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之体现，能合书、图、史、表、志为一体者，它的利用价值就显得大些。家谱主要以文字内容为主，资料为副，但一张好的、照片仍是能将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特质传达出来。

将、照片纳入家谱的意义在于，为家族传承提高了一个最直接的环境背景，使家谱不在局限在文字文字记录、整体概念也变得鲜明而生动起来。

只要是能让人对家谱有更进一步认识的古地图或老照片，均应该被收入家谱里，包括：

1．老照片：家中存有的古老黑白照片、一家人的合照等，都有其历史价值，也是见证家谱的最原始材料。

2．祖先（遗像、人物画、肖像画）：中国历代以来多有大量之人物画及肖像画，其中有大部分是为了纪念先人，或表达对圣贤亲人的追慕。也有些家谱将家族先人中显达之人，画出其仪容，置于卷首，以求达到光大族望，启迪后人的目的，有些也刊载一些先人手泽遗墨。

3．风水图（祠堂图、墓图）：祠堂是供奉先人的地方，在古代更是家族聚会之所，所以一般的家谱均有记载和刊载建物版图、描绘实状，有些更是附刊墓图，有些甚至详记地理方位。人们相信一个家族的兴衰和祖辈所居住、埋葬的地点有很深的关系，这些都蕴涵着丰富的“风水”内容，所以也被称为“风水图”。

4．故居/村庄图：明清族谱中不但记述居址迁徙，很多富家所修的谱书中，还以精美的版图，印制出他们家族的庭院、楼阁、书斋、房舍等。 明清以来，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议决大事的重要场所。每个祠堂大凡都有自己的堂号，从某种意义上讲堂号是宗族的标志。堂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具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如王氏“三槐堂”、赵氏“半部堂”等；另一类是没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如“世德堂”、“崇本堂”等。具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其来源大都伴有寓于某些含义的典故，它重复出现于该姓氏的不同支族。没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大部分分别为某一支族特有或与其他宗族的堂号甚少重复，其馀少量的堂号则在同姓和异姓宗族中间着较高的重复出现率。而其他的堂号辅以姓氏、地域的限制，也能在判断宗族方面起一定的作用。如“世德堂”，杨、丁、王、李、吴、何、沈、邵、周、胡、秦、徐、陆、陈、孙、黄、曹、许、张等数十个姓氏都有此堂号，而且同姓中的不同支派也有，出现的重复率极高，但加以姓氏、籍等条件限制，就可缩小范围。

堂号名称一般取自于郡号名或为纪念家族史祖或名人而自创。

一般来说，堂号多取自于郡号名，郡是秦、汉时期对行政区域的建置，郡号名又取自于郡名，或诸侯国名，地方府、州、县名。随着姓氏家族的发展壮大，就出现了以各姓氏名门望族发祥地的郡名作为郡号的由来。

大家族日久人众，或是遇至天灾连年之时，族人就会因迁徙流离，而散布各地。于是就有了在“总堂号”之下，再加入“分堂号”名称的方法。“总堂号”代表家族（姓氏）的发祥地，寓后人以不忘本源，“分堂号”则是族人迁徙至新地，成为当地有名望家族后，以该地的郡号作为堂号，“总堂号”和“分堂号”统称为“郡望”。

因为各族姓基本上都是以郡名作为自己家族的郡号，所以就有了若干姓氏同为一个堂号的现象。例如：王，胡这两个姓的郡望都是“清河堂”。

堂号名称的另一出处：自创堂号，乃家族中人自立的堂号，该堂号名称一为有别于各姓氏的分支别派，二为铭记祖先或名人的公德事迹或教诲。例如：杨氏的“四知堂”寓意“天知、地知、我知、子知”的为人风范。 明代中后期是中国家谱体例演变与内容更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体例的变化与内容丰富是此前谱牒所少有的。正德元年所纂《余氏会通谱》内容包括新旧序、跋、辨、图、外传、外纪图、世系图、茔域图、卷末跋、后序。《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内容已较全面，包括序、凡例、列士、金氏该国、世系、事略、行实、行状、墓志铭、杂著、记、诗、赞、规约。嘉靖十八年许璞、许汉纂《许氏统宗世谱》内容涉及序、名人传记、行状、墓志、世系。嘉靖三十四年朱世恩纂《朱氏统宗世谱》内容涵括历代谱序、敕命、凡例、像赞、祠屋图、墓图、传、世系图。嘉靖三十七年黄侍、黄仁德纂《左田黄氏孟宗谱》内容包括序、图、地理志、姓氏源流、世系、文翰。隆庆六年许可复、许凤翔纂《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吸收并总结了嘉靖以前家谱的有关内容，且有所扩展。该谱涉及历代谱序、目录、世系图、考、先世文翰、序、说、传、记、寿叙、赋、诗、歌、词、挽诗、行状、赞、祭文、谱说、后骗子、领谱字号等诸项内容。万历以后，字谱内容较前更为丰富。隆庆、万历年间歙县殷氏宗族“始为谱，其大凡有姓氏、本原、世系三考”，其后内容又扩充了“世德、规范、训典、文献、宅第、丘墓、遗文、遗迹、里社九考。”万历五年吕仕道纂《吕氏续修宗谱》涉及目录、书法、凡例，历代谱序、像赞、迁源源流、祠墓寺图表、里居图、姓氏来源、世系、世德、规范、训典、文献、遗事、丘墓、祭田、家规、修谱衔名、修谱总论、后序、跋等内容，该谱的列诸项涵盖了后世家谱所具备的基本内容。万历十八年程弘宾纂《歙西严镇百忍程氏本宗信谱》分谱序、谱例、纪源、传疑、传信、世系、世传、内传、保莹、遗翰、族约、续后十二篇。万历末年修成的休宁《曹氏统宗世谱》涉及序列、题辞、谱引、谱歌、谱诗、恩荣录、曹氏先达、迁徙源流、坟墓、后序、跋、谱约、支谱图、统宗谱系小叙、系图、事略、重修族谱叙略、家乘序、诗集序、遗嘱、跋等内容，名目纷繁，同万历以前所修宗谱相比，内容得到大规模扩展，几乎囊括了与宗族相关的所有事项。通过对上述明代宗谱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与宋元谱相比较，明谱新增加的内容主要体现为家规家训、祠产族产等宗族制度的相关方面，这也正是明代宗族制度较前有所发展的一个反映。

关于体例方面，明谱在因袭欧苏谱例的同时，增加了“志”“图”“考”“录”等项新内容，这是明修宗谱进一步吸收正史和地方志编纂学上成果的重要体现。据翟屯建先生研究，明代宗谱体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纲目体，以纲统目；二是条目体，一事一目，互助统辖；三是纲目与条目的混合体。且愈往后，这种混合体的方法在宗谱编纂中愈益得到广泛的运用。与明代以后所修宗谱相比较，有明一代所修宗谱的体例已比较完备，且大体上已定型，此后清、民国年间所纂宗谱在体例上基本承袭明谱，变更甚微。

2016年3月媒体报道：仙桃市张沟镇新西村81岁陈江培老人保存的《义门陈氏江州老谱》。扉页楷书“义门陈氏江州老谱”字体古朴苍劲，纪年“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清晰可见。族谱为黄绫质地，手工抄写。族谱记载了义门陈氏牛公庄的3位先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由江西吉水迁至湖北沔阳越舟湖，世袭至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的家族历史。现在这一支系已发展到近2万人，分布于仙桃各地。全国“非遗”评审专家、江西师大历史系教授梁洪生认为这部《义门陈氏江州老谱》是迄今发现的成书最早、保存最好的谱牒，极具史料价值，够得上“国家级历史文物”。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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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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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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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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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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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程姓主要有两大来源：风姓和姬姓。

1、第一支为风姓程氏。

相传5000年之前黄帝时代，黄帝之孙颛顼氏之裔祝融氏黎统治了九黎，仍称黎。当时辅佐祝融氏黎统治九黎族的有仆、程二部落，相传程部落出自伏羲氏之后的东夷族的风氏族，故姓风。

程部落在夏朝之前已经建立了程国，故地在今河南洛阳东的古上程聚，是夏朝的坚强盟国。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灭夏，亲夏的程人退出中原，西撤到泾渭地带的毕郢，今陕西咸阳东。公元前1109年，商王文丁时期被周国吞并，成为周的臣属，子孙遂以国为姓。

2、第二支为姬姓程氏。

姬姓程氏系出周文王少子荀侯之后。荀国即郇国，后灭于晋国。春秋时晋大夫荀驩的采邑在程，即古程国之地，今河南洛阳东，其后裔以邑名为氏。在春秋中期，程氏在晋国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姬姓程氏是程姓群体的重要组成，其历史也有2600多年。

扩展资料

人口分布

程姓最早主要发源于今河南、山西两地。春秋时，程姓主要繁衍于晋国，即今山西省境内。秦汉之际，程氏除在今山西、河北、河南、山西进一步繁衍外，已有迁入蜀都（今属四川省境）之地，以及今浙江乌程县和今江西南昌。

至汉代，程姓主要盛于我国北方各地，分布于今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等省地，并有部分南迁至今四川、浙江、江西等地。魏晋之际，尤其是晋末，因北方连年战乱多事，中原氏族大举南迁程姓也随之南迁。

其中安徽、江苏等省是程姓首先南迁的主要地区，其后再繁衍于湖南、江西省境。与此同时，程氏在西北也有了新发展，形成了“安定”这一大郡望。到了唐宋时期，程姓人士已散居全国大部分地区。

又据有关学者考证，北宋年间，河南又形成了一支影响巨大的伊洛程氏。这支程氏起始于五代后晋时的深州陆泽（近河北深县南）人程羽，到程颢、程颐兄弟开创宋明理学而闻名全国，故伊洛程氏也被后世称为程氏正宗。程姓南迁于福建、广东等省，则始于元末。

据《台湾程氏家谱》所载，先世为河南开封府祥符县太守坊人，元末，程文智因官入闽，为福州知事，是为开闽始祖。其弟文惠居漳浦，封迪功郎。明世宗时，文惠之后程渠爵携二子惟山、惟海，自漳浦梁山居诏安后门山，是为诏安始祖。

之后再迁入广东等地。明清之时，程氏便广布于我国广大地区。总之，历史上，程氏的分布是北方以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省为主；南方是以安徽、浙江、江苏、广东为主。

-程姓

在岭下方氏宗谱世系中，第五代是"立"字班辈，谱书中的十五世。

这一代，人丁兴旺，男丁16个，女姊妹4人，总计兄弟姐妹20人。

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人均寿命有所增长。立字辈的胜明公，享寿最高90岁！ 而且，是个"恩赐登仁郎"。16兄弟，迁居陕西有7人。他们，在陕西，既另立了门户，又打造出一片光宗耀祖的新天地。

从中国版图上看，以省为单位，16兄弟分为两处，一处在老家湖北，一处在异地陕西。

下面，以家庭为单位，介绍第5代的具体情况。

在岭下，第4代"应"字班辈有7兄弟，应鳌是一家，其终身未育，无后。余者6兄弟为一家。老四应龙，未娶未育。其他5兄弟，男大当婚，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繁衍生息，给方氏家族撑起了一片蓝天。

立字班辈，共有兄弟16人。他们的曾祖父是文易，祖父是秀升。

第一个家庭：父亲是应运

①、老大，立袂，生于1732年，卒于1785年，享年53岁。

妣张氏，生于1732年，卒于1805年，享年73岁。

②、老二，立瑚，生于1735年，卒未详。

妣阮氏，生于1737年，卒未详。

③、老三，立琼，生于1743年，卒未详。

妣张氏，生于1744年，卒未详。

④、老四，立瑶，生于1746年，卒于1809年，享年63岁。

妣吴氏，生于1749年，卒于1812年，享年63岁。

⑤、老五，立瑜，生于1753年，卒未详。

妣王氏，生于1753年，卒未详。

第二个家庭：父亲是应会

①、老大，立瑞，生于1736年，卒于1769年，享年33岁。

妣柯氏，生卒未详。

②、老二，立玜，生于1750年，卒于1815年，享年65岁。

妣赵氏，生于1750年，卒于1832年，享年82岁。

③、老三，立玘，生于1759年，卒于1848年，享年90岁。

妣徐氏，生于1760年，卒于1826年，享年66岁。

第三个家庭：父亲是应达

①、老大，立理，生于1745年，卒于1799年，享年54岁。

妣黄氏，生于1747年，卒未详。

②、老二，立珩，生于1750年，卒未详。

妣张氏，生于1754年，卒未详。

第四个家庭：父亲是应凤

立璜，生于1953年，卒未详。

妣赵氏，生于1754年，卒未详。

第五个家庭：父亲是应敏

①、老大，立瑛，生于1752年，卒于1782年，享年30岁。

妣赵氏，生卒未详。

②、老二，立琦，生于1756年，卒于1822年，享年66岁。

妣徐氏，生于1758年，卒于822年，享年64岁。

③、老三，立珍，生于1760年，卒于1797年，享年37岁。

妣赵氏，生于1763年，卒未详。

④、老四，立瑾，生于1764年，卒未详。

妣金氏，生于1765年，卒于1832年，享年67岁。

⑤、老五，立环，生于1768年，卒于1822年，享年54岁。

妣黄氏，生于1774年，卒于1841年，享年67岁。

在岭下，第3代宏职（字秀升）生下6子。除老四应龙之外，其他5个，组建了5个家庭。勤耕苦作，生儿育女，男丁共有16，女姊妹有4，立字班辈总计20人。应运是老大，生了5个儿子，一个女儿。按顺序，他是第1个家庭。

5个儿子当中，老大立袂和老四立瑶，留在岭下，兴家创业。老二立瑚、老三立琼和老五立瑜，迁居陕西，另辟蹊径。

第一个家庭

①、立袂，字周赐，应运（政开公）长子。生于雍正壬子年（1732年）正月十四日戌时，卒于乾隆乙巳年（1785年），享年53岁。葬本屋上首嘴，坐西南向东北。

妣张氏，生于雍正壬子年（1732年）四月初四日亥时，卒于嘉庆乙丑年正月初五日卯时，享年73岁。葬岭下上首门前山，辛山乙向。

子四：国益，国丙，国丑，国辰

女二：长适徐通武

            次适黄

②、立瑚，字宗盛，政开公次子。生于雍正乙卯年（1735年）十月二十四日卯时，迁居陕西后，卒未详。葬陕西版庙河。

妣阮氏，生于乾隆丁巳年（1737年）八月十五日未时，卒未详。葬陕西板庙河。

子四：国名，国忠，国慎，国谅

女二：长适徐

            次适吴

③、立琼，字玉佩，政开公三子。生于乾隆癸亥年（1743年）十一月十六日巳时，迁居陕西后，卒未详。葬陕西秦州五寨县滨水峪，坐北向南。

妣张氏，生于乾隆甲子年（1744年）正月初一日辰时，卒未详。葬陕西秦州五寨县滨水峪，夫妇同茔。

子二：国相，国柱

女一：适王

④、立瑶，字赞章，政开公四子。生于乾隆丙寅年（1746年）三月初五日酉时，卒于嘉庆己巳年（1809年）十月十五日戌时，享年63岁。葬本屋上首嘴，巽山乾向。

妣吴氏，生于乾隆己巳年（1749年）三月初三日辰时，卒于嘉庆壬申年（1812年）十一月初三日子时，享年63岁。葬岭下下首嘴。

子二：国辛，国道

⑤、立瑜，字名灿，政开公五子。生于乾隆癸酉年十二月三十日戌时，迁居陕西后，卒未详。葬陕西三阳县金井河黄土匾。

妣王氏，生于乾隆癸酉年（1753年）八月初三日巳时，卒未详。葬陕西山阳县金井河黄土匾，与夫同山。

子二：国甲，国敏

第二个家庭

这个家庭三兄弟都在岭下发展，老大立瑞，寿至33岁仙逝，有点可惜。老二立玜，享年65岁，其妣赵氏，82岁寿终正寝。老三立玘，字胜明，在人间，走了90个春秋。创下岭下前人寿命之长的记录。还被皇上恩赐了一个登仁郎。

①、立瑞，字玉辉，奇遇公长子。生于乾隆丙辰年（1736年）七月二十日午时，卒于乾隆己丑年（1769年）十月初三日子时，享年33岁。葬本屋上首嘴，巽山乾向，有碑。

妣柯氏，醮（[jiào]，释义：寡妇再嫁，俗称下堂）大茶园吉姓。

子一：国望

②、立玜，字正名，奇遇公次子。生于乾隆庚午年（1750年）六月二十二日亥时，卒于嘉庆乙亥年（1815年）四月初九日亥时，享年65岁。葬老屋中嘴，戌山辰向，有碑。

妣赵氏，生于乾隆庚午年（1750年）十二月初十日卯时，卒于道光壬辰年（1832年）二月十五日亥时，享年82岁，葬伴夫同茔。

子一：国述

女一：适鲁春华

③、立玘，字胜明，恩赐登仁郎。奇遇公三子。生于乾隆己卯年（1759年）又六月二十七日辰时，卒于道光戊申年（1848年）三月初十日亥时，享寿90岁。葬三里赵姓屋上首中嘴，庚山甲向，有碑。

妣徐氏，生于乾隆庚辰年（1760年）九月初十日午时，卒于道光丙戌年（1826年）七月十四日巳时，享年66岁。葬三里赵姓屋上首中嘴，与夫同茔共向。

子一：国理

女一：适吴寿喜

第三个家庭

应达，字则遇。清朝康熙年间，举家西迁四川达州。应达仙逝后，葬四川达州破石基场。不多久，长子立理，北上陕西，定居山阳县。次子立珩，回了湖北老家岭下。

①、立理，字正文，则遇公长子。生于乾隆乙丑年（1745年）七月十六日寅时，卒于嘉庆己未年（1799年）四月二十四日丑时，享年54岁。葬陕西山阳县大新川娘娘庙寺沟口，辰山戌向。

妣黄氏，生于乾隆丁卯年（1747年）九月初四日申时，卒未详。葬伴夫同茔。

子五：国魁，国元，国川，国仰，国高

②、立珩，字道正，则遇公次子。生于乾隆庚午年（1750年）九月初三日辰时，卒未详。葬本屋徐享坳下龟，有碑。

妣张氏，生于乾隆甲戌年（1754年）十月十二日申时，卒未详。葬徐享坳下龟，有碑。

女三：长适黄

            次适吉

            三适郑

第四个家庭

应凤，只生育一个儿子，叫立璜。青少年时期，立璜跟随父亲迁居陕西，结婚生子，勤俭持家，在陕西汉中，继续传承方氏家族的优良传统。

立璜，字天策，超凡公之子。生于乾隆癸酉年（1753年）三月初六日子时，卒未详。葬汉中府凤县三里河，坐北向南。

妣赵氏，生于乾隆甲戌年九月二十一日亥时，卒未详。葬陕西流坝白岩沟，与夫同茔。

子三：国光，国开，国明

女一：适赵得瑛

第五个家庭

这个家庭，兄弟5人。父亲是应敏。5人中，有两个北上陕西的，一个是老三立珍，一个是老四立瑾。剩下三个，在岭下继承父业，开辟未来。

①、立瑛，字楚玉，应敏（字对五）公长子。生于乾隆壬申年（1752年）九月初三日戌时，卒于乾隆壬寅年二月十六日巳时，享年30岁。葬本屋上首嘴，丁山癸向，有碑。

妣赵氏，醮（[jiào] 释义：寡妇再嫁）徐孔书。

子一：国蓝

女一：适吉大领

②、立琦，字楚光，对五公次子。生于乾隆丙子年（1756年）八月二十三日午时，卒于道光壬午年（1822年）正月三十日辰时，享年66岁。葬本屋门前山下茅坪，戌山辰向。

妣徐氏，生于乾隆戊寅年二月十七日酉时，卒于道光壬午年（1822年）正月十一日辰时，享年64岁。葬本屋门前山下茅坪，伴夫同茔，有碑。

子五：国扬，国桂，国腾，国元，国茂

女一：适赵

③、立珍，字光席，对五公三子。生于乾隆庚辰年（1760年）四月十一日巳时，卒于嘉庆丁巳年（1797年）九月初七日巳时，享年37岁。葬陕西上津县泗峪河陈家沟。

妣赵氏，生于乾隆癸未年（1763年）四月初二日未时，卒未详，葬陕西山阳县瓦屋沟。

子三：国发，国祥，国祯

女三：长适程

            次适程

            三适金

④、立瑾，字重儒，对五公四子。生于乾隆甲申年（1764年）九月初三日辰时，卒未详。葬陕西山阳县三里河，坐北向南。

妣金氏，生于乾隆乙酉年（1765年）正月十三日亥时，卒于道光壬辰年（1832年）七月初一日辰时，享年67岁。葬大坪，坐西向东。有禁无山。

子一：国华

⑤、立环，字玉青，对五公五子。生于乾隆戊子年（1768年）五月初八日戌时，卒于道光壬午年（1822年）正月十一日巳时，享年54岁。葬本屋下当，酉山卯向 。

妣黄氏，生于乾隆甲午年（1774年）五月二十一日子时，卒于道光辛丑年（1841年）五月二十五日子时，享年67岁。葬本屋下当，伴夫同茔。

子四：国州，国回，国用，国进

女三：长适赵

            次适鲁

            三适陈

基本情况：

自然经济（封建经济）处于最巅峰，国富民弱，财富主要集中在政府和一小部分人手里。

乾隆：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年9月25日－1799年2月7日），清朝第六位皇帝，入关之后的第四位皇帝。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25岁登基，在位六十年，禅位后又任三年零四个月太上皇，实际行使国家最高权力长达六十三年零四个月，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

弘历在位期间清朝达到了康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汉学在此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弘历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他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社会经济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弘历重视社会的稳定，关心受灾百姓，在位期间五次普免天下钱粮，三免八省漕粮，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且重视水利建设，起到了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使得清朝的国库日渐充实。弘历武功繁盛，在平定边疆地区叛乱方面做出了巨大成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拓广了领土，并且完善了对西藏的统治，占领了新疆，正式将新疆纳入中国版图，清朝的版图由此达到了最大化。弘历在位期间，民间艺术有很大发展，如京剧就形成于乾隆年间。但是在位后期奢靡，吏治有所败坏，多地爆发起义。并且闭关锁国政策也达到了最高，拉大了和西方的差距，使清朝统治出现了危机。文字狱之风比康熙、雍正时期更加严酷。

卒于嘉庆四年（1799年），享年89岁。庙号高宗，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葬于清东陵之裕陵。

清朝时期登仁郎不入品，巡政厅从九品。

巡政厅:古代三沙巡检司和巡政厅 巡检之职,始设於五代后唐,其长官称巡检使,主要负责训练甲兵和巡逻州邑,逮捕盗匪,维持治安。宋至於此巡政厅是否即是巡检司,或者是直接隶属於福宁府,故特称巡政厅,还需进一步考证。

《宋史陆游传》中记载到：陆游字务观，越州山阴人。年十二能诗文，荫补登仕郎。锁厅荐送第一，秦桧孙埙适居其次，桧怒，至罪主司。 登仕郎：文散官名。唐始置，为文官第二十七阶，正九品下。 上面的意思大概就是，陆游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显示出了超凡的才能，所以以先代官爵的原因补上了登仁郎．参加进士考试，被荐送为第一．“荫补”就是承蒙祖上的功德而候补的登仁郎。而后再去参加进士考试，被举荐。说明登仁郎属于一种文职官员，而且不入品。 另外，在学者研究凉姓广东山口村、泰东村民俗的调查报告中有：十五世——轩公，晚清年间曾封官位的有：十五一轩公“岁进士”、十六世君荣公封登仁郎，十七世方扬公赠奉直大夫，……可以看出，登仁郎的品位应该不入流。 再者，在东莞古墓葬中发现的孙戊申墓葬，考查后：孙戊申，字礼堙，东莞上沙人。明代授登仁郎。墓在长安镇上沙村，西南向，长95、宽4米，有祭堂、享堂各1个。墓为灰沙夯筑；保存有同治三年(1864年)和民国37年(1948年)重修时立的墓碑2通。从上述也可以看出，登仁郎官职应该很低。 《元史·百官志一》中记载：“照磨一员正八品，掌磨勘左右钱榖出纳缮料例，凡数计文牍簿籍之事。”，可能登仕郎属于文书统计或者档案管理一类的职务。 但据史书记载，清正九品概授登仕郞。登仕郞是否与登仁郎属于一种官职，还是两种不同的官职，不太清楚。

另一种观点认为，县主簿是正九品，主要职能起草一些文件、管理档案、以及各种印章等，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县长秘书一职。与县丞同为知县佐官，但县丞是正八品，相当于副县长。

巡检正九品或从九品，工作则为巡防地方、稽查缉捕盗匪等，相当于县公安局局长。据说还有副巡检，是从九品。

典史主管缉捕、刑狱，属于未入流(九品之下)的官。和巡检职能差不多但是地位差很多，所以不能单纯按品秩来和现代官职比较。

"不得了啊！不得了啊！"

刚满6岁的立瑶和年届9岁的立琼，像河里扑鸭子一样，冲出门外，震耳欲聋的吼叫。

正在忙着干农活的应运和应达，听到如此嚎叫，一震惊，一甩手，丢下劳动工具，径直奔到了母亲的卧室。

房子不大，20多个平方。挤满了一屋子的人。

长子应运，表情凝固，缓步走到老人的床边，手拿一张火纸，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小心翼翼的给老人盖在脸上。

老人是谁？应运的亲生母亲程氏也。她在人间走了66个春秋，离开的那一刻，正好是公元1752年四月初一早上8点。

坐在母亲的身边，作为长子，他满脑子在想：2月27日父亲死了。还冒满七，母亲又随之而去。这压力何其大哟。家用长子的时候真的到了。

气温日渐上升，给办丧事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应运在主持家庭大会。

这是一个成员众多的大家庭。坐在岭下祖堂前，跟他同辈的兄弟有7人，弟媳有6人，妹夫一家2人，侄辈有8人。大大小小23个。

长辈们都走了。年满47岁的应运挑起了管理岭下大家族的担子。

含应鳌在内，一家人风风光光的把老人安葬在本屋上首嘴。

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两位老人没有去世之前，也是一个三代同堂之家。

秀升公与程氏活着的时候，生育儿子6个，女儿1人。

秀升公26岁，程氏19岁，得子生下应运。

在世的时候，同堂孙子有8人。他们是：立袂，20岁；立瑚，17岁；立瑞，16岁；立琼，9岁；立理，7岁；立瑶，6岁；立玜，2岁；立珩，2岁。

三代幸福之家，生在康乾盛世。乾隆时期，综合国力达到了顶峰，国家确实富强，然而老百姓仍然过着并不富裕的日子，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就是国富民弱。国家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

我们从应运五个兄弟婚后喜得长子的时间，可以看出端倪。

照理说，2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男女结婚的年龄深受皇帝的影响，又加之朝廷明确规定女子成婚的年龄为13~17岁之间，一般的平均年龄为15岁。有了这个法理规定，天底下的人都可以早婚。早婚就自然会早生子女，早享福。古人常说，早栽树，早乘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下面请看一组数据。

老大应运27岁，妣张氏22岁，于1732年，得长子生立袂；

老二应会28岁，妣黄氏23岁，于1736年，得长子生立瑞；

老三应达28岁，妣张氏27岁，于1745年，得长子生立理；

老四应龙，未娶未育。

老五应凤30岁，妣夏氏27岁，于1753年，得长子生立璜；

老六应敏25岁，妣张氏24岁，于1752年，得长子生立瑛。

一比较，兄弟中，结婚生长子，最早的25岁，是应敏，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应敏的女儿，究竟是第1胎生还是第6胎生？我在《说民间房头》一文，断为第1胎生。那是一种版本的说法。在这篇文章，我又认为，应敏公跟其他兄弟相比，他的女儿不应该是第1胎，而是第6胎生。看看这个家庭的兄弟，唯一得子最早的是他，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国富民弱，再结合这个家庭家大口阔的实际，人多无好粮，家庭自然苦。既然穷，结婚自然不会早。跟所有的哥哥结婚的时间比，他本身就早了两三年。这些得力于哥哥们的帮忙。再早到20岁以前，逻辑就自然不合了，论来论去，还有一个铁板钉钉的4年规律，其女儿当然生在第6胎。这是第2个版本的分析。

你看，兄弟中，最迟的30岁生儿子，是应凤。其余的是27岁或28岁。

众兄弟这种迟迟得子的现象，与朝廷规定的结婚年龄相比。大概相隔8~10岁之间。

通过分析，大家庭这面镜子，彻底照出了乾隆时期国强民弱的现象。老百姓手里没有钱，盖房子，娶妻子，生儿子……自然就达不到自己的愿望。

可以说，这个大家庭，就是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