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1916）至德堂木活字本

历史所 江苏苏州市图 日本 美国

2773江苏无锡闾江吴氏续修宗谱十八卷

（清）吴超然修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经远堂木活字本

复旦大学

注：吴明轩首修於明代。

2774江苏江阴严 吴氏宗谱四十卷

（清）任震初纂修

清同治八年（1869）恩敬堂活字本 二十八册

历史所

注：吴日宣始修於明万历三十七年，此为六修。

2775江苏江阴后底泾吴氏宗谱十九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吴翔九等九修

清光绪十三年（1887）活字本 二十册

美国

2776江苏江阴后底泾吴氏宗谱二十五卷

（民国）吴增甲纂修

民国三十八年（1949）源德堂铅印本 二十五册

江苏苏州市图

2777江苏江阴澄江横邨吴氏宗谱十卷

（民国）吴顺根 吴秉灿等纂

民国二十四年（1935）至德堂木刻本

江苏苏州市图 江苏江阴县档

注：谱首修於明烘武七年。

2778江苏宜兴北渠吴氏族谱七卷

（清）吴光焯等重修

清光绪五年（1879）活字本 八册

吉林大学

2779江苏宜兴北渠吴氏族谱八卷首一卷

（清）吴德庸修

清光绪五年（1879）木活字本 十二册

上海图

2780江苏宜兴北渠吴氏族谱六卷首一卷

（清）吴一清等修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活字本

北图 科图 历史所 河北大学 吉林

大学 江苏常州市图

注：吴性始修於明嘉靖三十一年。

2781江苏宜兴北渠吴氏族谱八卷

（清）吴润徵编修

清宣统间活字本 十二册

吉林大学

2782江苏宜兴北渠吴氏族谱不分卷

清钞本

科图

2783江苏宜兴北渠吴民族谱八卷首一卷

（民国）吴一清等纂修

民国十九年（1930）活字本

北图（二部） 南开大学 辽宁图 吉林大学

日本 美国

2784江苏宜兴城塘吴氏宗谱十五卷

（民国）吴国瑾 吴正美主修

民国三年（1914）崇礼堂铅印本 二十二册

历史所

注：吴子道始修於明洪武二十年。

2785江苏宜兴宜荆吴氏宗谱十卷首四卷

（民国）吴诚一等八修

民国十五年（1926）齐美堂活字本 三十六册

北图

2786江苏宜兴吴氏宗谱二十一卷

（民国）吴唱续修

民国十八年（1929）继述堂木刻本 二十四册

河北大学

z787江苏宜兴钟离吴氏重修忠义分谱八卷。

（民国）吴莲溪续纂

民国三十六年（1947）恩敬堂铅印本 八册

历史所

注：一名《钟离吴氏宗谱》。谱始修於清嘉庆十五

年。

2788江苏苏州吴氏家乘三卷

（清）吴潮 吴文垲修

清据嘉庆六年（1801）源远堂本钞本 二册

江苏苏州市图

2789江苏常熟新修丹阳分常熟吴氏支谱六卷

（清）吴焕文 吴焯等修

清光绪十四年（1888）修 稿本 五册

江苏常熟市图

注：封面作《吴氏支谱草稿》。

▲《义乌吴氏家谱》序

作者：梁启超来源：

谱牒之学,起于周汉,而极盛于南北朝。

《新史学》是梁启超所撰的一篇长文，它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试图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继上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之后，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前者着眼于撰写"中国史"的具体构想；

后者着眼于从理论上批判"旧史"。作者自称"新史氏"，倡言"史界革命"，意在创立"新史学"。这两篇文章，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和第四册。

《新史学》全文凡6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它与《中国史叙论》在节目上多有异同，然其基本思想前后连贯，二文在内容上互相补充，故宜结合起来考察，益可见作者倡导"新史学"的旨趣所在。梁启超对西学有广泛的涉猎，他在这两篇文章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提出并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问题。

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作者在两文中都论到史学的"界说"，而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则是"界说"中居于首要地位的问题。作者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他说的"历史"，按其意，当是历史撰述，亦即史家撰述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历史撰述是"叙述进化之现象"，这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史学"之历史撰述的性质。以此为前提，作者给历史学确定了一个内涵，就是："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化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质而言之，历史学当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考察和叙述种种进化现象，这就是"新史学"的本质。作者认为，"历史之真象"即运动规律"如一螺线"。这里说的"历史"，是指客观历史过程。他的这个认识，把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朴素进化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梁启超之言历史进化和历史真象，并未超出他的老师康有为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之说，即局限于庸俗进化论的范围。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但梁启超强调"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没看重"人群"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分配关系对于这种"进化"的作用，这是他的局限性。

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和"主体"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所谓"公理公例"，就是下面他说的历史哲学。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和"主体"结合而成的。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矣。"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到认识"全体之史"、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即："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历史〔撰述〕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吾辈食今日文化之福，是为对于古人已得之权利，而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对于后人而不可不尽之义务也。而史家所以尽此义务之道，即求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这是表明，史学对于文化进化的社会作用，主要不是对于一人一事之经验教训的借鉴，而是从公理公例中得到启示，即"循其理、率其例"而表现出来。这是"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关于"史学与他学之关系"。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是"新史学"的特点之一。梁启超认为："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他在《中国史叙论》中，讨论了地理学、人种学、年代学、考古学与撰述中国史的关系；在《新史学》中，有"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纪年"的专题。举例说来，他强调"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诸多论述，皆源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理论；他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则多据康德学说。他所引进的西方学人的一些认识，即便在当时来看，有的也是不正确的；但从他倡导的"新史学"的方法论来说，在当时却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这是梁启超"新史学"论纲的一个突出的部分。这个批判，贯穿于二文之中，其势之猛，其辞之烈，前所未有。他认为中国史学是"发达"的，但他对这种"发达"却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过是"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梁启超具体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是"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是"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又有三"恶果"，即"难读"、"难别择"、"无感触"。其议论排击，多以西人、西史为据。梁启超虽也慷慨地把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但认为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等等，其所否定，可谓淋漓尽致，颇有不容分辩之势。这在当时提倡西学、批判旧学的思潮之下，提出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为"史界革命"和开创"新史学"开辟道路，在思想观念的转变上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具有客观上的积极作用。但也必须看到，梁启超的这种对"旧史"的批判，在立论上，往往得失参半；在许多结论上，更是误解强于精审，谬误多于正确。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这种批判不是建立在冷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因而带有明显的武断和感情色彩。又一条是，作者错误地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苛求于梁启超。其实，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者，即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訄书》对西学的理解、消化、吸收，对中国史学的剖析、扬弃，反映出更多的理性认识，是梁启超二文所不及的。总的来看，《新史学》的成就，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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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的意思是二十四史不是纯粹的历史记载,只是那坐皇朝的二十四个姓的家谱罢了它的意译也可理解为历史是当权者写的,只会记载当权者的生平事迹之类大多数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发家史，没有记载普通人的。比如它不会记载某年某月某个农民种地的事吧。

鲁迅有言，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了他们的精神状况。“也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搞混了，或者鲁迅先生曾经在某篇文章引用过类似的话，就不得而知了。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这句点评的话在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时在写上去了。

至于鲁迅先生，他是极为赞同这个观点的，不过鲁迅先生在什么文章里赞同，这个就不知道了。

你如果百度的话，可以百度出一篇课后作业，叫《鲁迅的后园》，作者不是鲁迅，这篇文章是否是课文就不得而知了（毕业很多年了），里面倒是有一句话”鲁迅有言，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了他们的精神状况。“也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搞混了，或者鲁迅先生曾经在某篇文章引用过类似的话，就不得而知了。

清朝家谱清太祖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清太宗 爱新觉罗皇太极

清世祖 爱新觉罗福临，年号顺治，通称顺治皇帝

清圣祖 爱新觉罗玄烨，年号康熙，通称康熙皇帝

清世宗 爱新觉罗胤禛，年号雍正，通称雍正皇帝

清高宗 爱新觉罗弘历，年号乾隆，通称乾隆皇帝

清仁宗 爱新觉罗颙琰，年号嘉庆，通称嘉庆皇帝

清宣宗 爱新觉罗旻宁，年号道光，通称道光皇帝

清文宗 爱新觉罗奕詝，年号咸丰，通称咸丰皇帝

清穆宗 爱新觉罗载淳，年号同治，通称同治皇帝

清德宗 爱新觉罗载湉，年号光绪，通称光绪皇帝

清逊帝 爱新觉罗溥仪，年号宣统，通称宣统皇帝

清穆宗

同治皇帝载淳

清穆宗，名爱新觉罗· 载淳（公元1856－1874年），咸丰病死后继位。在位13年，患天花而死（另一说为患梅毒而死），终年19岁。葬于惠陵（今河北省易遵化县西北），谥号为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皇帝。

同治帝载淳，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三日。其母为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公元1861年7月咸丰病死后，他于同日在灵柩前继位，改年号为“祺祥”。

同治皇帝的即位是清代帝王中最顺理成章，最没有争议的一个，咸丰皇帝共有两个儿子，同治是他的长子，次子三岁就夭折了，所以同治成了皇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同治即位时，只有6岁，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辅政。这一年的十月，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满八位大臣专权，和恭亲王奕炘合谋发动辛酉政变，乘 皇室从热河回北京之机，将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其他五人革职或遣戍，实行两太后“垂帘听政”，自己掌握实权，改年号为“同治”，以第二年为同治元年。

慈禧任奕炘为议政王、军机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地主武装，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实行借洋兵剿逆的政策，先后镇 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延缓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她一方面采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开办一些新式工业， 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另一方面，又支持顽固派 对洋务派进行牵制，以加强深宫集权。被清朝统治阶级称为“同治中兴”。

同治幼年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确实是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同治的荒*程度比他父亲咸丰还要厉害。他有许多后 妃，却还要常常带了两个心腹太监，换上平民服装，偷偷溜出皇宫，到京师的南城娼妓区去寻花问柳，夜间不回皇宫。据说，时间一长，染上了梅毒，病倒了。起初 只觉得浑身发烧，口渴，腰疼，小便不畅。太医摸不透是什么病，只当普通的感冒来治。一连几天，烧热不退。又便秘，颈项、肓背、腰部等处发出紫红斑块。到公 元1874年11月，头部、脸面上都出现紫色发亮的斑块，左边脸颊上的斑块被抓破，渗出血水，又颊肿得厉害，上下嘴唇都朝外鼓着，腰部化脓，很远就能闻到 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慈禧太后怕同治从镜子里见自己的尊容会受惊，便命太监将养心殿内所有的镜子都收藏起来，不便挪动的穿衣镜等，用红缎蒙上。同治命人拿 镜子，皇后等人也以病人不宜照照子为理由劝阻。

为了维护皇帝的尊言，宫中对于同治患梅毒之事多方掩饰，只说是出天花。一天，同治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并向他诉说慈禧太后又为细微小事责骂她，还失声 哭泣起来。慈禧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媳妇，并设下了监视的耳目。这天，慈禧听说皇后去探视皇帝，便亲自到养心殿东暖阁外偷听他俩的谈话。她听到皇后在诉说她 的不是，就怒气冲冲地闯了进去，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就打，并且叫内廷太监准备棍杖，要严厉责罚皇后。同治见状，被吓得昏厥了过去，慈禧这才没有对皇 后用刑。同治的病势却从此越来越重，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死于养心殿东暖阁。

同治死后的庙号为穆宗毅皇帝，史称同治皇帝。

清德宗

光绪皇帝载湉

清德宗，名爱新觉罗· 载湉（公元1871－1908年），是道光帝的第七子醇亲王奕寰的儿子，慈禧太后外甥。同治皇帝病死后继位。为清入关第九帝，在位34年，病死（另一说是 被慈禧或袁世凯毒死），终年38岁。葬于崇陵（今河北省易县西50里），谥号为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

光绪帝载湉，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同治皇帝死后没有儿子，慈禧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把持朝政，亲自指定醇亲王的次子，也是自己妹妹的亲生子，年仅4岁的载湉继承皇位。

当时同治皇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已有身孕。慈禧担心阿鲁特氏日后如生下个儿子，将会威胁她的地位，便下令断绝阿鲁特氏的饮食。只得依靠母家送来的一些食物 维持生命。阿鲁特氏暗暗写了一张纸条传到母家，问她父亲该怎么办。她父亲写到“皇后圣明”四个字，意思是别人都没有办法救你，只有你自己决定了。阿鲁特氏 绝望，于公元1875年2月20日深夜三更时分吞金自杀。

对于慈禧的决定，许多大臣极力反对，御史吴可读更实行“尸谏”。他事先吞服了生雅片，然后去见慈禧。他头也不磕，大声说：“你知道载湉并不是嫡派的继 位人，所以选择他，只不过因为他是你妹妹的儿子，使你可以继续听政，掌握大权。臣下都反对你这样做。先皇（同治）的同胞兄弟溥伦亲王应该是皇位的继承人！ 今天我斗胆讲了这些话，你一定会用苦刑折磨我。可是我已经吞下了生雅片，马上就要死了。我临死之前，一定要让你明白，你选择载湉继承先皇，实在为天下人所 共恨！”说完，他就跑到同治墓前倒地死去。慈禧不为所动，于公元1874年12月乙亥日立载湉为皇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光绪”。

光绪继位后，由慈禧专权。至光绪16岁,慈禧"归政",但仍实掌大权。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岁次甲午，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日本趁机进占汉城，击沉中国运兵船，并攻击驻牙山清军。七月一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后清廷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史称为甲午战争。

年轻的光绪皇帝眼见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耻辱，“不甘作亡国之君”，一心想有所作为。他接受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变法，准备进行资本主义 改革，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光绪皇帝下诏变法，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推行新政，变 法图强。光绪发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诏令，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把 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派谭嗣同深夜去见袁世凯，要他发动兵谏，协助光绪推行新政。袁世凯也表示坚决忠于皇上，一定照办。但谭嗣同走 后，他便去向荣禄告密。慈禧因颐和园得到荣禄密报，立刻返回紫禁城。光绪料到事情败露，急忙派人送信要康有为等人赶快逃命，他自己被慈禧带到议政堂，被迫 写了退位诏书，将政权全部交给了慈禧，然后被关进了南海中的瀛台，也就是荷花池中央一座四开间的平房中，断绝了和外边的一切接触，他最知已的珍妃也被慈禧 关押在别处。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人被杀，戊戌变法宣告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因变法历时仅一百零三天，又称为百日维新。

光绪被囚于瀛台，由慈禧的四名亲信太监监视着。他或者坐在露台，双手抱膝，愁思哀伤，或者睡在木床上苦思苦想。在太监的监视比较松懈时，就偷偷地记日 记。这样差不多被关押了整整两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引起英、俄、法、德、美、日、意、奥匈 等八国联军入侵。在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时，光绪被慈禧带着逃亡西安。临时前，慈禧命总管太监李莲英硬将珍妃推入东华门内的一口井内。在逃亡中慈禧下令剿杀义 和团运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岁次辛丑，九月七日，清政府在北京与各国所订立的条约，共十二款，以赔款一项为最重，数目高达白银四亿五千万 两，为不平等条约中最苛刻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光绪又被慈禧带回北京，仍然被囚禁在瀛台。光绪帝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 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生病卧床。这时慈禧也生病了。光绪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病得很重，但是我心觉得老佛爷（指慈禧）一定会死在我 之前。如果这样，我要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不料这段日记被李莲英获悉，他立即报告了慈禧，说：“皇上想死在老佛爷之后呢！”慈禧听了，恨恨地说： “我不能死在他之前！”当天（癸酉日），即21日就命令光绪的饮食、医药之事统统由李莲英服侍。这天下午，光绪的病情突然转危，不久死去。据说是慈禧令太 监将他毒死的。有的学者认为，由于袁世凯的叛卖告密，使慈禧镇压了维新运动。袁世凯担心慈禧死后光绪重新执政，将会问罪于他，于是就与庆亲王色结，打算废 黜光绪，立庆亲王之子为帝，事不成，就下手毒杀了光绪。又有学者认为光绪是病死的。光绪自幼身体孱弱，一直有脾胃虚弱的毛病。成年后又有滑精症状，而且一 天比一天厉害。他又长期咳嗽，似乎患有肺结核。政治上的失意，长期的精神抑郁，更使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心悸、失眼、食欲不振等症状相继出现，逝世前 一年已病入骨肓，直接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并发急性感染。这一说法为多数学者接受。

光绪病死后的庙号为德宗景皇帝，史称光绪皇帝。

（好了，就这些，希望您能满意）

八国联军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变法后，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那年是庚子年，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爆发了义和团爱国运动。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勾结清政府，镇压义和团运动，攻陷了天津和北京等地。

当时八国联军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是“东亚病夫”，是“一盘散沙”，不能自立，只能由列强共管或瓜分。而中国人中，有一些无知昏庸者，也跟着叫嚷“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任何列强三日内就可以灭亡中国”，散布悲观情绪，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戊戌变法失败迫使梁启超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变法图强的努力，到日本的当年就创办了《清议报》，通过媒介竭力推动维新运动的继续。当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也纠正国内一些人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梁启超适时地写出这篇《少年中国说》。

扩展资料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此文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在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从思想上来说，《少年中国说》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一方面，文章极具批判的力度，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逐层进行解剖，并对那些手握国柄而又老朽不堪的人的心理状态作了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作者反复描述的“少年中国”则又寄托了作者渴望祖国繁荣昌盛的爱国思想和积极乐观的民族自信心，同样具有浓郁的抒情特质。

从文体语言上来说，《少年中国说》也很有代表性，长短交替的句式、韵散结合的文风，尤其是前此提及的新词汇、新意象的大量引入或创造，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散文使用的词法、句法系统进行了颠覆。就文体而言，《少年中国说》融辞赋、四六、律句、古文于一炉，各体之间自由穿梭而又流利畅达，彰显出作家深厚的操作文体的艺术功力。在中国文学语言、文体演进史上，梁启超的散文无疑是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的过渡形态，并直接导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方向。

《少年中国说》讴歌了祖国未来的英姿及其光辉灿烂的前程，对肩负着建设少年中国重任的中国少年寄予无限希望，鼓励他们奋然而起，投入到改造中国的战斗中去。文字语言特点是高度凝练、概括，气势宏大，感情饱满。文章多为四字一句，而且押韵，处运用反复、对偶、比喻、排比等修辞方法，大量地引用了典故，使文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

-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作散文）

梁启超生平大事简介：

1斥责志摩

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

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2天涯知己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侨商设家宴招待梁启超，引来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纠葛。

梁启超进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还有一年轻女子。她是侨商的女儿，叫何蕙珍，芳龄二十，从小接受西方教育，16岁便任学校教师，于今已有4年，英文极好，因有西洋人参加宴会，由她做梁启超的翻译。

多年来，除了妻子李氏外，他还没有与一个女子这样接近过。席将罢，何**又将她在报上替梁启超辩护的文章原稿拿来给他看，并说：“这是我代先生笔战起草的英文中译稿，请先生惠存并予指教。”

接过何**的手稿，梁启超吃了一惊，他多日的疑惑顿时冰释。这期间，他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述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梁启超不愿把这件事绕开自己的结发妻子。他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书中，把檀岛奇遇说与李惠仙知。

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信，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梁启超最终以理智锁住情感，结束了这场苦恋。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檀岛来北京，欲与之结秦晋之好。

但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后，何蕙珍也从檀岛赶来，但梁启超仍然婉辞。梁启超的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3慷慨应问

梁启超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有一年他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梁启超锐意改良，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期望。张之洞拿着投刺（拜贴），见落款为“愚弟梁启超顿首”，大不高兴，于是出联刁难：“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

这上联高傲无礼，且拒人于千里之外。梁启超则气度不凡，坦然对出下联，请来人回送张之洞。联文是：“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硬朗，气势慑人。张之洞一看，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一次梁启超到江夏拜访他。张之洞再次出联：“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上联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济四水），长江排首位，又总括四季春、夏、秋、冬，夏排第二。

接着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梁启超才思敏捷，略加思索即对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叹息说：“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

扩展资料：

学术贡献

1新史学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前期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进行了较为系统和猛烈的批判，并且大呼“史学革命”。

继此，他又撰写了一系列论著，构建其资产阶级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如《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集中反映了梁启超的史学观及其突出贡献，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接连发表震动一时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史学主张。

2目录学

梁启超一生于目录学贡献

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成书。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

-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