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问四川人，他的祖辈从何处来？他们多会回答是从湖广麻城县或麻城孝感乡而来。此说可征诸县志。如民国《南溪县志》称：“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 又如民国《荣县志》曰：“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 又可见之家谱记载。如内江《周氏族谱》：“洪武出治，我圣祖仁皇帝遂下诏旨令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填实四川。我祖奉命襁负其子，入川于红合乡落业。” 又如隆昌《刘氏族谱》：“吾家起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明初入蜀。” 由此可见，麻城县曾有过孝感乡，其地名并非虚构。然而查检当今麻城市行政区划或乡镇名录，是找不到孝感乡这一建置和地名的，使得许多寻根者断然否定曾经有过孝感乡的历史存在。

在当今麻城市版图上找不到孝感乡，并不意味着古麻城县没有孝感乡。光绪《麻城县志前编》之“疆域·乡镇” 载：麻城县在“明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成化间并为九十四里，并孝感入仙居为三乡。嘉靖间析太、仙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注：此处之“里” 为里甲，110户为里，里分10甲）孝感乡在明初即见记载，至成化八年裁撤并入仙居乡，作为建置和地名在明代虽只存在百余年，然其影响却延绵数百年。

孝感乡位于麻城县西北，北境与河南省接壤。因地处偏僻，政令难施，嘉靖二十一年麻城县监生李大夏等上书朝廷请求建县：“本县全场姜家畈，接壤黄冈、黄陂边隅地，近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乞于姜家畈设县治，保障地方。”（《读史方舆纪要》）李大夏等人的意见得到巡抚湖广副都御使陆杰和巡抚湖广监察御使史褒善的赞同。但建县主张也受到地方官吏和乡民阻挠，勘测地界亦无法进行，使建县之事不得不暂中止。嘉靖二十六年，黄州知府郭凤仪上书再陈建县事，得到麻城籍户部尚书耿定向的大力支持。特致函前湖广右副都御使冯岳以争取支持。嘉靖三十九年，耿定向在京城又与新任湖广巡抚刘伦面商建县事宜，刘伦很为重视，并即将建县之事交麻城县令苏松筹办。不久，刘伦离任，建县事再被搁置。次年，耿定向奉命视察西夏，途中偶遇新任湖广巡抚张雨，又与张雨洽谈建县问题。此际监生王国任联络了一批蓍宿联名上书，于是巡抚张雨令下属集议建县事宜。黄州知府应明德、同知袁福徽、巡按湖广监察御使唐际禄、布政使徐南奎、按察使刘斯洁均赞同建县，建县之议至此遂定。嘉靖四十一年，礼部尚书徐阶竭力襄助，嘉靖四十二年春，经户部复奏，朝廷批准正式建县。拟析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滠源乡八里甲，黄冈上中和乡十二里甲为新建县属地，定名为新安县，嗣后改名为黄安县（今红安县）。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一。

据《麻城县志》、《红安县志》载：麻城县原有版图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现约有3607平方公里，析出仙居乡千余平方公里（原孝感乡面积为千余平方公里，占麻城县总面积的四分之一）；黄安县原有版图面积约1976平方公里（民国时期划出180平方公里与河南新县及湖北大悟县，现版图面积为1796平方公里）。由此可知，黄安县有近半人口和土地是从麻城县柝出，而孝感乡为麻城县边隅，地接河南，相当于今红安县七里坪以及城关（姜家畈）一线东南的大部为原孝感乡属地。原孝感乡小部属地留在了麻城县。如麻城《邓氏宗谱》载其祖自江西迁来后世居孝感乡邓家磅村，而邓家磅村自孝感乡划入黄安后一直属麻城浮桥河乡。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二。

黄安县自建县至晚清，一直设置三乡（亦称为里）未曾更易，即沿用原乡里之名-----太仙（太平乡、仙居乡的缩称）、中和、滠源。民国时实行县、区、会、甲建制，全县设10区，笫五区名为仙居区；1929年5月红七军在黄安建立苏维埃政权，全县亦划为10区，第五区仍名仙居区。1947年9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建立黄安解放区，全县划为7个区，其中有名太仙区者，乃沿袭明清旧称。这里所称之仙居乡，实为原孝感乡旧土，原孝感乡已是有其地而无其名。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三。

据上，可以确切地说，移民圣地孝感乡地跨今红安县、麻城市，大部分在麻城市境内。

　　安徽砀山唐寨唐氏：堂号为桐叶堂，始祖唐琦乃宋御史唐炯七世孙

　　远大国宗儒，高占朝成世，怀文景广运，立志学继先；谆厚传家永，廉朴滋荫长，勤谨培元本，谦蔼征祺祥。

　　湖南永州小江口唐氏后谱：汝景兴朝一公，柞应声熙显承； 祖恩年久永耀，宗功代远如新；

　　忠孝光荣先泽，仁厚佑启嗣昆； 清白传家有道，万载乐安升平

　　广东清远唐氏后谱： 伯阳宏闰官，有树开裕宽 祖德昭光远，（缺失）

　　伯阳赤维宗，富善尧盛丰 深知福礼厚， 永远秀灵钟

　　四川蓬安唐氏后谱：祖宗任受付，锋荣仲廷尚，胜正三阳开，世登联科显

　　仙容金玉来，茂美达前俊，群英冠步台，树立名嘉会，时中诚攀才，（缺失）

　　安徽淮南唐氏后谱：堂号为桐叶堂，祖籍山西

　　荣家文有伯，元建广朝兴， 安国俊英贤，（缺失）

　　四川渠县唐氏后谱： 千万克讳永，志彦文世国，君学有奇仕，朝廷正联科

　　后来续谱：祖德开维明，宗仁履清芳，依贤冠时盛，安帮定太长

　　湖北孝感唐氏后谱：正文尚启善，大道开明贤，志学仕洪全，曾崇容思德，友忠玉合先，（缺失）

　　浏阳青山唐氏后谱： 始祖南浦，号来仪，洪都人（江西南昌）

　　朝文齐宏启，世运庆昌隆，忠孝昭先德，英才耀祖宗

　　大道传家国，贤能志向同，显扬徵学士，名望自钦崇

　　湖南永州零陵唐氏后谱：思彦世文永，仕明国正开

　　继登朝廷上，修治定家帮，勋树怀风化，光天应赐昌

　　湖北黄石唐氏后谱：齐记光义,美道永昌，相君臣士,帮家之方

　　安徽宿松唐氏后谱：良士志应时,道正耀天光

　　学富功先裕,德崇名自彰,咸怀诒泽大,克念保宗长,继嗣能华国,家声世代昌

　　唐氏十宗后谱：

　　一宗：永福思文立，志大显光明，忠心常奉国，万世正乾坤

　　二宗：涛玄智本明，显永福再宗，国泰天心顺，诗礼焕文章

　　发祥有圣祖，继美多贤良，忠孝传千古，仁义化万邦，大德光日月，兴隆乾坤长

　　三宗：绍伏魁仕宗，祖宏汝必才，日月盈再有，家国永千秋

　　天开文远悠，诗书代儒风

　　四宗：锡禄维贤后，鸿谟启盛明，传家敦诗礼，开国显经论

　　周孔齐声教，夔龙仰直真，纲常千载肃，作述万年新

　　五宗：文思通典籍，行谊学前贤，忠孝兴家国，宽仁庆自延

　　六宗：景运贞元会，文明大启昌，忠孝承先训，诗书兴家祥

　　七宗：宗祖思国泰，仁义礼智信，聪明达自由，文德经纶纯

　　武功爵禄酬，朝治贤能贵，家声孝弟修，忠和时圣定

　　天道永世悠，堪作万年计

　　八宗：元文必仲永，思志秀廷才，景泰天德顺，富贵享荣华

　　九宗：文朝明仁义，忠孝永安邦，国正天心顺，世代受荣昌

　　十宗：成应先承福，思文立万方，凤凰朝至瑞，宗祖重贤良

　　孝信齐家治，忠正观园光，人才培四德，继启维纲常

　　十一宗：人立高明志，纯熙六字春，和衷敦亮惠，褒赞广经纶

　　十二宗：万德讳用思，廷秀兴富立，楚国有贤才，永维朝中士

　　湖南辰州唐氏后谱： 宣启朝天盛，夫泽治安忠，道德涤实顺，书生家兴隆

　　永州唐氏后谱：思彦世文永，仕明国正开

　　继登朝廷上，修治定家帮，勋树怀风化，光天应赐昌

　　湖广会同唐氏后谱：时禹宗伯乡，咨文思朝光

　　仲承维先正，通才自永昌，邦家定必盛，治世之贤良

　　文思朝光仲，承维先正通，才自永仕仁，大德壁祯祥

　　广西桂林十代族谱： 正，汝，开，明，庆，祖，宗，定，有，华

　　广西柳州十代族谱： 绍、君、才、举、国、大、顺、志、兴、朝

　　山东昌乐唐氏后谱： 树炳基锡洪，本烈培铭澄

　　林然在钟汝，桥耀增铎清

　　怀有卫国志，繁荣昌盛家

　　升平安泰世，和睦勤俭丰

　　重庆合川唐氏后谱： 奕可为章涣，显承明世基，光宗客少允，玉启梦先知

　　安徽定远十代族谱： 大 占 开 玉 保 忠 孝 高 秀 武

　　元隆三宗遥派字辈：仕大奉习一承朝、文武国正泰、守法尊天爵、后重做师范、谨愿章质扑

　　湖南老班次存参

　　精忠传万代 理学启贤才 家声明德远 朝庭永兴世 应子虞运举 显达会年来

　　珂公本支班次 国正天心顺 忠言兆吉祥 为人长富贵 积善有余芳

　　璋公本支班次 国正天心顺 忠孝启贤臣 德明邦家定 功业达乾坤

　　佩公本支班次 国正天心顺 忠良显大铭 诗文隆盛代 万古绍昌荣

　　附

　　公仁寿班次 国正天心顺 相传统绪长 联元登甲第 曲籍振纲常

　　重庆唐氏后谱：一呈升国正，保定永洪兴，联庆昌隆胜，全德发光辉

　　江苏盐城草堰口唐氏:胜宗公后排辈为:甫彦伯宗(廷)谷崇天尚惟华(虞)九(奎)

　　我方绍起建立存余(锦)修(秀)为(文) 纪(章)正法守裕如

　　广西灌阳唐氏家谱：国宗绍慕朝廷泽 际会昌明君子兴

　　尧德虞恩钦祚永 尊贤重士启人文

　　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唐氏:(唐朝由江西迁入小湾村)

　　现传41代始祖:唐斌政

　　斌承水知明 士念仲才文 思必伯受志 用子汝友克能

　　如温良恭敬 德盛荣归兴 宗祖存仁孝 世代继贤英

　　山东淄博南仇唐氏：知见应锡曾，元行敬思维。继述承先志，传习裕家修。

　　学成能保大，法立绍宗功。文官来庆寿，万福肇金生。

　　四川金堂-祖辈在17世纪迁入，祖籍湖南

　　国正天心顺，作得诗明世

　　四川安岳唐氏家普：(这是福广填四川时，祖先留下来的)

　　朝尚国汝士；三四在大学；永正明良德；定安世代乐；

　　湖南祁阳：懋、建、勋、猷、焕、平、章、治、化、隆

　　湖北省麻城市有好几支唐氏

　　一支为:国玉在山辉，采之自宜早。席珍待聘士，同为希圣宝。

　　一支（丁家河）：太先积德盛，立心本在明。贻传家泽远，继绍福祥兴。

　　1994年新修辈派为：荣勋耀沿尚志，丰硕贺宏腾。康乾模昊发，永照茂华庭。

　　山东滕州市唐氏十世起辈分：传家若克永 纯修学志洪 守怀应大兆 景锡世钦崇

　　四川泸州：相文基朝国，正克开希元；永世有光化，安定治中天；汝昌维学锡，守道绍怀宣

　　广西玉林樟木镇蓝柱冲唐：具世国兴显宗祖，孔茂兰才秀聚荣．

　　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鹅公岭:余山正开启文运承先代

　　唐氏皖宣城辈分，广大世 日长纪 书先进正

　　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天文敬学祥，金怀鸿(崇)亚(大)昌

　　潼南：怀国立明志，纯淑方可全，守金开世代，达礼孝先贤

　　江苏江都唐家港一带：万，明，以，贤，达，红

　　重庆井口地区：兴文世应良,国宗如园仕

　　重庆市忠县乌样镇黄谷村唐氏族谱： 万宗之德，登朝开国；文武兴隆，引进加策

　　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县唐厚岩提供：承、先、志、忠、厚、肇、基、远、绳、族、武、义、范、继、世、昌

　　重庆梁平唐龙均提供： 学 正 天 欣 顺 家 和 市 代 龙

　　广西昭平藤县唐钦冰提供：克 荣 宗 钦 明

　　安徽泗县唐洪民提供：世继宗光 胤永廷维 嘉元自福 崇玉兴盛 肇承宏培 怀占嗣起

　　广西大化唐启颂提供：毓,秀,运,启,文,明

　　湖北仙桃唐文军提供：祖传忠良 登从善方 嘉xxx

　　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浮洋镇西郊村唐树喜提供：我们这里的唐氏有1100多人,于明嘉靖年间从福建迁入。家谱是:耿 绍 阳 元 远 传 世 长

　　四川西昌唐业波提供：（凉山另取字辈）：承先修晋业，念本庆尧门，南北能常在，嘉洋大义存。

　　陕西旬阳县唐世军提供：诗会文章远,兆宗世义兴

　　四川中江唐士国提供：{千五公;下万三公(居江西吉安太和二十世);先祖发源公居于永州零陵县孟堂塘尾头一带,发源娶康氏生天富,天富娶李氏生永禄,永禄娶刘氏生文纲,文纲娶王氏生仲兴,仲兴娶王氏生胜桂,胜桂娶罗氏生良柏,良柏娶杜氏生惟凤,惟凤娶卢氏生仕恩;仕恩公当时住在零陵的归德乡东兴里,康熙48年(1709)带三子先正先坤先玺入川,居于蜀之梓州伍城南金家沟(现四川省中江县广福镇通山乡四村)从湖南零陵来川前的最后十辈辈份为}:——发天永文仲,胜良惟仕先;

　　来川后辈份为以下顺序:大玉含晖吉,光廷启世承,应国昌德祚,锡继道隆金,霞泽映宇内,精彩焕乾坤,泰和致奇瑞,代久衍丰亭

　　四川唐钰斐提供：(入川始祖唐启武，清雍正11年入川。已繁衍十三代。):启盛永诗学仁家全万世云华贵

　　湖北枣阳唐家森提供：,元，亨，利，贞，家，启，国，志

　　安徽梁园唐发春提供（桐荫堂）：行 家 辅 国，世 代 荣 昌。

　　江苏徐州睢宁唐亮提供：德，志。文。才。宝，守。园。良。继。承，先音业。万。事。荣。昌。。。。。。

　　浙江玉环唐多青提供：业成钦玉，朝起文章，万国观秀，多士有光．新增字行：道传先圣，克守侯邦

　　重庆唐定九提供：榜 梨 曹 定 家 邦

　　山东夏津唐庆红提供：兆殿永庆元保善传家久

　　四川富顺唐碧波提供：世尚大有昌，本隆才翰方，源清益巨泽，吉利发荣长

此文献给我的远亲，我上找43代老太，即是彭城乃是汉邦刘氏之后，大唐著名宰相姚崇原配夫人刘氏(652～68584)祖籍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出身在一个官宦家庭，其先祖为汉朝刘邦异母弟、汉楚元王刘交（？～前178年）之后，曾祖刘乾宗，历任唐朝平洲（治今河北卢龙县）、坊洲（治今陕西黄陵县）二洲刺史、洪洲（治今江西省大同市）都督，授爵宜春县（治今江西宜春县）开国公；祖父刘绍策，曾任唐朝云洲（治今山西大同市）、融洲（治今广西融水县）、吉洲（治今江苏省吉安市）、颖洲（治今安徽阜阳市）四洲刺史，藁[gao]城县（治今湖南省彬洲市）开国公；父亲刘君颖，任职华洲（今陕西华阴）参军、彬洲平阳（今湖南桂阳）县令。咸亨[heng]四年（673年）刘夫人和姚元崇成婚。生有二子，仪凤二年（677年）生长子姚彝，后又生次子姚异。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八月四日刘夫人因病医治无效，病故于郑州（治今河南郑州市管城县）官舍，时年三十四岁。先葬于郑州，圣历元年（698年）十月二十三日权归殡河南洛阳邙山，乃下制追封沛[pei]国（治今安徽濉[sui]溪西北相县）夫人。开元五年（717年）二月十三日归葬于姚家万安山大莹。

三人祖坛卜葬于湖广百家村鹅掌大土丘立坟为茔（ying)。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再问从何处迁来往往仍是同样的回答:"湖北麻城孝感乡。"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是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过程确实是存在过的，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可是，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所谓"湖广"，包括今湖北与湖南，而湖北的麻城与孝感县籍的又占第一位，估计这一地区是清初大规模移民入川时的重要的中转站（我的祖父对我说过，我家也是从"麻城县孝感乡"迁来的。在蜀中老人口中与民间文学中，几乎都将麻城与孝感二县误为"麻城县孝感乡"，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胡昭曦根据部分地方志和家谱中所载的716户人家的有关资料统计，元末以前即已居于蜀中的只有65家，仅占9%。在清代以前迁入的220家中，湖广籍就有171家，占777%。其中湖北麻城又有151家，占湖广籍的883%。在清代以前迁入的移民中，大多是元末明初迁入的，如从现存家谱的资料统计，清以前迁入者共58家，其中在元末明初迁入的有40家，占69%。见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多年来，我曾注意过明清时期若干知名人士的祖籍，如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明代著名诗人张佳胤，清代著名经学家廖平，自贡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王三畏、李四友，五通桥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吴金三等，他们的先辈都是在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过程中举家入蜀的。

元末明初大量移民入蜀，又可以分为四类:

1红巾军农民大起义开始之后，湖北地区若干家资较丰者（包括一些蒙古族）纷纷"避难入蜀"。

2如上所述，明玉珍率领大批湖北军民入蜀。当朱元璋的军队攻占湖北之时与之后，若干原来红巾军旧部或与红巾军有联系的人，为了逃避朱元璋部下的打击，也纷纷逃奔巴蜀境内的明氏"大夏"政权，求得保护。

3朱元璋派汤和率大军由湖北攻入巴蜀，派傅友德由陕西攻入巴蜀，以后驻在四川也就成了巴蜀人。

4明代初年，为了控制巴蜀局势，若干官兵被留居巴蜀。鉴于巴蜀地区人少地多，急待垦殖，所以明中央有意安排邻近巴蜀的湖广移民入蜀，这是整个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中的主要部分，所以在现存的很多家谱族谱中，都记载着先世在明初洪武年间是如何"奉旨入蜀"的经历。

以上，就是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

由于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由于明代前期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所以经济有一定的恢复，人口也有所增加，然而，明代的巴蜀经济还未完全复苏，又进入了一个比宋元之际时期更长、情况更烈的战乱与残破时期，巴蜀人民遭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浩劫。对于这场浩劫的存在，古今均无异词。但这场浩劫的原因，看法却各有不同。

在清代的史书中，多认为这场浩劫是因为"张献忠屠蜀"，或者说"八大王剿四川"。

另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农民军在巴蜀与明军作战，与地主武装作战，以后又与清军作战。几年的拼死战斗中，当然要杀人；为了巩固新建的政权，镇压反抗者，当然也要杀人。但张献忠在巴蜀活动不到四年，在巴蜀地区长达80年的战乱中只占一个很短的时期，对于巴蜀地区人口锐减与生产残破，张献忠农民军不可能是主要原因。今天的史学家大多持这种看法。

明初清初巴蜀地区人口锐减的原因，既有天灾，又有人祸。

先说天灾。在明代最后的70年中，有大旱，有大水，有蝗灾，有瘟疫。如"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殣相望"（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五）；川南大水，"民登州堂及高阜者得免，余尽没"（《明史·五行志》）。清初又有大疫，江津地区不少地方"全村皆死"（嘉庆《江津县志》卷五）。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所谓人祸，主要的不是指战场上两军的杀伤，而是指在战乱中对平民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天启、崇祯年间，又有土司奢崇明的叛乱，当时"围城百日，大肆屠掠，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中矣"（康熙《成都府志》卷三五）。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李自成、张献忠军曾几度入川，最后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农民军要镇压"乡绅"、"官员"和各种反抗者，明军要镇压各地"喜于从贼者"，双方拉锯般作战十几年，也就是十几年的粮荒。张献忠摧毁了明代各级权力机构，但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在张献忠牺牲，农民军退走云贵之后，全省出现了十几年的权力真空，呈现出空前的无序状态，用当时人的记载，是"四方乌合之众云集成都，……互相吞并者指不胜屈。孑遗无几之民复见毙于群氛，田园荒芜，饥馑频仍，父子流离而人相食"（同上）。张献忠部退出的同时，清军又进川来。清军与残余明军和抗清武装的战火尚未完全熄灭，吴三桂叛军又与清军在四川大战，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0年）以后，巴蜀的战火才基本停熄。

巴蜀地区就是这样地经过了约80年的战乱加天灾，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生产的极度荒残。作为历次战火中心的成都平原情况尤为恶劣，原来的繁华城市竟有虎豹栖息，以至清初的四川巡抚不能进驻成都，而驻在川北的保宁（今阆中），顺治十八年才入驻成都。至于有的县城，则到康熙年间才修造县衙。

面对四川人烟如此稀少，经济如此残破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了若干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将明代所设州县大量裁撤合并，就以过去最繁荣的成都、重庆两府为例，成都府裁撤了双流、彭县、崇宁、华阳；重庆府裁撤了大足、安居、璧山、铜梁、定远、武隆。这些县，直至康熙末年、雍正初年才陆续恢复。另一方面，就是利用行政手段，尽可能从外省移民入川。

清初的移民入川，规模大，时间长（从顺治末年开始，实际上结束于乾隆中叶，共约100年），官方措施具体。顺治十年，清政府尚未控制全川时，就宣布四川无主荒地听凭垦种，永占为业，免田赋5年，官府还设法支援耕牛种子。本省逃亡在外省，准予回籍。外省移民四川者，准予入籍。以后又以种种措施鼓励地方官招抚流民，州县官凡安插300户者，现任官提升一级，候补官授以实职。在种种措施之下，清初从今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陕西等省招来了大量移民，因为仍是以湖广地区为主，所以一般都称为"湖广填四川"，这是继明代初年的移民入川之后，更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为了组织移民入川，顺治和康熙年间两度在湖广和四川地区只设一个总督，时称川湖总督，先驻湖北荆州，后驻四川重庆。

清代初年的"湖广填四川"究竟有多少人移民入川，这个数字很难估计。但从若干材料分析，在清代人口中，移民多于土著是毫无疑问的。如乾隆年间窦启瑛在《四川通志·序》中说:"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当然，各县州的比例不一，成都及川西平原各县又比其他地区为高，最高者可达90%以上。如康熙《成都府志·序》说:成都府；"百十秦、晋、楚、豫中，土著仅一二人焉。"清末人傅崇榘《成都通览·成都之成都人》说:"国初乱平，各省客民相率入川，插站地土，故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嘉庆年间，六对山人在《锦城竹枝词》中描绘更为形象:"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从全省情况估计，外乡移民约占总人口的70%左右。

这样多人从外省进入四川，大量垦殖荒地，促进经济复苏，这是必然的。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这样多的"士、农、工、贾、技术、胥役之类"（沈荀蔚:《蜀难叙略》）的外地人入蜀，必然将各地的生产技术、各地的先进文化带入四川。例如，在今天四川粮食作物中占很重要地位的红苕（即甘薯），就是那时从福建、广东传入的。嘉庆《资州志》卷八载:"（红苕）瘠土沙土皆可种。先是资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又如四川的主要经济作物烟叶，也是清初传入的。如川大图书馆藏《重修傅氏宗谱》载:江西瑞金人傅沐荣于雍正时迁入四川金堂，"广种烟草，时蜀中未谙烟法，而满蒙八旗弁兵所必须，故一时傅姓烟草重于锦城"。我们在本书中专门论述过的今天"川味正宗"中最受赞扬的三绝:川菜、川酒、川剧，也都是在清代融合外地传入的多种成分之后发展起来的。

以上，就是巴蜀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通过上面的论述，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湖广填四川"，是由于四川地区几度人口锐减之后，从明代初年开始的，在清代初年达到高潮的大规模移民入川的一个历史过程。其结果是使四川地区接纳了大量的外地移民，其总数超过了四川本地的土著。大量移民入川既是人口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四川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得四川地区清代以来经济文化的复苏和发展更加具有兼容并蓄、汇纳百川的显著特点。

　　摘录的“湖广填四川”，希望有用：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

　　（一）、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此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二）、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等瘟疫使许多人病死，“死者朽卧床塌，无人掩埋”，“人皆徙散，数百里无烟”。顺治初年，大旱、大饥、大疫席卷四川，“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大荒，饿死者日无计数”。不仅如此，又遇虎灾，“数年段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川南死者十二、三……”；“……川北死者十一、二……”。

　　(三)、人口锐减

　　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的巡抚张德地写道“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二孑遗，鹑衣菜色”，“在川省镜内行数十里……居民不过数十人，穷赤数人而已”，在顺庆(今南充)、重庆看到“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它反映了当时四川“民无遗类，地尽抛荒”的惨景。据有关史料记载，经过“三藩之乱”，四川官府所掌握的税户仅9万人；《营山县志》载：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存粮花户仅143户，819人。四川真正是“土满人稀”了。

　　（四）、政府鼓励

　　清王朝取得全国政权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采取“安民、惠民、安帮定国”的思想，实行“招辑流移，各令复业”，“凡各处逃亡民人，……广加招徕，编入甲保”，“永准为业”，“开垦水旱田地，三年起科，五年升科”，“奇荒田耕种，六年起科，荒地耕种，十年起科”，“零星地土听民开垦，永免升科”，同时，官府给以耕牛、种子、口粮等帮助。

　　由于中央政府大力倡导、各个地方官员努力推行的招民垦荒、南方诸省的战争破坏，形成了移民的大气候、大环境，从而形成前后分三个阶段，持续达一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

　　初期阶段大体是顺治十六年至康熙二十一年。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攻克成都，并控制全川，大规模的战争结束，招民垦荒提上议事日程。从陕西临近移民入蜀的垦荒者，遇到许多困难，而政府政策不配套，又遇“吴三贵之乱”，时达七年，他们多死于战乱，致使这一时期的移民受到很大挫折。康熙年间，多半是奉旨入川。所以民间盛传自己的祖先都是一队队由官府把双手反解在背上，捆着上路入蜀的，途中要小便时，由官差松开双手才方便，所以川人把解小便称为“解手”，走路习惯把手背在背上（它会遗传吗？）。

　　第二阶段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乾隆六十年(1795)。

　　清政府吸取过去教训，制定并完善了移民的有关政策，以“安民为本”，使移民大潮一浪接一浪，持续达一个多世纪。又据《营山县志》记载：雍正六年(1728)，全县民户3897，人口22533，乾隆年间，县内增加楚民17户，到乾隆六十年(1795)民户3914，人口22669，由此可见，营山是在1728年达到移民高潮。

　　第三阶段是嘉庆元年(1796)至同治年间。

　　这—时期，清政府对移民采取不禁而止，听其自然的态度，而这时四川白莲教起义，战火又起，因而，只有小量的移民入川。

　　“湖广”一词，最早是指元代设立的“湖广行省”，相当于湘、鄂、桂及粤黔部分地区，元末明初，因连年战乱，湖广一带田园荒芜，人口减少，明朝政府将江西等省民众迁徙至湖广地区，允许其“插旗占地”，明末清初，历经战乱的四川荒凉凋敝，地旷人稀，清政府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这就是广泛流传于巴蜀地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民谣的历史背景。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中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据考证表明，还有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迁入。 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乘船组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 原来，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 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往四川涌来，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湖广填四川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湖广填四川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背景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湖广填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

　　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湖广填四川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此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 湖广填四川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 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移民入川的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湖广填四川

　　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 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 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麻城

　　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