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盒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白色的银盒特别引人注目，那闪闪发光的花瓣显得尤为突出。这个呈扁球形银盒，通高12厘米，腹径149厘米，重5726克。出土时在主棺室，盒内有十盒药丸。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鎏金圈套等工艺特点看，与中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但与古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550～330年）遗物相似。经化学分析和专家们研究，认为是波斯产品，银盒里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因此，银盒并非南越国制造，而是海外舶来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南越王墓出土的银器除了银盒外，还有银洗、银卮和银带钩，都是越王室的专用器具。7件银带钩工艺十分精美，有5种式样、钩首有雁头形、龟头形、龙头形和蛇头形等。特别是主棺室出土的那件银带钩，通长184厘米，呈弓状，镶嵌宝石并饰以凸浮雕。龙头形的钩首饰以卷云纹和腾跃的飞虎。复杂的纹饰，发光的宝石，通体鎏金，显得高贵华丽，是很好的工艺精品，反映了主人高超的制作工艺和审美观点，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风尚。带钩的用途，主要用于扣接束腰的皮带，还可以用于佩剑和钩挂刀剑、钱袋、印章、镜囊及各种饰品。 铜器在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中占有重要地泣，共有青铜器500多件，不但品种数量多，而且工艺技术精湛，极具地方特色。这批铜器中有厨具、饮食用具、酒器、乐器、车马器、生产工具及各种日用器具，等等。铜鼎。共36件，数量超过了殷墟的商代妇好墓，有汉式鼎、楚式鼎和越式鼎，其中有9件刻有“蕃禺”铭文，都是由南越国的都城工匠所造，是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特别是越式大鼎，通高54．5厘米。出土时鼎内有“泰官”封泥一枚。南越国也像西汉一样设有“泰官”一职，是掌管南越王日常饮食的职官。

铜壶

共9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鎏金铜壶，高37厘米，细长颈，大腹，造型美观大方，通体鎏金，光亮华丽，是一件艺术精品。

铜提简

共9件。铜提筒是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特别是一个船纹铜提筒，高407厘米。除器身有几组几何饰纹带外，最为突出的是4只首尾相连的羽人船，每船有羽人5名，各饰羽冠，赤脚。船首倒挂一具人头。船首尾各竖两根羽旌。5人形态各异，有的划桨，有的击鼓，有的持兵器，有的在杀人。有人分析，广州临海，多海患，画面表现的应是杀俘虏祭海神的场面。船与船之间还有海龟、水鸟、海鱼等作装饰，形态生动，工艺精美，是精美的艺术品，是中国考古史上发现的规模最大、最为完备的海船图形。

出土的39件铜镜大部分是精品，例如连弧龙纹镜、带托镜、十字龙凤纹镜、绘画镜、六山纹镜等。其中绘画镜是彩绘人物大画镜，直径达41厘米，为国内考古发掘出土最大的西汉绘画圆镜，是汉代铜镜中的珍品。特别是出土时仍保留白、青绿两色的绘人物组画，中央有2人作跨步弓腰斗剑表演，两侧各有4人站立围观，生动逼真。周围和中间还配以连弧纹和卷云纹。还有六山纹镜，有6个斜形山字，衬以浪花形羽状纹和莲叶形花瓣纹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有一面六山字纹镜是传世品，但是南越王墓出土的这面镜则是第一次由考古工作者亲自发掘出来的，实为珍贵。铜鉴出于后藏宝，是深鼓腹大盆，可用来盛水或食物，出土时盆内有猪、牛、羊、鸡骨和鱼、龟等海产，说明这是当时的主要食品。

铜熏炉

共有11件，有单件和四连体的，炉腹和顶盖均镂孔透气，是用来焚香料的，香料被认为是舶来品，这是最能反映南越国地方特色的典型铜器，其复杂的工艺反映了当时的铸造技术水平。

铜钫、印花铜凸版与构件

铜钫是一个方形壶。腹呈椭圆形突出，饰以繁缛的浮纹，复杂多变。这种盛酒的铜器制作技术精良，具有透雕后味，更能衬托出主人酒的名贵与醇香。

印花铜凸版。是用来在丝织物上印染图案的工具，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印染工具，对研究古代纺织技术具有重要意义。墓中出土的铜构件较多。有鎏金铜铺首6件。有一个出土时已朽的漆屏风的铜构件多种，例如，转角鎏金铜托座、鎏金蟠龙托座、正间鎏金铜托座、鎏金朱雀铜顶饰、鎏金双面兽形铜顶饰等。还有鎏金铜牌饰等。 钮钟

甬钟、铜句鑃都是乐器。宴乐之器是古代统治者炫耀其奢华生活和身份地位的标志。墓内东耳室出土的一批乐器，旁边还有一名殉葬的乐师。乐器可分铜、石、陶、丝四大类，这里只说青铜乐器，有钮钟一套14件，甬钟一套5件；句鑃一套8件。还有铜铸等。钮钟是南越国自造的乐器，大者通高242厘米，小者通高114厘米。

甬钟

最大的通高49厘米，最小的通高38厘米，长圆筒呈椭圆形。

句鑃

最大的通高64厘米，扁方形实柱体柄，弧形口，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并刻有“第一”至“第八”的编码，是迄今我国唯一发现具有绝对年代，而又有序号的句鑃。“文帝九年”是公元前129年，由乐府工匠制造，赵昧自称文帝，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符。经测定，句鑃音质还好，仍可演奏，弥足珍贵。 墓中出土的兵器种类多，数量大，除15把剑为铁质外，其余皆为铜造。最为难得的是一把“张仪”铜戈，铭文“王四年相邦张义（仪）”等字，“王四年”应为秦惠王时。由张仪监造，说明是由秦带入南越的。

铜剑

出自西耳室、是战国楚式剑，为墓中唯一的一把青铜剑。

铜虎节

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姿态生动威猛、蹲虎欲跃、虎头昂扬。张口、露齿、弓腰、卷尾，饰以错金虎斑纹，是国内仅存的一件错金虎节，属于孤品。节是外交和军事上的信符，有虎节、龙节、人节之分．可以用来证调战车和士兵，有错金铭文“王命：车徒”，尤为珍贵，是一件重宝。

所谓“节”，是一种外交礼器，《礼记》中记载“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其他史料中也有“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族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的记载。虽然“节”的种类繁多，铜虎节也曾经在其他地区有过发现，但唯有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通体以错金铸造法制成。有人推测，此虎节极有可能是当年南越王赵佗攻占了楚国旧地时所获，随后传给后代，并最终成为南越王墓的随葬品。

铁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国防力量。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铁器始于春秋时代，战国时期已普遍使用。汉代铁器以农具、工具和兵器为主。南越王墓出土的铁器有700多件，有农具、工具、兵器和日用器具等。

铠甲

通高58厘米，属轻型铁甲。共有709片甲片，均呈四角抹圆的长方形。这种轻型铁甲适合于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使用，代表了西汉时期南方铠甲的基本形制，与北方中原地区出土的铁铠甲形制有较大差别。

铁剑

共15件，其中一件出自墓主腰间左侧，残长164厘欧阳，剑鞘为竹胎，剑茎两面夹以木板，外捆缠丝带。还有4件是青**玉，雕刻最为精细，下面有高浮雕群兽，形态十分生动。

铁矛

这个铁矛间铜质、鎏金，错间金银的三角图纹和流云纹，如此华丽的铁矛应为南越王自用，或用于仪仗。 玉壁

是正中有回孔的圆形玉器。南越王墓出土各种玉璧56件，仅主棺室就 有47件，说明墓主对玉壁的喜爱。这些玉壁中比较突出的有大玉璧、透雕重圈二龙衔环璧、透雕龙纹玉璧、透雕龙凤涡纹玉璧、鲁首玉璧、双连玉璧等。特别是主棺室出土的一件大玉璧，直径达334厘米，是墓中所出土玉璧中最大的一件，雕刻精致，纹饰古朴庄重，颇有帝王之气。大玉璧是我国已知考古发掘出土玉璧中体形最大、龙纹饰最多的一块，被称为“璧中之王”。

玉盒

主棺室出土，为青玉，呈青**，盒身鼓圆，高77厘米。玉盒刻有两凤鸟，饰以美丽浮雕纹，结构严谨，雕工精细，光洁夺目，被称为“玉器绝品”。

丝缕玉衣

玉衣是汉代特有的丧葬殓服，东汉灭亡以后，未发现有玉衣。玉衣是有等级规定的，有金缕、银缕、铜缕玉衣，诸侯王多用金缕，也有用银缕的。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为首次发现，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件。

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是中国考古历史上所见的最早的一套保存完备的丝缕玉衣，且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现中，比名闻天下的河北中山靖王墓中刘胜所穿的金缕玉衣所属时间还要早12年。这套玉衣由头、上衣、左右袖筒、左右裤筒、手套和鞋10部分组成，全长173米，共用近2300块玉片，其中头部用玉片260余枚，上衣530余枚，左右袖筒各约210枚，左裤筒266枚，右裤筒388枚，左右手分别为113枚和21枚，左右鞋分别为108枚和109枚。每枚玉片四角打磨四孔，通身用朱红色丝带穿连而成，走线规整，图案精致。玉片材质不一，颜色各异，以黄褐色为主，质地温润，取材自珍贵的软玉石料。根据钻孔工艺和玉料质地来看，属于南越地区所产。由于年代较早，因此它并不像其他墓葬中出土的玉衣一样采用金缕或铜缕等金属作为穿连材料。有学者将其与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的中山靖王金缕玉衣进行了对比，认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南越国是得到汉朝中央政府承认的王国，因此如果是皇室所赐，那么应当至少是使用银缕作为穿连材料，而此玉衣采用丝缕穿连，无疑表明是南越当地自行制作。也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做法，才显出了它独有的历史参考价值。

玉印

共9枚，其中3枚有文字的玉印 (有6枚无文字)都是出在主棺室墓主身上，分别是 “赵昧”、“泰子”、“帝印”的方形玉印。“赵昧”印和 “帝印”都是墓主身份的物证 。“帝印”是“皇帝之印”的意思，是赵昧生前僭越称帝的物证。

玉佩

由于玉石具有优良的质地和美丽的色泽，又能迎合人们的求美天性和祈求健康、避邪的心理，从古至今是人们追求的时尚。在古代佩戴玉质装饰品是达官贵人追求的时尚。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饰品有130余件。例如，犀形玉瑛，整体作透雕形的犀牛，呈蹲曲不想状，全身肌肉隆起，充满生机活力。双龙纹玉瑛，对称的双龙头，张口鼓目，饰以透雕云纹，形象生动。透雕龙璃纹玉环，双面透雕二龙二兽的优美造型，十分别致。透雕龙凤纹重玉佩，透雕体态轻盈的龙凤，饰以卷云纹，造型饱满有力，龙凤均有呼之欲出之态，确是玉饰精品。连体双龙玉佩，构思奇特的双龙拥爪，形象生动。凤纹牌形玉佩，独特的不对称设计，形象美观。还有11套玉佩已复原了3套，墓主赵昧的组玉佩是最大、最豪华的一套。

玉角杯

出目主棺室 “头箱”，为主人自用的酒具。长184厘米，口部椭圆，口径58一67厘米。杯身作弧形优美流畅地回卷，尾端形似浪花飞扬，饰以阴刻、浮雕，构思奇妙，制作精美。这件独一无二的玉器精品被誉为 “汉玉中的稀世之宝”。

张义、王义之。

1、张义，汉族，字墨轩出生于书法之乡甘肃庆阳，自幼喜好书法绘画，多临习古人书法作品，以行书见长，于2018年举办个人书画展，2020年参加“当代美艺术杯”书画比赛获奖，2021年参加“中华文艺杯”全国书画比赛并获奖。

2、王义之出身于晋代的名门贵族家庭里，自幼喜爱书法，对功名却很淡泊。他曾经临摹过好些书法家的字帖，并对他们的书法特点进行过仔细研究。

杨氏太极拳第一代传人：

杨式太极拳是由杨禄禅(1799—1872)创始，师从陈氏太极拳名师陈长兴，传友武禹襄兄弟三人，亦师亦友。杨露禅在陈长兴所传太极拳基础上，经过删减、增补，去掉发力等难度动作，经过后人努力，演化为现在流传的杨式太极拳。

杨氏太极第二代传人：

富周 侯得山 纪子修杨班侯 杨凤侯 杨健侯；

富周是当年杨氏太极传人杨禄禅在亲王府内亲传弟子大将军；

侯得山史载的非常少；

纪子修在向杨露禅学太极拳之前就是一位武林高手。他因手臂被载货大车压过分毫无损而被人称为铁臂纪三爷。当时，纪三的看家本领就是岳氏散手，纪子修很少收徒，将太极与岳氏散手精心传给了张达泉；

杨露禅有三子，长子凤侯早亡，但留下一支，在河北邢台地区有传，次子杨班侯和三子杨健侯，各有所长。班侯脾气火暴，偏重太极拳的技击作用，目前闻者有永年广府有班侯架、河北齐德居的八十一式大功架传承。

杨健侯性格温和，更重太极拳的健身作用，且授徒众多，所传为中架，当今流传的太极拳大多数为健侯一枝。杨式大架子既适用于疗病保健，益寿延年，又适用于体力较好者用来增强体质，提高技术，适应性广。杨式小架太极拳和二路炮锤仅在少数传人中练习，主要强调技击作用。经过多年发展，杨式太极拳功法体系完整，理论著作浩如烟海，汗牛充栋。

杨氏太极拳第三代传人：

富英  陈秀峰  龚润田  纪老福  冀福如  教莲堂  李莲芳  李万成  凌山  牛连元  全佑  万春  王矫宇  吴孟侠  杨少侯    杨兆鹏  张信义  张印堂   杨兆林  刘胜魁  许禹生  杨澄甫  杨兆元  张策  张敦熙    张义

杨澄甫是杨健侯的儿子，杨澄甫所定型的系列拳架有八五式（八五式太极拳又分实腿转体和虚腿转体两个套路）、三十七式太极拳、太极长拳、太极散手五个套路。目前，人们称杨班侯为代表的支派为杨式老架。杨健侯为代表的支派以杨澄甫所修订的拳架为准，称杨式定型架两大流派。杨澄甫有五大弟子，号称五虎将：傅锺文，褚桂亭，田兆麟，陈微明，武汇川；

杨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

萧功卓  蒋玉堃  白忠信  范宝林  范宝林  范保林  张新庆  关钦  郭振清  韩会明  郝从文  贾治祥 林金声  潘河清  周志成  周志德  范铁安  郭连荫  孙继先  吴兆峰  顾丽生  刘东汉  翟文章  王新午 张虎臣  周遵佛  陈光恺  陈尚毅  陈微明  陈月坡  禇挂亭  崔立志  董世祚  董英杰  范亚夫  傅钟文 傅宗元  郭清杰  郭阴棠  郭子荣  郝家俊  姜廷选  讲延宣  匡克明  李得芳  李万程  李雅轩  刘尽臣 刘论山  刘希哲  吕殿臣  牛春明  裴秀荣  滕南璇  田兆麟  田作林  田作霖  汪永泉  王保还  王景星 王镜清  王其和  王旭东  王竹坡  魏心唐  吴志青  吴志青  武汇川  奚诚甫  形玉臣  徐岱山  阎月川 阎仲魁  杨凤歧  杨鸿志  杨绍西  杨振铎  杨振国  杨振基  杨振铭  杨振声  叶大密  尤志学  曾昭然 张钦霖  张庆麟  张种交  赵斌  赵桂恒  郑曼青  郑佐平  朱纫芝

杨氏太极拳第五代传人：

崔仲三 杨振河马仲谦  黄永德 孟宪民 张勇涛 杨军  杨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