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前家谱只能官修普通人修属“犯上”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01浏览：1收藏

宋代以前家谱只能官修普通人修属“犯上”,第1张

　核心提示：袁义达说，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家谱只能“官修”，也就是说，只有帝王将相、名臣才有资格修家谱。普通人如果要修家谱，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属于“犯上”。

　众多家谱上，都有个“亮闪闪”的名人是自己的先祖，或为帝王，或为名臣。

　比如，有的李氏称李唐皇帝为本族始祖，萧姓则号称自己这一支先祖为萧何，张氏则拉张良、张飞等为自己的祖宗……

　其实，“攀附”名人并非简单如阿Q般“我祖上比你阔多了”。这样做，除敬重祖先的思想外，老百姓也有自己迫不得已的原因。

　宋代以前家谱只能“官修”

　近日，河南商报记者采访了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主任袁义达。袁义达长期从事姓氏群体遗传学研究，曾任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室主任，出版过《中华姓氏大辞典》等著作。

　袁义达说，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家谱只能“官修”，也就是说，只有帝王将相、名臣才有资格修家谱。普通人如果要修家谱，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属于“犯上”。

　宋代以后，民间言论开放，普通人才开始修家谱。因为中间多年文献断档，没有人知道自己的祖上到底是谁，只能根据自己大概来自哪里，和哪个同姓官员的某一支重合，就直接跳过去了连接上了。

　当然，老百姓们这么做，也是受了刘邦的启发。众所周知，刘邦做皇帝前仅仅是个小小的亭长，出身低微。他当了皇帝后，竟然拐弯抹角把自己的家谱续成了炎帝之后。老百姓一看，皇帝都这么干，大家当然可以效法。于是，几乎所有的家谱，往上数祖先必定是名人，因为普通人根本就没有家谱传下来。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登基后，曾有人要为他续家谱，想把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认成他祖先，但最终放弃。有人说，是因为年代太近，朱熹子孙尚在，朱元璋实在不好蒙混；也有人说，是朱元璋后来自己没同意，而是把自己讨饭的经历给写上了。

　家谱文化是一种信仰

　如果家谱是这么来的，那它还可信吗？袁义达说，家谱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保留几千年的家族文化。这种信仰，也是对祖宗的敬畏，让人有根有源，知道自己从哪儿来。

　实际上，对于家谱，前面是真实的，后面也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家谱前面多少代，因为有文献记载，是有据可依的；最近数代，牵涉自己的叔伯、爷爷、曾祖等，也是真实的。唯一的断层就是在文献缺失的那些年代。

　“曾经有人发现，一个县如果有5个进士，那么全县同姓的人都认这几个人为祖先，难道这几个进士就没有兄弟吗？其他人都去哪儿了？”袁义达说，这就像是一棵大树有众多分支，你本来属于第三支第五根，但是你认了第一根，中间的差别其实并不大。

　说到底，中国的家谱文化，就是整个民族的血脉信仰。

　袁义达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黑人开始寻根，由此带动了华人寻根。和他们不同的是，我们有家谱，追根溯源，就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不管中国的社会结构如何变化，只要姓氏文化不丢，我们的文化就能传承。

　姓氏轶事

　朱熹的“序”被多个姓冒用

　除了认名人当祖先，以前还有人喜欢假托名人作序。史料显示，朱熹作谱序的家谱多达十几个，有的是真的，有的则是伪作。

　他的一篇谱序，竟为周、黄、刘、戴、吴、洪等姓氏的家谱同采用，其中只姓氏一字之别，其余文字均雷同。

　明清时期，甚至有了职业“谱师”、“谱匠”，专为一些家族制作假冒伪劣家谱。

　如今，随着寻根和民间修谱的兴起，“谱师”这个职业又重出江湖，甚至有了专门的修谱公司。

　有学者说，这应了“盛世修谱”这句话，也跟“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的修谱传统有关。

　在南方一些城市，如今的“谱师”月入上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但有些“谱师”修出来的家谱并不靠谱。修家谱需要仔细考证，要把每个人诞生、工作、嫁娶的轨迹都找到，何时迁徙、埋葬在哪里等都要弄清楚。掌握好这全部的要素，并不是一件易事。

　刨根问底

　五百年前是一家？这事真不一定

　常常有两个同姓的人初次遇见，会笑称“五百年前是一家”。也有人会主动和名人搭关系，比如姓孔的就认为自己是孔子后代，姓关的认为自己是关羽后代。

　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有学者解释称，一方面，同一姓氏最终追溯到老祖宗，不可能是一个人，而应该是一个家族。比如姓孔的，老祖宗可能是孔子，也可能是孔子的兄弟。再比如，中华民族所有姓氏追溯到头就是炎帝和黄帝，但不可能只有这两人，而是两个家族。

　更重要的是，在姓氏流传和演变过程中，会影响一个姓氏“血统”的纯正。大量的赐姓、改姓，还有姓氏避讳等，都使得“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难以成立。

　“岳”姓是怎么来的？

　近日，有岳姓读者打来电话咨询岳姓的来历。

　据袁义达、邱家儒主编的《中国四百大姓》，岳姓在姓氏排行榜中列第124位，总人口大约149万。

　“岳”和“山”有关，来源于先民对大山的崇拜。岳姓源出风姓，伏羲氏后代。相传在尧舜时期，有大臣羲和，掌天地四时之官，擅长观察天象，发明了日历，因此为尧执掌历法。他的后裔建立了羲、和两国，在今天河南登封、荥阳、巩义一带。

　岳姓血脉一直纯正，几乎没有混入过外族的血脉。南宋民族英雄岳飞遇害后，他的后代和族人有北上东北的，在辽宁定居，到明清时，和当地满人融合。

家谱是以字辈来进行排列的。

随着中国独生子女的出现与增多,男女比例失调,在不远的将来,许多姓氏不但要成为历史,很多字辈也将消亡。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人对字辈谱变得陌生，这种现象在年轻一代更是明显。

但其实字辈对一个人来说如同姓名一样重要，按字辈可以追根溯源，找到自己的族人。这在古时候各个名门望族都是有着无数个字辈，每个字都有特殊的含义。

字辈都是祖辈定下来，一代代传承的，每个姓氏可能都点不一样。以前起名字字辈一般就是名字中间的那个字，可是后来人们不愿意把字辈放名字里了。久而久之，字辈就被人们淡忘了。

家谱有利于人们寻根溯源。家谱的核心部分是世系，记载了家族始祖至今的血缘发展过程，因此家谱的世系内容也成为人们寻根的主要依据。记下了每个族人的生平，分清了每个支派的世系，使木得其本，水知其源了。

字辈，也叫做字派，是指名字中用于表示家族辈份的字（多为名字中间的字），俗称派。其意蕴为修身齐家，安民治国，吉祥安康，兴旺发达。字辈是中国传承千年的重要取名形式，也是中国古代一种特别的“礼”制，它一直延续到现代。

关于字辈的起源，现已难以考证，不过一般认为最正式的字辈应该是起源于唐朝。比如韩氏字辈是唐朝韩愈谱写的。

字辈的形式很丰富，其中以类诗体和对联最为常见。

用对联作字辈也很多，最早的就是赵匡胤为其后代拟定的字辈加上自己的匡字组成一副对联“匡德惟从世令子，伯师希与孟由宜”。山东蓬莱井湾周家周氏辈分，自十六世开始由前清秀才瀛泉拟定“敬绍成勋，林田自云可乐；广启善道，本宗永得其昌”。

下面以孔氏字辈为例给大家详细解读一下。在明代以前，孔氏后裔没有固定的行辈。明代初年，太祖朱元璋先后赐给孔氏十字作为行辈字，从五十六代起排，此后孔氏族人不准随便取名。明崇祯年间，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报请皇帝，又立十字十辈。

清同治年间，七十五代衍圣公孔祥珂经皇帝核准，又立十字十辈。1919年，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由中华民国内务部备案续立二十字二十辈。以上几次订定的行辈字计五十字五十辈，这算得上是最奢华、最高贵的字辈来历了，代代都是由皇帝和政府亲自拟定。

举几个孔家名人的字辈吧。比如著名乒乓球运动员、教练孔令辉就是令字辈。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四大家族的孔祥熙是祥字辈。著名援藏干部孔繁森是繁字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是庆字辈。

再说一个明朝皇室的字辈。明太祖给每个儿子定了一个辈分表,每个表20个字,从他的孙子开始依次向下起名字。还有一个规定，从子辈起，每五个字辈的命名，以五行顺序，在同辈之内依次以偏旁部首命名。

顺序是：木——火——土——金——水，轮回旋转。

如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_樘）、世宗（朱厚_）、穆宗（朱载_）、神宗（朱翊钧）、光宗（朱常洛）、熹宗（朱由校）。其名讳偏旁部首分别为木、火、土、金、水、木、火、土、金、水、木。

扩展资料：

历史渊源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家谱是影响人数最多、影响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的书籍之一。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

唐朝灭亡以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致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正因为古代谱牒不复存在，加上迁徙的频繁，各姓氏修谱也都有了合理的“想象空间”。

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与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宋代修家谱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以保持家族内部的团结互助。

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家谱。随着家谱政治功能的消退，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宗姓

摘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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