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依据。主要原因是蜀汉时期诸葛亮的身份与地位以及在民间的口碑，都不会允许有人诋毁诸葛亮。而且，魏延死时诸葛亮早已去逝，就算魏延死于诸葛亮的临终安排，那这种消息也不可能会在当时就传于民间。最最关键的一点是，魏延背负叛贼之名，有人收尸就不错了，不太可能会有人为其修墓平反。

魏延，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官拜征西大将军、凉州刺史，曾替刘备镇守汉中抵御曹操，五虎将死后，魏延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蜀汉第一将军。魏延性格高傲，眼高于顶，平时谁也看不起，所以诸葛亮死后魏延居功自傲，不服杨仪调遣，起兵叛乱，最终因寡不敌众战败，被马岱所杀。

魏延死后，其手下士兵冒死为其收尸，葬于当时的南郑城外荒野之中（现陕西省汉中市附近）。为什么没有魏延的家人来给魏延收尸，那是因为魏延当时已经没有直系亲属了。反叛的罪名是很重的，虽然魏延已死，但家人同样也要遭罪，据说是被株连三族，全家抄斩。

最开始的魏延墓很可能什么也没有，最多有个土包，因为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太可能会允许有人给叛贼修墓。所以，魏延墓最早应该也是在蜀汉亡国前后才开始修缮。至于墓前的两匹石马，不知何人所立，而立石马的目的，更是无人知晓。

关于石马的意义，一种可能是，魏延生前为将军，所以立石马的目的是希望魏延可以在阴间同样有马可骑。另一种比较靠谱的可能是，这两匹石马代表着两个人，但肯定不是诸葛亮，最有可能的两个人，一个是杨仪，另一个则是马岱，因为魏延起兵是和杨仪作对，而马岱则是亲手杀死魏延的人。

做为事后诸葛亮，很多人都认为魏延死的很冤，又因为演义故事的缘故，这才有了魏延墓前石马是诸葛亮的说法。

蜀汉著名学者魏延，网友对魏延的看法不一的能力。有人说魏延是大将军武将，也有人把魏延捧上天，说连吴虎将军都不配给魏延穿鞋。最麻烦的是对魏延的评价他的军事才能常常或明或暗地掺杂着他对诸葛亮的感情。这样更容易造成混乱。

其实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主要要看两个方面。一个是史料记载的功绩和言行，一个是当时他人的评价。

至于魏延夏侯_的才能，三国志的传记记载他善于养士卒，勇猛过人，也就是善于练兵，非常勇猛。有一句话，能有上进心的士兵叫名将。在古代，军人要有上进心，平时不要训练得太好。此外，上帝以身作则，冒着生命危险。从这一点来说，魏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名将。

魏延早期跟随刘备，取得了很多成就，尤其是在刘备公元212-214年的四川会战和公元217-219年的汉中之战。遗憾的是，蜀汉没有设立历史学家，导致这些功绩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是，正是从这些成绩中，刘备看到了魏延魏延入蜀后由礼部武官升为衙门将军，说是汉中王后由衙门将军升为镇远将军兼汉中太守。不像银河英雄传说的哭脓包，历史上的刘备很有见识，很有担当。他对魏延的两次直升机提拔充分展示了魏延的天赋。

当然，一切都可以不要走极端。我们也反对魏延无敌，比张飞强，比关羽强是因为刘备提拔他的逻辑。选择刘魏碑燕而非张飞为汉中太守，既是对魏延本人的肯定，也有提拔后人、培养中生代将领的意图，并不代表刘备不信任张飞的能力。再说，刘备美国自己的就业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著名的任用糜芳导致关羽失荆州刘备提拔魏延为汉中太守，文武百官无不大惊失色。为了给魏延一个表现的机会，刘备在一次大臣会议上问魏延：我让你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你打算怎么办？

于是就有了魏延名言：

如果曹操来自五湖四海，请为王拒之；请为国王吞下它。

这句名言的结果，第一位大师称之为好，其他人言之凿凿。大胆的声明不会这本身并不意味着什么，但至少敢于做出如此大胆的声明也可以说明对这个人的信心的心。对于刘备，他原本信任魏延，而魏延他的话足以让其他人沉默。

现在有人从这句豪言壮语中挖掘，说这句话也是魏延制定的汉中防御战略，这是过度解读。

219年起，魏延任汉中总督、太守八年。刘备夏侯_东征，他镇守汉中；刘备东征大败，赵云赶到永安帮助拦截鲁迅。他在守卫汉中；刘备死了，他还在守汉中；诸葛亮南下了，他还在守汉中。可惜这八年间魏军没有入侵，无法验证魏延不肯下咽的豪言壮语。然而，有时守将的威严可以部分地解释为没有敌人的攻击。

但是，史书上仍然记载着魏延保卫汉中的具体作战计划。那是在三国演义年：

初初主公留汉中，魏延镇，众军围守外敌。如果敌人进攻，他们就无法进入。盛世之战，王平汉拒绝了曹爽，接受了这个制度。

由此可见，魏延担任太守时，制定的汉中防御战略是在外围要塞部署重兵，使敌军不易进攻，兵临山下

姜维上台后，改变了汉中的防守策略，把部队撤退到汉城、乐城，诱敌深入，筑墙清野，想在敌人缺粮战败时，把敌人追到北方去。但是，这等于先放弃了危险。结果263年曹魏伐蜀之战，钟会十余万大军涌入汉中，阳平关失守，使蜀汉陷入危机。当然，这不全是姜维是她的错。以后可以开篇帖子谈谈这个话题。

公元227年，诸葛亮准备北伐，将大本营迁到汉中。于是汉中太守魏延自然放心了。此后，魏延被诸葛亮任命为巡抚前线，总理夏侯_官职司马，兼凉州刺史，并已成为北伐军的二把手。

说到魏延很多网友都觉得这个人好像是被低估了的一个人了，因为好像经常有人说了，这个人好像是被诸葛亮给压制了，而且最为人们所觉得尴尬的事情就是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这件事情了，那么魏延的这个计策到底好不好呢？话说在历史上这个计策真的存在吗？下面就跟随小编一起来揭秘看看吧，感兴趣的网友也一定别错过了，欢迎一起学习品鉴吧！

最近看到知乎里为魏延平反的文章，认为诸葛亮北伐的时候，没有采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错过了灭魏的有利时机。诸葛一生唯谨慎，其实是对魏延抱有偏见，让蜀汉错失了大好局势。

诸葛亮到底该不该采取子午谷奇谋成为无数后人争论的焦点。

但今天小编想说，这个计策，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可能根本就是虚构的。老铁们不要急，咱们心平气和地扯一扯，也欢迎诸位有理有据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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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延奇谋的出处

有关魏延出奇谋，离当时最近的记载有两处。

一个在《三国志·蜀书·魏延传》：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意思是魏延每次跟着诸葛亮出征，都想模仿韩信，带一万人，跟诸葛亮走不同的道路在潼关相会。但诸葛亮不允许，魏延觉得自己才能不能得到施展，很忧桑。可以看出，《三国志》中只是说魏延想模仿韩信，与诸葛亮异道进兵，具体怎么走没有说。

另外一条出自裴松之所引《魏略》，其大意为：魏延跟诸葛亮说，夏侯楙是曹操的女婿，年轻没用。如果让我带精兵五千，另外五千人带粮草，从褒中出发，沿着秦岭向东，再从子午谷向北，不出十天就能到长安。夏侯楙听说我魏延来了，肯定吓得逃走，长安城里只剩下些文官，城中大户与城外百姓的粮食也足够支应一段时间。

魏国派援兵还得二十多天，那会丞相您早从斜谷赶过来了，这样咸阳以西可以一举平定。但诸葛亮觉得太危险，不如从大辂行军，可以轻松占领陇右，因此没有听从魏延的计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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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略》的记载不靠谱

所谓子午谷奇谋这个讲法最初是在《魏略》(作者是魏国郎中鱼豢，原书已经佚失，内容只能从后人的引注中寻找)一书中才提及。但实际上，《魏略》中的这处记载靠不住。下面我们就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这段记载本身就有多处经不住推敲。

《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中记载：惇弟廉及子楙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楙，即清河公主也。楙历位侍中、尚书、安西、镇东将军，假节。也就是说夏侯楙是夏侯惇的儿子，跟曹丕是同辈，《魏略》中也记载说他跟曹丕一起从小玩到大，因此二人年龄相差应该不大。

夏侯楙镇守长安是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期间，曹丕四十岁驾崩后，其子曹叡于226年即位，诸葛亮第一次伐魏是在228年，这时候夏侯楙怎么说也应该是四十岁左右的人，那可已经不是公子哥了，魏延却说夏侯楙年少，鱼豢是在黑魏延不识数吗？

《魏略》中另有一处说夏侯楙性无武略，而好治生。可能此人确实缺少军事才能，但他再没用，也不至于守着坚城被这区区一万人吓跑吧？何况当时还有曹真与他共同守卫关中，诸葛亮前两次北伐中，曹真都击退过蜀军。魏延也应该了解他面对的敌人，但是却只提到夏侯楙，这就有点让人不太相信了。

魏延说自己带领一万人从褒中出发，在秦岭山区里走，再进入子午谷奇袭长安，只需要十天。

但实际上仅从褒中到子午谷之间的山路就有五六百里，且路况不良行走不便(不然也没必要开辟这些古道了)，而子午谷全长七百余里，也是道狭难行，就算魏延从半道切入，他总共要走的山路也少不了八百里。

笔者以前也在子午谷逛过，现在子午谷北侧谷口修了旅游景点和盘山公路，但公路也非常狭窄。如果要走山路，只有紧贴山坡切出来的窄路，最窄的地方只容一人通过；而河流本身深浅不一，与两侧的石滩交错混杂，大规模军团和后勤部队也是很难从河谷行进的，而且当年的情况只会更糟糕。

这种路况，还要带着运输部队，十天的时间根本不够。

当然有读者要说了，当时子午谷是有栈道的啊。但即便如此，魏延的提法也不靠谱。一方面，栈道只有子午道、褒斜道这样开辟出来的道路才有可能有，魏延提出要沿着秦岭山路向东走插入子午谷，这段东西向的山路能有栈道吗？栈道不是那么好修的，不管是坚持走山路，还是临时伐木开路，都会浪费大量时间。

另一方面，当时也不缺子午谷行军的失败战例，如曹真、张郃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从子午谷侵汉中，就是因为下雨导致栈道断绝耽搁了三十天，最后只得退兵。秦岭山脉植被茂盛，天气多变，随时就可能大雨倾盆，古时候没有现代天气预报，无法准确预测秦岭山区的天气，遇上大雨只能怪自己倒霉。这种失败案例说明，从子午谷进兵虽然是抄近道，但风险也很大。

所以走秦岭抄近道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要面对艰险山路、诡异天气的多重考验，十天走完这条路，相当不现实。魏延作战经验丰富，再狂也不会瞎吹这种完全不靠谱的牛皮。

综上可以看出，《魏略》这条记载本身漏洞百出，不像是对真实事件的记录，倒更像是不懂军事的人杜撰的产物。

第二，从现在留存下来的资料来看，《魏略》这本书中对蜀国的记载可信度也不高。《魏略》中虽然有许多记载非常重要，例如对大秦(即古罗马)、邪马台等国的记述，但是对于蜀国的记载却是争议颇多。

例如里面有一处说，刘备在小沛时被曹兵击败，刘禅也失散于军中，最后被人收养逃到汉中，后来蜀国一个将军去汉中访问，刘禅就主动上来相认，然后回国顺利当上了太子。对于这个记载，裴松之根据其他记载中刘禅的生卒年月和经历，明确否定了《魏略》的讲法：此则《魏略》之妄说，乃至二百余言，异也！

还有一处说刘备屯兵樊城时，诸葛亮主动上门求见，还出谋划策，深得赏识，因此刘备以上客礼之。裴松之同样不赞同，认为诸葛亮自己在《出师表》里就提到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因此刘备主动求见诸葛亮是明摆着的，如果已经以上客之礼相待，又何必再三顾茅庐呢？裴松之引《魏略》也只是作参考，并不苟同其中有关蜀国的记载。

可见，《魏略》这本书对蜀国的刘备、诸葛亮等人确实是不太友好，已经涉嫌造谣诽谤，给人一种故意抹黑蜀国君臣的感觉。

所以《魏略》中魏延出子午谷奇谋的这条记载的可信度也得打个问号，有可能是想故意表现诸葛亮不能听从良将之言，从而将蜀国北伐失败的责任推到诸葛亮身上；加上前面提到，其内容本身就不靠谱，那可信度就更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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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延的偶像是韩信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三国志》中的讲法。里面提到诸葛亮每次出兵，魏延都想模仿韩信故事，出奇策，与诸葛亮异道相会于潼关，但是具体走哪条道，如何相互配合，没有详细说明。

那么陈寿这里说的韩信故事具体又是怎样的呢？很可惜，不知道。

有关这场战事的史料极少，早期的记载只见于《史记》，而且非常简略：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畤，又复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至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汉书》的记载则与《史记》的讲法大同小异，没有增加有实质意义的内容。

其中的故道就是指陈仓道。不过从袭字可以看出，韩信从陈仓道进兵关中确实是出其不意。因此韩信可能是在其他几条道路布置了疑兵，欺骗章邯浪费兵力；或者多路齐出，互为声援，逮住章邯的防御漏洞，成功偷袭得手，进入关中。不过这些也都只能是猜测。

后世流行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讲法，其实出自元代无名氏的戏曲《暗度陈仓》，明代也出现了《韩元帅暗度陈仓》这样的戏曲，都属于后人的想象，不能直接作为信史。现在褒斜道口还有清代道光十五年(1835)立的新建樊河铁索桥碑，其实都是明清时人附会的产物，也不能直接相信。

有关韩信反攻关中的记载，除了《史记》和《汉书》，离当时最近的史料是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汉中太守王升撰写的《汉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碑文，原碑现藏于汉中博物馆，里面有一句话：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其中散就是大散关，是出陈仓道的关口，在今天宝鸡西南。

经由子午道，出了陈仓道的大散关，这句话说的真是有点乱。有些学者认为这种暧昧的讲法，可能是想表明韩信从子午道和陈仓道同时出兵攻入关中。这个观点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那时褒斜道和傥骆道还没有开辟为官道，十分难行，不适合大兵团行进，子午道情况还好一些，当然前文也说了，还是有风险的。

但有一点我们还是要注意，这条记载出现在东汉末年，距离秦末汉初已经过去了接近四百年，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说清的内容，四百年后的人却越说越明白，他们的讲法真的可信吗？会不会也是由于历史的残缺而自发进行的想象？

这一点我们也无法完全肯定。退一万步讲，就算韩信真的是通过子午谷、陈仓道两路进军，他的具体作战方式我们现在也无从知晓，而魏延作为作战经验丰富的将领，也不会提出这样漏洞百出的所谓奇谋。

通过韩信反攻关中的这个例子，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历史有时确实是非常模糊的，越是关键的内容反而越容易被人忽视或者有意省略。在历史失语的情况下，后人就难免希望通过想象来弥补这种不足，假的东西越传越广，反而成了真的，而真实的历史早已在沧海桑田般的变迁中，难寻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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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解的谜团

其实，在当时人都不能详细了解韩信战术的背景下，《三国志》的模糊记载反而比《魏略》中的妄言真实得多。

因为从结果来看，魏延这条计策是没有被诸葛亮认可执行的，怎么着也算是军事机密了，其中的细节怎么可能流传出去，还被魏国人记录地这么清楚？如果真的流传出来了，陈寿也就没必要说的这么模糊了吧。所以不管怎么说，《魏略》中的讲法都靠不住啊。

总的来看，魏延子午谷奇谋中的讲法本身有太多漏洞，不像是他这种战术高手提出来的，更像是外行的杜撰；陈寿说魏延想要模仿韩信，其具体记载也是语焉不详，而韩信当年的作战方式也已经很难复原。

所以，魏延想要出奇策取关中，是真；但是具体怎么打，奇在哪里，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子午谷奇谋这么图森破。他的战术和构想应该更复杂而且更可靠，只不过和诸葛亮的作战风格与战略规划不一致，因此没有被采纳。

至于诸葛亮走祁山道平取陇右为上，还是魏延出奇策袭取长安为上，这个问题也不好评价，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按照诸葛亮的战略意图，先从祁山道进兵攻取陇右，可以将这一曹魏之前疏于防守的地区据为己有，使其成为进攻的战略基地，这也是一种比较长远的战略规划。

而魏延想先袭取长安，此后也可以再以长安为根基扫荡雍、凉，其实也不失为上策，而且简单粗暴，省时省力。

但是还是那句话，历史不能假设，人家魏延生前都没想过造诸葛亮的反，现代人又何必非得把他俩塑造成对立面，自觉找队站，徒增烦恼呢。

参考文献：

[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

[3]李开元，《楚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4]李殿元，子午谷计谋纵横谈史坛纵论，2007(1)

[5]张崇琛，诸葛亮为何不纳魏延之计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2)

首先魏延没有造反，是诬陷，脑后反骨那是罗贯中给他按上的，杨义才是真正的造反的人

魏延是投降过来的不错，可是马超也是投降的，张辽也投降曹操，这在乱世再正常不过了，

悲哀~一群被演义毁了的孩子们，就因为魏延和诸葛政见不同就诋毁他？魏延弱智？

魏延指挥一帮被打烂建制的少数民族都能把魏军打的满地找牙~你能？魏延子午谷奇袭计划简直可以和孙武的柏举之战，韩信的暗度陈仓相提并论，只是诸葛诸葛村夫没有那样的胆识不敢用他的计策，否则天下早就是蜀国的了，魏延守卫汉中，曹魏根本不敢来犯，既是是魏延死后，王平延续魏延的方法也大败魏军，就是那个姜维，非要改，结果呢？汉中失守，也从侧面看出魏延的军事才华高于姜维，刘备的识人眼光高于诸葛~

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见《三国志蜀书魏延传》)和"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是愚蠢？还是弱智？

杨仪自以为年宦先于蒋琬,而位出琬下;且自恃功高,未有重赏,口出怨言,曰:"昔日丞相初亡,吾若将全师投魏,宁当寂寞如此耶!"也可以看出杨义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就他还去说魏延造反？

《三国志·姜维传》说：“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其制。”到了姜维守汉中，他认为魏延的军事部署，“虽合《周易》‘重门’之义”，但只能保证不丢土地，却不能大量杀伤敌人，于是他改变魏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放弃汉中外围据点，将驻军撤守汉、乐二城，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到盆地内部的做法，并认为此乃“殄敌之术也”可见魏延的方法是可以守住汉中的三国志和姜维都这么认为~

刘备讨伐平定了汉中以后，曾经考虑这么重要的地方一定要派一个经验丰富，作战 勇猛的名将来镇守。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个角色非张飞莫属了，刘备统共哥仨，自己守西 川，关羽守荆州，汉中理所当然要给张飞。张飞呢，也真的就这样认为的，拉开架势就 准备上任了。结果呢，刘备宣布汉中太守是魏延！整个大军都惊呆了。 在任命仪式 上，刘备郑重的问魏：“你打算怎么守我的汉中？”，魏脖子一梗，硬生生的回答： “曹操如果亲自带着全天下的兵马来进攻，那我就利用城池和险要来抗拒。如果只是偏 将带领十万人马来骚扰，我就打开城门迎战，全部歼灭了 他！“刘备大乐。 刘备死后，诸葛亮在南中一带作战回到成都，刚刚落下脚，兵 马还没有来地及休整。魏国的大将郭淮和费耀就进攻凉州的羌人，破坏羌人和蜀汉的联 盟。这个时候诸葛亮对魏延说：”我没有多余的兵给你，你带着汉中现有的兵去解救羌 人吧。“魏延一笑：”还要动用国家的兵马干什么？我带着一队亲兵，指挥着羌人就能 干败这帮杂碎。“于是带着少量轻锐亲兵兵秘密的潜进了羌部，指挥着一帮被打烂了建 制的少数民族兵马在阳溪一带大破魏兵看看魏延的指挥能力！“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道：“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刘备闻之大悦。能取代张飞镇守汉中，足见刘备对魏延的信任。数十年来，魏延镇守的汉中，一直是魏人不可逾越的障碍，颇具戏剧性的是，魏延冤死后，邓艾、钟会的大军从这里轻松进入了成都。

因为魏延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骁勇善战，有能力的一个武将，只是因为被诬陷而惨死，结束了自己的戎马生涯，在一个偏僻的山区受人供奉。但又因为魏延确实是值得老百姓所尊敬的，即使在一个偏僻的山区，也被当地人供奉了近2000年。

三国时期虽然在历史中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却是一个英雄辈出，人才辈出的时段，在那些时候有很多的英雄他们都能展示自己的才华，只可惜有的英雄却因为奸人的迫害而最后惨死陨落。其中有一个就是魏延，他最初是在刘表的手下做事，但是他一直都希望在刘备手下做事，对刘备心存敬意。

于是在一个场合它能够接近刘备展示出来，刘备非常喜欢想把他，想纳入麾下，却遭到了诸葛亮的反对，即使最后刘备还是毅然决然地采用了他却诸葛亮还是不愿意认为它是背叛主人不忠之人。

后来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持大局其实没有刻意的针对他，但是二人还是经常在作战计划和一些小事上产生很多分歧。

再后来诸葛亮也去世了，魏延就遭到了奸臣杨仪和马岱的迫害。他们也莫须有的罪名方法除死了魏延把魏延斩于马下，魏延就以这样惨死的方式而亡。所以找到了后人的惋惜和愤恨，所以魏延他被安葬在的一个很偏僻的山区，后人却因为他确实是值得肯定的，所以在他的墓前向他供奉了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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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我看过《三国志》，没看到说他造反。又有说他的死是三国最大冤案。为什么诸葛会有这么重大的失误？他有多少事迹是被罗贯中神化的？

解析:

汉末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在我国古代政治家中确实是一位佼佼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和为追求天下统一大业而鞠躬尽瘁的奋斗精神,以及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风范,确实使人敬佩。可他也不是完人,也有他的短处。对于诸葛亮其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曾有过不少评述,可惜由于历史的局限,或者由于“为贤者讳”之类的思想所囿,抑或由于敬仰之情,不愿言其瑕者甚多,尤其是在他对待和使用蜀国大将魏延问题上更是讳莫如深。《三国演义》中“魏延脑后有反骨”这一说,为好多人所熟悉和接受。这就须从历史本来面貌来辨其真伪。这里我只就诸葛亮用人之得失和魏延之悲剧发点议论。

在汉末军阀割剧、群雄争霸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刘备是很有抱负和胆识的,他深知人才之难得,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礼贤下士,不惜“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做自己的得力助手。当时刘备已是47岁的皇室将军,而诸葛亮则是27岁的书生,而就是这位“乡下知青”在见面时竟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的战略决策。在短短三百字的《隆中对》里分析和预测到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历史趋势,并从政治、军事、内政、外交诸方面作了精辟的分析,可以说它是蜀汉开国的奠基石,无愧于千古奇策的赞誉。这个战略决策的执行开创了刘备事业的新局面,问题是诸葛亮没能根据后来的形势变幻发展及时修正其中已经过时的一些计划和设想。

《隆中对》提出:据有荆、益之后再逐鹿中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指刘备勇率益州之众出秦川”,这就是说,在占有荆州之后,应一路兵向宛、洛,一路兵出秦川,以钳形之势向曹操军事集团进攻。看来,这个方案在孔明出山之前提出似乎无可厚非,问题是后来秦川与宛、洛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荆州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了。如果只凭益州兵马出秦川进击曹魏,走当年刘邦“暗渡陈仓”的老路,是很难取胜的。再则,在“赤壁之战”12年后吴蜀联盟已经严重破裂,镇守荆州的关羽刚愎自用,违背联吴抗曹的外交国策;对荆州极为敏感和重视的孙吴联合曹操以“讨关羽自效”,派吕蒙、陆逊抄关羽后路,“白衣渡江”袭取江陵、公安;曹操由洛阳进驻宛城,并令徐晃率大军增援被困襄阳的曹仁,同孙权南北呼应夹击关羽,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身陨麦城。刘备为给关羽报仇,感情用事,军事指挥不当,结果蜀军又遭“火烧连营”之败,损兵三分之一,元气大伤,逐鹿中原的雄图已经难以实现。

探究起来,原因固然很多,主要还是当时政治、军事、经济重心已不在关中,而在宛、洛、许昌地区。占据秦川关中固然重要,但荆州的战略地位已比汉中、秦川重要得多。荆州失,蜀军必会被封闭在秦岭、大巴山和巫山一线以内的崇山峻岭中,在战略上处于极不利地位。然而,据守荆州的蜀汉大将关羽居功自傲,辱骂东吴为加强吴蜀联盟而“结亲”的来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批评关羽是破坏吴蜀联盟,导致蜀之颓亡的始作俑者,这可能言之过重,但关羽对损害吴蜀联盟应负很大的责任。然而以刘备之雄、诸葛之智,对荆州战略地位对蜀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使关羽孤军远悬,未给增添一兵一卒,也未令近在上庸的刘封、孟达之军向关羽靠拢,更没有令其阆中(嘉陵江中游)的张飞、江州(重庆、涪陵一带)的赵云两支战斗力较强的精兵去增援关羽,应当说是最重要的失误。难怪陈寿在评诸葛亮时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公元223年,刘备病危,白帝托孤,诸葛亮受命于危难之中,以他的卓越才能稳定了局势,并在“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奖励农桑,与民生息”等正确政策下逐渐恢复了元气。其后两年“六月渡泸”、“七擒孟获”,安定了后方;渐渐又开创了一个“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吏不容奸,人怀自励”的有所作为的局面。

公元227年春,诸葛亮率十万大军拉开了“六出祁山”北伐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前后经历了六、七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诸葛亮一开始就失人失策。当时蜀军虽锐,但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在战略地位上为险峻的秦岭山脉所阻,利守而不利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出奇兵制胜,速战速决。在这一点上似乎料事如神的诸葛亮谨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那么,当时是不是没有人提出过卓越而可行的战略方案呢不是。在初出祁山之前,“起于卒伍”的名将魏延就曾对北伐的路线提出过异议。他根据敌我地形、战术原则等因素提出:“闻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懋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吏、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这应该说是个比较周全的战略方案。如果采纳这个方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精兵奇袭,直捣长安,再在斜谷大军配合下,胜利是很有希望的。就是诸葛亮的主要对手司马懿在事后也说:“诸葛亮平生谨慎仔细,不肯造次行事。他却不知吾境内地理;若是吾用兵,先借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可见魏延的主张是可取的。可惜孔明把这斥责为“轻躁冒进”,既不用魏延其人,也不用其策,结果大好时机被丧失了。

诸葛亮对魏延似乎有点偏见,偏反其道而行之,要用他的那个“万全之计”,竟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马谡任为先锋主将,硬是强调什么“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无虞”,兜大圈子自汉中向西绕道阳平关,再武都、天水、祁山,使十万大军在崇山峻岭中缓慢笨拙地前进,使广大将士的体力和粮秣无益地消耗在长途跋涉之中。这样的进军使魏方得以喘息,从容地作好迎战准备,深沟高垒,以逸待劳,致使蜀军失去时机。马谡终为张所败,街亭失守,孔明唱了“空城计”之后只好南归了。其实,街亭之失亦不能全怪马谡,诸葛亮要负主要责任。从地理位置看,街亭既是当时的战略重地,街亭之战也是关键性战役。街亭失,“进无所据”,退无所守,只得被迫放弃已取得的陇西三郡,退守汉中,导致整个北伐的失败。照理说诸葛亮应亲临前线督战,但他并没有“亲届街亭”;他的指挥部应设在街亭附近,但却设在大老远的祁山,在当时通讯落后的情况下,指挥不灵是必然的。《尉缭子》说:“立坐之阵,相参进止,将在其中”;《孙子兵法》云:“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以千里而应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六韬》云:“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服礼,无以知士卒寒暑”。这说明,将帅要与士兵同甘共苦,方能鼓舞士气。 在读《三国志》时批曰:“观人观大节,略小节,略小故,亭初战,宜亲届街亭,致败,后战亮卦诰小！闭飧隹捶ㄊ枪蜕羁痰摹J潞笾罡鹆了渥髁恕白晕遗馈请将自己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严惩了马谡,但只承认自己“用人不当,有乖先帝之明”,并未能总结自己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就是对“用人不当”似乎也认识不深,好像并未想起魏延和魏延的建议。在其后的北伐中仍然因循原来老一套的进军路线,不敢取“循秦岭而东“、大胆深入敌后的战略。结果只能是在司马懿坚守不战的对策下使蜀军呆望于坚城之下。

看来,诸葛亮一生确实谨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战略战术上的谨小慎微必然导致用人标准上的“知偏颇”、“求全责备”。尽管他在用人上比较能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如拔庞统、蒋琬于小县,起杨洪、何祗于郡吏,但他的“一生惟谨慎”的作风似乎就喜欢那些谨小慎微、好做表面功夫的人,而对于那些有点个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却往往因其小而失大。魏延有“不肯下人”“又性矜高”的缺点,是人才而不是奴才,他始终只是用其人而不信其人,仅作为借用力量。这种存在戒心的用人态度必然使自己失去“股肱”之助。不仅对魏延,对其他确有所长又有些缺点的能人也往往使用不得法,处置极端、偏颇。如对待刘封的“刚猛难制”,诸葛亮即劝刘备因其上庸之败而趁机剪除。其实刘封倒是一员可信用的战将,后来刘备为此也很后悔。对有点自高自大,自诩“宜为诸葛亮之贰”的廖立,他虽也曾赞誉过他是可以与庞统相比的良才,可是长沙一失之后便不复重用。后来又因他发了点牢骚,如说孔明“不任贤达而作俗吏”,就被放逐汶山,老死蛮荒。对马谡先是欣赏他在“南战”中提出的“攻心为上”的策略,认为他是有为的人才,而对刘备托孤时所说的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意见似乎没有认真考虑,对其失守街亭亦处置过严。

东汉末年是争城夺地,群雄竞起的年代,诸葛亮在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上还算得上古代政治家中的高明者,然而比起同时代的曹操、孙权、刘备就差了一筹。诸葛亮在有生之年未能选拔和造就灿若群星的文武雄才来辅助和继承他的事业,固然这里原因很多,但就他在选拔人才上的求全责备、矩偏颇是一个重要原因,结果使得西蜀的大小官员中谨小慎微的“老实头”居多,就是蒋琬、费等人也是循规有余而才气不足,缺少进取精神。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刘备一生最突出地选拔了两个人,一是诸葛亮,一是魏延,而诸葛亮对于魏延并不怎么信任,似乎有点压制他。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魏延仍然忍辱负重在几十年的南征北战中出生入死,羌中败郭淮,入川夺取西蜀,南战七擒孟获,北伐任先锋,天水收姜维、射曹操、斩王双、死张,大战司马懿,惊退夏侯霸,街亭失守后力挽狂澜,等等。治军严明,“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几乎无恶仗不与,且每战必克。特别是他提出的奇袭长安的战略建议实属善远之谋,可惜没被诸葛亮采纳。假如按魏延“循秦岭而东”的战略放手去干,其前景是难以估量的。难怪魏延常叹息:“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

曹操之用人高于诸葛亮就在于他主张“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大用者不务细行”,“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他深知“失晨之鸡,思补再鸣”,“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他以大局为重,能做到“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张绣降后哗变,后又再次投降,曹操对他优待并封为列侯,毕谌、魏种等人都曾欺骗过曹操,被擒后还是被重用。因此,曹魏阵营中文臣、武将辈出,从而开创了较大的局面。孙权知人善任,深知“周公不求备于一人”之理,既能观其短,亦会用其长,大胆起用年轻将领,委重任予周瑜、吕蒙、陆逊;他说鲁肃有两长(建议立帝王之业和联刘抗曹)一短(借荆州给刘备),不能因其一短而损其二长。刘备的知人善任也高于诸葛亮,他提拔魏延就大胆信任和使用他,虽然麾下良将甚多,却始终把魏延视为卓异将才委独当一面之任。公元219年(建安24年)刘备夺取汉中,称汉中王。其时拟迁治成都,行时要拔一将领守汉中,他深知汉中乃益州屏障,又是未来逐鹿中原之基地,地位至关重要,当时麾下第一员大将关羽已留守荆州,“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然而慧眼识人,“乃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皆惊。”看来,刘备既知魏延,也信任和大胆使用魏延。魏延亦未负刘备所望,坐治汉中,独当一面,界连强魏,敌不敢犯,大去刘备北方之忧。而诸葛亮不仅“矩偏摹而且管得太细太死,“事必躬亲”,“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使人才难得,也不利于人才的成长。王夫之在评诸葛亮时就说:“人皆局于循吏之矩”,“虽有英才之士,然摧其生气以即于瓦合,奚可恃矣!”西蜀到后期弄得“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恐怕与诸葛亮用人的缺陷有很大关系。再则,诸葛亮也不很了解培养本地人才的重要性。纵观西蜀后期的重臣中,本地人并不多,后继的蒋琬、费和姜维均无大的作为,反而为黄皓、谯周等人所牵制。看来,在培养使用本地人才上不能不是诸葛亮的又一缺陷。

魏延虽有“不肯下人”的缺点,但他对诸葛亮还是衷心服从的。在他与诸葛亮北伐的战略上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仍然能顾全大局,没有作出损害蜀国的事,即使在孔明死于军中、情况十分紧急复杂时也没有能证明魏延叛蜀归曹魏的证据。杨仪同魏延不和已经很深,诸葛亮一死,他们的冲突更趋表面化。“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命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到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魏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裴松之认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但就算是一面之词,也可以看到杨仪造谣陷害以消灭自己政敌的恶劣行径。就是据本传记载,也不能说明魏延反叛降北,而只云诸葛亮病笃时“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孔明只是估计到魏延可能不从杨仪之命,做了一点不信任魏延的安排,当然也可能是杨仪假“丞相遗令”。果然魏延不甘为杨仪所制,反而赶在撤退前破坏栈道绝杨仪归路。断后一仗是姜维指挥的,也不能说明魏延就是降北叛蜀。看来,诸葛亮在处理杨仪与魏延的严重不和的问题上也是很不周全的。尽管他在主观上“不忍有所偏察”,但魏延在前线征战迎敌,而杨仪一直在诸葛亮身边干事,对二者的倚重和感情实有所不同。假如诸葛亮在临终前把他们二人召来榻前肝胆相照,晓之大义,托之重任,至少魏、杨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暂时缓和,然而他把魏延排除在外,只留给他一个断后的命令,这完全是不信任之举。

从许多史籍的关键文字看,都没有提到魏延反叛降敌。最可据的是,他没有乘断后之机北去,却仍是抢先南归,即使在无心自己人残杀而被何平(何平即王平)所败后仍未北附,反而令少数人扶丧回蜀,要和费联名宣布北伐部署,可惜为费所出卖战败而死。再从众多史料看,魏延的意向是很明白的,魏延认为丞相虽死,但北伐之伟业不能中断,应由我魏延继续“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假如魏延真的要叛汉投曹,他可能有三种选择:其一是率军在前线倒戈,这易如反掌;其二是按兵不动,待杨仪率军撤退后再拔军驻汉中,静观形势,效当年之张鲁,凭借曾镇守汉中之威望独树一帜,这也不难办到;其三是学刘备当年夺取刘璋地盘之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回成都夺取蜀汉政权,而后剪除杨仪之军,这也不是极难之事。然而,魏延并未选择其中任何一条,相反地倒是明白地声明,不要“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要率军继承丞相之遗志继续北伐,这与叛蜀而降曹是无论如何扯不在一块的。

大凡历史的悲剧,就会有悲剧人物。当马岱提着魏延的头去报功时,“狷狭”阴狠的杨仪竟“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魏延为蜀国的存在和发展舍生忘死,铁马金戈,没有死于对敌之战场,而丧于自己营垒的暗箭,有大功反而遭诛,殃及三族,半世威名,毁于一旦。事实上,那个造谣陷害魏延的杨仪倒是想叛蜀降北的。杨仪本性“狷狭”,反复无常,是个利欲熏心的权奸;他心胸狭窄,一向和文臣武将不和。但就是这么一个佞臣却为诸葛亮素所器重,临终时授以总督军权。杨仪除掉魏延“得胜”回成都后,自诩功高,不可一世;在未能取得“尚书令”高位后心怀怨恨,对费说:“往者丞相亡殁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个自白又为费密报了朝廷,于是“废仪为民,徙汉嘉郡”,但杨仪恶性难改,至徙所复上书诽谤,朝廷后来要查办他,他才自杀了。蒋琬、费先是纵容杨仪去除掉魏延,后又除掉杨仪,诸葛亮尸骨未寒,而内部自相残杀。诸葛亮之死,而有魏延之死,其后有杨仪之死。此番折腾之后,蜀汉元气大伤,给蜀国造成每况愈下之势,诸葛亮对此也负有责任。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一千多年前当事者的是非应给以明确的判断,研究与回味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