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官制

唐代的官制基本是沿袭隋制。《新唐书·百官志》云：“唐之官制，其名号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抵皆沿隋故。”

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体制，在唐高祖武德时期就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皇帝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操有对一切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法律和法令都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皇帝有权修改法律和法令，并可以不受法律和法令的约束。在皇帝之下，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职官体系。在中枢机构中，制令机关、封驳审议机关与行政事务机关是分工而又合作的。政务机关和事务机关的职责是很分明的，监察机构也很完备。此外，还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品阶勋爵制度。《新唐书·百官志》说：

其辩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核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

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唐代的职官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使职差遣”逐渐侵夺了原来职官的权力，新出现的一些使职，使得原来的一套官僚体系发生了紊乱。他们占据了中央与地方的大部分权力。当时的局面，正如李肇《唐国史补》所说的“为使则重，为官则轻”。这种现象对宋代官制也有一定的影响。唐代的中央官制大致有以下几个系统：

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政事堂

唐代初年，以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门下侍中、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共议国政，都是宰相。宰相是辅佐皇帝总领天下大政的官员。《新唐书·百官志》说：“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后来，因为唐太宗即位前虽曾任过尚书令，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职，便以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门下侍中、中书令号称宰相。据《册府元龟·宰相总序》说，自隋代以来，就有“或以他官参掌机事及专掌朝政者，并为辅弼”。唐代也因宰相品位尊崇，人主不肯轻易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并假借他官之称。如唐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称“参议得失”，或称“参知政事”等等，名称不一，都是宰相之职。《旧唐书·李靖传》载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中书令（《百官志》作仆射）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其言辞极为恳切，唐太宗为之感动，说：朕观古往今来，身居富贵，能知足者甚少。纵然才能不堪，身患疾病，犹自强居职位。公能识大体，精神诚可嘉。于是，太宗除下优诏，令其在家调养外，又命其疾小愈，两、三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贞观十七年（公元633年），太宗以李绩为太子詹事（东宫百官之长），并特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使其与侍中、中书令一样参预宰相职事。从此之后，就有“平章事”与“同三品”的衔号，就是品级再高的官，也不例外，否则，就不能行使宰相的职权，只有三公、三师及中书令不加，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以黄门侍郎郭侍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此以后，“同平章事”也成为宰相的衔号。开元以后，为仆射者例不加“同平章事”，结果就不能参与宰相机务，而被挤出宰相行列。

安史之乱以后，宰相名号又有了变化。由于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升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为正二品，所以就废除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与此同时，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基本是藩帅兼领，几乎不单独作为宰相来设置，因此，唐后期的宰相名号基本上就是“同平章事”了。

唐代初年，三省长官在门下省议事。这个议事地点称为政事堂。《文献通考·职官四》说：“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其后，高宗时的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张说为中书令，又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且列吏房、机务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房于后，“分曹以主众务。”至此，政事堂已从“议事”之所变成宰相的办事机关了。产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因为唐玄宗以前，宰相都是三省长官兼职的（因三省长官尚有本省常务），他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就回本省办公，因此，不必要另立宰相的办公机关。玄宗开元以后，宰相数量少了，其职位更为尊崇，基本上是专职的（杨国忠虽身兼四十余职，但也以相职为主），于是就有必要设立一个固定的宰相办事机关，并列五房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决策机关。军国大事经政事堂会议商定，奏请皇帝最后裁决；机密大事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升降任免，只在政事堂议论，他官不得预闻。在政事堂（或中书门下）议事的几位宰相中，有一位是首席宰相，称为“执政事笔”。唐玄宗时，李林甫、杨国忠为相，他们之所以能专权用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长期窃居了“执政事笔”的职位。安史之乱后，肃宗鉴于相权集中而造成个人专断之弊，乃“令宰相分直政事笔、承旨，旬日而更”。宰相十天一秉笔的制度，到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才改每日一人轮流秉笔，其用意显然是在于防止宰相专权，但德宗以后，这个制度并没有沿续下去，如穆宗、敬宗时的李逢吉，武宗时的李德裕都是独秉国政的。宰相权力的大小，都是取决于皇帝（还有中晚唐时期的宦官）的态度的。

二、三省六部

唐沿隋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同样是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的政务，同时把原尚书省诸曹正式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下有司，部的首长称尚书，副首长称侍郎，各司正、副负责人称郎中、员外郎。

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是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中央官制不断变化的结果。其组织较完备，分工较明确，是封建社会发展至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这些一直沿续到清代，基本上没有改变。但有一点与明清不同的，唐代的尚书省有一个总机构，名为“都省”，都省之中以左右丞及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分管吏、户、礼左三部，兵、刑、工右三部。左右丞处于行政监督地位，而左右司则兼有总务管理的性质。

唐代中书省（隋因避讳作“内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书省与门下省，它们合称为两省或北省（尚书省称为南省），长官为中书令、侍中，开元时皆为正三品（代宗时升为正二品）。中书省与门下省同秉军国政要，中书省掌制令决策，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凡军国要政，皆由中书省预先定策，并草为诏敕，交门下省审议复奏，然后付尚书省颁发执行。门下省如果对中书省所草拟的诏敕有异议，可以封还重拟。凡中央各部、寺、监及地方各部门所呈上的奏章，重要的必须通过尚书省交门下省审议，认可以后，方送中书省呈请皇帝批阅或草拟批答，门下省如认为批答不妥，也可驳回修改。唐太宗非常重视中书、门下两省在中枢政务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曾多次称中书门下为“机要之司”。《资治通鉴》卷192记载：他于贞观元年十二月对群臣说：

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然驳正。人心所见，至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可见唐太宗非常注意集体的智慧，防止个人专断而造成“兆民之深患”。中书、门下协助皇帝决定大计方针，就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有效措施。

中书省，置中书令二人，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改中书省为西台，中书令称右相。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称内史。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又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称紫微令。后复旧称。中书令为一省之首官，《新唐书·百官志》云：“中书令……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又置侍郎二人，正三品，为中书令之副，参议朝廷大政，临轩册命，若四夷来朝，则受其表疏而奏之。又置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是中书省的骨干官员，掌侍进奏，参议表章、草拟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因其所掌皆机务要政，故特规定四条禁令，即禁漏泄，禁稽缓，禁违失，禁忘误。他们可以就省内所讨论的军国大政及报上的奏状，发表自己的初步处理意见，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谓之“五花判事”。省内的意见经中书令、侍郎汇集后，再交付中书舍人，然后根据皇帝的意旨草成制敕，这个专门负责执笔草诏的舍人称为“知制诰”，其余舍人也要分别在制敕上署名。在舍人中选择一个资格最老的，称为“阁老”，负责处理本省杂事。舍人六人分押尚书省六部，并辅佐宰相判案。宰相的议事处政事堂就有一个门通往中书舍人办公厅，宰相常从这个门经过，找中书舍人咨询政事。据《旧唐书·常衮传》载，代宗大历时，常衮为相，才把这个门堵死，“以示尊大，不相往来”。肃宗时，常以他官知中书舍人事，《新唐书·百官志》说当时因“兵兴，急于权便，政去台阁，决遣颛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复押六曹之奏。”直至武宗会昌末年，宰相李德裕再建议：“台阁常务，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但这一制度在当时似乎未认真执行过。唐代的中书舍人都是文人士子企慕的清要之职，所谓“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是跃居台省长贰以至入相的一块重要跳板。此外，中书省的属官还有起居舍人2人，从六品上，《新唐书·百官志》云：“掌修记言之史，录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季终以授国史”。通事舍人16人，从六品上，掌朝见引纳，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通事舍人则导其进退，而赞其拜起、出入诸礼节。四方蛮夷纳贡，也由通事舍人接受呈进。军士出征，则受命劳遣，并每月慰问将士家属。又有主书4人，从七品上。主事4人，从八品下。

打不下了，见http://tiebabaiducom/fkz=20184739

        想到长安诵佳句，满朝谁不念琼枝。

       窦叔向的诗词写得不错，史载其以门荫入仕，起家贞懿皇后挽郎。大历初年，考中进士。交好宰相常衮，出任左拾遗、内供奉。常衮失势后，出贬溧水县令。卒于家中，赠工部尚书。

        上面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为挽郎起家，所谓挽郎即是：出殡时牵引灵柩唱挽歌的人，类似于乡村里丧葬时唱孝歌的那个人。中国丧葬风格比较滑稽，儒释道三者咸聚。特别是其中有一段儒生唱孝歌的场面，让人泪流不禁。是好是坏不做评说，但窦公子以挽郎而起家，实属捞偏门的高手。令老夫不得不服啊，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还请各位不要看不起目前农村那些专以做道场谋生及致富的人家小子，这些人可精着啦。回归正传，窦叔向在贞懿皇后唱的挽歌有三首，其有一首已失传，另二首摘录如下：

其一

二陵恭妇道，六寝盛皇情。礼逊生前贵，恩追殁后荣。

幼王亲捧土，爱女复边茔。东望长如在，谁云向玉京。

其二

后庭攀画柳，上陌咽清笳。命妇羞苹叶，都人插柰花。

寿宫星月异，仙路往来赊。纵有迎仙术，终悲隔绛纱。

不得不说，这两首挽歌确实不错，令长者哀怜，令后生痛念，后之德述之备矣。能从做挽郎起家，古往今来，仅此一例。

窦叔向官至左拾遗，内供奉，其根本原因有一个好哥们常衮。现今还流行着“四大铁”的说法，所谓“同过窗，扛过枪，嫖过娼，分过脏”。故常衮为相之时，也是窦遗直鸡犬升天之日，而常衮失势之际，也是窦公子江湖贬谪之机。哎，做凌霄花就只能甘受凌霄花的命运了。不过还好，史载窦叔向死于家中，应算善终。

窦叔向写的诗不少，但留存于世的只有九首，摘录几首以飨客官:

寒食日恩赐火

恩光及小臣，华烛忽惊春。

**随中使，星辉拂路人。

幸因榆柳暖，一照草茅贫。

端午日恩赐百索

仙宫长命缕，端午降殊私。

事盛蛟龙见，恩深犬马知。

馀生倘可续，终冀答明时。

秋砧送包大夫

断续长门下，清泠逆旅秋。征夫应待信，寒女不胜愁。

带月飞城上，因风散陌头。离居偏入听，况复送归舟。

过檐石湖

晓发渔门戍，晴看担石湖。日衔高浪出，天入四空无。

尺寸分洲岛，纤毫指舳舻。渺然从此去，谁念客帆孤。

春日早朝应制

紫殿俯千官，春松应合欢。御炉香焰暖，驰道玉声寒。

乳燕翻珠缀，祥乌集露盘。宫花一万树，不敢举头看。

酬李袁州嘉祐

少年轻会复轻离，老大关心总是悲。

强说前程聊自慰，未知携手定何时。

公才屈指登黄阁，匪服胡颜上赤墀。

想到长安诵佳句，满朝谁不念琼枝。

夏夜宿表兄话旧

夜合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

远书珍重何曾达，旧事凄凉不可听。

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

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酒幔青。

读窦叔向的诗，已感晚唐气息。而其诗风，则显悲凉与卑微。已无法与“大历十才子”相提并论了。不过，此人基因强大，生五子，个个能诗。

          《唐才子传》如此描述窦叔向：

　    叔向，字遗直，扶风平陵人也。有卓绝之行，登第于大历初，远振嘉名，为文物冠冕。诗法谨严，又非常格。一流才子，多仰飙尘。少与常衮同灯火，及衮相，引擢左拾遗、内供奉。及坐贬，亦出为溧水令。卒，赠工部尚书。五子：常、牟、群、庠、巩，俱能诗，咄咄有跨灶之誉，当时羡之。《艺文志》载《叔向集》七卷，今存诗甚寡，盖零落之矣。

林子叹曰：以殡葬颂唱孝歌起家，一路开挂，官至左拾遗，内供奉，旋又贬谪，诗以拍马屁居多，诗调低卑，盖已失文人之德矣。

湘间小鹿丨《唐才子传》之苗发

湘间小鹿丨《唐才子传》之夏侯审

湘间小鹿丨《唐才子传》之李端

湘间小鹿丨《唐才子传》之崔峒

湘间小鹿丨《唐才子传》之司空曙

湘间小鹿丨《唐才子传》之耿湋

湘间小鹿丨《唐才子传》之钱起

湘间小鹿丨《唐才子传》之卢纶

湘间小鹿丨《唐才子传》之吉中孚

唐朝历经289年，共有20个皇帝，可是宰相却有461个。宰相可不像皇帝一样是世袭的，自己的宰相职位也不是自己说的算，很容易被同僚和皇帝拉下马，因此，宰相在不断的更替，人员在不断的变化，最终都是为在位皇帝服务，紧紧的围绕在皇帝的身边。

唐高祖李渊时期的宰相：16个

李世民、裴寂、刘文静、萧瑀、窦威、窦抗、陈叔达、杨恭仁、封德彝、裴矩、高士廉、李元吉、宇文士及、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

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宰相：29个

裴寂、萧瑀、陈叔达、李靖、封德彝、宇文士及、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高士廉、温彦博、岑文本、魏征、侯君集、杨师道、戴胄、刘洎、李世绩、张亮、马周、褚遂良、崔仁师、杨宏礼、王圭、杜淹、杨恭仁、许敬宗、高季辅、张行成。

唐高宗李治时期的宰相：47个

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李世绩、柳奭、宇文节、韩瑗、来济、崔敦礼、李义府、许敬宗、杜正伦、辛茂将、任雅相、卢承庆、许圉师、上官仪、刘祥道、窦德元、乐彦玮、孙处约、姜恪、陆敦信、戴至德、刘仁轨、杨武、李安期、张文瓘、赵仁本、阎立本、李敬元、郝处俊、来恒、薛元超、李义琰、高智周、张大安、裴炎、王德真、崔知温、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元同、刘齐贤。

武则天时期的宰相：78个

刘仁轨、薛元超、郭正一、姚元崇、裴炎、袁恕己、敬晖、岑长倩、郭待举、魏元同、刘齐贤、韦宏敏、桓彦范、王德真、刘袆之、武承嗣、骞味道、崔察、李景谌、韦方质、沉君谅、裴居道、韦思谦、苏良嗣、韦待价、张光辅、王本立、范履冰、邢文伟、武攸宁、傅游艺、史务滋、宗秦客、格辅元、乐思诲、任知古、欧阳通、裴行本、狄仁杰、杨执柔、李游道、袁智宏、崔神基、崔元综、李昭德、姚崇、李元素、王璇、娄师德、韦巨源、陆元方、豆卢钦望、苏味道、王孝杰、武什方、杨再思、杜景佺、周允元、孙元亨、李道广、王方庆、王及善、宗楚客、武三思、吉顼、李峤、张锡、韦安石、李怀远、顾琮、李迥秀、朱敬则、唐休璟、韦嗣立、崔元暐、张柬之、房融、韦承庆。

唐中宗李显时期的宰相：38个

刘景先、岑长倩、郭待举、韦宏敏、崔元暐、杨再思、张柬之、房融、韦承庆、袁恕己、桓彦范、敬晖、武三思、祝钦明、魏元忠、李怀远、豆卢钦望、韦巨源、李峤、于惟谦、苏瑰、宗楚客、萧至忠、纪处讷、张仁亶、韦嗣立、崔湜、赵彦昭、韦温、郑愔、张锡、裴谈、岑羲、张嘉福。

唐睿宗李旦时期的宰相：25个

李隆基、李峤、萧至忠、张仁亶、韦嗣立、赵彦昭、韦安石、苏瑰、唐休璟、裴谈、张锡、岑羲、崔湜、刘幽求、钟绍京、李日知、薛稷、姚元之、崔日用、宋璟、郭元振、张说、窦怀贞、魏知古、陆象先。

唐玄宗李隆基时期的宰相：34个

刘幽求、韦安石、魏知古、崔湜、陆象先、窦怀贞、岑羲、萧至忠、郭元振、张说、姚元之、卢怀慎、源干曜、宋璟、苏颋、张嘉贞、王晙、李元纮、杜暹、萧嵩、宇文融、裴光庭、韩休、裴耀卿、张九龄、李林甫、牛仙客、李适之、陈希烈、杨国忠、韦见素、崔圆、房管、崔涣。

唐肃宗李玙时期的宰相：19个

韦见素、崔圆、房管、裴冕、崔涣、李麟、苗晋卿、张镐、王玙、吕諲、李岘、第五琦、李揆、萧华、裴遵庆、元载。

唐代宗李豫时期的宰相：12个

李适、苗晋卿、裴遵庆、元载、李辅国、刘晏、李岘、王缙、杜鸿渐、裴冕、杨绾、常衮。

唐德宗李适时期的宰相：35个

崔佑甫、常衮、李勉、杨炎、卢杞、马燧、关播、萧复、乔琳、刘从一、姜公辅、卢翰、李晟、张延赏、韩滉、崔造、柳浑、李泌、董晋、赵憬、陆贽、贾耽、卢迈、崔损、赵宗儒、郑余庆、杜佑、齐抗、高郢、郑珣瑜、张镒、刘滋、齐映、浑瑊、窦参。

唐顺宗李诵时期的宰相：7个

贾耽、杜佑、郑珣瑜、高郢、韦执谊、杜黄裳、袁滋。

唐宪宗李纯时期的宰相：29个

贾耽、韦执谊、杜佑、杜黄裳、袁滋、郑余庆、于頔、郑絪、武元衡、李吉甫、韩宏、裴洎、李藩、权德舆、李绛、张宏靖、韦贯之、裴度、李逢吉、王涯、崔群、李墉、李夷简、皇甫镈、程异、令狐楚、萧俯、段文昌、崔植。

唐穆宗李恒时期的宰相：14个

韩宏、裴度、李夷简、皇甫镈、令狐楚、张宏靖、萧俯、段文昌、崔植、杜元颖、王播、元稹、李逢吉、牛僧孺。

唐敬宗李湛时期的宰相：7个

杜元颖、王播、李逢吉、牛僧孺、李程、裴度、窦易直。

唐文宗李昂时期的宰相：24个

杜元颖、王播、李逢吉、牛僧孺、窦易直、裴度、韦处厚、杨嗣复、李珏、路随、李宗闵、段文昌、宋申锡、李德裕、李固言、郑覃、王涯、李训、贾餗、舒元舆、李石、陈夷行、崔珙、崔郸、李绅。

唐武宗李炎时期的宰相：15个

李固言、李石、杨嗣复、李珏、崔郸、牛僧孺、崔珙、李德裕、陈夷行、李绅、李让夷、崔铉、杜悰、李回、郑肃。

唐宣宗李忱时期的宰相：13个

李让夷、李绅、郑肃、李回、白敏中、韦琮、崔元式、李德裕、卢商、马植、周墀、崔龟从、任铭、魏扶、令狐绹、裴休、魏谟、崔慎由、郑朗、萧邺、刘瑑、夏侯孜、蒋伸。

唐懿宗李漼时期的宰相：21个

令狐绹、白敏中、萧邺、夏侯孜、蒋伸、杜审权、杜悰、毕諴、杨收、曹确、高璩、萧置、徐商、路岩、于琮、韦保衡、王铎、刘邺、赵隐、萧仿、崔彦昭。

唐僖宗李儇时期的宰相：23个

萧仿、崔彦昭、郑畋、卢携、王铎、李蔚、郑从谠、崔沆、豆卢瑑、王徽、裴澈、萧遘、韦昭度、郑昌图、杜让能、孔纬、张浚、韦保衡、赵隐、刘邺、裴坦、刘瞻、刘崇望。

唐昭宗李晔时期的宰相：25个

韦昭度、孔纬、杜让能、张浚、刘崇望、崔昭纬、徐彦若、郑延昌、王抟、崔胤、李溪、陆扆、孙偓、郑綮、朱朴、崔远、裴贽、裴枢、王溥、独孤损、柳璨、陆希声、苏检、卢光启、韦贻范。

唐哀帝李柷时期的宰相：6个

裴枢、独孤损、崔远、柳璨、张文蔚、杨涉。

崔祐甫（721～780），字贻孙，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中唐宰相。天宝年间考中进士，补寿安县尉，肃宗时任起居舍人，代宗时为中书舍人。他性格刚直，不畏权贵，敢直言极谏。

代宗朝常衮为宰相，时中书省缺侍郎，祐甫以舍人摄省事，二人常遇事争执不下。于是常衮调他任吏部选事，崔祐甫每次拟定的官员人选，常衮总要驳回。恰逢朱泚上奏军中出现猫为鼠哺乳的怪事，常衮率领群臣去祝贺皇帝，认为这是祥瑞之事。崔祐甫则反驳道：“人养猫是要它捕食老鼠，为人除害。今猫不捕鼠反而养老鼠，是失其本职。犹如执法官吏不惩邪恶违法之人，边将不抵抗入侵之敌。我认为应当派人巡察地方贪官污吏，告诫边防守将要严加防范，则可以消除这种怪异现象。”代宗很赞同他的话，而常衮则更加嫉恨他。

代宗死后，在代宗灵前，为守丧事宜，两人再次冲突。一怒之下常衮欲贬崔祐甫，未征得郭子仪、朱泚的同意便在诏书上联署其名，被德宗视为欺君，遂罢贬常衮，任崔祐甫为相。祐甫为相后，选官允当，受到皇帝以及朝臣的认可。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为试探朝廷对他的态度，上表进献钱三十万贯。德宗不知如何应对，问计于祐甫，祐甫说：“李正己献钱是行诈，不如派使者前去劳军，将所献钱转赐军内将士，李正己若承命，士卒必感谢皇恩；若违抗，则军内自乱。这样也向其他藩镇表明朝廷并不贪图地方的贿赂。”德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李正己自然是哑巴吃黄连，只得拿钱赏赐部下。因崔祐甫有一定才能，为政期间政绩颇丰。建中元年（780），崔祐甫病死，时年六十岁，追赠太傅。虽在仕途，他勤于读书撰文，有文集三十卷传世。

天宝十四年(755)，常衮进士科状元及第。同年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十二月，安禄山攻下东都洛阳，次年称帝，又挥兵占据长安。并使其部将史思明占据河北十三郡。玄宗逃往四川，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继位。至德二年((757)，唐军收复长安，肃宗、玄宗相继返京。宝应二年((763),叛乱被平定。同年，代宗继位。突出的文学才能早为代宗所赏识。继位当年常衮便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到永元年((765)，迁为中书舍人。

常衮性情耿直孤洁，不随便结交朋友和外出游览。代宗时，宦官的气焰十分嚣张。如鱼朝恩，在肃宗时，掌管神策军。代宗时，任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等职。身为太监，却干预政事，贪污骄横，私设刑狱，迫害异己，人称其为“地牢”。朝中许多大臣对其巴结攀附。不与之同流合污者也只是敢怒不敢言。鱼朝恩曾招集一些庸儒及轻薄文人在其门下讲授经籍，稍微了解一点经义的皮毛后，便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有文武之干。

迫于鱼朝恩的威势，代宗任命他判国子监事，兼任鸿胪寺礼宾使。鱼朝恩竟不知羞耻，在国子监讲解经义，并让宰臣百官都当他的学生，听他胡说八道。有一次，鱼朝恩手执《周易》用其中的章句讥讽宰相元载等人，元载当面也只能装作无事一般。常衮冒着被迫害的危险上奏代宗，指出“国子监的官员应该用名儒担任，不应该用宦官提领。”他是当时唯一敢于反对鱼朝恩管理国子监的人，许多人都为他的敢为捏了一把汗。

常衮是个很有远见的人，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回纥族的叶护王子，曾率兵援助唐军，与大唐合兵进击叛军，收复了长安、洛阳。因此，代宗与他结拜为兄第。回纥军虽为唐军平定叛乱立下了功劳,但他们无军纪可言,杀人放火,沿途抢劫,唐地方官稍有不周，即遭杀害，回纥军队回国后,一些有战功者留在京城，这些人自恃扶唐有功十分骄横，在长安创邸店，建佛祠,以此为据点,经常出来无端寻事,杀害居民他们丝毫不听从长安城门官吏的约束，抢夺通行凭证、鱼契随便出进。

代宗为报答回纥助战之功，不但不予制止，还一再迁就。常衮上奏代宗:对回纥兵不可纵容轻信，要加强防范，一旦他们和西北的吐蕃兵攻唐，其后果将十分严重。代宗对常衮的提议未重视，更谈不上做准备了。永泰元年(765)，果然发生了回纥、吐蕃联兵攻唐的战争，其军队长驱直人，一直打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大历十三年((778)，吐蕃、回纥再次攻唐。回纥军攻入太原(今山西太原)，纵兵大掠，杀害唐朝军民10000余人。事实说明，常衮是有远见的，只可惜所遇并非明君。

代宗时，安史乱事虽平，但国内藩镇势力据八方，吐蕃、回纥又不断兴兵进犯，朝迁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唐朝朝廷却贪腐盛行，当时每逢元旦、冬至、端午和皇帝生辰，各地州府在常赋之外，竞相纳贡，称为“四节进奉”。进贡多者就得到优待提升。

一些武将奸吏，打着给朝廷进贡的旗号，乘机侵渔百姓。代宗也乐于享受这些不义之财，常衮对代宗这种搜刮钱财的做法十分不满，上书力谏。指出:“汉文帝退还千里马不骑，晋武帝焚烧雉头裘不穿，宋高祖击碎琥珀枕不用。这三位君主并不是以聪惠圣明来治理国家，使国家太平。只不过是以身作则而已。现在各地方上馈献供奉的，都是些*侈不必需的玩物，而节度史、刺史又不是男耕女织之人，所献财物都攫取于百姓，这是结怨于百姓，献媚于皇上。恳请皇上把这些物品都退回原处。”代宗见钱眼开，对常衮的意见置若阁闻。漫无边际的进献纳贡，加剧了社会矛盾，使唐朝进一步衰落。

不仅如此唐朝流行的主要宗教是道教和佛教，其中以佛教信徒最多势力最大，影响最深。宗教的盛行，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宗教信仰本身没有错，但其发展变得畸形对国力的损害很大。

唐代前期，修了很多佛寺，许多人出家为僧。全国的僧尼人数超过数100000人。僧尼道士有免税的特权，建庙塑像又往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代宗是一个佛教信徒，永泰元年(765),郭子仪打败了吐蕃的进攻，斩首五万余人。代宗竟认为这是菩萨保佑的结果。于是下令广造佛寺，以期得到菩萨更多的保佑。但这并没有阻止吐蕃、回纥的入侵。

代宗便令众僧讲《仁王护国经》，敌人抢掠一番后回国，代宗认为是众僧讲经有效，退敌有功，对众僧赏赐难以计数。常衮对代宗这种做法不以为然，并提出了批评，指出:现在国家正是多事之秋。军旅未宁，人民逃亡。京师附近百姓的户口十不存一。而各道观、寺院却花大量钱财去写经造像，焚币埋玉，国家赏赐给他们的钱财，数以万计。陛下如果用这些钱来换粮食，减轻百姓的赋役，那天下人可谓受惠不浅啊!代宗表面上总算接纳了常衮的建议。

大历十年(775)至十二年(777)常衮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知贡举。很多权臣各自有亲戚参加这次考试。就希望通过人情关系考中进士，或引入弘文馆、崇文馆学习，但都被常衮拒绝。当时的人很佩服他的正直和胆略，一些想托人情拉关系的人也不敢找他了。

常衮还很重视兴学办教育改变地方面貌，任福建观察使期间很得民心。在此之前，闽人不知道学习，常衮上任后，就为他们建立学校，并亲自教导，其风俗由此为之一变，文人与内地一样。他死后闽人很怀念他，常在学校祭祀他。

陈尧佐无误。

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任开封府推官。他上书指摘时弊，言他人所不敢言，因事涉皇帝、皇室，终于触怒皇帝，获咎被贬为潮州通判。到潮州当年，他就不计个人得失，马不停蹄协助州官于九流新修孔庙，并“选潮民秀者劝以学”，发展潮州教育事业。当年，他还倡议在孔庙正室东厢建韩吏部祠，并写了《招韩文公文》，极力称赞韩愈“专以孔子之道教民。民悦其教，诵公之言，箴公之文，绵绵焉迨今知学者也。”韩祠的建立，开潮人立祠纪念名人的先河。

韩愈虽然是对潮州文化影响最大的名人，但是他没有做过宰相。文天祥抗元时期有到过潮州，但是逗留时间较短，难有文化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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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饭，午餐，中餐，中食，晌午饭。

　　唐 权德舆 《田家即事》诗：“山僧相访期中饭，渔父同游或夜归。”

　　唐 白居易《夏日闲放》诗：“午餐何所有？鱼肉一两味。”　

　　宋 范成大《光福塘上》诗：“指点炊烟隔莽苍，午餐应可寄前庄。”　

　　明 冯梦龙 《东周列国志》第四十四回：“臣前奉使，舍于冀野，见一人方秉耒而耨，其妻馈以午餐，双手捧献，夫亦敛容接之。”

　　唐 贾岛《送贞空二上人》诗：“林下中餐后，天涯欲去时。”

　　唐卿云《秋日江居闲咏》：“检方医故疾，挑荠备中餐。”

　　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曾说：“中食后，以热手摩腹，行一二百步，缓缓行”，“食毕摩腹，能除百病”。

　　元 无名氏 《冤家债主》第二折：“﹝我﹞留着一只手上油待吃晌午饭，不想我睡着了。”

　　《水浒传》第二九回：“﹝ 武松 ﹞吃了晌午饭，起身别了。”

　　另外，古代还有工作餐，唐代的工作餐叫“堂馔”，后来又称之为“廊餐”。

　　古代百官上“早朝”的时间很早，许多人难免要饿肚子出门。到冬季就更饥寒难当。据陈继儒《辟寒》记载，唐代官至宰相的刘晏，冬天上早朝途中，曾买些小吃，掩于袍袖食之。

　　又据《萍州可谈》记载，宋代曾有官员怀揣熟羊肉上朝。由于早朝后要留在朝中继续办公，有些人难以支持，国家便为高级官员实行“工作餐”制度。

　　唐代的“工作午餐”规格极高，仅限于供应宰相一级的“高干”。这种午餐甚至丰盛到朝臣们不忍心动筷子的地步。唐代宗时有位“以清俭自贤”的宰相常衮，曾为此上书请求“减膳”。

　　据《饮食与中国文化》记载，我国的“工作餐”制度，最早可追溯到东周时代。《国语·楚语下》记载说：“楚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于是乎每朝设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丈。至于今令尹秩之。”“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宰相。“令尹”子文上早朝时饿肚子，坚持不了一天，楚成王每天都为他准备点熟肉干粮，好让他打起精神办公。后来，这就形成了一项制度。唐代以后，“堂馔”的范围已不限于宰相，又称之为“廊餐”。

　　明代也有工作餐制度。据朱国祯的《视朝赐食》记载，“太祖每旦视朝奏事毕，赐百官食”。明代的“工作餐”规模相当可观，但后来由于规模太大及享用的人员过多，朝廷的财力难以支持，又不得不废止了文武百官的“廊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