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移民的现实原因，黄有泉 高胜恩先生归结为三个：　1、发展生产、提高国力。　明朝初期，对于这种人口剧减，府州生产力大衰退的情况下，明初统治者十分清楚，万分着急，朱元璋对此说的十分明白：“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不单最高统治者朱无际如此认识．几乎朝廷中的有识之士无不有这种认识，地方和中央官员纷纷上书，请求充实空旷之野，发展生产，提高财力。如．早在洪武三年，郑州知州苏琦就提出“时宜三事”，其第三事即“垦田以实中原。”他指出：“十年之间，耕桑之他变为草莽。方今命将出师，廓清天下。若不设法招徕耕种，以实中原。恐日久围国用虚竭。为今之计，莫若计复业之民肯田外，其余荒芜土田，宜责之守令，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官治牛种，及时播种，外与之置仓，中分收受。若遇水旱灾伤．踏验优免…”如此则中原渐致殷实．少苏转运之劳，流移之民亦得以永安田野矣。”　2、充实京师、巩固根本。　为防各地豪强做乱，朱元璋效法秦始皇、汉高祖，强迁各地豪强于京师。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朱元璋十分坦白地告诉工部官员说：“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联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后，也开始了有计划的充实北京工作。《明太祖实录》：“永乐元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四川、福建、广东、广西、陕西、河南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海、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微州等府。……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之后，又多次迁徙山西的人民到北京近郊一带。　3、防守边疆、加强国防。　屯田戍边，自汉代以来就是我国防守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屯田，指汉代以来历代政府为取得军队给养或税粮，利用兵士和农民垦种的荒废田地。历代屯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汉武帝时在西域屯田，汉宣布时在边郡屯田，都使用驻军，是为军屯；三国时，曹操在许下屯田，开始由典农官募民开荒种地，此为民屯。应募的农民称屯田客，规定官给牛、种，收获官六民四，如农民自带耕牛则所获对分；至明代才有了商屯。明行中开法，盐商在边疆募民开荒种田，以所得粮草换取盐引．即为商屯。由于屯田组织性强，耕地面积大，能采用先进耕作法，所以产量—般比较高，因而能为期廷积集大批的粮食，从而增强国家的实力。　三、洪洞移民的规模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自明代开始，从宋、金便有，元初不断，而到了明初，则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有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明代的迁民活动，延续了有明一代，不过主要在洪武和永乐年间。清乾隆年间，这种活动还在延续，不过是零星的。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迁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为主之人。根据《明史》、《明实录》的记载，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太原府辖州六县二十二；阳曲县、太原县、榆次县、太谷县、祁县、徐沟县、清源县、交城县、文水县、寿阳县、临县、盂县、静乐县、河曲县；平定州：乐平县；忻州：定襄县；苛岚州：岚县、兴县；代州：五台县、繁峙县、谆县；保德州；石州：宁乡县。平阳府辖州六县二十九：临汾县、襄陵县、洪洞县、浮山县、赵城县、太平县、岳阳县、曲沃县、翼城县、汾西县；蒲县；蒲州：临晋县、荣河县、猗氏县、万泉县、河律县；解州：安邑县、夏县、闻喜县、平陆县、芮城县；绛州：稷山县、绛县、垣曲县；霍州：灵石县；吉州：乡宁县、隰州：大宁县、石楼县、水和县。泽州辖县四：高平县、阳城县、陵川县、沁水县。潞州辖县六：长子县、屯留县、襄垣县、潞城县、壶关县、黎城县。辽州箔县二：榆社县、和顺县。沁州辖县二：沁源县、武乡县。汾州辖县三：孝义县、平遥县、介休县。　从现在看，迁出地应是临汾、运城、晋中等地区，太原、长治和晋城等市。可见当时在山西组织迁民的地区是相当大的，除雁北地区外，几乎包括了整个山西中南部。这些地区的迁民临行前，大部分人在洪洞大槐树下，办理迁移手续，领取户部颁发的迁移堪今，叙旧告别，然后各奔去处。　仅史书有确切记载的洪洞迁移活动达18次之多，其中洪武年间迁民10次。洪武六年与九年曾两次“迁山西及真定民屯风阳”。洪武二十—年，往河南彰德和太康迁民；二十二年和二十五年先后往河南迁民两次，总计3次。洪武二十—年，往山东临清、二十二年往山东东昌、先后两次迁民；二十二年，还从沁州往山东迁去自愿应募屯田者；二十五年又往山东迁民，往山东迁民共4次。往京师地区迁民共5次，洪武二十一年，迁往真定，二十二年迁往大名和广平、二十二年又迁往北平、二十五年迁往河北、三十五年迁往北平。洪武二十五年往大同等地，二十八年往塞北(即山西雁北、内蒙古、陕西等长城以北地区)迁民。永乐年间8次迁民全是往京畿地区(即河北、北京、天津等地)迁民的。　杨安样先生曾对大槐树迁民史实做了整理：根据《明太祖实录》、《明史·食货志》、《李善长传》、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等文献载，明初迁民，主要从内蒙古、苏松嘉湖杭五郡、山西以及其它零星地区迁出。洪洞迁民共十七项，占明初迁民记载六十六项的百分之二十六。现将洪洞古大槐树处迁民十七项分述如下：　1．《明太祖实录》卷110载：“洪武九年十一月徒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风阳屯田”。　2．《明太祖实录》卷131载：“洪武十三年五月，山西民为军者二万四千余户，悉还为民”。　3．《明大祖实录》卷193裁：“洪武二十—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显少……上访户部侍郎杨靖曰：…‘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新德(豫)、真定(冀)、临清(鲁)、归德(豫)、太康(豫)等处间旷之地，今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4．《明大祖实录》卷197载：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后军督朱荣奏：山西贫民徒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凡给田二万六千七十二顷；　5．胡广《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上以河南彰德、卫平、归德，山东临清东昌诸处土宜桑枣，民少而贵地利，山西民众地狭故多贫，乃命后军督府柬事事李恪等渝其民愿徒者，验丁佃田，其冒名多占者，罪之。复令工部榜渝”。　6．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给山西民兵十万人，钞各三十锭，令量牛屯田。　7．《明太祖实录》卷223载；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宋国公冯胜等籍民兵还。先是上遗胜等往太原、平阳选民丁立都伍，置卫屯田，至是还以所籍之数报之……计平阳选民丁九卫、太原、辽、沁、汾选丁七卫，……每卫五千六百人。　8．《明太祖实录》卷223载：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后军都督府柬事李恪、徐礼还京。先是命恰等往谕山西民愿徒居彰德者听。至是还报，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七府徒居者凡五百九十八户。计今年收谷粟麦三百余万石，棉花千—百八十万三千余斤，见种麦苗万三千一百八十余顷。上甚喜曰：“如此十年吾民之贫者少矣”。　9．《明大祖实录》卷236载：洪武二十八年正月，甲寅谴使救晋王桐，发山西都指挥使司属卫马步官军二万六千六百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10．《明太宗实录》卷21载：“永乐元年八月定罪囚于北京为民种田例。先是刑部尚书郑赐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等上言……北平、永平、遵化等处境地肥沃，人民稀少，凡徙危罪除……其余有犯俱免，免杖编成里甲，并妻子发北京、永平等府州县为民种田……礼部议奏：“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布政司就本政司编成里甲……上悉从之”。　11．《明太宗实录》卷12下裁：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命户部遣官核实出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　12、《明太宗实录》卷31裁永乐二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13、《明太宗实录》卷37载：永乐三年九月，徒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实北京。　14、《明太宗实录》卷40载：“永乐四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郡县史李懋等二百十四人言愿为民北京。命户部给道里费遣之”。　15、《明太宗实录》卷49载：“永乐五年五月，命户部从由西之平阳、泽、澜，山东之登莱好府州五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户给道里费一百锭．口粮六斗”c　16、《明太宗实录》卷103载：“永乐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二千三百余户于保定州，免赋役三年”。　17、《明太宗实录》卷106载，永乐十五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申外山等诣阙上言：“本处地孬且窄，岁屡不登，衣食不给，乞分丁于北京、广平、清河、真定、冀州、，南宫等宽闲之处，占籍为民，拨田耕种，依例输税，庶不失所。从之，仍免田租一年”。　四、 洪洞移民后裔　为方便洪洞移民后裔寻根问祖，笔者广查资料，谨列洪洞刘氏族谱几则供参考：　1、洪洞刘氏宗谱（八卷首一末一卷）清刘镇、刘志纂修，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本，人大藏。　　2、洪洞刘氏谱 清刘南沚，洪洞人。该谱为洪洞苏堡刘氏谱。清乾隆五年（1740）刻本。河北大学图藏　　3、洪洞 刘氏谱六卷首一卷 清刘大哲篡修，大哲，洪洞人。清嘉庆十五年（1810）刻本。人大图藏　　4、洪洞刘氏宗谱 撰人未详。据光绪二十三年（1897）、光绪二十六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等刘氏宗谱记载，有清同治年刻本。光绪二十三年本即以此本为蓝本。佚。　　5、洪洞刘氏宗谱 清刘殿凤等修。殿凤，洪洞人。该本是在乾隆、喜庆本的基础上生修的。在所有的几种增修、重修版本中，以刘殿凤所修光绪版为最好，此本内容、刻工都属上乘，以同治本为蓝本，分为十八个门类，但有所增删，由十二世孙殿凤、十六世孙钟作序，有康熙四十六年禄编序，乾隆五年三修序，同治元年四修序。记事至刘氏十九代孙。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洪洞县档案馆藏　　6、洪洞刘氏宗谱 清刘胜等修。胜，洪洞人。此谱是在乾隆、嘉庆、光绪等本基础上重新修订的，距光绪二十三年（1897）本仅三年时间，内容上无甚变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河北大学图藏　　7、洪洞刘氏宗谱 民国刘恒杰修。恒杰，洪洞人。该谱在乾隆、嘉庆、同治、光绪等谱的基础上重修。该谱与光绪本无大的差异，只是世系图延续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距光绪二十六（1900年）刻本，仅三十二年，恰是一代。可异的是缺少了第二册，需光绪本参照、补缺。纵观洪洞刘氏明晰，衍派有序，其原因就在于历代家谱之保存和续修。披阅旧谱，参照新谱，洪洞刘氏五百年的家族发民史，灿然可观。既可补正史、方志之不足，也可供社会学、民俗学，人口学等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民国二十一年刻本。河北大学图藏李吉王原霞提供。　　8、徐沟大常村刘氏系图。撰人未详，谱记明洪武年间始祖仲礼从洪洞大槐树下迁来徐沟大常村。十二世前皆单传，记至二十四代。民国二十六年（1937）抄本。　另山西图书馆也藏有部分山西刘氏家谱，目录如下：　刘氏尧山族谱（民国）杨寿村修清光绪三十二年修民国二十年续修本3册　刘氏家谱（民国）刘步青修，民国三十六年抄本1册 30页　沁县开村刘氏家谱（民国）刘步青纂修民国十三年抄本1册31页　洪洞刘氏宗谱二十卷首二卷末一卷（清）刘胜莲纂修光绪二十三年刻16册　洪洞刘氏宗谱六卷首一卷（清）刘大惁纂修嘉庆十五年刻本6册 696页　山西洪洞刘氏宗谱六卷（清）刘氏纂修乾隆二五年刻本6册 723页　山西洪洞刘氏宗谱（清）刘殿风等纂修光绪二十二年刻本16册 1358页　山西洪洞刘氏宗谱（民国）刘恒杰等纂修民国二十一年刻本15册 134页

宋濂，字景濂，其先金华之潜溪人，至濂乃迁浦江。幼英敏强记，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已，游柳贯、黄溍之门，两人皆亟逊濂，自谓弗如。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 逾十余年，太祖取婺州，召见濂。时已改宁越府，命知府王显宗开郡学，因以濂及叶仪为《五经》师。明年三月，以李善长荐，与刘基、章、溢、叶琛并征至应天，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寻改起居注。濂长基一岁，皆起东南，负重名。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基佐军中谋议，濂亦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尝召讲《春秋左氏传》，濂进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贬恶之书，苟能遵行，则赏罚适中，天下可定也。”太祖御端门，口释黄石公《三略》。濂曰：“《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毕具，愿留意讲明之。”已，论赏赉，复曰：“得天下以人心为本。人心不固，虽金帛充牣，将焉用之。”太祖悉称善。乙巳三月，乞归省。太祖与太子并加劳赐。濂上笺谢，并奉书太子，勉以孝友敬恭、进德修业。太祖览书大悦，召太子，为语书意，赐札褒答，并令太子致书报焉。寻丁父忧。服除，召还。 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命充总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学士。明年二月，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仍命濂等续修，六越月再成，赐金帛。是月，以失朝参，降编修。四年迁国子司业，坐考祀孔子礼不以时奏，谪安远知县，旋召为礼部主事。明年迁赞善大夫。是时，帝留意文治，征召四方儒士张唯等数十人，择其年少俊异者，皆擢编修，令入禁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之师。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 帝剖符封功臣，召濂议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讨论达旦，历据汉、唐故实，量其中而奏之。甘露屡降，帝问灾祥之故。对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春秋》书异不书祥，为是故也。”皇从子文正得罪，濂曰：“文正固当死，陛下体亲亲之谊，置诸远地则善矣。”车驾祀方丘，患心不宁，濂从容言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审能行之，则心清而身泰矣。”帝称善者良久。尝问以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举《大学衍义》。乃命大书揭之殿两庑壁。顷之御西庑，诸大臣皆在，帝指《衍义》中司马迁论黄、老事，命濂讲析。讲毕，因曰：“汉武溺方技谬悠之学，改文、景恭俭之风，民力既敝，然后严刑督之。人主诚以礼义治心，则邪说不入，以学校治民，则祸乱不兴，刑罚非所先也。”问三代历数及封疆广狭，既备陈之，复曰：“三代治天下以仁义，故多历年所。”又问：“三代以上，所读何书？”对曰：“上古载籍未立，人不专讲诵。君人者兼治教之责，率以躬行，则众自化。”尝奉制咏鹰，令七举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帝忻然曰：“卿可谓善陈矣。”濂之随事纳忠，皆此类也。 六年七月迁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命与詹同、乐韶凤修日历，又与吴伯宗等修宝训。九月定散官资阶，给濂中顺大夫，欲任以政事。辞曰：“臣无他长，待罪禁近足矣。”帝益重之。八年九月，从太子及秦、晋、楚、靖江四王讲武中都。帝得舆图《濠梁古迹》一卷，遣使赐太子，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太子以示濂，因历历举陈，随事进说，甚有规益。 濂性诚谨，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温树”。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间召问群臣臧否，濂惟举其善者曰：“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素上书万余言。帝怒，问廷臣，或指其书曰：“此不敬，此诽谤非法。”问濂，对曰：“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方开言路，恶可深罪。”既而帝览其书，有足采者。悉召廷臣诘责，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几误罪言者。”于是帝廷誉之曰：“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每燕见，必设坐命茶，每旦必令侍膳，往复咨询，常夜分乃罢。濂不能饮，帝尝强之至三觞，行不成步。帝大欢乐。御制《楚辞》一章，命词臣赋《醉学士诗》。又尝调甘露于汤，手酌以饮濂曰：“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又诏太子赐濂良马，复为制《白马歌》一章，亦命侍臣和焉。其宠待如此。九年进学士承旨知制诰，兼赞善如故。其明年致仕，赐《御制文集》及绮帛，问濂年几何，曰：“六十有八。”帝乃曰：“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濂顿首谢。又明年，来朝。十三年，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 濂状貌丰伟，美须髯，视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数字。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虽白首侍从，其勋业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 其明年，卒于夔，年七十二。知事叶以从葬之莲花山下。蜀献王慕濂名，复移茔华阳城东。弘治九年，四川巡抚马俊奏：“濂真儒翊运，述作可师，黼黻多功，辅导著绩。久死远戍，幽壤沉沦，乞加恤录。”下礼部议，复其官，春秋祭葬所。正德中，追谥文宪。 仲子璲最知名，字仲珩，善诗，尤工书法。洪武九年，以濂故，召为中书舍人。其兄子慎亦为仪礼序班。帝数试璲与慎，并教诫之。笑语濂曰：“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濂行步艰，帝必命璲、慎扶掖之。祖孙父子，共官内庭，众以为荣。慎坐罪，璲亦连坐，并死，家属悉徙茂州。建文帝即位，追念濂兴宗旧学，召璲子怿官翰林。永乐十年，濂孙坐奸党郑公智外亲，诏特宥之。(摘自明史)

（宋濂）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翌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间召问郡臣臧否，濂惟举其善者，曰：“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素上书万余言。帝怒，问廷臣。或指其书曰“此不敬，此诽谤非法。”问濂，对曰：“彼尽忠于陛下耳，陛下方开言路，恶可深罪。”既而帝览其书，有足采者。悉召廷臣诘责，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几误罪言者。《明史-宋濂传》） 译文宋濂曾经与客人饮酒，皇帝暗中（秘密）派人去侦探察看。第二天，皇帝问宋濂昨天饮酒没有？座中的来客是谁？饭菜是什么东西？宋濂全部拿事实回答。皇帝笑着说：“确实如此，你不欺骗我。”皇帝秘密地召见（宋濂）询问。起大臣们的好坏，宋濂只举岀那些好的大臣说说。皇帝问他原因，宋濂回答道：“好的大臣和我交朋友，所以我了解他们；那些不好的，（我不和他们交往，所以）不能了解他们。”主事茹太素上奏章一万多字。皇帝大怒，询问朝中的臣子。有人指着茹太素的奏章说：“这里不敬，这里的批评不合法制。”（皇帝）问宋濂，回答说：“他只是对陛下尽忠罢了，陛下正广开言路，怎么能够重责（他）呢？”不久皇帝看茹太素的奏章，有值得采纳的内容。把朝臣都招来斥责，于是口呼宋濂的字说：“（如果）没有景濂，（我）几乎错误地怪罪进谏的人。”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别号：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浦江（今浙江浦江）人，明初文学家。他家境贫寒，但自幼好学，曾受业于元末古文大家吴莱、柳贯黄等。他一生刻苦学习，“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顺帝曾召他为翰林院编修，他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修道著书。 至正二十年（1360），与刘基、章溢、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尊为“五经”师。洪武初主修《元史》，官至学士承旨知制造。后因牵涉胡惟庸案，谪茂州，中途病死。著作有《宋学士文集》、《孝经新说》、《东阳马生序》 等。 明初朱元璋称帝，宋濂就任江南儒学 提举，为太子（朱标）讲经。洪武二年（1369），奉命主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年（1377），以年老辞官还乡。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党案，全家流放茂州（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途中病死于夔州（现在重庆奉节县）。 宋濂其人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以继承儒家封建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取法唐宋，著作甚丰。他的著作以传记小品和记叙性散文为代表，散文或质朴简洁，或雍容典雅，各有特色。明朝立国，朝廷礼乐制度多为宋濂所制定，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刘基赞许他“当今文章第一”，四方学者称他为“太史公”。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是“开国文臣之首”。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强调“辞达”，注意“通变”，要求“因事感触”而为文，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 有明一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宋濂。 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当时，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因名其楼为“青萝山房”。兵祸之后，官私藏书毁损严重，而宋濂因隐居山中，仍能坐拥书城。明祁承汉《澹生堂藏书红》说：“胜国兵火之后，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便已藏书万卷。”清载殿泗《风希堂文集》卷二《宋文宪公全集序》则说宋濂“始自潜溪徒浦江，得卷氏藏书之富，首推宋濂 ”。 宋濂藏书之精华，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如北宋本《长庆集》，先后为钱曾、黄丕烈、潘祖荫所藏。《百宋一廛赋》：“庐山《长庆》，见取六丁；金华太史，独著精灵。”注：“《长庆集》北宋时镂版，所谓‘庐山本’者。庚寅一炬，种子断绝，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图记宛然，古香可爱，推稀世珍。”又有宋本《春秋经传集解》、《史记》、《文选》等流入清宫内府，《天禄琳琅续编》有记。宋濂还曾藏有宋刊《事林广记》，后归广东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 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但这里也有区别：以韩愈、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理论上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轻视“文”；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论点，以防文人在“道”之外又受“文”的诱惑。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在《文原》一文中，他强调了文“非专指辞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显现，文与道相始终，道在哪里，文亦在哪里。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复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白云稿序》）；“文外无道，道外无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复有文”；贾谊、司马迁所得的仅是“皮肤”，韩愈、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经之文”。至于明显不合“温柔敦厚”标准的各种文章，在宋濂看来，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论是一种受官方支持立场，这一点可以由《元史》的体例得到证明。自范晔《后汉书》分立《儒林》、《文苑》两传，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元史》却取消了这种区分，单立《儒林传》，认为“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在朝廷正式支持下，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着美化、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统”文学的集中表现。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即使用强力去扭转，也还是有困难。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还是存在两面性。 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明初杨氏去世后，他为之作墓志铭，对杨的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旷达”和“玩世”的生活情态，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编辑本段]宋濂经典 宋濂为文强调明道致用，宗经师古，力主义理、事功、文辞三者统一。尤长散文，纪传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均能抓住细节，突出性格，渲染无多，感染却深；写景如《桃花涧修契诗序》、《环翠亭记》，简洁清秀，迈似欧阳修。著作计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龙门子》、《潜溪集》、《萝山集》、《浦阳人物记》、《翰苑集》、《芝园集》等。后合刻为《宋学士全集》七十五卷。 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 －－宋濂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夷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彼时君明臣良，足以纲维天下，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鸠兄，至于弟收兄妻，子征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 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抱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乃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假元号以济私，恃有众以要君，凭陵跋扈，遥制朝权，此河洛之徒也；或众少力微，阻兵据险，贿诱名爵，志在养力，以俟衅隙，此关陕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为名，乃得兵权。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式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丐，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逾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等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宋濂后裔 宋濂，字景濂。出生于金华潜溪（今金东区 傅村镇），后举家迁居浦江青萝山。少时就学于金华闻人梦吉。后慕名至浦江东明精舍从吴莱学，又游学于柳贯、黄溍之门。至元二年（1336），应浦江义门郑氏之聘，讲学于浦江青萝山下东明精舍。前后主讲席20多年。曾任浦江月泉书院山长。元至正九年（1349），被荐为翰林院编修，以亲老辞谢，隐居龙门山著书讲学。 至正十八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开郡学，聘为五经师。次年，应征至应天（南京），任江南儒学提举，授太子经，修起居注。常侍朱元璋左右，以备顾问，明洪武二年（1369），任《元史》总裁官，书成，升翰林学士。四年，调任国子司业，次年升赞善大夫。太祖征召四方儒士，择少年俊异者入宫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师。六年升侍讲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十年，致仕归里。 宋濂勤奋好学，著作甚丰。系明代“开国文臣之首”。著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潜溪集》、《萝山集》、《浦阳人物记》等。后人将其诗文合辑成《宋学士全集》75卷。文章不仅风行国内，当时在高丽、安南、日本等国亦广为流传。 如今有两部宋濂后裔宗谱《长陵宋氏宗谱》（今兰溪市横溪镇宋宅、大斯等村宋濂孙宋怿、曾孙宋信后裔）和《潜溪宋氏宗谱》（横溪镇下溪前村宋濂孙宋恺后裔），写成《宋濂后裔祖籍考》在《浙江日报》、《古今谈》和《兰溪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0年5月出版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中又发现了一部宋濂孙宋愠后裔宗谱《京兆宋氏宗谱》（兰溪），这破解了宋濂孙宋愠的下落不明的千古之谜，此对于研究宋濂生平以及浙东学派等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据介绍，该宗谱为清宋永坛等纂修，清道光19年（1839）木活字本，1册，存卷1-5。 宋濂后裔祖籍考 宋濂始祖为宋宪，唐时自京兆迁吴兴，继迁婺州乌伤（义乌），而金华，而浦阳。始迁祖愠，明洪武间自浦阳避居兰溪，家于城南15里横山乡聚凤岩。明名臣宋濂出于是祖。卷一凡例、家规等，录有明方孝儒撰《潜溪先生祭文》，卷二像赞，余卷载世系、世谱等。该宗谱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从宋濂后裔故乡兰溪宋宅传来消息，他们将联合所有的宋濂后裔和有关部门修葺“宋氏家庙”，筹建宋濂纪念馆，相信这一部宋濂孙宋愠后裔宗谱《京兆宋氏宗谱》的发现，对此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最近出版的《浙江家谱总目》共收五部宋濂后裔的家谱。 其提要分别如下： 一、[兰溪]浦阳长陵宋氏宗谱：十六卷/宋安成编纂—1945年三近堂木活字本—16册—书名据书名页题—12修本 始祖：伯成，宋代自严州府城（今建德市梅城镇）公村村迁居浦江县邑城（今浦阳镇）。始迁祖：信，明建文年间（1369～1402）自浦江县邑城迁居本邑长陵村宋宅自然村（今兰溪市横溪镇宋宅村）。本谱始修於清顺治十一年（1654）。世系修录至第七十九世，排行字为文。本支派排行字自四十一世起：亚庆芳昌万福俊殷富道安泽连玭清洪庸荣乾杰仁圣祯祥瑞雍熙福寿隆慈和积善厚忠孝显文宗。卷一：源流、谱序、图像、年表；卷二：传赞、议约；卷三、四：世系图；卷五～十五：行传；卷十六：坟图、助约。珍贵史料：议约、助约。收藏单位：兰溪市横溪镇宋宅村宋其信、宋来今 二、[金华]金华上目宋氏宗谱：□□卷—1927年木活字本—6册—存卷一～六—书名据卷端题 始祖：宪，字秉彜，唐武德年间（618～626）自京兆府城（今陕西西安市）迁居浙江吴兴府城（今湖州市）。始迁祖：恺，行传，宋代自浦江县迁居金华县（今金华市金东区）芝麻山头村（今属赤松乡）。世系修录至第二十四世，排行字为信。本支派排行字自六世起：传曾寿庆瑞华昂惟荣祥皋嘉彬美仁义礼智信。卷一：墓图；卷二：世系图；卷三～六：行第。 三、[兰溪]潜溪宋氏宗谱：四卷/宋学炳等编纂—1923年同乐堂木刻本—4册—书名据书名页题—10修本 始祖：宪，字秉彜，唐武德年间（618～626）自京兆府城（今陕西西安市）迁居浙江吴兴府城（今湖州市）。始迁祖：瓒，明洪武十三年（1380）自浦江县感德乡孝门桥村（今属郑宅镇）上寿罗山自然村迁居本邑通化乡樟树潭村（今兰溪市横溪镇下溪前村）。本谱始修於明代。世系修录至第三十二世，排行字为常。本支派排行字自十八世起：恺悌纯怀允恭克让系厚熙伦纪纲常。卷一：谱序、谱记、像赞、行状；卷二：世系图、宅图、祀产、议约；卷三：行传引、行传；卷四：行传。 珍贵史料：议约。 收藏单位：兰溪市横溪镇下溪前村宋永剑 四、浦江宋氏宗谱：十四卷—1945年木活字本—14册—书名据封签题—10修本 始迁祖：子啜，明嘉靖年间（1522～1566）自浦江县通化乡长陵村宋宅自然村（今兰溪市横溪镇宋宅村）迁居本邑觉寺村（今前吴乡宋宅村）。本谱始修於清顺治十一年（1654）。世系修录至第三十一世，排行字为寅。本支派排行字自十七世起：子文大国登家承祖德元士绍其贤寅恭怀辅佐希遇乐良田。卷一：家宝、谱序、祖像、墓志铭、谱例；卷二：像赞、传略；卷三：像赞、传略、寿序、诗文；卷四：祭仪、祭约、助银、田产、墓图、坟图；卷五、六：世系图；卷六～十四：行传。 五、[松阳]朱竹京兆郡宋氏宗谱：二卷—清宣统三年（1911）木活字本—1册—存卷二—3修本 始祖：韬，濂第三子（笔者按：此处估计记载有错误，其可能是宋濂的后裔），明永乐年间（1403～1424）自浦江县迁居松阳县宋村村（今三都乡呈回村）。始迁祖：回一，明正统年间（1436～1449）自松阳县宋村村迁居本邑朱竹村（今属三都乡下田村）。本谱始修於清咸丰六年（1856）。世系修录至第十八世，排行字为正。本支派排行字：回记成俱二（显）叶道子恒文万士有运显（礼）嘉承正起元道德仁礼智。卷二：世系。 收藏单位：松阳县板桥畲族乡大毛科村宋华发

揭开两座朱升墓的神秘面纱

朱升父子背后的神秘事物

洪武二年，朱升邀请老龟山回到石门。他患有肺病，死于石门两年后他回到了家。

然而，他的坟墓在江苏盐城，这是朱的后代建造的墓。墓碑记载洪武二年，他以年事已高、祭祖为由辞官退隐。怀一夫人到了东海，搬到了余旭西溪，并在南龙岗建了一个房间。次年病逝，葬于盐城南龙岗文曲沟，享年72岁。

来自朱升枫林集和朱彤覆瓿集，我们可以整理出朱升他生前和死后的生活轨迹。可以肯定，朱升晚年是在石门度过的，关于盐城的记载是错误的。

至少，现在唯一的证据是第七孙朱的墓落在盐城，卒于明朝弘治十七年十二月。

从1370年去世，到1504年第七孙朱去世，中间间隔了134年。

在朱升死了，为什么詹天葬在枝头后还要埋？

朱升到底在哪里墓？

古徽州人有个习俗。六十岁以后，他们得自己准备棺材和墓地。朱升已经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墓地，那就是詹田。

公元年，有一首朱升写的五言诗：

朱升的墓址一定是经过风水老师勘察和挑选的。这首诗不t表示时间，但从海中尘埃可以看出，朱元璋当时已经掌控了大局，国内局势趋于稳定。从诗中可以看出，为什么亲朋好友哭着笑着进了幽冥？可以看出，朱升是漠视法律的人生老病死。

然而，朱升死后并没有立即葬在湛天。据弘治朱枫林集，葬于岔口，后改为占田。

仔细看得詹田佳城，发现休宁县有个岔口乡，离石门20公里左右；石门的Tyana-Taylor附近也有一个分支，是一个自然村。离石门只有2公里左右。

显然，朱升的墓首先葬在石门附近的岔口村，而不是在距石门约40英里的休宁岔口乡。

我查了明朝嘉靖到民国歙县的区划。民国徽州府志年，石门、岔口、占天都是二十五都，占天都是占天。根据安徽省地图册的说法，詹是一位远见卓识的大师。

为什么你不把朱升风水宝地占田埋了，先把树枝埋了？这个谜可以从朱彤的文章。朱仝在歙县志年说：

唉！流动的时间是迅速的，节日的顺序改变，死亡和哭泣迫在眉睫，发生沉重的崩溃。按照三月的仪式安葬，今天可以师循，泥冢书上杨拘讳说，此固先考命之注意，可不要打破它的混乱。

古代汉族的丧葬仪式很讲究：孝子从父母去世到出殡哭个不停；葬礼后，当我想起我的父母时，我会哭，但我不会。我选择不了时间，我称之为一直在哭。即死亡终止，丧祭是结束一直哭泣的仪式。此后改为每天早晚一次的哭饮，称为有时哭。

按照周朝的礼制，士子葬于三月。自安葬之日起，共举行三次丧仪，第三次丧仪后的第一天举行丧仪。此时距死亡开始约100天。后来，民间的百日祭起源于悼念仪式。

朱彤

从湛天到湛天有一个地名变化的过程。嘉靖康熙字典记载歙县有6、8、8个村，包括九田田、石门、黄墩。

至清顺治卒哭祭先考文年，有石门、占天等。在二十五个都城中，占天就成了占天。

到了青干龙，图19，25，6村还有石门村，没有占田村，增加了一个新的岔口村。

清道光二十五都村，图六，图四十四，加占田村，占田又成占田；

到民国时，二十五都有六个村，图40，包括石门、占田、南溪-西南、黄墩等。增加了石滩、乔婷、承天、岔口等村。

到2005年，王村镇有了张甜村，石门乡有了石门村。解放前，二十五都的张甜村和石门村分属两个乡镇，一直保留至今。岔口村去了其他村，地图上还有一些。

因此，占田、占田、占田、岔口、石门都在明朝第二十五个都城的范围内，与地方志中记载的朱升葬地有关。

为什么会有朱升盐城的王陵？

现在，问题已经基本搞清楚了。朱升支入关后，其墓先迁至占田，即今歙县王村镇张甜村。

在朱升死后，朱彤在京都工作。洪武十八年他卷入了户部侍郎郭桓的案子，死于狱中。这一年，他才46岁。

我原本以为朱彤他去世后，他的孩子将离开石门逃离家乡，可能到盐城。但是，看完范莱的文章，我觉得事实并非如此。

范莱，即范希阳，休宁人，万历进士，任浙江右使，调任福建左使。

万历四十四年，朱升去世后，79岁的范来成从山下到了石门，见到了朱的后裔朱世信、朱、朱。因为他们被展出，他们崇拜老师的肖像。阅读

这个信息太珍贵了。按年表，朱士信等人大约是朱升的第十三个孙辈，至今仍住在石门，虔诚地坚守着祖先，保存着朱升的画像和遗物。就连朱元璋在梅花正月题写的匾额，也依然如新。

据盐城出土文物记载，早在明弘治十七年，第七孙朱就葬在盐城。这表明朱升的一些后裔已经离开石门谋生。

经过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

1朱彤18岁结婚。朱升活着的时候，他有一个孙子。朱彤冤案牵连的是贪腐案，不是谋反案，所以不会像李善长那样伤及九族和子孙。因此，朱彤的后代仍然安全地生活在石门。

2尽管朱升去世多年，但他的光辉将永存。历代官员、学者都曾来石门朝拜，徽州府志年有很多这样的悼词。例如，洪武四年，王的将军在镇上掌管徐，来到辛安与众人寒暄，晚间留在石门，祭奠前翰林朱公之。武第四年，的得意门生黄夏侯_的弟弟权等。和十三年，翰林写唐高也来祭奠，并留有追悼会。直到万历四十四年，朱升范蠡死后，福建左布政使范蠡仍来石门吊唁。这表明人们从未停止怀念朱升。然而，一些朱升的后代仍然坚持他们的祖先和老房子，供人们哀悼。

3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彤后裔繁衍，莆田那点小茶山，很难养活一大批人。朱后人或离开大山，或求学做官，或经商谋生

朱的祖先可能是在成化外出谋生，定居盐城经商，成为第一批徽州盐商。我的妻子到了东海，搬到了余旭西溪，并在南龙岗建了一个房间。这个家谱的记录应该是朱的活动轨迹的祖先，但绝对不是朱升。因为年老多病的朱升夫妇可以经受不住这种考验，他们不会赢don’不要为了保命而把自己的祖先和后代抛弃在家乡。当朱他的祖先离开石门时，可能带走了一些朱升的遗物，如衣服和帽子，以作纪念。当他们到达异乡时，他们把这些衣服埋在朱升的纪念碑下以纪念他们。为了在清明等节日祭奠晚辈。

衣冠冢是古代一种常见而重要的纪念方式，始于黄帝。:商说，听说黄帝不死，有葬，为什么？或者：黄帝遣仙上天，群臣葬衣有纪念碑的记录。

杨贵妃的王陵位于昌安、史可法的冠墓位于鲁安徽省安市。杨静、袁崇焕、孙中山等许多名人都有他们的皇冠。祁门古英雄梅云葬于今江西省余干县祁门、梅岗。两个地方都有墓葬的记载。有一种说法是，梅她的遗体葬在梅岗，她的墓位于祁门县南郊的五法寺。甚至歙县都图全载也支持这种说法。

有一点可以肯定，朱升死于徽州石门，遗体葬于湛田。

至于盐城墓，如果有这种东西，那只能是衣冠冢，但它可以不能说这是一座假墓。

纪念碑也是后人祭奠的圣地。我们感谢盐城人民纪念朱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