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周恩来出生于书香世家，根据当时的习惯和传统，他要取好多名字。后来从事革命事业后，又由于斗争的需要，还用了一些化名，这些名字都有一定的来历或有趣的含义。

据笔者多年搜集，周恩来的起名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老家淮安的幼年、童年时期。周恩来的名、字等都是由家人或家塾馆先生给他起的，主要有乳名“大鸾”，学名“恩来”，字“翔宇”。

第二阶段是他读书求学和早期革命时期。这段时期，他用过“羊羽子”“羊羽”“飞飞”“伍豪”等。

其他的名字基本是在第三阶段，即他领导地下斗争时的化名，因此也比较多，现在能知道的有“胡公”“少山”“非非”“周翔”“维思”“大美”“赵来”“冠生”“冠”“伍”“胡必成”等。

就周恩来出生后第一阶段的取名来说，由于周家是一个“封建根子很深的家庭”，家人给男孩取名时都特别讲究，一般都是由有学问的长辈或门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者起名，也有请家塾馆先生给取名的。

家人先给周恩来取乳名（也叫小名）“大鸾”。“鸾”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一种神鸟，“鸾凤和谐”比喻夫妻和好。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之间还常常各以“鸾”和“凤”自称。周恩来为什么取乳名为“大鸾”呢？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有一份周恩涛的儿子、周恩来的侄儿周尔圻在1982年6月8日签名负责的笔录。周尔圻虽比周恩来小一辈，但他的父亲周恩涛是周家同一曾祖下“恩”字辈排行的老大，而周恩来排行第七，因此，周尔圻的年龄并不比周恩来小多少，而且周尔圻的母亲是来自清河（今淮安市清江浦区一带）的万家，只比周恩来母亲小一辈。周尔圻在这份笔录上说：

恩来名字的由来，我听母亲和八老太（指周恩来嫡亲八婶娘杨氏）讲是这样的：在周恩来母亲万氏临盆时，梦见有一鸾凤之类的神鸟入怀，然后就生下了恩来，所以取小名大鸾，表示有鸾凤来临之意。而“恩”字是按家谱排下来的，故取名恩来。

周恩来的名字是其父亲周贻能起的。他琢磨的是：恩者，爱也。《诗经》上有云：“恩斯勤斯”；明代散文家归有光也曾说：“父母恩勤，养我身兮。”来者，未来也。《论语》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周恩来的名字就是周贻能根据这些起的。

另外周恩来还取字“翔宇”。那是因为周家是个名门望族，在这样一个大家族里，要严格区别辈分。而就年龄而言，有的晚辈甚至比长辈年龄还大，但是晚辈却绝不能喊长辈的名字，包括小名，否则就是“犯上”。所以男孩得早早在取名之后再取个字或号，好让晚辈喊长辈的字或号，那是不“犯上”的。

周恩来的字应该是在5岁入家塾馆读书时由家塾馆老师起的，老师期望他这只“神鸟”能翱翔宇宙，所以给他取字“翔宇”。有许多资料甚至周家的个别亲属都认为周恩来“翔宇”的字是他1913年离开沈阳时，由他在沈阳（当时叫盛京）东关模范学校的高老师（高亦吾，谱名高守铭，字盘之）在他们师生分别时给周恩来取的。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太可靠，因为周恩来的两个亲弟弟和一个嫡堂弟当时都在淮安，和周恩来相隔千里，那时通讯又不发达，但都跟着按“宇”来取字：周恩来二弟周恩溥取字“博宇”，三弟周恩寿取字“同宇”，嫡堂弟周恩硕取字“潘宇”。显然，这是周恩来兄弟先后进家塾馆读书时，由家塾馆老师依次取的字。如果是高老师1913年给周恩来取的字，那周恩来的远在淮安的3个弟弟是不太可能都依着周恩来排序起字的。

周恩来第二个阶段取名、号是在他读书求学和早期革命时期。1912年暑假，周恩来在奉天省（今辽宁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毕业，与他的同班同学兼好友郭思宁行将分别，应郭思宁的要求，周恩来为他题写了“同心努力，万里前程指日登”的临别赠言。周恩来在这幅题词上的落款就是“羊羽子书”。“羊羽”是周恩来把他的字“翔宇”中的“翔”字分拆而成，而“子”则是古代男子的美称。据沈阳市原第六中学（东关模范学校是其前身）校长宋延钰对笔者说，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在同学之间交往时也曾用过“羊羽”的署名。而周恩来的笔名“飞飞”则是他到天津南开学校读书第二年时取的，由“翱翔宇宙”衍生而来。当时，他和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一起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由他创办并主持出版了会刊《敬业》。在1914年4月刊出的第4期《敬业》的《长飞漫墨》专栏内，周恩来发表了《评咏岳少保祠七律》和《评咏淮阴侯钓鱼台诗》等数篇文章，一度使他“飞飞”的笔名受到学校师生的关注。

1948年冬，与***争夺人才的蒋介石希望南开的老校长、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张伯苓随他去台湾。张伯苓犹豫不决间，收到了由中共地下党员金山传递给他的信息：“老同学飞飞不要老校长动”。张伯苓知道，“飞飞”就是周恩来，于是，他借口自己在重庆家中还有一些重要典籍等要一起带去台湾，便从南京飞去了重庆。1949年初，天津、北平相继解放。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是张伯苓的好朋友，他就去天津南开大学找张伯苓的长子张希陆教授，商讨在重庆的张伯苓的安全问题。张希陆认为，这事只有报告周副主席，才能万无一失。不久，傅作义从北平给张希陆打来电话，请他到北平一谈。张希陆到北平后，傅作义告诉他，周副主席说了，不要让张校长去台湾。当时中孚银行总经理孙先生正好在北平，他要去香港，就请他到港后找南京行的经理王恩东。因为王恩东也是张伯苓的学生，请他想法将周恩来不让张校长去台湾的信息转告在重庆的张伯苓。果然，几天后，张伯苓在重庆就收到了一封寄自香港的无名信，信上只有一句话:“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对周恩来两次以“飞飞”的名义请他不要去台湾的做法非常感动，于是就留了下来。

1919年，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后不久，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周恩来为了把当时天津进步的青年力量团结起来，就和谌志笃、马骏、刘清扬、李毅韬等一起组织天津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觉悟社的最早一批成员只有20人。为了表示男女平等，20名成员男女各半。而且为了方便觉悟社内之间的交流、联系和开展革命斗争的安全、保密，决定设50个号码，通过抽签的方式，以各自抽到的号码作为自己的代号，剩下的30个号码留给后来的参加者。结果周恩来抽到5号，邓颖超抽到1号。这就是周恩来“伍豪”一名的由来，而邓颖超后来用过“逸豪”一名，也是同样的道理。

周恩来第三个阶段的取名是在革命斗争时期。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地下革命斗争时，不仅要经常变换住地，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和装饰，也要不时地取一些不为社会所知的名字，以同当时强大的敌人“捉迷藏”。那时他取的化名，有的是经过考虑，有的则是信手拈来。

1997年，为纪念即将到来的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笔者赴北京拜会了全国工商联离休老干部、1928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任周恩来秘书的黄玠然。谈了相关工作后，我曾问黄老，周总理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时取了哪些化名。当时90多岁的黄老思路清晰、反应灵敏。他告诉我：总理在那一时期取的假名字很多，我也不能完全说上。但是有两个我是知道的：一个是我和他在谈工作时，不知怎么的扯到了他的老家。他说，他的老家淮安没有山，是一个少山的地区。说到这里，刚好他手里的那份文件要签发，他就随手签上了一个“周少山”的名字，其实收件人仅从笔迹上就可以百分之百地认出是周恩来签发的文件。也就是说，不管周恩来签什么名字，甚至不写名字，收件人也会知道这份文件是周恩来签出的。

黄老还说：还有一次，我看到总理签上了“维思”两字作为他的署名，我就顺口问了一句：“老板（搞地下斗争时，相互之间不称呼职务），你为什么又签上‘维思’的名字呢？”周恩来看了我一眼轻声说：“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嘛！”随后又沉下脸说：“以后这些不要问！”是的，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稍有不慎，自己掉脑袋是小事，给党和革命造成灾难和损失就是更让人痛心的事。周恩来在那一时期还曾使用过“胡公”“大美”“非非”“周翔”“赵来”“冠生”“冠”和“伍”等笔名或化名。黄老说：“胡公”“大美”是因为周恩来的胡子长得很快，刚刮干净，只要一个星期，胡子就长得很长很美了，“胡公”和“大美”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1936年12月，张学良见到周恩来时也夸赞说：“真是个美髯公！”而“周翔”则是由“翔宇”衍生出来的，“伍”则是和“伍豪”一脉相连的，至于“冠生”“冠”，则是周恩来认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最壮丽最美好的事业，是他人生为之奋斗的、第一位的伟大事业。

还在长征出发前，邓颖超就患上了肺结核病，所以长征路上，邓颖超一直是编在休养连随队前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到陕北后，邓颖超的身体更加虚弱。经组织批准，邓颖超扮作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佣人，住进了北平西山的平民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邓颖超认识了同室病友、进步女青年胡杏芬。邓颖超告诉她，自己叫李扬逸，有一个非常疼爱她的丈夫李知凡。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邓颖超和胡杏芬匆忙分别。后来，邓颖超随周恩来等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这时，胡杏芬也与家人从北平逃难到重庆。由于她已得知曾经的同室病友“李知凡太太”就是中国***方面大名鼎鼎的邓颖超，于是写了散文《李知凡太太》，后来于1941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妇女知识丛书》第8辑《关于中国妇女的二三问题》上发表。由于生活条件艰苦和环境恶劣，胡杏芬病情加重，1939年下半年在重庆去世。鉴于胡杏芬不仅是位有志有才的女青年，而且积极追求进步，重病时还向周恩来、邓颖超提出加入中国***的请求，所以周恩来夫妇专门为她刻制了一方石碑，碑上刻了由周恩来题写的“胡杏芬女士之墓 李知凡 李扬逸共立”的文字。这两个名字只有胡杏芬知道指的是谁。后来由于时局变化太快，这块碑并未能立到胡杏芬墓前，但却为世人留下了周恩来的“李知凡”一名。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攻打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组成中央前委，在陕北领导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当时他们面对的是胡宗南统率的20多万大军，而在陕北留下的由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仅两万多人。为了让西北野战军收放自如，中央前委并不和西北野战军编在一起，而是在汪东兴带领的4个警卫连的护卫下单独行动。为了迷惑敌人，他们一会儿叫“九纵队”，一会儿叫“三支队”，而且主要***都取了化名，其中毛泽东叫“李得胜”，周恩来叫“胡必成”。1992年3月，笔者在北京拜会周恩来转战陕北时期的警卫员王还寿时，王老告诉笔者，当时取化名时，总理说，我认为由中国***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所以我就叫“胡必成”吧！当时他的一个装书和衣物的木箱子上还有周恩来用毛笔斜着写下的“胡必成”三个字。这个大箱子后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过。

1961年3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胡子（当年一些人对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称呼，周恩来早在重庆时就知道并熟悉。国民党在大陆败退时，蒋介石强行将于右任带去台湾）最近给香港的吴季玉先生来信说：‘今年是我老伴的80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章士钊先生在信的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理解。”

周恩来收到章士钊的信后，特意让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传话给于右任的女婿、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屈武看信，还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总理要你把儿子屈北大、儿媳梅君一道带去西安，并将于右任在上海的一个外甥周伯敏也一起邀集到西安。陕西省委统战部出面给于老夫人做一个热热闹闹的寿宴。寿宴过后，于老夫人高仲林女士十分高兴。

屈武回京后，罗青长又联系屈武，希望他能将为于老夫人做寿的事写信到台湾告诉于右任老先生。然而，屈武写信时犯了难：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周恩来总理一手安排的，应该在信中告诉于老先生才对。但是如果信上写了“周恩来”或“周总理”，要是被特务们检查发现，对于老先生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信上不提周恩来，又怎么对得起周总理的这番深情厚意呢？屈武在左右为难时请教了邵力子。邵力子告诉屈武，你只要把“周总理”三个字换成“濂溪先生”四个字就行了。接着，邵力子解释说，抗战时我和于老先生住在一起，两人经常谈一些历史名人。我俩都知道周总理是北宋名儒理学奠基人周敦颐的后代。周敦颐晚年自号濂溪先生。当时我俩一谈到周恩来，为避人耳目，也总是称呼他为“濂溪先生”。所以，只要于老先生一见到你信上的这四个字，就能知道指的是周恩来。果然，在台湾的于右任收到女婿屈武的信后高兴极了，特别感谢周恩来总理对他和他夫人的关怀，当即回信请香港的吴季玉向周总理表达他的诚挚谢意。因此，“濂溪先生”算是不为人们熟知的周恩来的又一个名号。

张伯苓（1876-1951），是我国近代有名的爱国教育家。他把毕生精力献给教育事业，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以及重庆南开中学，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对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著贡献。张伯苓海军出身却受国难刺激而投身教育；秉持“育才救国”信念、“私立非私有”原则，力行“土货化”办学方针，“以一私人力量经营之学校竟能与整个国家共前途同命运”。 ——梁吉生《张伯苓的大学理念》张伯苓是一个及其简单的人，不能跟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争一日之长短，但是他脚踏实地的苦干，在他的工作范围里，成就非凡。 ——胡适“南开”是我国教育史中罕有的一个例子；由私塾，而中学、大学、女中、小学而分校，好像一个大家庭，家长只有一个人——张伯苓。我们有几个著名的大学，亦有许多大名的教育家；比如北京大学，它有过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校长，但他们任一人都不“代表”“北大”，如“张伯苓”之“代表”南开然。张氏不仅是创办整个南开；他坚守“教育救国”的目的，全部献身于学校五十多年；我们可以说，南开的师生对社会、学术的贡献，间接的都是来自张校长。 ——随着岁月的流逝，当教育家们和教育工作者们冷静地反思20世纪中国教育的时候，人们对伯苓先生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刻。对于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研究，不能完全依托于教育家们写出的文字，而应当从他们的教育实践中去仔细提炼出理论性和思想性的东西来。 ——张岂之在人生的舞台上，张伯苓没有大起，似乎有大落。他的成功是通过一点点地积累教育成绩而来的，而失败则像是一夜间地事情。如果国民党政权没有败亡，也许他能够功成身退，但历史确实不能假设。在大历史地情景中，对于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地教育先行者，人们对其往往疏于理解。而这种理解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也不是在否定之后地肯定，更不仅仅在于每逢“纪念”的日子，将他地牌位拿出来祭一祭！ ——王昊《冷寂晚境堪追忆——时代变局中地张伯苓》

      一百年前，有个人问：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一位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派一支队去参加奥运会？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一百年后，三问皆有答案，奥运今朝梦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张伯苓，中国著名教育家、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在东方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1948年6月，曾出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夕，张伯苓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这位饱含爱国热情的先生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张伯苓曾担任南开系列学校校长 40余年，培养出数代英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生平：（1876~1951）原名张寿春，字伯苓。天津人，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在东方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师承：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桑代克等人。

高徒：曹禺、老舍、梅贻琦、周恩来、吴大猷、范文澜、熊十力等。

核心理念：南开校训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教育实绩：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并称“南开系列学校”，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私立学校的典范。西南联合大学创办人之一。 1951年 2月 23日，因病在天津谢世。临终遗嘱敦嘱南开师生“拥护自由，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誓死抵制专制极权”。

        我在看电视剧《张伯苓》时抄下这样一段对话：

        甲午战败，年轻的海军军官张伯苓目睹这一丧权辱国的转租仪式，悲痛欲绝。他亲眼见到，英国水兵魁梧剽悍，中国水兵猥琐萎靡，虽我国广土众民，但国民身体不如人，精神不如人，痛感我中华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1898年，22岁的张伯苓开始走上了一条教育不归路，从此，兴学育人成为张伯苓一生矢志不渝的教育坚守。就这样20世纪前半叶的国家命运，把一个未来的舰长甚至将军，引向了一位伟大教育家之路；而从一开始，张伯苓办教育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教育救国：“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礼以强国。 ”

        也正如先生后来说：教育是我青年时期的志愿，中年时期的生命，老年时期的安慰。张伯苓以其无可复制的定力和信仰，谱写了醉心教育50年的风雨人生。他所呕心沥血的南开哺育了梅贻琦、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叶笃正、刘东生等一代代优秀学子的成长。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之计，立德树人。南开创建伊始，张伯苓即明确提出了学校要“以德育为万事之本”。为此，他还与陶行知有过一次论点交锋。张与陶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都是杜威的学生，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1925年，陶行知受邀来南开讲演《教学合一》，提出主张“教学合一”的理由是，教师的责任在教学，在教学生学；教师不只教学生学，也要自己学。当时主持讲演会的张伯苓即兴发表看法，认为陶的理由不完整。他说，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更要教学生行。陶行知听后豁然感悟，于是把“教学合一”改为“教学做合一”。但是张伯苓依然认为“教学做”不是他主张的“教学生行”。张伯苓明确提出：我所谓的“行”，不是教学生把书本学的知识实地练习一下，而是“行为道德”。他说：现在社会变迁很大，只重物质，不重道德。有人尽管“学富五车“，而行为可以丝毫不顾。我们必须极力矫正，“学行并重”。“‘行’些什么呢？简言之，就是行做人之道”。也就是说学生既要学知识，更要学做人的道德，注重人格的养成。这就是张伯苓道德教育的真谛。他把道德教育提到培育人的支配地位，视为学校教育的中心工作，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智识教育，更要注重人格教育，道德教育”。

        南开的道德教育有自己一套教育方法。从学生早期的人格培养和行为规范入手，有的放矢，引导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体验和感悟做人的根本道理。张伯苓亲自主持学校的“修身课”，每次都是他亲自作报告。他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带头执行。南开一直把张伯苓撅烟袋的故事传为佳话。他为教育学生不吸烟，就当众折断了自己的烟袋杆，扔掉了自己的烟，从此一生再没有吸烟。

        在南开中学，张伯苓喜欢清晨去学生的洗脸室，教农村来的学生使用牙刷，他还常请学生到自己家里吃饭。周恩来回忆道：“我小时候，到张校长家总是给我贴饼子、熬鱼吃。”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时家境不富裕，常在校外小摊吃一碗白水煮豆腐充饥。张伯苓得知后，免除了他的学费。后来周恩来领导五四运动被捕，出狱后张伯苓用“范孙奖学金”资助其赴欧留学。

        张先生反对学生死读书，要求学生“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他吸收了西方学校的课外活动与社会服务的教育精神，鼓励学生在校内组织社团、办报纸、编刊物、演话剧、演讲、体育比赛，进行社会考察等活动。南开的话剧和体育运动驰名全国。通过“第二课堂”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增强了社会责任感，体认社会道德，帮助学生树立尊重他人，与他人合作，为他人服务的思想意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开学生就是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建立起最初的现代性人格和社会担当精神的。

      20世纪20年代，张学良曾经请张伯苓出任天津市市长，但张伯苓以离不开心爱的教育为由婉辞谢绝。张学良决定到张伯苓家中拜访，他的汽车在天津市区转了好半天，才在一个晒羊皮的胡同里找到了张宅，看到的只是三间普普通通的民房。张学良不禁感叹：“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我始料！”。是的，常人无法理解张伯苓不暇暖席，仆仆于国内海外为学校募款，几千、几万、几十万，为学校盖起一座座高楼，为什么没有替自己建造一所“校长公寓”。 先生一向公私分明，从不枉花学校一分钱，即使公事花钱也是省了又省。他到北京办事，通常都是坐三等车厢，住最便宜的旅馆。可他对于困难学生却舍得资助，他的校长薪资没有南开教授的高。

      四儿子锡钴因为球鞋烂了，想买新的，问妈妈要钱，妈妈说：家里钱紧，等你爸爸下个月发了工资再买。儿子很不情愿，“爸爸口袋里那么多钱，为什么那么抠门？”“那都是捐给学校、还有你爸爸四处求人要来的，不能私用。”后来在一次足球比赛中，儿子锡钴竟然穿一只鞋、光一只脚飞奔球场，就是这一光脚飞进一球，让南开在几所学校联赛中荣获第一，也是南开体育精神的开始，张伯苓就此把目光盯在了奥林匹克运动会。

      有一首“天津小调”这样奚落老夫子们：“最可悲是教书匠……不够吃饭只可吃糠，半饥半饱度时光。家有半斗粮，不做孩子王。”张伯苓说：“教书不能发财，办教育也就不能发财。”张伯苓为了维持南开学校的运行，成为当时有名的“化缘和尚”，化缘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军政要员。他需要奋力周旋于各式政要间，围堵似乎永远在断裂的办学资金，而一侧身，他又不得不卷入由此而来的各种飞短流长。有学生说：“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对此，张伯苓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而我愿意做那个挑粪工。” 1951年张伯苓在天津去世后，留在他身上的只有几元乘车的零用钱。

        民国时期，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以南开当时的办学声誉，倘若应达官贵人所求为“富二代”、“官二代”网开一面，或者卖点文凭，也许就会立马得到一笔可观的“捐款”；倘若脑子稍微活络，在学生身上打些主意，巧立一些收费名目，南开也不至于年年“欠债办学”，甚至办办停停，。但是，张伯苓在这方面很是固执己见，宁肯得罪权贵，办学原则决不半点灵活。进南开，必须通过考试，给多少钱都不收的。张伯苓一生洗手奉职，从不亵渎办学者廉正清亮之士的声誉，从不玷污学校这块神圣清纯之地的招牌。张伯苓作为一校之长，公正清廉，以身垂范，影响着教职员工的内心自律，为良好的办学风气提供了精神与制度的价值与意义，提高了学校的美誉度。

        1934年，张伯苓致南京政府教育部《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申请补助书》中说：“高等教育，重质不重量。属校创立之始，即限定学生人数， 15年来，无论经费困难若何，亦不肯以多招学生、多设大班为解决困难之方法。”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账目完全公开，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 5分钟之内告之。虽然融资不易，但张伯苓从来不吝啬于购买教学仪器。民国初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到南开参观，见中学有如此设施，深为赞叹，说：即使美国的中学，能有像南开这样的实验仪器者，也不多见。

        这位胸怀国家、情系教育、清廉自守、淡泊名利的教育家，在“中国不亡有我在的”口号声中带着南开的学子秉承南开精神走过风风雨雨。

        回望我们高校改革、教育产业化，谁说教育不能发财呢？国民素质、国力的提高到底该往哪里走？

      1922年，在南开大学新校舍举行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张伯苓激情演讲了他创办南开大学的宗旨：“学以抑愚，学以救国；学能求真理，又能改善人格。 ”

      而他和严修在 1920年代共同制定的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则可以被看做他们共同秉承的教育理想。张伯苓指出：“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 ”“允能者，是要作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 ”“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

      他的“公、能”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前者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因此它的宗旨是：不仅要求受教者能充实个体，同时它还进一步的要求个体的充实。“不为己用，而应该是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 在“公、能 ”教育的宗旨下，他重体育、重道德教育、重科学实验，还重视开展课外活动，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他把办学的宗旨概括为“公、能”二字。“公”，就是为公不为私，“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南开确实培养了大批办事公正的人才。

        后来的8年抗战，张伯苓和南开受尽艰难，南开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罹难的高等学府。一个日本中尉在回答外国记者时说“南开是一个很可怕的抗日基地，不能留，必摧毁。”34年苦心经营的学府短短三天沦为废墟，接着是四子锡祜在战中遇难，使张伯苓身心憔悴。然愈挫愈勇的张伯苓在蒋介石“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的许诺下，在战火纷飞中让南开重立。

        张伯苓在总结他的教育人生时说过：我既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生努力小小的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这是张伯苓为其一生从事教育写下的有力注脚。是他把“信仰”变成一生的“教育坚守”；是他用从不稍减的“兴趣”演绎了一生的教育生涯，谱写了南开的辉煌。

      1948年春天，国共双方和谈无望，剑拔弩张，但实际上战场未来的结局已经非常明朗。就在这一年，72岁的张伯苓突然作出一个令人惊诧的选择，他前往南京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因为跟蒋介石私交很好，如果他不去，南开会被教育部收为公有。蒋介石要他的秘书吴国桢（张伯苓的学生）给张伯苓捎话:“他要去考试院，教育部会考虑南开的问题，还有我们不能等***先要走他。”作为一个性情中人，张伯苓不得不去。到了南京一个星期后，他就以身体不好为由，以考试院院长身份退隐在重庆南开中学，但从此，他与南开系列学校的关系越来越远。

      1949年秋，解放大军势如破竹直指重庆。 1949年 11月 27日，蒋介石第二来到重庆南开中学催请校长张伯苓到美国：“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一切等，都由我给想办法！”张伯苓低头不语。张夫人敢言：“我们哪里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学校！”此前，张伯苓收到周恩来来信说“不要跟蒋介石去台湾，不让老校长动”。这个抉择最终导致张伯苓晚年的悲剧。1949年 12月，重庆解放。张伯苓把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及幼儿园，捐给了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私立南开系列学校也都收归国有。

        1950年 4月，病中张伯苓想返回天津，被周恩来安排住进了傅作义公馆。儿子张锡羊对他说：“为了南开，为了家人”，写个表态的东西吧。张伯苓则诚恳地表示：“一是对***和人民政府还不了解，需要多看一看；二是***可以骂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可我不应该才和蒋先生分手就和***一样骂蒋先生，需要多想一想。”

        这位性情中的绅士学者，是难忘蒋介石的知遇之恩，还是对***的真不了解，让他做出了那样的决定。

      或许在那个年代、在张先生所处的环境中，这种情结可以理解，却很容易被认为是灰色的、不识时务、旗帜不鲜明的。

        9月，回到天津的张伯苓没有受到以往南开的热情欢迎，相比1947年他从国外回到天津时，整个城市夹道欢迎的情景使他落寞孤单。“我是被新中国抛弃了的，南开是我建的……”不管他是说气话，还是真没明白时局，10月的南开校庆又被通知不要他去了。神情颓丧的他，变得凄凉、沉默……

      1951年2月，再度中风的张伯苓，虽神志清醒但已不能说话，在家人整理的遗嘱中说：

        1951年 2月 23日，张伯苓先生在天津病故，享年75岁。家人从他衣兜里发现 7元多钱和两张旧戏票。一生向善兴学、生前弟子三千、两园桃李的张伯苓在离开时身后清寂。

      如今，南开大学校内有一片静静的园地，安放着南开系列学校创始人张伯苓的骨灰。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南开师生追思着南开的老校长。

        张伯苓生前曾留下遗愿，要把他安葬在南开的校园内。之后 38年，先生骨灰历次变迁，但始终未能如愿，甚至一度连张伯苓的名字也消失在南开校园。 1989年，在南开老校友的努力下，张伯苓的骨灰才迁回南开校园。

        “允公允能”在我们今天通俗地说就是既公又能，意思是“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以及服务社会之能力。教育改革到今天，不就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问题吗？教育方针、政策再怎么变、怎么细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一个人的人生首要奠定的基点，有能力才能为国家、社会服务。然1939年，当政府教育部对全国所有大学的课程、课程内容、考核方式、教授聘任等作出硬性统一规定时，联大教授会立即呈文对部颁规定逐条批驳，明确提出：“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并表示不会轻易更张本校的成规。这是何等的气度和魄力！温家宝总理2010年1月说过：“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今天的教育同仁，思考什么，表达什么？

      回望昨日之张伯苓和南开，我们除了温情和敬意，感念南开昔日之辉煌，是不是从这些令人感念的往事中汲取资源，开今天教育之新路？

张伯苓的美育和美育心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戏剧教育、音乐教育和环境教育方面。实际工作，成绩显著，但没有从美育心理理论方面分析研究。

戏剧教育

文学艺术是美育的重要手段，戏剧又是文学艺术中的重要形式之一。戏剧是综合艺术，借助演员的形体、动作、表情、舞台背景，音乐伴奏等直接面对观众，属直观性艺术，能引起观众集中注意欣赏、感受和体验表演情节，从而促成观众心灵感应、震动、净化和升华，因此戏剧美育功能显著，美育心理效应最深刻。看演焦裕禄、孔繁森的戏剧或由戏剧构成的**的效果，比抽象地上几堂政治课的效果还好。

在解放前，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著名的大学校长中最重视美育的要算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了。蔡元培在他留学德国时，已接受了席勒的美育思想，他又是德国心理学泰斗冯特的学生，所以他在美育理论和心理学理论方面有深厚的根底。他提出的“美育代宗教说”是引起世人重视的，他对美育的贡献主要在理论方面的论述。张伯苓在美育理论方面的论著不多，而在实践和效果方面却超过了蔡元培。

张伯苓不是文学家或艺术表演家。他一生献身教育事业；但他体会到“寓教于乐”、“寓德于乐”的教育心理学道理，所以他自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之初，就非常重视戏剧的美育功能。早在1901年就提倡话剧（当时称“新剧”，也称“文明戏”）。他和教职员学生一起创作演出话剧。他曾亲自编剧、导演。也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演员，当时周恩来、曹禺还在天津南天中学读书时，已经成为南开新剧团的主要演员，曹禺后来成为中外知名的戏剧文学家。张伯苓提倡戏剧，目的是把戏剧作为美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手段。他说：“戏园不只是娱乐场，更是宣讲所、教室，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曹禺也曾说：“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剧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

他还在《回忆我在南开开始的戏剧生话》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张伯苓领导南开新剧团的宗旨、剧目，演出效果等。他以感激的心情说：“南开新剧团对我影响很大。”周恩来在他写的“校闻”中也说：“校中每次周年纪念会，例演新剧，以志庆贺。今年暑假期问，校长（张伯苓）因每岁稿本，编纂非易；特集同新剧团团员数人，前往高家庄李氏小学，预先编纂，以冀勿匆忙于临时。……每人均编稿本三、四，而业经校长认可演者有二。所费手续，计经四次……其中情节，固求能免俗，然悲欢离合，实深合社会心理，且布景丰富，以之陪衬内容，情节当能益肖。”

根据曹禺的回忆，张伯苓早在1909年就提倡新剧“目的在练习演讲，改良社会”。1916年他在《舞台、学校和世界》一文中说：“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场也。”这也是他重视戏剧教育的观点。张伯苓说：“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到做人的经验。会演戏的人将来在社会上必能做事，戏剧中有小丑、小生、老生等，如果在戏剧中能扮演什么像什么，将来在社会上也必能应付各种环境。”他说的这些话是已得到了事实的验证。张伯苓提倡戏剧，是以戏剧为教育手段。对剧本的编选，非常严格。在他的提倡影响和扶持下，四十多年来，在天津、昆明和重庆各个时期的南开话剧理论、史话、纪事、演出剧目（近200个），创作及改译的剧目（近100个）剧评等。

音乐教育

南开的音乐、美术教育虽然没有体育和戏剧教育那么突出，但比同时代的普通中学和普通高校更为重视，成绩也较显著。这与张伯苓重视美育有密切有关。张伯苓是提倡戏剧美育的先驱。戏剧是综合艺术，戏剧的演出也离不开音乐、美术多方面的配合。

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有其家教的根源。他父亲张久庵先生在晚清放弃科举仕途，着迷于弹拉吹打的乐器，尤其擅长琵琶，天津人誉为“琵琶张”。久庵公对音乐的执着笃学精神，耳濡目染，对张伯苓由爱好、欣赏音乐到实施音乐教育有重大影响。这表现在天津南开中学、大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的音乐教学和课外音乐活动方面。

张伯苓很重视音乐教师的遴选。如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教师，都是当代有名的音乐教师。张伯苓把《诗经》解释为“达情之歌”非常恰切。张伯苓重视音乐教育也是源远流长的，并受到学生们的欢迎。1938级老校友李世在《忆南开的音乐教育》一文中说：“回忆起来，南开的教育是非常出色的。既有普及又有提高。同学一般欣赏点音乐，还造就了不少人才，如现在的沈汀、李孚生学史都是我国老一辈的著名声乐家。”

环境教育

南开中学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整洁、美观，秩序井然，产生肃然起敬之感。在旧中国普遍存在着脏、乱、差的环境里，南开学校算得上幽美的教育园地了。1934年诗人柳亚子初到南开大学赋诗赞美：汽车飞驶抵南开，水影林光互抱环。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浊世隔尘埃。

张伯苓深悟此理，在南开大、中、小学都重视环境美的教育，而且把爱国主义教育寓于美育之中，这位教育家的苦心孤诣，感人肺腑。张伯苓深知学校建筑除使用功能外，其心理功能也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建筑的第二属性，是交化属性，即美育心理功能。在大学校长中，亲自领导，参与设计，甚至亲自拉线测查建筑面积的，张伯苓可算得前无古人了。张伯苓创建南开大学初期，经费十分困难，但他不主张因陋就简，他注重建筑为教学服务的基本功能，同时也非常重视建筑艺术的美育功能。他没有发表过建筑艺术心理的文章，但他一生在领导学校建筑的实践中证明他有建筑术和美化校园的美育心理思想。

张伯苓也非常重视校园美的整体性，即建筑物的艺术性与周围人工改造的自然美相结合。有的设施还渗透着爱国主义教育思想，体现了寓德育于美育的原则。张伯苓重视学校建筑美和校园环境美的措施，是为了影响学生的心灵美。他认识到，创造美的学校环境，进行美育是行之有效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高尔基说：“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希望把美带到他们的生活中去。”的确，赏心悦目、整洁卫生的环境，能使人心情舒畅、心旷神恰，促使人乐观奋进。反之，杂乱、肮脏、丑恶环境，会使人心烦意乱、精神萎靡，导致言行失常。

环境美能影响心灵美，心灵美的人才创造环境美、维护环境美。张伯苓提倡的“镜箴自鉴”和“考美”也是一种美育措施。所谓镜箴就是在教学大楼和办公楼面对正门，竖一大镜，镜框镌有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要求师生，对镜自鉴，实际是对自己容貌美、心灵美、言行美的要求。启发自觉遵守纪律，自我完善自己的心理品质。所谓“考美”。是对学生宿舍和教室整洁美观的考核。南开教育重视全校的美化。对学生宿舍、教室的整洁卫生、美观尤为重视。

我曾多次听张伯苓校长讲过：紫白是代表南开的校色。“紫”是象征“高尚”的颜色，他还风趣地说：“满朝朱紫冠，尽是读书人。”“白”是象征“纯洁、廉洁”的颜色。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生活环境中的颜色，对人的情绪是有影响的，以紫白的颜色象征性地要求学生应具有高尚的情操、廉洁奉公的品德，此中也有美育的心理作用。 张伯苓教育的真谛是“公”“能”教育。他说：南开在短短的几十年中间，居然能由默默无闻的一个私立学校，而终至于誉满中外，是自有其独特的教育精神的。这一种精神可以从几方面去看：我们可以称之为爱国教育，民主教育，实用教育，或者说是科学教育。但是在本质上，这几个名词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先生毕生所倡导的“公”“能”教育。

“公”“能”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前者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因此它的宗旨是：不仅要求受教者能充实个体，同时它还进一步的要求个体的充实。“不为己用，而应该是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责政治风气贪污腐化，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了解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如果我们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实注意到“公”“能”，并重观念的培养，那么，或许社会上贪污腐化的风气，将可日见肃清。

在“公”“能”的教育宗旨之下，先生对于教育的方法曾不断改进。在校政的措施上，也都本着这个原则去努力。他特别注意那些优秀贫寒的青年子弟。他深信，教育的对象应该是不分贫富的，只要我们能给以受教育的机会和适当的训练，每个青年都不难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在平时，他希望他的学生都养成独立不移的人格，并且是合群服公者，他勉励他们求学戒空谈，而希望学校教育不致与社会脱节。基于这一个观念，所以先生在校政上的若干措施，也都和一般的学校不尽相同。南开学校的科学图书仪器及体育器具特别完备，这都是因为先生注重科学教育，提倡体育的缘故。譬如说，为了使学生在校的时候就能了解社会的组织，因此南开的学生每年都有参观视察的活动。为了培养民主政治的基础，学校里更特别注重学生们对集会组织的训练，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精神，他从不肯为他们轻易地写一封谋事的介绍信。以上这些事都是他提倡“公”“能”教育的种种措施。黄钰生认为，张伯苓有许多教育思想值得今人借鉴。如重体育、重道德教育、重科学实验，还重视开展课外活动，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他把办学的宗旨概括为“公、能”二字。“公”，就是为公不为私，“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南开确实培养了大批办事公正的人才。 奥运三问

一百年前，有个人问：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一位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派一支队去参加奥运会？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一百年后，三问皆有答案，奥运今朝梦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感慨万千：“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将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张伯苓，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力促刘长春首个参赛奥运的主导人物，也因此被誉“中国奥运第一人”。

贡献六个第一

张伯苓是我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和奥林匹克精神的最早传播人，是著名的奥林匹克教育家。1928年，张伯苓任名誉会长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观摩了第9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1945年抗战胜利，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当时张老曾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他对奥林匹克运动有六大贡献，堪称六个第一。

最早提出：中国要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

梁吉生谈到，张伯苓先生最早提出了中国应当关注奥林匹克运动，加入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早在100年前，即1907年10月24日，他在天津第五届学校运动会颁奖仪式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充满了希望。”“我国应立即成立一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1909年春天，赴欧考察归来的张伯苓又用幻灯机给大学生放映了第4届奥运会的照片。“奥林匹克”一词开始在中国流传。

最早参与：创建和组织“远东奥林匹克运动”

张伯苓最早参与了“远东奥林匹克运动”（后改称远东运动会）的创建和组织工作。张伯苓是远东体协成员之一，参加过第2、3、5、8、9届远东运动会，担任过第2、3、9届远东运动会的中国领队和第3、5届远东运动会的大会总裁判。远东运动会于1920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是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的区域性体育组织。

最早提倡：奥林匹克教育入课本

张伯苓先生最早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学校课程，通过实施奥林匹克教育推动校园体育课程建设。他在创办南开学校之初，就明确提出，教育一事，尤要在造成完全人格，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这体现奥林匹克与素质教育目标的一致性。尤其应当注意的是，早在上世纪20年代，张伯苓就率先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了体育科学教学大纲中。1929年10月印行的《天津私立南开中学一览》中“体育学科”教学大纲的“高级中学”部分就明确写明要讲授“西洋体育史纲要”和“世界，远东，全国，华北运动会之历史及组织法”。

最早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张伯苓先生最早发起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长期担任该会的领导。中华体育协进会努力推进与国际奥委会的联系，积极参加国际体育组织，先后加入了国际足球协会、国际游泳协会、国际草地网球协会、国际技巧协会等，并选派观察员出席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团体会成员，这标志了中国从此成为国际奥委会大家庭的一员。

最早促成：中国奥运健儿参赛

张伯苓先生最早促成了中国运动员正式参与奥运会的项目比赛。1932年，张伯苓与张学良及体育协进会领导一起，积极主持短跑运动员刘长春赴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并亲自为刘长春向国际奥委会报名，最终促成中国运动员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如愿与会，代表中国出征，参加短跑比赛。兴奋之余，张伯苓悬腕提笔，激动写下：“智力竞新，强国之鉴”。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百米比赛项目，从而开启了中国运动员正式参加奥运会比赛的历史。

最早发起：中国举办奥运会

张伯苓最早参与发起了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活动。1945年9月7日，张伯苓主持抗战胜利后第一次中华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会议，会议一致同意邀请1952年第15届奥运会在中国举行。张伯苓还负责“向政府商洽”此事。

创办了远东运动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等多个赛事和多项组织。

张伯苓先生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杰出贡献首推教育，他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在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同时，

他将奥林匹克文化和精神在中国传扬，被誉为中国奥运先驱；他同王正廷等一批仁人志士共同创办了远东运动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等多个赛事和多项组织，为近代中国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堪称近代中国体育事业奠基人之一；

他践行推广“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三育齐发，体育为先”等现代的体育教育理念，称得上近代中国体教融合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