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范纯仁传原文及翻译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02浏览：1收藏

宋史范纯仁传原文及翻译,第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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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宋史·范纯仁传》原文：

范纯仁，字尧夫，中皇祜元年进士第。以著作佐郎知襄城县。兄纯祜有心疾，奉之如父，药膳居服，皆躬亲时节之。宋庠荐试馆职，谢曰：“辇榖之下，非兄养疾地也。”

富弼责之曰：“台阁之任岂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襄城民不蚕织，劝使植桑，有罪而情轻者，视所植多寡除其罚，民益赖慕，后呼为“著作林”。兄死，葬洛阳。韩琦、富弼贻书洛尹，使助其葬，既葬，尹讶不先闻。

纯仁曰：“私室力足办，岂宜慁公为哉？”移齐州。齐俗凶悍，人轻为盗劫。或谓：“此严治之犹不能戢，公一以宽，恐不胜其治矣。”纯仁曰：“宽出于性，若强以猛，则不能持久。”

有西司理院，系囚常满，皆屠贩盗窃而督偿者。尽呼至庭下，训使自新，即释去，期岁，盗减大半。知河中，诸路阅保甲妨农，论救甚力。除给事中。司马光为政，将尽改熙宁、元丰法度。

纯仁谓光：“去其太甚者可也。”左相吕大防奏蔡确党人甚盛。纯仁面谏朋党难辨，恐误及善人。遂上疏曰：“举用正直，而可以化枉邪为善人，不仁者自当屏迹矣。”纯仁凡荐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议，其人不知自纯仁所出。

或曰：“为宰相，岂可不牢笼天下士，使知出于门下？”纯仁曰：“但朝廷进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于我邪？”纯仁性夷易宽简，不以声色加人，谊之所在，则挺然不少屈。

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尝曰吾受失所学得之忠怒二字一生用不尽以系立朝事君接待友亲睦宗族未尝须臾离此也每戒子弟曰：“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谥曰忠宣。

范纯仁，字尧夫，考中皇祐元年进士。以著作佐郎身份任襄城县知县。他的哥哥范纯祐有心痛的疾病，范纯仁侍奉他就像侍奉父亲一样。医药、饮食、居住、服饰，他都亲自按时安排。宋庠推荐他担任馆职，他推辞说：“京师，不是我哥哥养病的地方。”

富弼责备他说：“台阁的任职难道容易得到吗？何必如此。”最终他没去就职。襄城县百姓不养蚕织丝，范纯仁劝勉百姓种植桑树，有罪而情节较轻的，看他种植桑树多少而减免其所受处罚百姓依赖仰慕（他），后来把桑林称为“著作林”。

前一段时间，赵丽颖和冯绍峰主演的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热播，剧中的盛明兰爱情和事业两手抓，威武霸气，巾帼不让须眉。那么，宋朝的女人们的腰杆到底有多硬呢？

一提起宋朝的女子，我们就立马想到了程朱理学讲的什么“三从四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宋朝的女人们腰杆都很硬。在宋朝的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主人正日不沾家，在整个院子里就女主人的最大。她们在家庭中有规劝丈夫、管教子女、主持子女婚事、管理奴婢等职责。

除此之外，宋朝的女人们在家庭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好的贤内助甚至有可能成为整个家庭奠定富裕的根基。部分妇女除了操持家务外，甚至还可以插手夫君的狱讼、政务，甚至军务。例如宋仁宗朝重臣孙沔的夫人边氏，不仅帮着处理家务，而且还为自己的丈夫排兵布阵出谋划策。

宋朝女人们自己的嫁妆自己花，除了家庭大权，宋朝的女人们还有大量的私房钱。嫁妆是宋朝女人们私房钱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宋朝嫁闺女都会准备丰厚的嫁妆，被称为“傍身钱”，以确保自己不被夫家轻视。宋代女人们的嫁妆中除了金银之外，还往往有包括田宅、铺面等不动产。而一些朝廷的命妇还往往有一些特殊的收入。例如宋朝的朝廷会在特定的时间给这些大臣的亲属以及朝廷命妇一些赏赐。因此，宋朝的女人们都是富婆，完全不需要依附男人们，看男人们的脸色。

宋朝的女人们婚姻自由，允许改嫁。在宋朝的法律中规定，不论丈夫是否在世，宋朝女人们的嫁妆完全就掌握在女人们的手中，完全归女人们支配。同时，宋朝的女人们可以在丈夫死后继承其应有的财产，并且还可以带着财产改嫁。很多人都误解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认为宋朝的女人们在丈夫死后，只能守寡，这是错误的。说出这句话的程颐在外甥女的丈夫死后，曾将自己外甥女接回家再嫁他人。除此之外，范仲淹也在其子范纯祐死后，亲自作主讲自己的儿媳妇嫁给了自己的门生王陶。

南宋程朱理学刚刚出来时，影响比较小，并没有多少影响女人的地位和生活。但是到了明朝的时候，程朱理学大行其道，存天理，灭人欲。从此，彻底改变了古代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女人要守节，好女不嫁二男，女人们只是男人的附庸，活得非常憋屈。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1]），字希文。祖籍邠州，后移居苏州吴县。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2]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权知开封府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宋夏战争爆发后，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的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对宋夏议和起到促进作用。西北边事稍宁后，仁宗召范仲淹回朝，授枢密副使。后拜参知政事，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发起“庆历新政”，推行改革。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自请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年六十四。宋仁宗亲书其碑额为“褒贤”。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至清代以后，相继从祀于孔庙及历代帝王庙。

范仲淹在地方治政、守边皆有成绩。其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3]。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

（概述图来源：清殿藏本范仲淹像[4]）

本名

范仲淹

别名

朱说、范履霜、范文正

字

希文

所处时代

北宋

民族族群

汉族[5]

人物关系

范纯祐

儿子

范仲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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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正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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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青

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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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经历

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任丽水县丞，时逢中原兵乱，遂定居吴县（今苏州市）。[7]

宋代范仲淹画像

五代时，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父亲范墉早年亦在吴越为官。宋朝建国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大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8]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丁丑日（10月1日）[1]，范仲淹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9][6]

淳化元年（990年），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yu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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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读及第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11][12][13]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14][2][15]

元代范仲淹画像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16]，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鉴于已有朝廷俸禄，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17]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以治狱廉平、刚正不阿[18]，升为文林郎、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19][20][21]（一说，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母丧后方更名[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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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治堰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24][25][26]西溪濒临黄海之滨，唐时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苦难深重。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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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公堤遗址

天圣三年（1025年），张纶奏明朝廷，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天圣四年（1026）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工程由张纶主持完成。[29]

执教兴学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为母守丧，居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宁陵县。[30]时晏殊为南京留守、知应天府，闻范仲淹有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31]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范仲淹声誉日隆。[32]

商丘应天府书院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33][34]宰相王曾对万言书极为赞赏，时晏殊在枢府，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遂面圣陈述范仲淹既往政绩。[35]十二月，仁宗征召范仲淹入京，任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36][37]

秉公直言

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39][40]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41][42][43]

范仲淹苏州石刻像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44][45]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调任陈州通判。[46][47]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48][49]；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对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50]，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51][52]；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53]。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54]

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55][56]时群臣多议太后垂帘时为政之失，范仲淹却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57][58]仁宗因刘太后新亡，欲立杨太妃（宋真宗章惠皇后）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范仲淹认为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59]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60]

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61]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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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阁请对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误伤仁宗[65]，宰相吕夷简因与皇后有隙，遂协同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66]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也向皇帝进言。因吕夷简事先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疏入内廷，不得奏。[67]范仲淹遂率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吕夷简理屈词穷，无以为对。[68][69]

范希文像

第二天，范仲淹与众人商议，打算早朝之后，将百官留下，再次与宰相谏争。一行人刚走到待漏院，朝廷诏书下达，外放范仲淹知睦州，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70][71]河阳签判富弼上书仁宗，建议诏还范仲淹入京，以开言路，未得批复。[72]

景祐党争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辟所居南园之地，兴建郡学。[73]时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74]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75]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76]，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77][78]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79]

古画《范仲淹像》

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80]；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81]；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82]，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83]，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独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84]

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85][86]

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87]

戍边西北

宝元元年（1038年），原称臣于宋的西北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1039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宋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三川口之战），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因边事吃紧，宋仁宗以范仲淹众望所归，召回京师，担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88]七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89][90]八月，范仲淹兼知延州。

宋代金明寨遗址

范仲淹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先前，边路分马步军部署统兵万余人，兵马钤辖领兵五千，兵马都监带兵三千，御敌时官卑者先出战。范仲淹在检阅州兵马后得一万八千人，分为六部，每部置一将，加强训练，根据“敌之寡众”分别出战。此后，他派兵相继夺回塞门诸寨，修复已破荡的金明寨、万安城等。九月，范仲淹遣将军任福破白豹城（今甘肃华池东北约25公里处），迫使入侵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的西夏军撤兵。又派狄青等攻取西界芦子平，种世衡兴筑青涧城（在延州北约200华里处），营田实边。十月，遣朱观等袭破西夏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鄜城，作为军事基地，节省边费。仁宗为这支军队赐名康定军。十二月，朝廷采纳韩琦、尹洙之策，下诏在次年（1041年）正月上旬，由泾原、鄜延两路同时出兵，大举伐夏，但范仲淹与在朝中的杜衍、欧阳修等皆以为条件不成熟，主张积极防御，寻觅战机，小规模出击。[91][92][93]范仲淹在戍边西北期间，逐渐培养出狄青、种世衡、郭逵等有才干的将领，其他如张亢、王信、范恪、周美等，也是范仲淹所拔擢的。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94]，仁宗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上疏，建议加强边防守备，徐图西夏，仁宗采纳。范仲淹又奏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95][96]

范仲淹手书“嘉岭山”崖刻

二月，李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仁宗批准夏竦反攻计划，韩琦命尹洙谒见范仲淹，联络同时发兵。范仲淹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好水川之战）。[97]四月，仁宗降夏竦为豪州通判，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职责不变。[98]

五月，范仲淹改知庆州，兼环庆路都部署司事。李元昊起兵时，曾联络羌族，约定环庆路酋长六百余人为其向导。范仲淹到任后，即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与之签订条约，严明赏罚，羌族遂脱离西夏，为宋效力。[99][100]为进一步稳固边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顺城，遏止白豹城、金汤城一带的西夏军进犯[290][101][102]；同时，修葺细腰、胡芦等军塞，切断敌军通路，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宋朝。[103][104]

范纯仁（1027年6月－1101年），字尧夫，谥忠宣。北宋大臣，人称“布衣宰相”。参知政事范仲淹次子。1027年6月，范纯仁生于南京应天府。宋仁宗皇祐元年进士。曾从胡瑗、孙复学习。父亲殁没后才出仕知襄邑县，累官侍御史、同知谏院，出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转运使。宋哲宗立，拜官给事中，元祐元年同知枢密院事，后拜相。宋哲宗亲政，累贬永州安置。范纯仁于宋徽宗立后，官复观文殿大学士，后以目疾乞归。建中靖国年间去世，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諡号忠宣。著有《范忠宣公集》。范纯仁生平

早年经历

在范纯仁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母亲李氏梦见一小孩从月亮中坠下来，她以裙子接着，接而生下了范纯仁。范纯仁天资警悟，八岁就能讲解所学的书。因其父范仲淹而被任命为太常寺太祝。

中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调任武进县知县，但以远离双亲而不赴任。又改派为长葛县知县，仍然不前往。范仲淹对他说“：你以前以远离双亲为理由不去赴任，现在长葛县离家不远，还有什么可说的哩？”范纯仁说“：我怎能以禄食为重，而轻易离开父母！长葛县虽离家近，但亦不能完全实现我的孝心。”范仲淹门下多贤士，像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类，纯仁都与他们有良好关系。他自己也不分白天黑夜，努力学习；有时因学习到深夜，油灯的烟雾把帐顶都熏成了像墨水一样的颜色。

出任县令

范纯仁在范仲淹去世后才出来做官。出任许州观察判官、襄邑知县。县里有一处牧场，卫士在那里牧马，马践踏了百姓的庄稼，范纯仁抓捕了一个卫士处以杖刑。这牧场本来不隶属于县里，管理牧场的官员发怒说：“这是陛下的宫廷值宿护卫，你一个县令怎么敢如此？”就把这事向宋神宗禀报，要立即予以审理治罪。范纯仁说：“供养军队的钱物是由田税所出，如果听任他们糟蹋百姓的农田而不许追究，那么税钱从哪里来呢？”宋神宗下诏释放了他，并且允许把牧场交由县里管理。凡是牧场由县里管理，从范纯仁开始。

同知谏院

后被任命为同知谏院。他上奏说：“王安石改变了祖宗法度，搜刮钱财，使民心不得安宁。《尚书》说：‘怨恨哪里在明处呢，要注意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啊。’希望皇上能注意那些看不见的怨恨。”宋神宗说：“什么是你说的看不见的怨恨呢？”范纯仁回答说：“就是杜牧所说的‘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啊。”宋神宗赞许他，采纳了他的意见，说：“你善于分析政事，应该为我逐条分析上奏自古至今可以作为借鉴的天下安定和动乱的史实。”于是就写了一篇《尚书解》献给宋神宗。富弼任宰相，称病在家闲居，不理政务。范纯仁说：“富弼蒙受三朝君主的恩顾和倚重，应当自己主动担当国家的重任，可他却为自己之事的忧虑超过了为众人之事的忧虑，为自己疾病的忧虑超过了为国家的忧虑，在报效君主和立身处世两个方面都有过失。富弼与我父亲，平素要好，我现在知谏院，不考虑私情来进忠告，愿将这本书给他看，让他自我检省。”

庆州知州

又出任庆州知州。当时秦中一带正遭饥荒，他自行决定打开常平仓放粮赈济灾民。下属官员请求先上奏朝廷并且等待批覆，范纯仁说：“等到有批覆时就来不及了，我会独自承担这个责任。”有人指责他保全救活的灾民数字不符合实际，宋神宗下诏派使臣来查办。正遇上秋季大丰收，百姓高兴地说：“您确实是救活了我们，我们怎么忍心连累您呢？”昼夜不停地争着送粮归还他。等到使臣到来时，常平仓的粮食已经没有亏欠了。调任齐州知州，齐州的民俗凶暴强悍，百姓任意偷盗劫掠。有人认为：“这种情况严厉处置还不能止息，您一概宽以待之，恐怕那里需要整治的违法乱纪事情不能穷尽了。”范纯仁说：“宽容出于人性，如果极力地严惩，就不能持久；严惩而不能持久，以此来管理凶暴的百姓，这是造成刁顽的方法啊。”有一处掌管刑狱的衙门常常关满了囚犯，都是犯了盗窃罪行的屠夫商贩之类的人，关押在这儿督促他们赔偿的。范纯仁说：“这些人为什么不让他们保释后缴纳呢？”通判说：“这些人（如果）被释放，（就）又会作乱，官府往往会等他们因疾病死在狱中，这是为民除害啊。”范纯仁说：“依照法律，他们所犯的罪不至于死罪，却因这样的意愿而杀死他们，这难道是依法处理吗？”将他们全部叫到官府庭前，训诫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做人，就把他们都释放了。等到满了一年，盗窃案件比往年减少了大半。被授官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高风亮节

范纯仁凡是举荐人才，一定凭天下公众的议论，那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是范纯仁所推荐的。有人说：“担任宰相，怎么能不罗致天下的人才，使他们知道出自自己的门庭之下呢？”范纯仁说：“只要朝廷用人不遗漏正直的人，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知道是我所推荐的呢？”

范纯仁的性格平易宽厚，不以疾言厉色对待别人，但认为是符合道义之处却挺拔特立，一点也不屈从。从布衣到宰相，廉洁勤俭始终如一。曾经说过：“我平生所学，得益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尽。以至于在朝廷侍奉君王，交接同僚朋友，和睦宗族等，不曾有一刻离了这两个字。”常常告诫子侄辈说：“即使是愚笨到了极点的人，要求别人时却是明察的；即使是聪明人，宽恕自己时也是糊涂的。如果能用要求别人的心思要求自己，用宽恕自已的心思宽恕别人，不用担心自己不会达到圣贤的境界。”他的弟弟范纯粹在关陕一带做官，范纯仁担心他有与西夏作战立功的心思。就给他书信说：“大车与柴车争逐，明珠与瓦砾相撞，君子和小人斗力，中原大国与外来小邦较胜负，不但不可胜，也不足去胜，不但不足胜，即使胜了也无所谓。”亲族中有向他请教的。范纯仁说：“只有勤俭可以帮助廉洁，只有宽恕可以成就美德。”那个人将这句话写在座位旁边。

熟寐而卒

轶事遗闻

勿因人废言

范纯仁为人正派，政治见解与司马光同属保守派。熙宁二年（西元1069年）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王安石“掊克财利”，他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贬逐。但司马光复相后，坚持要废除“青苗法”。对此，范纯仁却不为然。范纯仁对司马光说：“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必因人废言。”他希望司马光虚心“以延众论”，有可取之处的主张，尽量采纳。可惜司马光并不以此为意，只把范纯仁的看法当作耳边风。司马光尽废新法，不能不说他带进了自己的个人情绪的影响。苏轼、范纯仁等人相当惆怅地叹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

乐助穷人

范仲淹在睢阳任官时，有一次，让儿子范纯仁到苏州去运一船麦子。那时候，范纯仁年纪还很轻。麦船返回时，暂停在丹阳，见到了熟人石曼卿。范纯仁问他为什么停留在此，石曼卿回答逢亲之丧，无力运灵柩回家。范纯仁听了，便自作主张将一船麦子

全送给了石曼卿，让他作回乡的费用。范纯仁只身回到家中，因为送掉了一船麦子，不好向父亲交账，在父亲身旁站立良久，始终未敢提起此事。范仲淹问儿子：“你这次到苏州有没有碰到新老朋友？”范纯仁回答说：“我看到石曼卿因为亲人的丧事，耽搁在丹阳，没有钱运灵柩回乡。这时又没有哪个人能像前代郭震那样勇于救人于危难，所以真是求告无门。”范仲淹立刻对儿子说道：“为什么不把麦船送给他呢？”范纯仁听父亲说出这话，心里一阵轻松，回答范仲淹道：“我已经送给他了。”仅凭这件事，就可知范仲淹的家风已经传给了他的儿子。

言传身教

范纯仁常常教育子弟说：“即使是再愚蠢的人，对别人提出要求的时候，也往往是看得很清楚的；即使是再聪明的人，容忍自己错误的时候，也往往总是很糊涂的。如果能用苛求别人的心来要求自己，用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别人，就不怕做不成圣贤！”他又常常告诫说：“六经所记载的，都是圣人之事，你们知道了一个字的含义，就要去按这个字的涵义去实行。即使在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际，也能时时处处按六经所说的去做，那就真可以称做有为者了！”范纯仁处处以俭朴和忠恕教育子弟，同时也这样劝导自己的其他亲属。有这样一件事，有个亲属来请教范纯仁如何处世，范纯仁告诫这位亲友说：“只有俭朴才能铸成廉洁之风，只有宽恕可以成就好的德性。”（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出自《宋史·范纯仁列传》）亲属认为这句话说得很对，便将这两句话当做自己的座右铭。

家族成员

父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教育家。諡文正，世称“范文正公”。著有《范文正公文集》。

兄弟

范纯祐，字天成，曾做监主簿，又为司竹监，因不喜为官，解职离去。

范纯礼，字彝叟，以父荫为秘书省正字。历知遂州、京西转运副使、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礼部尚书，擢尚书右丞。官至左朝议大夫，提举鸿庆宫。

范纯粹，字德孺，以荫入仕，迁至赞善大夫、检正中书刑房，卒于徽猷阁待制。

子

范正平，字子夷，工诗，尤长五言，学行甚高，著有《荀里退居编》，《宋史本传》传于世。

范纯仁的诗文腊后春前暖律催。日和风软欲开梅。公方结客寻佳景，我亦忘形趁酒杯。添歌管，续尊罍。更阑烛短未能回。清欢莫待相期约，乘兴来时便可来。——宋代·范纯仁《鹧鸪天·腊后春前暖律催》

鹧鸪天·腊后春前暖律催

腊后春前暖律催。日和风软欲开梅。

公方结客寻佳景，我亦忘形趁酒杯。

添歌管，续尊罍。更阑烛短未能回。

清欢莫待相期约，乘兴来时便可来。腊后春前暖律催。日和风软欲开梅。公方结客寻佳景，我亦忘形趁酒杯。添歌管，续尊罍。更阑烛短未能回。清欢莫待相期约，乘兴来时便可来。——宋代·范纯仁《鹧鸪天（和持国）》

鹧鸪天（和持国）

腊后春前暖律催。日和风软欲开梅。公方结客寻佳景，我亦忘形趁酒杯。

添歌管，续尊罍。更阑烛短未能回。清欢莫待相期约，乘兴来时便可来。腊后春前暖律催。日和风软欲开梅。公方结客寻佳景，我亦忘形趁酒杯。添歌管，续尊罍。更阑烛短未能回。清欢莫待相期约，乘兴来时便可来。——宋代·范纯仁《鹧鸪天（和持国）》

鹧鸪天（和持国）

腊后春前暖律催。日和风软欲开梅。公方结客寻佳景，我亦忘形趁酒杯。

添歌管，续尊罍。更阑烛短未能回。清欢莫待相期约，乘兴来时便可来。查看更多范纯仁的诗文>>

范仲淹的名气很大，主要有几点：一、他在当河南邓州知州时，为好友岳州（湖南省岳阳市）知州滕宗谅写了一篇名垂千古的《岳阳楼记》。二、范仲淹参与庆历新政，力图改变北宋冗官、冗费、冗兵之弊。三、范仲淹在大西北抗衡能打仗的西夏皇帝李元昊。四、范仲淹守西北时，填了一阕著名的词——《渔家傲-秋思》。

范仲淹能文能武，金朝遗民元好问称赞范仲淹：“当布衣可为名士，当州郡可为能吏，当边塞可为名将。”范仲淹不但自己厉害，他的四个儿子范纯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都是朝廷的栋梁之材。

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是：范仲淹和范纯祐、范纯仁、范纯粹父子四人，在各自的仕途中，都与一座城市的命运紧密相连。这座城市并非是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府（河南开封），而是远在西北的庆州。

庆州在什么地方？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庆阳市。甘肃省呈西北——东南走向，相对比较狭长。而在甘肃省的东端，有一个非常狭长的陆地通道，夹在宁夏与陕西之间。过了这个狭长通道，就有一个类似“大尾巴”的宽阔区域。庆阳就位于“大尾巴”的东端，西、北与宁夏接壤，东北、正东、东南接陕西。庆州是庆阳在北宋时的名称，隶属永兴军路。

唐朝末年，党项人在西北控制定难军（陕北与内蒙古交界附近），最终建立了大名鼎鼎的西夏。西夏对于北宋造成的威胁，甚至要大于辽国。北宋非常重视西北的军防，庆州就位于宋、夏在白干山边界以南不远处。庆州在北宋的西北战略体系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岳阳楼因《岳阳楼记》而驰名，《岳阳楼记》因范仲淹而不朽。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及其思想境界，正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值得后人敬仰。

《岳阳楼记》流传至今，成为代代相传的文学经典，并非偶然。一篇《岳阳楼记》，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深刻的家国道义、人生情怀，所体现的社会担当意识，具有很强的镜鉴意义。每每读来，总是有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切肤之感。

在中国古代，“十年寒窗”为的是“金榜题名”，所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有的读书人做了官，秉心为公，清正廉洁，以治国兴邦为己任，做出了利国利民的贡献，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受到世代人民的崇敬；有的则以权谋私，对于国家命运、人民福祉，全然不放在心上，遭到人民的唾弃。范仲淹属于前者，他的人格与思想境界，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典范，成为了历史的精神财富，如同一盏照亮人性的灯塔，千年不灭，至今依然熠熠生辉，使后来者受益。

范仲淹在做官之前便立下了誓言：“大丈夫当以利泽民生为务。”这话始终贯穿于他一生的行动之中。范仲淹37岁任浙江兴化县令时，当地每年海水涨潮，泛滥成灾，沿海州县往往民房冲毁，人畜伤亡，土地盐碱荒芜，百姓苦不堪言。范仲淹奏请上级，修筑“捍海堰”。他不避艰险，亲自到海滩工地视察监工。为了民众百姓的利益，他顶着各种反对的声音与压力，终于修成了一道拦海堤坝工程，保护了四个州10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当地百姓为范仲淹修祠纪念，将捍海堰称为“范公堤”。

范仲淹55岁那年，皇帝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在天章阁接见，让他陈述对治理国家的意见。于是他上奏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10个方面的治国理念与改革方案：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在这些建议中，他特别强调了考核官吏、严明奖惩的“治吏”原则，表达了“治国首先治吏”的理政思想。严禁以侥幸投机的手段谋取权利，精减不必要的官职，整顿吏治，重视教育，以德为先，杜绝官员贪贿腐败。他认为，只有官与民同心同德，才能政清人和，国泰民安。

范仲淹的政治理念得到了宋仁宗的肯定，在庆历年间开展了一场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庆历革新顺应历史潮流，得到了广大民众和开明官吏的拥护，但由于某些措施损害了封建官僚阶级的利益，朝廷中有人横加阻挠，甚至对范仲淹恶意中伤，诋毁新政。最后使得革新未能贯彻到底，范仲淹被迫以壮志难酬的郁郁心情离开了朝廷。

北宋时期，始终存在着“边患”的威胁，北有契丹，西有西夏。有一年，西夏举兵入侵，当时陕西、宁夏一带的官员将领御敌不力，夏兵攻城略地，长驱直入，边境告急，朝野震动。当此国难之际，朝廷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到险恶的西部边疆指挥督战。在受命出征之前，他做了周密的战略思考，已经年近六旬且体衰多病的他，带上儿子纯祐，一起出征。

人人都知道，战场乃生死危险之地。将帅出征，让家属孩子跟随，真是世间少有。当时范仲淹长子范纯祐只是19岁的青年，在残酷的战场，他让自己的儿子深入战阵，到前线修筑城堡，这无畏无私的精神鼓舞了士气。加之他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最后终于取得了捍卫疆域的胜利，逼迫西夏国王李元昊签订了和议。范仲淹的威名，从此在西夏官兵中广为流传，说他“胸中有十万甲兵”。

范仲淹做官，心里想的是国家与人民。他在为母守丧期间，仍然心怀国家事，“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冒哀向朝廷建言，写出万余言的《上执政书》，针对当时存在的弊政与守旧思潮，陈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思想，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治国理念，为通过变革使国家富强而呼吁。他直指一些地方官员是应付上级很费心，宴会吃喝很积极，心不在政务，事不问民情，甚至贪赃枉法，颠倒是非……这样的官员主政一方，怎能不腐败、不坏事呢？

范仲淹作为国家官吏，十分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做到了真正的廉洁奉公和与人为善。他既做过地方的基层官吏，也做过朝廷的参知政事，无论是言微权轻还是官高权重，他都是持身俭约，自甘清贫。他的亲人家属都过着清淡的布衣生活，他时常教育子女，要多读书，立大志，不要单纯追求物质享受，以古代颜回“身在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来教育孩子们磨炼艰苦奋斗的意志。他从不收取他人馈赠，拒收一切礼财，包括给人撰写碑文的酬金。他把自己的钱大量用于恤孤济贫。办学校，买义田，创办公益事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晚年创办了“范氏义庄”。 “范氏义庄”是一个闪烁着先进社会思想之光的创举。这个“义庄”是基于消除贫困、追求生活平等的社会思想而建立的。他以平生俸禄积蓄购买土地，将耕种经营的收获，归为“义庄”公有，按需要平均供给人们作为生活消费，凡衣食婚丧所需，皆从设有管理机构的“义庄”按规定支取。“范氏义庄”延续时间达数百年之久，它“不仅开宋代赈济、福利制度的先河，也成为近代扶贫事业的滥觞”。范仲淹首创“义庄”，虽然范围局限于宗族之间，但其“化私为公”的意义却是巨大而深远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与爱心奉献精神，在当今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范仲淹64岁那年，由青州调往颍州时，他扶病上路，途至徐州，因劳瘁病重而逝。临死前写就的《遗表》，内容全是对国家前途利害的建议，对自己家属私人之事一字未及。他生前为官，不营家产，不置豪宅，丧葬之时，竟然没有一件新的衣服穿在身上！办理丧葬的费用也是依靠朋友的集资帮助。“敛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

哀哉！伟哉！如此官吏，如此人生，如此为公忘私，如此爱国亲民，怎能不令后人崇仰呢？

不是不流行，而是仍在进行中。我们农村每个家族都是有字辈的，这些字辈像诗歌一样排列，读起来朗朗上口，连起来像诗歌一样有特别的含义。这些字辈，只有家族的男孩才起，女孩是没有的，原来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

男孩儿出生起名字，有的直接按家族辈分里的字派起名，同一字派的男孩儿，中间的那个字都是一样，只是最后一个字不同，这叫大名。有的不按字派起名，但是结婚的时候一定会起大名，就是按家族的字派起名，而且会用大名的两个字作为首字写结婚对联，贴在堂屋，这叫号对，近现代这种情况比较多，我们大多是这样，包括我。

这个大名一般在生活中用不到，因为所有证件都是以身份证上的名字为准，身份证肯定是成年以后就要办的。结婚时候起的大名，成为一种形式上的存在，只在结婚时用一下，所以时间一长，有些人连自己的大名都会忘记。

但是也有一些家族或家庭，把家族观念看得比较重，孩子出生直接起大名，使用一生。如果这个家族大，那么族里男孩的名字就很相近，第一个是姓，肯定是一样的，第二个是字派，也是一样的，只有最后一个字是不同的。比如我们孝感名人、康熙帝师熊赐履，他上一辈的字派是祚，他父亲叫熊祚延。他是赐字派，叫熊赐履，他弟弟叫熊赐瓒，他堂弟叫熊赐屿，都是赐字辈的。而且，看得出来，他们的名字是从小就按字派起的，使用了一辈子。现在这种情况比以前少一些，但也有不时可以见到。

曾经在农村里的“按辈分取名”，现在再不流行了，这主要是因为现代人取名的含意与古代人取名字的含意大不相同了。

一、什么是按辈分取名

辈分是某一姓氏，为了本族人员长幼有序，辈分分明，避免混乱，就从某宗祖开始，以下每一代用一个字来表示。

例如，在司姓中一支，已知鼻祖宋朝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生，其后裔在清朝康熙四十二（公元1703）年第一次修宗谱时，从十八世时起，每代一字，称为派：

尚国大迋，以应熙朝，立绍世业，开继光昭，礼全德裕，治良文超，乾坤保合，祥发泰交

第十八代为尚字，十九代为国字……，至目前已是到三十二代，为光字，三十三代为昭字。

在一九九0年修谱时又增加16字：

温恭俭让，兰桂登高，谨遵宗训，信启英豪

问某某人是什么派，就是这人的辈份相对的某一字。越往上，辈分越大，派越大。越往下，辈分越小，派就越小。

以平均25岁一代一字，下面还有32字可用，也就是能用32代，可用800年左右，可以用到公元2800年以后。到那时又可以续增字派。

按辈分起名，就是自己的辈分是那一个字，就以这字再选一字，就是名字了。如上例中三十二代是光字，那名字就可以叫光耀、光辉、光明等等等等之类，其他亦然。

过去农村人文化不高，对名字的内涵没有什么讲究，依着派字起个名字，很简单，同姓人一叫名字就知是祖辈、父辈、平辈、子辈、孙辈了。

即使父母起的名字不是按辈分起的，族内续修宗谱时，也都会将每人取个派名的，一派人为一代，根据长幼顺序从长房往末房进行有序排列。

这样，同族人无论相处多远，是否认识，年龄多大，碰在一起了，称呼就不乱套了。

二、为什么现代不流行了

现在年轻的父母们，都是有文化的人，希望把自己孩子起一个好名字，既响亮，又有内涵，又不跟别人相同。

在字音上读听起来响亮好听，字义有丰富的含义，深刻；字形好看，笔画适中；新奇独持，与众不同。

现在的名字，基本上都是大人对孩子的希望，把对孩子未来的期望寓意于名字中。

如果以辈分取名，许多派字是不大好起名组字的，族内难免同名。更难以表达年轻的父母们对孩子充满的期望，难以表达年轻的父母们对孩子的未来充满的梦想。

正如古语所说：“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所以，现在的父母给孩子起名字，大都是凝聚着对孩子的殷切期望，寄托着对孩子的远大抱负和理想，从小为孩子树立远大的目标和志向，激发孩子奋发向上，努力进取，从而影响孩子的一生。当然，那种按辈分取名字就不流行了。

在以前农村，可以通过一些人的名字，就能得知他是哪一辈的人。这是因当时农村同一家族的人取名，是有讲究的。往往某一辈的人会选一个相同的字，作为同一辈的人使用。不过随着乡村传统制度的崩溃，那时按辈分取名的讲究，慢慢就消失了。

是哪些原因，造成曾经按辈取名不再流行了呢？

以我家族为例，我爷爷那辈的人都带有个元字辈，到了我父亲那一代人，他们是开字辈，然后在我这一代是福字辈，我儿子这一代人是建字辈。

我们那边农村，之所以还能保留以辈分取名，主要还是我们那还建有宗祠，也有族谱，也就保留了这个传统，不过这个传统也不像当初那样讲究了。

比如：我父亲有五兄弟，他们辈分取名，除了第二个字是以开字，后面的字也是连贯一起的，这五个字分别是：荣、华、富、兴、贵，组合起来就是姓氏+开+最后一个字。

这种取名方式，不但在辈分在能区分是哪一辈人，从全名来看也能知道谁是老大，谁是老小了。

而我这一代的人除了福字是相同，后面的字是连不起来的，我儿子那一代人也是这样，造成这个现象的出现，其实也就是农村为何不再以辈分取名的原因了。

1、在我父亲那一代的人及其我爷爷那一代的人，当时的农村普遍是多儿多女，一个家庭当中有4~5个小孩是很正常的。这样取名就会比较连贯。

2、但到了我这一代时，那时农村陆续执行计划生育，家中的小孩也就不能像以前那样，你想生几个都行。这时家中的子女就会少，各家取名都是以自己家庭为主。

3、以前农村取名，是需要通过家中的族长、德高望重的老人、读书人（以前农村识字的并不是太多）他们来取大名。

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农村有文化的人变多了，自己就可以给自己孩子取名，不需要通过老一辈的人去取名。这也造成了每个家庭孩子取名，都有自己的偏爱。

综上所述，以前农村按辈分取名，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当时农村文盲比较多，大家都很尊重那些读书人、德高望全的老人；二是那时农村家庭儿女也生的多；三是以前农村家族观念比较强。而现在农村情况就不一样了，某些地方连祠堂都没有，更别说族谱了。并且以前在农村有话语权的老一辈人，说的话也没有那么好使了。毕竟现在农村很多高学历的人，也有很多见多识广的年轻人。他们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小孩取名，如果他们这些人，没有家族观念，也就不会再给后代按辈分取名了。

2009年，耗资上千万元、历时10年，《孔子世家谱》第五次大修工作结束，并在曲阜孔庙举行了续修颁谱大典。

新版《孔子世家谱》全谱共80册，43万页，2000余万字，录入孔氏族人总数约200万人。

翻开这本已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上最长的家谱，你可以看到上至孔子、下至第83代孙的孔氏后裔，他们遍布世界各地，还能看到一大堆极其相似的名字。

孔氏后裔是如何取名的？为什么会大量出现类似名字？

这就得从中国“ 按辈分取名 ”的传统说起——祖宗以诗体或对联的形式确定长幼顺序，后代名字的第一个字即对应着家族辈分。

比如北宋文学巨匠范仲淹，他的家族字辈是“仲纯正直公，良士宗文伯，叔子希昌彦，友善可弥安”。

范仲淹的四个儿子之所以分别叫范纯祐、范纯仁、范纯礼和范纯粹，正是因为他的儿子对应着“纯”字辈。以此类推，再往下孙子就是“正”字辈，所以范仲淹的孙子叫范正思。

而说回孔子家族，在第56代之前的字辈不太严格，同代人最多以同一偏旁或同一字取名。从第56代开始，除个别情况外，孔氏后人每一代都有一个固定的文字表示辈份。

明朝建文帝赐孔姓8个辈字：“ 公彦承弘，闻贞尚胤 ”，供起名用。

后因第56代孔希学、第57代孔讷（字言伯）先后袭封衍圣公，就把“希”和“言”旁加上去，变成10个字：“ 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 。”（到了清朝，为避开皇帝忌讳，“弘、胤”被改为“宏、衍”）。

到明朝末期，孔家10个“辈字”已用完，第65代衍圣公孔胤植，便奏请崇祯皇帝恩准，以“ 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 ”字辈赐给第66至第 75 代后人使用。

再到1863年，第75代衍圣公孔祥珂，奏请同治皇帝恩准，新赐第76至第85代的字辈：“ 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 。”

后来在1918年，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又草拟第86至105代字辈：“ 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报请北洋政府内务部备案，次年核准颁布在全国实行。

这就是孔氏后人在家谱中辈分排序的来龙去脉，所以在2009年续修的《孔子世家谱》中，你可以看到最小的孔氏后裔，第83代为什么会是“念”字辈。

纵观中国历史，从文人志士到寻常百姓家，按照家族辈分取名的传统已延续上千年，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都非常流行。

但现如今，会按照家族字辈给小孩取名的人，还有多少？“按辈分取名”为什么不再流行？我认为 根本原因是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 ，主要表现有三种：

1、姓名不再重要，改名成了儿戏。

中国古人信奉“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为人处事讲究光明磊落。而现在年轻人受自由主义的影响，对于父母长辈给的名字，想改就改。

比如前不久，台湾掀起一轮“改名潮”，居然有两百多人把名字改成带有“鲑鱼”字样的。起因是台湾一家日本寿司连锁店推出促销活动，只要1人名字中有“鲑鱼”(即三文鱼)两字，全桌6人即可全部免费；“鲑鱼”同音字者，则可享受五折起的优惠。

为了免费吃寿司，这些人真是把自己的名字当儿戏。而据说有的人因超过3次改名次数，不能再改回原来的名字。

2、宁愿有个性，不能同名字。

当代年轻人谁不追求个性化，“按辈分取名”不仅毫无新意，而且非常容易同名同姓，这就非常容易引发尴尬。

所以在给小孩取名这件事上，现在的父母更愿意按照标新立异、独一无二的标准。

3、宗族弱化，乡土传统逐渐消亡。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父母在，不远游”的乡土文化被抛弃，越来越多人离开家乡，进入到大城市工作。

以前同姓家族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现在则变成各自分散到五湖四海。彼此间沟通少了，不仅逐渐遗忘族规族训，甚至连祖先留下的字辈都没几个人记得。

时代在发展，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开放，追求自由个性本没有错。只是不应该以“封建残余”的眼光，看待按辈分取名的传统文化。

因为中华文明能延续五千多年至今， 靠的不仅仅是史官所记录历朝历代的正史，还有包含每家每户兴衰变迁的家谱 。正如司马迁曾说过：

“谱乃家之史，史乃国之谱也。谱不立，则昭穆混、渊源慒。人不知祖，何异禽兽。”

一本家谱翻开，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 字辈有序，戒训善扬。它记录着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以及生息、繁衍、婚姻、族规、家训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

放眼纵观历史长河，朝代会更替、家庭会离散、个人会消亡，但唯有家族历久长存，生生不息。 而正是有一个个家族存在和延续，才有了整个民族的存在和延续 。

树高百尺，叶落归根。在我看来，那些还会以家族辈分取名的人都应该感到庆幸，因为 透过名字就能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而来，要到哪里而去”。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在明清之前，只有士大夫家族才有家谱，普通人是修不了家谱的。

中国近代的家族字辈取名，一般是在明朝开始的，朱元璋要求天下家族拟定字辈排行，按字辈排行取名，以利于用宗法统治天下百姓。

在二十年前的农村，大部分还是按字辈取名的，在近几年，用字辈取名的越来越少。但是，农村的很多家族还是有族谱的，有族谱就有字辈，虽然身份证上面不一定是字辈取名，但是族谱上面还是用的谱名。

现在的父母，给小孩取名只是为了好听，或者自己喜欢的寓意，随便乱取名了。个人觉得，你可以不按照字辈取名，但是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什么辈分。人类社会的纲常还是不能乱，要区分长幼有序，血缘远近！古人强调的同姓不能通婚也是为了区分血缘，为了后代的基因能够健康发展！

还有就是字辈，一般是代表吉祥的寓意。像曾姓的班辈是全国统一的，以前的皇帝御赐的。以下是曾姓班辈排行寓意解析：

曾氏字谱字辈寓意：

宏：宏伟广大

闻：消息新闻

贞：坚定不变

尚：崇敬高尚

衍：长延发展

兴：家族兴旺

毓：养育继承

传：递交传送

纪：规则制度

广：众多广阔

昭：光亮显著

宪：母法根本

庆：祝贺庆典

繁：昌盛繁荣

祥：吉利祥瑞

令：尊令指示

德：品质高尚

维：思维护卫

垂：名垂千古

佑：保佑帮助

钦：敬重佩服

绍：联系介绍

念：永不忘记

显：盛大显露

扬：升举高扬

鼎：名气极大

新：吐故纳新

开：扩展开发

国：各族共家

运：输送运行

克：克己奉公

服：佩服相信

振：震动声烈

家：住居家园

声：誉名美声

建：建设塑造

道：道义凛然

敦：诚实厚道

安：稳固平安

定：规定固定

懋：勤勉努力

修：兴造修建

肇：开头起始

懿：嘉言懿行

常：频素经常

裕：宽裕富裕

文：人文文明

焕：鲜明光亮

锦：色彩美丽

瑞：美的预兆

永：长久永久

锡：传统延续

世：世世代代

绪：有头绪端

昌：兴旺发达

80年代之前，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普遍按照辈分、族谱取名，尤其是北方地区，家族堂兄弟二三十口子，名字特别有规律。而80年代往后，根据辈分、族谱取名的现象就减少了很多，到了2000年往后，除了像孔姓等比较有代表性的姓氏以外，其他大部分姓氏基本都不再按照辈分取名，不再流行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族谱传承断档，另一个是家族观念转变，最后一个是居住地点改变。

首先说族谱传承断档，族谱作为华夏五千年的特殊文献，极其讲究传承色彩，一旦传承遗失或者断代，那族谱就与“古书”无异，失去了内容价值。在唐朝、宋朝、明朝、清朝时期，官府对于修缮族谱都是持赞成鼓励态度，所以那一时期族谱盛行。到了清朝末年，以及民国往后，由于常年战乱，很多族谱出现遗失，再加上建国后还经历了10年文化动荡，族谱又有一部分遗失，所以很多家族已经找不到传承，取名自然失去了辈分依据。

再说家族观念转变，封建时期格外讲究家族直系观念，讲究人必有家，家必有训，每个家族基本都会有专属的行为准则，当在定夺某件事情时，往往需要家族议事，甚至当家族中有人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时，甚至还会被逐出家族，这种事情不是小说，而是真实存在的。在古代，只要一个人被逐出家族，就会变成“无根无源”之人，生活、交友处处受限，这足以看出古代人对家族观念的重视。而现如今，根本没有人再会关心你是某某家族的某一辈，名字只是代号而已，所以按辈分取名的现象逐步消失。

最后一个居住地点改变，古代交通不发达，人们普遍不远行，婚姻组合往往也只是邻村之间，传统上一个村落往往就是由一个、两个家族组成，村里人之间的称呼严格按照辈分，比如像张家庄、李家庄、宋家庄等。而现如今，教育方式改变，经济方式改变，很多人成年后便离开了村庄，定居在不同的城市，或许离开村庄时，还带着“辈分”赋予的名字，但下一代就完全不会再循规蹈矩，辈分传承完全消失。

如果一个大村落一个姓全都统一排班，会造成很多人同名，应该每隔五代分支的可另续排班，这样既可以避免太多重名，又方便寻根。

什么样的事情都存在，现在的年轻父母有的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辈份，而是觉得按辈份起名不高大尚，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给孩子起名子，一来二去就背离了族谱。

传统的辈分许多字辈害死了一辈子的人，引起的事情是不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