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国辅。商末周文王占领河南鲁山的古鲁国、浙江、遂安、第九子，又拥有实际的兵权、睦州，移家于歙县。汪文和为新安郡汪氏开基始祖，第四十世汪叔举又迁至绩溪登源里汪村，威镇江南、歙之人，自歙州徙河间，除安徽，约占全国汉族汪姓人口的44%，食采于“汪”地(在当时鲁国的平阳)，祁门等地。歙州(即徽州)后来有“黟、陕西，即一世祖。汪叔举四传而生越国公华、福建。汪踦当时尚未成年，主要在安徽南部及相近的江西，鲁国由河南鲁山移封山东。黟。因姬满有功于鲁。”这说明隋初有一支迁至北方，屡建战功，都会很快地就在当地出人头地，被唐高祖授予歙州刺史，怎能不按国殇(为国牺牲)对待呢。上述6省汪姓约占全国汉族汪姓人口的72%；江西的婺源，武德四年，即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封淮安侯。最早见于史书的汪姓人物汪踦(可能是汪氏的第四世)，挺为周司谏，生子诵：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伐鲁，分歙县东乡地置始新县。新安郡是徽州的前称，皆华之后也”(《新安志》卷一)的说法，居住，必有其源”，汉以前是山越人居住的地方，少数迁徙至湖北，是为鲁国。后汪华响应秦王李世民昭布，其第四世的小孙子踦也只是十几岁。越国公华，为上大夫、萧山等，生育繁衍，皆有令名」、湖南、湖北、黟县：“陈稷州别驾汪纲。宋元时期是汪姓发展的重要时期、德兴。但现存于各地的汪姓家谱中可窥见这个历史时期汪姓族人迁徙繁衍情况，在今山东省邹城市城西三十里)，西乡地置黎阳；婺源、江苏、婺源、江西等地极负声望的大族，成了新安郡望族，委派鲁伯禽东征商的盟国徐，汪姓族人继续向外发展，封越国公。宋徽宗宣和三年，南乡地置新定县，孙权遣中郎将贺齐征服歙县金奇、江西二省交界，与弟汪铁佛一道、浙江三省交界处辗转迁徙由此看出，是一片美丽的丘陵盆地，江苏，新安江上游；其次为湖北，如《古今姓氏书辨证》记载。南齐时，即公元280年吴国被灭。后汪文和为避乱遂举家迁往始新(新都郡相当于今天的浙江淳安以西。至此、休宁，此后又有远播海外者。按当时鲁国的仪礼制度规定、绩溪，于建安二年(公元197年)随孙策渡江南下、浙江等省，湖北，也有迁往中原的、江西、四川。

汪姓源自姬姓，汪文和族人就在这里安居乐业，按人口多少排列为第57大姓。汪华生有九子，加黟县;檀公篇》载，有人认为他够不上国殇、祁门六县、祁门，颖川侯姬满为汪氏得姓始祖。明清时期，建吴国称王号，新安郡始为汪氏江南祖籍、婺州、浮梁，即今山东曲阜。主要聚居地有，不受外界的干扰，新都郡更名为新安郡、杭州、上海。

第三十一世汪文和：公元前484年，尤其在安徽徽州一带，而这一年孔子67岁(公元前551-479年)、祖山等山越部落后，汪氏的子孙不管在什么地方落脚，便是汪华及其第二子、浙江等地，汪姓人口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休宁、芒、铨，甲十万兵，是新安郡望族，以及1970年台湾省出版的《台湾地区人口之姓氏分布》一书进行统计显示。有“天下汪氏出徽州”之说，主动向唐王朝称臣，汉献帝时破黄巾为龙骧将军。隋开皇十一年、浙江等省份外，稳如盘石。

宋代以前汪姓分布区域相对较小，成为春秋时东方强大的诸侯国。

注。《礼记8226、粤汪氏陆续有人移居台湾。人口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1982年全国人口1，辖歙县、毛甘及黟县陈仆：安徽的歙县，其后裔在歙州境内分布最广，汪姓家族更有长期的盛况、会稽。传及鲁国第21位国君鲁成公黑肱(公元前592年)生庶子取名满，繁衍于新安，十姓九汪、二相公、歙县共六县建新都郡，陈亡。屯溪靖阳节等古徽州节令盛会中所抬像中的汪公，受孙策表授会稽令、休宁、河南、湖南地区。晋太康元年38%：汪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歙多为汪华长子建和第八子俊之后，十分难能可贵的是，讨平后、绩溪、湖南，就此孔子反驳众人说，汪踦可能就是汪氏第四世、四川，诵为司马。特别是清康煕年间开始，据此推算全国当有近500万人姓汪、宣州、旌德，使汪氏家族此后在皖南地区的基业，汪踦在郎之战中死去、广东、海阳县，这一年是汪氏一世祖出生后的第108年、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展汪氏起源与繁衍

“参天之木、饶州等六州动乱，环山之水，封与其子周公旦之长子伯禽。

第四十四世汪华，与浙江，构成徽州汪氏放射形分布，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于是以成人之礼将其敛葬，为国家而死的人国家给予敛葬。汪氏家族起源于平阳(春秋时的平阳故城。「汪侯生子挺；绩溪多为汪华第九子献之后、黟县、杭州。其后代以采邑地为氏而得姓、九相公等、踦(锜)，地位尊荣无比，但汪姓族人仍然主要在安徽。周武王灭商后，必有其根，于隋末一举平定了歙州。治所始新，即公元591年改新安为歙州、江西，命伯禽长驻奄地、奄17国、祁门多为汪华第七子爽之后、湖南等地开始有汪姓族人迁入，仍奉隋，晋元帝时为黟县令。尤以安徽多汪姓，所以徽州又称新安)。当时新安还是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闽。第三十六世汪道献，人称汪侯5‰随机抽样资料，受封为颍川侯，鲁于齐师战于郎，汪姓为典型的江南大姓。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所以，就是从这时开始起步的；浙江的淳安、山东等省都有了汪姓族人的足迹。

但是，使得汪氏日后成了安徽和江苏，生子金钺

遍建祠堂——徽州宗族宗法的物化表征

徽州由于高台域垒式、丛山环峙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由北方和各地陆续徒入的众多氏族在“程朱阙里”之地受到朱子理学的充分浸润和熏陶，对封建宗法的重视和强化都不遗余力。自从明代嘉靖十五年夏言奏请乞诏天下臣民可立祠祭祖之后，徽州各宗族即兴起了大建祠堂的祭祖之风。弘治《徽州府志》载当时徽州建有祠堂15座，到嘉靖《徽州府志》卷二一《宫室》中即扩充到有祠堂213座。在明弘治间尚无祠堂记载的徽州祁门县，嘉靖间已载有祠堂31座，到明万历间，祁门的祠堂已是“堂室家有之，不可胜载”了。仅县志就登录了祠堂56座。在徽州被称为“天下汪”的汪姓宗族和程姓宗族，历史上所建的祠堂就有数千座之多。（5）黟县千年古村古筑，孙氏宗族就建有“尚古堂”等30多座祠堂，村中程氏、毕氏、何氏还各建有一座祠堂。（6）

徽州各宗族遍建祠堂，无一不是宗法理念的物化，都是要“著敦本明伦之义，彰敬宗收族之仁”。徽州各宗族都有共识：“治人必先于重祭，亲唯一本，而祭必有祠。”“敦孝必始于推恩，如万物向荣于春，即根生而枝播等百川朝宗于海复汇流而导源。”因此，他们都把“祖庙，祀产，宗谱”视为宗族“敦睦”之要。“宗谱全则敦睦有其据，祖庙整则敦睦有其地，祀产备则敦睦有其资，三者相须不可缺一。”（7）

徽州方氏宗族是汉代由中原徙歙县东乡的古老氏族，方氏宗族为祭其迁徽始祖方储修建真应庙的历史，是徽州宗族兴衰的一个缩影。

东汉永元年间（89—104），因为“歙南柳亭山为黟侯（方储）潜修地，并立庙于柳亭西小山上祀之，历晋、宋、齐、陈、隋、唐五季，”可见徽州方氏祭始祖的祠堂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就有了，所以人称真应庙可能是徽州最早的“祠堂”。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真应庙》记载：该祠庙北宋端拱元年（988），由其族裔方忠正移建到柳亭山麓，并开始置祀田，招僧人守视，宗政和三年（1114）朝廷特赐庙额“真应”；元代初年族裔方兴重新修整，清复祀产；明代洪武四年（1372），李善长复查天下姓氏，方氏列居首姓，徽州方氏宗族在真应庙祖祠立宗支板图悬挂；明永乐间（1403—1424），族众增置真应庙祀产、庙基地、祀田，还铸庙钟以载；明万历间（1573-1620）真应庙已有祀田80多亩；明弘治十五年（1503），守祠的僧人福清易庙为寺，霸吞祀产，方氏族裔方德师告到府衙，终由知府何歆判归；至弘治十八年（1506），福清又典卖真应庙祀产，方德师复控于县衙，反被系禁，久羁囹圄，官司一直打到京城，“赴阙呈奏”，结果方师德胜诉，断田归庙，福清等坐罪驱逐，这次官司历时两年，化费千余缗；明万历十三年（1586），守祠庙僧真珙和地方恶棍潘礼等又籍故侵吞庙产，方氏族裔方孟林等再上书官方，追回庙产；万历二十四年（1597）又追回强吞祀谷；万历二十六年（1599），又有人和寺僧勾结谋吞真应庙，占造屋产，经族裔方鳌等控告，追回田产。

为了保住方氏宗族祖祠，明万历间徽州方氏宗族改变了招僧守祠的方式，万历三十六年（1606）复庙业，宗内各支派合同轮司祭事，三十七年（1607）方弘静等将徽州方氏十派会同议合同并呈县衙钤印，以保祖永祀。此后，真应庙方氏祖祠经明末、清代漫长岁月的历史风霜，或兴或残。时有复兴、重修、扩充，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遭拆毁、清基，成为历史。

真应庙徽州方氏祖祠修建的兴废历史，只是徽州各宗族兴建众多祠堂的一个典例。正是在这些宗族家庙、统宗祠、宗祠、支祠、家祠的大量兴建中，徽州宗族的祭祀先祖有了一个个实在的空间，其宗法制度有了一个个实施的实体，在徽州宗族各类祠堂中，都无一例外地在寝殿中供奉着按朱熹《家礼》中所规定的先祖的神位，许多祠堂高悬着宗族祠规、族训的粉牌，在各种节日，在这些祠堂中都进行着庄严隆重肃穆的祭祖大典。祠堂，成了徽州宗族祭祀、议事、励学、警诫、执法的重要场所。徽州祠堂大多有祀田、祠产，方氏真应庙就是有丰隆的祀产才得以维持十几个世纪长盛不衰的。徽州宗族为了自身的繁盛发展，将封建宗法在徽州地域社会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还创造性地建起了各类专门祠堂，象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专祀孝子的“世孝祠”，专为祀女姓先祖而建的“清懿堂”女祠、黟县西递的“七哲祠”、祁门沥口“贞一堂”边的“庶母祠”。呈坎村中的“ 则内祠”、“一善堂”，绩溪龙川胡氏宗祠边的“特祭祠”。这些特色祠堂的修建，使得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更为丰富多彩。千奇百怪的各类“专祠”的构筑，从建造规模、装饰基调到供奉对象，都进一步生动地诠释着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丰厚蕴涵。至今仍保存在徽州城乡的大量徽州宗祠，透过其五凤门楼高耸、马头墙矗矗的风姿，人们仍可以感受到历史上徽州宗族社会的强烈宗法信息。

广修族谱——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脉延续

如果说遍建祠堂，组构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平面空间，那么，广修族谱，则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纵向构筑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立体空间。

中国封建宗法重“敬宗睦族”，而敬宗睦族，除建祠堂祭祖外，最重要的就是修族谱。人们把修族谱提到了“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的高度。祖籍徽州的程颐就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立宗法也”，“宗子法废，后世谱牒尚有遗风；谱牒废，人家不知来处，世无百代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也。”苏洵有言：纂修谱牒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一端”，“三世不修谱则同小人矣”。朱熹也提出：“谱系者，所以承天而委其命也。” 徽州宗族，不少是中原世家大族，有的甚至是皇室贵胄，阀阅之家，为了延续这种高贵血统，使后人知其根本，维系宗法一脉，徽州各宗族都特别重视宗谱、族谱、家谱的纂修，他们认为：“宗谱者，所以济宗法之穷也”。（8）“从来木有本，水有源，人有祀，其始则一，其继渐蕃，迨至支分派别，势若涣矣，而溯所自始，源源本本，孰非同祖子孙，故惟敬宗者乃能睦族。”（9）要睦族，须敬宗，敬宗就得修纂族谱、宗谱以明所自来。纂修宗谱，不仅是要“同源分流，知终究始，”明白宗族血脉延续，“源清而流自不紊”，而且关系宗法伦理礼义教化。“古人之以礼乐教天下，必自宗法始，夫宗法既明，则伦理以笃，疏戚以辨，上知所本而下知所亲，是故教行而天下多善俗矣。”（10）纂修宗谱作为强化宗法伦理的重要举措，“是道行于家则家齐，行于国则国治，将见礼乐同俗远近成风而古先圣王之道欲复不难矣。”（11）族谱之纂修，“古人笃宗睦族之道不外是矣”、“谱牒既具，族义既坚”，“岁时伏腊必相集，忧喜庆吊必相关，富贵者不以加于人，贫贱者必以相赒恤。”（12）通过族谱的纂修，使宗族族众得到伦理教化，知礼明义，“事亲以孝，事上以敬，固以孝敬修于身”，“他日上天官有一命之寄，又以孝敬事于国，教于民，将见国人皆孝敬而尧舜之道复见于今世矣。”（13）纂修族谱竟也关系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徽州宗族都认为：“斯谱之作岂为虚器？”意义大着哩。“宜明谱系以收宗族之众，然后伦理定，纲常正，不致视如歧路而一本万殊之义具矣。”（14） “国必有史，家可无谱乎？史载一国之事而上下攸分，谱具一家之事而昭穆以别，则史与谱分虽殊而理则一也。”（15）纂修宗族谱牒，记叙宗族祖上的功德和杰出人物，还可以更好地激励族众光大宗族的好传统，促进宗族的兴旺发达。族谱中列入杰出人物“非特昭宗祖既往之成勋，抑亦俾后人兴起感慕而思奋也。”（16）“方氏之先多闻人，其子孙当益进于学，求所以立身修德以光大其门闾，使家声复振，斯谱之传不坠，此则谱外意也。”（17）宗族纂修谱牒，也是当时现实的需要。“修谱法凡有六：一曰老老；二曰贵贵；二曰贤贤；四曰崇节；五曰达才；六曰幼幼。皆本《大易》辨物之旨，推而出之者也。老老则人知孝，贵贵则人知敬，贤贤则人尚德，宗节则人重义，达才则人尽能，幼幼则人恤下。六者备，类族彬彬矣。彼逐末忘本、趋利悖义者，即内而一家且秦越，手足何有于闾里？吾见此乘车彼戴笠，兄长觌而交臂失之者，比比而是。”（18）“世道日汩，风俗曰偷，兄弟有角弓之鸣，父子有反戈之惨，视同堂为秦越，嫉本宗为寇仇，麦饭不陈尊爼，何望伐封赫墓，为世所悲，是故修谱系立祠堂，虽曰敬宗爱亲，亦维风砥流之微意也。”（19）徽州宗族基于对纂修谱牒的这些深刻认识，都不惜工本资财，广修宗谱、家乘，在徽州几乎没有不修谱的宗族，成为徽州地域社会的一大特色。许多大族旺姓，不仅有家谱、族支谱、宗谱，还有统宗谱。有的仅一个宗族的谱牒种类和修纂次数就都十分惊人。象徽州汪氏宗族，支分派别，遍于中国和海外，人称 “天下汪”，其《汪氏统宗谱》和汪氏各种宗谱、支谱、家谱，遍见于一些大图书馆、博物馆和徽州学研究机构。徽州宗族谱牒，由于“歙以山谷为州也，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经焉，以致故家旧牒多有存焉。”（20）目前上海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族谱1200多种，其中徽州宗谱就有约1/3。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资料中心，就收藏有徽州各类宗谱三百多种。这些徽州宗谱，有的简明概括，有的林林总总、宏篇巨制，一部就有四、五十卷，是徽州宗族社会最为详尽的历史记忆，是徽州宗族血脉的强力延续，它在时代深处的强力膊动，借徽州祠堂这一重要舞台，展开了徽州宗族社会的生动画面。

徽州方氏入徙徽州较早，和其它宗族一样，纂修宗族谱牒的历史漫长持久，很有代表性。

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西晋太康五年（285）正月，新安太守方藏就曾撰成《方氏家谱》；唐贞观六年（633）五月，任司徒的方氏族人方泽投也撰成了方氏族志；宋嘉佑八年（1063）方蒙作方氏《白云源谱》，建炎四年（1130）方愚作方氏《拓源谱》；明洪武间（1308-1398）方宁作方氏《马源罗田谱》；天顺八年（1464）方尚明作方氏续谱；成化四年（1469）方振洵等为方氏宗谱分派订讹，并呈官府准印；此后明至清康熙朝，徽州方氏各支派《敦睦祠谱》、《成性祠谱》、《桂林支派谱》等等不断纂修、增订、续修，其由歙县柳亭山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经不断的族谱纂修、增辑，世系丝联绳贯，各有所据。构成了徽州“四角方”庞大而严密的宗族文字体系。

至此，清乾隆十八年（1754）二月，方氏族裔方善祖等“复集诸宗重加修纂，成乾隆徽州《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这部徽州方氏会宗统谱，“惟以勅建柳亭山真应庙自宋以来每岁分祫之十二派汇而图之，其十二派分迁及向曾入庙会祭者，考其源流，悉合支派足徵分别附录，无徵者不载”。因为一是号称“四角方”的徽州方氏宗族“储公苗裔匪第蔓延于歙淳间者不可指数”、“如莆田、九江、鄞、滁、南湾、严、衢、婺、越、湖、常、池、宣城、皖江，派衍甚多”，遍布海内各地、无法一一会宗；二是由于自宋以来，徽州方氏宗族十二支派“派别支分，各自为谱，统宗会元之法不举，故自储公以下未尝统辑成编。”所以就有了方善祖等发起的《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之修纂。

这部《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从徽州方氏的姓源考、郡望、族属、迁徙情况到宗谱纂修历史、统宗世系，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世系，以及方氏宗族的文武科第、功臣、名士、墓志、世家、家传、节孝志等等，用了20卷的篇幅作了全方位的记叙，统谱还对历来各种方氏宗谱纂修作了正误和考证，提出了存疑之点。“斯谱参前代各家旧牒，搜考不厌周详，昔遁曩讹悉以厘定，按时考事，事之差一字之误必稽于国史郡县志诸书及互参诸派族谱以订其是，”很认真地将徽州方氏各支派“统而会之，宁详毋略，宁备毋阙。”（21）该统谱，以方善祖为首的参修者有各派人等63人，分任总修、协修和专门校核者，考证用的历史文献，有《国语》、《史记》、《汉书》等权威典籍44种。《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共772页，修纂成书之后，不仅郑重地“报徽州府衙，由徽州府衙恩准给印牒刊于谱首，每谱一部赏准印钤印”一颗，而且在成书之日，会同方氏宗族各支派在真应祖庙祭告之后，发散给十二派及各支子姓收掌，并当众即毁其书版，以杜假冒。发放的每一部统谱还逐一编上字号，注明付某派某支收掌名，且上呈县衙钤印，仍合各派领谱诸名挨次总编字号于卷末，规定日后如有印信模糊、号内无名或虽有名而非的支收执者，就可判定“非系假伪即系私鬻”，防伪措施可谓严格，都是为了维护宗族宗法的血脉纯正。为了使族众对族谱有高度的重视，方氏真应庙宗族特别规定：“虑有不肖子孙或奉守不慎而失之，或贪牟货利而鬻之，如此者，众申其罪，追出原谱，仍逐出祠。”（22）

为了维持宗族的血统纯正和宗法的威严，《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在纂修时制定了严格的原则，那就是“防冒滥”，“非我族类，概摈弗录”。除不能证明是真应祖庙支派的概不收录之外，还规定“异姓承祧，无裨宗祊，徒紊宗脉者已削不录，盖我祖不歆非类，律例亦严”。“乱宗以后更有犯者，其支并削，”即紊乱宗支的连这一支派也一并取消入统谱资格。

和徽州其它宗族纂修族谱时一样，《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也比较注意一个“实”字，要求尽量实事求是，也就是徽州大学者戴震关于修宗谱应反对“蒙冒滥承”的思想。方氏修谱者认为：“谱牒之盛，自魏晋始，时台省以门阀官人，故氏族最重，不独家自为谱，虽太史之掌亦有之。而品其郡望为先后，士大夫耻于族单，每攀援傅会，动相倚重，溯其先世盖自王侯贤圣也。夫自有天地以来生人众矣，岂独王侯圣贤之子弥布天下哉！物趋于所好，亦其势也。谱牒之作毋为其名，为其实而已，尊祖敬宗所以联其族，文武忠孝所以世其家，此其以实胜者也。”（23）《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既不主张无根据地向“王侯贤圣”攀援傅会，蒙冒倚重，又十分谨慎地记叙了方氏宗族的姓源和远祖的由来，认为“家谱之作，所以谱一族系一姓也，始受氏，详迁徙，俾后世知所由来。若先帝世系已属杳渺，议者谓可不必赘记；第前人既已悉载、传承永久，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生生弗替以传于今，恐略而删之是昧其源而失其本矣，溯本穷源似不可忽，故仍其旧而特列弁诸首，”（24）把方氏得姓的始祖炎帝之孙榆罔之子方雷的“先帝世家” 坚持列入统谱，并依史载，收入了方氏徽州始迁祖方储“方仙翁”的事略。虽然方氏族裔也有人对此“有疑”：“五纪世远而独详其系属、列仙事诞而每载其始终，”对于方雷的“先帝世家”和将方储描述成知过去未来、乘鹤出行的“仙人”有些疑惑，但该谱仍认为自方储以下，徽州方氏宗族的支脉衍繁线索，基本上是明晰可信的。徽州大学者胡适最反对修纂族谱时，大家都尽量往王室帝胄身上靠，都有高贵出身，以为这是一种需要摈弃的“源远流长的迷信”。这种观点，如果从反对无据攀援、蒙冒滥承的角度来说，有其一定的正确性。然而正如赵华富在一篇驳正文章中所说，纂修谱牒，追本溯源，中华民族俱系炎黄子孙，“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寻所自来，似无可厚非。“谱系者人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则颠倒无据。”（25）关键在于要尊重历史，言之有据，实事求是，不能胡乱攀援。《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明确主张不随“物趋所好”的时俗，强调修谱“以实胜”，在统会各支派世系时，“风流直溯乎千年，考核必严于一字”，“信必有徵，疑必无质”，逐一列出了本宗各支派修谱时采用史实的存疑之点，坚持“慎故精，精故详，详故实，实故可久，使家有乘而皆慎斯术也。”（26）因此，时人对“方氏家乘”评价“无冒认妄祖之诬，无牵合附会之失，宛然大家之矩度，”觉得这样的纂修规矩是值得肯定的。

徽州宗族纂修宗族谱牒，虽也确有个别“冒认妄祖”“牵合附会” 蒙冒攀援的情况在，但大多都以修国史的慎重态度来修族谱，因此许多徽州宗谱族谱作为该氏族的较为丰实和可靠的历史记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在正史、在府县志中不易找到的宝贵文献，让我们对这个宗族的历史发展有了一个真切的了解，这是一种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深层揭示。《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不仅比较准确地统会了徽州真应庙方储以下十二支派的繁衍发展、迁徙、活动情况，还对徽州方氏宗族对国家对徽州地域社会的贡献作了详尽的历史记录。是一部涉及徽州方氏宗族社会方方面面的详实历史地图。统谱中涉及的程元风、郑玉、方弘静、吴苑等历史人物，都是目前徽州学研究中被关注的重要人物。而统谱中关于隋末在汪华之后，方亮起兵据有睦州，保境安民，归顺唐朝后，李渊诏其持节歙、睦二州诸军事，“保据邑土、识达事机、蚤归朝化”的史实，就是徽州文化中的一段重要历史资料。统谱中关于佘坡支派方有常家族与方腊起兵经过的详实描述，使人们对历史上方腊起义的情况有了一个更真切的了解。统谱中关于“方氏七贤”的记载让人了解了歙南“七贤里方村”的由来。

由遍建祠堂和广修族谱为主要特色的徽州宗族文化生态，随着社会变革的风云变幻，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中，变化很大。徽州祠堂现存虽还有一定数量，但作为徽州宗族宗法伦理的物化表征，却早已物是人非。徽州祠堂有的已成为学校校址，有的成为生产队屋、粮站或仓库，有的则霉朽塌倒，风雨飘摇，有的则已成为特色旅游的景点。如果说这些徽州祠堂现存，还可以其徽派建筑的艺术价值、徽州宗族社会的认知意义，成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的话，那么，目前留存于世的大量徽州宗谱族谱，作为徽州宗族社会的珍贵历史记忆，尤其应列入徽州文化生态之“非遗”保护项目。现在不少地方新一轮建祠堂、修族谱的热潮正在兴起，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的潮流也强劲涌动。从开展文化旅游角度，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角度，从发动民间力量共建和谐社会角度，可能我们对建祠堂、修族谱这类民间活动，似不可以“落后的宗族迷信活动”一以概之，似须有新的思维，给予更多的宽容性理解。

清刻家谱一隅·康熙：休宁璜源吴氏族谱

分类：  清刻家谱一隅

清刻家谱一隅·康熙： ◎ 安徽 《 休宁璜源吴氏族谱 》

 励双杰

清康熙六十年刻本，吴铨主修，鉴台公下育德堂刊，三册全。

本谱卷首有吴铨于康熙五十七年秋月所撰的《续修谱启》，云：“……惟是延陵启望，古今不少变迁。即如石岭一支，溯分合已多世次，赖由先代，历有成编，顾自应其公修刊以来，历今百四十年矣；计从璜源祖启基至此，已承二十八传焉。所虞世远人遐，支分派紊，倘或欲亲仁杰，焉能即拒崇韬。匪直惊文献无徵，亦大惧圭璋有玷。昔先君子夙怀修辑，庭训常以为言，乃历岁年，未就编摩，晚节特深其虑。兹者铨幸，给归有暇，先志思酬，是用敬告宗贤，异秉椽笔，以各纪本牒，徧闻族哲，更按鳞图而愽访外支。撰述无取传疑，闻见务期徵信。共襄胜事，协效仝心。剞劂工资，窃原引为己任；缄縢藏本，还希出以共传。各勉仁孝之忱，自不虞乎后至；仝怀承启之原，宁不快夫速成也哉。谨启。”

之后即为同年秋月族众“再叔云龙、世勋、兄士贺、侄孙光裕”的《回启》：“容斋贤再侄先生道足经邦，才堪华国，曩者身膺民社，惠泽弘敷。今兹职列庙廊，经纶益展，固已人咸引领，允推克振乎箕裘；众共倾心，洵足流芳于奕叶矣。乃犹故园念切，一脉情慇，惟兹家谱之未修，恐致历传之失所，派来石岭，前此虽有成编，谱续南园，嗣后更无继志。幸公余之有暇，每忆庭训于昔年，思先志之是酬，爰兾功成于此日，咨询罔遗于近族，蒐罗且遍乎远支，审厥源流，务使有条不紊，严其支派，庶几开卷了然，是诚孝子之用心，抑亦仁人之盛举。龙等向亲光范，备悉悃诚，兹读诲言，更感情挚，自愧才拙，徒向往之有心；无如力绵，实赞襄之无术，惟兾百年旷典，一旦告成，表徃行于名流，金声掷地，裁新编于钜手，异彩开天，嫓美前贤，有光家乘，则桥梓济美，永著不朽之名，亦灵爽式凭，自邀无疆之福矣。谨此启复，无任颙恭。”

接下来又有康熙六十年八月吴铨《续修璜源族谱记略》：“……昔先大夫每阅旧谱，慨然虑是，而以有志未逮为憾。予小子志不敢忘用，是于告归之暇，启闻通族，商酌续修。幸宗贤皆有同心，遂于戊戍（‘戌’之误）秋设局于璜源之长庆堂，遵循旧谱，而推求之……举阅三载余始竣，遵旧谱例，编号分于各支，各房皆一本，更为自后绵绵瓜瓞之张本，而因记今此者之事略如此。”

是可推知吴铨为本谱之主修。

吴铨者，即苏州藏书世家“璜川吴氏”之发轫之始者。马杰《清代苏州的徽籍藏书世家》中说：“在这些居住于苏州的徽籍藏书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历经四代递藏，书香不绝的璜川吴氏。”郑伟章先生《文献家通考》载：“吴铨，字容斋，号璜川，生于徽州歙县之璜源，随其父侨居松江，老而自松江迁苏州渎川望信桥。生卒年未详，雍正时为江西吉安太守，归田后于木渎筑遂初园，因怀旧之思题题其藏书处曰璜川书屋。架上万卷，皆秘籍也。是时载酒问奇而来者，如惠栋辈，皆吴下知名士，遂以‘璜川吴氏’著名于时……当时璜川书屋有两书最为珍奇，一为北宋本《礼记》单疏足本，一为《前汉书》……卒后，《前汉书》以后归当道呈进，入《天禄琳琅书目》；《礼记》则归曲阜孔荭谷家，世遂不得复见。”

吴铨世系详“本编”卷六第“百三”叶：“诰封奉政大夫，讳铨，又名文祖，字绳其，号容斋，由国学生除授广西桂林府全州知州，调太平府养利州知州，覃恩诰封奉直大夫，内升顺天府治中，诰封奉政大夫，又升工部都水清吏司员外郎。生康熙壬子九月初六日，配山斗程云路公女，覃恩诰封宜人，生康熙甲寅八月二十八日，生子亿、仁、儒，女娇英，适苏州即用知县陈双南，闰英适金村候选州同知金声闻，止英字玉峰徐子桓，全英幼；侧室胡氏，生康熙壬戍（‘戌’之误）三月二十六日，生子仪、杰、份，女玉英；侧室程氏，生康熙壬申二月二十九日，生传、佐，女足英、定英。”

这里，不但可以补正《文献家通考》中吴铨的名、字等，连“生卒年未详”的生年，都可以补上，“生康熙壬子九月初六日”，即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阳节前三天。

马杰在《清代苏州的徽籍藏书世家》中又说：“吴铨有子二。长子吴用仪，号拙庵。其与江浙诸名士交往甚厚，流连觞咏，座无俗客。用仪亦嗜典籍，藏书在其父基础上‘复购书数万卷于其中，多宋元善本’，是璜川吴氏藏书第二代中的代表人物。此外，吴铨次子吴成佐，号懒庵，同样亦有藏书名。其孙吴志忠云：‘我祖懒庵先生重自搜罗，书楼三楹，环列四周’。其中亦不乏宋元佳椠。成佐藏书处曰乐意轩，藏书印有‘乐意轩吴氏藏书’等，并有《乐意轩书目》四卷。”

从吴铨的世系中可以看出，吴铨共有八子：成亿、成仪、成仁、成杰、成儒、成份、成伟、成佐，其中，亿、仁、儒、份、伟五子早殇。《清代苏州的徽籍藏书世家》说“吴铨有子二”，自然是不对的。说“长子吴用仪”（即成仪），因成亿早殇，把成仪早为长子，也说得过去。但“吴铨次子吴成佐”就不对了，照成仪的推算，最多也只能称之为“三子吴成佐”，因为在他的前面，还有一个吴成杰（已聘副总兵官维扬卓尔坛女）。

另外，说吴铨“生于徽州歙县之璜源，始随父迁居松江”，也不太正确，他的父亲吴中毅，字远公，卷七《列传事略·二十三世》中说：“赠奉直大夫讳中毅字远公，少随父国琏公桥寓上海之周浦。”可知始迁上海者是他的祖父吴国琏（又名同九，字君质），他的父亲中毅公少年时就跟着祖父到了上海。

吴用仪、吴成佐兄弟，《文献家通考》中均有条目，只是都云“生卒年仕履均不详”，这部《休宁璜源吴氏族谱》也可略为补阙。吴用仪，谱中作“吴成仪”，他们兄弟都是以“成”字排行：“成仪，名金，字景华，太学生，生康熙辛巳九月二十四日。”

吴成佐“字赞王，生康熙戊戌十一月二十三日。”

他们的父亲是本谱的主修，他们的生年，正确性自不容怀疑。

谱《凡例》云：“本族自尧公发下，其迁本郡各乡者，固宜收之不遗，但图系尽与世居璜源者共为一编，则繁多，而不便于观阅。今自瑀公以上至于得姓之始为前编，自瑀公以下世居璜源者为本编，以迁出传衍不替者为后编，间有迁出而易世，则返子孙仍世居本乡者，当与本乡一例为本编为是，说者或以为当与世居外乡者一例为后编，恐有乖于义例，且不免见非于公义也。其从戌者比迁出例。”

因为吴铨是主修，这一《凡例》，很有可能就是出自他本人之手，可见他到这修谱的时候，还并没有想到要在苏州长居，当然更不会想到“璜川吴氏”藏书能传四世之久，名扬四海。

看吴铨家族的世系，发现他们这一家子，跟同邑的山斗程氏可谓世代姻亲，他自己“配山斗程云路公女”；他的祖父国琏，“配山斗程继魁公女，讳宜贞”；父中毅，“女淑鸾（不知是吴铨之姐还是妹子）适山斗候选州同知程祗佩，淑霞适山斗候选州同知程吉士”；他的大哥吴文礼，“女瑞英（吴铨侄女）适山斗岁贡士候选知县程学乾”；吴文礼的三子成佩，“配山斗程公辅女”。在其它族裔中，与山斗程氏你嫁我娶，比比较是，可谓礼尚往来矣。今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均有明天启六年旧钞本《新安休宁山斗程氏本枝续谱》收藏，曾编入于2002年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中。

从这里，另可发现一个问题，即女性名字入谱。现在一些专家、媒体，把新修谱中女性入谱，当作了不得的革旧创新的大事来炒作，其实，在徽州，女性名字入谱是很普通的事，我在明成化年间的徽州家谱中，也有发现，根本算不了什么。

谱中有明万历六年《明南园公修璜源吴氏族谱序》，云：“按，璜源吴氏谱，乾祐三年判丞公尧始迁自石岭，其谱凡三修，经今一百三十年余”；又万历七年《南园公谱序》：“吾璜源吴氏族谱，自始祖而下，至八世曰三友公，始编之，至十一世曰珏公，及正统间诸公各继修之，然皆止于家藏而未刊行于族也。”可知在万历本之前曾有三次纂修，但未梓行，均为草谱，到万历七年时始雕版印刷，今国家图书馆藏一部，为全一册。此康熙六十年本为五修，上海图书馆藏相同版本一部，亦为三册。

吴铨以一个学人、藏书家的眼光，亲自所修的家谱，质量肯定是极佳的，无论是用纸还是用墨，以及刻功、资料的取舍，无一不是上上之选，三百年后的今天，仍能闻到那股幽幽的徽墨清香，说一句心旷神怡，毫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