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姓氏源流

厉（Lì 厉）姓源出有四：

1、出自姜姓，源于西周，以谥号为氏。周宣王姬静执政时，齐国君主姜无忌去世，谥号为“厉”，史称齐厉公。齐厉公的直庶子孙以谥号为姓，遂成厉氏。

2、以封国名为姓氏。周朝时，有个诸侯国厉国（在湖北省随县西北厉山），春秋时，改名为随国。原厉国君主的后代支子以原国名为姓，成为厉姓的一支。

3、孙姓改为厉姓。三国时，吴国皇帝孙皓，追改宗室孙秀（因为孙皓所恶而奔魏）姓厉。孙秀的后代中留在江东的一支成为厉姓。

4、李姓改为厉姓。唐玄宗李隆基称帝前，唐宗室新兴王李晋与太平公主合谋叛乱，事败被诛。李隆基执政后，诏令李晋族人为厉姓，不准其恢复李氏。

得姓始祖：齐厉公。据古籍《风俗通》上记载，周朝时，姜太公的后代姜无忌去世，被追加封号为“厉”，史书上称为齐厉公，齐厉公的后代，就以这个封号为姓，世代相传。汉代有魏郡太守、义阳侯厉温。而在《古今姓氏书辩证》上记载，厉国的所在地在湖北省义阳县县北之厉乡，人民以国为姓。后世的学者考证，古代厉国所在地，就在今湖北省随县北面厉山之下的厉乡。厉氏的发源之地，正是在厉乡。望族居南阳郡（今河南省南阳县），故厉姓后人尊齐厉公为厉姓的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厉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据《风俗通》记载，周代曾谥齐厉公，他的子孙便以谥号为姓，称为厉氏。据史料查证，春秋时期，即从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起，12诸侯各守疆土，共称周室，其中封于齐的厉公秉政于前824—前816年。厉公的后人不忘先祖，均以谥号为姓，形成厉氏。齐厉公被尊为厉姓始祖。“威弭郡盗，名重文坛。”厉氏中曾有唐代的道州刺史厉文才使一郡大治。清代的厉鸮工诗文，成为力主大江南北文坛20余年的先贤。云阳厉氏的始祖为汉魏郡（河北省临漳西南）太守义阳侯厉温，温公的儿子名友，寄志于山林之间，坚辞汉帝所封的谏议大夫，高隐养志，放浪形骸。温公的孙子有次宗和次元两个，其中次宗被授金吾右千户，子孙世居北地。至宋靖康年间，北国尽陷金兵之手，厉温的裔孙厉介，字倬人，绍兴年间以举荐任至东京留守，南渡后，先随驾浙江，定居余姚，后来，又由余姚的东阳徙至丹阳，为丹阳厉姓始祖。厉氏在丹阳的繁衍发展中，由于天灾人祸，族中前谱荡然无存，以前的先祖无从考证，后于明正统年间，厉介的裔孙厉国华，任至福建布政使，致仕还乡后，致力于查询线索，征集资料，为辑谱做了大量工作。清乾隆年间，厉国华之后人厉靖，以国华搜集的资料为底本，辑成新谱，厉国华被尊为丹阳厉姓始迁之祖。国华的曾孙有永泰、永隆、永安、永志4个，从此开始，丹阳厉氏辟为4个分支。至清道光十七年（1827年），共历16世（余略）。

三、历史名人

厉氏在我国历史上一直表现出色。除了汉代被封为义阳侯的厉温，像唐代诗人厉玄（贞观年间官拜道州刺史），治绩卓著的厉文才；后梁时的大画家归真；宋代被百姓称为“历佛子”的著名好官厉汪，以及清代学者厉鹗，可以说无一不是出类拔萃、荣及子孙的人物：

厉 鹗：字太鸿（1692-1752），又曾字雄飞，号樊榭，又自号花隐。浙江省钱塘（今杭州）人，原籍慈溪。幼孤贫，至寄居沙门。性颖悟，初学为诗，便惊长老。稍长，于书无所不窥。康熙庚子举于乡，需次县令将入都，道天津，留滞查氏水西庄数月，竟不谒选而归。乾隆初，举博学鸿词报罢，闻扬州马氏藏书最富，因客之，尽探其秘牒，往来大江南北，主盟坛坫者凡数十年。尝病《辽史》太简，阅四百余年无有为之增益者，乃仿裴世期注《三国志》列，而不就书作注，位摘史文为纲，历引郡书于下，间作案语以断之，成《辽史拾遗》十卷。于辽一代二百年事凡有可考见者，粲然具备。盖亦正史外所不可少之书。又仿计敏夫《唐诗纪事》例，成《宋诗纪事》一百卷。并号赅博。才清逸，有《樊榭山房集》二十卷。余有《秋林琴雅》六卷，《南宋院思录》八卷，《东城杂记》二卷，《增修云林寺志》八卷，《湖船录》一卷，均梓行。

厉 志：字骇谷（1804-1861），号白华山人，又名白华居士，晚年改名厉允怀，笔名景阳氏，诸生，诗、书、画三才齐备。工诗，善书画，行草，学明人。山水兰竹，有李檀园逸趣，中岁患目眵，而书画益进。捉管疾扫，全以神行，故无不妙。尝于西湖昭庆寺，指画巨松。厉骇谷先生，实则籍居现岱山县秀山乡北浦厉家村。著有《白华山人诗抄》。

厉仲芳：宋朝将官，他文武双全，在朝廷的武学考试中得第一名。他发明制造了一种叫“九牛弩”的战车，上面有射箭的机关，非常适合实战，后来被人利用来大败金兵。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范阳郡：三国魏文帝黄初七年（226年）将涿郡改为范阳郡，在今河北省涿县及北京市昌平县、房山县一带。

南阳郡：秦代始置，汉承秦制，仍设南阳郡，郡治宛，下辖三十六县。东汉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而呈现出经济、文化大都 会的面貌。

2、堂号

半树堂：宋朝厉元吉，号“半树”，做乌程尉，后回家隐居。元朝访问宋朝旧臣，元吉跑到湖里、海里，去藏，到了白头才回家，坚决不做侵略者的官。

此外，厉姓的主要堂号还有：“佛子堂”、“南阳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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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姓宗祠通用对联

〖厉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源自西周；

望出南阳。

——佚名撰厉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厉姓的源流和郡望。（参见上题头《一、姓氏源流》和《四、郡望堂号》介绍）

威弭郡盗；

名重文坛。

——佚名撰厉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唐代东阳人厉文才，贞观初年任道州刺史，当时荔浦县盗贼猖獗，厉文才威爱并施，到任仅一个月，就平息了郡盗，一郡大治。“弭”，谓消除，平息。下联典指清代文学家厉鹗，字太鸿，号樊榭，浙江省钱塘人，康熙年间举人，能诗善词，为浙西词派的重要作家，主大江南北文坛二十余年。著有《樊榭山房集》、《辽史拾遗》、《宋诗纪事》、《南宋院画录》等。

勋铭带砺；

绩茂循良。

——佚名撰厉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南宋东阳人厉汪，字万顷，隆兴间进士，初任永嘉县主簿，又升乐清县知县，百姓受其教化，生活安定，称他为“厉佛子”。后官至西外宗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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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姓宗祠五言通用联〗

相见亦无事；

不来忽忆君。

——清·厉鹗撰厉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代文学家厉鹗赠友人联。厉鹗，字太鸿，钱塘人，有《宋诗纪事》。

拂竹鸾惊侣；

经松鹤对群。

——唐·厉玄撰厉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唐代诗人厉玄《猴山月夜闻王子晋吹笙》诗句联。厉玄，太和二年进士，官至侍御史。

农亩时勤业；

儒林日漱芳。

——佚名撰厉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浙江省岱山县秀山乡厉氏宗祠联。在旧时封建社会宗族认为：娼、优、隶、卒，即娼妓、戏子、衙役、兵士，在当时被人们普遍视为辱门楣、败坏家声的贱业。有些家庭、宗族还将贱业扩大到讼师、奴仆、婢女，以及剃头、剔脚、吹手、屠户、轿夫等。尽管有些人以充任保长为荣，但不少宗族也将保长作为贱业。这可能因为保长要奴颜婢膝地伺候官长，身份多少与衙役有些近似；同时他们又狐假虎威地欺压百姓，鱼肉乡民，为乡民所侧目。众多的家族和宗族都严禁后裔流入 ，要求族人帮助已沦为奴婢的族人摆脱困境，并对自甘 者予以革谱、出族等惩罚。如有的宗族规定：“为奴者出”、“为优伶者出”、“为皂隶者出”、“充任保长者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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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姓宗祠六言通用联〗

指画巨松称冠；

武学诸子第一。

——佚名撰厉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清代画家厉志，字骇谷，定海人。工诗善画。尝于西湖昭庆寺指画巨松，见者惊为奇迹。下联典指宋代举人厉仲方，东阳人，以武学诸生举第一名，有将才。曾造战车九车弩，后人用以败金兵。

非显非藏姓氏；

半耕半读人家。

——佚名撰厉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浙江省岱山县秀山乡厉氏宗祠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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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二百载青毡，蝉联八世；

两三间白屋，鹤隐千秋。

——佚名撰厉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江苏省扬州市厉氏宗祠联。全联典指该族的悠久历史。“青毡”，代称士人故家旧物。语出《晋书·王献之传》：王献之夜里在斋中睡觉，有几个小偷进到屋里偷东西。王献之不慌不忙地说：“偷儿，青毡是我家的旧物，把它放下吧！”群偷惊走。“白屋”，指用茅草盖的房子，也指穷士的住宅。

山水怡情，容州动故乡之恋；

廉明作宰，青田兴去后之怀。

——佚名撰厉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代官吏厉文才，东阳人。贞观初为道州刺史，时贼寇猖狂，文才临郡期月，群盗悉

平，甚著威爱，后改容州刺史。下联典指明代青田知县厉升，字文振，无锡人。公廉爱民，致仕归，民立祠祀之。

　　绍兴桥文化

　　桥文化是越文化的一部分。 绍兴是中外闻名的桥乡、桥都。“万古名桥出越州”《山湖处处续越州吟》，这是确实无误的事实。桥是最基本的交通设施，有了桥，绍兴水乡因河流阻隔而分割的地区形成了一个整体，使深壑巨谷因溪流奔泻而相见不相通的山村互通往来。它促进了生产发展，社会进步，为人民生活带来了方便和欢乐，因此建桥修桥是民众的呼声，是繁荣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反过来说,一座座桥又如一座座历史丰碑，展示着绍兴各个时期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实力，它不仅作为一种建筑物,生产与生活必需品出现于社会,而且在它的身上又体现了桥梁科技、桥梁美学、咏桥颂桥的各种文艺样式以及各地的民俗风尚伦理道德等，这种以桥的物质外壳与丰富的文化内涵的结合，便构成了绍兴的桥文化。

　　绍兴桥文化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它是大众的文化，桥由大众建造,大众保养，大众使用，桥文化也由大众创造，大众欣赏，大众发展；离开大众，无所谓桥,也无所谓桥文化。它是实用文化。桥是实实在在的客观构建，因此以它为载体的文化也是可视可闻可感可使用的文化，不仅当代人受其恩泽，而且后人也得其实惠。造福于子孙。桥文化是不断创造的发展中的文化。桥是静止的，但使用它、歌咏它、观赏它的人是不断的、五湖四海的，有人用诗画描写；有人用影视表现它，有人用桥饰美化它，有人用故事传播它，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桥文化的积淀越来越丰厚，这是桥文化无限生命力之所在。桥文化是一种多功能的综合文化。它是实体物质与抽象意念结合的产物。在桥这个实体上产生了某种文化意念又由这个文化意念丰富和提高了桥这一实体价值。而且绍兴的桥与酒、茶、兰相比又有实体存在时间长、历史印记明显的特点，由此产生的价值趋向就不仅只是桥的本身而是产生了某种社会效益因此不少桥成了历史研究的标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和实际材料，这是为当初造桥所意料不及的。绍兴桥文化具有多种功能、多种形式的特点，不是内容单一停留在某一层面上的文化，它的丰富性和综合性为人们所惊叹。

　　桥文化的意念是什分深奥的。我们的先人为我们记录了许多桥的材料，文人诗家们写写出了许多咏叹绍兴桥的诗文碑画，在绍兴不管在山区还是在平原，现在还保留着大量造型别致、千姿百态的桥，这是桥文化所在的基石是最优越的条件所在。绍兴的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并不是交通工具这一简单含义，它的内涵深广无限。

　　纤道桥：

　　桥在绍兴县柯桥镇阮杜间，与萧绍运河平行，俗称百孔官塘，又称铁链桥。建于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长达38620米，共有115跨，每跨净垮2米左右，桥面用三条石拼成，宽150米，桥墩用条石干砌，墩厚15米，桥底一般都接近水面，只有东端第四十五垮较高，以通小舟。该桥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桥头两端各设茶亭一座。这种桥全国其他地区未曾发现过，绍兴该桥颇多，有长达1--2公里的，目前还有樊江的贯虹桥和二处残迹，一处在钱清附近，一处近绍兴城。

　　1983年绍兴市文管会己把该桥整修一新。

　　八字桥：

　　位于绍兴城区八字桥直街东端，处广宁桥、东双桥之间。

　　据《嘉泰会稽志》记载，始建于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南宋宝佑四年(1256)重建，“两桥相对而斜，状如八字，故得名”。 桥以石材构建，结构造型奇妙，八字桥陆连三路，水通南北，南承鉴湖之水，北达杭州古运河，为古代越城的主要水道之一。

　　这里位处三街三河四路的交叉点，桥呈东西向，为石壁石柱墩式石粱桥，三向四面落坡，共中二落坡下再设二桥洞，解决了复杂的交通问题。桥面条石并列，长485米，桥高5米，净跨45米；桥面宽32米，桥东西长27米；桥东的南北向落坡各为124米、174米，桥西的南向落坡为l4米，西南落坡17米。桥上置栏，望柱头雕覆莲。桥合石壁式，高4米，东西两面各立石柱9根，主孔下西面第五根墩柱上刻有“时宝——丙辰仲冬吉日建”。西端南面的踏跺下建一小孔，跨越小河。桥下石壁转角处被纤绳磨出的痕迹，至今历历在目，可见当年舟楫之盛。

　　八字桥附近一带，古民宅保存较为完整，政府巳作出保护规划。八字桥作为我国最早的“立交桥”，越来越被海内外游客所青睐和赞叹。

　　广宁桥：

　　该桥位于绍兴市区广宁桥直街东端，南北向，单孔拱形石桥、横跨漕河，相传此处本无桥。乡人集资建桥，来往百姓，广受其惠，故名广宁桥。

　　广宁桥始建于南宋高宗以前，至明万历二年（1574年）重修。站在桥上可见城南诸山。桥心正对大善寺塔与龙山，为极好的“水上”对景。自南宋以来，一直是纳凉观景之处。明修洁士朱亢宗曾作诗怀古惆怅：“河粱风月故时秋、不见先主曳杖游。万叠远青愁对起，一川涨绿泪争流。”

　　桥为七边形拱桥，全长60米、宽5米、高46米，净跨610米、两边备有20级石阶。24根桥柱都雕以荷花。雄健厚实。柱板花纹，幽雅大方。桥洞顶拱石上，刻着“鲤鱼跳龙门”等六幅石刻，甚为精致，桥拱石上刻有招贤修桥的姓名。《绍兴具志余辑》记有：“桥，方向东西，一圆洞，高三、四丈、长十余丈，桥面广度为二丈，上有石栏甚坚，有碑亭、是越中大工程”。

　　夏履桥：

　　据《吴越春秋》记：禹“乃劳身焦思，以行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桂不顾，履遗不蹑。”此遗履之处，后人感念。谓之“夏履桥”。

　　光相桥：

　　该桥在城西北，环城公路旁，因桥畔原有光相寺而得名。桥始建于东晋、清乾隆与嘉庆年间均重修过，靠桥端一根莲花瓣望柱上刻着“隆庆元年（1567年）吉日重修。”（注：某系拱石上所缺之字）

　　该桥南北向，横跨老城河，两头衔接上大路和下大路。系单孔半圆形石拱桥，全长20米，桥宽6米，高420米。桥两端置垂带，上设工字形座栏，每边座栏均以六只覆莲望柱相隔、未端置石鼓，石级桥面，两边各有21石级。每级均厚O12米，宽050米。拱圈似纵向并列砌筑（因纵向缝并不对直），似宋、元代桥梁。拱石有莲花座图案，上刻有“南无阿弥陀佛”，一块拱石上还刻有“古有光相……至正某年五月吉日…·等等。桥拱四分之一处有兽头横系石两根。在杜春生《越中金石记》中载有“光相桥题记”。

　　该桥为绍兴保存得较好的石桥之一。对研究水乡石桥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在绍兴市区北海桥直街。

　　春波桥：

　　为清代重建的单孔石拱桥，拱圈为纵联分节砌置，桥面纵坡很小，采用两根石梁做桥栏。原为石拱桥，玲珑雅致。20世纪50年代改成水泥板桥。水泥粱板连接搁在两岸石勘，细铁杆作栏。长约5—6米，宽约3米。

　　唐代大诗人贺知章（绍兴人）曾有“惟有门前鉴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之句，故名春波桥，该桥座落在绍兴市区都昌坊路鲁迅纪念馆不远的禹迹寺前。

　　另说----又名伤心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与前妻唐琬重逢于沈园，放翁感慨万分，题下《钗头凤》一词。40年后，年近古稀的陆游又到沈园，而唐琬早已忧郁去世，陆游触景生情，赋诗两首，其中有“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的诗句，凄凉悲伤，令人断肠。伤心桥也因此得名。

　　太平桥:

　　该桥在柯桥镇的阮杜与管墅交界处，跨萧、绍运河是一座一孔净跨10米的石拱桥与九孔净跨304米高低石粱桥相结合的多跨桥梁。总长2420米、高7米，桥面宽340米，拱桥在南，为通航主孔，石粱桥在北，桥建于明天启二年，清乾隆六年，道光五年相继重建，现存桥建于咸丰八年（1858年）。桥头有《重修碑记》等四块，附近建有石亭，石牌楼。（已拆毁）。拱桥顶部“太平桥”三字清晰可见。拱圈为纵联分节并列砌筑的半圆拱，纤道沿拱脚贯穿而过，拱桥南端落坡中设平台，经平台折向东西两面下桥。靠着拱桥的三跨粱桥较高，跨度较大，然后以三孔一组逐次下降，至北端与船码头相接，以便水运与陆运较好地衔接，全桥布局既利于排洪和兼顾众多的大小船只通航，也便于陆上交通，工程上省工省料。望柱，栏板，抱鼓上图案雕琢精致美观。

　　周围良田万顷，水波涟漪，颇具水乡特色。

　　都亭桥：

　　桥在今鲁迅纪念馆西南侧，为绍兴古桥之一，据《越绝书》记述，秦始皇东游（公元前210年）至会稽时，曾驾临都亭，位于都亭附近的这座古桥，就取名为都亭桥。

　　题扇桥：

　　桥在今蕺山南面，长10米、宽3米、高78米的古石桥，相传有一位穷苦的老妇曾在此卖六角扇，生意清淡。书圣王羲之见了，就在每把扇上都题了词，并嘱老妇提价出售，一时竞相争购，老妇也因此发了财。现在桥上还竖着“右军题扇处”的石碑。

　　在宋嘉泰《会稽志》的“戒珠寺”条目中，载有“寺南百步有题扇桥，盖卖扇老姥所居云”，以此桥的由来说明该桥在晋时已存在。

　　迎仙桥：

　　迎仙桥位于新昌县桃源乡104国道边，长29米，宽46米，净跨156米,为近似于悬链线拱的古乱石拱桥。该桥在明万历《新昌县志》有载。清代道光时，丁天松重修。

　　该桥的桥名源于当地的民间传说。相传东汉时吴县青年刘晨和阮肇入天佬山采药迷路。在刘门坞遇见了二位仙女，双结伉俪。不几日，刘、阮回乡，世上已是其七世孙时代。此桥因刘、阮在此遇仙得名。真可谓：刘阮迎仙留桥名，悬链奇拱落梦境。茅公伏笔语惊人，有心圆梦天佬径。

　　古桥专家茅以升在《中国古桥技术史》一书中预言：我国古代可能存在超时代的梁桥技术。迎仙桥填补了中国古桥技术史的空白，悬链线拱桥是二十世记六十年代世界先进桥梁科技。

　　玉成桥:

　　位于嵊州市谷来砩头村，该桥与迎仙桥同属近似悬链线型古石拱桥。该桥长12．15米、宽4．7米、高6．7米，拱高5．7米，建于清道光丙申（1836年），坑举马正炫建造。此桥系罗关洲继迎仙桥后发现的第二座近似悬链型古石拱桥。据当地村民介绍，当时桥建成后，村民认为此桥拱曲线平坦，恐有坍桥之虑，提出妄作观些，而拒付工钱，现存谷来马氏家谱中，记有建桥史料。

　　咸宁桥：

　　位于题扇桥北，双层石梁桥，桥名咸宁，可能此桥建于西晋咸宁年间。桥名宁字无丁，系宋朝以前的写法。此桥在嘉泰《会稽志》有载。可定为宋朝以前的古桥。

　　杏卖桥：

　　桥在偏门外陆放翁的故里三山附近，桥名是附会放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诗句而来。

　　虹桥：

　　桥在今西廓门外，曾有一名人少时曾在这里游泳，故又名浴龙桥。

　　云门桥：

　　志书中记有淳化寺原名云门寺，建于东晋义熙三年（408），寺门外有桥亭名丽句亭。嘉泰《会稽志》中的“云门桥”条目中记有“云门桥在县东南三十五里，若耶溪南有仙翁钩矶。宋考功之总诗云：雁塔骞金地，虹桥转翠屏。谓此自桥东百余步又有小石桥，架亭其上，扁丽句亭。”这说明此寺前有二桥，桥可能与寺同建，到北宋淳化时二座桥肯定存在。同时指明了此桥为虹桥，即石拱桥。

　　跨湖桥：

　　马太守庙在跨湖桥南，跨湖桥是通往该庙的必经之桥。马太守庙建于唐开元年间，跨湖桥在唐开元时必然存在。此桥现已改建为现代桥。

　　谢公桥：

　　绍兴谢公桥是单孔七折边拱桥，全长28、5米。明代重修时保持原型，至今完好。嘉泰《会稽志》记有“谢公桥在新河坊，以太守谢公 囗 所置，故名。”嘉泰以前的绍兴谢姓太守有：谢惠连（397——433）南朝宋代会稽太守。谢公桥当始建于南朝。因谢惠连在东晋末年只有21岁，不可能当太守，桥不可能建于东晋，谢惠连当太守应在南朝的宋代。所以谢公桥可定为始建于南朝宋代的古桥。谢公桥的桥拱上的捐款刻石文字的风格为晋代隶书风格。

　　兰亭桥：

　　此桥在会稽通往诸暨的古道上，桥以兰亭为名。现在原址建现代桥，桥头的宋朝古道已被发掘，作为文物展示。

　　庙桥：该桥是通往钱武肃王庙的必经之桥，庙存在于五代，桥在五代时必然存在。此桥已拆建为现代桥。

　　龙兴桥：

　　以龙兴寺得名。该寺建于汉太始元年，唐代神龙二年称龙兴寺，桥与寺当同时建造龙兴桥当建于其时。

　　杨桥：

　　曹操与杨修读书处，桥因杨修得名。此桥应为三国时代的桥梁。

　　学堂桥：

　　朱买臣读书处，当为汉桥。

　　司马悔桥：

　　此桥现存，位于新昌县桃源乡。该桥名出自“唐司马子微隐天台山被征至此而悔”的典故，桥在唐时已存在。

　　孟宅桥：此桥在上虞县丰惠镇。嘉泰《会稽志》载：“在县东南一里三十步，汉孟尝所居也。”此桥又称还珠桥。北宋诗人华镇有《还珠桥》诗：“溪上还珠太守家，小桥斜跨碧流沙。”桥可能建成于汉，在北宋时仍在。此桥桥面已改为现代式，桥礅仍为古桥原物。

　　拜王桥：

　　建于唐、乾宁三年（896）的绍兴拜王桥系单孔五折边拱桥。据《越中杂识》记：“唐末，钱（缪） 武肃王平董昌，郡人拜谒于上，梁太祖即位于后封吴越王，故桥以拜王名。”

历经艰辛二十载胡氏寻根出“七说”

市家谱研究会副理事长、原铁西区区志办主任胡忠奎，可谓是“小云南”调查者中的集大成者。他奔走辽宁、北京、山东等各地，耗时近20载，翻遍了有关的多种史志、资料，综合各家之长，将“小云南”的出处梳理成“七说”：

“小云南”在云贵边界说

胡忠奎认为，“小云南”在明代的乌撒卫即今云南和贵州两省交界一带的可能性较大。

据了解，“小云南”应该是云贵边界一带的俚称、俗称，不是真正的地名。据鞍钢建设公司李凤昌的《李氏世谱》（清同治九年本）记载：“始祖小云南乌撒卫人也，遭红巾之变徙居长清大河迤西五里许，相土而居，以姓名庄，遂为李家庄。”另据《蓬莱县志》（1988年《蓬莱县志稿》）载：“元末明初，山东为元明争夺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山东半岛人口被杀戮殆尽，残存土著极微。明朝建立后，开始向半岛大批移民，当地人口多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及永乐二年（1404年），两次由‘小云南’的乌撒卫迁入。”

“小云南”在山东说

在胡忠奎老人多年的调查中，“小云南”在山东的说法较为普遍，也有一些资料佐证此说。据岫岩县《王氏谱书》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始祖王明政率四子，从山东小云南大榆树村迁来奉天城北康家屯定居。”吉林省舒兰市白旗镇《马氏家谱》则这样介绍：“马氏原居山东‘小云南’马家庄，清乾隆时迁吉林永吉县缸窑镇，后迁舒兰县白旗镇。”山东省昌邑县《谭府万世谱书》载：“余谭氏之相传，于元明之际，自‘小云南’鳌山卫、迁邑城之北，潍水之东，庄名海眼。”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说

在两下蓬莱探访“小云南”时，胡忠奎从当地县志办获悉，“蓬莱县志办领导曾就此事专访了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于教授认为明洪武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村移民至蓬莱”（《辽阳县志》1994年版）。抚顺市蒋本瑛说，他的邻居杜某的《杜氏家谱》有祖坟的石碑记载：“杜氏祖先是山西洪洞县人氏，又名‘小云南’”。

关于明代从山西洪洞县向外省移民之事，许多文献多有记载。明初的大规模由山西向外部移民大约开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移民所到的地区主要是河南、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等地，移民者都要到洪洞县北二里的广济寺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由于故土难离，大家也不愿走。传说官府就张贴告示限定某日之内，愿迁者到广济寺大槐树下报到，不愿迁者也需到大槐树下等候裁定，那日，成千上万的民众聚于大槐树下，一律捆起迁走，众人一步一回首，看着渐渐远去的广济寺里的大槐树和大槐树上的老鸹窝，心中无比留恋，大槐树和老鸹窝也就成了泣别家乡的标志，这些移民也就把洪洞县大槐树作为老家，写进家谱。

山西运城“小运南”说

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晋西南的运城地区，那里有条小运河，“小运之南”渐渐演变成“小云南”。沈阳侯育明先生《“小云南”之拙见》一文载：“唐宋以前，为运送粮食和木材开凿了运城（明清称安邑属解州）至永济的漕运水道（低档运河），它把汾河与黄河联结起来，成为唯一重要的交通线，当时水运繁忙，人群聚集，一度驰名辉煌省内外，所以人们习惯地把晋西南称为运河南，后泛指今运城市所辖各县广大地区。历经数代口头传诉，因乡音俚语以讹传误，将‘运’换作‘云’，故‘小云南’即‘小运南’。”

“小云南”在安徽凤阳说

另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安徽省与河南省交界的濠州与凤阳地区。《所城刘氏家族》（刘树厚1988年手稿）记载：“胶东追祖有二说，一说是从四川移民而至；二说是从“小云南”移民而至。通过考察，“小云南”之‘云’应为‘运’。古时山西运河南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元时全国战争频繁，各地人口不均衡，采用移民方法把我们刘氏祖先移民到安徽省与河南省交界濠州与凤阳地区。为了纪念刘氏自己的故乡，山西运河以南，故把新生落户的地方安徽地址称作‘小运南’，后人们讹传‘小云南’。”

山西北部“云中之南”说

有的资料认为“小云南”在山西北部大同一带，因为古地名有云中、云州、云岗和云阳的名称，都带“云”字，统称云南，为区别云南省，称这一地区为“小云南”。这一观点来源于1936年出版的《牟平县志》：“洪武四年，山后徙民事，谓：阴山之南，恒山之北，自昔即以云称。战国赵曰云中，秦汉置云中郡，北周置云中县，隋置云内县，金元皆置云州，其地俱在今晋察绥三省之交。则云中、云州之南，或云岗（在大同西，为名胜地）、云阳（谷名，在左云县）、云泉（山名，在张家口西）之南，其人必有以云南称者。登莱迭遭金元之乱，居民死亡殆尽，于是移民来此。其先至者领地开垦，为占山户，后至者购熟地耕种，为买山户，而迁者不忘旧居，故传称云南。又以非云南省，故别之为‘小云南’。”

“小云南”在云南省祥云说

也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祥云县。大连《甘井子区志》（1995年版）载：“康熙时期，迁入境内的汉族人口中大多数来自登州府，尤以蓬莱、文登、莱阳、福山等县为多，其中一部分如住周水子街道王家桥从福山迁来的王姓其祖籍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原云南县）俗称‘小云南’”。铁道部十九工程局王跃《“小云南”与“大槐树”》载：“祥云县位于大理州东部，汉武帝无封二年设云南县，县治在东30里的云南驿镇云南驿村，在这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又先后设立了云南州、云南郡等地方政权，直到1929年才由民国时的云南县改称祥云县，因此，史学者总称祥云县为‘古云南’，而民间则称这一带为‘小云南’”。

马氏观点：山西大同、云南大理祥云史证充分

鞍山还有一位古稀老人———马文清，十几载痴心不改，多次到北京、南京及山西等地，寻访调查“小云南”这一未解之谜。他认为，“小云南”可能在山西大同，抑或在云南大理祥云一带，跟胡忠奎老人梳理出的后“两说”观点类似。

1984年，马文清不止一次听老邻居提起，自己的老家在一个叫“小云南”的地方，可具体在哪儿，却没一个能说清楚。1986年，调入民委工作后，工作之余，他开始潜心对得到的各种“小云南”线索逐条分析，有的干脆还进行实地考察。十几年间，老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市村镇。根据史料佐证，他的“小云南”山西大同、云南祥云两说，内容渐渐丰满起来。

山西大同古称“小云南”

不久前，马文清获悉这样一条信息：公元前325年，雁北盆地中心始设云中郡（今大同）建制，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云中郡成为边陲要地。后来不同朝代对这里的郡或州或府或路均简称为“云”。云中、云州、云岗、云阳、云泉之南地区当地人俗称“云南”，防止与“大云南”重名，故在云南前加一“小”字，称“小云南”。

今年9月16日，马文清出席银川第十四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归来，专程前往大同市考察。接待单位请来两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马升、谷玉泉及文史界李大钧等5位先生召开座谈会。据他们介绍：“小云南”在当地山区农村仍有流传。当大家驱车前往市区南郊，瞻仰元代24座古墓时，管理墓园的老者说：“我们这儿就叫‘小云南’，但那是老老年的事了。”

多年寻访中，马文清还了解到，山东莱西县后村《王氏族谱》记载着：“王氏于明洪武年间由山西‘小云南’雀头村迁莱阳亭儿山。至万历年间（1571－1620）迁埠后村落户定居。”登州府蓬莱县龙山店镇井家湾《周氏家谱》记有：“原始祖先也是由陕岐而山西‘小云南’移来，在蓬莱城大土地庙之左安家落户。经六世分系，老祖又到龙山山麓安家。”

云南大理祥云史称“小云南”

虽然“小云南”的山西大同说，一度使马文清老人备感惊喜，但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纳为信教授协助提供的《云南省云南县志》又让老人增加了疑惑。该县志记载着：“云南者小云南也。曷小乎尔？云南置郡昆池之阳，大府所治行省旌麾驻焉。（盖）云南乃在苍河间为大理，不隶于大府而为云南得名所治。区别之曰小云南尔。”另据该志卷三“建制沿革”载：“汉置云南县，梁荒废。南诏国、大理国为品甸坦。至元十一年，赛典赤以元中书宰相行省云南驻大理时‘初置郡县’。在此置云南县。至元十三年开设云南行省治昆明之后，祥云县便有‘小云南’之称谓”。“小云南”在云南祥云东云南驿镇云南驿村。马老还搜集到这样一个佐证：2001年12月26日，云南昆明《春城晚报》“大观”栏目编发“六城古地———‘小云南’的考证作品，祥云县农村自由撰稿人胡子龙先生在文中记述，云南古城位于祥城东15余公里的今云南驿镇云南驿村。经考该城筑于唐天宝年间。唐代樊绰撰《蛮书》载：“云南城，天宝中阁罗凤所规置也。历经元代动乱洗礼，到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朝除把大理总管段氏和蒙古贵族迁往北方省份安置外，又移民实边，开展军屯、民屯、商屯，大批汉族从内地移居云南。”“明中叶以后，汉族开始成为云南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这种线索侧面证明，云南的人口鼎盛为居民外迁提供了可能。

元末明初，连年混战，给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民不聊生，日甚一日”，《明史》载，战后“淮北鞠为茂草”。战争使运河从南到北的人民惨遭涂炭，山东、河北广大地区成为无人区域。大批来自“小云南”的兵士及民工被迫迁居于此。

繁衍生息数百年后，山东一带地区的人丁兴旺起来。据考：清顺治八年（1651年）清廷曾由登州向辽东半岛移民。辽阳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载：“其应招之垦民，官给地亩，牛给口粮，而招揽民户者，则励以官爵。”还规定：“招百名垦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判，武授千总；招五十名以上者，文授县主簿，武授百总；招民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之民每月口粮一斗，地一饷，种子五升，每百名垦者给牛二十头。”由于清政府采取一系列农垦政策，鼓励汉人来此开垦荒地，使直、鲁大批移属迁入辽东半岛。康熙七年（1668年），废除其《开垦条例》移民暂停。康熙二十八年（1760年）周人骥请禁各省流窝人民入川，高宗（乾隆）不准，并谓“承平日久，生齿繁多，在籍难以维持生计之人口，移民别地乃情理之常。”又谓：“古北口外，内地人民前往耕种者达数十万户。”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高宗谓，“热河之地，数十年来，见该处户口日增，民生富庶，且农耕藩殖，市肆殷阗”。乾隆五十七年（1796年），放宽了贫民出关禁令。嘉庆、道光年间，又颁布了特别许可令，移民逐渐起动，上述史证表明，清定鼎后的200年间，关内各省向东北移民，无论是有组织或逃荒，下关东谋求生路，始终未能停止。乘船渡海、推车挑担步行出关的“先民之路”。古时水路东起庄河的青堆子、皮口、旅顺的都良镇、复州城的北海和海城牛庄的**庙等码头上岸，分流东北各地。

20世纪80年代，《东北地方史稿》（1987年四期）、《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年三期）、《东北民族是史略》对辽宁省一部分汉族先民祖籍“小云南”，进行过多次讨论，尤其《本溪文史资料选辑》刊发“本溪县的小云南人”之后，《满族研究》于1999年第一期，发表了夏树藩先生的“试论历史上的‘小云南’与‘小云南’人”。综合史家观点是，“三藩之乱”被评定后，其残部由云南拨发山西；二是吴三桂余部直遣山东聚居。他们为了纪念自己是云南人，后将山西（或山东）居住地称为“小云南”。两说涉及的历史事件便是“三藩之乱”后移民迁徙史的记述。据史载“”三藩之乱”事发于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因清政府发出撤藩旨令，激怒平西王吴三桂发动叛乱。《中国通史》图文版说：“平叛后，康熙先后撤去了三藩建制，就地就近安排藩属”。余部谪遣戍边。

东北史家在研讨清代移民时认为，发生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月以吴世�于昆明自杀为界定的移民迁徙，是历史上更具代表性的发遣戍边。据《沈阳回族》载：康熙帝将三藩余部发遣至东北各地充当台丁、站丁或官庄壮丁。他们开荒垦地发展农业生产、负担守卫、传递情报和运输货物任务。吉林境内的宁古塔、吉林乌拉、三姓、伯都纳等地方，为流人（罪犯）、发遣者落脚和安插之地，还有被破例“恩赐”到吉林占荒开垦者。他们或者被编入官庄充当壮丁，或发送船厂充当造船匠役，有的调水师营充当水手。时被发至38个驿站充站丁者850名，27个柳条边台的台丁约4050人，以及从事驰送文报、查边立栅修壕差者若干人。据东北民族源流研究会副理事长、原吉林省考古队分队长、考古副研究员李松岩先生介绍说，守卫我国南方云南地区反清部将兵丁约有近10万人。除按朝诏旨就地安置部分藩属外，大部分发遣戍边、屯垦开荒于东北。其中大批余部遣赴黑龙江，安置在渔村（今哈尔滨）至齐齐哈尔间一带，落籍垦荒，守卫东北边疆者数目不小。以泰康（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为集中安置点，建戍边垦植站多处，他们称自己为“站人”。人数较多的戍边站为嫩江东部垦区的多耐站，人数达5000人左右，其中信仰佛教的汉族站人来到北国与当地满族通婚，世代传宗，后将萨满教融入自己信仰之中。但他们的后裔至今仍然承认自己祖先是吴三桂部下，从云南移来黑龙江。“康熙十五年从直鲁等省有40余户回回被强制迁往黑龙江省地区，在齐齐哈尔等地随军当差，承种旗地”。据吉林《唐氏族谱》引清廷《书札》诏曰：“兵部为钦奉上谕事，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奉上谕事，马永荫差来赉奏，段应龙发往起程之时，预先奏闻：‘应给札赏，赉交兵部，钦此’查，据马承先供内既称，段应龙原系伪游击，相应授以游击，札付户部取缎二匹，赏给可也，等因。马承荫、马承先曾随父马雄附乱吴三桂，朝廷平叛后率军归顺，被宽大处理。段、唐、于、张四姓回族兵士，遂由川、滇一带随军发往吉林省九台县蜂蜜营扎根，随旗当差，种官地，听从国家调用。上述史例说明，吴三桂余部发谴戍边东北各地。他们的后裔至今仍承认自己的先人是从“小云南”过来的。从移民迁徙角度考证，吴三桂部卒移入东三省者不在少数，仅《奉天通志》所载，即有“八百八十四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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