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氏起源

一、 姓氏源流

　　邹氏的来源主要有以下一些：

　　1 出自姒姓。这种说法称邹氏为越王勾践之后。 在史记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 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 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说明按这种说法，邹姓应与禹有一定关系。

　　2 出自子姓。称邹氏为商纣王微子启的后代。公元前11世纪周平公把商的周围地区封给殷纣王庶兄微子启，建立宋国，建都于商丘，其后三朝采食于邹邑，其第五世孙叔梁仡以邑名“邹”为姓。所以称之为山东邹氏。

　　3 出自曹姓，以国家的名称作为自己的姓氏。上古时有邾娄国为狭所建，战国时鲁穆公改邾娄国为邹国。后来邹国被楚国所灭后有邹氏，亦为山东邹氏。

　　4 为蚩尤之后。据《拾遗》所载，黄帝在打败蚩尤以后迁其民至邹屠，根据地名命名为邹屠氏。

　　迁徙分布

　　据邹氏族谱及有关资料记载，邹氏早期主要在其发源地即今山东境内发展繁衍，至秦汉时期，他们中的有一支迁至范阳，发展成为望族。西汉以后，范阳邹氏逐渐南迁至河南邹坊，成为较强的一支。汉代有邹廷任襄阳令，在当地安家，其后裔有一支迁到雍州。西晋有新野人邹湛以才学知名，在朝廷做了国子祭酒、少府，其子孙有一支迁到衡州。东晋十六国时，由于战乱，中原士族大举南迁，邹氏的一部分随之渡江，定居于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一些地方。唐初，陈政、陈元父子奉命入闽开辟漳州，携一部分邹氏随从同往，后在福建安家。又，唐德宗贞元末年，邹垣因避战乱，自今安徽迁入福建，其子孙繁衍分居于邵武等县。北宋有邹异，长乐人，元佑中举经明行修，这说明北宋时已有邹邹氏居于广东。南宋时期，有泰宁人邹应龙任初权参加政事，他的子孙散居闽、粤，还有迁到广西乐平的。现在台湾的邹姓人及侨居新加坡等国的邹氏华侨，主要是从广东、福建迁去的。

潘（Pān）姓源出有四：

　　1、出自芈姓，[mǐ ]为春秋时楚国公族潘崇之后，以祖名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颛顼后裔陆终生有六子，第六子名季连，赐姓芈。周成王时，封其后裔熊绎在荆山建立荆国，公元前740年，荆君熊通自封为武王，他的儿子于公元前689年改国号为楚，称楚文王。据《姓氏寻源》和《潘氏家谱》及《史记·楚世家》所载，公族子弟潘崇助楚穆王继位有功，受封为太师，其后代子孙以祖名为姓，称为潘氏。从此，潘姓在楚国成为有势力的家族，潘姓因此而来。

　　2、出自姬姓，为周代周文王裔孙伯季之后，以邑名为氏。据《元和姓纂》所载，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让其子伯季食采于潘邑（今陕西省西安、咸阳一带），其子孙遂以邑名为姓，称为潘氏。

　　3、出自姚姓，为上古舜帝之后，以国名为氏。据《中国姓氏》载，舜帝生于姚墟称姓姚，建都潘（今北京市延庆县东北），后潘地移至今陕西省兴平北。商朝时，舜的后裔建潘子国，商末被周文王所灭，其子孙遂以国名为姓，称为潘氏。

　　潘国静字齐佑4、出自他族改姓：

　　① 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时，改鲜卑破多罗氏为单姓潘。

　　② 清康熙末年，台湾岸里大社（今台湾省台中市神岗）酋长阿穆归顺清廷，被赐姓为潘；光绪时，台湾高山族相率归化清廷，也被赐姓潘（这也就是台湾高山族人大多姓潘的重要原因）。

　　③ 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如满、水、京、蒙、土家、彝、瑶、仫佬、回、壮、布依均有潘姓。

　　潘崇。楚成王时，潘姓中有名为潘崇者曾为太子商臣之老师，在楚成王预谋另立太子时，潘崇极力支持太子商臣，并成功地使之继位为楚穆王。潘崇因助商臣继位有功，被封为太师，楚穆王并且还把自己任太子时的财产全部赐给他。从此潘姓在楚国成为有势力的家族。后人念潘崇兴潘姓有功，便尊他为潘姓的得姓始祖。这种观点，其正确性可能是相当高的，因为古籍中出现的春秋时代的潘姓人氏，几乎都是楚国的人物。

尚茶的人喜欢武夷山的大红袍，尚茶的人也喜欢下梅，因为下梅与茶的缘份更像一个传奇——兴旺与衰落皆因为茶。因茶留下的文明遗存与今天的生活恰如其分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下梅独特的魅力。　谁能想得到，一部《乔家大院》的热播，让这个古村落再一次喧嚣起来，而这一切皆因为茶。

其实，下梅只产少数的茶，而且在整个武夷山岩茶体系中，这里的茶叶属于被忽视的品种，但这个古村数百年来与茶产生了纠缠不绝的情愫——明末清初开始，这里就成了闽北地区最大的茶叶集散地。也因此，下梅为后世留下了富甲一方的建筑印记——这里原先有典型特色的清代深宅大院古民居70余幢，至今尚存30余幢。 据介绍，在清朝，下梅处在一条非常重要的商路的起点上，这就是“晋商万里茶路”。据记载，最早来到武夷山贩茶的，是山西省榆次市车辋镇的常氏。晋商常氏武夷山贩茶的第一站便是下梅村。

晋商常氏与闽北隔万水千山，商业嗅觉却异常敏感。早在150多年前，以常氏为主的山西商帮看中了武夷茶的生意资源，把经商触角探往武夷山下梅的茶坊街市。据《崇安县志》载：“康熙十九年间，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三百艘，转运不绝。”由此可见当年以茶叶交易为中心的经贸活动在下梅十分活跃。

1666年（康熙五年），武夷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收购，欧人皆以武夷岩茶为中国茶之总称。此时武夷山岩茶在下梅集运转销，乾隆年间，下梅遂形成崇安最大的茶市。

雍正五年(1727年)，下梅茶商开始大发。咸丰年间，太平军出没武夷山，晋商与下梅邹氏经营茶叶生意受阻。五口通商后，晋商在武夷山收购岩茶业务由下梅邹氏、潮州、广州三帮联合采办，转运于福州、汕头、澳门及南洋各岛。下梅，这偏于武夷山东隅的茶庄集市小镇，连接起一条通往中俄边界贸易城恰克图的茶贸易之路。常氏与商团盟友开创了中俄贸易的漫漫长路，成为在中俄边界贸易城恰克图的一支劲旅。

晋商：涉足下梅茶市

常氏经营的主要商品就是茶叶，而这些茶叶，又都是从闽北武夷山采购所得，常氏采购集团的千里足履，纷纷涉足清代武夷山茶市下梅村。他们的到来，也给下梅茶叶经营带来了商机和贸易信息。除邹氏外，还有孙氏等随晋商奔赴西部经营茶叶。邹氏在山西榆次，还教当地常氏开辟山地种茶叶，所育茶苗之法，全部是从武夷山下的崇安带去的。但由于气候因素，未能形成规模。新茶尚未上市，邹氏就利用现银，趸足茶叶运往山西，在货缺时抛售，大赚一把。邹氏在与山西人交易中，学到了晋商的经商之道，由单一的茶叶交易到贩各类货物，生意日隆，交易多元化，资产遂增，邹氏投入重金购骆驼，用驼队运货到恰克图交换皮货、药材，换洋铁、洋油、洋火等。如今，下梅邹氏还留有从恰克图带回的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油箱及邹氏茶庄号“景隆号”、“集春号”及验押茶货的“素兰号”木印模等，这些都是下梅邹氏当年与晋商进行武夷岩茶贸易时使用的实物遗存。

据当地人讲，清代中期，武夷山四大巨富之一的万氏，凭着雄赀与邹氏争夺茶叶生意。初来乍到的晋商常氏，看到邹氏在茶叶交易中更注忠诚信用，遂与下梅邹氏“景隆号”茶庄结为盟友。邹氏腾出景隆号的仓库和厢房，给常氏储存趸下的茶叶，还为他们一路风尘远道而来的10余峰骆驼搭建喂料棚，那时，景隆号的人们第一次见到庞然大物骆驼，觉得很稀奇。晋商对外发货时，满载茶叶的竹筏就从芦下巷口河埠下水，进入梅溪水路。 下梅邹氏与晋商精诚合作100多年，邹氏以经营茶叶发家致富，诚信经营是基础。晋商强烈的外贸意识、敢与洋人做生意的胆识，极大地鼓舞了邹氏。下梅邹氏恪守的是“诚信经营，致富履义”的商德。据《邹氏家谱》载：“邹茂章偕壮游闽北、闽固产茶多区，而武夷七十二岩茗种尤甲天下。公与伯兄共治之，走粤东，通洋艘，闽茶赖以大行，品核精详，无二值，无欺隐，且不与市井较铢两。以故洋人多服之。洋人售公售制获异珍所至，辄信偿其利，由是家日饶裕，为闽巨室……”

只是，鸦片战争后，由于当时清政府被迫开放五个通商口岸，武夷岩茶只要顺闽江而下就可出口。于是，武夷山地区的茶市中心从下梅转移到赤石。盛极一时的下梅慢慢走向衰落。

如今，穿行在当溪两旁的骑楼边，当年的商店门楣还在，当年修建的9码头旧址还在，然而物是人非，原来整日舟楫往来的繁忙的当溪，到后来只有在5天一次的赶墟日时，才会变得热闹一些。只是修建在骑楼边的美人靠至今风韵犹存，成为这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年下梅男人大多出去经营茶叶，家里媳妇就在斜阳残照之际，望着往来不熄的船只，等待男人的归来……

来自山西的“麻雀” “万里茶路”全长达5150公里，随着茶叶生意向境外扩张，茶路不断延长，武夷山下梅邹氏与晋商常氏建立贸易伙伴关系之后，其过境从武夷山下梅至中俄边境的贸易城恰克图，约4500公里。邹氏借福州、广州口岸开放之机，租用洋艘，将武夷茶贩运到东南亚各地，有的还销往欧洲，其南下贩茶的路程也有1000多公里。

据载，每年茶期，在下梅收购精制后的茶叶通过梅溪水路汇运至崇安县城，验押之后，雇用当地工匠达千余人，用车马运至江西河口（现在的沿山县）。由船帮改为水运至汉口，达襄樊，转唐河，北上至河南社旗镇，而后用马帮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太行，经晋城、长治，出祁县子洪口，于鲁村换畜力大车北上，经太原、大同，至张家口、归化，再换骆驼至库仑、恰克图。从武夷山的下梅茶市起步，到中俄贸易城恰克图，漫漫商路上，邹氏购置了数百峰骆驼做运力，足见茶叶经营规模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