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在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的笔下，孙奇逢与李、黄宗羲并称“清初三大儒”；在当代学者的著述中，以孙奇逢的“北学”与黄宗羲的“南学”相提，也屡见不鲜。传统儒家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而历检孙奇逢的德行、著述和事功，亦足以当此“三不朽”。

容城属直隶保定府，孙奇逢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父亲为官清正，为乡人所称。孙奇逢在少年时就志向非凡，十四岁入邑庠，谒杨尚宝，被问道“设在围城中，内无粮刍，外无救援，当如之何？”孙奇逢朗声答道“效死勿去”，杨尚宝料定此子日后必有大成。十七岁登万历庚子年京兆榜，与定兴鹿善继相识，一见如故。论学之余，彼此“以圣贤相期勉”。

二十二岁，孙奇逢赴京应试，途中闻父亲过世，随即弃考归乡。一准古制，服丧服，筑室墓旁，为父亲守丧三年。偏偏祸不单行，三年期过又遭母丧，孙奇逢心伤之余，一仍父礼，为母亲服丧三年。孙奇逢的“倚庐六载”，乡里提及，每每称颂不已。

明朝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朝政。天启四年（1624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人先后下狱。孙奇逢与鹿正（鹿善继父）、张果中等人倡义醵金营救，安顿诸人子弟，并函请督师山海关的蓟辽总督孙承宗“以军事疏请入见”，对魏忠贤施以威慑。一时义声震动儒林，誉为“范阳三烈士”。那时，鹿善继以主事身份辅助大学士孙承宗军事。奇逢就给孙承宗上书，以大义相责问，请求孙承宗紧急上疏搭救。孙承宗，准备借入朝觐见皇帝当面陈说求情，计谋未成而光斗等已经死于东厂监狱中。魏忠贤诬陷光斗等贪污巨大，严格追查他们的家属。奇逢与善继之父鹿正、新城张果中筹集士民捐助代为上缴。光斗等最终因此被归还骸骨，世人称道他们的行为，赞誉他们为范阳三烈士。台垣及巡抚交替上奏章推举他，推辞不起就职。孙承宗准备上疏请奇逢以职方来辅助军事，后来尚书范景文想聘为辅助筹画，都推辞不去。当时，京城附近盗贼横行，奇逢率领家人到易州的五峰山，他的门生亲友跟从相互保护的有数百家。奇逢部署防守抵御，此时教书育人也未曾停息。顺治二年，祭酒薛所蕴以奇逢学问品行可以相比元代的许衡、吴澄，推荐他执掌国子监，奇逢以有病推辞。七年，向南迁徙到河南辉县苏门，九年，工部郎马光裕以夏峰田庐相奉送，于是率领子弟躬耕于此，四方来学习的人，也给其授于田地来耕种，他们居住的地方形成村落。居住在夏峰二十五年，屡屡征召都不起来 。

顺治元年（1644年）明亡后，由于故园被清军圈占，孙奇逢举家南迁至河南辉县。夏峰村位于辉县苏门山下，紧靠名泉百泉，山清水秀，地僻清幽。工部侍郎马光裕赠以田庐，孙奇逢从此隐居夏峰。此间清廷多次征诏，甚至以国子监祭酒之职相聘，均遭拒绝，时人尊称其为“征君”。

孙奇逢的著述多成于晚年隐居苏门期间，讲学之余，兼及著述。亲自定稿的著作有《理学宗传》、《四书近指》、《晚年批定四书近指》、《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都是他居夏峰时所作。《理学宗传》是孙奇逢的倾力之作，是先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一部学术史著。全书二十六卷，三易其稿，几乎倾注了毕生心血。该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作者晚年的理学观点，特别是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所持的态度。

康熙十四年，去世，年九十二。河南河北学者在白泉书院祭祀他。道光八年，从祀文庙。奇逢弟子甚多，而新安魏一、清苑高、范阳耿极等跟从游历最早。到家门问答，一为最多。睢州汤斌、登封耿介都是做官到监司后去接受教育的，汤斌自己有传记。

主要成就 学术成就

他在明史研究中，著有《取节录》、《乙丙记事》、《甲申大难录》等，详记明清之际反对阉党、农民起义和抗清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他在地方史志的研究中，著有《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二书等。后人编有《夏峰集》、《孙夏峰先生全集》等。钱钟书《谈艺录》认为，“方苞写孙奇逢传，人家看了不满意，认为孙奇逢的为人，有三个特点：一是他的讲学宗旨比较突出，主张身体力行；二是他的义侠之迹，在明末乱世，他能够率领几百家据守险要，保全乡里；三是他的门墙广大，教育了很多人才。”

孙奇逢的学术，本来以陆象山、王阳明为根本，以慎独为宗旨，以体察认识天理为要务，以日常所用伦常为实际。他修身苛刻严厉。人不论贤愚，如果问学，必定用与他性格相近的道理开导他，使他能够自力于平时行动。对人不作态，即使是武夫悍卒，必定以诚意相待他。因此，名在天下而没有人嫉妒。著有《易大旨》五卷。他学《易》于雄县李，年老以后，挑拣要旨以示与门人。阐发解释道理，切近人事。以《象》、《传》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四卦之义。他生平学问，以实用为主。因此所说的都有关法戒。又著作《理学传心纂要》八卷，记录了周子（即周敦颐）、二程子、张子、邵子（即邵雍）、朱子、陆九渊、薛、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作为直接道统的传人。

哲学思想

孙奇逢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下几个方面：首先，孙奇逢将朱熹的“格物致知”与王守仁的“致良知”合二为一。指出朱熹和王守仁的穷理、致知和良知均得自孔子，而这是殊途同归，并无矛盾之处，不应将二者对立起来。其次，提出了“顿从渐来”的顿渐合一说。再次，将“道问学”与“尊德性 ” 合二为一。最后，他提出了“躬行实践”、“经世载物”的思想，在知行关系上，肯定了王守仁“知行合一”合理的一面，认为做学问的，不应是空谈家，应注重实践，重视经世致用。

清史文载

孙奇逢，字启泰，又字锺元，容城人。少倜傥，好奇节，而内行笃修。负经世之学，欲以功业自著。年十七，举明万历二十八年顺天乡试。连丁父母忧，庐墓六年，旌表孝行。与定兴鹿善继讲学，一室默对，以圣贤相期。天启时，逆阉魏忠贤窃朝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以党祸被逮。奇逢、善继故与三人友善。是时善继以主事赞大学士孙承宗军事。奇逢上书承宗，责以大义，请急疏救。承宗欲假入觐面陈，谋未就而光斗等已死厂狱。逆阉诬坐光斗等赃钜万，严追家属。奇逢与善继之父鹿正、新城张果中集士民醵金代输。光斗等卒赖以归骨，世所传范阳三烈士也。台垣及巡抚交章论荐，不起。孙承宗欲疏请以职方起赞军事，其后尚书范景文聘为赞画，俱辞不就。时畿内贼盗纵横，奇逢携家入易州五峰山，门生亲故从而相保者数百家。奇逢为部署守御，弦歌不辍。顺治二年，祭酒薛所蕴以奇逢学行可比元许衡、吴澄，荐长成均，奇逢以病辞。七年，南徙辉县之苏门。九年，工部郎马光裕奉以夏峰田庐，遂率子弟躬耕，四方来学者亦授田使耕，所居成聚。居夏峰二十有五年，屡徵不起。

奇逢之学，原本象山、阳明，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其治身务自刻厉。人无贤愚，苟问学，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与人无町畦，虽武夫捍卒、野夫牧竖，必以诚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无忌嫉。著《读易大旨》五卷。奇逢学《易》於雄县李，至年老，乃撮其体要以示门人。发明义理，切近人事。以《象》、《传》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四卦之义。其生平之学，主於实用，故所言皆关法戒。又著《理学传心纂要》八卷，录周子、二程子、张子、邵子、朱子、陆九渊、薛、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十一人，以为直接道统之传。

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河南北学者祀之百泉书院。道光八年，从祀文庙。奇逢弟子甚众，而新安魏一、清苑高、范阳耿极等从游最早。及门问答，一为多。睢州汤斌、登封耿介皆仕至监司后往受业，斌自有传。

又，与黄宗羲、李并称三大儒。其学初宗陆（九渊）王（守仁），晚慕朱熹理学，立说调和两派观点。所著有《理学宗传》、《夏峰先生集》、《四书近旨》、《道一录》、《北学编》等。

代表诗作

读许鲁斋集

我读公遗书，知公心最苦。乾坤值元运，民彝已无主。

公等二三辈，得君为之辅。伦理未全绝，此功非小补。

不陈伐宋谋，天日昭肺腑。题墓有遗言，公意有所取。

众以此诮公，未免儒而腐。道行与道尊，两义各千古。

书感

我来千余里，思见英雄人。胸中罗今古，万物待其新。

人也而天游，钓渭与耕莘。不然隐君子，山水乐相邻。

丘壑适吾意，皎洁不染尘。二者俱悠邈，斯道竟沈沦。

乃知古人出，尧舜其君民。退处林泉下，坐使风俗淳。

仁可覆天下，亦可善此身。此字不分明，痛痒总不亲。

庸众是非泯，英雄好恶真。此是经纶手，千古无等伦。

汤斌（1627-1687），清初理学名臣，河南睢州人，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曾负责编修《明史》。他为官清廉，勤政爱民，所到之处体恤民艰，弊绝风清，政绩斐然，有“三汤巡抚”之称。“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是清朝官场的腐败与黑暗，而汤斌是个例外。他25岁中进士，后官至尚书，官阶要比知府大得多，年俸千两，但他死后，家中只有8两银子，幸得好友徐乾学资银20两，方才成殡。如此清贫令人感叹。

汤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生于1627年，适逢明末，官场腐败，豪强横行，社会动荡，矛盾丛生。汤斌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汤祖契幼有神童之誉，对诗经有很深的造诣，为人慷慨讲道义，全家国忠孝之礼，乐善好施，家人却省吃俭用，朴素执家。在汤斌十一岁时，豪绅抢夺了家产，从此家道中衰。父亲便亲自手抄《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数百篇，教授课业。汤斌深知自己能够读书来之不易，所以每章书必熟读后才肯去休息。良好的家庭教育为汤斌以后的人生和为官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末农民起义时期，汤斌感悟到了世道的艰难，民生的困苦，于是立志长大后做个能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好官。

雄厚的功底使他科场顺遂。清顺治五年（1648年），汤斌参加乡试中举人。顺治九年（1652年），汤斌入京参加礼部会试，中进士及第，选庶吉士，充国史院检讨。从此，汤斌步入仕途，开始了其廉洁为官的人生之旅。

江淹（444年—505年），字文通，中国南朝文学家。祖籍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县东）。故里在今民权县程庄镇江集村。江淹6岁能诗，13岁丧父，家境贫寒，曾采薪养母。20岁左右教宋始安王刘子真读“五经”，并一度在新安王刘子鸾幕下任职江淹简介，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历仕南朝宋、齐、梁三代。

江淹出生于南朝宋，年少时即因文章而声名显著，一生为官历南朝宋、齐、梁三朝。晚年他仍担任齐、梁朝的高官，但是作品质量却大不如以前，被认为是才思衰退所致，因此世人说他“江郎才尽”，至今传为文坛掌故。

江淹在仕途上早年不甚得志。泰始二年(466)，江淹转入建平王刘景素幕，江受广陵令郭彦文案牵连，被诬受贿入狱，在狱中上书陈情获释。刘景素密谋叛乱，江淹曾多次谏劝，刘景素不纳，贬江淹为建安吴兴县(今福建浦城)令。坎坷的经历反而造就了一位文学大家。起伏跌宕中的江淹把自己无限的感慨诉诸笔端，生花妙笔令人拍案叫绝。江淹的许多代表作品都写于被贬期间。江淹突出的文学成就表现在他的辞赋方面，他是南朝辞赋大家，与鲍照并称。南朝辞赋发展到“江、鲍”，似乎达到了顶峰。江淹的《恨赋》、《别赋》与鲍照的《芜城赋》、《舞鹤赋》可说是南朝辞赋的绝唱。

江淹又是南朝骈文大家，是南朝骈文中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与鲍照、刘峻、徐陵齐名。最为知名的当数他在狱中写给刘景素的《诣建平王书》，文章辞气激扬，不卑不亢，真情实感流注于字里行间。建平王刘景素看了江淹的这篇上书后，深受感动，立即释放了他。另外，江淹的《报袁叔明书》、《与交友论隐书》等，均为当时名篇。

江耽，江淹的祖父，丹阳县令。

江康之，江淹的父亲，南沙县令，雅有才思。

江蒍，江淹的儿子，江淹死后承继其爵位。

才君，江淹的女儿，萧诞的妻子。才君是她的字，名不详。

江淹的祖父江耽和父亲江康之都在南朝宋任县令。江淹六岁能诗，十三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寒，靠砍柴供养母亲，但是他非常好学，仰慕司马相如、梁鸿的为人，喜欢学习写文章。江淹在南朝宋就开始入仕，最早是担任“南徐州从事”的小官。“从事”在当时是地方州郡长官自己任命的一种属官，大概等于现在的助理。这样的官职没有较高的品秩和待遇，实际上还不能算是朝廷正式的官员，但是能够接近掌权者。接着他转任“奉朝请”，这也是一种类似随从的官职，关键在于所跟从的主子。泰始二年（466年），江淹当时跟从建平王刘景素于南兖州，刘景素是一位喜好结交士人的王爷，江淹的仕途似乎很有希望。

不久，广陵县令郭彦文因事获罪，在审问过程中连累江淹，谎称江淹收受贿赂，江淹因而判罪入狱。江淹在狱中上书刘景素陈情喊冤，在陈情书中说：“下官本来是一个出身平凡的布衣平民，因仰慕王爷的仁义，才来投靠王爷担任僚属。王爷以国士的规格礼遇我，我也经常思图报效。不料遭到小人的谗毁，这种事是古代贤人都无法避免的，何况我一个普通人。如果我确实有罪，理当伏法受诛，但是在眼下的清明盛世，我却有冤情未申，希望王爷能够垂询明白。”刘景素看了陈情书后，当天就把江淹放了出来。后来，江淹又跟随刘景素坐镇荆州。

泰豫元年（472年）南朝宋后废帝刘昱即位，当时年仅十岁。但是这位皇帝性格残暴，喜怒无常，登基之后更无人管束，甚至经常亲手杀无辜的人。刘景素当时手中握有大权，因此左右劝说他举兵谋反。江淹不赞成谋反，多次劝说：“流言招祸，二叔所以同亡；抵局怀恨，七国于是俱毙。殿下不求国家之安，而听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但是刘景素没有采纳，反而日夜加紧谋划。江淹知道事发就在眼前，于是写了《效阮公诗十五首》赠给刘景素，来劝谏他，然而无用。

元徽二年（474年）适逢南东海太守陆澄在家居丧，不能行使政事。当时江淹的职务是镇军参军，兼任南东海郡丞。江淹想以郡丞代理郡守，但是刘景素却任用了另外一个人司马柳世隆。江淹多次请求，触怒刘景素，于是被贬为建安吴兴县（今福建浦城）令。元徽四年（476年）秋，刘景素在京城建康起兵造反，但不久即被平定。与刘景素一同谋逆的人都被诛杀，然而江淹只是免去了官职。因此，江淹在吴兴县令任职三年后，就脱离刘宋朝廷，去官为民。

南朝宋顺帝升明初年（477年），齐王萧道成听闻江淹的文才，于是 江淹入仕为官，授以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之职。当时朝廷由萧道成辅政，江淹做官不久就遇到荆州刺史沈攸之叛乱，萧道成问他有什么对策，江淹说刘邦和曹操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原因在于他们在道义上而不是势力上强过对方。江淹又具体分析了五个萧道成必胜、沈攸之必败的因素：“主公雄武有奇略，一胜；宽容而仁恕，二胜；贤能毕力，三胜；民望所归，四胜；奉天子而伐叛逆，五胜。沈攸之志锐而器小，一败；有威而无恩，二败也；士卒瓦解，三败；缙绅不怀，四败也；悬兵数千里，而无同恶相济，五败。”萧道成很赞赏他的分析，由此江淹又获得重用。

升明三年（479年）宋顺帝刘准禅位于萧道成，南朝齐建立。齐高帝萧道成建元初年（479年），江淹担任豫章王记室（类似现在的秘书）并兼任东武县令，参与草拟诏书法令，并参与撰写国史。不久又升任中书侍郎，正式进入齐朝政治核心，齐高帝萧道成所著的文诏，由江淹负责撰次。此后，江淹更是仕途平坦，一路升迁。齐武帝永明初年（483年），升任骁骑将军，仍然参与修撰国史。随后任建武将军，到地方担任庐陵内史。担任了三年地方官后，永明四年（486年）复任骁骑将军，朝廷诏令江淹造歌，江淹不依胡道安、傅玄制《祀先农迎送神升歌》及《飨神歌》二章。后来江淹还兼任过尚书左丞、国子博士和御史中丞。

齐明帝萧鸾当宰相时，因向御史中丞江淹说：“您以前当尚书时，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宽猛相济能折衷；现在为中丞，足以震肃众多官僚。”江淹答说：“今日之事，可谓当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称明旨耳。”于是江淹弹劾了中书令谢朏、司徒左长史王缋、护军长史庾弘远，并以久疾不预山陵公事；又弹劾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两人贪赃巨万，立即拘押给廷尉治罪；还有临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昙隆，及诸郡二千石并大县官长多被弹劾。江淹弹劾了不少中央和地方官员，让朝廷纲纪为之一振，内外肃然。齐明帝萧鸾称赞江淹说：“刘宋以来江淹简介，不再有法度严明的御史中丞了，现在你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

齐明帝即位（494年）后，江淹也官运不断，先是担任临海王长史，不久转任廷尉卿（掌管刑罚的官）、给事中（古代言官的一种）。再升任冠军长史、辅国将军，出任宣城太守四年，然后回来任黄门侍郎、步兵校尉、秘书监。齐朝初朝廷诏令江淹改造乐章《宋凤皇衔 书伎辞》。

南朝齐永元二年（500年），齐帝东昏侯萧宝卷荒*无道，崔慧景举兵造反围攻京城建康，城内许多官员和士绅纷纷拿着名片投身于崔慧景，只有江淹谎称有病不去。叛乱平复之后，世人都佩服江淹有远见。此年江淹任职秘书监兼卫尉，谓人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空名耳。且天时人事，寻当翻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临事图之，何忧之有？”

永元三年（501年），东昏侯杀害平乱功臣萧懿，导致萧懿之弟萧衍发兵攻打建康，拥立新主齐和帝萧宝融 。此年江淹调迁吏部尚书。后来萧衍带兵至新林（今江苏省南京市西南），缙绅官僚并不看好萧衍，人人毫不在意，而江淹早已料到即将改朝换代，所以脱去官服，秘密投奔萧衍。萧衍授以冠军将军、秘书监之职，不久 司徒左长史。

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萧衍逼迫齐和帝让位，建立梁朝。江淹又在梁朝担任官职，转迁相国右长史。这已经是江淹为官的第三个朝代，这次他的官职是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并被封为临沮县开国伯，食邑四百户。江淹乃谓子弟曰：“我本来是清贫的官吏，不求富贵，如今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须富贵何时。我功名既立，正欲归身田野。”同年又因病迁任金紫光禄大夫，进封醴陵侯。这时的江淹功成名就，非常满足。

天监四年（505年），江淹逝世，享年六十二岁，梁武帝萧衍为他身穿素服致哀，礼遇极高，并追谥他为“宪伯”。江淹死后埋葬在江墓店（今民权县李堂南岳庄）。江淹的儿子江蒍承继爵位，官至长城令。普通四年（523年），萧衍追念江淹的功绩，又封江蒍为吴昌伯。

江淹以诗赋作品闻名于世，也有部分散文传世，其中以“赋”最为世人称道。此外，江淹还担参与过南齐朝国史的修撰，因此也著有史书。

江淹的作品，根据《自序传》说“自少及长，未尝著书，惟集十卷，谓此足矣”，则有十卷，这是江淹任南朝齐的中书侍郎时的记录。根据《梁书·江淹传》的记载，“凡所著述百余篇，自撰为《前》、《后》集”，可知他后来又有了很多作品问世，自己辑录为前后两集。《隋书·经籍志》记载：“《江淹集》九卷，《江淹后集》十卷。”可能到了隋朝时《前集》已经失佚一卷。但是《旧唐书》记载的却是“《江淹前集》十卷，《江淹后集》十卷”（《新唐书》与此略同），反而比隋朝多出一卷，可能是找回散佚的那卷，也可能是另外补充辑录了一卷。唐朝之后，大多记载为十卷。

现存江淹文集已经不是《隋书》记载的《江淹集》和《江淹后集》，有三个不同的版本：

编入《四库全书》的江淹文集，采用的是清朝乾隆年间，考城梁宾根据明朝汪士贤、张溥刊本，和睢州汤斌家钞本参互校订而成的，共四卷。

编入《四部丛刊》的江淹文集，是影印的乌程蒋氏密韵楼所藏明朝翻刻的宋朝时版本，共十卷。

清朝乾隆年间江昉刊本《醴陵集》，共十卷。

现存的大部分作品是江淹创作于齐武帝永明（483年-493年）之前，这些作品都收录于江淹担任南齐中书侍郎时自行辑录的作品集，即《江淹前集》中。此后的作品在唐朝之后就散失了，具体原因无法稽考，现代学者曹道衡认为是江淹的后期作品质量不佳所致。

《恨赋》

《别赋》

《伤爱子赋》

《哀千里赋》

《四时赋》

《丽色赋》

《丹砂可学赋》

《杂体诗三十首》

《狱中上建平王书》

《袁友人传》

《齐史·十志》（已佚）

江淹在南齐朝初年，曾奉命修史，完成《齐史》的体例和《齐史·十志》。唐朝刘知几在《史通》说江淹认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齐史·十志》现在已经失佚，但是萧子显编撰的《南齐书》大体继承了《齐史》的体例，江淹的《齐史·十志》也是萧书的史料来源之一。

江淹在辞赋方面最为突出，与鲍照并称南朝辞赋大家。南朝辞赋发展至“江淹、鲍照”，可说是达到了顶峰。江淹的辞赋多属抒情小赋，善于描写人的心理，江淹最有名的《恨赋》、《别赋》与鲍照的《芜城赋》、《舞鹤赋》并称南朝辞赋的绝唱。此外，他的《去故乡赋》、《青苔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表达出被贬为建安吴兴令时的失意和思乡。

江淹也是南朝骈文大家，与鲍照、徐陵、刘峻齐名。江淹在狱中写给刘景素的《诣建平王书》是最为知名的，文章辞气激昂高亢，不亢不卑，字行间流露出真实情感。此外，江淹的《报袁叔明书》、《与交友论隐书》等，皆为当时名篇。

江淹的诗作虽然比不上他的辞赋和骈文，但也不少上乘之作，特色在于意趣深远，在齐、梁诸家中特别突出，尤其以《渡泉峤出诸山之顶》、《仙阳亭》、《游黄蘗山》等最具特色。江淹在诗歌方面的特色是善于拟古，面貌酷似，几可乱真。江淹勤学古人的作品，使他摆脱一些绚丽之风，写出许多在流丽中又含有峭拔苍劲的诗篇。因此，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说江淹“善于摹拟”。

江淹的诗作成就虽不及他的辞赋和骈文，但也不乏优秀之作，其特点是意趣深远，在齐梁诸家中尤为突出。善于拟古是江淹诗歌方面的突出特色，面貌酷似，几可乱真。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就说江淹“善于摹拟”。江淹努力学习古人的作品，确使他摆脱了一些绮丽之风，写出了不少在流丽中带有峭拔苍劲之气的诗篇。

在江淹诗歌中，有一部分为乐府歌辞。江淹的乐府歌辞在南朝中虽不能技压群雄，也算得是上乘之作。中年以后，江淹官运亨通，官运的高峰却造就了他创作上的低潮，富贵安逸的环境，使他才思减退，到齐武帝永明后期，他就很少有传世之作，故有“江郎才尽”之说。

宋顺帝升明元年(477)，齐高帝萧道成执政,把江淹自吴兴召回，并任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大受重用。萧道成代宋自立，江淹被任为骠骑豫章王记室带东武令，迁中书侍郎，齐武帝永明间，任庐陵内史、尚书左丞、国子博士诸职。少帝萧昭业即位，江淹任御史中丞。明帝萧鸾时，又任宣城太守、秘书监诸职。梁武帝萧衍代齐后，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侯。 《梁书》作者姚思廉：“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

《隋书》作者魏徵：“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

《文心雕龙》记载：“辞须蒨秀，意取柔靡，皆入此类．若江淹《恨赋》、孔稚圭《北山移文》之流是也．”

《诗品》作者钟嵘：“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

《金楼子》作者萧绎：“任昉、孔广、江淹之俦，皆当时之杰，号士林也。”

《池北偶谈》作者王士祯：“前人拟古莫妙于陆机、江淹。冯班云：‘江、陆拟古诗，如搏猛虎，禽生龙，急与之角力不暇，气格悉敌。今人拟古，如床上安床，但觉怯处，种种不逮。’此论良是。”

《钝吟杂录》作者冯班：“陆士衡《拟古诗》、江淹《拟古三十首》，如抟猛虎，捉生龙，急与之较，力不暇，气格悉敌。今人拟诗，如床上安床，但觉怯处种种不逮耳。然前人拟诗，往往只取其大意，亦不尽如江、陆也。”

《诗学源流考》作者鲁九皋：“梁继齐统，何逊、沈约、范云、任昉、江淹、柳恽、吴均一时并起。”

汤斌，清朝康熙年间人，著名理学家、书法家，被尊为“理学名臣”。他十分相信王阳明，因为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经世治用”，而他正想有所作为，他不想做隐士，他想入世入仕、想拯救民众于水火。而汤斌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清官，一生为官清廉，勤政爱民，不管在哪里从政，都能做到公私分明，体恤民情，清正廉洁，被老百姓誉为“汤青天”。

公元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汤斌“内升外转”为陕西潼关道副使。上任时他雇了3头骡子，一头驮行李书箱，一头仆人汤本骑，一头自己骑，像个赶考的穷书生。

潼关进关时汤斌言明身份，“我姓汤，新任的潼关道副使”。然而潼关守卫见他主仆二人落魄模样，嘲笑说：“把你放到锅里煮，也煮不出个官味来。”

其实，汤斌这样的人、骡、行李、书箱组成的阵势排场，确实让人难以相信是新官到任。没办法，汤斌只好出示名帖、凭文、牌票，最后守卫才相信。

后来汤斌在潼关处理积案，打击土豪劣绅、流氓地痞，潼关各州县的土豪恶霸纷纷收敛自己为非作歹的行径。流民纷纷来归，昔日的荒田成为粮仓，百姓始能安居乐业，仅三年时间，潼关成“天下第一堡垒户”。于是“汤青天”的美誉便传了下来。

之后汤斌又出任江苏巡抚，第二年扬州一带大旱，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汤斌想都没想立刻下令各县打开官仓赈灾，又发动全省文武百官踊跃捐献，不过还是杯水车薪。于是，汤斌下令江苏布政使从国库拨出存银五万两，派人到盛产稻米的湖广一带采购大米。

后来汤斌在潼关处理积案，打击土豪劣绅、流氓地痞，潼关各州县的土豪恶霸纷纷收敛自己为非作歹的行径。流民纷纷来归，昔日的荒田成为粮仓，百姓始能安居乐业，仅三年时间，潼关成“天下第一堡垒户”。于是“汤青天”的美誉便传了下来。

之后汤斌又出任江苏巡抚，第二年扬州一带大旱，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汤斌想都没想立刻下令各县打开官仓赈灾，又发动全省文武百官踊跃捐献，不过还是杯水车薪。于是，汤斌下令江苏布政使从国库拨出存银五万两，派人到盛产稻米的湖广一带采购大米。

因为国库银子是不能随便动的，所以，当时一些官员就劝汤斌说：“国库的银两你不能私自动用，要动用的话应该给皇上上书，如果私自动用，皇上怪罪下来，你承担不了。”

结果汤斌说：“如果我们现在上奏章，等皇上批准下来，灾民早就饿死了。现在先用着，我们的皇上非常仁慈，他不会怪罪我们。他要怪罪下来，罪过由我一人承担，就是免去我的职务，但能救整个扬州的灾民也值了。”

事实上，清官除了为民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刚正不阿、不趋权贵，汤斌也是。

当时明珠为大学士，在朝中当权，权势熏天。前任江苏巡抚也是明珠党羽余国柱，他告诉汤斌，说朝廷免除江南赋税，都是大学士明珠尽力促成的。意思是叫汤斌日后要巴结明珠。但汤斌坚决不予其为伍，结果得罪了明珠，于是遭到明珠及其党羽的陷害。

后来，汤斌离任苏州时，苏州百姓哭泣挽留未成，停市三天，十余万民众焚香为其送行。于是汤斌激动地说:“爱心有心，救民无术。”结果明珠就抓住这一句话来诬陷他，说是诽谤语。最后康熙帝给予汤斌降五级的处分。

当然，清官除了清政廉洁，勤政爱民，能够为老百姓做好事实事，刚正不阿，不依附权贵外，其实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节俭朴素，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小气、抠门。

汤斌也是，甚至更厉害。由于他每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结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又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还有一个故事。

有一天，这位老先生有一天心血来潮，查看家中账本，发现上面开了一只鸡蛋，顿时大怒：“我来到苏州还从来没有吃过鸡蛋，到底是谁买的？”

下人回答说是公子。结果他把儿子招来，罚跪在庭下，甚至还说：“你以为苏州的鸡蛋与河南是一样的价钱？你想吃鸡蛋，就回河南老家去。”而对于买鸡的仆人也处以杖责。

这就让人无法接受了，小气的连鸡蛋都舍不得买。他的夫人坐的轿子，里面衬里都破了，从外面就能看见露出的棉花。做了最富庶的江南地方的大员，直到离任，只买了一部二十二史，说是比老家便宜。据说最后汤斌去世的时候，家里仅剩下八两俸银，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

这怎能不是清官？

汤斌逝世后被追赠汤斌为“太仆”，谥曰“文正”，追谥其谥号“文正”，这是古代社会对良臣的最高谥号。

据《清史稿·汤斌传》记载，清朝从顺治皇帝1644年入主中原后，至1911年宣统皇帝逊位，历267年传十世，共有八位名人被大清赐谥为“文正”。康熙朝汤斌则被列位八大文正之首。号称“满清文正第一人”。

后来，清代散文学家方苞赞誉汤斌，“国朝语名臣，必首推睢州汤公”，“清官册上的第一名”，真正“清朝第一清官”，台湾史学家高阳称他为“天下清官第一”。

　南朝文学家。字文通。祖籍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东）。祖父和父亲都在南朝宋任县令。江淹 6岁能诗。13岁丧父。家境贫寒，曾采薪养母。20岁左右教宋始安王刘子真读“五经”，并一度在新安王刘子鸾幕下任职。泰始二年(466)，江淹转入建平王刘景素幕,刘景素对他很重视，待以布衣之礼，但由于江淹“少年尝倜傥不俗，或为世士所嫉”（《自序传》），因广陵令郭彦文一案，被诬受贿入狱。在狱中，他给刘景素上书陈情获释。此后，他曾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转巴陵王国左常侍。不久，又回到刘景素幕下，任主簿、参军等职。泰豫元年(472)，宋明帝死后,刘景素密谋叛乱，江淹曾多次谏劝，刘景素不纳,江淹于元徽二年(474)被贬为建安吴兴县(今福建浦城)令。这一时期他在仕途上很不得志，而在文学创作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宋顺帝升明元年(477)，齐高帝萧道成执政,把江淹自吴兴召回，并任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他为萧道成出谋划策并起草文书，大受重用。萧道成代宋自立，他被任为骠骑豫章王记室带东武令，迁中书侍郎，齐武帝永明间，任庐陵内史、尚书左丞、国子博士诸职。少帝萧昭业即位，他任御史中丞，明帝萧鸾时，又任宣城太守、秘书监诸职。梁武帝萧衍代齐后，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伯。

　　江淹的作品包括诗、文和辞赋三部分。他的诗在南朝诗人中显得比较古奥遒劲，稍近鲍照，所以合称“江鲍”，但从反映生活的广度说，则远不如鲍，笔力也见纤弱。江诗的特色是意趣深远，在齐梁诸家中尤为突出。其中以《渡泉峤出诸山之顶》、《仙阳亭》、《游黄蘖山》等首最具特色。如：“万壑共驰鹜，百谷争往来”；“崩壁迭枕卧，崭石屡盘回”(《渡泉峤出诸山之顶》)；“下视雄虹照，俯看彩霞明”(《仙阳亭》)；“残杌千代木,廧崒万古烟。禽鸣丹壁上,猿啸青崖间”（《游黄蘖山》）诸句，写人迹罕至的深山景色，造语险绝。他的《赤亭渚》、《步桐台》、《渡西塞望江上诸山》、《秋至怀归》等诗中，亦颇有佳句，写景清新而且传神。《望荆山》、《还故园》等写仕途失意，情调哀怨，也很为后人称道。

　　江淹在诗歌方面的又一特长是拟古。他在《杂体三十首序》中宣称写作这些诗，“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意在通过拟作，显示各家的特色。他仿作了从汉代的《古离别》到刘宋汤惠休的三十家诗体，由于他在学习前人创作经验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所以有的拟作达到了乱真的地步,如《陶徵君·田居》，曾被人误为陶渊明《归园田居》的第六首；《休上人·怨别》中“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二句，明代杨慎亦曾以为是汤惠休作。他这些拟古之作，常常有所寄托，如《效阮公诗十五首》，虽貌似模拟阮籍《咏怀诗》，而其用意在于对刘景素的密谋作隐晦的讽谏。

　　江淹的辞赋多属抒情小赋，这些赋既受《楚辞》的影响,也从鲍照等作家的作品中吸取了艺术技巧。他最擅长写人们的心理活动，其中最有名的是《恨赋》和《别赋》，《恨赋》写的是人生短促，志不获骋的感慨。其中写冯衍的怀才不遇和昭君的远嫁匈奴，尤为哀惋动人，如”至乃敬通见抵，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仕,左对孺人，顾弄稚子，脱略公卿,跌宕文史,赍志没地，长怀无己”，显然寄托着自己的身世之感。《别赋》主要写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离愁别恨，历代为人传诵。作者早年也曾羁旅他乡，饱尝过思乡怀人的痛苦，所以赋中写“行子”、“居人”的心情，都描绘得十分细腻而生动；如“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櫂容与而讵前，马寒鸣而不息。掩金觞而谁御横,玉柱而沾轼”,主要是通过景物描写来渲染“行子”上路的凄凉气氛。而“居人愁卧，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巡曾楹而空掩，抚锦幕而虚凉。知离梦之踯躅，意别魂之飞扬”等句，则通过种种景物描写，来刻画亲人远行后的寂寞凄凉之感，尤为生动传神。此外，他还有《去故乡赋》、《青苔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等，都表现了作者被贬为建安吴兴令时的失意与思乡之情。他的《遂古篇》、《灯赋》等模仿屈原《天问》及宋玉《风赋》，亦寓有对刘景素进行讽喻之意，清代何焯评江淹赋说：“赋家至齐梁变态已尽，至文通已几几乎唐人之律赋矣，特其秀色非后人之所及也。”

　　江淹的文多数是应用文字，基本上属于骈体。其中《狱中上建平王书》是申诉自己的冤愤之作，笔法颇似汉代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较有文学意味。另外,他的《袁友人传》是悼念好友袁炳之作，纯用散体，写得也很有感情。

　　江淹一生经历了宋、齐、梁三朝，而迄今流传的作品，大都作于宋末和齐初。可断定为齐永明以后的作品只有《灵丘竹赋》和《铜剑赞》两篇，其余可能均已散失。《梁书·江淹传》说他“晚节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诗品》和《南史》还记载了关于他“才尽”的故事。其实他“才尽”的原因主要在于官高禄厚，所以就很难写出像早年那样的怨愤之作。在《自序传》中，他还称得志后再不愿“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因而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也不像过去那样呕心沥血了。另外，自南齐中期“永明体”兴起以后，诗文讲求声律，而江淹的诗风却与之不同，这可能也是他的作品不再受重视的一个原因。

　　江淹在南齐初，曾奉命修史，作《齐史》十志。唐代刘知见《史通·古今正史》说他以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其书已佚。江淹集据《自序传》称凡10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为 9卷。另有《后集》10卷。今存《江文通集》已非《隋志》原本。清代编《四库全书》时，采用的是乾隆间考城梁宾据明代汪士贤、张溥刊本和睢州汤斌家钞本参互校订而成，凡 4卷。《四部丛刊》影印乌程蒋氏密韵楼藏明翻宋本，凡10卷。另外还有清乾隆间江昉刊本《醴陵集》。注本有明代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1984年排印本

汤斌墓为文化旅游景点。

汤斌墓位于宁陵县西北的棘古城，清雍正年间，其牌位被搬至贤良祠。道光三年又移放孔庙内，今睢州县城内有汤家祠堂。1963年被公布为河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汤斌(1627～1689年)，字孔伯，睢州(今睢县)人。清康熙十七年(1679年)被荐应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侍讲，成为皇太子的老师。后升为江宁巡抚，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授礼部尚书，后为工部尚书，他除任《明史》总裁官纂修《明史》外，还著有《洛学篇》、《潜庵遗稿》等行世。后因他的哲学思想适合清初政治上的需要，又被封为“理学名臣”，谥“汤文正公”。

汤斌上任潼关后体察民情，打击豪顽；招徕流民回乡屯田开荒，三年免征租课；实行保甲联防，缉拿盗贼；建立义仓，以备荒欠；创办社学，教民以德。亲自到境上接待过往清军，不使他们扰乱地方，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潼关人户一年多时间由不足三百户增至数千户。一时间，“汤青天”的美名家喻户晓，妇孺尽知。

就任江西道后，汤斌奖励耕织，舒缓民困；加强治安，保护民生；整顿衙门，清除刁顽胥吏。伏匪首，安民众，对抗清武装和山林盗贼采取以抚为主，剿抚并用的方略。不数月，就擒获了降而复叛的抗清首领李玉廷，解散了他的部队；平息了许多股出没不定的草莽英雄，使得强人卖刀卖犊，洗心向化。

在江宁巡抚任上，是汤斌一生从政生涯的顶峰。当时江苏号称天下富饶，但民风奢华，再加上前任巡抚余国柱疏于政事，上下吏治败坏，这里被称作难治之省。汤斌在任二年多，崇尚程朱理学思想，以此施政化民。他下令各州县普遍设立社学，讲孝经、小学等书籍，整饬民风，严禁妇女着奇装异服等有伤风化的行为。他毁禁刻*词小说的书坊，取消火葬及水葬，大力推行土葬，“令下，一年报葬三万余棺”。他还屡次上疏免民赋税，及时救赈，重农事以兴本业。整修泰伯祠、范公祠等先贤祠宇，宏扬前代先哲正大光明的精神。他在察访中了解到，苏州城西上方山的五通神祠是一座花天酒地、乌烟瘴气的*祠，以非凡的魄力拆除这座已有数百年历史的*祠，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壮举，真正做到了移风易俗。随后，汤斌又下令各州、县将所有类似的祠庙全部毁掉，用拆下来的砖木材料去修建学宫。 汤斌一生以学问治天下、以学问辨是非、以学问教后辈。他从1660年归家丁忧起，近二十年间无闻于宦海，而是沉心于做学问。他著有《潜庵语录》、《潜庵文钞》、《春秋增注》等十几部书，死后被门人整理为《汤子遗书》十卷。

他的名作《桃花源》诗，以“能使此心无魏晋，寰中处处是桃源”的境界，得到读者赞赏。 洛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创立的学派，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理学的奠基石，影响深远。汤斌的《洛学编》作为一部梳理洛学师承的学术传记，是在清初编修学术史蔚然成风的背景下，奉师孙奇逢之命编修而成，前编断自两汉，正编断自程子。记述了中州学派自汉迄明的源流演变，旨在“表前贤以励后进”，使洛学传承之统得以复续。《洛学编》成书之后，历经八次刊刻印行，影响范围较为广泛。在编纂体例上，《洛学编》属方域范围内的理学史，为论学而作，虽以宋儒为主，而不废汉唐儒者之所长，在宋明诸儒的《正编》之前，又为汉唐经学大师特列《前编》，以揭示经学与理学之间的关系。《正编》之中汤斌打破门户之见，“笃守程朱，亦不薄陆王”，以记述程朱派理学家为主，而又兼顾陆王派理学家，主张“朱王合一，返归本旨”，淡化了学者们的理学宗派意识，从而避免学派偏见所带来的学术弊端。《洛学编》通过为不同时期的理学家修史立传，来严斥朱学的末流和王学的末流。从文中还可以看出汤斌反对讲学空谈，力求笃行实践，以及“主敬”、“存天理”等学术思想。在史料来源上，《洛学编》对所收录人物事实俱本原传，间取门人纪述。以阐述人物的学术成就为主，对于功绩繁重者，亦不备载。《洛学编》篇幅不大，仅四万余字，却是研究汤斌理学思想和中州理学发展状况的一部重要学术史著作。

在当时特定的思想风潮背景之下，汤斌的理学思想因王学的流弊而调整，中正平实，矫而不过，具有强烈的务实求用的特征，反映了明末清初理学思想的主要发展方向和鲜明特征，具有时代精神和意识。 “豆腐汤”的由来汤斌从进入仕途之日起，一直克己省身，依靠俸银作为全家生活的来源。清代的官秩最高级别为正一品，年俸也不过一百八十两 （ 京官依例支双俸，正俸每一两还可支米一斛，约十四公斤 ） ，对于千里做官不为财的清官来说，只有国家发给的这些薪水收入，他们所过生活必定是清苦的。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岭北道任职时，几乎不沾荤腥，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岭北道的驻地赣州曾有人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 康熙时，汤斌由内阁学士出任江苏巡抚，职重位显，独当一面，但他不谋私利、不图享受，坚持过粗茶淡饭的俭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又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

汤巡抚不仅自己苦，家人亦随其苦，其妻马夫人一转身竟有棉絮自袄边散落；有一天，他检查出入帐簿，发现其中有一天买了鸡，便问从仆：“这是谁买的鸡？”问明是长子汤溥所为后大怒，立即命令从仆把汤溥叫来，令其跪在庭下，斥责道：“你以为江苏鸡价如河南老家那样的便宜吗？你想吃鸡，就回老家去。没有读书人不吃菜根而能自立的。”对于买鸡的仆人也处以杖责。

在京城，人称汤斌为“羊裘尚书”，因为冬天上朝时汤尚书总是外披一件羊皮袄。（已34岁）所为后，谓“哪有读书人不能咬得菜根而可以成大事的”，即令其子跪诵《朱子家训》，后撵回老家睢州。在京城，人称汤尚书为“羊裘尚书”，因为冬天上朝时汤尚书总是外披一件羊皮袄。 清初，苏松两府富甲天下，在那里做官的，未满三年就自我离任，盖上司知是肥缺，经常向下属逼贿，以至因挪用库金而进狱者多多。

汤斌在家读书二十年，又长期做地方官，深知其中积弊，积重难返。于是在刚出任江苏巡抚时，就向所属的道、府、县等地方官先打招呼，以免日后言之不预。他说：“你们挪用库金讨好上司，无非是为了做官嘛，现今为拖欠所牵累，那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愿和你们相约，日后能够称职，我自然会提拔你们；要是做不到，以考成后顺利归家，太太平平地回乡，也不很好嘛!”他还告诫所属官员，切切不得受下属贿赂。汤斌办事，令出期于必行，致使苏州大治。 关于汤斌之死，野史中有更详细的记载。明珠当权时陷害汤斌，外间传闻康熙要把汤斌家产充公内务府，汤斌听说后非常惶恐，上疏请求致仕，不被允许，又席蒿待罪，每次宣旨一到，就磕头流涕请死，不久后迁为工部尚书，赴通州勘察楠木，一天他突然返回，招来某位同乡官员说话。官员离开后，汤斌独处一室，对家人说：“吾体不宁。”夜半的时候，家人就发现他已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