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柳庄柴氏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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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柳庄另外祖柴氏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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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记·柴静雾霾君传

汪亮珍

　　雾霾君者，不知何许人。善用兵，无败绩。

　　其始于西元十九世纪，屠伦敦，践巴黎，又攻新大陆，陷其都邑，荼毒其民，强悍如美利坚，亦举手降。

　　后，东土繁华，雾霾君贪其富贵，大兵临之，先陷京师，复下淞沪，扫荡冀北，弥漫辽东，盘旋西南，践踏五羊。

　　所过屠城，无分尊卑；杀人盈野，莫辩良贱。王侯之贵，不得呼吸；勇士之强，无能抵御；精兵良将，束手而已。

　　朝野惊惧，亿民惶恐。

　　其所来，广数千里，深几万重，苍茫暗灰，阴森闷绝，以颗粒为矢石，射杀心肺，诛人于无形。

　　然，其有所自，尾气也，污染也。

　　甲午年，东土大集，天下趋朝，万国来会。乃下旨，急急如令，京师百里熄柴灶，千里无烟囱，车马择日而行。

　　果然，大会之期，青天朗日，海清河晏，但见祥云，不闻灰霾。列国王侯俱喜，东土亿民皆乐，曰：爱陪客蓝。 然，盛会散，雾霾君复起，蹂躏城邑甚如前者，京师咫尺不辩，颗粒触手可及，兆民苦之。

　　柴氏女者，晋人也。少年求学长沙，质慧敏，学而优，录于中原一套。

　　柴氏敢任事，非典起，乃陷前阵，与病者触，无惧死，故闻名天下。有所著，曰《看见》。所谓才女也。

　　其于草民，则无所名，或曰其造作，有失自然。此论失公允。 某岁，柴氏忽失所踪，或曰：其移民西土矣。

　　乙未年，正月，周末，柴氏忽现，掷神器，曰《穹顶》。一时神州滔滔，皆为此女刷屏，虽路人亦为之弹指。

　　此前片刻，内港之争正炽，《穹顶》见，港人无声，其或有意乎？

　　《穹顶》者，檄文也，柴氏披白甲，着牛仔，欲与雾霾君决死战。 其文曰：癸巳年（2013年），雾霾君凶虐，陷落都邑。其时，柴氏怀女，验之，胎儿有疽，无辜哉此儿。柴氏意之，吾儿中雾霾君之毒矢乎？

　　柴氏怜女，又忿雾霾君一箭之仇，乃辞去。自为百万金，遍之四海，穷迹天下，访列国公卿，叩万方学士，问雾霾之所由，晓祸根之所自。

　　 历年余，有所得，乃伺周末，有的放矢，上此檄文。

　　虽为檄文，其辞温而不厉，直而不伤，凡有表象，皆求本质，重于数据，字字考究。虽一言半句，乃有大学士为之背书，不得虚言，此其慎也。

　　又柴氏擅辞，其言娓娓，其色温蔼，虽有所指，然不直指，但云匹夫有责。

　　民阅《穹顶》，皆感焉，曰：此慈母与雾霾之恩怨也，柴氏虽弱女子，有志也，吾等岂不愧之？

　　值群贤将集京师，商国是，《穹顶》问世，天下皆惊。其有所意乎？

　且柴氏已辞中原一套矣，无所凭借，以庶民言事，公卿皆为之辟道，某民网为之广宣天下，身不在朝廷，而得机构为之前驱，宜乎？疑乎？ 或有蜚语曰：柴氏儿之疽，良性也，言之与雾霾相关，非科学也，且柴氏好香烟，祸或起于此。又以儿疾宣传，忍哉。

　　此言恶毒，不足信。

　　《穹顶》本为驱雾，乃至引疑雾，非柴氏本意也。 太史刘曰：今之天下，功利之天下也，天下人多以功利为心，凡有公益事，众人皆疑其本衷，曰，此炒作也，此商介也。

　　天下之失本衷，久矣。

　　柴氏本衷，不可确论，然可揣测之。为人母，胎有疽疾，此诚人之情所不能堪，何况其母？由此怀天下之志，欲穷天人之际，上下求索，化小为大，化私为公，化狭为广，此乃大慈悲，若曰功利，乃亿万民之功利，虽云炒作，吾其许之。刮风可以吹散雾霾，根治还是要解决工业污染，全民齐心对抗雾霾保护环境，雾霾天出门还是要戴口罩的，普卫欣美国进口的天猫有，能有效过滤pm25

宋朝不杀士大夫是来自于史书所记载的“太祖誓碑”，所谓的太祖誓碑在宋代许多史料都有记载，但多为文人的笔记小说，当然也有私家修史，但是宋史和长编这种权威的史书中并无记载，现在学者对此誓碑到底有无，也是争论颇多。

但是，宋朝对于士大夫的优遇是旷古烁今的，但是没有像你说的士大夫见皇帝不下跪，这是误传，斥皇帝如小儿更是无稽之谈，宋朝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皇帝仍然是主宰，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宋朝宰相、枢密频繁更换的原因。

另外，你说说的大宋不杀读书人更是错上加错了，大宋杀的读书人多了去了，士大夫也被杀了不少，不是不杀，是慎杀，大宋一般很少杀官阶比较高的士人，如南宋权臣贾似道擅权误国，最后也只是被贬而死，北宋的权臣丁谓等等都是被贬最后死在贬途的。但是也有例外，例如岳飞官居枢密副使，被杀于风波亭；国相韩侂胄被杀枭首，都是反例。但宋朝的士大夫的确是地位奇高，宋朝是他们最好的时代。

1，第一个渊源

据《澎湖县志》记载，才宽的施氏后裔中，在清朝初期出了个收复台湾的施琅。施琅后去北京为官，留在台湾澎湖的一支施氏族人怕郑氏族人报复，又改回姓氏为才氏，世代相传至今。

2，第二个渊源

源于柴氏，出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后裔，属于以避难改姓为氏。据家谱文献《才氏家谱》记载，才氏与岳氏有不共戴天之仇。该支才氏的族源是五代时期的后周皇帝世宗柴荣，谥睿武孝文皇帝。其后代世袭的梁王柴桂，当年被岳飞枪挑而亡，即是《才氏家谱》中记载的始祖。

3，第三个渊源

清朝中叶以后，蒙古族、满族额尔德木图氏多冠汉姓为才氏、鄂氏、乔氏等，世代相传至今。

4，第四个渊源

源于其他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今保安族、僳僳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中，均有才氏族人分布，其来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羁糜政策及改土归流运动中，流改为汉姓才氏，世代相传至今。

5，第五个渊源

才姓始于公元十四世纪明朝时期，方希贤更名为“才隐士”时起。方希贤系方孝孺（又名方子才）之孤子，避难时以父名最后字“才”为姓，以“隐士”为名。即才氏始祖。

6，第六个渊源

源于高阳氏，出自远古帝王颛顼的后代，属于以先祖名号为氏。据史籍《万姓统谱》记载：“才氏为黄帝之孙高阳氏颛顼之后”。重黎是颛顼之子，为司掌天地之官，唐尧曾抚育重黎之后。

周宣王姬静时期，有重黎之后程伯休父，官至司马，执掌国家军队，佐政辅国，权势重大，程伯休父克平许方，立下大功，周王室允许他以官职为姓，其后遂成司马氏。

司马氏由于犯了错误(今已不可考是何错)，被皇帝下令满门抄斩。为了保住家族的血脉，忠心的管家就偷偷的把主人的七个儿子用箩筐挑着逃至河南濮阳安家落户，为躲避朝廷的追杀改姓为才氏，所以才氏共分为七门。而那个管家就被认定为这一族的祖先了。

-才姓

一位开国皇帝在太庙里立下誓碑，命令子孙为皇帝者，要优待前朝宗室之后裔，且不得滥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之人，否则天必讨灭之。反映出这位统治者胸怀之宽厚，执政之仁慈，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宋太祖会做这件事吗？如果太祖没有做过，那么又是谁精心编造了这个“太祖誓碑”的故事呢？

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曾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时门钥封闭甚严，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任何人不得入观。规定太庙之门于四季祭奠和新皇帝即位时方可开启，皇帝谒庙礼毕，必须进入夹室恭读碑上的誓词。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跟随，其余人员皆远立于庙庭中，不敢窥视。皇帝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都不知所誓何事。北宋各代皇帝皆如此相承行事，按时礼谒，恭读在心，没有泄漏。直到北宋末的靖康之变，宋廷罹难，京城被劫，太庙中祭器都被金人席卷而去，大门洞开，人们方得一睹此碑尊颜。誓碑高约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条：一为“柴氏(后周宗室)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史·曹勋传》载，靖康末(1126)，北宋为金所灭，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北迁，被扣留在金国的日子里，徽宗嘱托曹勋日后若有可能回南方，让他转告高宗说：“艺祖(宋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也载：徽宗“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也有相同记载。

首先，宋太祖的为人应与此誓碑的内容真实性有很大关系。太祖虽出身行武，却酷爱读书。他随周世宗打淮南时，有人揭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检查下来，主要是书籍数千卷，这应是他比较重视读书人及文官的原因之一。当然宋代重文抑武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对武将防范的需要，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是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因为文臣不会很大地危及政权，而对其宽大仁厚可收买人心，这实在是他能进一步巩固统治的英明之处。同时，太祖在平定南方各政权的过程中，坚持不杀降王，如平定后蜀，召其国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请擒杀其君臣，以防生变。太祖批道：“汝好雀儿肚肠！”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记载此事颇详，这在历代开国皇帝中是少见的。宰相赵普好几次在太祖面前说起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意欲加害。太祖却回答：“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日后的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寻找了。”其后，赵普再也不敢在太祖面前提起类似话题。还据说，太祖即位之初，见一宫嫔抱一小儿，经问知是周世宗之子。太祖问左右大臣如何处置，赵普等主张处死，潘仁美在旁独不语。太祖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潘仁美才说：“我与陛下曾同为周世宗之臣，劝陛下杀之，是负世宗；劝陛下不杀，陛下必定怀疑我。”太祖当即判给潘仁美为养子，后不再过问。宋太祖似乎可谓宽厚之君主，其豁达和自信，往往高人一筹。

其次，还应考察太祖誓碑的内容与宋代所执行国策之间的关系，从中也能透露出有关情况的可靠性如何。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宋待周后之厚”谈到，宋太祖登极，迁周恭帝母子于西京，易号郑王，造周六庙于西京，命周宗正以时祭享。并派官员祭拜周太祖、周世宗之陵。建隆三年(962)，迁郑王至房州。开宝六年(973)，郑王过世，此距禅位已14年，而宋太祖仍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号恭帝，葬周世宗陵之侧，曰顺陵。宋仁宗时，诏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者一人，岁时奉周祀。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又诏每郊祀录周世宗子孙一人。至和四年(1057)，遂封柴泳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子可袭封，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宋神宗时，又录周世宗从曾孙柴思恭等为三班奉职。宋徽宗时，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恪。南宋时，高宗、理宗诸朝也时有封柴氏袭崇义公之爵。可见，柴氏之受封赏几与宋朝相始终，宋廷如此优待亡国之后裔，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比的。

一般认为，宋太祖及其后继者，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守着不杀大臣和言官这条誓言，对臣下较为宽容，和各朝相比，诛杀很少。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曾由衷地赞叹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谱》)。由此，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上述誓碑的记载深信不疑。对个别皇帝屠戮大臣之事，往往以违背“祖宗誓约”之语评论之。还有学者认为，北宋出现的冗官现象，也与誓碑规定的优待士大夫政策有关。

1986年，学者杜文玉发表《太祖誓碑质疑》一文，经过详尽考证后认为，关于“誓碑”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根本不存在的。首先，叶梦得的有关记载证据不足。靖康之变时，他不在京城，誓碑之内容并非他亲眼所见。建炎元年(1127)七月，曹勋自金国返回南京，数月后叶梦得才调任京官，他应该是从曹勋处得到这个相关消息，再加上社会传闻，遂撰成上述故事。其余诸书中，《挥麈后录》成书最早，其在记录誓碑内容后，进一步指出：“太祖誓言得之曹勋，云从徽宗在燕山面喻云，尔勋南归奏知思陵(宋高宗)。”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应来自此书，《宋史》编纂时则参详《系年要录》。可以说，凡关于此事的记载，莫不在曹勋南归之后，此前竟无一点蛛丝马迹。如果说北宋百余年誓碑内容由于保密严格而没被泄漏，那么靖康之变后太庙“门皆洞开，人得纵观”，此事的消息来源就不应只是单方面的。然而事实正相反，曹勋南归为此消息的惟一来源，而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太祖本纪》等重要史料及相关文人笔记中都毫无踪影。

再从史实方面看，誓碑规定优待柴氏子孙。太祖刚即位，就把周恭帝母子迁往西京洛阳，洛阳经五代战乱时已残破萧条。而在立碑那年更是将其母子由洛阳迁往房州，房州位于今湖北房县，地处大巴山区，不但远离东京开封，且偏僻荒凉人烟稀少。到开宝六年，周恭帝柴宗训正值二十岁之青春年华，就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太祖要子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理应身体力行。然而查阅《宋史·太祖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的记载，其在位十几年中并不少杀大臣，总计有八十八人之多。其中，谋反罪二十二人，坐赃罪二十五人，失职罪三十三人，其他八人，上至枢密直学士、殿前都虞侯、州刺史，下至监察御史、县令等，皆有被杀者，太祖是北宋诸帝中杀臣子最多者。

另外，誓碑的收藏方式也过于奇特，这种能平抑舆论、安定人心而有利于巩固统治的誓约内容完全可以公开，以显示统治者的仁德宽厚，达到收买人心的效果，让士大夫们感恩戴德，忠心维护赵氏的江山，这样的好事何必隐藏得如此神秘？宋徽宗北迁金国，备受蹂躏和屈辱之后。却还牢牢记得誓碑中不杀大臣和言事官的内容，千方百计地要人转告远在千里之外的高宗，这也实在有点违背常理。

高宗如真的通过曹勋了解此事，就应该遵守祖宗遗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建炎元年七月，腰斩右谏议大夫宋齐愈；八月，杀太学生陈东和上书人欧阳澈。建炎三年四月，斩中军统制吴湛；七月，杀御营军官范琼。绍兴年间，共诛杀大臣十人，最丧心病狂的，莫过于杀害岳飞父子之案。如此大开杀戒，哪里谈得上半点祖宗“誓约”的约束。那么，此事是如何作伪的呢？杜文玉推测，当时国家残破，人心浮动，为了改变这种离心离德的紊乱局面，获取士大夫们的拥戴，高宗出于此笼络人心的政治需要，协同曹勋特别构思杜撰了这一故事。其冠以祖宗遗命的外衣，宣传赵氏的深恩厚泽，以进一步迷惑士大夫。最后，高宗确实通过这一手段，拉拢到主和派、主战派众大臣，取得大批士大夫的拥戴，初步稳定了局势。

也有学者反对将其全盘否定，认为誓碑的有无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以证明，但也没有完全否定的依据。宋廷礼遇后周宗室后裔应大致不差。北宋优待士大夫，不轻易诛杀大臣也是事实。太祖在位时主要因谋反和贪污受贿罪处死过一批官吏，这是开国初期整顿吏治所必需的。《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当时严加惩治贪官污吏，赞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宋初严惩赃吏”条也谓：“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

宋代重文抑武，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国策是毋庸怀疑的，这就反映出其存在重用且优待文臣的一些祖宗家法，并被历朝皇帝所认真执行。上引范仲淹在庆历年间的言论，《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就应如何处置一大臣之事而起，范仲淹主张免死而宽宥之，富弼不同意，所以范质问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侯延庆《退斋笔录》载，在神宗陕西用兵失利，准备斩一漕臣之时，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宋史·吕大防传》也载，哲宗朝，宰相吕大防说：“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此外，《长编》卷四九五，大臣曾布有类似言论；《宋史·章悖传》，宋哲宗也有类似说法。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发着文臣士大夫的爱国热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权的文臣无所顾忌，有的甚至横行不法。当国家和君主利益受到威胁及损害时，统治者是可以将家法放在一边而开杀戒，因为家法“不杀”不等于绝对不能杀，然而诛杀大臣确实不是北宋统治国策的主流。因此，即使没有太祖誓碑。与碑文类似的祖宗家法的有关誓约，看来还是存在的。

以上面分析而言，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拿出一定的理由，但又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对待宋代政治史上这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只有取审慎的态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宋朝是历史上有名的重文轻武的朝代。宋朝对文官的优待体现在：一、福利好，俸禄高。官员退休后，依然可以过着国家养老生活。二、文官有免死特权。三、恩荫制度。一人当官，亲朋好友都可以飞黄腾达，“冗官”就是恩荫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