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心得体会优秀

“家规”是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下面是我整理的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及心得体会，欢迎大家阅读!

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_心得体会(一)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别号雷塘庵主、北湖跛叟。仪征人，居扬州。博学多才，工诗文，善书画，精鉴别。乾隆十五年(1789)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擢少詹事。曾督学山东、浙江。嘉庆、道光时两充会试副总裁;历任礼、兵、户、工诸部侍郎，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漕运总督及湖广、两广、云贵总督。道光十五年(1835)，拜体仁阁大学士。十八年，以老病致仕还乡，居扬州选楼巷(今毓贤街)家宅。二十六年重宴鹿鸣，晋太傅。为官有政声。二十九年卒，谥“文达”。

阮元学识渊博，经史、天文、历算、舆地、金石、诗词、校勘、训诂无不涉及。居官数十年，特重文事。广引学者，罗致文士，将掖后进，在广州、杭州分别创立学海堂、诂经精舍，搜逸辑遗，研经治史，倡导文学，振兴朴学。尤以编校刊刻古今学术、诗文著作为己任，毕生致力，至老不懈。其主持校刊之书不胜枚举，主要有：编纂汇刻《经籍纂诂》106卷，《十三经注疏》116卷，《皇清经解》1408卷，以及《淮海英灵集》、《广陵诗事》、《江苏诗征》、《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刊刻自著书《经室全集》58卷：为诸家学者刊刻著述数十种，均为当代学术精粹。

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_心得体会(二) 《阮氏宗谱拾遗》“阮”，宋版《百家姓》中排第130位。据2007年相关数据显示，阮姓人口约占中国大陆汉族人口005%，排名第189位，以浙江，福建，广东，湖北等省多此姓，4省阮姓约占中国大陆阮姓人口的57%。

扬州阮氏自明神宗时期从淮安迁入，至今已近五百年，子孙繁衍十八代。然而一百多年前，阮元编修的《扬州阮氏族谱》却下落不明。昨天上午，阮元后人阮衍喜讲述了族人数十年来寻找家谱的历程，以及扬州阮氏一族的前世今生。

以国为姓

阮氏明代迁至扬州

阮衍喜告诉记者，阮姓源于偃姓，出自皋陶氏之后商朝诸侯阮国，属于以国名为氏，这是中华阮氏的主要起源。“皋陶有后裔子孙在商王朝时期被封在阮国(今甘肃泾川)。商末，西岐西伯侯姬昌率军灭阮国，后来阮国后人便以国名为姓氏，称为阮氏。”

“据我父亲的父亲用数年时间寻访宗亲，整理成册的《阮氏宗谱拾遗》中记载，阮氏系出陈留，南宋时迁至江西临江府清江县，明初居于淮安府。明神宗时，我们这一支脉的始迁祖阮岩由淮安山阳迁至扬州，安家立业，为扬州阮氏始祖。”阮衍喜介绍。

阮衍喜说，明万历年间，扬州阮氏三世祖阮文广任榆林卫正兵千户，居扬州西门;四世祖阮秉谦早卒，后正值清兵入关紧逼扬州，他的夫人为躲避战乱，带着四个孩子出北门四十里，躲于北湖九龙岗(也就是现在的公道桥)。

“我们的九世祖就是扬州人都熟知的阮元，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

寻访数年

从日本带回复印件

没有能保存《扬州阮氏宗谱》，作为扬州阮氏的后人，阮衍喜表示十分遗憾。

“我的父亲曾对我提起过，他儿时居住的老宅，与阮氏公道祠堂仅仅一墙之隔，祠堂大殿上悬挂有祖先阮元画像，及阮元亲笔题写的两副有关家族排行的楹联。他用了数年时间，四处访亲，多方查找，希望能寻找《扬州阮氏宗谱》的线索。”

“在我父亲的寻访中发现，很多族中的老人都亲眼见过《扬州阮氏宗谱》刻印本。与我同辈的第十六代孙阮衍云说，他曾见过谱上他的祖父名讳，他的祖父是阮氏十四代嫡传长孙。他家中曾存有一套完整的《扬州阮氏宗谱》，是当时扬州仅存的一部。后来因为一些原因，阮衍云将宗谱暂存于对门杂货店中，哪知店主全用作包货之纸一页页撕光，留下一大憾事。”

阮衍喜感慨地说：“寻找《扬州阮氏宗谱》的转机出现在2006年，当时在一家古旧书店，父亲无意中看到《中国家谱目录》中记载：《扬州阮氏家谱》有清光绪八年(1882)增订本，仅有两册，分别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国内四百余家图书馆无一收藏。”

“随后父亲联系在南京的扬州阮氏十三世祖阮念三，其子利用宾馆经理身份，并宴请拜托一位熟识的旅日华人，回日本找到了《扬州阮氏家谱》，几经周折之后影印还乡。”

阮衍喜说，通过翻阅《扬州阮氏宗谱》发现，扬州阮氏一族的宗谱最早编修于清康熙三十九年，随后阮元曾三次主持编修宗谱。

“1795年(乾隆六十年)，阮元第一次主持修订并作序时才32岁，任山东学政，阮元的十二叔阮承鸿携旧谱到山东，两人共同商定，在旧谱基础之上增加12表，以"文秉枢衡、武承嗣荫"八字为排行。同时阮元对应六世祖"前人创之，后人因之"的期望，表示"元是以敬续此志，手为编录，后之子孙，昌大厥宗，引之勿替，益有望焉。"“1823年(道光三年)，时阮元年已60，任两广总督第六年又兼署广东巡抚。由于"祖祠庇荫"、"族人安吉"，族中又"丁男增多"了，所以阮元第二次编修了《扬州阮氏族谱》并作序。他在序中感慨"伊古以来，读书之家未有不以敬祖聚族为首务者"。

以敬祖聚族为首务

阮元三次主持修家谱

阮衍喜说，据《扬州阮氏宗谱》记载，阮元第三次修订家谱时，告老还乡已经八年，已是83岁耄耋老人。“当时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这一年是阮元科举得中的周甲子，阮元重赴鹿鸣盛宴，又晋加为太傅，享全俸，这些恩宠他都在第三次修订的序中提到，并将道光帝给他的本年全俸拿出来，作为重修刊印之资。”

以廉教子俭以养德

阮元诗句训喻平等开明

阮衍喜告诉记者，在《扬州阮氏宗谱》中，阮元并没有留下特别的家训家规，但是他的诗句包含对子孙后代的希望。

“比如"家计百年自清白，国恩五世受栽培。后人有庆先人德，文武科名岂易哉!"这首诗，表达了阮元励儿读书，家规寄情;以廉教子，俭以养德;与子论学，精心育才的个性特色，其共性与陆游的诗训教化特色极其相近，既有朴实无华的哲理语言;又有平等开明的训喻方式;还有亲情爱心的濡染浸润，虽少尤精，功效不逊。这种诗书传家、俭廉治家、实学兴家的阮元家风，是阮元文化的一笔特有遗产，更是扬州历史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地接力传承和发扬光大。”

阮衍喜说，近期，扬州阮氏后人小范围召开了一次碰头会，商议近期将再次编修《扬州阮氏宗谱》。阮衍喜表示，欲知兴衰者读国史，欲明本源者观家谱。而家谱之用，不惟可知家族兴衰之由，更可坚同宗手足之义。

2017“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阮元观后感_心得体会(三) 官做得最大最好的古代扬州人

扬州毓贤街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阮元家庙。因为阮元曾经做过太傅，所以这条街又叫太傅街。在古代，官做得最大最好而且又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就是阮元。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扬州仪征人。历任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巡抚，两广、云贵总督，晚年拜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清史稿》称其“历官所至，振兴文教”。因为阮元政声卓著，在平定海盗、捉拿逆匪、治水禁烟、创建学堂诸方面均非他人所及，故被誉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这位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引导了扬州学派的治学精神和方向。他在经史、天文、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著述丰富，腹笥宽广。《清儒学案》总结他的治学旨要是：“论学宗旨在实事求是，自经史、小学、历算、舆地、金石、辞章，巨细无所不包，尤以发明大义为主。”“实事求是、无所不包”八个字，是对阮元的高度概括。

一手施政，一手兴文

阮元一生在仕途上跋涉了将近五十年。无论在朝中，还是在地方，他都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圆满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在浙江时，全力剿灭海盗，消除朝野大患。他在江西时，严格保甲制度，破获谋反大案。他在两广时，加强炮台设置，遏制鸦片走私。他在云贵时，整治盐务课税，安抚化外边民。他努力治理地方安全，同时对文化教育也尤为关心。

阮元之所以成为通儒、通才、通人，除了先天的超常秉赋，得益于他后天的旁搜博讨。他不但搜集金石碑刻，留心名物考订，对天文算学尤为关注。一部《畴人传》可谓烁古耀今，永远闪耀着倡导科学精神的民族先知的光芒。阮元之所以主持编撰历代天算家传记《畴人传》，是因为他爱好科学。作为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他的考据主要是科技考古。《经室集》中的《匕图考》《铜和考》《栋梁考》《钟枚说》《古戟图考》《古剑镡腊图考》《考工记车制图解》等篇，都是阮元科技考古方面的代表作。阮元一生关注科技，他在南方时，对三江和浙江等水道变迁、名称变化作了详细考证，精心绘制了十幅示意图，并撰成《浙江图考》。他在北方时，考察古代黄河的动力，撰有《黄河海口日远、运口日高图说》，详细阐述河道延伸与黄河河床抬高之间的关系。阮元是清代数学研究的推动者，挖掘、整理了一大批古代数学经典，如《测圆海镜》《益古演段》《四元玉鉴》《算学启蒙》《割圆密率捷法》等。

注重实学，经世致用

阮元治学讲求会通，涉猎广泛，尤重实学，还读西方数学、天文之书。他在《畴人传序》中说：“早岁研经，略涉算事，中西异同，今古沿改，三统四分之术，小轮椭圆之法，尝旁稽载籍，博问通人。”充分表明了阮元开明的思想和态度。为科学家立传，中国本有传统。古代所谓科学技术人才，主要是指“星历医卜方术异能之士”(《元史方技传》)，囊括了天文、历算、医学、占候、测验、遁甲、风角、修炼、吐纳、导引等方术之士。古人将推算历法称为“推步”，意为日月在天上运转，好似人类走路，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阮元的《畴人传》收录从上古时至清中叶的天文、历法、算学家三百多人的传记，包括外国科学家四十余人。全书记其生平，述其贡献，涉及天文、历法、算学、仪器等方面，而星占学则不收。书中的文字，都录自有关典籍，并有所评论。

《畴人传》由阮元主编，由李锐和周治平协助完成，并经钱大昕等协助订正，共四十六卷。全书收集历代数学家和天文家的学术生平资料，把西方科学家作为附录。编者对许多科学家的评价相当精辟，也有些评价反映了阮元的保守观点。学者总结《畴人传》的特点是：介绍传主时，重专业而轻生平;选择人物时，重当代而略古代;叙述过程时，或详细或简略;确定范围时，有中国有外国;须作取舍时，留实学而去巫术;征引资料时，注出处而便查阅;评论传主时，求公允而不避讳。尤其是本书第一次为西方科学家立传，体现了编撰者的视野之开阔。

放眼中西，引领学风

《畴人传》作为中国第一部自然科学家传记，后人评为不朽之盛业。同时，《畴人传》与扬州人的关系也相当密切。清代中叶，扬州会通数学的人才辈出。像焦循、阮元、李、焦廷琥、黄承吉等人都精于中西数学。他们的数学研究领域，跨越算术、几何、三角、数学史、微积分等方面。他们的著作除了《畴人传》外，还有焦循的《加减乘除释》等。《畴人传》中记载的扬州人虽然不多，但都有独到之处。如扬州府泰州人陈厚耀，康熙进士，因其精通天文算法，被引见于康熙帝。康熙试他算法，让他画三角形，求其中线，以及弧背尺寸。陈厚耀写好算式后递上，康熙看了很满意，授与他编修。又如扬州府高邮人李，乾隆进士，幼年读书颖异，有神童之目。既长，博洽通敏，喜欢历算，代表了当时中国数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再如扬州府甘泉人罗士琳，少年时跟舅父秦恩复在扬州读书，对于西方算法十分精熟。著有《三角和较算例》《弧矢算术补》等数学著作。

《畴人传》是阮元对中国科学史的杰出贡献。《畴人传》问世之后，一时洛阳纸贵，所以版本和续作很多。

扬州学派，蔚然成军

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乾嘉学派中还有个扬州学派，扬州学派中还有阮元、汪中、焦循和王念孙、刘文淇、李审言这样的名字。然而他们确实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最高标格。

阮元是古代文人中少有的文运与官运两者都亨通的人。他出身于武功世家，独以文名闻世。据说，因为他小时候身体单薄，不能胜任驰射，他的父亲才让他改习经业的。而一旦弃武从文，却成就了一代大儒。他的学问从文字源流、名物考证、刊布文献，一直做到科学史研究。他的官职也从学政、侍郎、巡抚、总督，一直做到大学士和太傅。晚清时，名士龚自珍得以见到暮年归养扬州的阮元，崇拜不已，竭力称赞阮元的文章之美可比韩愈、李白，济世之才可比房玄龄、杜如晦。细细想来，实在也并非溢美之词。因为阮元的领军作用，扬州学派蔚然成军。

钟情故土，保护文化

阮元对于乡邦文物的珍爱，使人感慨尤深。将近两百年前的一个晴朗的日子，一位精神矍铄的中年官员兼学者，带领着一批力夫前往扬州东关街，去完成一件重要的文化使命。他们将一块宋代残石从东关街二郎庙菜园里小心翼翼地搬出来，抬到附近安家巷的准提庵，安置在庵东侧的长廊里。看到古人遗留下的残石得到了妥善保管，在场的僧众一片欢腾，那位官员与学者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位官员与学者就是阮元。这一天，应该说在准提庵的历史上写下了沟通中华古今文化血脉的华彩一页。

算起来，这一年是大清王朝嘉庆丙寅年(1806)。四十三岁的浙江巡抚阮元正踌躇满志，在刚刚刻成了卷帙浩繁的《十三经校勘记》后，又与扬州太守伊秉绶商议编撰《扬州图经》《扬州文粹》等事宜。对家乡文化充满浓厚兴趣的阮元，这一年中几乎踏遍了扬城内外。只要他留心，似乎在扬州这座古城里随时都可能有新的发现：在城外的甘泉山，他发现了西汉厉王宫殿的础石;在城里的二郎庙，他又发现了这块宋代的三公石残碑。阮元是在前去准提庵访问，路经东关街北的二郎庙菜园时，无意中发现宋代残石的。他走进菜园，先看到一片绿油油的蔬菜，然后蓦然发现菜地中间有一块废弃已久的古井石栏，上面似乎隐隐有字痕。阮元觉得此石不寻常，于是立刻取水洗石，用纸拓字。经过仔细辨认，石头上刻的竟是“□熙十□三公石□”数字。“熙”字上面的一个字残缺不全，像是“淳”字。阮元想到以“熙”字为年号而时间超过十年的，只有宋代的淳熙，便断定这是宋代残碑。于是，一块从不为人注意的残石，在阮元眼中却成了至宝。

一年之后，阮元写了一篇《二郎庙蔬圃获石记》，记载了这一有意义的发现经过。阮元移石的准提庵，就是今天的准提寺，又称准提禅院、大准提寺，系扬州历史上的二十四丛林之一。

中国士子的最高标格

阮元出生在扬州西门的白瓦巷，但是这条小巷早已不知所在。如今的扬州古城毓贤街上的阮氏家庙，庄严而又朴素。家庙建于嘉庆年间，现在见到的有门厅、祠堂及隋文选楼等，但没有花园。阮元是个明白人。他生前曾经有人问他：“以你的身份，为什么不在扬州建一座园林呢”阮元笑道：“扬州人叫某园，都以主人的姓氏冠于园上，如张园、李园之类。我如建园，人必称‘阮园’，岂非整天叫唤我的名字吗”所以，他生前没有大兴土木，像盐商那样修建花园。他过生日怕人家来祝寿，宁可出去"躲寿"，独自在竹林中做一天隐士。这都体现了他高洁的品格。他的陵墓也不算豪华。阮元的墓在扬州北郊槐泗乡永胜村，原来有些祠堂、牌坊等建筑，后来遭到毁坏。现在冢前只有一些零落的石龟、石马，还有一座石刻墓表，记载阮元生平及家族简况。夕阳之下，徘徊于此，不禁俗虑皆空。

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安东篱在所著的《说扬州：1550-1850的一座中国城市》中也多次提到阮元。她写道：“著名的士大夫阮元在社会和文学关系中起到了枢纽作用。”乾嘉学派的身影已经远去，然而他们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人的最高标格：沉静，严谨，渊博，通达。

令人高兴的是，作为一代完人的阮元，他后裔兴旺，子孙繁衍，人才辈出，各有所成。德行的回报可能有各种方式，阮元属于欧阳修那种“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的最好的一种方式。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相关书籍相当多。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还有《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等。宋末元初的硕儒王应麟 ,撰写了 《姓氏急就篇》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谱牒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家谱"是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图书体裁。）相关书籍相当多。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第一略《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是我国姓氏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著名学者。

《古今姓氏书辩正》40卷，邓名世撰，其子椿裒次之。此书搜集宋及宋以前历代姓氏文献，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详或略的考证，为后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古代姓氏谱牒学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邓名世因不满前人以及当时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是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辩证》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朱子语类》称赞邓名世"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据《辩证》以补充之。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与《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和姓纂》是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唐代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高士廉等修<氏族志>。高宗时修《姓氏录》。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因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后人为将此书与刘向所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 “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年耶！”是东晋名士桓温的名句，它就出自《世说新语》。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有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之大。《世说新语，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九门——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这13门都是正面的褒扬。　如：　管宁、华歆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扬了管宁的淡泊名利。又如：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中白。”（《赏誉》）　这既是对邴原的褒扬，也是对公孙度善于誉人的褒扬。至于下卷23门，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的褒扬之意比较明显，如容止、自新、贤媛。有的看似有贬意，如任诞、简傲、俭啬、忿狷、溺惑，但也不尽是贬责。有的是贬责，如“谗险”中的四条，以及“汰侈”中的一些条目。也有许多条目只是写某种真情的流露，并无所谓褒贬。既是真情的流露，也就是一种风流的表现，所以编撰者津津有味地加以叙述。例如：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任诞》）　这种任诞表现了对竹的妙赏，以及对竹的一往情深，或者在对竹的爱好中寄托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又如：　晋文王功德盛大，座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　这简傲正是阮籍的可爱之处。总之，编撰者大量采集编入那些饶有兴趣的、可资谈助的逸闻轶事，态度倒是比较客观宽容的。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唐钞本 世说新书 (32张)　　嵇康面对死亡表现出了难得的镇定，这种名士的“雅量”显示了他非凡的气度。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时期历史的极好的辅助材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作品目录

　　德行第一言语第二　政事第三文学第四　方正第五雅量第六　识鉴第七赏誉第八　品藻第九 规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惠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羡第十六　伤逝第十七 栖逸第十八　贤媛第十九 术解第二十　巧艺第二十一 宠礼第二十二　任诞第二十三 简傲第二十四　排调第二十五 轻诋第二十六　假谲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俭啬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谗险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纰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所渉士族表

　　一级士族 太原王氏 代表人物： 王昶-王湛-王承-王述-王坦之，王恭

温县司马氏 代表人物： 司马懿-司马孚-司马师-司马昭-司马攸

司马炎-司马睿-司马昱-司马德文

二级士族 琅琊王氏 代表人物： 王衍-王导-王敦-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王洵

龙亢桓氏 代表人物： 桓彝-桓温-桓冲-桓豁-桓玄-桓振

陈郡殷氏 代表人物： 殷羡-殷浩-殷仲文

陈郡谢氏 代表人物： 谢鲲-谢尚，谢安，谢玄（非一系）

新野庾氏 代表人物： 庾亮-庾皇后-庾冰-庾翼

三级士族 陈留阮氏 代表人物： 阮籍-阮咸-阮瞻

陈郡袁氏

高平郗氏 代表人物： 郗鉴-郗愔-郗超

泰山羊氏 代表人物： 羊祜-羊孚

一级士族：（表明该家族自始至终百年来一直是繁荣的世族）代表人物。　二级士族：是由一个中小世族发展成大氏族。

编辑本段艺术特色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俭啬》：“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仅用16个字，就写出了王戎的贪婪吝啬的本性。又如《雅量》记述顾雍在群僚围观下棋时，得到丧子噩耗，竟强压悲痛，“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一个细节就生动地表现出顾雍的个性。《世说新语》刻画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灵活多样，有的通过同一环境中几个人的不同表现形成对比，如《雅量》中记述谢安和孙绰等人泛海遇到风浪，谢安“貌闲意说”，镇静从容，孙绰等人却“色并遽”“喧动不坐”，显示出谢安临危若安的“雅量”。有的则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作漫画式的夸张，如《忿狷》中绘声绘色地描写王述吃鸡蛋的种种蠢相来表现他的性急：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有的运用富于个性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如《赏誉》中王导“以尾指坐”，叫何充共坐说：“来，来，此是君从！”生动地刻画出王导对何充的器重。

编辑本段作品影响

　　《世说新语》是中国最早的小说，在此之前，人们都已“三教九流”为代表，不把“小说家”列入其中，认为他是不正经的家派。可三教九流全是说理的，于是有人便准备写一部小说，此人便是刘义庆。他开创了中国小说界的先河，为后人写小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传神，含蓄隽永。正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有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例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卿卿我我，等等。　《世说新语》对后世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不仅模仿它的小说不断出现，而且不少戏剧、小说也都取材于它。　这部分内容选自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编辑本段作品摘录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德行）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　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言语）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言语）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夙慧)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雅量）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道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口酋）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栖逸）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　王子猷、王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伤逝）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任诞）　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假谲）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孰眠。敦论事造半，方意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孰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假谲）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俭啬）　王戎女适裴，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俭啬）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汰侈） 诸葛亮之次渭滨，关中震动。魏明帝深惧宣王战，乃谴辛毗为军师、宣王既与亮对渭而陈，亮设诱谲万分，宣王果大忿，将欲应之以重兵。亮遣间谍　之，还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钺当君门立，君不得出。“　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世说新语》一书篇幅短小，多是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但文章多用当时口语，而一些用法未能继续流传，我们在典籍中也很少见到，所以读起来会有些障碍。最好参读一些注本，比较著名的有古代刘孝标的注解，现代人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但这两种注解重在旁征博引，考证史实，不注重文字疏通，对学生意义不大。另有《世说新语译注》（张万起等，中华书局1998年版）、《世说新语选注》（张之等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等，注释较为详细，可以参看。　在理解语言文字的基础上，要重点领会魏晋士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旨趣，这就需要了解一点背景知识，除了上面提供的，还可以阅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一文，鲁迅对于魏晋士人及其心态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该文本是一篇演讲，比较通俗易懂　其实《世说新语》虽是文言文，却很浅，里面的实词连一般的汉语词典都能查到，如有专门的适合中学生用的古汉语词典查起来就更快，如果查《辞海》或《辞源》更好。

编辑本段版本源流

唐代及以前

　　《世说新语》虽撰于南朝刘宋之时，然唐前传本今皆无存。据宋汪藻《世说叙录》可知，其时有陈扶本、激东卿本等版本。又据刘孝标注文中“一本”、“一作”、“诸本”、“众本”等语，可见《世说》在唐前已广为流传。 唐写本

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系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发现于京都东寺，后割裂为五，分藏五人。罗振玉设法使分者复合，并于民国五年（1916年）影印之。该残卷起于“规箴第十”，终于“豪爽第十三”。其中，“规箴”24则，“捷悟”7则，“夙惠”7则，“豪爽”13则，共51则。罗振玉影印本后有罗氏书神田醇跋、杨守敬跋及罗振玉跋。

宋元

　　宋元为《世说新语》盛行的时代。据汪藻《世说叙录》载，其时便有晁（文元）氏本、钱（文僖）氏本、晏（元献）氏本、王（仲至）氏本、黄（鲁直）氏本、章氏本、舅氏本、颜氏本、张氏本、韦氏本、邵氏本、李氏本等十余种版本；可惜今皆无存。其中，晏氏本很可能是现在通行三卷本的祖本（晏殊）。宋代流传较广较持久者有绍兴八年董弅刻本和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绍兴本今存两部，均藏于日本，一为前田侯所藏，已影印回国，一为宫内厅所藏。此本曾经晏殊删定，再经董氏整理，便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三卷三十六篇的通行本。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为新定郡守时重刻此书，次年又于湘中重刻，是为宋淳熙本，该本今已无存。淳熙本原为清初徐干学传是楼所藏，清人蒋篁亭、沈宝砚曾有校记。　宋末元初，有刘辰翁、刘　　关于《世说新语》的作者，自《隋书·艺文志》至《四库全书总目》，历代著录所记，均为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然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提出了异议。鲁迅先生认为：“《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亦未可知也。”自鲁迅先生“成于众手”之说一出，至今聚讼多多，难有定论。有人认为，刘义庆门下聚集了不少文人学士，他们根据前人类似著述如裴启的《语林》等，编成该书。刘义庆只是倡导和主持了编纂工作，但全书体例风格基本一致，没有出于众手或抄自群书的痕迹，这应当归功于他主编之力。有的日本学者推断该书出于刘义庆门客——谢灵运好友何长瑜之手。可以当代研究《世说新语》的两本博士论文为代表：一是王能宪著《世说新语研究》，认为《世说新语》的作者即为刘义庆；另一本为范子烨著《世说新语研究》，认为《世说新语》乃成于众手，其余作者还有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两书均有大量考证分析，此处不敢妄断。由于《世说新语》乃“采缉旧文”之作，遍寻当世同类型作品（如西晋郭颁《魏晋世语》、东晋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魏晋史书（如《魏书》、《晋阳秋》等等）以及相关杂著（如《高士传》、名门大族的家谱），所涉材料宏富。刘义庆广招文学之士，他在编撰《世说新语》一书时，手下诸彦为之搜罗材料，乃至润色整饰，是合乎情理大有可能的，因此，折衷地说，可以视为此书乃刘义庆担任主编，袁淑等人或有参与的一部著作，而刘义庆的主持之功劳当是无疑的。　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彭城（现江苏徐州）人，曾任荆州刺史，爱好文学，《世说新语》是由他组织一批文人编写。本是宋武帝刘裕之弟长沙王刘道怜的儿子，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刘义庆自幼喜好文学、聪敏过人，深得宋武帝、宋文帝的信任，备受礼遇。他尊崇儒学，晚年好佛，“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集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宋书刘道规传》附《刘义庆传》）。他所招集的文学之士很可能参加了《世说新语》的编撰，不过起主导作用的当然还是刘义庆本人。[1]　鲍照（约415年～470年），南朝宋文学家。字明远，东晋义熙元年出生于北海郡（今连云港市云台区），东海（今属江苏）人。家世贫贱。临海王刘子顼镇荆州时，任前军参军。刘子顼作乱，照为乱兵所杀。他长于乐府诗，其七言诗对唐代诗歌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鲍参军集》。何长瑜，南朝宋诗人。东海(今连云港东)人。初为临川王刘义庆王国侍郎、平西记室参军。以戏用韵语嘲弄义庆州府僚佐，贬为曾城令。元嘉二十年(443)，庐陵王绍镇寻阳，请为南中郎行参军，掌书记之任。赴任途中遇暴风雨溺死。曾与谢灵运族弟惠连、荀雍、羊溶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称灵运“四友”。钟嵘《诗品》将其诗列入下品。有集八卷，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其诗二首。　袁淑（408～453），字阳源，陈郡阳夏人，袁豹之少子。生于晋安帝义熙四年，卒于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年四十六岁。少有风气。年十余岁，为姑夫王弘所赏。不为章句之学，而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遒丽，纵横有才辩。彭城王义康命为军司祭酒刘港欲其附己淑不为改意，因以疾免官。临川王义庆雅好文学，请为谘议参军。元嘉二十六年，为尚书吏部郎。累迁太子左卫率。元凶劭将为逆，淑不从，被害。孝建初，谥忠宪。淑著有文集十卷（《隋书志》作十一卷。此从隋志注及《两唐书志》）行于世。　《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此书不仅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而且其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因此自问世以来，便受到文人的喜爱和重视，戏剧、小说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也常常从中寻找素材。　当然，因为刘义庆当时人在扬州，听说了不少当地的人物故事、民间传说，所以在《世说新语》中，也记载了一些发生在当时扬州的故事。如成语“咄咄怪事”，就是源自于曾担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的中军将军殷浩被废为平民后，从来不说一句抱怨的话，每天只是用手指在空中写写画画。扬州的吏民顺着他的笔划暗中观察，看出他仅仅是在写“咄咄怪事”四个字而已。大家这才知道，他是借这种方法来表示心中的不平。　可惜的是，《世说》一书刚刚撰成，刘义庆就因病离开扬州，回到京城不久便英年早逝，时年仅41岁，宋文帝哀痛不已，赠其谥号为“康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