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庙村，位于咸阳城区东北15公里的渭北黄土台原上，是渭城区韩家湾乡辖下的一个普通村庄。明、清时期，该村官路口寿峰寺的白色墙面为过往车辆提供了一个显目的标志，寿峰寺习称白庙。村以庙名，遂定名为白庙村。

白庙村南面不远处是埋葬着西汉第二个皇帝——汉惠帝刘盈的安陵大冢。村周围有汉安陵邑城垣遗址。附近的汉代文化堆积层及建筑材料、生活用品等遗物，时有发现。因此，白庙村作为西汉安陵邑的故地，已属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这块地方汉代以前的历史演变及其与中国古代司马氏、班氏两大史学世家的关系等历史文化渊源，还有待挖掘和展现。本文就此谈一些个人看法，以供识者参考。 秦汉以前，白庙村所在的安陵故城是什么地方成书于唐初的《括地志》里有答案：“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阳东二十一里①，周之程邑也。”然而周之程邑，并非此地建置的源头。罗长源的《路史》说：“程。商封吴回后，今咸阳故安陵城，周程邑也。”郑樵的《通志》也说：“程氏，伯爵，风姓，重黎之后也。重为火正，裔孙封于程”。(关于吴回、重黎，下文有解)。由此可见，程是商代咸阳市区境内的一个小封国，这个封国怎样演变为周之程邑，需要作进一步考察。

商代后期，居住在关中西部的周族势力逐步强大起来。该部族的首领由于坚持推行其祖先后稷、公刘等创始的种植技术，促进农业生产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在政治上以“仁政”对抗殷商王朝的“暴政”，对周围的部族，采取德威并重的措施，促其归顺，从而使统治区的范围不断扩大。当时，处于周国东部的程国，因“损禄增爵，群臣貌匮，比而戾民②”而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周族的首领季历于公元前1124年(商武乙二十四年)率师伐程，占领了程地。之后，又于公元前1108年(商文丁五年)，在这里营造程邑，创建了见诸记载的咸阳境内渭水北岸的第一座城邑③。

程邑的建造，暴露了季历东进的意图，对殷商王朝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这块地方北距泾、南控渭、东部为泾渭之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进可顺流而下，直捣黄河以东；退可赖三面临水，以为屏障。程邑建造后不久，季历便被商王文丁杀掉。季历死后，其子孙在西周建国前仍居于程邑，“维周王宅程”(《逸周书·大匡》)。季历的儿子周文王，从程地出发，消灭了渭河南部沣河流域的侯爵大国崇国，把周国的国都，由关中西部的周原迁到了关中中部的丰京。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除了在沣河东岸营造镐京之外，程邑仍然是他的居邑和攻打商王朝的根据地。《吕氏春秋·审应览，具备》 记载：“不得其具，贤虽过汤武，则劳而无功矣。汤尝约于亳，武王尝穷于毕裎(程)矣。”证明武王伐纣的准备工作，是在毕程④这个地方进行的。西周建国后，这里是程伯的封地。西周末，程伯的后代同周平王一起迁到洛阳。程国故地，经过战乱，同丰、镐二京一道被夷为平地，成了“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的田野。

周王朝东迁之后，关中西部靠养殖业起家的秦族勃然兴起，他们在依照原先周族的路线，沿渭河东进的同时，获得了种植业的生产技术，使种植业和养殖业都得到了发展。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在程国故地，建造了都城咸阳。孝公的后代，一方面不断东征，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另一方面陆续将都城由渭北向渭南扩展，意欲把都城的中心逐步由渭北转置渭南。延至秦始皇，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第二个目标却是在秦亡后，由西汉王朝实现的。

通过以上记述，可以将程邑的历史地位，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咸阳的建城时间，不应由公元前350年的秦国都城算起，而应由公元前1108年商代的程邑算起，迄今已有3110多年的历史。第二，程地是中国周、秦两个朝代实现大统一的出发点。如果说周代实行的是诸侯分封制度的大统一的话，那么，秦代实行的则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大统一。两次统一，在中国历史上，都起到了推进社会进步的划时代作用。第三，咸阳的城市建设，汉代以前，经历了两次由渭北向渭南的扩展过程，同样也经历了两次彻底的毁灭，是中国历史上诸多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一面镜子。 程邑与史学世家司马氏的关系，从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中可以找到线索。司马迁写道：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在《史记·楚世家》里，司马迁又写道：帝喾时代，因重黎对作乱的共工诛之不力而被帝喾所杀，“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及其后代在夏代有无封地，封于何处，不得而知，但商代封于程地，却是有籍可查的事实。他们的任务是“世序天地”，这也许是那个时代史官的首要任务。我们翻开《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一开头就是“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⑤”，目的是要通过天象观测来弄清时间，如果不首先弄清时间，将何以纪事所以古代的史官也称作天官。

吴回的后代，在西周时期，并没有失掉其伯爵的地位和史官的职务。周初的史官程伯史佚(史佚又称尹佚)，为武王、成王、康王时名臣，与太公望、周公旦、召公被尊为“四圣”。史佚后裔世代袭封至周宣王时的程伯休甫，才因“失其守”而降为司马氏。司马氏虽无爵位，但仍承担着“世典周史”的工作。公元前770年，他们随周平王一起迁到洛阳。大约在公元前649年左右，因东周王朝政局混乱，司马氏逃到了晋国，随后又流落到卫、赵、秦等地，不从事史官工作。后世史家，对这一现象发出了“畴人子弟分散”、“史不记时，君不告朔”的憾叹!

司马氏流落到秦国的有名将司马错，秦惠王时因伐蜀功留作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跟随武安君白起参加长平之战，回来后同白起一并被秦昭王赐死咸阳杜邮亭。司马靳的第五代孙司马谈，重新操起史官的业务，其子司马迁，继承父业，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学巨著《史记》。

以上记述表明：程这个地方，始终是和史官的名字连为一体的，从商封吴回的后代算起，到周的程伯史佚、休甫、司马氏，在这里居住和活动了800余年。可以说，这里不仅是司马迁老祖宗的宅居，而且是商、周时代中国的史学之乡。 公元前188年，西汉惠帝死葬安陵，置安陵邑，迁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到此作为安陵邑的居民。后来安陵的居民发展到万户以上。住户中有许多名门望族，班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班氏家族之涉于史学，是从东汉初年班彪开始的。《后汉书·班彪列传》记：“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缺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

班彪死后，他的儿子班固，为完成其父的未竟之业，“潜精研思”，在安陵故里对班彪史记后传的体例和内容进行修改、补充和提高。此项工作开始不久，便被人密告到汉明帝那里，说他私自改作国史。明帝下诏，把班固关进长安的牢狱，抄收家藏全部书籍。班固的弟弟班超怕班固在郡守的刑考下不能自明其说，便急速驰往京都，向明帝说明情况，得到了明帝的谅解，擢班固任兰台令史、典校秘书等职，给班固的修史工作提供了官方的认可和有利的条件。此后，班固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基本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整的断代史《汉书》。

班固任职的同时，班超也随母亲到了洛阳，因家贫，常常为官府抄写文书聊以糊口。明帝知道后，给了班超兰台令史的职位，使他们兄弟能够在一起从事同一的工作。但班超志不在编书，而在“立功异域，以取封候”，干一番惊天动地事业的理想上。后来他率领三十六人之师，转战西域各国，打通了长期被匈奴控制的西域南北两路交通；因屡建奇功而被封为定远侯，任西域都护之职。班超在西域呆了三十一年，一直呆到七十岁高龄，才在他的妹妹班昭给和帝那篇感人肺腑的陈词下，被调回京城。班超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他打通西域的业绩，而且还有激励后人勇敢精神的“投笔从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文化遗产。

班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史学家，是《汉书》的撰写人之一。她的兄长班固生前并没有全部完成《汉书》的编写工作，所剩下的《天文志》及《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等都是由班昭完成的。班昭不仅完成了《汉书》的编写任务，而且通过她的校对、刊行，使《汉书》流传于世。《汉书》成书后，读不通的人甚多，班昭又担任教师，对他们进行教习。东汉著名学者马融，就是伏于班昭阁下就读的学子之一。

班超的儿子班勇，也是这个史学世家的一名成员。班超死后，匈奴又一次侵占西域各国，并攻占了西域都护府，造成“玉门关闭，西域路绝”的局面。汉安帝任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与北匈奴呼衍王决战车师北部，歼灭了匈奴的主力，再次开通东汉与西域各国的交往，营造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安定环境。班勇没有忘记自己是史学家的后代，搜集了西域各国地情资料，以备著史之用。《后汉书·西域传》卷末记：“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班勇的贡献，已被载入史册。

综上所述，班氏三代，可称是中国汉代名副其实的史学世家。

如果把白庙村与汉代的安陵邑、商周的程邑连接起来，是不是可以说，这个地方是中国史学家的摇篮。

百家姓中有许多古怪的姓氏，像复姓中的新垣、第五、端木等，单姓中也有类似于死、狗、操等难以说出口的，至于像娀(sōng)、芃(péng)这样不好发音的，估计每次跟人自我介绍时都想要撞墙。稀有姓氏外人叫起来难免有些费劲和怪异，而对于拥有者来说，往往都有着特别的体验。其实这些古怪姓氏的背后，大多都有一段有趣的历史。今天看鉴君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在姓氏中很怪异而且如今很少见的姓氏。被误认为日本人的姓氏一提到新垣，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宅男女神新垣结衣，不过新垣这个姓氏可妥妥的是个中国复姓，我国历史上就有两位新垣氏的名人，一位是战国的新垣衍，一位是西汉方士新垣平。这个姓氏的来源虽然已不可考，不过日本的新垣氏却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的新垣氏大多来自于冲绳地区，而冲绳是古琉球王国所在地，一直到清朝末年冲绳地区都是我国的领土和附庸，所以日本的新垣氏很有可能就来源于我国古代的复姓。复姓“端木”的人也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日本人，端木其实也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姓氏，孔子的高徒子贡，原名便叫做端木赐。现在的端木氏仍有不少，比如我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法学家端木恺老先生，以及才女萧红的丈夫端木蕻（hóng）良等。不过端木氏的后人为了方便，现在大多将姓氏改成了端或木姓，不得不说瞬间少了一丝神秘感。开挂姓氏司马氏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其实并不罕见，然而到了现在，复姓司马的已经变成了稀有“动物”。关于他的来源，相传是由官职演化而来，司马在古代与司徒、司空、司寇并为西周六官中的官名，后世流传为姓。在古代司马氏可谓一个开挂的复姓，曾先后出过司马迁、司马相如、司马懿、司马光等一大票响当当的人物，不过如今据统计司马氏家族已经不到3万人。最有味道的姓氏弥漫着酸性气息的醋姓，即使在生僻姓氏里也很少见。作为一个自带浓郁生活气息的姓氏，醋姓始祖相传是西周时期管理醋的厨子，可能是过于爱岗敬业，所以后来索性以职务为姓。其实除了醋以外，柴、米、油、盐、酱、茶等都有人在使用，由此可见古人在姓氏创造上朴素和实用的价值观。最尴尬的姓氏如果说上面的姓氏还只是稀少和怪异的话，那么难、死、黑、老、毒等姓氏则让人尴尬的要死。这些姓氏能被创造并流传下来简直是个奇迹，其实这些姓氏并非汉姓，而是鲜卑族汉化时流传下来的音译姓，现在已经几乎很少有人姓这些了。狗姓、猪姓、驴姓则领衔动物类尴尬姓氏，这些过于直接的姓氏具体来源都已不可考，有学者称与上古动物图腾有关。历史记载中除了狗姓，曾出过狗未央、狗剑两位名人外，其它都鲜有著名人物，大概在流传演变的过程中，都已改用读音相近的苟、朱、吕等姓氏了。不过若论让人尬到飞起的，非操姓莫属。操姓最早见于史籍者是隋末农民起义领袖操师乞，有人曾说操氏是曹操后人改姓，但并没有实锤，司马氏篡魏后并没有杀戮曹氏皇族，曹姓后人也没有改姓的必要。操字在古代本来也没有现代词汇中的污辱之意，只不过在语言流变中，被异化了概念，成为那个同音不同字的污辱词汇的替代品。稀有姓氏有的让人以引为傲，有的让人难以启齿，有的则濒临灭绝，但不论你的姓氏是大姓还是小姓，单姓还是复姓，常见性还是古怪姓，每一个其实都是我国灿烂姓氏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古老文化传承的一种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