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崇明朱氏，分三个分派来自三个省。

1，紫阳堂朱氏：定居于崇明区庙镇南星村、丁棚、三江镇

上海崇明区紫阳朱氏家谱字辈：“芳绍先儒道延来世永振鈓文为家之式诗书泽远礼乐源长祖功宗德孙子其昌”。

崇明区庙镇朱氏是紫阳朱氏的分支。

紫阳朱氏先祖：朱熹（南宋理学家）

南宋绍兴十三年，14岁的朱氏后裔朱熹，遵照亡父朱松托孤的遗言，奉母由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北迁，定居于崇安五夫里（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里镇），投靠义父刘子羽。刘子羽时为抗金名将，后被秦桧陷害，家居乡里。但他不负好友的重托，为朱熹母子构筑楼宅于潭溪之畔，屏山之麓，朱熹遂侍奉慈母安居此地。因为，朱熹的祖籍是徽州婺源（江西婺源），有一山名叫做紫阳山，他为表示不忘先祖，故名新宅为紫阳楼，匾其厅堂为“紫阳书堂”，紫阳楼是朱熹定居近五十年的旧居，“紫阳”源于此也。

紫阳堂朱氏家谱（崇明丁棚支谱。始祖朱先一，元初进士，居江南微州婺源（今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紫阳镇迁入崇明西沙丁棚镇（今崇明区庙镇南星村丁棚）

紫阳堂朱氏家谱-崇明丁棚支谱，因文革四清时被烧毁。

2，句容朱氏： 定居于崇明区庙镇合作镇、新河镇永丰村，与朱元璋为同祖同宗。始祖朱百二，元末进士，居江苏句容句曲朱家巷（与朱元璋同祖同宗）。二世十九官等迁崇明西沙合作镇）

3，会宫朱氏：会宫朱氏朱成一的孙辈中一女儿从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会宫镇嫁到崇明县浜镇（今建设镇）程姓屠夫家，后来其子女跟母姓朱。

（有史料曾显示，由朱熹作谱序的家谱多达十几个，其中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伪作。

他的一篇谱序，竟为周、黄、刘、戴、吴、洪等姓氏的家谱同采用，其中只姓氏一字之别，其余文字均雷同。

恕无才无能，唯知晓朱熹为陈氏家谱所作序，目前较为得人信服亦是此序。唯附上朱熹为陈氏家谱所作序。）

陈氏族谱序 朱熹

家法之建起始於诸侯别子，而士庶之宗，则惟其所始焉。或姓或氏，或圮或谥，爵则称宗，宗则於祖也。有本姓以合庶姓，有缀食以系群情孙之於祖也。有植袷以省大事，有齐哀以服三月。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上溯夏殷，何莫不然。故其踪未混，末季七族九宗，犹资国王封国之重。及王辙既东。世臣瀹丧，栾欲降在皂隶，从王皆为圭毕，宗法始荡然矣。所赖以维持者，独国官系世系，辩昭穆之制存焉尔。此谱之所从出也。谱存而宗可考，是故君子重之。

陈氏先出妫姓假国，自帝舜之后，传於有虞，虞幕裔孙阏父为周武陶正，能利器用，周王赖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满，而封於陈，使奉虞帝祀。满谥胡公，公生申公犀，犀下传十世，子孙三处，遂以国为氏。敦诗书，说礼乐，绶若若而印累累，匪朝伊夕矣。但世历既久，徒迁不定，或移国或入闽，或卜筑于三吴，或寄迹于淅东，或寓居于古歙。椒聊连条，几不知有源本矣。然千流万派，总归一源，叶茂枝繁，不离一本。其名最著者，莫如太邱先生实，其子元芳，季芳，世称“二难”凤毛麟角，　虚语哉，元芳子群，美才懿行，历仕魏帝，清节驰名，传霸先，梁祚下移，生灵涂炭，相机观变，应天顺人，非择而取，与义河目海口，所赋梅诗，微宗有见晚之叹。见炎入恭大政，其出处气节，翰墨文章，为中兴大臣之冠。协赞大义，称社稷之勋臣，非鲁公，文正公康伯　盖一世芳　千古播扬，一叶运　，景行靡替。但人情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经流远，视若途人昭穆既明，本源自辩，后有作者，果能追念前由，无忘厥祖，按图按籍，孝思勃生，则勉于不怠，庶光前业已。

（录自“中华姓氏通书”陈姓三环出版社）

（注：朱熹一代巨儒为陈氏谱作序，当然为陈氏宗族所珍重，各地陈氏各支族修谱无不转录于本族谱之内。 “宏”系之族也不例外。）

朱熹的父亲朱松是婺源人，朱熹生长在福建武夷山区，5岁随父回到徽州。

朱熹出生时，正是父亲因得罪秦桧被罢官羁留设馆教书时，朱松眼看宋室南渡，国事日非，希望儿子长大后，有个光明的世道，就以光明、天亮之意给儿子取名“熹”。

“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时归。”朱熹严守父训，虽生在福建，但对徽州老家的感情念念不忘。徽州城南有紫阳山，朱熹曾以紫阳书院榜其所居之厅堂。他三次回婺源老家扫墓省亲，交了不少朋友，也收了不少弟子，故徽州士子入闽问学者络绎不绝。

他在作书序、跋和论著中，常署名“新安朱熹”，以寓不忘桑梓之意。

紫阳镇

地处婺源县城，是以朱熹别号命名的一座千年古镇，镇上有大小景点近20处，为多古典景致，如婺源博物馆、婺源民俗馆、老城门（墙）、虹井等。

虹井位于紫阳镇南门街原“文公阙里”西侧。井掘于唐代，井圈呈六边形，内壁对径1米，深5米余。《婺源县志》记载: 朱熹父朱松生时，井中气吐如虹，经日不绝，朱熹生时，井中紫气贯天。立有“虹井”巨碑并刻有井铭。

宋绍兴二十年（1150）春，时年21岁的朱熹第一次回婺源祭祖，曾经过城北门外，看到幽静而坦然的山边，一泓清水缓缓流过，朱熹说，我从前在梦里到过这里的呀。他的学生告诉他，这里就是朱绯塘。朱熹脱口吟咏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泉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文公山朱子文化园

文公山原名“九老芙蓉山”，位于县南部晓林乡境内，距县城紫阳镇26公里，因宋宁宗谥朱熹为“文公”，后人遂将此山更名为文公山。

在山林深处，至今仍完好的保存着朱熹第四世祖朱维甫妻程氏之墓，墓碑上的字是朱熹题写的。南宋淳熙三年，时年47岁的朱熹率族人登山扫墓，亲手栽下象征24孝的24棵杉树苗，并按八卦方位排列。借此表达对列祖列宗的大孝之心。历经800多年的风雨沧桑，尚存16棵，最高的387米，最粗的胸径343米，被誉为“江南杉王群”。朱熹的祖墓有好几处，而惟独此处的这些参天大树，是朱熹留下的有生命的遗物。

景区内还有千年古驿道等古迹，后人又新建了朱熹纪念馆、朱熹诗词文化碑廊、紫阳书院、廉泉茶亭、寒泉精舍、半亩方塘等与十万亩天然阔叶林、文公湖等自然风光和谐组合。

新安理学

新安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及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在新安江畔的徽州，因徽州的前称为新安郡，故这一学派以“新安”定名。

朱熹三度回徽省亲，每次逗留数月，所以徽州从其学者甚众。程朱理学成为徽州正统的学术思想，徽州学者对程朱理学更是信奉不移。

徽商崇朱好儒，毫不吝惜捐资办书院。在徽商与宗族势力的共同作用下，朱熹理学对徽州的影响，更是“胜于他邑”。徽州书院“凡数十，以紫阳为大。”

徽州各大族把朱熹的《家礼》搬到“族规”、“家典”中来，目的是维护和加强宗族的统治。因此，徽州封建宗法制度延续时间比其它地区更长，一直到宣统、民国时才逐渐废除。

徽商与理学，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指导思想，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从而促使徽州文化高度发展，千姿百态，产生了“新安画派”、“徽派刻书”、“徽派篆刻”、“新安医学”和“徽剧”等文化门类。

婺源是朱熹故里，又是茶乡，茶道茶俗也别具特色。

朱熹一生为官五十年，历事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他的仕途生涯中，当官为民，不仅劝农桑救灾荒，关心民间疾苦，自己常常“豆饭藜羹”。回婺源寻根访祖时，他又亲自编修了《婺源茶院朱氏族谱》，并撰写谱序。

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辩论，在朱熹和陆九渊之间展开，因发生在江西广信府铅山县境内鹅湖书院得名。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吕祖谦鉴于朱熹、陆九渊两派学说论点不同，常引起争论，故而发起约会，邀朱、陆两家集会于鹅湖寺。当时，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皆应邀赴约。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都写过征文吧，征文要求文面整洁干净，书写端正美观，字体清晰规范，标点准确无误。你所见过的征文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弘扬朱熹文化征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1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此话出自着名历史学者蔡尚思先生之口。

　朱熹博览群书，融会诸家，体察社情民意，著述讲学，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被世人尊称为朱子。出生于尤溪的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武夷山一带度过，并在风景秀丽的九曲溪畔辟有一所书院——武夷精舍，在此一边写作，一边讲学，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今天，我们从朱子思想中可以汲取什么营养？朱子学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本月初，武夷书院讲坛在武夷山开讲，“朱子学第一人”、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朱熹后裔、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朱杰人，从不同角度解码朱子思想。让我们跟随学者的脚步，穿越时空，亲近大师。

　 文化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典范

　儒家思想的特色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自觉，在不断传承五经的过程中，发展新的诠释，适应时代和文化的挑战。“宋代道学是儒家发展的新形态，以朱子为中心的宋儒理学特别强调传承道统的意识，对‘学绝道丧’特别忧患，‘学绝道丧’就是文化传承的中断，这对今天重续文化传承和价值传承有重要启示。”“文化传承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一套体系是中华民族刚健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价值基础和根源。”陈来认为，朱子广泛继承了儒家的学术文化，对古代文化作了全面的整理，对四书的集结和诠释几乎花费了毕生精力，是文化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典范，这是近1000年来无人可与之相比的。

　在陈来看来，朱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格物致知”理论，是对儒家“学习”思想的一种哲学论证和展开。朱熹用“即物穷理”来解释格物，提出格物就是要穷理，也就是去了解事物的道理；穷理必须在事物上穷，不能脱离事物。“即物穷理”的主要途径就是多读书、观察事物、思考其道理。

　朱熹仕宦九载，立朝御前46天，上书请辞64次，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著述、授教之上，“绝意仕途，以继二程绝学为己任，奋发读书著述”。朱熹参与创建、修复、讲学、题记的书院有64所，其中自建4所。武夷书院原名武夷精舍，由朱熹亲自擘画、营建，宋淳熙十年（1183年）建成。据记载，自武夷书院建成后，武夷山理学学术活动空前活跃。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都和朱熹的讲学与教育实践有关。

　陈来认为，朱子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杰出代表。朱子学的对象主要是士人，朱子学的宗旨是为士人提供一套道德学问思想体系，因此朱子强调“学习”“读书”的性格，与其宗旨相一致。以古代朱子学的标准来看，现代人的受教育程度都超过小学而属于“大学”，所以重视《大学》的朱子学适用于当今社会的几乎所有人。

　在朱子思想中，其教育理念同样具有现代意义。“从《论语训蒙口义》到《四书章句集注》，多数朱子的经典解释著作都着眼于学生的经典学习，这使得朱子的著作在今天通识教育的经典学习中仍有参考意义。”陈来说。

　 为儒学补上宇宙论和心性论的缺口

　康熙曾给武夷精舍赐一块匾额，上书“学达性天”。从事朱子文化研究已有26载的朱杰人认为，这四个字把朱子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写出来了，意思是朱子的学问达到了人性和宇宙的本源，为一度被边缘化的儒学补上了宇宙论和心性论的缺口。

　陈来指出，朱熹论道德的思想有许多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如朱熹关于理性与欲望、道理原则与个人私欲关系的看法。朱熹阐发了古代“道心唯做，人心唯危”的思想，认为“人心”与生俱来。但如果“无所主宰，留而忘返”，社会就会“危”。要使人心不致危害社会，就应该用“道心”主宰“人心”。朱熹认为道心的特点是公，即反映了社会公共的道德法则。

　“朱熹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从加强法制以约束人的行为来考虑，所以朱熹的方法是完全诉诸道德，这是理学的局限性，但突出道德意识的重要性还是难能可贵的。”陈来说。

　朱熹和理学还提出“天理”和“人欲”的问题。朱熹认为，欲望应当受道德原则的制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坚持道德不能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理性主宰、责任意识、美德培养之上，主张用反映社会共同要求的道德原则来克服违背公共道德的私欲，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化为人体的内在自觉。”陈来指出，这在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在理性和欲望的关系方面，朱熹对有些问题的处理并不完满，他比较忽视欲望和生命力的满足，未能重视理性和欲望也有统一的一面。”陈来说，整体而言，朱熹的思想对封建时代的精神文明和民族精神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朱子家训》具有普世价值

　在朱子学说中，《朱子家训》同样影响甚广。说起《朱子家训》，不少人会想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等名训。事实上，这并不是《朱子家训》，而是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朱伯庐的《治家格言》。

　朱杰人指出，两者互为羽翼，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是对《朱子家训》的阐发与延伸，把哲理形象化了。如果把《朱子家训》比作纲，那么《治家格言》就是目。

　《朱文公家训》又称《朱子家训》，原来收在朱氏家谱中，是朱子训诫家族子弟的私家文件，只是家族内部用的，并不对外。 “世界朱子联合会成立以后，我们认为《朱子家训》是一个宝贝，应该让更多人了解它，所以就把《朱子家训》公之于世，并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现在已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朱杰人说。

　朱杰人认为，《朱子家训》仅有317个字，却道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底线。这是朱子运用语言表达思想的高妙之处，也是《朱子家训》可以在汗牛充栋的“家训”著述中卓尔不群的原因所在。

　在朱杰人看来，《朱子家训》虽产生于800多年前，但仍具有时代意义和普遍意义的人伦观、修养观、道德观、社会观、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比如，《朱子家训》对于马来西亚华人乃至整个马来西亚民族都具有现实意义。20xx年，马来西亚吉隆坡建造一个园林叫孝恩园，园内建有刻着中英文《朱子家训》的大理石石碑，当年还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

　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是优秀的“大学”教材，但当时儿童并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因此，朱子在晚年花费大量的精力，将孔子、孟子的家训收集起来并进行改造，重新写成《小学》，用通俗的语言把传统家训中最根本的思想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并以精炼的语言表达。这就使家训摆脱了复杂而言不及义的弊端，使“训”的意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朱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陈来指出，要把朱子学的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践行、培育结合起来，使中华文化、朱子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价值和个人美德的源泉与基础。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2

　朱熹公祭活动始于明弘治四年（1491年），尤溪是古代全国唯一朱熹诞辰日官方祭祀朱熹的地方。20xx年，尤溪县在南溪书院恢复朱熹诞辰祭祀活动，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20xx年，“朱子祭祀大典”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

　“你看，这"南溪书院"匾额为宋理宗皇帝御书，"文山毓哲"匾额是清康熙皇帝御赐，这里就是祭祀朱熹的地方（书院），几百前就是闽文化象征之一……”纪优梓介绍起尤溪县近年来在推进朱子文化品牌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如数家珍。

　没有文化的城市没有灵魂，没有传承的地方缺少乡愁。

　作为尤溪最大的特色，朱子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工作一直为尤溪高度重视，并以“全城朱子文化”来定义城市的规划发展。

　比如在挖掘、保护、整理、研究和运用朱子文化工作方面，通过艰苦努力，尤溪县理清了该县作为“朱熹诞生地”及其朱熹生平的脉络，出版了有关朱熹的著作12本，共200多万字；整理、规范了朱熹公祭活动相关事宜；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由我国著名哲学家、朱熹研究权威张立文领衔，集全国近百位专家学者精心编撰了《朱熹大辞典》一书，于20xx年编辑出版，反映了目前国内外朱熹研究的最高水平。

　“以家风家教、家训祖训为内容的朱子家训文化以及孝文化在尤溪得到很好的发展弘扬，像这里的南溪书院、开山书院，甚至尤溪火车站广场都成为弘扬朱子文化的重要载体。”纪优梓说，尤溪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朱子家训的研究，把朱子家训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结合。如，尤溪实验小学组建百人朱子合唱团和百人朱熹诗词、朱子家训朗诵队。县里还组织有关朱子诗词演唱的节目，被搬上了中央七套的乡约栏目、林博会等。

　挖掘、整理是基础，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是传承，由此，尤溪县根据“全城朱子文化”的定义，设定了打造“中华理学文化名城”的总体目标。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3

　朱熹一生勤于讲学、诲人不倦。他创建和修复了许多书院，建立的第一所书院是寒泉精舍，修复的第一所著名书院是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初建于南唐，到南宋已是断垣残壁，朱熹出任江西南康军的郡守，上庐山访求白鹿洞书院的遗址，组织重建书院。他制订《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强调修身、处事、践行的原则，对中国书院教育发展的产生很大影响。朱熹晚年出知潭州时，主持修复了岳麓书院。他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学规，以《四书集注》为教材，到学院授徒讲学。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两个，它们都因朱熹而名扬天下。

　朱熹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他深刻总结历代教育经验，认为教育应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8——15岁为小学教育，目标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圣贤坯璞”。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任务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强调自学为主，辅以老师教导，主张开展切磋交流，在自学、教导、切磋交流中提高。

　朱熹继承周敦颐、张载、二程，融汇释道，构建了“致广大、尽精微”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最高核心范畴是“理”。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先于气，理比气更本源。气是理的表象，有发展变化的能动性。理是事物的规律。社会伦理也是理的表现。

　朱熹深化孔子“仁”的认识。他提出，“仁乃天地生物之心”，仁是自然万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动力和源泉。自然的本质是“仁”，是宇宙意志的根源，是生命的基础和不竭动力。朱熹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本性和特性。自然万物都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潜力，根本的原因是天理本身含有“仁”的基因和要素。这种基因和要素决定了自然万物呈现出发展变化的不同状态。人从自然中走来，人的生命也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的基因和要素。由“天地生物之心”所规定的万物之间的发展变化，构成了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

　朱子一生致力于对经典的重新诠释。朱子对孔子儒家经典《五经》和重要文化典籍作深入研究，编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形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使之成为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新的文化经典。

　从历史看，孔子总结了夏商周到春秋的文化，创立了儒家学派，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面对佛教道教对儒家文化的冲击，朱熹融汇重建儒学的基础和体系。这是极为庞大而复杂的文化工程。原先的《五经》不包括《论语》和《孟子》。《论语》在汉代不过是小学的教材。而《孟子》在北宋之前也是不受重视，甚至连经书都不算。朱熹认真研究《五经》，认为《周易》主要是卜辞，是占卜之书。《礼记》是礼仪制度的汇编；《尚书》与《春秋》属于记载历史的书；而《诗经》则是诗歌总汇。《五经》内容丰富而且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无法形成足以与佛教道教抗衡的思想理论体系。

　朱熹重新选定文本。他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大学》、《中庸》合并为《四书》。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深入细致研究《四书》。他将《大学》区分为经和传，在注释时广泛吸收了汉唐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在文本研究时发现《大学》仅有载“格物致知”字样，但没有解释。他认为流传原本丢了“释格物致知义”，补进“即物穷理”等134字，使《大学》逻辑通顺，文气贯通，意义完整，也使“格物致知”成为新儒家重要思想和实践指南。他还明确把《大学》作为《四书》首篇。他认为《大学》确定的“三纲领、八条目”，明确提出儒学的宗旨和纲领。“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修身与学习的过程，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四书》的产生，使中华文化有了新经典。有力的突出孔子和孔子思想，维护和巩固了孔子思想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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