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回答，我不敢苟同，据我所知：在华夏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中,有且只有四姓是所谓“通天谱”的，意思是普天之下，全世界只有一种家谱的。这四姓就是孔、孟、曾、颜。这四家的祖先都分别追溯到孔丘、孟轲、曾参、颜回四大圣贤，而这四家的家谱，所排的字辈——就是辈分命名所用的字——也完全是一样的。这件事看起来好像与国家民族无关，实际上充分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崇高文化，重视血统的精神。

在山东曲阜，孔府诗礼堂，贴着一张乾隆九年二月十七日的告示，是乾隆皇帝赐给孔府的30个字作为行辈，凡孔氏家族都要遵照30个字行辈取名。如果不依字序，随意取名的，不准入家谱。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孔子第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上报民国政府批准继30个字后，又续了20个字。

孔、孟、曾、颜后裔行辈五十字:

希言公彦承

宏闻贞尚衍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

建道敦安定

懋修肇益常

裕文焕景瑞

永锡世绪昌

我是山东诸城颜姓子孙，战乱年间逃荒至此，现在行辈“繁”，父辈“庆”，祖父“宪”。

如有疑问可联系我，一起研究。QQ：70277667

辈分，是一个汉语词汇，拼音是bèi fen，是指在家族、亲友的长幼先后中所居的地位。 也指家族、亲友之间的世系次第。 主要分为长辈(高祖辈、曾祖辈、祖辈、父母辈等)、平辈和晚辈。亦作" 辈份 "。

儒家文化对论资排辈的强调，源于农业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中国人的这种特点与儒家文化几千年来的影响有关。孔子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注重"礼"的人，而礼就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形式。在孔子认可的礼中，大多都是在强调身份的重要性。《论语乡党》整篇都在讲礼，包括士人在各种场合、面对各种人的时候应当遵循何种规矩。孔子讲的礼有两个维度的内核，一个是以亲疏作为判定依据的"孝"，一个是以尊卑作为判定依据的"忠"。

汉族重宗族的观念一直延续至今，即使清朝时(满族人统治)也不例外。按清初满族的风俗习惯，取名用字是不反映辈分关系的，如努尔哈赤，满语意为"像野猪一样凶猛的人"，与辈分排行没有什么关联。清初满族刚入关时仍保留其固有习俗，命名不排字辈。但从康熙皇帝开始按照排字辈命名，皇子第一字皆用"胤"字，第二字皆用"示"旁;皇孙第一字皆用"弘"字，第二字皆用"日"旁。之后乾隆在弘字辈分下，亲选"永、绵、奕、载"四字依次命名;道光在载字辈分下，亲选"溥、毓、恒、启"四字;咸丰在启字辈分下。

辈分的排列常常体现在人名中，使用辈分用字不仅便于在同族中排行辈，认辈分，也便于修宗谱。一般而言，以字定辈分者，都将这些辈分字置于姓之后，如张学良、张学思、张学铭。上至皇族，下至百姓都有辈分。但是，普通老百姓的辈分不是特别讲究，如小说《白鹿原》中白嘉轩的儿子白孝文、白孝武兄弟，这个"孝"字是取忠孝之类的用字，没有特别严格的辈分用字沿革。再如，我们的父辈名中，辈分用字一般取寓意较好的字来使用。在这种宗族观念下，一般排辈分主要体现在男丁中，女子不入宗谱，故不采纳。现今，许多家庭中的姐妹看似有使用辈分字的，但一般只是任选一个相同的字用在姊妹中，以表示姐妹关系，并无序辈之意。行辈字是宗族内部按一定次序排列的，并不是父母或本人可以随便选用的。宗谱的行辈字派用以加强宗法制度，所以其用字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目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美德或吉祥的字，如:德、仁、明、孝、福、禄、吉、祥、贤等;第二类是希望宗族延续和昌盛的字，如:永、传、昌、盛、兴、延、继、承等;第三类是怀念先祖和歌颂皇天恩德的字，如:泽、祖、显、荣、恩、锡、启、先等。家谱的行辈字派是家谱中尤其重要的内容，一般由家庭中的某一位名人制订，编成几句吉祥话，有的文人甚至将其写成诗，比如浙江《唐氏宗谱》的行辈字派是"福禄永昌隆，和良端世美，才智瑞宁聪";湖北《汪氏宗谱》的行辈字派是"正大光明，成先于后，世泽延长，齐家有猷。

　　摘 要:近三十年,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文章先回顾了家谱的历史演变,再分析了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并以家谱的“前言”、“后记”来例证。　　关键词:家谱 重修 原因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a)-0220-01

　家谱,也称宗谱、族谱、世谱、家书等,是记载一个家族迁徙、繁衍、兴衰历史,褒扬家族功德人物的史实资料,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这股热潮,其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编修家谱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这股编修新谱的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可以从新修的家谱的“前言”、“序”、“后记”等中得到印证。

　1 家谱的演变

　最早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甲骨、青铜器上简单刻有父子兄弟世系,这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形态的家谱。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家谱适应世家豪族的政治需要处于兴盛期,成为了世族之间通婚和做官的主要依据。唐代,谱学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官修谱牒巨大,私修家谱亦十分兴盛。宋代为家谱的转型期,官修谱牒废绝,私修家谱兴盛。家谱作为用来区别门第身份的政治功能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尊祖、敬宗、收族”和“尊尊亲亲之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欧式谱例和苏式谱例。进入明代,中国家谱发展趋于成熟,编修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并基本定型。明代修谱进一步发展以朱熹“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作为修谱的指导思想。清代及民国时期,编修家谱的活动在民间非常普及。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编撰家谱一度停止,大量的旧谱牒遭到了破坏。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率先出现了重修家谱现象,很快遍及全国各地。

　2 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例证

　21 主观愿望——敬宗睦族,惟有修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增长,即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求学日曾增多。各家族子孙迁居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而家谱,就是家族群体联系感情、亲情的纽带。族中老人希望通过修家谱,达到“敬宗睦族”的目的。浙江海宁《褚氏家谱》的“前言”中写到:“当大部分子孙汇集硖石参加迁葬时,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尤其是少、青、壮年一代对褚氏根从何来、对家史一无所知。所有健在老人都为自己重任深感不安和内疚。后经合计,一致认为,有续修家谱刻不容缓的急切愿望,因此开始筹编。”修谱可以使民族源流清晰,能得到族人相互提携帮助。……吾族之谱,自公元一九二四年第四届续修至今,屈指已八十有六载,由于年代久远,族内后裔或谋生外迁,或经商发迹,子孙繁衍,徙居各地,昭穆既远。当今后裔辈份不清,祖宗支派不明,犹如陌路之人,如何将族内之人团结起来,惟有修谱。”

　22 客观基础——盛世修谱,势在必行

　中国有句古话: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盛世也为修谱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冲破了“左”的思想牢笼,思想大解放使人们打破了精神枷锁,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让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新生的政治条件;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百姓日益富裕,为修谱的各项费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上虞管溪徐氏宗谱》序:“盛世修志,盛世修谱。可以说,政通人和,太平盛世赋予编史修志著谱的神圣使命和高度的责任感。”

　23 推动因素——“两个通知”的发布

　1984年,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编撰《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为使这项涉及全国各图书、档案、文化部门的联合目录编撰顺利,国家档案局会同教育部、文化部联名向大陆地区各文化厅、文管会、档案局等单位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为了增加大陆以及海外收藏的中国家谱目录,2000年国家决定编撰《中国家谱总目》。为了推动此项工作进展。文化部办公厅于2001年2月发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办社图函[2001]29号)。“两个通知”的发布对近三十年来的家谱编修意义十分重大,推动了家谱重修的盛行。

　首先,家谱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确认。在“”时期,家谱被认为是封建糟粕,不要说是修谱,连收藏的旧家谱也遭到了破坏。而在“两个通知”中,明确指出: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钱塘孔氏宗谱》重修宗谱新凡例中说:“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繁衍迁徙的历史文献,曾经被作为维系宗法制度和祖先祭祀的工具而被奉为圣物。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中被作为“旧时代”的遗物而惨遭毁灭。浩劫之后,家谱的性质和现实意义重新被人们所认识,被认为与国史和地方史志同为民族历史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

　第二,为农村修谱提供了契机,成为了修谱宗旨。需要敬宗睦族,修谱有了主观愿望。思想解放、物质丰富,修谱有基础。而家谱目录整理工作的开展,为修谱者重修家谱提供了契机。家谱目录专业工作人员为了对各地家谱资源进行调查、征集和著录工作,深入城乡,宣传家谱的价值、家谱工作的意义,民间私藏家谱被公诸于世。在家谱目录整理工作开展之际,各族人认为有必要对自家的家谱进行重修,并把“两个通知”精神定为修谱的宗旨。广西北流《郑氏族谱》凡例第十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编好《中国家谱总目录》等文件精神编好士球公宗支系族谱。并在书前附有“两个通知”的原文。《齐贤镇西徐巷村樊氏家谱》“谱例”第一条:遵循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国档会字[1984]第7号联合通知“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也是建筑自己的血缘关系……”之精神,作为编修本谱之宗旨。

　编修新谱是历史上续修家谱的继续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民众需求的一个文化现象。新修的家谱跟旧家谱相比,有继承、有批判、有创新。我们应对其进行引导,使新谱编修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健康向前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赵小玲家谱征集工作的实践和体会[J]当代图书馆,20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