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变”出自《论语》，子夏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君子的容貌，从外表看起来好象有三种变化，起初远远望见他，觉得很庄重，接近之后又觉得很温和，等到听他说话之后，又觉得他很严厉。 

“三复”出自《论语》，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复，就是书读三遍。

“三接”出自《易经 晋卦》：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三接，就是一天被皇帝三次接见。

家谱中的柳永及其《劝学文》

柳哲

柳永的词，可谓千古一人。不过后人总是津津乐道他的风流韵事，我总觉得有些不靠谱。一般人对柳永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宋人笔记和小说家冯梦龙所著的《喻世明言》第12卷《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这篇小说的印象。历史小说是允许虚构的，但后人以小说为依据来认识古人，可能就不免南辕北辙了。

作为河东柳氏后人，我为此常感愤愤不平。经过多年搜集各地的柳氏宗谱，我发现了多种家谱对柳永都有记载，柳氏后人对柳永的文章与道德都是推崇备至。一般的读者，可能无法看到这些家谱，我特摘录部分内容如下，以飨读者。

据《泾川柳氏宗谱》（嘉庆21年）记载：“公讳永，字三变，宋仁宗景佑年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世号屯田先生。尝作词，辑之名曰《柳氏乐章集》，见者嘉之，诗曰：

斯文奕世仰公传，天赐繇裔启后贤。

梓里邑中沾化育，万家黎庶庆重天。

章章乐府称佳句，集集新诗荫海边。

当时手泽今还在，六合弥闻动地欢。”

据《京江柳氏宗谱》（光绪17年）记载：“仁宗时，耆卿（柳永）亦饶有文誉，而于音律尤精，东坡每见其词，自谓不及。特不拘小节，未获大用，卒葬丹徒土山，详于县志，而同时有柳涗者（笔者注：据史料记载，柳涗即柳永之子，字温之，宋仁宗庆历六年贾黯榜进士，曾官著作郎及陕西司理参军。柳永之子入籍镇江并载入地方志，更是证实了镇江柳氏为柳永之后），世居丹徒，登宋庆历六年进士，历仕俱有惠政，哀耆卿之后（笔者注：由于家谱遭毁，后人修谱竟然不知柳涗乃柳永之子，实在遗憾。），而收恤之，此丹徒柳姓之始见于者也。及南渡，高宗绍兴十八年，柳仲永复登进士，载于郡志，非其苗裔耶！”

镇江8世孙柳蓉作《重修宗谱例言》中写到：“盖自宋耆卿公，始居润，厥后高宗南渡，兵火相仍，前此谱牒，荡焉无存。”

《楷人柳公暨元配封宜人张太君合葬墓志铭》中亦写到：“按状，柳为河东右姓，其先以和圣食邑柳下，因以为氏。自六朝至唐宋，代有传人，庆历间，耆卿先生侨寓于润，殁葬丹徒之土山，载在郡志，是为吾郡柳氏始祖。”

《京江柳氏宗谱》（卷4）世系表中对一世祖柳鲲有如此记载：“宋工部屯田员外郎耆卿公迁润，其后世居之。世系中断，前代无考。京岘山祖茔，公与月溪公居其末二冢，其上尚有五冢，生卒名字俱缺。”

从以上《京江柳氏宗谱》的记载可知，柳永“侨寓于润”，“卒葬丹徒土山”。今江苏镇江柳氏为柳永之后，包括著名学者柳诒征、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等皆应为其后裔。

笔者在《古文真宝》一书中，发现收入了柳永的《劝学文》，可知柳永的为人与治学的态度，与其河东先人一脉相传，也可说明柳永是一位治学严谨，道德诗文俱佳的醇儒，并非断子绝孙，死无葬身之地，要靠妓女筹钱安葬的“花花公子”。据史料记载，柳永三兄弟皆中进士成名宦，文播四方，名传千古，而其子柳涚和侄子柳淇亦能高中进士，并非偶然，与柳氏家风家学有关。今录柳永的《劝学文》如下：

“父母养其子而不教，是不爱其子也。虽教而不严，是亦不爱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学，是子不爱其身也。虽学而不勤，是亦不爱其身也。是故养子必教，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

柳氏家谱

姓氏起源： 古代春秋时，鲁国有个士师叫展禽，即柳下惠，受封于柳下（在今河南仆县柳下屯），其子孙便以封地为姓，相传姓柳。

聚集地：迁徙分布

在台湾，被排为第九十七位大姓的是柳氏。柳氏入台，据台湾文献载，是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最早由一位福建的漳州柳姓人氏，东渡过海，移居今台北县金山乡五乡村的。

堂号

《广韵》记载：“鲁展禽食采于柳，后因为氏”望出河东。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柳家与薛、裴两家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后，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2人之多。但到了永徽年间，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跌入一般官僚地主阶层之中。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其父柳镇，官秩一直很低。柳宗元非常感慨地说，柳氏到他这一代，已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安史之乱，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冲击。战乱中，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自己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逃到吴地。在南方，一度生计艰难，有时竟薪米无着。柳宗元的母亲为了供养子女，常常自己挨饿。柳宗元正出生于“安史之乱”后，他的幼年便是在穷困艰难中度过的。柳宗元九岁时，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使柳宗元一家再一次饱尝战乱之苦。柳宗元成长于动乱年代，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有一定的了解，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认识，这对他以后的文学成就和思想建树不无影响。

贞元九年（793年）春，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土，同时中进土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贞元十二年（796年）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官场，这一年，与杨凭之女在长安结婚，两年后，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了解官场情况，并关心、参与政治。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他便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第二年写了《辩侵伐论》，表明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

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王叔文、王（亻丕）的永贞革新，虽只有半年时间便宣告失败，但却是一次震动全国的进步运动，所实行的措施，打击了当时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利国利民，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是这场革新的核心人物，被称为“二王刘柳”。年轻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宦官、豪族、旧官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的革新精神与斗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由于顺宗下台、宪宗上台，革新失败，“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土都随即被贬。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这次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七人，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是个人烟稀少令人可怕的地方。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67岁的老母、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他们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在龙兴寺寄宿。由于生活艰苦，到永州未及半载，他的老母卢氏便离开了人世。

柳宗元被贬后，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而且好几年后，也还骂声不绝。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程度。在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并未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10年，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在京城时，他直接从事革新活动，到永州后，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永州十年，是他继续坚持斗争的十年，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与刘禹锡等被召回京。但并未被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他们二月到长安，三月便宣布改贬。柳宗元改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虽然由司马升为刺史，但所贬之地比原来更僻远更艰苦。柳宗元想到播州比柳州还要艰苦，刘禹锡还有80多岁的老母随身奉养，便几次上书给朝廷，要求与刘禹锡互换。后来因有人帮忙，刘禹锡改贬连州，柳宗元才动身向柳州。

柳州距京城长安，比永州距京城更远，更为落后荒凉，居民多为少数民族，生活极端贫困，风俗习惯更与中原大不相同。柳宗元初来这里，语言不通，一切都不适，但他还是决心利用刺史的有限权力，在这个局部地区继续实行改革，为当地民众做些好事。

柳宗元在柳州，决心废除“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的残酷风习，制订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那些已经沦为效婢的人，都可以按时间算工钱，抵完债即恢复人身自由，回家和亲人团聚。此举受到广大贫苦人民的欢迎，后来被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学堂，推广医学，并使从不敢动土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解决饮水问题。柳州荒地很多，柳宗元组织闲散劳力去开垦，仅大云寺一处开垦的荒地、就种竹三万竿，种菜百畦。他又重视植树造林，并多欢亲自参加了植树活动。

柳州四年，柳宗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一番兴利除弊的改革，遗惠一方，实际是王叔文改革在局部地区的施行。

长期的贬谪生涯，生活上的困顿和精神上的折磨，使柳宗元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确是未老先衰。他的好友吴武陵多次奔走于执政大臣裴度门下，设法营救他离柳州还京。裴度与柳宗元同系河东人，元和十四年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经裴度说情，宪宗才同意召回柳宗元。然而为时已晚，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便怀着一腔悲愤离开了人间，当时年仅47岁。临死前，柳宗元写信给好友刘禹锡，并将自己的遗稿留交给他。后来刘禹锡编成《柳宗元集》。

虽然活了不到50岁，但柳宗元却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苏轼评价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和陶渊明并列。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家八大家”，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砷”，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论文。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有优越性和进步性，因而极力支持郡县制。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世袭特权，甚至认为天子在用人问题上有了错误，也应改正。他重视农战的思想也比较突出，重视劝农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论，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

作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将永远受到世人的尊敬。

柳哲

我研究家谱二十余年，收藏家谱不计其数。和圣柳下惠后裔世代传承2700多年的《展氏族谱》，尤为罕见，极其珍贵。根据该族谱的记载，柳下惠子孙，曾经在其身后，遭遇过两次鲜为人知的天灾人祸，两次遭遇“灭门之灾”。一次因“满门抄斩”，子孙几乎被杀尽斩绝；一次因山东“蝗灾瘟疫”，子孙几乎因瘟疫死绝。如今闻之，仍不禁毛骨悚然，令人心有余悸！

我手头的《展氏族谱》，是光绪乙酉年木刻本、民国5年平阴共和石印局的石印本与展氏家族1985年的重修本。据说孔府档案，还保存有更加古老的道光版本。由于世代传刻，内容大同小异。该族谱传承有序，谱系完整，一代不缺，从柳下惠至今，约已传承90代。柳下惠上追溯至黄帝，下可代代相传到如今。单从柳下惠算起，该家谱也比媒体报道的“世界上最长的孔子家谱”早160多年，毕竟孔子比柳下惠晚出了160余年。

根据该族谱记载，始修谱系的是柳下惠8代孙展迈。其族谱记载道：“展迈，字子越，不求利达，锐志潜修，仰承先德，创修世系，以垂于后。”柳下惠10世孙展瑞，又进行了第二次续修，其家谱有这样的记载：“展瑞，字伏图，瑞祖景慕先烈，介节自持，仰述祖德，垂为家范，与世系自终始焉。其言曰：‘派衍周公，宗鲁道范，夫圣妻贤，三黜不去……’”之后历经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以迄于今，展氏子孙续修族谱达十余次。

该族谱记载“始祖和圣，讳获，字季禽，鲁公族上大夫，食邑柳下，谥曰惠。生于故县，长于堰头，葬于故赵村。二代：喜，鲁公族，上大夫。子一庄叔。晖，子一虞叔。三代：庄叔，字恪，鲁公族，上大夫，与季文子同朝，季氏专政，不能有为。子二：大闲，被害；卓。虞叔，子二：既辅、明吾。四代：大闲，被害，无子；卓，字孟立，鲁公族大夫，与公子子仲相交善，遭南剻之叛，平子怒，子仲因误卓与同谋，戮其满门，临难大呼：‘无辜受戮，天其鉴之，凡我族人，倘有漏网，勿仕宦途’。子二：淇、溱；既辅，被害；明吾，被害。五代：淇，被害。溱，在外戚家，闻凶变，逃于齐，改姓柳。子二：如心、念祖；六代：如心，归鲁复姓，子一岐；念祖，未归鲁，姓柳。其后有仕于秦者，家于河东者，迁居解县者，散处远乡，不便合谱，故谨记其事，使族辈知柳展一本同体之由也。”

根据以上内容记载，可知柳下惠的曾孙展卓，因为与公子子仲同相，而后蒙冤罹难，遭遇灭门之祸。根据族谱所载，被杀的就有5人，唯一一个漏网躲过灭门之灾的是柳下惠5世孙展溱，由于当时他在外戚家，听到凶变后，逃避到齐国，改姓柳，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回到了鲁国，恢复展姓，成为现在展姓的祖先，另外一个儿子仍姓柳，应该是现在柳姓的祖先。

根据该家谱记载，柳姓是展溱因避祸而改姓，与柳氏因柳下惠“食采柳下，因以柳为姓”的传统说法，有很大的区别。该族谱的发现，对于柳姓的来源，提供了一份难得的新史料。

据查，柳下惠子展喜、孙展庄叔、展虞叔等，在史书上均有记载，可见该族谱资料可信度极高。过去史书对展喜、展庄叔、展虞叔虽有记载，但不知道他们与柳下惠的明确传承关系。该族谱的发现，对于许多历史人物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史料。

根据该族谱记载，柳下惠15代孙“展孚”名下，有这样的记载：“祖遗简册，遭秦苛政，追焚一空，终日号泣”。至今读之，作为后人的我，仍扼腕叹息，痛惜不已。至今鲜见柳下惠的著作，应该与这次“焚书坑儒”大有关系。

根据该族谱对柳下惠20代子孙，有如此的记载：“自汉平帝元始元年，山东大旱，有蝗虫兼有瘟疫，人死七分，逃灾者十有八九，齐鲁几无人矣。”从上可知道柳下惠20代子孙，曾遭遇过一次天灾人祸，子孙几乎因瘟疫死绝。据家谱记载20代子孙共55人，明载病亡者31人，无后者22人，有后者仅仅5人，21代仅有13人(无子者，仍有4人)，比前代锐减了4倍。该族谱对21代孙展武，有如下的记载：“展武，字国柱，号绍光，公性至孝，因父多疾，乐意岐黄之术，随精于医。”也许因为展武的精于医术，20代的展氏族人，没有因瘟疫和大旱而死绝，展氏一脉才得以延续，三千年族谱，也才因此得以保存至今，可谓庆幸至极！

展氏族谱，从黄帝而下，周文王、周公、伯禽、鲁孝公、柳下惠直至当代，一脉相传，从未间断。该族谱应该是保存完整的世界上最长的家谱之一，它是一笔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历史文物，我与展氏族人将共同去努力，将它申报世界吉尼斯记录，做好展氏族谱的研究、宣传与保护工作。

位于沁水县城西南25公里的土沃乡西文兴村。这里风光秀美，四时景色宜人，南眺行屋拱翠，北望台挺秀，东西两边左抱右环，是谓“环山居”。这里主要是明清时期城堡式的民居建筑群。它与唐代大文学家、大政治家柳宗元有著密切的历史源渊。柳氏民居现存的“河东世泽”、“司马第”两块门匾和《柳氏家谱》中“柳氏系河东世泽……唐末世祖，永州司马”，以及村内关帝庙碑文中“关帝与吾同乡”、“念祖怀乡”等记载均可佐证柳氏民居系柳宗元后代住所。

作为明、清时城堡式庄园建筑的典范，其整个建筑大体分为三部分。其中包括外府区柳氏祠堂、关帝庙、文庙、圣殿、小学堂、纸帛楼﹔中部区文昌阁、校场、石牌楼﹔全封闭内府区的小戏台、观河亭、府门楼等数拾处人文景观。此外还有至今保存完整的明清古街道、小巷18多条约15公里。

柳氏民居受其书香门第影响，府院建筑的创意及文化蕴含都达到很高水准。不仅题材多样，构图慎密，而且在运用传统吉祥图案喻事和谐音表现手法方面都令人大开眼界。如以莲花、桂枝表示“连生贵子”，用一根绳子串三个铜钱表示“连中三元”，以五蝙蝠展翅围绕“寿”字表示“五福朝寿”等，类似图案仅“行邀天宠”门楼就有30多种。

柳氏民居中现存字画也有独到之处，除朱熹、文征明、王阳明、郑观洛等名人碑刻手迹40多通外，还有唐代著名画家“吴带当风”之称的吴道子的墨迹画碑，其《圣人十哲图》取材孔子向十大弟子讲述尧舜故事的场面，堪称绝世之作，尤其在北方极为罕见。

除此之外，柳氏民居中尚有家传祖训，世代名人传记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就有柳遇春与吏部尚书王国光，内阁大学士田宜庵同游历山舜王坪的记载。

读史明志、知古通今。柳氏民居作为一个集南北风韵于一体的明清文化奇观，不仅是一部研究地方民风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而且在建筑、碑刻、书法艺术和伦理道德等方面也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柳氏民居的先祖，为唐代河东解州柳宗元的同宗。唐末永贞年间，柳宗元参与王叔文的政治革新遭到贬黜，他的同族为了免受牵连而四散逃避，族中一支就隐居在此。历经宋元两代，河东柳氏族人游居历山一带，时至明代永乐年间，河东绛州公柳琛携妻杨氏定居沁水，建造西文兴村，距今约600年。柳氏民居真实地记载了由明代的“官而商”到清代的“商而官”的社会发展史，揭开了河东柳氏家族百世书香门第的神秘面纱。

　　柳下惠（前720—前621）展氏，名获，字禽，春秋时期鲁国人，是鲁孝公的儿子公子展的后裔。“柳下”是他的食邑，“惠”则是他的谥号，所以后人称他“柳下惠”。据说他又字“季”，所以有时也称“柳下季”。他做过鲁国大夫，后来隐遁，成为“逸民”。柳下惠被认为是遵守中国传统道德的典范，他“坐怀不乱”的故事中国历代广为传颂。《孟子》中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所以他也有“和圣”之称。柳下惠还是中国柳姓的得姓始祖。

　　坐怀不乱

　　“坐怀不乱”的故事在中国历代广为人知，柳下惠也因此被认为是遵守传统道德的典范。现在，人们还用“柳下惠”或“坐怀不乱”来形容男子在两性问题上的作风正派。

　　“坐怀不乱”的说法出自《诗经·小雅·巷伯》毛亨传。毛亨注释《巷伯》这首诗时讲了一个故事：鲁国有一个独处一室的男子，邻居是一位独处一室的寡妇。一天夜里暴风雨大作，寡妇的房子被摧毁，妇人来到男子这里请求庇护。男子不让妇人进门。妇人从窗户里对他说：“你为何不让我进来呢？”男子说：“我听说男女不到六十岁不能同居。现在我还年轻，你也一样，所以不能让你进来。”妇人说：“你为何不像柳下惠那样，能够用身体温暖来不及入门避寒的女子，而别人也不认为他有非礼行为。”男子说：“柳下惠可以开门，我不能开门。所以我要以我的‘不开门’，来向柳下惠的‘开门’学习。”这个故事说明，最晚也在西汉初年的时候，就有了关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只是有些语焉不详。

　　到了元朝，胡炳文的《纯正蒙求》进一步丰富了“坐怀不乱”的细节：鲁国人柳下惠，姓展名禽，一次出远门的晚上住在都城门外。当时天气严寒，忽然有一位女子来投宿，柳下惠恐怕她冻死，就让她坐在他怀中，用衣服盖住她，一直到第二天天亮也没有发生越礼的事。后世流传关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与这个版本就大致相同了。

按中国的传统，男女之事，算是“不文”，是不可以公开谈论的，“四大圣人”之一的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去流传了千年，虽坐怀没乱，但毕竟涉及的是男女之事，是不便于放到台面上来说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流传如此之久呢？而且随着柳氏家谱在安徽的发现，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是个千年谎言，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千年谎言又是如何演变而来的？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最早出自什么地方呢？

柳下惠，姓展，名获，字子禽，曾官拜鲁国士师，相当于现在的监狱长。据说，他居官清正，执法严谨，不合时宜，遂弃官归隐，居于柳下（今濮阳县柳屯）。死后被谥为“惠”，故称柳下惠。

孟夫子目其为“四大圣人”之一，《孟子·万章下》说：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说他是圣之和也，可做百世之师，所以后世就叫柳下惠是“和圣”。但柳下惠广为人知，不是因为他是个“和圣”，而是因为男女关系上的“坐怀不乱”。

“坐怀不乱”的说法出自《诗经》的“毛诗”版本，且有几个版本。西汉毛亨的《毛诗故训传巷伯》讲了个独居男子和寡妇的故事：昔者，颜叔子独处于室，邻之厘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至，颜叔子纳之而使执烛。放乎旦而蒸尽，缩屋而继之。自以为辟嫌之不审矣。若其审者，宜若鲁人然。鲁人有男子独处于室，邻之厘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托之。男子闭户而不纳。妇人自牖与之言曰：“子何为不纳我乎？”男子曰：“吾闻之也，男女不六十不间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纳子。”妇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妪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学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是也。”这应该是最早的版本，形成了“坐怀不乱”故事的雏形，但此时距离柳下惠所处的年代已经相去数百年。

到元时的胡炳文(1250—1333)，在《纯正蒙求》进一步丰富了“坐怀不乱”的细节，有了成型的“坐怀不乱”的故事：鲁柳下惠，姓展名禽，远行夜宿都门外。时大寒，忽有女子来托宿，惠恐其冻死，乃坐之于怀，以衣覆之，至晓不为乱。

元末明初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四·不乱附妄》也有同样的记载：“夫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坐之于怀，至晚不乱。”

另一个说法，说柳下惠外出访友，途遇大雨，直奔路边古庙暂避，但一进门，见一裸体女子正在里面拧湿衣服，柳下惠急忙退出，坐于古槐之下，任暴雨浇注。此段“佳话”，成了柳下惠坐怀（槐）不乱。

不管哪种说法，柳下惠的坐怀不乱故事在元明时期才完全成型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元明时期距春秋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故事千百年后才可演变成型，也太久了点吧，其真实性令人生疑也就不足为怪了。

柳下惠的坐怀不乱故事何以迟到了这么多年才定型？恐怕这与宋明时期理学的盛行有着一定的关系。我们不妨如此来推断一下。

宋明时期，理学盛行，号召“存天理，灭人欲”，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极力推崇男女授受不亲。理论的推崇不能只喊空口号，不然太过笼统和抽象，于是，为了顺利推广这种理论，往往会树立一个典型或者榜样，如同现今的模范人物一样，把他的先进事迹广为宣传，以供大家仿效和学习。

那么谁来担此重任呢？当时很难有那么合适的人选，且万一影响力不够的话，还会适得其反。那么就到古代寻找好了，年代久远了，说黑说白由你说了去。而柳下惠是个相距千余年的古人，且在他所处的时代为儒家的大成至圣先师极力推崇，还担任过鲁国的大夫，以礼治邦，以信修身。又任鲁国士师，掌管刑狱，执法以平，治国以德。孔子高度评价他“言中伦、行中虑”，孟子也盛赞他是“圣之和者”，把他与伯夷、伊尹、孔子相提并论，后世尊之为“和圣”。这样备受圣人们推崇的人物，影响力自然是不低的，于是在柳下惠身上安个“坐怀不乱”的故事，为宣传自己的观点所用，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柳氏家谱在安徽被发现时，据考证，柳家这套家谱就有宋代理学家朱熹的题字，由此可见柳氏家族当时与理学是有着瓜葛的，柳氏家族的地位也非同一般。

不过，幸好这是个谎言，不然随着柳圣人坐怀不乱的故事的久盛不衰，被他老人家抱在怀里焐着的那个“女子”该郁闷了。孤男寡女同处一室，干柴烈火，柳圣人居然动也没动，是自己比恐龙还恐龙？还是圣人都不是“人”，没有七情六欲？够想破脑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