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王曾瑜长期从事辽宋金史研究，在岳飞，北宋晚期到南宋前期的政治与军事，宋金阶级结构，辽宋金军制，宋朝赋役制度，王安石变法等方面均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独自或与他人合写的历史和断代史出版13部，点校古籍出版一部，论文集或论文选集出版7部，历史小说出版7部，发表论文和译文总计250篇以上，还参加了百科全书和历史辞典的编撰等。

　王曾瑜原先专治宋史，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兼治辽金史。自90年代以来，既以批判中华古代专制主义，专制腐败政治为主攻方向，努力由辽宋金断代史走向通史，自秦汉至明代都写有专文。所写《中国古代的丝麻棉续编》一文，使用了明代十分之九的方志及其他史料，旨在阐明：金朝的河间府已种植棉花，亦即宋金时的棉花种植已越过黄河；明代的丝、麻和棉大致仍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直到经历明清之际的战祸后，棉花才占主导地位。所写《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教训》、《秦汉至隋唐五代卖官述略》、《宋朝卖官述略》和《辽金元卖官述略》四篇文章，力图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丑恶的卖官现象加以判析，并且提出了正本清源式的根治的设想。又如《试论国史上的所谓“盛世”》，提出了“盛世”的四条标准，《回眸中国古代地方政治的贪腐与黑暗》，都属贯穿中华古史的通论性论文，但也有其特色。王曾瑜的史论大多归纳于《王曾瑜说辽宋夏金》附录的二十条中。通过对中国古代专制腐败政治的研究，最重要的结论是，马克思批判的等级授职制，是以人事腐败为中心的各种腐败滋生的沃土，是贪官污吏同性繁殖的温床。

　王曾瑜认为，史学的重要功能有二：一是理解过去，透视现在，指点未来；二是客观而公正的历史记载和研究，是维系社会良知和正义的重要舆论力量。这两条非其他学科所能取代。

　论着目录

　一、专著：

　(1)岳飞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

　(3)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中华书局，1989年，获全国图书质量三等奖。1999年二版，有所校改，补遗7920字。

　(4)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5)宋高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6)金朝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7)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与朱瑞熙、张邦炜、刘复生、蔡崇榜合撰。

　(8)荒*无道宋高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9)尽忠报国–岳飞新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0)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2005年第2版，增“续编”。

　二、论文集:

　(1)凝意斋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2)锱铢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三、历史小说：

　(1)靖康奇耻，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2)河洛悲歌，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3)大江风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4)转战湖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5)扬威南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6)关山怅望，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7)忠贯天日，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范仲淹是著名的文人学士，要得他的敬仰，必是人中龙凤。他一生中仅敬仰两人，一是挚友晏殊，二是名相王曾。这两人都是北宋名人，不仅对范仲淹的影响很大，对整个北宋也有卓越的贡献。

一、晏殊的知遇之恩

晏殊对于范仲淹来说，就如同伯乐，两人的年岁虽然差得不多，但是在政绩上却有大不同。晏殊年仅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中了进士，而范仲淹知道二十七岁才中。因此就算范仲淹的年纪比晏殊还大两岁，但是在官场上却是妥妥的后辈。更何况当时范仲淹正施展才华的时候，家中的母亲却突然去世。于是刚刚坐上兴化县令的范仲淹，不得不回到家乡为母亲守孝。

这对于范仲淹的仕途是非常重的打击，毕竟官场不缺人，范仲淹尚未有所政绩就离开了，他的位置自然很快就会有人补上。而幸好这是晏殊却发现了范仲淹的才华，在他留守南京的时候就邀请范仲淹做教席。之后晏殊回到京师更是直接向宋仁宗举荐他，为他在京城谋了官职。

地方官和京都官，完全就是两个概念，因此所晏殊对于范仲淹有知遇之恩。不仅如此晏殊和范仲淹的年纪相仿，两人对于朝政的见解也基本相同，因此不仅朝政上的好战友，也是私底下的好知己。两人还一起推动了著名的“庆历新政”，这场改革，对宋朝意义重大。

二、北宋名相王曾

这个人的地位比晏殊还要高，状元出身的他，贵为北宋丞相。即使是因为得罪太后而被贬官，但是因为实力依旧被宋仁宗召回。当时范仲淹做了一件非常傻的事情，他直言不讳宰相吕夷简的腐败。但是最后却直接被宋仁宗贬官，放到了地方。被贬官之后范仲淹依旧不服气，于是去找当时还是副宰相的王曾，并且直接质问他，”明扬士类，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独少此耳。”。这句话直接质问王曾，为什么要容忍吕夷简的恶习，让他在朝廷上肆意妄为，影响朝政。

而随后王曾回答了范仲淹十二个字，也正是这十二个字，让范仲淹获利一生。他们就是：“夫执政者，恩欲归己，怨使谁归？”。王曾说，如果身为臣子只想要让自己身上有美名，而不顾其他的事情，那么那些骂名又该由谁来承担。大家都是为皇上办事的人，他想要什么结果，臣子就只能做什么事情。

骂名永远不会由皇帝来承担，而他想要的结果却必定会有人去做。短短的十二个字，却将朝堂之事道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反观吕夷简在朝中做的那些结党营私，更换官员的事情，其实并不全是坏处，相反他用的人基本上都是有才能的人。如此一看范仲淹也直接明白了，朝中事并非黑白二字可道清，有时候眼睛看到的，也不一定就是全部。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也不过是当权者想让我们看到的那部分而已。

他是北宋中期的一代名相，曾经连中三元，为人刚正不阿，端正持重，而且他还是妥妥的大帅哥一枚，眉眼就像是画上去的，他在朝为官时，进退有礼，平日里不苟言笑，没人敢因为私事来找他。

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但又绵里藏针很会用计谋，

所以

他在宦海沉浮几十年，最终还能善终，他就是王曾。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王曾出生和离世的时候都是有征兆的，他出生的时候，母亲梦见了孔子的高徒曾参，因此给他取名王曾，至于他后来考试连中三元，也被人们认为理所应当，毕竟他是孔子高徒投胎转世，有这样的成绩也在预料之中。

而王曾死前一个月的时候，有一颗大星星在他家附近陨落，他的随从吓坏了，把这事情告诉了王曾，王曾知道自己寿限已至，于是就对随从说，不用惊慌，一个月之后你就知道这颗星星坠落的原因了。

果然一个月之后王曾病逝，朝廷还给他赏了谥号“文正”，在那个年代这是文官能得到的最高荣誉。

宋仁宗刚刚继位时年龄很小，那个时候王曾在朝廷做副宰相，国事都交给了刘娥刘太后处理。王曾起草了这样一份诏书：“以明肃皇后辅助皇太子，权听断军国大事”。

这诏书中的权字是代理的意思，非常巧妙地限制了刘太后的权利，当时的宰相丁谓建议把这个权字去掉，王曾直言道：“现在皇帝年幼，太后执政本来就是国家走霉运的时候，如果再去掉这个权字，可能国运会更不旺，”

这话传到了刘太后耳朵里，刘太后对王曾非常反感。后来刘太后掌权之后，行事越来越自我，有些时候根本不听取皇帝和大臣的意见，独断专权，很多大臣都担心刘太后会跟武则天学，有朝一日更换国号，但是却没有人敢跟人刘太后直言。

于是王曾就跟大臣钱惟演说：“皇帝年幼，刘太后操劳国事费心费力，当然刘太后这么做，其实是帮助自己的皇帝儿子，也是在帮助自己，同样是帮助他们老刘家。”

王曾知道钱惟演跟刘太后是亲戚，他一定会把这话传到太后耳朵里，果然太后听了王曾的这些话，收敛了很多，王曾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不硬碰硬。有些忠臣喜欢以死进谏，实际上很愚蠢，不光丢了性命，也会引起当政者的反感，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刘太后辅佐宋仁宗治理朝政的时候，大权其实是在宰相丁谓的手里，宰相丁谓出了个主意，每月初一十五两天，皇上跟大臣见面议事，遇到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才让太后跟大臣一起商量，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太后身边的小太监雷允恭汇报给太后，然后由太后做主。

丁谓这样的操作，就是将太后跟大臣们完全分开，所有国事都是通过太监雷允恭传进去，而太后的意见也是通过雷允恭传出来，这样一来丁谓和雷允恭里应外合，就把朝廷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王曾把这一切看得很明白，但是他没有急于拆穿丁谓，清官寇准遭贬的时候，王曾也想替寇准说话，但丁谓抓住了王曾的弱点，因为王曾曾经把房子借给寇准住过。于是王曾在丁谓面前变得非常顺从，当时的内阁大臣，除了他们两个之外还有曹利用和冯拯。

冯拯为人老实，曹利用又是丁谓的人，所以内阁大臣中还是丁谓说了算。王曾沉寂了一段时间，丁谓看到他很老实，就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有一天王曾很恭顺的请示丁谓，说自己想过继个儿子，希望得到太后的允准，他还让丁谓跟他一起去面见太后。

丁谓觉得这是小事，于是就让王曾自己进宫见太后，王曾进宫后就把丁谓的所作所为全部告诉了刘太后。正好碰上雷允恭在修宋真宗皇帝陵墓时出现了纰漏，导致陵墓进水，王曾借机借题发挥，将雷允恭关押起来，说丁谓跟雷允恭合谋，打算通过毁了宋真宗的陵墓风水篡权。

这下子触动了刘太后的底线，丁谓因此被除掉。王曾对付这奸臣的办法真的很高明。先是卧薪尝胆，趁丁谓放松警惕，然后一击即中，对付奸臣懂得对症下药使用奸计，否则还不等对付别人，就被别人算计了。

王曾虽然扳倒了丁谓，但是他却没有强加罪行给丁谓的同伙曹利用，之前曹利用仗着丁谓的权势作威作福，还经常说王曾的坏话，王曾之前也揭发过他的恶行，可是扳倒丁谓后，王曾并没有趁机除掉曹利用。

刘太后就问他为什么不把曹利用一起除掉？王曾说，曹利用仗势欺人当然要揭发他，但是他没有的罪，我也不会强加给他。

由此看得出来王曾的为人非常正直，同时王曾也是一个不信鬼神的人，他曾经在天府担任市长的时候，市面上谣言说有妖怪，晚上飞来飞去还吃人，当时搞得人心惶惶，王曾就让自己官府的大门开着，说看见妖怪就捉起来，结果日后妖怪就不见了。

王曾为人非常严谨，不苟言笑，有次宋真宗召见他商量国事，由于比较着急就没有穿官服，宋真宗特地给王曾解释是因为一时没来得及，在他面前连皇帝也会很注意自己的言行。

当然他平时的一本正经，也让很多人觉得跟他相处起来有些不自在，他曾经训斥洛阳的那帮文人欧阳修、尹洙、梅尧臣等，说他们不关心国家政事，只会吟诗作赋。

欧阳修心直口快的说，有的人胡子白了还不知道退休，当时王曾就已经是白胡子了，所以他的不苟言笑也让别人觉得他不合群。

应该是张知白

见《宋史·仁宗本纪》

(天圣三年 1025年)

十二月癸丑张知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天圣六年1028年）

二月壬午，张知白薨。

三月壬子，以张士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可见当时的宰相（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1025年-1028年宰相位的张知白，此人为宋一代名相，以清俭知名，颇有政树。

1028年张知白卒于相位，转月仁宗即任命张士逊接替了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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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宋仁宗一朝宰相（同门下平章事）表整理如下，副相（参政知事、枢密使、枢密副使）未作整理

按：范仲淹、韩琦只做到枢密使即副相一级 故未入表

乾兴元年

秋七月辛未…王曾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天圣元年

九月丙寅…以王钦若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天圣三年

十二月癸丑张知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天圣六年

三月壬子，以张士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天圣七年

二月…丙寅，张士逊罢，以吕夷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明道元年

春二月…庚戌，以张士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明道二年

夏四月…己未…李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冬十月…戊午…以吕夷简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景佑元年

秋七月…己亥，枢密使王曙加同平章事。

景佑二年

二月戊辰…以王曾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景佑四年

夏四月…甲子…以王随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陈尧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宝成元年

三月戊戌朔…以张士逊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章得象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康定元年

五月…壬戌…吕夷简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庆历二年

秋七月…戊午晏殊加平章事。

庆历四年

九月…甲申，以杜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

庆历五年

春正月…丙戌…以贾昌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

夏四月…戊申…陈执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

庆历七年

三月…乙未…夏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庆历八年

闰月…戊申，文彦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皇佑元年

八月壬戌…宋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皇佑三年

冬十月庚子，文彦博罢，以庞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皇佑五年

闰月…壬申，庞籍罢，以陈执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梁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至和元年

八月…丙午，以刘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至和二年

六月戊戌，陈执中罢。以文彦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富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嘉佑六年

闰月…庚子…曾公亮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唐诗宋词，犹如一道道划过历史夜空的流星，它们是如此的绚烂瑰丽，又是如此的发人深省。时隔千年，再次拜读，仍然会使人引发很深的共鸣。其中，既有悲怆壮烈的家国情怀，又有精湛细腻的文学风采。

唐宋两代，涌现出了很多的文人，有人将其中的八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也叫散文八大家。他们分别是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再就是北宋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

这些人既擅长吟诗作对，又痴迷于写文著书。唐朝的两位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而北宋的王安石和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

（一）、韩柳欧王曾，苏门三学士

这八大家中，其中有六位都是北宋人士，同时他们和仁宗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曾巩与苏轼还有苏辙都是仁宗嘉佑二年的进士，而他们的主考官就是欧阳修。

曾巩是欧阳修的得意弟子，苏洵是二苏的父亲。王安石虽然与苏轼的立场不同，但两人都是惺惺相惜的好友。所以，宋朝的六大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同仕仁宗朝，世人皆通晓

在这六人中苏洵年龄最大，他出生在真宗朝，不过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仁宗朝度过。剩下的五人，也都曾在仁宗朝中为官，其中很多人都当上了三朝元老。其中，还有很多著名的事件。比如王安石变法，还有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抱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此心安处是吾乡"。

他们的经历虽然不同，但是每个人都在文学上有着巨大的成就。很多人的作品，也都被收录进语文课本中。

苏轼的最多，比如《水调歌头》《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等等，王安石的也不少《泊船瓜洲》、《金陵怀古》、《伤仲永》还有苏洵的《六国论》。

这些人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其实，这六个人只是北宋文绩斐然代表。除了他们还有范仲淹，韩琦，富弼，晏殊，晏几道，黄庭坚，蔡襄，数不胜数。这些人大都曾在仁宗朝生活过，与赵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实北宋文学的辉煌，全仰仗着仁宗打下了好的基础。那么，为何在那个时期，频繁的涌现出名师大家，文采奕奕之辈？换句话说，为何北宋仁宗年间文坛如此兴盛？

2 上有所好，而下必甚焉

"穆穆仁宗，实惟盛德。奉身清约，议论恳恻。学勤讲筵，治法无逸"。北宋文坛风气昌隆，离不开统治者的支持。太祖太宗年间，忙着四处征伐，无暇顾及文学事宜。而真宗又急于应付契丹，以及处理太宗的未竟之业，根本没有空余时间应付。

同时，他们三位小时候并没有受到多好的教育，因此在文化水平方面也是一般。而赵祯则不同，他从小就被当成接班人培养。更有晏殊这样的大儒辅佐，不管与谁交谈，都能对答如流。抛却官家的身份不讲，他更像是一个饱读诗书的翩翩君子。

因为他自己喜欢文学，所以也希望周边的大臣们都是文人出身的士大夫。官员们想在皇帝面前，从容不迫，首先自己也得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正是在仁宗的感召之下，天下文人们逐渐增多。这既是他们修身立命的途径，也是培养自身素质的方法。

况且仁宗本人也有很多的文学作品流传于世，想要和皇帝有共同语言，自己就得先修得一身本事。

所以，宋朝文坛兴盛，与皇帝喜爱文学密不可分。不管是为了投其所好也好，为了仕途顺利也罢或者是出于热爱，总之，在当时学习文化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二）、自上而下倡文学，崇文之风蔚然盛

唐朝是文武兼备，而北宋则不然，它是只侧重于文人。当年赵匡胤早就提出过要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明确规定了不得对文人处以死刑。

所以，文人地位的抬高是关键因素。同时，北宋又再度完善了科举制度，让更多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得以成真。

1 地位太高事关紧，世人急忙沐春风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北宋的文官集团地位很高，他们可以坐着和皇帝商讨国事，也可以不顾君臣之礼，与皇帝争执。尤其在仁宗年间，这样的例子不尽其数。

而仁宗本身就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士人们想说服他，自然要在文学水平上超过他。很多的官员，他首先是一个文人，其次才是士大夫。

那宋朝的六大家，个个都曾经身居高位。此外，仁宗广开言路，纳谏如流，再一次的提高的文官们的地位。

如此一来，大家敢说，敢写，自然就会充实北宋的文坛。很多朝代都没有形成自己引以为傲的流派，就是因为君主们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看的太重。

很多帝王都习惯性的不让人说话，不让说实话，所以文风自然无法兴盛。仁宗年间则是鼓励你说，想说什么，想写什么，只要不是太过分，都无关紧要。

况且，反正没有死刑，那些桀骜不驯的文人士大夫们敢怒敢言，可以自由自在的将自己的委屈或者治国理政的想法，写出来。

2 以老携新，文风正气代代传

文人之间都有惺惺相惜的感觉，有些功成名就的文豪们，看到后世出现了可塑之才，便会心生恻隐之心，有意无意的提拔，点拨他们。

如此一来，这种风气就一代代的流传了下去。当时苏轼兄弟进京赶考，欧阳修为其文笔所惊艳，此后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苏轼兄弟，也从欧阳文忠公这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这种提携后人的精神，就自此流传了下来。苏轼他们看到文采不凡之辈，自然也会学着欧阳修，无私的为他们提供帮助。如此一来，在社会上就形成了崇文重道的风气。

很多文人之间虽然政见不同，但为国服务的初心都是一致的。他们为了大宋的发展，为了自己集团的壮大，也会去提携那些后人。有了前辈们的帮助，在仕途上自然是少走很多弯路，同时在文笔上也会有很大的进步。

北宋文坛的兴盛，主要还是来自于统治者的倡导，才产生了如此多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一些后起之秀，来传承这份文化精神。

（三）、优越的生活条件，造就辉煌的文坛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因为仁宗当政年间的勤政务国，致使国家经济空前繁荣，再加上文人士大夫们地位的不断抬高，他们才有了时间，也有了条件去忙着洞悉生活本质，可以自由的抒发所思所想。

1 厚禄养官，有了空闲

苏轼号东坡先生，就是因为他曾经在东坡种地，还自己创造出了东坡肉。很多人以为他是被流放，逼的没有办法，才不得已这么做。其实不然，北宋的官员薪资制度达到了历朝之最，还因此出现了冗费的现象。

即使流放中的苏轼，也是不愁吃喝，他做那些不过是为了打磨时间，过的肯定比一般百姓要好的多。

明朝没有涌现出那么多的文人士大夫，就是因为明朝的工资实在是太少。官员们连一家老小的温饱都保障不了，哪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游山玩水，他们得先顾着把一家人的生活问题解决，才有闲暇吟诗作对。

此外，北宋的市井文化也是文坛兴盛的重要因素。当时仁宗开放了宵禁，再加上一系列的刺激经济发展政策，使得汴梁成了全球最大都市。

文人们吃喝玩乐有了去处，也可以顺便见识下人生百态。他们多愁善感，便将那时的所思所想写在纸上，如此就成了文学作品。

2 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北宋文坛兴盛，首先得益于仁宗这个好皇帝。他遵循祖宗家法，不断的推崇文学，致使文坛上熠熠生辉。同时，他又开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文人士大夫们得以在这个环境中创作。

试想，如果整日打仗，内忧外患，那么肯定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整日花前月下，吟诗作对。"仁宗之驾驭中外，未尝不明，而失之于柔"。

当然，他给辽国增加岁币，又答应了西夏求和的请求，的确显得有些妇人之仁，但是那也总好过发动战争，让黎民百姓都深受其害。

那唐宋八大家其中的六人，只是北宋文人的代表。在那个环境当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已经深入人心。无数的有识之士，前赴后继，纷纷为文坛的兴盛做出自己的努力。

结语：

仁宗朝就是北宋兴盛的一个开端，他在位四十余年，政治清明而且广开言路，不断地提高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同时，他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那些文人士大夫闲来无事就是游山玩水，花前月下，当他们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也敢于直言不讳的说出来。

杯酒释兵权 是指发生在北宋乾德年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避免下属将领也被迫“黄袍加身”，起兵篡夺新生政权，通过酒宴方式，威胁利诱，要求高级将领交出兵权的历史事件。

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被视为宽和典范。其后，宋太祖还在军事制度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大大强化了北宋中央集权。

后来，“杯酒释兵权”演变为一个成语，引申为轻而易举解除将领兵权。

基本介绍 中文名 ：杯酒释兵权 外文名 ：Release for a cup of wine 时间 ：北宋乾德三年（公元963年） 地点 ：北宋开封皇宫 人物 ：宋太祖及石守信等高级将领 目的 ：加强中央集权 结果 ：夺权成功，众将领富贵归乡 影响 ：宋朝军事力量孱弱 发生背景,经过,影响,军事体制改革,地方政治改革,中央政治改革,评价,学术争议, 发生背景 在结束五代十国局面的过程中，北宋统治者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二：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局面不再出现；二是如何巩固新生王朝，使之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建隆元年末（公元960年），在宋太祖平定李筠及李重进叛乱后的某一天，他召见丞相赵普，问道：“为什么从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十二君，争战无休无止？我要从此息灭天下之兵，建国家长久之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宋太祖赵匡胤 赵普精通治道，对这些问题也早有所考虑，听了太祖的发问，便提出问题之症结就在于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治理的办法也无奇巧可施，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赵普的话还没说完，宋太祖就连声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全明白了”。 于是一个重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计画就这样酝酿出来了，并逐步付诸实施。在北宋中央集权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权，也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治局面变换中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宋朝刚刚建立，赵匡胤就吸取了后周灭亡的教训，加强对禁军的控制。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祖鉴于当时已控制局势，就着手陆续采取了一些措施，逐步加强中央集权。起初，太祖以为石守信等人是自己的故友，并不介意，而赵普数次进言说：“臣也不担心他们会背叛陛下，但是如果他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万一有作孽之人拥戴他们，他们能够自主吗”？这些话实际上是提醒宋太祖，要他记住陈桥兵变的历史，一定要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果然，宋太祖不久后就采取措施解除了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经过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时，宋太祖把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喝酒，酒兴正浓时，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他叹了一口气，口吐苦衷，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里一直念及你们的功德。但是啊，做皇帝太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惊骇地忙问其故，宋太祖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这话中有话，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 宋太祖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如果想要富贵，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候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了。” 这些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祸，一时都惊恐地哭了起来，恳请宋太祖给他们指明一条可生之途。 宋太祖缓缓说道：“人生在世，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长远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姬，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同你们再结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已把话讲得很明白，再无回旋余地，而且当时宋太祖已牢牢控制着中央禁军，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得俯首听命，表示感谢太祖恩德。 第二天，石守信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令罢去禁军职务，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于是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 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把张令铎的女儿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 此番后，宋太祖当年执掌兵权的结义兄弟的禁军职务全部被解除，且从此再不授人。石守信虽然保留着“侍卫都指挥使”的头衔，却已没有任何实权。另一方面，宋太祖又派李汉超镇守关南、马仁瑀镇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山、贺惟忠镇守易州、何继筠镇守棣州、郭进镇守西山、武守琪镇守晋阳、李谦溥镇守隰州、李继勋镇守昭义、赵赞镇守延州、姚内斌镇守庆州、董遵诲镇守环州、王彦升镇守原州、冯继业镇守灵武，“管榷之利，悉以与之，其贸易则免征税。故边臣皆富于财，以养死士，以募谍者，敌人情状，山川道路，罔不睹而周知之。故十余年无西、北之忧也”。 影响 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其后，他在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 军事体制改革 第一，建立不同于前朝的 枢密院 制度 。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院与三衙统领各有所司。三衙虽然掌握禁军，但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枢密院有发兵、调兵之权，而不能直接掌握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第二，内外相维政策 。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了内变。内外军队互相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而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皇帝也就可以保证牢牢控制全国的军队了。 第三，兵将分离政策 。无论驻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则要到产粮的地方就粮，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这种方法名义上是锻炼士兵吃苦耐劳，实际上是借着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结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对抗了。 第四，立而不设制度。 将殿前司的首二帅和侍卫司的首三帅不再除授，以致侍卫司只余下马军和步军的统帅，而没有了原来统合两军的马步军统帅，即是将侍卫司分裂为二。这种在制度上将最高的五个职位空置不授，降低和分割了禁军统帅的职权，使军权服膺于王权。 地方政治改革 对地方藩镇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其措施主要有三： 第一，削夺其权 。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3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节度使。对于一些五代以来一直盘踞一方的节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其逐一罢免。后来又设定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权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 的统治轨道。 第二，制其钱谷 。宋初于各路设定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 ，不得占留，这样地方的财权就完全收归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 。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藩镇所辖军队中骁勇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到各路。召募符合“兵样”标准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当禁军。这样中央禁军集中了全国精兵，而地方军队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编成厢军，只供杂役，地方再也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通过这些措施，唐末 五代 的那种专制一方的 藩镇 ，宋初就逐渐消失了。 中央政治改革 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 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定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此外，宋初还在设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 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这也是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评价 “杯酒释兵权”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反映。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使用和平手段，不伤及君臣和气，轻而易举地就解除了大臣的权力威胁，成功地防止了军变，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影响深远。 不同意此观点的人则认为宋太祖专力巩固中央政权，“杯酒释兵权”含有对内严防的性质，直接造成内 朽。在外患强烈的背景下，削夺大将兵权也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原因是皇帝直接掌握兵权，不懂军事的文官控制军队，武将频繁调动，致使宋朝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连连败北，无力解决边患。军事积弱，还使两宋亡于社会制度落后于自己的游牧民族。 宋朝确立的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进的。两宋亡于游牧民族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与两宋朝对峙的先是辽、夏，再是辽、金，最后是金、蒙，从作战态势来看，北宋面临的是两线作战只能主守。 学术争议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一事，历来的史学家大都深信不疑，而且在民间广泛流传。但也有学者经过考证，对这件事下了这样的评价：故事性强、子虚乌有。 认为“杯酒释兵权”实有其事的论者，主要依据是北宋中期以来的一些史籍的有关记载。现存“杯酒释兵权”的最早记载，是北宋丁谓的《丁晋公谈录》（以下简称《谈录》）和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以下简称《笔录》）。《谈录》记述了赵匡胤与赵普关于此事的一段对话。书中记载，赵普对赵匡胤说，禁军统帅石守信、王审琦兵权太重，“皆不可令主兵”。赵匡胤听后不以为然，认为石、王这两位老将是自己多年的老朋友，决不会反对自己。赵普则进一步做工作，说石、王这两位老将缺乏统帅才能，日后肯定制伏不了部下，后果将不堪构想。赵普终于说服了宋太祖，罢了两人的兵权。《笔录》则更明确地记述道：相国赵普屡以为言，宋太祖“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最后让他们“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事隔半个世纪，北宋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以下简称《纪闻》）中，对此事的记载则更为详细。书中记载，在宴会的第二天，赵匡胤的部将个个心领神会，“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 上述三种记载，矛盾百出。首先，《谈录》只讲罢石守信、王审琦二人的兵权，并无设宴请客这一情节。而《笔录》记载罢去兵权的宿将，除了石守信、王审琦外，还有其他几位将领，并增添了太祖设宴与宿将“道旧相乐”的情节。后世所谓“杯酒释兵权”一说，基本上都出于此。《纪闻》则称石守信、王审琦等皆被罢军权，以散官就第，而又大事铺张设宴道旧情节，绘声绘影，恍如身历其境，明显不可能，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却愈详细，就愈是不可信。 其次，三书都说此事与赵普有关，但说法却不一致。据《谈录》一书所记载，罢石守信、王审琦的兵权是宋太祖听了赵普一次谈话之后就决定的。但若根据《笔录》所载，此事则是太祖在赵普多次苦谏之下才“不得已”而罢去他们的兵权。但若根据《纪闻》所记载却是太祖、赵普两人共同谋划的结果，如此矛盾的说法怎么没能成为史实，盖棺定论呢。 第三，上述三种史料，对石、王被削去兵权后的出路，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只说“不令石、王主兵”，有的说他们“寻各归镇”，有的则说他们“皆以散官就第”。 第四，关于“释兵权”的内容史学界也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指罢石守信等四人典禁军，有的则认为主要是为了削弱藩镇势力。 另外，“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却未见一字。元末，史学家根据《太祖实录》与《三朝国史》编撰而成的《宋史·太祖记》对此事也不著点墨，因而有学者认为这件事发生过的可能性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