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有历史性的一些外交史?
中国近代是从16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其历史性的外交史有: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太平天国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外交,洋务运动时期的外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边疆时期清政府的外交,中法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外交,中日甲午距争时期清政府的外交,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和清政府的外交,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的外交,清末十年清政府的外交,辛亥革命及民国初年的外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外交,1918年的巴黎和会,1943年的开罗会议,1953 和平共处5原则,1954 日内瓦会议,1955 万隆会议,1971 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1972 中美关系正常化 中日建交,1979 中美建交,
2001年11月11日 中国入世
人物生平 求学阶段
1842年7月30日,生于新加坡,后随父回国居广州。13岁时曾被绑票,逃脱后只身赴香港圣保罗学院求学,接受了六年的西式教育,5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求学期间,与黄胜—起创办第一家中文报纸《中外新报》,又协助陈蔼亭创办《香港华字报》。
1862年,担任香港高等法院译员。
1864年,与何进善牧师的长女、何启之姐妙龄女士结婚。
1870年,由高等法院调任巡理厅首席译员。
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学院攻读法学,斯满后取得大律师资格。
从事律师
1877年2月返港,是获准在英国殖民地开业的第一位
华人律师,同时又被港府选任为考试委员。洋务运动开始后,李鸿章深感到对外交涉人才的短缺,1877年10月6日,天津海关道黎兆棠将伍廷芳引荐给李鸿章,经过虚衷询访,李鸿章发现伍廷芳正是“物色数年”而未得的人才,当即决定将之延入幕府,以便“遇有疑难案件,俾与洋人辩论。凡折以中国律例而不服者,即以西律折之,所谓以彼之予刺彼之盾也”。港督轩尼诗对其服务精神极为赞许。1878年12月16日,正式委派其为掌法绅士(后译太平绅士),开华人任太平绅士之先河。
1879年,律政司因事返英,港督委其署理。
1880年,裁判司返英度假,伍亦奉委署职。同年2月19日,由于港督轩尼诗和香港华人领袖的推荐,伍廷芳成为香港开埠以来第一位立法局华人议员。此后,
积极支持轩尼诗的开明政策,反对歧视华人,废除公开笞刑,遏制贩卖女童等。其对香港的商业发展,城市建设及社会福利诸方面亦贡献良多。1880年与富商梁安等 ,请求成立华人商会。1881年,他提议创建电车计划,并建议其妻弟何启进行九龙湾填海工程,他还多次捐款支持香港教育事业。
1882年,正式进入李鸿章幕府,其后主持办理了因北洋水师军舰停泊日本发生的“崎案”。
从政阶段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据日本外交档案显示,在同日本外交人员接触时,伍廷芳多次称自己是日本人的朋友,因此他非常珍视这份友谊。既然是朋友,就应该推心置腹,因此,伍廷芳
在与日人交谈中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多次泄露了许多至关重要的清廷内部政要秘闻。但是,日本的外交官们在与伍氏打交道时,却与伍氏态度大有不同。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外交官的职责,表面上他们也称伍氏为朋友,可是,他们似乎并未把伍氏视作真正的友人,而是把他看作是提供重要情报的来源。正因为如此,每当伍廷芳的谈话结束以后,这些公使、领事们都要将其内容一五一十地向日本外务省禀报,以供上层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参酌。其次数之繁多,内容之重要,其数量之多,简直让日本的外交官都感到惊讶不已。《马关条约》签订后,由于的内容十分苛刻。故从朝廷大僚,到民间有识之士无不为之切齿痛恨。康有为曾为此发动了一千多名会试举子公车上书,吁请废约再战,奋发图强。台湾举人更是痛哭流涕,痛不欲生,认为“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乞求清廷千万不要割舍台湾。然而,直接参与《马关条约》签署的清廷代表伍廷芳等人的感情却完全与众不同,他们觉得谈判来之不易,理应履行条约所规定的条款。甚至认为主战派的废约企图,是无理取闹,无事生非。对于侵略者日本,他们非但没有憎恨与嫌弃,反而通过谈判增加了好感,企图依赖日本之势力,与光绪皇帝为首的清 讨价还价。
1896年,被清 命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1897年2月25日,返港省亲,受到港督罗便臣、驻港陆、海军司令、立法局全体议员及士绅们的热烈欢迎。
1899年,奉命同墨西哥签订《中墨通商条约》。
1902年, 回国,授四品候补京堂衔,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与沈家本共同主持修订法律,在修律过程中,他竭力主张全面引进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度。他的主张得到擅长于中国传统法律的沈家本的支持。辛亥革命后,伍廷芳继续致力于中国法律的修改,并得到孙中山的支持。 南京临时 成立以后,伍廷芳被任命为司法总长。伍廷芳一方面主张仿效西方,建立全面新的法律体系,包括建立律师制度。另一方面利用司法总长的身份,在具体的审判活动中率先推动律师辩护制度的实施。
1906年,伍夫人何妙龄捐巨款建成何妙龄医院。伍廷芳居港20余年。
1907年,再次出任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公使,两年后回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致函清廷,劝告清帝退位。上海光复后,与陈其美、张謇等组织“共和统一会”,又被光复各省推为临时外交代表,与各国交涉。之后旋任南方民军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达成袁世凯迫清室退位,赞成共和,即选袁为大总统的妥协。南京临时 成立后,出任司法总长。临时 北迁,退居上海,先后被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推为首领,并被共和党列为理事,未就职。在南北议和中,孙中山处于劣势,只好退让,而伍廷芳也辞职回“观渡庐”著书立说,写出《延寿新法》、《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美国观察记》等。时任总统府顾问的有日本人贺长雄与美国人古德诺,他们发表文章,为袁世凯上台造舆论。伍廷芳洞悉这一阴谋,发表演说:“北京现有的 ,只算得上是戏场,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僚只算得上是戏子。我们看戏则可,若听了戏子的话当真就不可……问问过路的行人,有哪一
个是喜欢人家做皇帝的。我们要努力坚持,不管他是洪宪,还是宪洪,只晓得今年是民国五年,明年是民国六年,维持这个年号以至万年,万万年!”虽然袁世凯还是当了“皇帝”,但在全国声讨中,很快命归九泉。1911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商量在上海起义,成立“沪军都督府”。考虑外交总长人选时,踌躇良久,有人提出伍廷芳,大家一致同意,于是派伍廷芳的老朋友李平书前去。伍廷芳显得迟疑,自称年老力衰,难以再任,被李苦苦相劝,才勉强答应。毕竟是个外交老将,他上任后立即照会各国领事,加派警力保护租界,告知各国在中国内部的斗争中应严守中立,还发电要外国 承认中华民国。1912年,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伍廷芳被任命为 临时司法总长。他高举以法治国的大旗制订颁布一系列的法令法规。
1912年初,为对前山阳县令姚荣泽一案的审理,在有关律师的立法尚未出台,民国律师制度尚未正式建立的情况下,伍廷芳就坚持改变传统的的审判方法,包括司法独立、陪审制,并要求律师到庭辩护。对律师制度的建
立和实施,孙中山也给予大力支持。1916年,出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次年代总理,旋因拒绝副署解散国会令解职出京。
1917年张勋率领辫子军北上,逼迫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伍廷芳知道,张勋其实是想取消共和制。所以黎元洪让他解散国会,他是万万不能同意的。新任国务总理江朝宗带领士兵包围伍廷芳的住所,让他交出总理印信,伍廷芳坚决不交,士兵们高声呼喊所要印信,直至深夜。伍廷芳无法休息,一怒之下把印信从楼上扔下,让他们回去交差。次日向黎元洪递交辞职信,回山海关去了。没料到在山海关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便决心与北洋 决裂,到南方去寻找新的出路,追随孙中山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任护法军 外交总长。
1921年,任广州军 外长兼财政总长。北伐战争时,曾代行总统职权。
因病辞世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入永丰舰。
第二天,80岁的伍廷芳立即上舰看望孙中山,共商反叛大计。回家之后,还愤怒不已,次日接到陈炯明来电,要求他向孙中山劝说,让他下野,言辞中对伍廷芳也颇为不敬。一气之下,他病卧不起,儿子伍朝枢立即送他进广州新公医院,被确诊为肺炎。6月23日,伍廷芳终于乘鹤西去。在永丰舰的孙中山悲痛万分,舰上他发表演说:“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为伍总长个人计,诚死得其所;惟元老凋谢,此后共谋国事,同德一心,恐无如伍总长其人矣。惟全军惟有奋勇杀贼,继成(承)其志,使其瞑目于九泉之下,以尽后死者之责而已。”“弥留时,犹谆谆授公子朝枢以护法本末,昭示国人,无一语及家事。”纪念伍廷芳的活动在全国展开,1922年12月17日,上海开了追悼大会。 创作作品主要著作有《伍延芳集》、《中华民国图治刍议》、《美国视察记》、《伍秩庸先生公牍》等。
家庭成员父:伍荣彰,曾在南洋经商
妻:余娜,是一个中国客家妇女、基督教信徒,经常去教堂做礼拜。
子:伍朝枢,亦是民国时期的外交家,曾出任国民 驻美国大使。
女: 伍月梅,丈夫是陈瑞钿,陈瑞钿是美国华侨,二次大战美国第一批王牌空战英雄之一。
人物评价在中国数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中,在新旧政治交替的历史时期,伍廷芳表现得相当从容,从晚清重臣到民国
外交总长,他都表现出从宽容的心态和沉稳的个性,无论是作为政治家、外交家还是作为知识分子,伍在历史上都独具一格,与历史同行,与时代共进。张云樵 亦对伍廷芳进行长期研究,指出伍氏“不论求学及服务香港时期,或北上从政时期,都可看到他那种奋励创拓的精神,正义凛然的人格,和蔼然冲挹的风仪”。他认为“伍廷芳博士为清末外交史上及民初政坛上的杰出人物,他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英雄。这是凡阅读中国近代史的人,无不同表景仰,而深致惋惜的!”张先生穷数年之力,搜罗了大量的有关伍廷芳之中外文资料,撰写了《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广征博引,深入分析,获得了很大成功。当然,除了张博士之外,还有不少中外史学家分别对伍廷芳从不同方面进行过研究。故称伍廷芳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然而,以往的研究,却都忽略了一个在一般人看来似乎不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伍廷芳与日本之关系。这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疏忽。
孙中山 得到噩耗时,伤心不已,对左右说:“陈逆叛变,祸国殃民,但总长忧劳过度,遂而不起,我们后死者,应同心努力,戡平叛乱,然后可以慰伍总长真灵,完成革命大业。”孙中山甚至还说:“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吾军惟有奋勇杀敌,继续遗志,使其瞑目于九泉之下。”
胡适 曾对伍廷芳的外交风范作出以下评价:“他在海外做外交官时,全靠他的古怪行为和古怪的议论,压倒了西洋人的气焰,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居然能使一个弱国代表受到许多外人的敬重。”
章太炎 (炳麟)挽伍廷芳曾在挽联中写道:一夜白髭须,多亏东皋公救难;片时灰骸骨,不用西门庆花钱 。
许世英 (时任北京国民 内务总长)曾在挽联中写道:我公遐迩知名,内政外交,风流流传瀛海远;此会华洋毕集,抚今追昔,湖声呜咽沪江寒。
1、晏子 晏子名婴(?一前500年),宇平仲,山东高密人,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婴继任为上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是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以有政治远见和外交才能,作风朴素闻名诸侯。他爱国忧民,敢于直谏,在诸侯和百姓中享有极高的声誉。他博闻强识,善于辞令,主张以礼治国,曾力谏齐景公轻赋省刑,汉代刘向《晏子春秋》叙录,曾把晏子和春秋初年的著名政治家管仲相提并论。晏婴头脑机敏,能言善辩。内辅国政,屡谏齐王。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 晏婴不但在迎接外国使节的时候做到了堂堂正正,而且在出使外国之时,每次也能态度决然,随机应变,不辱使命。 在民间流传很广的晏子使楚的故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司马迁非常推崇晏婴,将其比为管仲。褒奖备至,用“ 不辱使命,雄辩四方 ”八个字来形容他的外交活动。他的生平事迹基本被收入到了《晏子春秋》一书中,该书主要记述了晏子的言行思想,语言简练,情节生动,写出了晏婴形象,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2、蔺相如 记得在小学就学习过 完璧归赵 和 渑池会 的故事,就记住了蔺相如这位出身微贱却智勇兼备的外交使节。蔺相如(?-前260年),战国时赵国大臣。赵惠文王时,秦向赵强索“和氏璧”,宦官缪贤推荐手下门客蔺相如出使。他奉命带璧入秦, 当廷力争,完璧归赵,出色地完成了出使秦国的使命。九年后,秦又派使臣去赵国,约会赵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与秦王相见,他又随赵王同行,在筵席上,没有使赵王受屈辱,大长了赵国的志气,大灭了秦国的威风, 因功得任为上卿。他与廉颇一将一相,生死与共,和衷体国,使秦国长时期内不敢出兵攻打赵国。 3、 张骞 张骞(前164~前114),字子文,西汉成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影响的对外友好使者。 他体魄健壮,性格开朗,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武帝时以军功封博望侯,旋拜中郎将,出使乌孙,分遣副使至大宛、康居、大夏等,自此西北诸国方与汉交通,使汉朝能与中亚交流,并打通前往西域的南北两条通路,引进优良马种、葡萄及苜蓿等。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西域诸国当时无史籍记载,张骞所报道,备载于《史记》、《汉书》中,是研究中亚史所根据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价值。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丝绸之路,完全可称之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西域(主要指今新疆)也成为最早纳入中国版图的边疆地区。 4、苏武 苏武牧羊 的故事家喻户晓,苏武也以其坚贞不屈的气节名垂青史。和其他九位外交使节不同的是,苏武的经历充满了 悲壮和苦难,这也正是他得以上榜的原因 。苏武(前140—前60)字子卿,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代郡太守苏建之子。公元前100年,匈奴政权新单于即位,汉武帝为了表示友好,派遣苏武率领一百多人,带了许多财物,出使匈奴。不料,就在苏武完成了出使任务,准备返回自己的国家时,匈奴上层发生了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扣留下来,并被逼迫背叛汉朝,臣服单于。匈奴人劝降不成,就把他独自一人流放到了人迹罕至的北海(今贝加尔湖)。唯一与苏武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汉朝的使节和一小群羊。 在贝加尔湖,苏武牧羊达十九年之久,始终守志不屈 。公元前81年,汉昭帝派使者到匈奴去,单于终于放回了苏武 。苏武出使的时候,才四十岁。在匈奴受了十九年的折磨,胡须、头发全白了。回到长安的那天,长安的人民都出来迎接他。他们瞧见白胡须、白头发的苏武手里拿着光杆子的旌节,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说他真是个有气节的大丈夫。 鸿雁传书 的典故就来自苏武的事迹。 5、班超 班超(32—102年),字仲升,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和 外交家 。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奉车都尉窦固代北匈奴,以班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有功。随后,固又遣超率吏士三十六人出使西域南道,先到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适遇北匈奴也遣使者来鄯善,班超定计,消灭了匈奴使者,鄯善遂专心臣服于汉。窦固奏报朝廷,升超为军司马。班超复受命出使,窦固想增加他的兵员,班超辞谢,仍率原来的部下三十六人到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于阗也听从了他的命令。十七年,班超到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疏勒王兜题为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所立,非本国人,班超废除兜题,另立疏勒前王兄子忠为王,深得疏勒国人拥护。十八年,焉者(今新疆焉耆一带)、龟兹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和己校尉关宠;适逢明帝去世,汉朝尽撤西域屯兵,超独留疏勒,孤立无援,龟兹、姑墨(今新疆阿克苏一带)不断前来攻击。章帝下诏命超还朝。班超回到于阗,于阗王侯等痛哭流涕,抱住班超的马脚,不让他东行,超因此复还疏勒。建初三年(公元78),班超率疏勒、于阗等国兵大败姑墨,想乘此平定西域,遂上疏请兵。朝廷遣兵增援超。八年,拜超为将兵长史。第二年,又遣和恭等率兵受超指挥。时莎车(今新疆莎车一带)与龟兹连兵,疏勒王忠亦叛,班超设计擒杀之。章和元年(公元87),班超率于阗诸国兵大破莎车,莎车降,超威震西域。贵霜王遣使奉献,并求娶汉公主,超拒绝他的请求,因此怀怨。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贵霜王遣副王谢率兵七万越过葱岭攻超。班超坚壁清野,谢粮尽援绝,即遣使请罪,超放其生还,许其撤退,贵霜王此后不敢再侵犯汉朝。三年,龟兹、姑墨皆降,汉廷以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境。六年,超率龟兹、鄯善诸国兵讨焉耆,大破之,斩其王,为陈睦报仇。西域遂平,五十余国都遣质子臣属于汉。七年,封超为定远侯。九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抵达安息西境,未到大秦而还。十二年,班超年老,上疏请归,乃诏超还。十四年,班超到洛阳,拜射声校尉,不久去世。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平定了城郭诸国的内乱,对外抵御了强敌,人心向附,威信很高。他在西域进行军事活动,主要依靠当地兵力。为政宽简,吏士团结。 自汉置西域都护以来,前后担任此职者,无人能与他的功绩相比。 投笔从戎的典故就出自班超。 6、诸葛亮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人。诸葛亮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杰出的 外交家。 魏蜀吴三国之中,蜀在国土面积、人口资源及军事实力等方面相对弱小,之所以能够形成和维持鼎立局面,相当大程度上靠的是诸葛亮的外交谋略。长阪之败,刘备集团几近覆灭,如果继续以残存的一万多士兵的军力和曹操数十万大军抗衡,无疑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正是在这关键时刻, 诸葛亮主动请缨,出使江东,用外交手段建立了孙刘联合抗曹统一战线, 后来更是取得赤壁大战的胜利,粉碎了曹操一举南下的企图。诸葛亮此次外交上的胜利,保存和壮大了刘备集团的势力,为鼎立一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诸葛亮 第二次重大外交谋略是夷陵大战失败后,对刘备外交路线的重大调整。 关羽阵亡,荆州失守,导致孙刘联盟的彻底破裂。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内外交困。《隆中对》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战略受到挫折,国内新主年幼,军事将领接连丧失,人才青黄不接,而外部战线拉长,面临两个敌人。假如按照刘备的外交路线走下去,继续和孙权争夺荆州,那么,蜀国只能在魏吴夹击之下加速灭亡。冷静分析形势之后,诸葛亮果断地作出战略调整,决定放弃荆州,以最大的诚意与吴国重建联盟,以寻求东吴在东线的支援与配合。诸葛亮先后派宗玮、丁厷、阴化等人出使东吴,但成效不大。最后,诸葛亮意识到必须派高规格的使节出访。于是他便安排当时任尚书的邓芝到吴国去,终于打破坚冰,使吴蜀关系得到恢复,也促使孙权与曹魏集团决裂。 诸葛亮外交谋略的核心,就是联吴抗魏。由于诸葛亮施行了切合实际的外交路线,为蜀汉赢得了宝贵外部环境,从而可以一心一意北伐。 至于北伐最终失败,那又另当别论,丝毫不能掩盖诸葛亮出色的外交谋略。 7、王玄策 王玄策,生殁年及出身地均不明。 他的上榜主要是因为他在出使天竺(今印度)时的临危不惧,一战成名。 公元641年因北印度的玛卡达送使节来唐,因而以对其答札之副使节身份,于643年前往、646年归国。接着,翌年以正使的身份再度前往印度,而被卷入天竺的王位篡夺事件(也是王的扬名之战,在下文将介绍)。于658年第三度被选为往印度之使节,在各地访问之间,还曾前往摩河菩提寺参拜。贞观22年,太宗皇帝派王玄策出访天竺。玄策带了副使蒋师仁和唐僧的师弟辩机和尚做翻译。从骑五十余,从长安出发,行了数月,总算进入天竺境内。摩迦陀王已死,阿罗顺那篡位,听说大唐使节入境,竟派了二千兵将伏击。玄策,师仁及五十从骑都是久经沙场,虽慌不乱,排成雁行阵把应该辩机夹在阵中,奋力杀出丛围。直逃入吐番境内,松赞干布闻讯亲带千骑往援,结果只救出了玄策,师仁,辩机三人,从骑尽皆战死,全队覆没。玄策大怒之余,檄召邻近各部军府节度使,及近处各大唐属国,集兵马万余,自为总管,师仁为先锋,一仗击溃天竺数万头象骑,直取茶和罗城。阿罗顺那大惊,守城不出。玄策一心报仇,拿出唐军攻城的各种武器:云梯,石车,火攻,狠攻了三月余,终攻得茶和罗城兵溃城破。玄策一路追杀,斩天竺兵将三千,另大半赶入恒河中溺死。玄策以师仁为先锋,自为后应,趁势攻入中天竺,发誓要尽灭天竺。天竺兵将与唐军一接仗便溃不成军,阿罗顺那无奈只好弃国投奔东天竺,求助东天竺王尸鸠摩的援兵,接着再收集散兵残将,欲反攻唐军。玄策欺天竺不通兵法,只知蛮斗,设了分兵伏杀计引阿罗顺那上钩,一举全歼阿罗顺那残部,活捉了阿罗顺那,余众尽皆坑杀。阿罗顺那的妻子尚拥兵数万,据险坚守朝乾陀卫,也被师仁击破,逃的逃,降的降。至此远近城邑望风而降,中天竺遂灭,共收得土地五百八十余所。因东天竺援兵阿罗顺那,玄策欲顺势再亡东天竺,东天竺王尸鸠摩吓得魂飞魄散,忙送牛马三万头,弓刀缨络财宝若干,向唐师谢罪,以示臣服大唐,玄策方才罢兵回朝。执阿罗顺那及一干降臣,绑俘长安,太宗皇帝大喜过望,下诏封赏玄策,授朝散大夫。王玄策的以战促和、先战后和或许有违外交的和平宗旨,但是的确也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不得已而为之。他的屠灭中天竺之役也是古代史上有据可查的唯一一次中印战争。 8、富弼 富弼(1004—1083)字彦国﹐北宋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宋仁宗时,宋、辽关系又趋紧张,契丹屯兵北境,要求遣使谈判,划地与辽。当时北宋朝臣上下因敌情叵测,无人敢担使者之任。 面对主忧臣辱,富弼挺身而出,两度出使契丹。在谈判中,他从各方面陈述了双方的利害关系,不卑不亢,仁而有威,致使契丹之主自知理亏,遂息兵宁事。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战事,天下称善。 在积贫积弱的赵宋王朝,能有富弼这样一位有胆有识的外交人才实属难得! 9、李鸿章 提起李鸿章,想到的就是清朝末年那一系列的卖国条约,李鸿章也一度被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但是 真正的李鸿章却是在“弱国无外交”的残酷现实下,一个内心苦闷矛盾、不避劳苦、不畏谤言的外交家。 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在签订《辛丑条约》时,尽管李鸿章已是风烛残年的老迈之躯,但是仍据理力争,巧妙利用国际法和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虽赔偿巨款,却最终免于中国被瓜分。李鸿章外交的特点是:一是以夷制夷,相信列强的调停,但是这是在自己利益格局内让别人打架;二是外须和戎,通过妥协退让,换得他人的谅解、宽容,和平共处,以换取喘息、发展时间;三是相信国际法的约束力。 李鸿章“一生功过在和戎”、近代外交第一人、环游欧美各国第一人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被成为“东方俾斯麦”。 就这样一位忠君爱国、鞠躬尽瘁的杰出政治家和外交家,在他的祖国却几乎无人能够理解和接纳他,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针对后人对李鸿章的种种诟病,笔者曾赋诗一首,以表对这位伟人的无限尊敬和同情。 《读李鸿章传有感》: 才高何惧器晚成,平发灭捻竟全功。 出将入相权位重,内安外攘世事通。 身逢乱世天柱倾,欲以只手补苍穹。 苦心洋务求中兴,甲午折戟转头空。 生前身后皆垢詈,枉负百年卖国名! (于20045) 10、曾纪泽 自从在中学历史课本上知道这位不畏威胁利诱、机智勇敢,成功的从侵略成性的北极熊口中夺食时,我就记住了这位将门中的虎子。曾纪泽(1839~1890)中国清末外交官。湖南湘乡(今双峰)人,字劼刚,曾国藩长子,“少负俊才”。1870年(同治九年)由荫生补户部员外郎,1877年(光绪三年),以承袭爵位入京,与在华西方教士和外交官交游,进一步了解外国情况。1878年,派充出使英国、法国大臣,在英办理订造船炮事宜,补太常寺少卿,转大理寺。1880年,兼充出使俄国大臣,往圣彼得堡谈判改订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于次年2月24日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争回部分主权。 美丽富饶的新疆伊犁今天之所以仍属中国版图,曾纪泽功不可没,这一功绩也是他入选的最主要原因。 1883~1884年,在巴黎就法国侵略越南问题与法政府谈判,并建议清廷积极备战,坚决抵抗,反对在天津签订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1884年4月,被免出使法国大臣兼职。1885年6月,交卸出使英、俄大臣职。离英回国前,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阐述对中国内政外交和列强对华政策的观点,有一定的影响。回国后,因朝政腐败,终未施展其才。 除上述十人外,中国古代还有一些较为有名的外交使节,比如战国末年的唐雎(在中学时学过一篇文言文《唐雎不辱使命》),但其影响和意义却无法和以上十人相比,因此未入选。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称职的外交官他要具备的素质要比那些单纯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要更全面:他必须要爱国,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国家的利益所在;要机智,有极为出色的语言和交际能力;要知己知彼,了解对方的政经社情,善于准确把握对方的弱点,发现双方利益的汇合点。此外,还要有气节和精神。而上述十位我国古代的外交官就正因具备了这些素质,才能够做到了“出使四方,不辱君命”!
中国近代有历史性的一些外交史?
本文2023-11-02 11:47:23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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