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渊源甚早，一般都推始于《周官》，实际上《世本》乃是我国谱牒最早的著作，司马迁《史记》的世表、年表取法于此，实为后来家谱宗谱之滥觞。在谱学发展史上，经历由专官之掌，演为专门之学，最后变为私家之谱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参见邵晋涵《南江文钞》卷六），修谱也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唐、宋 元明清三个发展高潮。尤其是清代可说已达到顶峰，有人统计，“宋元以来，清人修谱最多，保存至今的族乘，至少在二万种以上，清人修的占重要成分，且质量较高”（《清人社会生活》）。到了民国，修谱之风仍不少衰。“考我国古代社会，夙重宗族。自大儒欧阳氏、苏氏创谱牒制后，千百年来言家乘者，遵制法古，群相倡导，驯至举国上下，无族无谱”，民国三十七年修《罗氏杞公戊子族谱序》中的这几句话，反映了我国清代、民国期间“族族有谱”这一历史事实。罗姓之族谱家乘，当然亦不例外。

罗氏族谱最早者，似为修于宋代开宝年间的“豫章罗氏” （俗称“柏林罗氏”）族谱。罗颖在《源流总序》中称：“吾祖家豫章，抵颖身，三百余年”，其间“文献足征”，因此族谱中既有唐代科甲鼎盛、罗氏人才辈出的实录，又记有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的赠诗之类，且溯源重黎，以罗君用为先祖，并及“十八世祖”罗企生，堪称源远流长、后裔繁茂的世家望族。

后来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曾写诗《罗氏谱赞》云：

豫章世家，洪州望族。忠孝一门，节义两顾。

文德武功，名留简竹。理学真儒，后先继续。

礼义仁昭，天伦攸笃。贤子贤孙，旋踵芳躅。

以此家风，遗风善俗。

　　慈诚罗珠堪布开示：释迦牟尼佛的成佛秘诀

　　丙一、（以世俗菩提心而将恶缘转为菩提道用）分二：一、思维“爱我执”的过失；二、思维“爱他执”的功德。

　　丁一、思维“爱我执”的过失：

　　报应皆归一

　　“报应皆归一”，简而言之，我们在轮回中遇到的所有不好的报应——痛苦、折磨、贫困、病痛，还有内在的烦恼等等，统统都要归咎于一个东西。

　　以往，我们凡夫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比如，自己的身体上或精神上受到一些伤害、打击，工作上不顺利等等，或是自己的父母等亲眷遇到一些危难、违缘的时候，都习惯于把所有的责任推到外在的某个因素头上——都是因为某某人……，所以导致了这个痛苦的发生……有时会认为是有形的众生伤害了我们，有时会认为是无形的鬼神伤害了我们等等，把所有的责任统统归咎于别人，从来不看自己的错误。

　　但是，从修习大乘佛法开始，我们要把它颠倒过来。每当我们遇到烦恼、痛苦等违缘的时候，不再责怪于别人，全都归咎于自己。

　　此处所谓的自己，既不是指现在的肉体，也不是指整个的精神，而是指某个根本性的精神、观念，那就是“爱我执”。

　　“我执”和“爱我执”有点差别——“我执”是指“人我执”，这是每个凡夫都有的。而“爱我执”，是指自始至终都存在的、非常强烈的钟爱自己的执着。

　　为什么要把所有的烦恼、痛苦，统统推到“爱我执”的头上呢？因为这些烦恼、痛苦的的确确全都是由它引起，由它产生，由它创造的，它是所有烦恼、痛苦的来源。

　　从无始以来，“爱我执”就一直埋藏在每一个凡夫的心底深处，但我们始终都没有发现它对我们的伤害。每当遇到痛苦、困难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往外去怪罪，往外去找因素，但实际上外面的因素只是一个助缘而已，并不是主因。真正的原因，其实就在我们自己的心里。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能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则不论处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我们的修行不仅不会退失，甚至会因为这些痛苦、困难的淬砺，而促进我们修行的进步。

　　比如说，当病得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到：虽然从表面上看来，这个痛苦好象是因为人家伤害我，或者是自己的不良卫生习惯等因素造成的，但这些都是表面因素，实际上，如果没有“爱我执”，今天我怎么会生病呢？像阿罗汉、佛菩萨，因为早就推翻、断除了爱自己的心，所以他们没有这些痛苦。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阿罗汉、登地菩萨没有人去伤害他们，毁谤他们。我们都知道，连佛都有人去毁谤、殴打，更何况菩萨？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内在的爱我心，所以没有痛苦，不但是精神上不觉得痛苦，而且连肉体上都感觉不到痛苦。

　　而我们凡夫却并非如此，不但别人打我们时会感到痛苦，即使听到别人只是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立即就会生气，而且还会引起一连串不当的行为，由此造业又引发痛苦。如果我们没有把别人的话当作一回事，则这些话并不会对我们构成任何影响。

　　佛经里面讲过一个公案：有一个人到释迦牟尼佛面前喋喋不休地骂了半天，当他停下来以后，佛陀就问他：“假如有个人拿了很多东西去送人，结果对方没有接受的话，那这个东西最后属于谁呢？”“肯定属于他自己啊！”释迦牟尼佛又说：“你今天在这里骂了半天，但是我没有受到影响，我没有接受。那这些恶毒的语言属于谁呢？”那人顿时哑口无言。

　　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自己不接受，则别人毁谤的声音虽然进入到我们的耳朵里面，但我们却不会有任何异样的感觉。只是当我们的意识去分析这句话里面的意思之后，我们才会发现其中对自己不利的成分，继而心里不高兴。这是什么引起的呢？就是爱我心。凡夫就是太爱自己了，所以连一句刺耳的话都不想听，如此就导致了这些烦恼。

　　以前我们观察过我执的过患，这里不单要观察我执，主要是要观察“爱我执”的过失，一定要弄清它从无始以来到今天对我们有多么大的伤害。以前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认识不足，所以习惯性地把一切责任全部推到别人身上，所有的缺失全都怪罪于别人，这是我们的坏习气。正因为有了这个坏习气，所以我们才会一再地流转于轮回之中而不得解脱。它就是让我们流转轮回的罪魁祸首！

　　从解脱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把原有的爱我心，与菩萨道里面讲的菩提心、慈悲心等爱他心相互替换的话，结果就是全然不同的另外一番景象。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从初发心到成佛的整个过程中，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利益，六波罗蜜多等一切的所作所为，出发点都是利他。释迦牟尼佛绝不可能为了自己的解脱念一句咒，绝不可能为了自己的解脱而布施哪怕是一分钱、一毛钱那么小的东西，但释迦牟尼佛却成佛了。

　　反观我们这样的凡夫，从无始以来到今天，我们从未放弃过“爱我执”。因为没有放弃“爱我执”，所以不论是世俗方面的工作、生意，或者是解脱方面的念经、烧香、拜佛、打坐、布施等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自己着想。

　　在大城市的每一个十字路口，都遍满了熙熙攘攘、穿梭不息的人流，这些匆匆忙忙的人都是为什么而奔波呢？可以这样说，除了佛菩萨的化身之外，纯粹的凡夫全都是为了自己。我们也是凡夫，当然也位于这个行列当中。我们和他们一样，从轮回之始到今天，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匆匆忙忙，但仔细想想，我们今天得到了什么？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虽然有些人会认为：我还是有收获啊！我有房子，有车子，银行里面还有存款……，但这些东西顶多是在短暂的时光里，让我们的日子过得踏实点儿、舒服点儿罢了，其它谈不上什么。然而，就算日子过得再好，也无法解决生老病死；未来投生的去处，它就更无法解决了！如此奔忙劳碌，虽然可以暂时让我们在人世间的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间不用那么操心温饱问题，但除此以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命归黄泉的时候，即便拥有再多的财产，也带不走一分一厘。这么简单的道理，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清楚。

　　为什么佛陀与众生的追求与结果会如此事与愿违呢？

　　关于这一点，《入菩萨行论》里面说得非常透彻。就是因为凡夫有强烈的“爱我执”，一切所作所为都建立在“爱我执”的基础上。只要有了“爱我执”，哪怕是再大的善根，也可以被压缩得很小很小。反之，如果是以利他心所作的善事，则会变成一个很伟大的善根。这就是佛陀与凡夫的差别所在。

　　比如，我们拿一百块钱去放生，如果纯粹是无私利他的发心，则其善根是非常伟大的；反之，若是夹杂了为自己的健康、长寿等目的，则善根就会变得非常渺小了。

　　释迦牟尼佛从来不需要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所获得的胜利，他需要的是与我执斗争，就是向“爱我执”挑战当中所获得的真正的胜利。作为修行人，我们也应该按照佛的这一教导去做。

　　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做生意的时候，原本可以赚一百万，但另外一个人从中故意搅和，把我们的生意破坏了，那我们会对他恨之入骨：我从来没有害过他，他却无缘无故地害我赚不到钱，从此以后，他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我一定要报复他！

　　同样，原本我们可以很快就解脱，就是因为“爱我执”把我们紧紧地束缚在轮回里面，因为“爱我执”的操纵，令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变得很渺小、很没有意义，最终让我们不得解脱，但滑稽的是，我们却从来不恨它。这就是凡夫颠倒、错误的观念。正因为我们如此颠倒，所以始终无法解脱。

　　再打个比方，假如原本我们很早以前就可以解脱，但因为一直有个人不让我们修行，不让我们解脱，我们会恨死他了！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头号大敌。然而实际上，外面并不存在这么一个人，它存在于我们的心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执着。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执着，是我们本身具有的，凡夫一般会认为，自己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精神上的每一个观念都是好的，所以我们不恨它，不愿意挖掘它的过患。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是谁把这些过患挖掘出来的呢？释迦牟尼佛。是佛陀把“爱我执”的所有过失揭露出来，然后告诉我们：你们自己看看“爱我执”的过失有多么严重，对你们造成多大的伤害，你们还敢不敢继续这样？！如果我们仍然无动于衷、一如既往，就只有继续流转于轮回当中，永远不得解脱！

　　如果不把“爱我执”和“爱他执”这两个执着进行交换，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解脱，所有表面上的念经、修行，都不属于大乘佛法；假如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交换其二者了，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才算真正开始走向解脱。我们一定要看到“爱我执”对我们的伤害，以及“爱他执”对我们的利益，这是从解脱方面来说的。

　　从世俗的角度来说，放弃爱我与一心爱他也有很多益处。古人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假设一个人为了拯救几十个人，而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姑且不谈来世因果方面的回报，单就这个人的名誉、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各界的印象等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其他人所远远不能比拟的！大家都会认为他的死是重于泰山的。反之，若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财产，而舍弃了自己的生命，那就没有什么值得赞叹的，大家只会认为他是亡命徒而已，这种死就是轻于鸿毛的。

　　同样都是舍弃生命，同样都承受了死亡的痛苦，但所得的结果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呢？在此方面，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搜集，并进一步好好思维。

　　简言之，如果是以自私心作为出发点，即使所做的事情本身很伟大，也会变得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以利他心为基础，则同样的代价所换得的意义却有着天壤之别。

　　然后，我们还可以从既非解脱也非世俗的因果角度来比较一下二者的差别。《入行论》里讲过一个例子，很多人应该知道。

　　在古印度的时候，有一对母女一同过河，结果不幸双双都被河水冲走了。当时，做母亲的心想：看来这次我是逃不过这一劫了，但我死了没关系，只要我女儿能活着就好了，祝愿我的女儿能活着；同样的，做女儿的心里也想着：看来这次我是无法幸免于难了，但我死了没关系，只要我的母亲能活着就好了！

　　因为两人相互之间都存有这种善念，结果在被河水淹死之后，依靠临终的这一善念，二者死后都投生变成了天人。学过《俱舍论》的人都知道，要投生到天，单单依凭修行功夫，则必须要有很高强的禅定力才行，但是，因为母女俩彼此都有爱他心，所以死后不经修行，轻轻松松就投生到了天。

　　大家思维一下：如果这对母女在落水的时候，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死而挣扎，根本没有考虑对方的话，那死了以后的结局就很难把握了。假如以往造了善业，也许可以投生善趣，但若造了恶业，那肯定是要堕恶趣的。因为有了爱他心，有了慈心、悲心，所以她们的死就变得有意义了。

　　那为什么不能每个人都死得那么有意义？为什么凡夫做不到爱他？是谁不让我们奉献的呢？不是外面的人，就是我们自己的“爱我执”，除了这个执着以外，再没什么原因了。

　　因为心里有“爱我执”，使得我们无论是诞生、存在，还是死亡等等，全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成为让我们堕地狱、饿鬼等等的因。要知道，世上所有的病痛、苦难、战争、灾害等不好的东西，没有一个是以利他的动机而导致的，全都是由人类的共业造成的。这个共业，就是在“爱我执”的基础上，所从事的杀、盗、*、妄等事情。

　　以上我们从解脱、世俗、因果三个方面简单地阐述了“爱我执”与“爱他执”的区别。我们思维的时候，可以全方位、反反复复地去思维。

　　发现“爱我执”的过失之后，我们在修行上无论遇到任何违缘，会立即知道这些都不是来自别人的伤害，而是自己的问题，都是自己应得的报应。如果还不知悔改，一意孤行地将错就错，未来还会遭遇惨堕地狱等更严重的违缘与痛苦。日后我们一定要尽力削弱、断除“爱我执”，使一切的病痛、困难非但无法成为障碍我们修行的违缘，反而成为激励我们修行进步的助缘。如此一来，不论遇到再恶劣的环境，修行非但不会退转，反而会有所进步。

　　丁二、思维“爱他执”的功德

　　于众修大恩

　　“于众修大恩”，意思是说：要观修一切众生对我们具有非常大的恩德。

　　从解脱的角度来说，获得人身，值遇大乘佛法，有机会闻思修行等等；从世俗的角度来说，自己的长寿、健康、事业顺利等等，大凡好的方面，全都来自于众生。

　　以菩提心为例，如果没有众生，我们如何发起菩提心呢？没有办法。因为有了众生，我们才有产生慈悲心的对境，才能生起想救度众生的心，才会为了救度众生，而誓愿成佛。菩提心的两个条件均来自于众生。没有众生，就根本不可能生起菩提心。

　　另外，六波罗蜜多的每一个，也是来自于众生。比如，布施就是把钱财、正法、无畏施予众生，若没有众生，我们施给谁呢？没有布施的对象。同样，持戒最关键的意思，就是不伤害众生，正因为有了众生，我们才可以发誓：以后不再伤害众生。如果没有众生，那我们还持什么戒？忍辱也一样，如果没有众生，修什么忍辱，对谁修忍辱呢？精进、禅定、智慧也是一样，目的都是为了救度众生。

　　大乘修行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成佛。佛果从何而来呢？一个来自于佛陀，没有佛陀就没有人教导我们成佛之道；一个则来自于众生。如果没有众生，我们不会有菩提心，也不会成佛。从解脱的角度来说，佛陀和众生两者都对我们具有同样的深恩厚德。

　　此外就是我们再三提及的，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在做我们父母的时候，对我们也是恩重于山。

　　如果我们能为众生付出一点点，哪怕区区的十块、一百块钱，用来买东西布施给众生，其善根都是极其伟大的。所有为了众生而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变成走向解脱的直接因素；所有为了自己而做的事情，都没有任何实在的意义。从成佛的角度来说，众生对我们就有这样的利益，而我们自己对自己，却没有什么利益。尤其是整天不修行却造恶业的人，除了给自己带来罪恶的报应之外，其它什么用处也没有。

　　若能深深地体会到众生对我们的恩德，则众生打我们也好，骂我们也好，无论多么无理地对待我们，都不会再成为我们修行的违缘。关于这一点，从文革期间很多上师挨批斗时候的表现就可见一斑。

　　当有人或非人伤害我们时，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个众生呢？那个时候我们要想：他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在做母亲的时候，对我有那么大的恩情，现在他虽然伤害我，那是因为他被愚痴染污，已经把以前做我母亲时的情景遗忘了，不知道我们曾经是母子。再加上我自己的业障使然，招致他现在来害我。虽然以往他对我有那么大的恩情，但今天由于我的业力召唤，又令他造业。如果他知道我们曾经是母子的话，绝对不会伤害我，所以，即使他今天如此百般地虐待我，我也不应该责怪他，反而要想办法断除他的烦恼，带给他解脱方面的利益，要对他修自他相换。

　　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可怜、痛苦的众生时，如果能直接利益对方，一定要尽一切力量去利益这个众生，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直接利益他，也要在心里发愿：虽然我现在无法直接利益他，但以后我一定要把所有的修行功德回向给他，令他成佛，令他获得解脱。

　　如果伤害我们的众生是非人、鬼神等等，就要修古萨里修法。《普贤上师言教》里面讲过一个这样的修法：将自己的身体、血、肉等等布施给这些非人，让它们在享用自己的身体后，不但解决了饥渴问题，而且产生了菩提心。

　　书中还提到：修古萨里修法时，要真心诚意地布施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身体的执着，都远远超出了对任何东西的执着，若能把自己的身体布施出去，则对积累资粮、清净业障，都能产生很大的作用。

　　总而言之，我们要了知一切过失均来自于“爱我执”，所有利乐均来自于“爱他执”。从今以后，我们要把“爱我执”作为恨入骨髓的仇敌；而把所有众生当成恩深似海的亲人，并对他们修慈心、悲心等等。

　　嘎当派大德朗日塘巴曾教诲后人说：“我曾阅览过的所有甚深教法，都是将一切过失归咎于自己，一切功德归功于众生。这一切的关键，就是除了‘亏损失败我取受，胜利利益奉献他’之外，再没有其它的法。”

　　以上是观察众生的利益。若能认真修持这个法，则将来遇到来自人或非人的种种违缘时，就能做到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或非人不仅没有嗔恨心，而且能对他们发起慈悲心。若能这样，则他们非但没有成为我们的违缘，反而成了我们修行的顺缘。反之，如果我们没有对治，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轻易对这些众生生起嗔恨，那这个嗔恨心就已经成为修习大乘菩提道最大的违缘了。

　　转恶缘为道用最有力的方法，就是以菩提心来转烦恼为道用。

　　——节录自 慈诚罗珠堪布《修心七要》略释

罗氏族谱源流

家谱渊源甚早，一般都推始于《周官》，实际上《世本》乃是我国谱牒最早的著作，司马迁《史记》的世表、年表取法于此，实为后来家谱宗谱之滥觞。在谱学发展史上，经历由专官之掌，演为专门之学，最后变为私家之谱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参见邵晋涵《南江文钞》卷六)，修谱也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三个发展 。尤其是清代可说已达到顶峰，有人统计，“宋元以来，清人修谱最多，保存至今的族乘，至少在二万种以上，清人修的占重要成分，且质量较高”(《清人社会生活》)。到了民国，修谱之风仍不少衰。“考我国古代社会，夙重宗族。自大儒欧阳氏、苏氏创谱牒制后，千百年来言家乘者，遵制法古，群相倡导，驯至举国上下，无族无谱”，民国三十七年修《罗氏杞公戊子族谱序》中的这几句话，反映了我国清代、民国期间“族族有谱”这一历史事实。罗姓之族谱家乘，当然亦不例外。

罗氏族谱最早者，似为修于宋代开宝年间的“豫章罗氏”(俗称“柏林罗氏”)族谱。罗颖在《源流总序》中称：“吾祖家豫章，抵颖身，三百余年”，其间“文献足征”，因此族谱中既有唐代科甲鼎盛、罗氏人才辈出的实录，又记有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的赠诗之类，且溯源重黎，以罗君用为先祖，并及“十八世祖”罗企生，堪称源远流长、后裔繁茂的世家望族。

后来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曾写诗《罗氏谱赞》云

豫章世家，洪州望族。

忠孝一门，节义两顾。

文德武功，名留简竹。

理学真儒，后先继续。

礼义仁昭，天伦攸笃。

贤子贤孙，镟踵芳躅。

以此家风，遗风善俗。

罗氏族谱的形式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苏洵倡修族谱家乘，最为积极得力。他们不仅亲自动手编写本家的族谱，而且提出了编写族谱的体例和方法。欧阳修的“谱例”是：“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原则是以远近、亲疏为别，“凡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居士外集·欧阳氏谱图序》)苏洵的“谱法”是：“凡嫡子而后得为谱，为谱者皆存其高祖，而迁其高祖之父。”他主张一般家庭修谱用“小宗之法”，即只记五世，而政治经济地位比较稳定的皇室贵族等，则可以按照“百世不迁”的“大宗之法”来编写族谱(苏洵《嘉祐集》)。在编写方法上，他们一采叙述式，一采图表式。他们虽然在体例方法上有别，但“敬宗收族”的目的则相同。

宋仁宗以后，欧阳修、苏洵的族谱成为宗谱形式的规范，影响至为深远。宋绍定元年罗氏《秀川家谱叙》有言：“古人之意，莫重于族，亦莫严于谱。谱者，推其祖之所自出，而合其族之所由分矣。”“先王制礼，以明宗为大务。是以古者有大宗、小宗之别，使其派有所统而不紊。又重之以岁时蜡祭之会，冠婚丧祭之礼，乡射燕饷之仪。其目委曲而繁重若此者，盖所以习其揖让长幼之节，隆其亲亲老老之恩，厚其睦姻慈爱之义，使人人知有忠敬孝友，醇固而无浇薄之风。”因此，罗氏族谱的编写，也基本是效法欧、苏二氏。但这种效法，不是简单模仿，而是有所选择、有所变通的，因为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取长补短的关系。直至清代、民国，罗氏修谱或“谱体采苏式”，或“参用欧、苏两式”、“集欧、苏两氏之长”。

修谱的主体思想

罗氏修谱是基于“敬宗收族”的观念与目的，以加强家族团结，巩固家族制度。清代湘军名将罗泽南在《罗氏墨谱序》中说：“宗族者，祖宗一人所自出也。一人之身衍为数千人，数千人之身即一人之身也。人以祖宗之身为身，则当以祖宗之心为心。一族之内，俊秀者尊之，象贤者也;孝子悌弟义士节妇则钦崇之，立身行道，贻先人以令名者也;有位者庆之，大吾门闾者也;富者卫之，能克家者也;贫者、弱者、孤者、独者、鳏者、寡者、疾厄者、患难者，相与救助之，赈恤之，吾祖若宗所不忍视者也;不肖者教戒之，惧辱其先也;老者安之，幼者慈之，亲友赖以递续者也。”

在长期的宗法社会里，许多仁人志士和有作为者都注意把“敬祖收族”的观念推衍成为“忠君爱国”的思想，在国家民族事业受到空前危难的时刻，更把家族观念扩展为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移孝作忠，毁家抒难，舍“小我”为“大我”，为国家民族贡献自己的一切。

华容南山罗氏始迁祖为宋朝宣义大夫、抗元义士罗尚德，其后裔罗桢，抗战中为“湖南省民众抗日自卫团”华容县军事参议，“于兹倭奴人寇，兵气嚣然，犹谋纂明世次，敬宗收族”，以“率循宣义遗训，昭示族人”，“收抗日自卫之功，以慰国人”(《南山罗氏族谱序》)。

民国三十年，新化《罗氏通谱》纂成，总纂罗联焘在序言中特别希望“族中诸父老昆弟”，“各本敬宗收族之旨，益坚团结，共体时艰，以发扬民族精神，奠国家于磐石之安”。湖南安化县英武中学校长罗驭雄，是 一师同学，左派，曾任北伐军师政治部主任，他对于“敬宗敦族”与“世界大同”的关系有自己的明确见解：“方今时局剧变，国人对于家族观念逐渐冲淡，且国际往来愈频繁，视野愈广大，天下一家，期诸实现。向之所以爱一家一族者，今兼以爱异族异人。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其理想因时代而进步，固未可以厚非。惟是天下之平，基于国治;一国之治，基于家齐。而国为家之积，虽世界纵跻于大同，而家未必即废。故敬宗敦族，实乃世界和平之起点，未可以侈言天下一家、世界大同，而漠然忽视宗族也。”他鉴于安化罗氏杞公后裔有毅力、有热忱、团结之力最强，因此希望“杞公裔诸君子扩此特殊精神而及于全族、全社会，则有裨于民族国家之建设与隆昌，又何可 !”

修谱

既然族谱家乘在团结族人、保家卫国方面有如此重要的任务，因此许多家族成员尤其是一些有地位、有声望的成员和热心分子，把修谱当作自己生活的重要内容和不可推卸的义务，“朝夕不遑，熙攘其间，乐此而不疲”(罗驭雄《杞公民国戊子族谱序》)。

传说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罗氏家谱的，是两千多年前周显王时代的罗凌甫(乘)，他是周朝末叶复兴了罗国，头一个以罗为姓，并且重新结集了罗氏宗人，使得罗氏家族自此日益亲爱精诚的关键人物。据说他所编的这部罗氏族谱(家乘)，完成于周显王十四年。他在谱序中说：

“溯自郐公至乘身三十余世，自黄帝至今数千年矣。罗国子孙流离散徙，罔知所宗，乘幸蒙秦国擢用，授爵封邑。乘辞不受，乞复罗国，并迁都楚南之枝江。因南北争夺，迄无了期，乃追寻源流，辑为家乘。念罗国之后，遂定以国为氏，记录大略，以识前人之功德，以履后裔之孝思，永垂千世云尔。”末尾署明“大周显王十四年岁次丙寅孟冬吉日，荆州枝江罗国始祖郐公三十一世孙乘谨序”。

宋代罗颖，曾编辑了一卷《柏林罗氏族志》，并写了一篇《豫章罗氏源流总序》。明代罗钦顺致仕里居，族中父老嘱托他秉笔重修族谱，这时他已年高八旬，老而有病，推辞不掉，“焚香涓吉从事”。嘉靖进士、著名学者罗洪先，主修江西《秀川族谱》，如实记载了罗勋至罗宗达的世系及其分支概况。到了清代，名人修谱的现象相当普遍。至于近代一些学者，都亲自主持或参加纂修宗谱的活动。如近代文史学家、民国初年广东临时省议会议员罗师扬，1926年归里后亲自纂修罗氏族谱;近代历史学家、 的老师罗元鲲，与 一起参加“驱张运动”的湖南旅京教职员代表罗教铎，于抗战期间的1941年共同主修湖南新化《罗氏通谱》。

在近些年民间兴起的续修新谱的热潮中，一些有识之士努力使姓氏谱牒文化和正当家族活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犹如使宗教活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一样。

族谱的保管

族谱是神圣的，也是神秘的。各房各支领谱后，均要妥善保存，一般秘不示人，更不能出卖。每年大祭时，都要将谱带到祠堂查核，如保管不善，将受到训饬。擅自出卖的，将被视为不肖子孙而逐出宗族。有的宗族为了妥善保存族谱，特别配制一种谱箱，用来收藏族谱。如新化罗氏民国三十年修谱时，特制34个“族箱”，每个需用法币7元2角;安化罗氏民国三十七年修谱时，除征收丁费和领谱费外，还另征“谱箱谷”一种，共修谱重5通，“每通精制木箱装置之，以归划一而免散失也”，并谆谆告诫族人，族谱“系一家之言，自倡修至成卷，固非易事，宜珍而藏之，毋使损毁或失逸”(罗氏族谱《例言》)。

谱序

在篇什繁多的古代散文中，我们读到过许多“序”文，或诗序，或文序，或图序……但却很少读到过谱序。这是因为族谱的不公开刊行于世，有比较普遍的保密性所造成的。

但是，它毕竟属于散文的一种。从罗姓族谱的几篇序文中，我们完全可以对它的艺术特征作出评断。它是一种朴实的纪实散文文体。

族谱本身就是一种纪实文体，它的内容要求真实(尽管不可避免出现一些疏漏之处)，来不得半点虚夸和矫饰，家族的发源、迁徙、生息、繁衍，此中涉及的人物、年代、地名、历史事件，都具有一定的纪实性。因此确定了谱序的叙述和论证必须与族谱的内容相吻合，文字也就呈现出一种朴实无华的形态。如郭嵩焘所作的谱序，对古罗国的盛衰和湘乡韩湾罗氏的源流，均有所考证，“自湖以南诸罗氏，皆原本吉水，从族望也”一句，道出了湖南罗氏的迁徙所自。

族谱记载的是一个家族的发源、迁徙、生息和繁衍的一个悠长的时空范畴，充满了一种苍凉而雄劲的历史感，因此谱序的作者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处，用博大的胸襟、广远的目光以及精深的学养，去俯瞰家族的生命史，并用极具概括力的文字对这部生命史作简约的勾勒，体现出一种大手笔的韵致。

此外，修撰族谱是为了理清这个家族的渊源关系，为了正长幼、明尊卑的人伦之本，以加强家族的认同意识，维护家族的安定团结，进而造益于社会，谱序往往言简意赅地对这些属于儒家的正统思想进行赞颂和阐发。到了近代，更是随时代发展而进步，如罗驭雄所序《杞公民国戊子族谱》一文中的最后一节，阐述了“家”、“国”与“世界”的关系，独具新意：“故敬宗收族，实乃世界和平之起点。”

谱序的作者，大多为当时的名人，或以官显，或以文重。他们自身所具有的权威性，又为这个家族增添光彩，如明代的解缙、清代的郭嵩焘。还有一类作者，既官显文重，同时又是该族的子孙，如罗颖、罗钦顺、罗洪先、罗典、罗泽南、罗驭雄等。

菩提心就是无我心，无我了才是菩提，有我不是菩提，有相就不是菩提，无相就是菩提。

怎样才能发起菩提心？那还是一句话——严格持戒。只有持戒的基础才能发起菩提心，只有持戒了我们再做任何事情才能不打妄想，而一心一意去做，在戒律基础上我们才能发起菩提心，才会离相。因为这个戒律本身就是离相的，它是性中之相，性中之戒，是由(自)性所化出来的戒律，我们如果按照戒律去做就会离相。

所以说戒律必须扎扎实实地要落实好，而且平时不要打妄想，这个很重要，同时要进行的。不是说我们在寺院里了，就可以随便了，到外面我们低头，到院里了就可以东看西看，那屋唠闲嗑我都要去看一看，那你不会发起菩提心。别人说话我也不去听，别人吃好的我也不看，别人说三道四我也不在乎，哪有活哪有我，哪有苦哪有我。大家都不愿意干的我都去干，而且感谢大家，这是给我的机会，并不是别人不干，是机会留给我，是佛菩萨的安排，这才行。而且得处处摄心，包括我们上卫生间也去摄心，只要我们行动就要摄心，处处摄心。这样做功夫，到一定功夫的时候，就会发起菩提心。

所以说我反复强调一句：就是你只有严格持戒，用生死来护持戒律，才会发起菩提心。只有把生死看淡了、看破了，我们真正放得下，这个菩提心才会生起。那菩提心生起会什么样？那只有实践你才会知道，不用人说。不是我们嘴说那就菩提心，有个禅师讲了，那是牙疼咒。这个不详细讲，因为这个讲起很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