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正统道藏》等文献资料知，道经中是有两个元始、元始天王、元始天尊，一个是居于三十六天大罗天的浮黎元始天尊，即玉皇大帝开天辟地前散形为先天道炁时之尊号，另一个是玉皇大帝聚形为万天之帝后，以玉皇之炁，与玉清神母（王母娘娘）于三清境之玉清境化生出的天宝君。这天宝君即盘古，是盘古幼年之号，也就是说盘古乃玉帝之太子，玉帝命四海之帝助盘古开天辟地，盘古化身天地山川，玉帝感其功，将己之号元始天尊敕封盘古，盘古居于三十五天玉清境玉清宫，遂为三清之首---玉清元始天尊；《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天皇即玉清圣境元始天尊盘古氏是也。天皇即天宝君也，以元始之玄炁化生中三皇之天皇氏也。”《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卷八十三引《补衍开辟》：“天人诞降大圣。曰浑敦氏，即盘古氏，初天皇氏也。”

道经《紫微玄都雷霆玉经》：“昔在劫初，玉清神母元君，是浮黎元始天尊之后，长子为玉清元始天尊，其第九子位为高上神霄玉清真王长生大帝，“”（长生）大帝曰：‘朕为浮黎元始天尊之子，玉清神母元君之男，玉清元始天尊之弟，太上老君之叔’”注：此经文明确说明玉清元始天尊、神霄玉清真王长生大帝是浮黎元始天尊与玉清神母之子，太上老君为浮黎元始天尊之孙。

《护国威灵西王母宝卷》:”西王母原是无生菩萨化身”

《龙华经--古佛乾坤品》：“无生母，产阴阳，先天有孕。”生一阴，生一阳，婴儿姹女。起乳名，叫伏羲、女娲其身。“”

《救苦忠孝药王宝卷》：“或是男，或是女，本来无二，都仗着无生母一气先天。”

《历代神仙通鉴》卷一：“玄元上人曰：”盘古治世功成，蜕去躯壳，一灵不昧，游行空中。见一圣女曰太元，四十余岁，抱守童真，独自在嵯峨山中。盘古喜其贞洁，乘其仰天呼吸之际，化青光投入其口。怀孕十二年，始化生于脊膂之间，即能言语，常有彩云护体。以己前身是盘古，乃号曰元始（玉清元始天尊）。

《七真祖师列仙传》43回：孙不二见了王母下拜道：“弟子与老母庆寿无疆！”及45回：“有天先有母，无母也无天”。可知，王母即老母---无生老母、无极老母！！

在民间信仰中，有无生老母“无当母”的说法，小说中，又 有骊山老姆“无当老母”的自诩；《巍巍泰山深根结果宝卷》：“诸佛母，藏经母，三教母，无当母”。《三宝太监下西洋》[明]罗懋登 ：“治世无当老母治世老母生下了盘古，分天、分地、分人，”老母听知此言，心中大怒，说道：“有了吾党，才有天地世界。”清《玉露金盘》：“昼夜不分，老母娘，命盘古才分混沌；无极老母即是金母娘娘，自混沌未分乾坤未判之时，老母就是一灵真性，统含阴阳之炁，独守其中，及至天地分开，辨了上下，老母真性，结盘虚无，散则弥漫宇宙，卷则敛如黍珠。“

无生老母又称作无极老母、无极天母、无极圣祖、至尊至圣始母元君无极祖母圣天尊，太元就是无极，太元圣女即无极圣女，这个能生盘古的太元圣女，就是最高最原始的女始祖，即无生老母，也就是说王母其实是元始天尊的生母。正因为王母为三清之一元始天尊的生母，所以在如河北云盘山等有关无生老母的庙会中，民众拜祭无生老母的热情都比三清或其他神祗高，对无生老母要先拜和多拜，无生母殿堂香烟缭绕，香客摩肩擦踵，西侧的三清观则相对冷清。

另外，据①宋罗泌《路史》卷四浑沌氏：（注）盘古氏亦曰浑敦氏。罗隐有“浑敦氏施化”之说，谓盘古也。②《历代神仙演义》[清]第一回：“时有出类一人……是谓盘古氏，又曰浑敦氏。”。③《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卷八十三引《补衍开辟》亦说：“天人诞降大圣。曰浑敦氏，即盘古氏，初天皇氏也。”④

《少室山房笔丛正集》：“盘古氏元始天尊应世也以一万八千年为一甲子“，《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天皇即玉清圣境元始天尊盘古氏是也。

《世本》：“黄帝又曰帝鸿氏”。《左传•文公十八年》杜注：“帝鸿，黄帝”。《 五帝本纪 》正义：“黄帝，……又曰帝鸿氏”《左传．文公十八年》：”昔帝鸿氏有不才子，谓之浑敦。”，以此知盘古为黄帝之子。                                                                                          《轩辕本纪》：黄帝升天为太一君。《史记·天官书》正义：“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周礼》注：“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崆峒问答》二八六问：“中央土德化为玉帝。”《道教大辞典》五方五帝：“中央黄帝化身为昊天玉皇上帝，为万天帝主，统御诸天。并以东南西北四帝，分布四方，主司四时。于是天帝判分，四方位奠，五行运化而无穷尽。”《上清灵宝大法》卷十 “ 昊天上帝，诸天之帝，仙真之王，圣尊之主，掌万天升降之权，司群品生成之机，三洞四辅禁经之标格，大梵至妙无为之神威，乃三界万神三洞仙真之上帝君也。以形象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故曰玉真天帝玄穹至圣玉皇大帝。”《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卷五：“昊天玉皇上帝，即天也。不得其名，乃曰昊天，黄帝称为玉皇，居上天故曰上帝。”又据《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上帝监民……皇帝清问下民……”此皇帝即皇天上帝，简称上帝，亦即中央天帝黄帝，也即俗称玉皇大帝。由此证明盘古即混沌，黄帝即昊天上帝亦即玉皇大帝，盘古为上帝之子。

女娲为王母之女，有以下文献证明：

1---------《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

无生为母，所产阴阳，本无名相，起名叫做女娲伏羲，乃是人能之祖。

无生老母同来商议，命女娲伏羲，叫伏羲命男女成婚。无影山下有一块鸿蒙混元石，用先天剑一把劈破鸿蒙，取出阴阳二卵，从须弥山上滚将下来，滚在鹅眉涧中，呵当响亮一声，搭桥对窍，阴阳配合，这便是男女成婚怀养圣胎。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产生下九十六亿皇胎儿女。

偈曰：老阴老阳生数子，少阴少阳产人伦；伏羲熬胶粘日月，女娲炼气补清天。

想当初，混沌时，原无一物；从无中，生有相，一段光明；圆光中，化佛身，结光成体；

化古佛，现金身，置立乾坤；无生母，产阴阳，先天有孕；产先天，怀圣胎，变化无穷；

生一阴，生一阳，婴儿姹女；起奶名，叫伏羲，女娲真身；李伏羲，张女娲，人根老祖；

有金公，合黄婆，匹配婚姻；戊已土，又取出，阴阳二卵；须弥山，滚下来，响亮一声；

有金光，和灵光，搭桥对窍；这便是，治人伦，男女成亲；混元了，又生出，九十六亿；

皇胎儿，皇胎女，

无生老母生二子，伏羲女娲始人伦。

2----------------《护国威灵西王母宝卷》

夫闻天仙王母尊之又尊上极无上。掌握三界辖管万灵。执人间祸福之权，理幽冥善恶之事，运寒暑之阴阳，摧星辰之变化。一年有二十四将神，一月有六应六侯侍卫母前。调行日月，旋转乾坤，润其泽而无高下，丘坑滋五谷而无偏枯，薄厚实如是之法，真成自然之道，莫道敬之则福，慢之则加祸。老母时刻不错普度众生。

夫闻老母设会宴聚蟠桃在会一切群仙等众各报原籍。

话表如来会夫子老君同入三教堂中，佛言：三教门人各受王母心法，归儒者学而第一穷理尽性；归释者万法归一明心见性；归道者抱元守一修真养性；释成佛作祖。王母挂号儒为相为卿；王母标名，道成仙成真，王母手字`三教无一而可离借重圣力扶持门人从今还原者多矣。偕三教牒请玉帝再会诸仙在广寒宫中。设摆三教归一会。谢母深恩何如？

三教圣人报王母，九重天上奏至尊。

玉帝闻奏喜喜欢欢，王母大天仙，佑民护国恩德如山，天下男女有吃有穿，不亏王母谁来运先天。

玉帝敕令行，诸神莫消停，齐将王母谢，三教尽标名。

玉帝敕命临，多谢王母慈悲心，众神明蒙母法力钦赐钦遵，若不是圣力扶持，天下人无有投奔，母恩常把乾坤运，都是你后辈儿孙。

夫子老君佛请旨谢恩，到娑萝摆设下天馐珍味，碧桃苹菠净土中般若馨香，又设下莲台宝座，娑萝诸佛同来贺，众菩萨鼓掌讴歌。

夫闻西王母原是无生菩萨化身，常有慈悯之心多与众生方便，

3-------------------《蟠桃宝卷》

名山诸真齐来到，带领群仙进宫门。无极宫中双膝跪，万寿无疆拜娘身。老母以( 一)见留神看，跪下了名山洞府众仙真。弥勒俯伏开言问: “招聚孩儿为何因”瑶母闻听回言道: “高叫群仙听言音。今日三月初三日，大设蟠桃会群真。天地一元对你讲，瑶池少了许多人。寅会以上下了世，九十六亿落红尘。只渡四亿回家转，财色迷住儿女身。瑶池以内长春乐，皇胎在世娘伤心。万班出在无其奈，大设蟠桃请仙真。诸仙到了公商议，酒过三巡听言音。古老上席去陪筵，玉液琼浆宴佳宾。”群仙闻听齐叩首，慈母训见费心勤。……

4清《玉露金盘》：“无极老母即是金母娘娘”

5民间传说《女娲造人》--摘自《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

女娲是王母娘娘的满女（最小的女儿），每天炼石补天。一天，炉子突然坏了，女娲来到地上取泥补炉。她看到地上又美又宽广，有山有水，有鸟有草有树，只是没有人住，就用泥土捏了三百个人，把他们向天空一抛，袖子一甩，他们变成三百个男人，之后，驾着彩云飘到地上。

一年后，女娲的炉子又坏了，再次来到地上取泥补炉。她看到人间人丁不旺，原来是没有女人，就到清水塘捏了三百个泥人，向天空一抛，袖子一甩，变成三百个女人。驾着彩云飘到地上。她又命令喜鹊从天上含来一粒谷种给人们种。

后来这六百个男女成双配对，结成夫妻，生儿育女，地上人丁兴旺了。

综合上述文献资料可知，盘古，女娲，西王母，元始天尊这些大神有如下的关系：

玉清元始天尊是盘古开天辟地后化身天地山川，玉皇上帝感其功而封之号；盘古（玉清元始天尊）、女娲乃西王母（玉清神母）与玉帝（浮黎元始天尊）之子女与臣属。

三尖两刃戟（或言三尖两刃神锋、三尖两刃枪）、开山斧、银弹金弓、斩魔剑、缚妖锁、照妖镜、八爪龙纹黄袍

杨戬，是神仙与凡人结合而生，杨天佑与云华仙女的独生子。

是一位神威显赫、法力无边、善于变化、斩妖除怪的神话人物，作为中国民间神灵信仰体系中一位影响深远的神祇被广泛信仰和崇拜，民间有二郎庙供奉。

在名著《西游记》中二郎神乃玉帝外甥，敕封昭惠灵显王，是玉帝的妹妹下凡与一名姓杨的凡人结合所生的独生子。在《二郎宝卷》中二郎神的父亲杨天佑是上天“左金童临凡”，为确州城内书生。母亲云花女恋旧情下凡与杨天佑私配成婚，生下独生子二郎真君。

扩展资料

杨戬的形象为额头上有三只眼（天眼），手使三尖两刃刀， 身边跟随一只哮天犬，三只眼是这位神祗较为明显的外观特征之一。神州各地的二郎庙里，神像都有天眼是最显著标志之一。关于第三只眼，来源于古蜀王蚕丛。它是古蜀文化孕育的结果。第三只眼形成的条件是古蜀“崇目”的信仰。

在民间广泛流传的 “劈山救母” 故事中 , 二郎也是少年。土族广泛流传的《二郎杨戬》的故事,说杨戬是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却神通广大,“一落地就懂语言,通人事,聪明过人。他剑眉桃眼,长得胖虎虎的。”

-杨戬 （中华古代神话人物）

　　白莲教的历史渊源(一)

　　白莲教源远流长，是一个秘密的宗教结社，南宋初年已出现于江苏昆山。元、明时期有很大发展，分成为很多支派，分别称大乘、混元、收元等名目，成员十分广泛，有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业主、雇工等，也有一些太监、王府包衣、庄头、绅士、书吏、差役等参加。

　　白莲教“政体尚专制”，始终实行严格的家长制统治，等级森严。由于其本身又分成许多别支，故派系的教首只掌握本派的大权，采取父死子袭的权力继承方式。不容外人觊觎。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归根到底取决于所收门徒的多寡，以纠合人数多者称为大头目，人数少者为小头目。教首的弟子们，随着本身力量即所收教徒人数的不断增长，独立倾向也在逐步加强，如果条件成熟，最后也会走上独树一帜的道路。

　　白莲教传教的方法是：传教者“或充医卜，或充贸易，遍历各村，亲去传徒”，在穷苦的下层群众中招收信徒，并将其组织起来。

　　白莲教教徒在日常只是烧香礼拜，讽诵或由教首讲解经卷、咒语、口诀、歌词（除教外，突出敬孝行善、三皈五戒等），以虔修来世，并达到求福避祸的目的。“习教的人各出银两，交与掌柜的收下”，称为“根基钱”。钱数不等，少则一、二百文，多则几十两、上百两。各地的小教首每年或几年向本派教主输钱，曰“朝贡”。如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白莲教首刘之协、宋之清等人就将所收教徒的部分打丹（将姓名、籍贯写于黄纸，向空焚化，名为打丹，又名升丹）银二千两陆续送交被发配到甘肃隆德县的师傅刘松手中。

　　白莲教徒从明万历到清康熙时百余年间，刊刻了许许多多的经卷。几乎所有的白莲教经卷，都宣传“两宗三际”、弥勒下凡和劫变观念，宣传“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信仰。据白莲教的解释，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叫做明暗“两宗”相互斗争的势力，明就是光明，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弘（红）阳”、“白阳”的“三际”。

　　白莲教的历史渊源(二)

　　清乾隆年间，白莲教支派林立。混元教和收元教是其中重要的两支。

　　乾隆三十九年（1774）初，河南鹿邑人樊明德在家乡创立混元教，并将其迅速传播到河

　　南归德、陈州、汝宁和安徽颖州等府。第二年便遭到清政府严厉镇压，樊明德等十三人

　　被判处死刑，他的再传弟子刘松被发配到甘肃隆德县，混元教处于瘫痪状态。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混元教徒、安徽太和县人刘之协“来至刘松配所探望，与

　　刘松商复旧教，并以混元教破案已久，人多不信，必须另立教名。随商同刘松，改为三

　　阳教……欲觅一人捏名牛八，凑成朱字，伪称明朝嫡派，将来必然大贵。又指刘松之子

　　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保辅牛八，入其教者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并推称刘松为老教

　　主”。

　　乾隆末年，收元教在鄂西北地区进行活动，主要分为襄阳宋之清和房县王应琥两支。

　　湖北襄阳人宋之清是收元教支派三益教创立者姚应彩的再传弟子。他本人亦收襄阳总差

　　役齐林等人为徒。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又拜刘之协为师。三年后，宋之清因传徒

　　日多，与刘之协发生了争教事件，遂自立一教，名为西天大乘教。从此，他“自行兴教

　　，捏称弥勒转世，必须学习西天大乘教，躲避灾难”并将其活动的重点放在阶级关系紧

　　张的川楚陕三省交界地区，让弟子们广收徒众，扩大组织。与此同时，王应琥也在湖北

　　、四川交界地区大力发展组织。以宋之清为首的收元教，为把农民群众从宗教信仰的迷

　　雾中吸引到自身的解放上来，宣传“习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

　　下”，“从教者先送供给米若干，入教之后，教中所获资物，悉以均分”，“习教之人

　　，不携资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等等，以及随后逐步散播的“弥勒转世，保辅牛八”

　　这一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性预言，深深地吸引着广大群众，扩展组织的工作进行得十分

　　顺利。其弟子中，湖北襄阳总差役齐林，对收元教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后来的襄

　　阳黄号，以及四川起义军大部分领袖，如姚之富、樊人杰、王光祖，冉文俦、孙赐俸、

　　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等等，都是齐林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齐林势力和影响已超

　　过宋之清，川楚院起义基本上是由齐林系统的教徒发动和领导的。

梅花拳教在形式上是拳术功夫，在内里上是一种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又叫民间秘密宗教，是泛指传统的儒道释之外的、混合各教思想的民间思想，清代以来的统治者一般在文档中称为“邪教”，学术上说叫民间信仰，一般都大量混杂佛、道、儒三家的经典和思想。属于民间秘密宗教自己所塑的神祗，主要有无生老母、无极老祖、天真古佛、混元老祖、先天祖师、中天祖师、后天祖师、收圆佛祖等。教门内大都宣传劫灾、劫变等思想和无生老母、弥勒菩萨下凡间救世的内容，相信现在掌世的佛将让位给未来掌世的佛，清代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或无生父母)八字，最为普遍，但因为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概念也深入人心，有些教门也会称颂阿弥陀佛。根据一些文献和教门《宝卷》记载，其中就有“弥陀下生”、“弥陀显现”等说法，说弥陀古佛化下凡，化为明师真人，指引众生，受三皈五戒，得三昧禅定，顿悟无生，结果还归回乡。

白莲教的罪行：迷惑愚昧的老百姓，致使白莲教教徒疯狂的迷信,杀人害命，一个个教化的根本没有了自我。一口一个真武大帝，以为自己真的可以长生不老、刀枪不入。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

北宋时期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南宋绍兴年间，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

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语、不饮酒。它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

它的教义简单，经卷比较通俗易懂。为下层人民所接受，所以常被利用做组织人民反抗压迫的工具。在元、明两代，白莲教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

流传到清初，又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虽遭到清政府的多次血腥镇压，但到了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大起义已发展成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

扩展资料

影响

在明清时代数以百计的白莲教支派中，最有影响的是明代出现的无为教、黄天道、大乘教、红阳教和清代出现的天地门教，八卦教、在理教、先天教等。

在明清时代民间秘密宗教世界最为著名的人物有罗清(罗祖)、李宾(普明祖)、王森(石佛祖)、韩太湖(飘高祖)、董计升(董老师)、刘佐臣(圣帝老爷)、羊宰(羊祖)等。对白莲教宗教理论体系最终形成起过重要作用的民间秘密宗教理论家是罗清、弓长与木人。

-白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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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是指佛教，道教，儒教三个教派的融和。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三教的分合是贯穿近二千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中一股重要的流，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巨大影响。对于此种现象，学者多以三教合一统而论之。然而，从三教并立到三教合一，则有一个过程。元明间“三教合一”一词的出现可以说是三教间关系已经具有内质的演变。今将这种演变分阶段具说之，希方家指正。

（一）

“三教”，指的是儒、道、释三家[1]。三教概念的发展，可以分几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阶段，唐宋是一个阶段，元明清是一个阶段。最初的阶段里，虽然有三教的连称，不过彼此是独立的，当然相互间都有影响，儒、道、佛三者之所以相提并论，则是偏重于它们社会功能的互补。中间的阶段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主要在于彼此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就其主流而言，依然各树一帜。只有最后的阶段才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其中，第二阶段是在继续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第三阶段亦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底子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这也反映了三教合流的趋势越来越大。

三教在社会上的客观存在是三教概念出现的基础，不过三教概念的提出却是社会意识发展变化的结果。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形成是在两汉之间，虽然“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2]，但三教概念的出现和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三国之前人们的论著中是没有“三教”一词的。《广弘明集》卷一载有《吴主孙权论述佛道三宗》一文，同时提及儒、道、释三家[3]。以及“牟子作《理惑论》，论儒佛思想之一致；道安以《老子》语解《般若经》；这些可以说是三教一致的最初意见”[4]。以后“暨梁武之世，三教连衡”[5]，三教一词出现在文献上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作为强大的社会存在已经无可置疑。时人于佛儒、佛道、儒道之间的互补共通之处，分别有很多的建议论述，尤其是“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6]。如孙绰在《喻道论》中云：“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7]。明僧绍则认为“佛开三世，故圆应无穷；老止生形，则教极浇淳”，所以“周孔老庄诚帝王之师”而“释迦发穷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主所通”[8]。王治心先生就张融、顾欢等人“道同器殊”思想阐述道：“在形而上方面的道，本来是一；惟在形而下的器方面，方有释教道教之分。……这些都是六朝三教同源的意见，这种意见，影响于后世亦非常之大”[9]。此外，作为体现此类理念的人物在当时也大量出现，著名的如道士陶弘景既著“《孝经》、《论语》集注”，又“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10]。还如沙门昙度“善三藏及《春秋》、《庄》、《老》、《易》。宋世祖、太宗并加钦赏”[11]等等，当时诸如此类的人物是很多的。存在决定意识，“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三教所依附的社会基础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相同或一致的”[12]。在这样的基础上，就出现了“三教”的概念。

在这一时期，由于一些帝王的崇佛，以及佛教作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生气和丰富内涵，使佛教成了三教的中心。梁武帝在其《述三教诗》中说他自己“少时学周孔”，“中复观道书”，“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最后达到“至理归无生”[13]的认识，非常形象地突出了佛教盖过其它二教的吸引力。这可以说是该时期三教关系的一个特点。

至隋唐两宋，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 ，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陈寅恪先生谓：“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14]。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但客观上却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并反映了社会政治对整合三家的需要。如唐“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15]。三教在唐宋时频频进行的廷争，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陈述与辩论，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16]，客观上使三教在内质上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认同。如从唐代起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的禅宗“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17]。甚至从唐时起“中医药学是儒、道、佛的一种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18]。冻国栋先生也通过对《唐崔暟墓志》等史料的考释，认为：“儒、释、道兼习乃是隋唐时代士人及其家族的普遍趋向”[19]。同时，“中唐以后，天子生日举行有关三教的传统性活动——三教讨论”，致使“中唐产生了三教一致的思想”[20]。不过由于这些辩论的主题方向往往是在儒家经世致用的框架下展开的，目的是为了皇朝的“鼎祚克昌”和“天下大定”[21]，故三教连称在唐代，虽然亦将三教置于相同的地位，但此时三教内的重心，已由佛教转入到儒家，因为“南朝的梁陈，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并作为组织上述三教辩论的出发点[22]。思想上的融会贯通必定会见诸于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唐时三教之称也在史书上频繁出现，达到了高峰。如在《旧唐书》中，“三教”一词共出现24次，比除了《新唐书》之外的其它二十二史中此词所出现的次数加起来的总和还多。可谓彼时之三教连称，系时风所趋，深入人心。武则天时编纂《三教珠英》，参加者皆为一时之选，如“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谟等”[23]，这些人俱是少读经书，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此当然也会给三教在文字表达中的频率高低带来影响。

不论是魏晋还是隋唐，三教的并提，都可以说有着以下的意味：第一，表明作为社会的意识力量，儒、道、释各有影响范围，可以说三分天下，虽然其间常有高低先后之争。第二，所谓三教归一、三教一家之类的说法，不论是出于那一家之口，无一不是从维护社会道德，有利政治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认为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所谓“三教虽殊，同归于善”[24]。这种“一”致被强调的结果，实际上是将儒家理念作为三教的取舍标准，故反对三教并提的一方，也是以佛、道二家不具备能与儒家等量齐观的社会功能作为一条重要理由，认为三者在道德趋向上仍未一致，甚至还有所牴牾。不过在魏晋，乃至隋唐，反对方始终不是社会主流意见，至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未被最高统治者所采纳。第三，三教仍然各自保持着独立的形态，不过相互间在观念和思想方式上，不断地进行交流和融合，一定程度上从外在功能上的互补加深到内在思想上的融通。第四，由于自南北朝起玄学的消退和经学的东山再起，尤其是王通、韩愈等人对新儒学的发展，一直到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学主导社会意识的动能日益强大，促使三教在隋唐之后朝儒家倾向的势头也愈来愈明显[25]。

（二）

从统合的角度看，“三教合一”的含义无疑要比“三教”更进一步。关键在于对“合一”的理解。如果将“合一”视作儒、道、佛三家的内在义理上，特别是在道德标准取向上走向融合的一种趋势，当然可以，但此至少在明代之前是称为“三教合流”或“三教归一”的。其实一般现在的学术著作中在说三教合一时，也就是这个意思。

或许正是对三教合一之称在理解上的模糊，古人极少用三教合一这个词，至少是明代以前基本上没有人使用过此词。作者曾请友人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通过电脑光盘检索，三教合一之称在整个《四库全书》中只出现过八次，且全都是在元代以后。也就是说，在明代之前，只有三教的概念，而根本没有三教合一概念的流行。或者说，明代以前的人们，尚未认识到三教在外在形态上有合一的可能性。当然，明代人所说的“合一”，仍可分二个层次。其一依然是以往“三教归一”、“三教一家”的那层意思，即主要指三家在道德价值观念上的一致性。如顾宪成在《明故礼部仪制司主事钦降南阳府邓州判官文石张君墓志铭》中云：“东溟管公倡道东南，标三教合一之宗。君相与质难数百言，管公心屈”[26]。不过，从明代一位监察御史陆陇其所云，“今人言三教合一，岂非朱子之所叹然。又有谓三教不可合而各有其妙，不妨并存者，则又是以不合为合，尤巧于包罗和会者也”[27]。陆氏所谓三教的两种合一，其区别正是表现于外在形态上，即当时人们确有主张将三教混为一体。

三教合一概念在明代的提出，必定是当时的社会中已经有了合三教为一教的某种实际形态存在，哪怕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社会上确存在三教形态上的共一。如到了明代，三教共同崇拜的神祗日益流行，其中最盛的是关帝信仰，约成书于明中期的《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称关羽君临三界，“掌儒释道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柄”。再如晚明的林兆恩甚至创立以儒为主体的三教合一的宗教“三一教”，宣称要通过“炼心”、“崇礼”、“救济”等手段，“以三教归儒之说，三纲复古之旨，而思易天下后世”[28]，甚至“立庙塑三教之像：释迦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为儒童菩萨塑西像，而处其末座。缙绅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29]。实行了三教在信仰崇拜体系上的合一。从而使三教合一概念的内涵有了质的飞跃。

林兆恩的“三一教”，是以公开标榜三教合为一教作宗旨的，其它一些民间宗教里也有以此为旗帜的，此可见诸于那些民间宗教的经典“宝卷”。如《销释悟性还源宝卷·留三教经品》云：“自今慈悲来找你，才留还源三教经”；《开心结果宝卷》中有《三教菩萨品》；《混元红阳临凡飘高经》亦有《取三教圣人品》等[30]。此表明明清二代有更多无名有实的三教合一宗教组织，即是上述那些活跃在当时的五花八门民间宗教。对此明末清初时的颜习斋看得很清楚，他说：“大凡邪教人都说‘三教归一’或‘万法归一’”[31]。在这些民间宗教所奉行的宝卷里，三教之间的原有差别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了，正如安娜·塞德尔所说 ，“这些佛——道经文起源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世俗圈子中，在那里，两个宗教在教义上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32]。事实确是这样，如罗教创始人罗清在其《五部六册》中的《破邪显证钥匙卷·破不论在家出家辟支佛品第一》里就进一步说明：“一僧一道一儒缘，同入心空及第禅。似水流源沧溟㲿，日月星辰共一天。本来大道原无二，奈缘偏执别谈玄。了心更许何谁论，三教原来总一般”。酒井忠夫先生曾对《五部六册》引文进行考证，发现其中不仅有《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等佛经，还有《道德经》、《悟真篇》等道教典籍和儒家的《大学》、《中庸》等[33]，说明这些所谓宝卷完全是三教合一的。大体上说，这些宝卷“全是邪教名目而假充如来佛经以欺人者”[34]，也就是说民间宗教如果在崇拜形式上还往往显示着佛教色彩的话，但其所主张的现世人们行为准则，却是儒家的忠孝仁义等伦理，如其中《销释孟姜忠烈贞节贤良宝卷》、《二十四孝报娘恩》、《节义宝卷》等等。

（三）

在区分三教和三教合一时，有一条界限是需要分明的，即站在佛、道的宗教立场上说三教一家，和以三家观念统一到一个宗教形态之中是有着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后者也可说是前者观念发展的结果。

纵观从三教到三教合一观念的变化，可以察看到中国社会的一些发展动态。首先，自唐以后，无论是从外在的政治统一，还是内在的专制集权程度，都甚于以往的朝代，而且是一代甚于一代。这种专制集权的大一统社会政治体制的不断加强，愈来愈需要更为一致的含有宗教形态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于是三教合一的呼声也越加强烈，包括象明太祖朱元璋这样统治者的极力提倡[35]。其次，鉴于自春秋至秦汉思想趋向一致所形成的传统，三教在长期并存的过程中，内质上通过交流，彼此的认同越来越加深，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教的真正合一就有了更充要的条件。如余英时先生指出：“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这一长期发展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可以说是事有必至的”[36]。又如元代全真教主王哲（重阳）在山东等地组织“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三教七宝会”等等，表明在新道教的内部，三教合一的因子更为成熟，“大量儒释思想被融入道教，已成为入明以后道教的一大特色”[37]。这种现象也在当时上层建筑中各个领域内泛现，如“‘三教圣人’在元代戏剧及其它著作中就突然出现了”[38]。再次，由于十三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的瓦解，使中国佛教再也难以吸收与中国文化异质的东西，这对加速与其它二家的同化，反而成了有利因素。最后，中国民众在宗教上一向是兼容并收的，儒、道、佛诸家的内容都早已司空见惯，三教合一把这些他们最熟悉的东西调和起来，推陈出新，民众是乐于其成的。这成了促成三教合一的重要社会条件。

三教合一概念及其相呼应的宗教形态在明代的出现既跟社会演变相关，也跟儒家学说的发展有关。林兆恩的“三一教”也好，其它形形 的类似民间宗教也好，它们的社会道德取向却来自于儒家的价值观，可以说是宋明理学发展出来的一个副产品。宋明理学，正如很多学者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它的形成，是吸收了不少佛、道二家思想的结果，也强化了它的宗教气息，“尤其是理学家的修养功夫，无论主诚主敬主静主寡欲主返观内心主致良知主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等等，莫不含有宗教上祈祷面目”[39]。“元明以后，佛教与道教衰落，理学勃兴。理学以孔子的伦理思想为核心，摄取了释、道的大量哲学思想、思维形式和修持方法，使三者密切起来，难解难分”[40]。甚至可以说，宋明理学作为“新儒家比道家、佛家更为一贯地坚持道家、佛家的基本观念。他们比道家还要道家，比佛家还要佛家”[41]，故可以说其本身就体现着三教合一。然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况。第一，宋明的新儒学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一头独大的社会统治意识，完全改变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格局。第二，佛、道二家逐渐在“三教”中沦为配角的地位，这也降低了它们作为宗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第三，在儒家内部，三教合一的思潮发展也愈来愈强烈。“三教合一”一词开始出现在《四库全书》的明代书文中，并且为数不少，正是此种情况的反映，因为《四库全书》中所收的宋以后的书籍文献，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基调的。

上述三点情况是同时发生的。于是，一方面作为社会意识上层的儒家思想在三教合一的理论上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并趋向于完备，但此儒家仍并非是宗教，依然缺乏诸如在生死问题上给人以终极关怀那样的宗教基本特征。周予同先生谓：“朱熹的祭祀论，不能于理论方面多无发挥，而复返于宗教的解释，实为宋儒哲学思想退化之一证”[42]。这既说明儒家有过适应宗教化的动向，也说明单靠儒家是宗教化不起来的，朱熹的“退化”也仅此而已。另一方面，虽然佛、道二家在此期间也大力发展了三教合一说，但和社会主流意识依然存在着差距，而且它们二家中任何一家的宗教影响力都在减弱。也就是说在当时社会中，主流意识和宗教需求间有着矛盾和缺口。

需要是发明的源泉，解决这种矛盾与缺口的办法之一就是将儒家思想为主的三教思想合一而宗教化。儒学在明代最风行的王阳明一派的观念中强化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其“立三教合一之说而阴诋程朱为异端，万历中年，群然崇尚，浸*入于制艺”[43]。与此同时，理学中王学门徒里向社会下层发展的倾向也明显起来，如泰州学派的罗汝芳（近溪）讲学时，“至若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织妇耕夫，窃履名儒，衣冠大盗，此但心至则受，不问所由也。况夫布衣韦带，水宿岩栖，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缁衣大士，缙绅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车辙所至，奔走奉迎。先生抵掌其间，坐而谈笑”[44]。这些儒学家的弟子中三教九流都有，这样，以罗汝芳、管志道（东溟）为代表的王学弟子可以说是以“士人阶层为中心，逐渐向其它阶层推广的倾向，既流行于官僚，也流行于农、工、商。这是因为，善书、功过格都不再拘泥于吻合过去型的儒、佛、道的界限，而将三教混合一致，并以自己的实践立场为中心，理解三教的信仰和学问，因而作为新的民众道德而勃兴流行”[45]。于是，在民间广泛受其影响的情况下，真正具备三教合一性质的“三一教”之类就应运而生了[46]。其实，将儒家视为儒教的说法也大多来自此时[47]。这说明，从三教到三教合一的转变，是与明清时代的社会需求合拍，也和儒家思想的演变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