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尔佳氏的迁徒（辽宁凤城）

作者：行者无疆 转贴

迁徙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一个特点。瓜尔佳氏女真人也是同样。从金朝至清初这七百多年的时间里，瓜尔佳氏共有过五次迁徙高潮。迁徙趋势是由南向北；由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繁荣进步地区迁徙。迁徙的原因大体上都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社会的政治形势变动而引起的。迁徙的结果使瓜尔佳氏遍布全国，促进了瓜尔佳氏的发展。

瓜尔佳氏在金代的第一次迁徙高潮。一一O五年，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女真人，在首领阿骨打的领导下建立了金朝。一一二五年灭辽，以后又推翻北宋。一一五三年迁都燕京（北京）。金朝统治区域南至淮河、北至外兴安岭、东临海岸、西与蒙古为邻。金朝为维护其统治，将大部分女真人迁入中原定居。同时为适应对东北东南部地区，其中包括长白山东北部绥芬河、图门江东以及临海地区的管理，亦有相当一部分女真人迁居这一地区定居。这些女真人主要有分布在长白山一带的白山部；分布在图门江、珲春河、绥芬河一带的乌古伦部、奥屯部；分布在延边之嘎呀河流的乌延部；分布在绥芬河流域的斡准部、职德部；分布在图门江流域的陀满部；以及在耶懒河（今苏联境内）即雅兰河的完颜部。这些女真人有些在金代就居住在这一地区。其中瓜尔佳氏女真人为数不少。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在明朝已有许多瓜尔佳定居此地。

瓜尔佳氏在元末明初的第二次迁徙高潮。元明之际，元朝衰败，失去了对东北地区蒙古各部及女真人的控制。一三六八年明朝建立。明朝为了夺取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权，与蒙古残余势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但此时还不能对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各部进行有效的统治。在这种动荡混乱的形势下，黑龙江、松花江中下游的女真人各部矛盾激化，纷纷迁移。其中一部分原居辽五国部地，金代胡里改路的瓜尔佳氏的女真人由黑龙江、松花江中下游流域向东南方向绥芬河、图门江及朝鲜东北部迁移。在一四四五年朝鲜官修《龙飞御天歌》中大体上记载了这部分瓜尔佳氏女真人的分布、族名、职务、女真姓名、汉名等情况。其中兀良哈瓜尔佳八几速汉姓王，居住在图门江流域及朝鲜东北部；女真兀狄哈瓜尔佳氏乞木那，答比那居住在黑龙江宁安县一带。哥儿答哥居住在吉林省敦化附近；阔儿看兀狄哈瓜尔佳秃成改居住在吉林省珲春河流域。一四O七年秃成改（土成哈）曾任明朝所设的音乐温卫指挥使。另外还记载了居住在朝鲜境内的瓜尔佳氏。在明末称这些女真人为瓦尔喀女真人。瓦尔喀与瓜尔佳同音，瓦尔喀名称是因原称瓜尔佳而得名。在《八旗满州氏族通谱》中记载：瓜尔佳氏中地位最显赫，最有影响的宗族苏完部在元末明初时有兄弟三人，兄佛尔和住苏完地方，二弟尼雅哈齐迁席北，以后做为席北、卦尔察祖，末弟珠察由苏完经瓦尔喀再迁到喜乐温卫所在地。此支瓜尔佳氏在元末明初居住在珲春河、图门江以北。珠察的第七代索尔果又西迁到费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境）。

瓜尔佳氏在明末的第三次迁徙高潮。当时，明朝统治日趋腐败。位居苏子河畔烟囱山下的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崛起，他以武力为后盾，以招抚为手段，对待东北各地的女真人。在这种形势下，明朝逐渐失去了对留居黑龙江女真人及迁到绥芬河、雅兰河、图门江流域女真人的控制，这些女真人与努尔哈赤的祖先有历史渊源，因此在明末他们纷纷迁到建州女真人的政治，军事中心费阿拉。据《清太祖努尔哈赤武皇帝实录》记载：一五八八年，瓜尔佳氏苏完部酋长索尔果苏率本部五百户来归。费英东时年二十五岁，努尔哈赤命其为五大臣之一，并将自己的孙女（努尔哈赤长子禇英之女）下嫁费英东为妻。费英东曾奉努尔哈赤之命率部招抚瓦尔喀噶嘉路、安禇拉库路、雅兰路、西林路以及渥集部的乌尔古宸路、木伦路等地的女真人。努尔哈赤还派人出征宁古塔、尼马察、绥芬、纳木都鲁路将人编户带来，归服及俘获绥芬河、珲春河、雅兰河一带女真人达数万人之多，其中瓜尔佳氏占有相当比例。与此同时，分居在黑龙江、松花江、牡丹江、长白山、乌拉、哈达、辉发、叶赫等地的瓜尔佳氏纷纷迁居费阿拉。《八旗满洲氏旗通谱》——四卷记载了瓜尔佳氏各宗族数百人的迁徙情况。

瓜尔佳氏在清初的第四次迁徙高潮。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一六二五年率女真人进入辽沈地区，迁都辽阳，一六二六年迁都沈阳。一六二六年努尔哈赤去世，其子皇太极继位。一六三五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满族一词正式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一六三六年改后金为清。从此清朝开始进行夺取全国统治的战争，一六四三年皇太极去世。一六四四年其子福临继位，同年清军击败农民军，夺取北京城。清朝为固定中央政权并加强在全国的统治力量，对八旗兵丁以及家属进行了大规模的调动，时人称为“从龙入关”。一六四四年五月初，福临帝叔父多尔衮先统率八旗入北京城，八月二十二日顺治皇帝率领盛京八旗兵丁南迁。当时情况是：男女扶携，辎重继之，车毂相击，弥满道路、络绎不绝。显然，八旗兵丁迁徙规模是很大的。在这次迁徙中，瓜尔佳氏绝大多数进入关内，留居关外者甚少。瓜尔佳氏迁到北京后，瓜尔佳氏除驻守北京外，又被分拔到遍布全国的九十余处驻防地。在满族宗谱中，《凤城瓜尔佳宗谱原序》说：本族在顺治皇帝定鼎中原时，随龙入关，移居北京臭皮胡同，岫岩《瓜尔佳氏合族谱册》记载：原居长白山深河，后随龙到京。新宾《满洲苏完瓜尔佳氏全族宗谱》序说：原居长白，顺治年间迁居北京。据现在搜集到的十余份瓜尔佳氏谱书看，均有本族在顺治元年随龙入关，迁居北京的记载。迁徙使满族及瓜尔佳氏分布到全国重要地区，与汉族交往加深，促使满族及瓜尔佳氏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次迁徙也使东北地区满族人所剩无几。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其中盖州，凤城、金州不过有数百人，整个辽宁地区是荒城废堡、断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在这种形势下，制约和影响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由此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瓜尔佳氏在康熙年间的第五次迁徙高潮。清朝在平定“三藩”叛乱后，为防御沙皇俄国对东北地区的入侵，保护满族发祥地的安全，一六八六年，康熙皇帝派遣吏部侍郎萨海、户部侍郎赛弼汗、内阁学士齐椿到凤城视察屯田，同年康熙皇帝派八旗兵丁到凤城、本溪等处屯垦，每十六丁，二丁承种，余十四丁助给口粮农具。与此同时调拨大量八旗军兵前往驻防；还发遣“三藩”余部到东北各地，充当台丁、站丁和官庄壮丁，开荒种地。清朝一七九六年编纂的《八旗通志》记载：在十八世纪已有八旗官兵六七一人，以此推算人口约有二万余人。

瓜尔佳氏迁徙情况，据金县《关门宗族支派》记载：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六年）关氏先祖由北京拨往盛京所辖金州城旗属满洲镶白旗。岫岩《瓜尔佳氏合族谱册》记载：圣祖仁皇帝（康熙皇帝）将我先祖自北京拨往盛京岫岩。开原《瓜尔佳氏宗谱》记载：康熙二十六年，拨关氏到开原驻防。凤城《瓜尔佳氏宗谱》记载：本宗族在康熙二十六年由北京迁居凤城。现从搜集到的部分瓜尔佳氏谱书中摘录各宗族迁徙情况列表如下：

瓜 尔 佳 氏 迁 徙 表

地区 家谱名称 迁 徙 旗 分

凤城 瓜尔佳氏宗谱 明中期迁苏子河，顺治八年入关，康熙二十六年迁居城。 正红旗

本溪 瓜尔佳氏先远九族共谱 原居苏完安禇拉库长白山爱河锯付色克。 镶红旗

本溪 关氏谱册 原居长白山，后迁兴京，又迁盛京、北京，雍正四年迁居本溪县 正白旗

新宾 苏完瓜尔氏全族宗谱 原居长白山，顺治年间迁北京，康熙年间迁居盛京。 镶白旗

岫岩 瓜尔佳氏合族谱册 原居长白山，顺治年间人关，顺治八年拨往岫岩。 八旗满洲

辽阳 关氏家谱 原居长白山，清初迁到辽阳 正兰旗

桓仁 关门宗族枝派 原居长白山，顺治初年入关，康熙26年拨往金洲，后迁桓仁。 镶白旗

开原 关氏宗谱 原居长白山，康熙四年拨往开原。 镶黄旗

开原 关氏家谱 康熙二十六年由北京迁居开原 正红旗

金县 关宗族支派 清初迁北京，康熙26年迁金洲。 镶白旗

(从网上搜来的，希望对你有收获）

　　（一）苏小小

　　江南自古多名妓，钱塘的秀山媚水就曾经育出过不少才貌俱佳的青楼红颜，南齐苏小小就是其中的一个。苏小小出身于钱塘一户殷实人家，她家先世曾在东晋朝廷为官，晋亡后举家流落到钱塘。苏家利用随身携带的金银珠宝为本钱，在钱塘作买卖。到了苏小小父母这一代，已成为当地的富商。苏小小是父母的独生女儿，所以自小被视为掌上明珠，因长得玲珑娇小，就取名小小。苏家虽是商贾之家，但沿袭了祖上香书遗风，聪明灵慧的苏小小深受薰染，自小能书善诗，文才横溢。可惜好景不长，苏小小十五岁时，父母就相继谢世，苏小小失去了依靠，仍住在城中旧院里，睹物思人，易引起伤感的情绪，于是变卖了在城中的家产，带着乳母贾姨移居到城西的西冷桥畔。事情传开后，钱塘的仕宦客商、名流文士都慕名来西冷桥畔造访然而苏小小却爱上一个名门公子阮郁,俩人如胶似漆，形影不离。萍水姻缘毕竟缺乏根基，半年之后，阮郁的父亲在建康听到儿子在钱塘与妓女混在一起的消息，立即派人把阮郁叫了回去，严加看管在家中，不许他外出半步。阮郁走后，苏小小在家闭门不出，整日仰头企盼，等待情郎的归来。一个月过去了，不见情郎的踪影；一年过去了，连一点音信也没有。苏小小由渴望、失望到绝望，终于病倒在床上。此时却遇一书生--鲍仁,上京赴考,无奈盘缠短缺，无法成行苏小小变卖首饰,倾囊相助就在次年春上，苏小小受了些风寒，因调治不及，加之心境忧郁，年仅二十四岁的她竟就这样香消玉殒，魂飘九霄了。这时鲍仁已在京城金榜题名，奉命出任滑州刺史，赴任时顺道经过钱塘，专门赶到西冷桥畔答谢苏小小，谁料却正赶上她的葬礼。鲍仁白衣白冠抚棺大哭，继而遵照苏小小对贾姨的嘱托，把她安葬在离西冷桥不远的山水极佳处，墓前立碑，上刻“钱塘苏小小之墓。”

　　后来，诸多到钱塘的文人骚客都自愿到苏小小墓前凭吊，于是当地人在她的墓前修建了一个“慕才亭”，为来吊唁的人遮蔽风雨，亭上题着一副楹联：

　　千载芳名留古迹，六朝韵事著西冷

　　（二）薛涛

　　薛涛

　　大唐三百诗三百，不长传奇，唯一的一朵叫薛涛。

　　在唐朝，歌舞坊很多。一个弱女子，歌舞坊的日子是不是一种煎熬，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歌儿就在耳边温柔地飘。

　　在唐朝，女道士很多。没有作过道士，那女子一定很没面子。是因为这个，你才做了道士？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贵妃开先例，时人争仿效；时髦且走红，似花枝头俏。

　　在唐朝，诗人就更多。你的诗人价格也一定不会太高，就像今天，依然有人在说，你的诗好的不多，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少。我不想争辩，不管怎么说，能流传就好。

　　薛涛啊，而今诗歌做了弃妇，一个小诗人突然想与你唠叨。作为同道，他不想做田洙，但知道有你秉烛夜谈，那日子一定不叫日子，叫快乐萦绕。

　　（三）李师师

　　诗曰：

　　嚲眉鸾髻垂云碧，眼入明眸秋水溢。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

　　裁云剪雾制衫穿，束素纤腰恰一搦。桃花为脸玉为肌，费尽丹青描不得。

　　说的正是李师师的美貌。

　　在《水浒》里头，宋江为了招安大计，竟去求李师师，代为引见给当朝皇上徽宋，从而让李师师和梁山泊上百条好汉一样名声大噪。甚至于，老百姓们知道李师师而不知有萧让、乐和这些没有象李逵那样更易出名地专攻打杀却比李师师更精于弹唱雕刻书法等艺术细活的好汉们。

　　上述也许只是评书艺人为了吸引观众而编造的素材，但李师师迷倒了宋徽宗却是真的。本来就笃信道教且痴于书画而没有好好做皇帝的徽宋就又多了一项业余爱好——逛窑子（当然是微服私逛了），终至北宋灭亡。

　　据说，李师师还迷倒了朝中宠臣、宋词好手——周邦彦，以至于徽宗醋意大发，硬是将周好手外贬了事。

　　另外，还有传闻，李纲主持东京保卫战时，李师师有过将全部家财捐赠出来助宋军抗金的义举。如此，将她排在第四位，就更没人有意见了吧？

　　（四）梁红玉

　　梁红玉，原籍安徽池州，生于宋徽宗崇宁元年，祖父与父亲皆武将出身，后征方腊战败获罪被杀。红玉由此沦为为官妓。与韩世忠识，相惜，婚之。宋金交战，梁红玉亲自参与并献计，以少于敌军十倍的兵力困金兀术于黄天荡达四十八天之久。由此名震华夏，威扬夷狄。后来韩世忠、岳飞、刘俊三路北伐，梁红玉随率一女兵队伍，屡败金人、屡立奇功。试问这样一位不输须眉、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第一的名头，舍她其谁？

　　（五）陈圆圆

　　陈圆圆，虽远不如梁红玉英姿飒爽，但她以她的美貌倾倒了吴三桂，倾倒了刘宗敏，倾倒了大顺王朝，也倾倒了许多年后的无数的男人，倾倒了将她排在名妓第二位的我。即便李自成不敌悍满，但吴三桂若不投降多尔衮，满人最少要晚入关几十年。所以说，陈圆圆以她个人魅力的影响着别人而改变了历史。在随后的日子里，身负国贼之名的吴三桂以陈圆圆作为精神支柱，自山西，渡黄河、入潼关、克西安、平李闯、定云南、驱永历，可谓风尘仆仆，东征西伐，为清廷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六）柳如是

　　明末清初名妓，生于1618年，本名杨爱，一说杨朝，杨影怜。十岁那年因家庭窘迫被卖入娼寮。娼门卖俏所必备之技艺，便是她人生的第一章，因天资聪慧，容貌俏丽，诗文丹青出色，颇负声名柳如是虽为妓女，却非常憎恶卖笑生涯柳如是爱恋过江南正义人士宋徵舆、陈子龙，但是，情场履受挫折，极不如意后嫁予东林领袖钱谦益，是常熟著名才子。早在明末已驰名文坛，家中府第连云，肥田千顷，奴婢过百，财力雄厚。因被指控纳贿舞弊，革职在家已十二年。当时，钱已六十岁，早年也是功名事业心极重之人，满怀匡济澄清雄心壮志，只是宦途坎坷，迭遭大挫，才变得消沉颓放，终日在秦楼楚馆中厮混，结果得了个“东林浪子”的外号。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农民军推翻明朝统治。

　　这场事变，倒是折腾出钱谦益几分血性来，积极参与到反清复明斗争中去，家中资产几乎用尽。钱谦益85岁因贫病交加死于家中，时柳如是不足五十岁，钱谦益的丧事由她一手操办。但钱谦益尸骨未寒，族人就眼红他的良田美宅，更欺负柳如是是个女流，就结伙聚众闹起事来。原配陈氏等失宠多年，早对柳如是恨之入骨，每日堵门叫骂不绝，千两银子散光了，众人还是喧集如故。柳如是气得发抖，在安排好钱谦益的后事和惩办闹事一班人的计策后，悬梁自尽，这一年，柳如是49岁。一代风流，玉殒香消，钱谦益和柳如是分葬与常熟虞山故宅的拂水山庄，两墓相距约二十米，钱谦益的墓碑上写“东涧老人之墓”，柳如是墓前石碑上书“河东君之墓”。钱、柳二墓自康熙三年归葬，至今已三百三十多年，今保存完好．

　　（七）董小婉

　　较之上面两位，董小婉的名气似乎还要大些。作为名士冒辟疆的小妾，或《七剑下天山》中冒浣莲她妈，这点滴之无丝毫炫耀之处的“资本”倒是可是忽略不计了。作为清朝四大疑案之首的“顺治出家”的第一号女主角，传闻（真实性未必逊于正史）董小宛为冒辟疆小妾，被洪承畴献给顺治为妃。后董小宛被皇太后赐死，顺治转而消极厌世，竟去五台山出家为僧。如果是这样，即顺治继续在位的话，那么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噪易怒且十分儿女情长的他会象他的儿子玄烨那样果断作出裁撤三藩、会收台湾后听施琅苦劝力排众议而坚定不放弃台湾、会对沙俄、回疆、准噶尔采取强硬措施而维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并保持其稳定昌盛吗？我看未必。所以，换个角度并大而言之，董小婉改变了历史。当然，如果有异议者，偏要认为头天上早朝时神态还正常身体还健康第二天早上宫中养心殿却突然传出其死讯直到下葬群臣都没有见过其遗体的顺治是死了而不是出家且与董小婉没关系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不管如何，董小婉却真的是借此而更加有名了

　　（八）李香君

　　李香君体态娇小玲珑，肤色莹白如玉，绰号“香扇坠”，在秦淮八艳中，她没有顾横波、陈圆圆那样的艳丽妩媚，也没有柳如是、马湘兰那样超群的诗画才情，但传剧《桃花扇》一出，“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香君忠贞刚烈之名，几乎举世皆知，在秦淮群芳中赢了最高声誉。

　　她忠于爱情，矢志为侯方城守贞；忠肝义胆超越男儿，在魏逆权臣阮大铖面前公然唱出“于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宁不教须眉愧煞。其凛然正气如寒冬傲梅，足以令杜牧的名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由此改写！

　　（九）赛金花

　　赛金花的魅力在于：当与赛金花同时代的慈禧高坐庙堂让她的大臣们白天跪倒她的三寸小脚跟前时，赛金花却接着侧卧暖床让这帮人晚上继续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连李鸿章这个国家“上梁”都难以幸免，其它那些衙门里的“下梁”们就可想而知了。什么封疆大史德晓峰对赛金花是一见“重”情，什么户部尚书立山以千两纹银买与赛金花“来日方长”等等。然而，赛金花最重要的一位情人却是与她的首任丈夫兼状元公洪钧出使欧洲四国的时候认识的德国驻俄陆军中尉瓦德西。若干年后，时任联军司令的瓦德西率领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时，赛金花以旧情人的身份力促瓦德西整饬纪律，制止士兵*乱抢掠，大量保全北京城百姓们的生命财产，并使北京城的治安保持了良好的状态。以致于有诗云：“九城芳誉腾人口，万民争传赛金花。” 另外，赛金花对当时和议的达成，八国联军退出北京城一事出力尤多。以致于成了：朝局之转变，民生之利钝，不在衮衮诸公之手，而系在一妓女手中。真是千古之未有、世界之奇谈。赛金花一生中嫁过三人：先嫁同冶年间状元公洪钧，后嫁沪宁铁路总稽查曹瑞忠，最后嫁的是民国政府参议员的魏斯灵。魏斯灵死后，为魏家所逐，闭门寡居，凄苦度日十五年余。死后，家乡人集资了其后事。这真是："救生灵于涂炭，救国家如沉沦，不得已色相牺牲，其功可歌，其德可颂；乏负廓之田园，乏立锥之庐舍，到如此穷愁病死，无儿来哭，无女来啼。"

　　赛金花详细事迹也可参见《孽海花》、《彩云曲》等书

　　（十）小凤仙

　　小凤仙生于贫苦家庭，根红苗正，对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有天生的阶级仇、民族恨，为了实现山青青，水碧碧崇高的革命理想，忍辱负重，投身于妓女行业，为什么，一辈子，在乡下当农妇，能干出一番革命事业吗？不能！周恩来、邓小平此时在国外寻求革命真理，老毛也走出了韶山冲，到北京大学，当了个图书管理员，奋不顾身在杨校长之女儿身上撒播革命火种。小凤仙此时也随革命滚滚洪流，来到了北京，在作为红灯区的八大胡同陕西巷“云吉班”妓院挂牌上岗。八大胡同在当时可谓誉满京华，尽管是红灯区，但政府高官云集，妓女跟高官，而且是现任的高官关系十分密切。洪宪帝制时，“娼妓请愿团”与“六君子请愿团”赫然同列，便是例证。这下知道了吧，小凤仙为什么要进京当妓女，是因为一辈子在家当农村妇女，是见不到的什么大人物的，只有在做了妓女之后才能见到，小凤仙在挂牌上岗后，就见到云南都督蔡锷将军，这下好了，人生难得一知已，千古知音最难觅，弹琴吹箫，小凤仙欣喜若狂找到真正的革命对象了。蔡锷战后赴日本就医，不治逝世。“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小凤仙静坐船头，愤拨瑶琴，思念知音。 “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一声声，如颂如歌如赞礼，赞的是将军拔剑南天，我愿作长风绕战旗”。小凤仙如泣如诉如悲啼，投湖自尽。

姜姓家谱那里有，各地各支不一样，要查自己祖籍的家谱，可以问一问老人便知。\x0d\山东文登：1小云南、峰山、口子后、南潘家、曲疃庄、徐格、河北、峰西、文山、苏家河、佛东夼等村姜姓字辈派字：自士人文，丕（PI）茂荣英。宏昌世德，克振书声。伦常同叙，昭穆永清。蕃延祖业，传嗣万龄。\x0d\2乳山、延寿庵、小河北、河格庄、大耩、小耩、大山前、小山前、姜格庄、耩北头、河格等村姜姓字辈派字：正本永绍，福鸿吉德，文云大祖，京忠明连，振贤如封。\x0d\3乳山大官庄、文登姜新庄姜姓字辈派字：福凤洪连从。\x0d\4姜家庄：宏士学珍，培作祉应天。\x0d\5山东登州文登姜姓字辈：财世福国学，永云连会玉。\x0d\6山东威海姜姓字辈：学书宜立志，明\x0d\7辛巳年（1941年）全国姜姓合大成新派如下：（从炎帝第x世开始）孝友本厚俊秀芬香前传衍庆勋烈降昌肇基建业丹书训详英才左汉忠信相唐封侯赐爵祖武留芳注：嗣后各公裔下务尊此字派，若违则以不孝论。

美国，纽约上州。大熊山麓下有我一间小小的书房。每当上午的阳光洒进来照到书架上那个竹制模型，远在大洋彼岸夯筑一圈的高大围墙、中央敞开的天井，以及沿屋墙排开一间间房屋的长长杉木回廊，便忽忽然闪现到眼前来。

其实土楼一直是在那儿的。远在被世界瞩目之前，远在我意识到它和我关联之前，它就已经凝立在那儿，承受风云变幻，历经人世沧桑。

福建龙岩，原本偏远荒芜。我的先人们为乱世之生计维艰所迫，辗转落脚到了那里。为了抵御匪盗的侵袭和野兽的威胁，他们将松软粘土几番压实夯打，建起这长方形、正方形、圆形、椭圆形……大大小小的土楼。一座又一座，青山绿水间彼此连络有亲的族人分而不离，团结互助，自给自足。

永定县湖坑镇上的南溪水尾土楼群中，那栋四四方方的“庆福楼”总有一百五十年上下的历史了。在现存两万余座当中，这一座规模不算大，也没有特别显著的特色，却是我江氏数代人繁衍生息的空间。

上个世纪初的某一天，我的曾祖父江森球公跨出“庆福楼”高高的门槛，穿过楼前的晒坪，踏著南溪中一块块大青石涉水而过，背着行囊下南洋。通往外乡的黄土路上，他曾经回头留恋地张望过吗？他的脚步，曾经彷徨过吗？那个时候，他的长子次子，我的祖父书拔与叔公书源，尚在幼年。或许，家中妻儿有土楼里众多婆姨妯娌照应，他可以不用挂虑太多；又或许，前方的道路有族中叔伯兄弟引领，他也不会担忧太多。更何况，客家的男丁成年以后总要出去闯荡，这是代代相沿的老规矩，他根本没想过违背，或者迟疑。

于是曾祖父就走了，一去整整十年。在南洋，落地之后要维持生计，生活安定下来之后要挣钱，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这些岁月？他都做过些什么经历过些什么？没有人知道。在家乡，我的曾祖母从田间地头到屋里灶前，又是怎样凭藉自己一双大脚，奉养长辈，管束一双幼子？也没有人能告诉我。

家乡的老人们只还记得，曾祖父性格果决机敏，且为人忠厚仗义，深得族人信任。因此十年后返乡之时，他带回了自己的积蓄，也带回了同乡们交给他的财物。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他经常往返于南洋与家乡之间，把家乡下南洋的青年子弟和小媳妇们送出去，再为滞留在异邦的亲友携带书信、押运钱物返回。直到1942年以后，抗日战争的烽烟四起，路上实在不太平，曾祖父才不再远行，留在土楼里领著子侄耕读持家。

1929年，我曾祖父母的幼女，我的小姑婆出生之时，祖父书拔和他的兄弟书源都已长成挺拔魁梧的青年。当其时，由于地理位置远离政治军事要冲，闽西地区的土匪势力非常强大。不少地方政权由郭凤鸣、卢兴邦、陈国辉等大股土匪武装控制，有些地区几乎遍地皆匪，尤以永定县境内为甚。当代学人张永曾撰文记载：“接近龙岩之太平丰田二里，土匪掳人勒索成为常事，往往仅有数里之路，本地人亦行不得。小乡村之小姓农民耕牛农具被掠，无以耕作，多流离别处或亦当匪，因此有许多田地无人耕种。当军队下乡来剿匪时，同样祸害农民，因为所谓军队也不过是被（何应钦在北伐战争中）收编的大股土匪而已。”

周围人心惶惶，土地大片荒芜，社会环境眼看着倒退到原始部落争斗的原始状态，怀揣著一腔年轻的激情和干劲的祖父在家乡看不到前途，看不到未来。1931年，来不及等已订亲的媳妇过门，他决定和他的几个堂兄弟们一起，翻山越岭到广州大埔求学。

而在家乡，绑票、暗杀、拦路劫掠的事情不断发生，匪患愈演愈烈，终于波及到我家。据我小姑婆回忆，事情发生时她刚记事，大约是在我祖父离家两年之后的某一天。一个陌生人给“庆福楼”送来一封信，一封山中土匪的恐吓信。他们绑架了邻村的苏家大**，索要三百银元赎金。苏家无力偿付，要求他们将这封信转交给我的曾祖父。因为这位苏大**，正是为我祖父订下，而未曾过门的媳妇。

曾祖父如数缴付了银元，赎出苏大**并将她接回了“庆福楼”。可怜这位年轻弱女子被劫持到深山里，数日风餐露宿，担惊受怕，已经病骨支离，在我家楼中只生活了短短十八天便命丧黄泉。

我家无辜地人财两失，难免令苏家过意不去，提出让他家二**再许给我祖父做填房，曾祖父为此写信去征求我祖父的意见。祖父已从广州到了广西宜山，并经由他的叔父江森桐公介绍，在当地税务局谋到了差事。祖父见信后回复道，此时森桐公已另外为他提了一门亲，对方是在梧州市兴业县为官的江西金氏。于是苏家的提议就此作罢。

森桐公与金家老太爷是朋友，见金家五**与我祖父年貌相当，便出面保了这个媒。金家五**上过新学，不仅识文断字，而且凭自己的土地测绘技术在当时的政府部门工作。这位当年就能够自食其力的新女性，便是我的祖母。

1936年，祖父祖母在广西柳州成亲。家父建文与姑母建华、二叔建中相继出生之后，我祖父母带着他们回乡省亲。家乡的老人至今记得我祖母乘坐的轿子出现在南溪之畔的情形。我祖母容颜端丽，态度斯文，与土楼里客家女人的粗放简约大不一样，令他们印象十分深刻。

一时间“庆福楼”中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祖孙子媳大团圆，那是“庆福楼”最热闹也最温馨的时光吧。家父这一年大约五、六岁光景，早上起来穿着乡间罕见的小中山装小皮鞋倚在大门口，看著他的父兄叔伯赤足荷锄往田间去，浑然不懂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只是觉得新奇有趣，更不可能知道外面的世界已进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

假期结束，我祖父先行返回广西柳州税务局任上，大约半年后祖母带着家父兄妹也相随而去。不久，我叔公书源又沿著曾祖父的脚踪只身下南洋，“庆福楼”就冷清了，曾祖父母身边只还剩下一个幼女，我的小姑婆。而我叔公江书源一去南洋，在彼处成亲、生儿育女，再也没有机会回来。

日军的铁蹄自北向南，一路烧杀抢掠。历史的动荡颠簸里，我祖父母为躲避战乱，在广西境内柳州、宜山等地几经搬迁辗转，期间我的二叔、小叔、小姑姑相继出生，祖母的娘家却渐次人丁凋零。解放初期，祖父带着妻儿到桂林投靠开袜厂的一位乡亲，从此桂林成为我们这一支江氏子孙安身立命的地方。

而在永定的老家，我的小姑婆也长大成人，嫁入巫家，离开了“庆福楼”，后来随夫婿迁往龙海定居。五十年代中期，辛劳一生的曾祖父辞世，祖父返乡将曾祖母接到桂林奉养。从此，“庆福楼”离我们就很远很远了。尽管它一直是在那里的，傍著青山绿野，以及晒坪前面长流不断的南溪。

家父在桂林完成了中学的学业，于1954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二叔建中数年后也考入广西农学院。有很长一段时间，家中的生计靠我祖父拉木板车维持，致使我大姑姑不得不早早辍学去打工，挣钱帮补家用。其间捉襟见肘之处，不难想见。

家父在广州，大学毕业之前受到“反右”运动的冲击，被下放到偏远的广西昭平县林场“劳动改造”。他的个人问题因此一再蹉跎，直到经人介绍认识家母。蒙我外祖父通达，两人于1967年成婚。

我出生之前数月，曾祖母谢世，安葬于桂林。她生前肯定会思念土楼，肯定想过再回去看看的吧，然而今天看来这样简单的一个愿望，在那个年代里竟奢侈得无法实现。到我两岁，家母也被下放，我则被留在桂林，跟着祖父母长大。

祖父有一个藤编的小小箱子，里面装着粮票布票户口本，以及他与亲友往来的重要信件，以及一本翠绿色封皮的《江氏家谱》。他说，我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永溪”。因为按照家谱上的排行，我是江氏的“永”字辈，因为家乡永定的老屋前有条小河，叫“南溪”。

从小，地理就念不好。尤其是各地物产，地形特征什么的，简直束手无策。可是对于“永定”这个毫不起眼的地名及其位置，一下子就记住了，每次在地图上一眼就能找到。

祖父说，永定甜菜干颜色乌黑油亮，配上五花肉，无论炒炖蒸煮都香甜鲜美；他指著寄自缅甸的彩色照片，告诉我里面那个剃光头的小和尚叫“永春”，是书源叔公的长孙，我的堂兄；他说家乡戏里的木偶比我还高，眼睛嘴巴都会动，还分生旦净丑……南溪在我童年的岁月里飘忽，如一种相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心头平稳地，缓慢地，悄无声息地流动。

可不知为什么，祖父从来不曾对我仔细描述过土楼，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祖父口中的“老屋”，我祖辈父辈生长于兹的所在，是一座和我所见过的任何可以称作“房舍”的东西都大不一样，后来要成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一份子的独特建筑。

想来“乡愁”之於游子，更多的是对那一方土地的眷恋，以及对骨肉至亲的悬望。这种眷恋与悬望里遥远的“家”，其间点点滴滴的细枝末节都可供反复咀嚼回味。至于“家”的实体是斗室还是深院，是茅屋还是“世界物质遗产”，倒没有那么重要了。

七十年代末期，我们家乃至整个中国，都终于走出政治运动的阴影，希望的田野上一派阳光朝气。家父与众位叔叔、姑姑们的工作都得以重新安排，我祖父也终于可以回老家省亲了。彼时我面临初中升学考试，不能请长假随行。祖父见到了小姑婆一家，带回来家乡乌黑油亮的甜菜干。祖父说，我也应该回去看看，客家人可以散居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却不能不回去，人人如此，这也是老规矩。

上初二那年，永定乡下来了一位书楼叔公，专程到桂林探访我祖父母。书楼叔公在桂林盘桓的数天，是我陪侍在侧，深得叔公钟爱。他临走前和祖父商定，让我次年暑假回乡省亲。可当年闽道之艰难尤胜于蜀道，交通并不便利。祖父不放心我独自上路，家里经济情况又不允许他带我同行，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下来。此后，每年差不多过完春节，书楼叔公就会在来信中问：今年暑假回来吧？如此我考完高中，又要考大学，暑假一个接一个来了又去，直到祖父卧病沉重了，我仍然无法成行。垂危的病榻之上，祖父对我说，他这一生俯仰无愧于天地，亦无憾恨。嘱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有机会，要回老家去。

祖父过世之后，我一路读书，一路走，书读得越多，人也走得越远，最后竟然也远涉重洋到了美国，比南洋还要远的异邦。也不知道冥冥之中是不是一种宿命，客家子弟注定要漂洋过海的宿命。

到书楼叔公过世以后，没有人再唤我“永溪”，也没有人再和我提起永定了。我和老家的距离，有一阵子很远很远，与我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多瓜葛。我大洋彼岸的乡愁里，融合了儿时全部记忆的桂林山水，相比之下要具体得多。

直到1999年，在宾州伯利恒小城简陋的公寓里，那个很寻常，没有任何先兆的仲春夜晚，我接到一通从加州打来的电话。那头陌生的声音细细查问我的姓名家世，然后，他说出一句话，语气非常慈爱温和，却让我震惊得手都发抖：“孩子，我是你的叔公。”

——这便是我祖父生前念叨过无数遍，1938年与他一起离开家乡去广东求学的堂弟江际臣公，那本翠绿色封皮家谱的主要编撰者。

际臣叔公曾就读于中央陆军官校，毕业后供职於国民党中央委员会，49年随军撤往台北，此后与我祖父再未谋面。找到我的时候，叔公已年届八十高龄，因身患绝症被台北荣民总医院送往加州医治。

我旋即飞去和他见面。在他手里，我见到了一本图文并茂，印刷精美的杂志，一本关于土楼以及客家文化的介绍专刊。

指点着封面上那个庞大的灰黑色圆形建筑物，际臣叔公告诉我，这就是老家，这就是土楼。六十年代初，美国人在卫星照片中发现福建西部崇山峻岭间这些楼群，还以为是核反应堆，其实土楼不过是我们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建筑，随后，土楼以其将古老的夯土技术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功能完备、结构巧妙，引来举世瞩目。

在那次相聚短短的两三天里，叔公慢慢告诉我，南溪边上那几座彼此相依的五座土楼统称“水尾楼”，其中包括我家方形的“庆福楼”，也包括他家圆形的“天一楼”。这是第一次，远远地，惊异而模糊地，我看见了我祖父口中的“乡下老屋”。老家从模糊迷离的概念中一下子跳脱出来，变成眼前一幅幅清晰的画面——山依楼旁，水过楼前，家在楼中。水因山而添灵秀，山因楼而增雄浑，楼因人而有了灵魂。

通过际臣叔公穿针引线，古老的“庆福楼”也远远地看见了我。方形围墙上屋脊的灰黑色，山头柿子成熟的深红，在老家亲人们盼归的殷切呼唤里，越来越生动，越来越清晰。我从电子邮件不间断地往还中，知道乡下修了大路，知道龙岩有了飞机场；从电话里，我听见永定城中过年的爆竹声声，我听见老家亲人吃团圆饭的笑语……庆福楼和南溪，以及亲人们对我血浓于水的牵挂，越来越近了。

本来，际臣叔公说他要领着我一起回去的。不仅要回永定，还要去缅甸、马来西亚，去认一认流散在那里的宗亲长辈。可惜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际臣叔公于2001年底在台北去世。

2006年春，我收到“海外华文媒体聚焦海西”活动的邀请函，看到行程表上“龙岩”两个字赫然在目，根本连想也来不及想，立刻决定要回去。

终于回来了。祖辈父辈们口中传讲的永定，终于变成我脚下坚实的土地、眼前实在的山水风物和耳边似懂非懂的客家乡音。老家的姑姑伯伯、兄弟姐妹，明明素未谋面，却让我从他们脸上的轮廓和表情里，看见了熟悉的线条和血脉相连的温情。两万余座土楼，说多不多，说少也绝对不少，可只要我报上姓名，江氏族人立刻就知道我应该归于哪一座。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所谓“根”，并非一个虚无渺茫的意象，而是一个真切实在的物象。而这个物象对于异乡的客家子弟来说，究竟有多么强韧的牵引力。

终于回来了。丽明姑姑陪着我，踏上了那条已铺上柏油的黄土路，沿我曾祖父、祖父、父亲离乡的足迹，走进湖坑镇，见到了一直守护着曾祖父坟冢的万松叔。万松叔家的新居建在南溪的另一边，与土楼隔水相对，南溪里昔日的大青石，换成了他亲手筑成的水泥礅。踏上去，看见南溪的潺潺流水以及溪边土楼的刹那，我呀地叫出声来，焦急的心随即妥贴：啊，该在的都在这儿等我，多好。

其实从来没见过，即使在梦里也缺乏想象的凭据，只因为这里的一石一木与我俱有亲缘，所以一点儿也不觉得陌生。我一步步走近，“庆福楼”黑色鎏金的楹联就在眼前：“庆由善积，福自天申”。我仰头凝视那几个的大字，庆福，庆福，是吉庆有余，福祚绵长吗，是吗？是吗？当土楼落成之日，我的曾祖题写下这个楼名之时，是怎样的心情？简简单单的“庆福”二字里，包含著他对子孙后代怎样殷切的期许，怎样深厚的祝福？

穿过晒坪，一脚迈进门槛，立刻感觉到那些源远流长的血脉连通，正从脚底下的泥土中慢慢渗透出来。左手边是我曾祖母围绕过无数次的灶台。一口巨大的铁锅架在上面，仿佛曾祖母随时会迈著一双大脚进来，为我举起洗尘的炊烟；楼上，书源叔公的房门深锁，南洋欲归无计的永恒怅惘关满一室；小姑婆的闺房里，她顶著红盖头起身，即将嫁为人妇的脚步迟疑就在眼前；回廊上，祖父的身影时隐时现，笑看我乍然面对这一切不由自主的晕眩；童稚的父亲依然穿着小中山装新皮鞋，将天井中央那一眼依然清光凛冽的水井指给我看……

上下三层楼，二十四间房，男女老幼的身影来来往往，笑语喧哗，顿时热闹起来。夯土高墙与杉木回廊，威严与亲切，久远与此刻，列祖列宗与我，在屋顶圈成的四方天空之下，一时间满浴柔和温暖的阳光。

终于回来了。土楼对面葱郁的山坡上，曾祖父长眠的墓前，万松叔把点燃的香高举过头，在碑前为我祝祷：“小溪回来看望您老人家了，她是从很远的美国回来的啊。您在天之灵保佑她平平安安，健康幸福。”

我俯伏祭拜，视线在那一刻一片模糊。

高投乡的江氏宗祠，专门为我敞开了大门，堂兄教我祭拜的礼仪，我焚香跪拜以告：我回来了。握着年逾七十的大伯、伯母满是老茧的手，我和堂兄弟们嬉笑把盏：我回来了。离开永定，乘车乘船抵达龙海的石码镇，白发苍苍的小姑婆拉着我的手不肯放，我泪流满面——我回来了。在两代人几十年的悬望之后，我到底回来了。无论走得多远，无论定居何处，客家的子孙总要回到祖居之地，代代如此，人人如此，这是老规矩。

常听人说，客家人和犹太人很相似，都是历史上被迫大规模迁徙的族群，都世代固守自身的文化传统，都注重教育，都坚忍、勤奋而刻苦。然而，犹太人是没有根的，我们客家人却有这样一片广阔、美丽、经济腾飞的祖居地可以依托。根深而叶茂，游子的乡情是绿叶对根在文化上，情感上的归依。游子与故土的双手一握，血脉就此重新相连。必有根对绿叶输送的营养，源源不断，更有绿叶对根回报的情意，生生不息。不管我的一双手多么小，不管还有多少间阻，这一握传递的暖意，从此将不会消散。

难于蜀道的闽道，现今已是通途。在我回去之前，家父领着桂林的叔叔姑姑们就回去过。后来，家父和家母和我一起领着我先生、我弟弟，以及我那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又再一次返回永定省亲。

客家土楼，人说是神秘莫测又诱人探寻的土楼，如今之於世界，是受到特殊保护的“物质文化遗产”。于我，则并不神秘也无需探寻，它总是在那里的。栉风沐雨百数年的“庆福楼”，屹立成我心上一枚稳稳的纸镇，凝重而深情地压住了我，万里关山之外的乡情。于我在异邦生长的孩子们，也有了实实在在的亲缘，以后当她们在美国的土地上再看见土楼的或者再听人说起，她们也会述说另一段她们自己与“庆福楼”的故事。

“庆福楼”。从此，在纽约州的大熊山下，只要我们一回眸便能看见——山依楼旁，水过楼前，根在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