨定罪。

十月派人丈量土司所辖田亩。五年七月，取原宣威关之名设宣威州，裁原土司安于蕃所辖各营火地面自高坡顶以上属沾益，以下属宣威。

宣威州之名沿至民国元年（1912）。民国2年裁州设县，改宣威州为宣威县，隶属云南省第二区督察专员公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仍为宣威县，隶曲靖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4年6月30日，经中央人民 内务部批准，改宣威县为榕峰县。

1959年11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宣威县名。1994年2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宣威县，改设宣威市（县级市）。

宣威历史悠久，文物胜迹颇多，有文化遗址10处、古建筑15座、墓葬碑刻18处、馆藏文物7种、风景名胜7个，既有市（县）级文物保护，也有省级文物保护。 文化遗址。

一、格宜尖角洞新石器时期遗址，经省、曲靖市、宣威市三级考古鉴定确定；二、颍川营遗址，在宣威城东古城村，明征南大将军傅友德（颍川侯）筑；三、乌撒卫后三所城墙，在宣威城东岳家巷东口，现存部分残墙，建于明洪武十六年（1383）；四、可渡关关址，位于杨柳乡可渡村，明洪武初年建；五、可渡古驿道，位于云贵两省交界的可渡河两岸，长约10千米，石板铺成，始建于秦；六可渡古炮台，位于杨柳乡可渡村旁，明傅友德筑；七、宣威关遗址，在宣威城下堡街、西门街交叉口，明代筑，清道光后期毁于大火；八、上营古堡遗址，在宣威城西北上营村，清嘉庆年间由缪御斋倡建；九、诸葛营遗址，在宣威城东河东营村，三国蜀将李恢建；十、红九军团驻地旧址，在板桥一中（原板桥小学）校园内，1935年4月26日下午，红军长征过宣威，红九军团在此设指挥部。 古建筑。

一、沾益州土知州家庙，在宣威城东河东营村，明洪武十六年建；二、倘可巡检署，在倘塘镇倘塘村，清雍正十一年在原倘塘驿丞署的基础上改建而成；三、松鹤寺，即东山寺，建于明初，系佛、道两教合一的建筑群；四、善庆寺，位于市印刷厂内，建于明代；五、三台洞，在城西35千米的西泽河谷断岩上，建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六、观音阁，位于城西南25千米多乐小学内，建于民国19年（1930）；七来宾石塔，位于城北15千米的来宾村南，1912年建，属风水塔；八、侯氏宗祠，在城西南灰硐村，建于民国初年；九、魏金阶庄园，在城东南50千米的兔场村，民国19年建，是宣威较有特色的私人庄园；十、四里座大桥，在田坝新民革香河上，清同治时建木桥，光绪时改建石桥，民国10年毁于兵灾，13年重建；十一、可渡石桥，在杨柳乡可渡村北的可渡河上，1916年建；十二、文庙大成殿，在宣威一中，建于清雍正七年（1729），道光十七年（1837）重建；十三、榕城书院，在宣威二中，前身为明伦堂，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改建为书院；十四、浦在廷故居，位于城内，建于民国初年；十五、朝阳洞，在落水黄路，寺庙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 墓葬、碑刻。

主要有螃蟹坡梁堆墓、顾家堆梁堆墓、耿兴祖孙合葬墓、缪良玉缪文龙父子墓、李将军夫妇墓、按于蕃墓、王世雄墓、耿让墓、清世祖教条生员卧碑、《重修玄武祖师殿序》碑、《耿屯合堡受长发害老少形魂之总墓》碑、免差碑、杨福祯《诰封碑叙》碑、《成章季子绍尧家言》碑、“飞虹伫鹤。

卓克基土司官寨的历史背景

为使恢复工程达到修旧如旧的目的，还特别邀请了卓克基16代土司索观瀛的妹妹索观涛，土司大管家、家寺主持高僧阿旺塔依，土司夫人柯玉霞等为顾问。

同时，为确保维修恢复工程中装饰装潢和布展的质量，达到全国藏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一流水平，还重金聘请了青海、甘孜等全国藏区的能工巧匠，专门从事官寨内外的装饰装潢工作。目前，四个展区的布展工作已接近尾声。

嘉绒文化展示区主要集中在一楼及四楼的部分楼房，分为厨房、经幡房、社稷房、银厅房、酿酒房、衣饰房等12个展厅。二楼主要是红色文化展示厅，恢复有 当年看《三国演义》的房间“蜀锦楼”，中央红军在官寨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原貌，展示有红军在该县建立的13个乡级苏维埃政权组织的军用沙盘，县境内现存和流落的红军简介、老红军的题词及各种文史档案资料，红军在该县留下的石刻标语、纸质标语、木板标语及钢盔、手枪、水壶、牛皮船、钱币、红军发放的文件布告等，共11个展室。

三楼主要展示土司文化：土司卧室、土司议政厅、官司房、客人住房、土司餐厅、土司大烟房、管家卧室等十四个展室。五楼及四楼的部分房间为宗教文化展示厅，主要是按照原貌恢复了土司的家庙和经堂，主要有文经堂、红教殿、黄教殿、长寿殿、狮面空行殿、禁食斋、僧人住房等8个展室。

8月，卓克基土司官寨维修工程将全面竣工，内部装修、布展等也将全面完成。届时，卓克基土司官寨不仅是阿坝州藏羌文化走廊上的经典旅游景区，而且也将成为全国藏族特色民居的集中展示区和嘉绒藏族文化旅游的最佳目的地。

虽然经历了上百年之久，维修后的这座官寨看上去雄风不减，气势如昨。 。

贤氏的历史

介绍贤氏起源 -------贤华 我是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人。

我根据，《米易县文史资料》原文记载：《邛西野录》暨《四川土司》、《明史》卷三百十一等史书记载：《天下郡国利病书》引《土夷考》言：“米易土官贤姓也。初，云南景东博夷头目阿骇徙其属来住种，洪武十六年归附，以随征东川、芒部二府功劳授世袭千户。

该所印信，以武弁推选。今土官贤氏居城外，专理巡捕。”

《明史、土司列传》和《邛西野录》载：“居所治城外。所辖博夷仅八百户”。

“辖土百户十员。土舍丁、佘、阙、李、史、宁、高、张八名，曾建排棚八十丈公署一所。

尚有微址。后废，所千户贤朝纲二员。”

当时地界是：东至龙肘山顶，南至金沙江界，西至打冲河界，北至可郎、德昌界。《四川土夷考》卷之三：“贤氏土司远祖阿骇，二世祖阿哀”，《会理州志》载：“米易副千户贤朝纲一名。”

《安氏宗祠碑》铭：阿旺呼（安伏成）“世袭会川卫守御司米易正千户印务。侄阿普卜威整凉山，留守建昌卫所。

世袭宣慰司。各亲族、弟、侄士巡捕，百户等官阿吴、阿骇等九人分土安插”。

由此可知贤氏土司米易一代祖阿骇系安氏土司米易一代祖阿旺呼（安伏成）亲族。故安、贤二家土司在六百多年前原承阿姓一脉。

贤氏远祖“临河而居”，其土司衙署驻地在“岸边草树蔓枝横，拂地掩坡绿溪滨”的柳溪河畔。这里至今还有贤家村又有流经此地的柳溪河。

因之该乡以柳贤而得名至今。在明、清王朝时期，除安、贤土司外，尚有自黔滇迁入的吉、张土司。

相互求存予夺，并在“改土归流”中矛盾冲突，兴衰分合不断，形成各自领地交错和权力更迭。尤其在贤官老爷蒙难后，贤姓后裔遭受株连，故有的隐名埋姓，有的逃亡迁移，各安生理。

至大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由贤姓后裔根据本族历史脉络，编撰出贤氏祖谱。 据历代口碑相传：安氏土司与贤官老爷曾属翁婿关系，贤官老爷娶安姓女为妻。

贤官老爷其名及生卒年月无考。只传知贤官老爷系清代雍乾时期的一名武将，生像高大魁梧，力大无穷，武艺精深。

一次贤官老爷被邀请到撒连禹王宫数华里的风流山顶去痛饮，当客人沉于思拟之际，贤官老爷将摆好的一桌酒席伸手举起两桌脚四平八稳地举到阴兵坡土岗的树林里。阴兵坡土岗离禹王宫和安土司衙门约有二里之踞，客众在阴兵坡土岗的树林里宴饮盛赞贤官老爷的武功。

《清史》载：清高宗乾隆中期以来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生活日益奢扉，庞大的官僚机构越加腐败，皇帝及各级官史“贪黩无厌，征求财货，皇皇如不及”。嘉道时期，吏治颓风难挽，“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金。

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万金，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大小官吏贪脏枉灶。刮民脂民膏，权臣“园寓点缀，竟与贺明园蓬岛，瑶室台无异”；“立享殿、置隧道，可与皇陵相比。

大权臣家资八亿两”。 在历史横断面上的畸形，历史空间的风云变幻，土司沉浮自是常事。

在贤氏后裔流传着一个《贤官老爷怒洒一腔血，誓死不低头》的传说，今之丙谷、撒连以及各族老人中也有传闻。安氏土司在西昌邛海海心亭举行宴会时，邀请贤官老爷赴宴，并约定在邛海里“漂乌纱帽”，乌纱帽是帝王根据官阶赐给各级官员的官帽，漂乌纱帽做输赢本是一种取乐。

漂乌纱帽时，安氏的纱帽是宫廷赐予含有金属品，一漂即沉，而贤官老爷的纱帽是仿制品，漂后不沉，安氏不服，遂向上告贤氏犯有欺君之罪。后经审理，判处贤官老爷“五牛分尸”在丙谷街外那弯弯窖处执刑，将五只牛分别系住贤官老爷的头和四肢，五牛头上的火炮鸣时，牛却欲奔而未果。

那时因为贤官老爷用劲将五牛收紧一堆之故，执刑官又将贤官老爷的头手系住并用刀割断四肢的筋继续执刑，终于“五牛分尸”。贤官老爷一腔热血怒洒在那弯窖附近的大石上。

神奇的传说流传后世。若干年来多少放牧牛羊的人都不敢靠近大石，否则，触犯了它就会使人头晕、肚疼、疾病缠身，直到解放前还有善男信女对这块大石烧香求福顶礼膜拜。

清代“改土归流”后，贤氏后裔亦随安氏后嗣“编入汉甲”，长期融合，这固为顺理成章之事。但他们不忘祖宗，篡有《族谱》，留有世传口碑，缅怀族源及兴衰历程，实是无可非议，安氏史曾为外国史家凯觎他图，可知其重要性。

要知安贤史实是迷（米）易傣史的整体，不可偏废其一。 贤姓土司同安姓土司的关系，《米易萨连土千户调查记》：“安、贤二姓原是一家，后才分开。”

但据史籍所载，贤姓土司虽来自景东，但系元代或大理国时期由云南迁移至迷易定居开垦的傣族头人，在迷易早已造成势力，且归队明王朝较早，又因军功而被封为副千户的。而安姓土千户，按前引碑文的说法，是在9年之后因征讨月鲁有功受封于此的，而且明代史籍未见明载，就连《邛西野录》的作者何东铭也认为：“会理州志谓洪武间安伏成留守迷易，而明史及蜀纪、蜀典诸书，俱言迷易土官贤姓，则州志误矣。”

东铭是撒连人，与安姓土司住近在咫尺，又为编辑《邛西野录》广搜材料，是最有发言权。故说贤、安同宗，或说乃同时的正、副千户，都是根据不足的。

总。

谁知道宣威是什么年代建立的哦

宣威历史悠久，早在新时器时代，就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辛勤耕耘。秦以前属古夜郎辖地。秦朝统一后，开通五尺道。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135年），设郁邬县（今宣威）。东汉，并郁邬县入汉阳县（今贵州威宁、水城）。蜀汉时复置郁邬县，改属建宁郡（今曲靖）。唐代，大理国置磨弥殿部，其地域含今宣威、沾益、富源之境。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立云南中书行省，建立路、府、州、县，沾益州隶曲靖路，领交水（今沾益）、罗山（今富源）、石梁（今宣威东北部）三县，州治石堡山西（后迁今宣威河东营）。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曲靖路为曲靖府，沾益州隶曲靖府，沿用彝族安姓土司世袭土知州，州治今宣威河东营，同时废除州领三县。同年，于土府腹地（今宣威城）设乌撒卫后三所，隶贵州都司。洪武十六年，筑后三所土城，增设流官知州，侨居后三所内，开始土、流官合治。同时，设沾益（今宣威城）、倘塘、可渡三站，并交水、罗山、石梁三县及越州归沾益州管辖。后所军屯铺堡地面由乌撒卫管辖，隶四川布政使司，沾益州仍隶云南曲靖府。明天启二年（1622），乌撒土官安效良攻占沾益城，后三所守将弃城投交水。翠年，参将尹启易报云南抚按批准暂移州治于交水，土知州仍居河东营。清顺治十六年（1659），经略洪承畴至滇，定移沾益州治于交水，本境称旧州。清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以土官叛服无常为由，参革沾益州土知州安于蕃，将安擒赴省城，请旨定罪。十月派人丈量土司所辖田亩。五年七月，取原宣威关之名设宣威州，裁原土司安于蕃所辖各营火地面自高坡顶以上属沾益，以下属宣威。宣威州之名沿至民国元年（1912）。民国2年裁州设县，改宣威州为宣威县，隶属云南省第二区督察专员公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仍为宣威县，隶曲靖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54年6月30日，经中央人民 内务部批准，改宣威县为榕峰县。1959年11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宣威县名。1994年2月18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宣威县，改设宣威市（县级市）。

云南土司木增历史确有此人吗

确有此人。

木增（1587-1646）明代纳西族作家，字长卿，一字生白，号华岳，是木得的八世孙。1599年，其父木青去世，11岁时袭土 司之位。1600年8月18日，正式被明廷册 封为土 司。1606年，明廷册 封木增为中宪大夫兼丽江知府。其妻阿室于受 封太恭人。木增积极对外 扩 张。他不断 侵 占四川甘孜州康南地区以及木里一带藏 族各土 司地 盘，将边 界推进到雅砻江畔的今雅江县一带。嘉绒十八土 司不堪 骚 扰。明正土 司（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一面据江险抵抗，一面飞报明 廷告 急。因受雅砻江天 险的阻 碍和明正土 司大军的竭 力抵 抗，木增的扩 张才被阻止。1623年，受封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翌年隐退到芝山，以其子木懿继承土司之位。木增虽然退隐，但在重大事件上仍然握有决策权。木懿每天早晨都要到木增的隐居地请示重大事件的解决方法。1625年，加 封太中大夫，其妻阿室于加 封淑人。1631年，封广西布政使司助理布政使，授通奉大夫。1640年，转封四川布政使。1643年，镇 压 剑川州百户李永镇的叛 乱。1644年，受封太仆寺正卿。1646年，升太常寺正卿。

木增在位期间是丽江土司的全盛时期。木增信奉藏 传 佛教，并取藏族名“松弄热登”（又作四郎罗登、萨当杰布）。第十世噶玛巴·秋英多杰在与格鲁派的斗 争中失 势后，曾逃到丽江避 难。此外，他推崇中原的儒学，徐霞客来到丽江时，曾是木增的座上客；木增让徐霞客担任儿子木懿的老师。木增与木泰、木公、木高、木青、木靖都以工于诗文而知名，六人并称“木氏六公”。著有《啸月函》、《山中逸集》、《空翠居录》、《云淡墨》、《芝山云集》、《光碧楼诗抄》等多部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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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了解青海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及其历史渊源吗

土司制是我国古代的中央行政制度，是明清时代管理西南 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地方行政制度。

明朝最初设立宣慰司、土 知府等各级 机关，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土司长官。 元朝始置，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但世袭官需要获得朝廷的批 准。

明朝与清朝沿置土司，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 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赋役，并按照朝 廷的征发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力。

在明清时期，青海的土司有陈、祁、李、汪、纳、吉、赵、阿、 冶、甘、朱、辛、喇、韩等诸姓。

你是谁，分歧我的家族，，跟你们说吧，从藤蔓里面挑出来的是阿莫，也就是现在的阿莫惹古的祖先，阿莫，用彝语翻译，看不见，不知道不知道来历的，所以后人称阿莫为斯惹（神仙的意思）所以他九个儿子的名字前面都有一个斯，跟你们讲清楚，把阿莫挑出来的是一个土司，具体名字不详，后来阿莫，就成为了一代枭雄，所以同志们，不要分歧我的家族了，对你们又没有好处，

历史上，土家族先民被称为“蛮”或“夷”。宋代以前，居住在武陵地区的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 。

宋代以后，土家族就单独被称为“土丁”、“土人”、“土民”或“土蛮”等 。改土归流后，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土”、“客”、“苗”往往对举，以对武陵地区的土家、汉、苗三族进行区分。

“土家”作为族称，是在较晚时期出现的。民国时期的《咸丰县志》将土司后裔的“支庶之家”称为“土家”，而将当地汉族移民称为“客家”。

土家族的建筑：

土家族的传统民居主要有茅草屋、土砖瓦屋、木架板壁屋、吊脚楼四种类型，除此之外还有石板屋和岩洞。

民居结构分为正屋、厢房和司檐：正屋大多为三间，中间一间为堂屋，前面有“吞口”；在正屋两头前面并与正屋垂直的两间为厢房；正屋后面的为司檐，也称拖檐。家庭富裕的建成四合屋，四合屋的前面称门楼子，中间为天井。

土家族的住所一般为一正两厢，也有一正一厢的，其中厢房为吊脚楼。吊脚楼的地基低于正屋的地基，在其地基上竖立十几根木柱，木柱上铺木板（楼板），以木板为壁，一般二至三层。吊脚楼的前面有阳台，两边有走廊。

阳台和走廊排柱悬空，悬柱的末端有圆锥形雕饰，名为吊进瓜。阳台和走廊的栏杆多由木条组成，富裕之家在栏杆上雕龙画凤，在窗子和门上精雕细刻。

阳台的屋檐为飞檐翅角，其遮檐用长条木板钉封檐口。鄂西土家族的吊脚楼因前有阳台、两边有走廊，互成转角之势，故名转角吊脚楼。吊脚楼集建筑、绘画、雕刻艺术于一体，是土家族建筑雕刻艺术的杰出代表。

土司是中国边疆的官职，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

"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用来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其义在于羁縻勿绝,仍效仿唐代的"羁縻制度"。政治上巩固其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纳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土司制度,开始于唐代的"羁縻制度",形成于宋代,繁荣于明代,崩溃于清代,结束于20世纪初,长达一千多年。

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首领，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但是袭官需要获得朝廷的批准。元朝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明朝与清朝沿置土司，自明朝起，增加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三种文官职务。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赋役、并按照朝廷的征发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统治权利。

元代以来，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采取绥靖政策，一些少数民族首领被授予土官之职，形成了土司制度，土司制度的推行，沿袭到清代前期，其中个别土司“世袭”到民国年间，元代楚雄境内被授予职司的土官主要有：威楚、开南等路军民总管高氏，姚安路军民总管高氏、武定路军民总管矣检，郑南州同知段氏等。

受封的土官多为彝族，也有白族、傣族。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入滇，土司们纷纷归降，朝庭保留了各路土司所世袭的土官之职，并按其官衔分封为：土知府、土同知、土府通制、土府经历等。最大为州府一级，最小者类同乡保长。

为了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中央王朝规定，土司应定期朝贡。土司向中央王朝进贡，是保持中央王朝与土司的联系，维持君臣关系的一种特定方式。因此，元明清封建王朝对土司的朝贡极为重视。

土司在政治上接受中央王朝的印信，在经济上有时也享受减免赋税的优待。减负优待或因天灾，或因战事，或为示恩宠。

在土司制度下，土司属下的百姓就是农奴，他们没有土地，除为土司提供繁重的无偿劳役和当土兵外，还要向土司缴纳或进贡各种实物，这种封建农奴制，就是土司制度的经济基础。尤其是有的土司强征滥取，如火坑钱、锄头钱、烟火钱等。土家族人民深受封建统治和土司盘剥的双重压迫，生活于水火之中。

元代的土司制度作为元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起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的作用,同时也对后世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地方行政区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土司制度在我国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一是巩固了边疆。土司制度形成于元朝。元朝时期，中国版图空前强大，如何巩固边疆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元朝统治者表示，只要边疆民族表示臣服，就不再干涉其对本地的管理。如此一来，元朝不必耗费巨大的精力来治理边疆，土司疆界成为一道坚固的防线，保卫了国家的安全。明朝初年基本上延续了元朝的边疆治理方式，并将土司制度发展到极致。

二是节约了行政成本。历代中央政权都会考虑对民族地区的投入与产出的问题，也就是行政成本的问题。民族地区多是边远地区或高寒山区，在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以粮食为主要收成、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时期，中央王朝能够从民族地区获得的税收和物产是极其有限的。因此，他们对民族地区的主要期望是保境安民，税赋或者地方特产，如马匹和木材之类的物资还在其次。土司在向中央政权臣服之时，一般会表示愿意缴纳的税赋量，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如数缴纳，一旦遇上水旱之灾或者其他特殊情况，土司都会向封建皇帝报告，请求减免税赋，皇帝通常都会应允，并且给予一定的物资帮助。土司进贡地方特产后，皇帝也不会只进不出，在“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儒家文化影响下，还会回赐比进贡物价值较高的钱财，以凸显王朝的恩威。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体现的主要是行政隶属关系，经济依附关系并不明显。土司“因俗而治”的管理模式，使得中央王朝不必在边疆地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大大节约了行政成本。

三是促进了各方权力相互制衡的局面。相邻的土司之间土地相连，在以土地为主要财富和生产资料的时代，土司之间往往会因为土地互起争端或者是相互妥协。土司与土司以及中央王朝之间形成三角关系，土司之间的争斗不得不考虑到王朝的权威干预，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博弈不得不考虑到其他土司趁机渔利。这种牵制使得多方关系在不激化矛盾的前提下相安无事，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

四是保护了多元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的积淀，在“同化”的过程中难免受到强势文化的侵袭而流失。土司制度“因俗而治”的方式给了少数民族很大的自由空间，保护其传统文化免遭重创。

土司制度的历史局限性

“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是封建王朝对土司的主要策略，使用这种策略从经济和政治上对土司进行有效管控。而土司也并非言听计从，往往形成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局势，使得中央政权不得不考虑“改土归流”的进程。这个进程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因为中央政权一直没有解决土司制度的完美方案，以至于中央政权频繁更迭而土司制度却一直屹立不倒，于是有了“百年的皇帝，千年的土司”之说。

毕竟由于土司制度相对封闭，对内推行残暴统治，对外争战不休，对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难于解除，最重要的是土司制度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一旦中央政权具备足够的力量，便对其实施干预。在明代，随着明王朝的稳定，地方官员已经意识到土司制度的局限性，“改土归流”的意见逐步得到采纳并初步实施。到了清代鼎盛时期，王朝实力雄厚，于是推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土司制度基本上被摧毁。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土司制度在民国时期仍然残存，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退出历史舞台。

“因俗而治”与依法治国的契合

我国实施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是我国的基本民族政策，党和国家一直高度关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且给予各方面的政策倾斜和支持。近年来，民族地区在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土司遗址”申遗的成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土司制度的历史定位和作用，即土司制度并非一无是处，而是对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制定相关民族政策有一定借鉴作用。

“因俗而治”体现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也体现了封建王朝统治者高明的政治策略。然而，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国家法律体系难免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彝族的习惯法调解制度，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刑事案件上也是采用调解的方式，不希望国家权力的介入，这与国家法律精神是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法律与民族风俗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契合点，要保证国家法制体系的权威，也要维护民族文化的尊严。

土司时代，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也相当重视，比如要求土司子弟及近亲到京师学习封建礼教文化，有的还在民族地区开办了教育机构。虽然中央王朝对民族地区教育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封建统治的维护，但是在客观上也推动了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如今，造成我国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受教育条件的不平衡。“因俗而治”与依法治国的契合互补，就需要在民族地区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对优秀的民族文化加以传承和发扬，克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