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生平

（作者不详）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

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

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

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

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

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

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

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

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

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一)少年得志仕途亨通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

豪门地主家庭。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

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满腹经纶，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

位先辈的爱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便早早地对曾国藩进行封建伦理教育了。曾

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

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1832

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曾国藩刚28

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

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

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

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从文才上

看，曾国藩的仕途畅通是与他好学有关，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

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救，不耻下问，博

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

勤奋好学者实不多见。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故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观

点：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

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以习之。尤其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

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

等。他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

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

废。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

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

之患。”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

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

条件，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步步青云，得到了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

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呖血，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

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

征战毕生，直至卒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

二) 曾国藩之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

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

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庠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

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

“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

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

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

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

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

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

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

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

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换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

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

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

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

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

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

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

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

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

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

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

十、择良师以求教。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

“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

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

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

之气”。选 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

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

“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

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

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

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

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

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

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

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

“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

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

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

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

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

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

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

“息”、“眠”、“食”四字 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褒贬不一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

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

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

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

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

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历史是各

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从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予以简单、片

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要

求。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随

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其产生兴趣，他们希望

能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的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

清晰、更深入地窥见他的内心世界。

==========================================

以上是俺从上见的，俺在某期《散文选刊》上好象见过一篇说他的文章，好像在2006年第一期上。

太平天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长达十四年的战乱，七千万生灵涂炭。两千年的中华文明险些被由基督教异化而来的“拜上帝教”取代。

这样一场浩劫除了如历史课本中所说的“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使社会生产关系得到了部分调整”，还有一个积极作用便是成就了一批近代的能臣，如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他们为大清国又续航六十余年，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在诸多晚清名臣中，曾国藩最为传奇，本为一介文官，而且还是文官中最缺乏行政经验的京官。出乎意料的是，这一个京官，却成了平定太平天国的主角，立下不世战功。他一手训练出来湘勇竟然成为近现代军队的雏形。

曾国藩的故事受各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备受争议，也颇有戏剧性。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因其残酷镇压太平军，冠绰号“曾剃头”，将惨无人道的形象进入了历史教科书。可时过境迁，随着《曾国藩家书》在各地新华书店的出版销售，曾国藩转身变成了一个“圣人”的形象，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展示得淋漓尽致。

他从湘潭一介布衣到刑部右侍郎，再到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在门生故吏满天下之后竟能落一个难得的善终，这又成了当下成功学最好的素材。

当我们撕去他身上的种种标签，摘掉自己的有色眼睛，重新审视一下曾国藩，看看如何一步步走向神坛。

咸丰四年（1855年），曾国藩奉命率大小战舰240艘，水陆大军17000人，浩浩荡荡沿长江顺流东下，与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会师，合击南京。

此时的曾国藩踌躇满志，他有理由相信消灭太平天国在此一战。因为所率领的湘军是当时中国最先进、装备最精良的内河水师，堪称大清国的“无敌舰队”。

两年前曾国藩雇衡州、永州的能工巧匠，在湘潭设立两个船厂，大量制造快蟹、长龙、舢板战船，并从配置了大批洋炮。他为了鼓励士兵积极性，一改既往清军的“低饷制”。湘军士兵每月四到六两白银，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倍。

他主张“将必亲选，兵必自募” ，即他挑选他认识和欣赏的人做营官，营官再去挑选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做统领，这样一层挑选下去，直到普通士兵。最终“全军二万人，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之生于其间”。

这支军队是曾国藩自己从零组建的，从士卒到军饷，从战船到火炮，他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为了争取充足的时间来训练水师、安装火炮战舰，甚至接连三次抗旨出兵，惹得咸丰皇帝大怒。

湘军誓师出发后，收复长沙、武昌、汉口，相比之下朝廷的嫡系部队江南大营与江北大营始终毫无战功。

而此时的太平天国气势也是如日中天，正以一个主权国家的姿态与英法建交，比如翼王石达开接见英国公使文咸爵士，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

同时太平军的武器也在不断升级换代，建立了各种兵工厂，如兴国子药厂、湖口火药局、吉安的船炮局、安庆的船炮厂、武昌的铸炮局。这些兵工厂源源不断的为前线送去枪支、火炮、弹药。

最高明的一点《天朝田亩制度》，这是太平天国对清政府的一次土地革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虽然这些政策可行性为零，但是从宣传上却极具煽动性，直击清政府吏治腐败的软肋。

咸丰登基后适逢太平天国起义，黄金白银花了无数不但没有尺寸之功，还丢了半壁江山。当听闻曾国藩的收复长沙、武昌的捷报时，大喜过望。在他来，只要曾国藩率领湘军沿江而下，与江南大营的向荣和江北大营的琦善会师，强强联手，南京城便不攻自破。

他期待这场胜利太久了。

他鼓励向荣“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他恐吓琦善“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同时催促曾国藩“楚省大局已定，亟应分路进剿，直抵金陵。”总之大家快一点、再快一点。

咸丰四年（1855年），曾国藩奉命率水师行至江西九江，洪秀全大惊失色。九江位于长江与鄱阳湖之交，是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战略位置非常关键。太平军已经丢掉了长沙、武昌和汉口，如果九江保不住，整个长江防线便岌岌可危。

洪秀全紧急命令杨秀清与石达开收缩战线，在九江集重兵阻击曾国藩东进。

石达开不愧是一代名将，他将湘军100多艘轻便小船诱入鄱阳湖内，然后封锁湖口。结果停在长江的大船没有小船支持，机动性和灵活性大打折扣。而困在鄱阳湖的小船，失去了大船的依靠，几乎丧失战斗力。

十多天后，湘军水师被石达开偷袭，曾国藩的座船被太平军团团围住，左冲右突无路可逃，最后连船上的管驾官、监印官都阵亡了。遭此大败，曾国藩眼看在劫难逃，索性投水自尽，好在被将士救出。

关于投水自尽，曾国藩一年前在长沙靖港兵败时，已经干过一次了。有人认为这是在政治作秀，表演给上边的皇帝和下边的士兵看的。可当我们了解到曾国藩筹备湘军的过程，才能看到他三年来心血付之一炬的绝望。

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起，石达开接连攻占瑞州、峡江、临江、袁州等城，控制了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四州县。曾国藩的部队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曾国藩时刻面临被杀的危险，如果石达开再加上最后一把劲，曾国藩可能就在江西殉国了。

这时的曾国藩在战场与官场遇到了双重的低谷，除了战场上被太平军压制处于被动地位，曾国藩最为头疼的是身份问题。

当初他在老家为母亲守孝期间，恰逢兵乱，临危受命兴办团练。团练这个职务，本是一个闲置，宋代大文豪苏轼在黄州也曾担任过，他凭吊古迹、感悟人生，还留下传颂千古的《赤壁赋》。

但是曾国藩却并没有把这当成一个闲职，曾兼任兵部侍郎的他，甚至清政府八旗军和绿营军的腐朽，决定利用这个战乱的机会打造一支可以保家卫国的强军。他利用文字游戏哄骗咸丰皇帝许诺他扩大团练的规模，自行招兵筹饷，这才有了后来的湘军。

当时曾国藩的身份是“在籍侍郎”，无官无职，无品无级。类似于今天的前任副部长，常理说他守孝期满后，官复原职或者给予同一级别的官职。

那么，当他收复湖南湖北后仍有没有加封官职吗？没有！

这里有一段小插曲，早在曾国藩攻破武昌时，咸丰已经下诏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不料彭蕴章露诋毁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一呼，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量小多疑的咸丰听闻一身冷汗，再也顾不得天子颜面，没等到曾国藩上书谢恩的奏折入京，索性又一纸诏书，免去曾国藩的湖北巡抚，把巡抚给了胡林翼。

以前虽然没有官职，但毕竟在老家湘潭附近，本土作战，才能屡有战功。如今兵败受挫，客居江西，形同乡绅，如何调动文武官吏，如何去指挥江西军政大事。

何况当地的江西巡抚陈启迈气量狭隘，看着名不正言不顺的曾国藩兵败江西，经常对湘军胡乱指挥，让将士无所适从。看到曾国藩态度强硬，陈启迈竟然以拒绝提供粮饷相威胁。

曾国藩忍无可忍一纸奏疏弹劾了江西巡抚，没想到这却激起了江西文官集团更大的报复。江西司、道、府、县官员均表态与曾国藩水火不容，他们打击近亲湘军的乡绅，通过刁难谩骂攻击曾国藩，以取悦自己的上司。

曾国藩日记中道：“士饥将困，窘若拘求，群疑众侮，积泪涨江”。

偏偏此时咸丰再次发难，对曾国藩的责备之词跃然纸上：“劳师糜饷，日久无功，朕即不加该侍郎以贻误之罪，该侍郎何颜对江西士民耶”。

正巧曾国藩父亲去世，他本想以回家守孝为由要挟皇帝，来讨一个名正言顺的巡抚或者总督。结果咸丰看到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战事进展顺利，南京之日可破，干脆解除了曾国藩的兵权，放他回去丁忧守孝。

这一年是咸丰四年，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年。他回到湘潭，脾气糟到了极点，理学家的风度完全扔到了一边。他大骂江西文武百官，接着骂弟弟，弟弟骂跑了就骂弟媳。

他气愤难平，一个个湘军部下，要么升任巡抚、总督，要么加太子太保、赏黄马褂，唯独湘军创始人赋闲在家。待太平天国平定以后，论功行赏，岂不是千古笑柄。

好在他的理学根基促使他开始反思，写信还好友，求取意见，总结教训。他读着以前与好友骆秉章的来往书信稿件，好生惭愧，终于意识到自己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高己卑人。

儒家圣人讲究“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前朝海瑞、方孝孺如也只是做到了立德、立言也可千古流芳。可曾国藩不满足于此，他还要立功，而且是如同郭子仪、王阳明那般中兴王朝的不世之功。这仅靠道德与信仰是就不够了，需要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争取所有人帮助自己。

身处一个盘根错节的官僚系统中，面对太平天国这个强大的敌人，若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当然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洁身自好。但要躬身入局去解决具体的困难，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世故、圆滑、潜规则便成了必要的手段。

正如王阳明在江西“龙场悟道”一般，曾国藩在湖南湘潭悟道，放弃了愤世嫉俗，跟随前辈走向了“知行合一”。晚年他回忆守孝这两年，自称“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又每见得他人不是，自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总见他人几分是处，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本以为剿灭太平天国已经与自己无缘了，可谁能料到，天才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不仅再一次攻陷江南、江北大营，还顺势占领了苏州、杭州等地。咸丰看着收复南京计划失败，还把税赋重镇苏杭丢了，无计可施之下极不情愿地诏回了曾国藩。

出山后的曾国藩磨去了尖锐的棱角，不再直言顶撞皇帝，与朋友书信往来变得愈加恭敬谦让，每到一处上至巡抚下至县令都要亲自拜访，为了鼓舞士气，他甚至默许了湘军将领的灰色收入。

他与府中的幕僚们亦师亦友，尤其是李鸿章，他毫无保留地培养。到后来不惜“截湘留淮”，既保存了自身，也让这一支近代的军队以李鸿章淮军的形式得以传承。

他真正做到了和光同尘，水利万物而不争，不争，乃大争。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领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总理江西、江苏、安徽军政）。他终于摘掉了“在籍侍郎”的帽子，成了全天下权力最大的人。

在接下来的征战中，从安庆至南京，曾国藩没有传奇故事，也没有奇谋妙计，自称“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因为所有转变由内而外，内心既然脱胎换骨，外在自然无比强大。

湘军攻破南京前后，曾国藩的幕僚官至军机大臣2人、尚书2人、大学士2人、侍郎3人、出使大臣5人、北洋大臣1人、总理衙门大臣1人、巡抚28人、总督16人，可谓“湘系文武半天下”。

虽然曾国藩的努力仍然没能挽救大清国，但他一路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儒家精神世界崩溃的前夜，走出了一个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封神之路。

参考文献：

《曾国藩全集》 岳麓书社 2011年

《清史稿》民国 赵尔巽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年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曾国藩传》 张宏杰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年

前言：

读这本书的缘由：高中上历史课时粗略了解过曾国藩，去年去舍友房间，他给我看了曾国藩的40字看面相的毛笔字，不懂的让我去网上查，我查着查着就发现曾国藩这个人真的不简单，那些耳熟能详的晚清重臣基本都是曾国藩提拔的。曾国藩之后的许多名人更是个个都读过这本家书。2019年兰州大学翻译硕士复试更是让考生翻译《曾国藩家书》部分篇章。

正文：

曾国藩家书读完后给我一种做事要慢慢来，不可以首尾不懈，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着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关于曾国藩的性格特点，可能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他非常“巴蛮”。这个词来自湖南方言，去形容湖南籍的曾国藩是再合适不过了。“巴蛮”的意思：“巴”有粘住、巴住不动的意思，这个词指的是固执、不灵活，而且在湖南方言的使用语境中往往带有贬义，比如“做事情不要巴蛮”。但是在一些特定语境中，“巴蛮”也可以指代硬着头皮做事，或者做事执着、敢闯敢拼。这个词被公认为是形容近代湖南人性格或者湖南气质最准确一个词，湖南人为人处事中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巴蛮”，敢作敢为。

曾国藩“结硬寨，打呆仗”的战术风格就是把湖南人“巴蛮”的品质发挥到极致的标志。湘军就像是湖南山涧里缠绕在悬崖边上的藤蔓一样，死死地巴住太平军不放，慢慢耗尽太平军的力量。

同时曾国藩也基于太平军擅长打运动战的特点，为湘军制订出了对付太平军的战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叫“结硬寨，打呆仗”，也就是用堑壕战对付太平军的运动战。当遭遇太平军时，湘军尽量不去做正面对抗，而是立刻开始挖堑壕，利用工事和壕沟瓦解太平军的机动灵活战术。

但这些品格都是曾国藩中年以后才有的品格，年轻时曾国藩处事并不圆滑，而是一副读书人的理想观念。曾国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胸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所以从他进入官场，就给自己定了很高的政治目标，要践行儒家思想传授给他的政治理想。这是曾国藩与众不同的地方，别人读圣贤书无非是为了考功名，然后升官发财。而对于儒家宣扬的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君臣一心，开创盛世的政治理想其实是没多少人去实践的，可偏偏曾国藩就去身体力行。但晚清毕竟是晚清，帝国的机器即将崩塌，各级官员也都是捞一点是一点的想法，一切都以保住官位为重点而非践行官员应有的职责，因此获得地方的支持困难重重。

为了获得地方支持，曾国藩动辄就上书弹劾，逼皇帝把对手罢官，这引起了湖南和江西官员的不满，一度让曾国藩在这两省无法立足。然而他还做过更过分的事。1857年曾国藩的父亲去世，照惯例他要去丁忧守制。当时满清皇帝咸丰帝一开始是想挽留曾国藩的，但没想到，他竟然想借此要挟皇帝，要咸丰给他督抚大权，做湖广或者江淮地区的一把手。他甚至还声明，你皇帝要是不给督抚大权，那我曾国藩就不干了。咸丰帝本来就看不上曾国藩的处事风格，这个事情一出，皇帝就决定收回曾国藩的兵权，让他回老家守孝。从当时情形看，曾国藩即使复出也不太可能重掌兵权，所以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基本被断送了。

曾国藩回家之后，仔细研读了《老子》，《庄子》《华严经》，真正理解了老子所说的“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道理。那些性格上过分要强的人往往是经不起外部挫折的打击，因为他们对自己期望过高，人性本来的弹性都没有了，所以失败可以轻易折断他们的意志。相反，那些看似性格柔弱，能够基于现实踏实做事的人，反倒可以在社会潮流中捕捉到机遇，成就大事。

随着曾国藩反思的深入，他渐渐懂得政治家的处事态度一定要谦退、理性，要把官僚体制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工具，而不是时刻想着去反抗破坏这个系统。另外，官场上最基本的运行机制应该是利益，利益才是人与人合作的最广泛共识，因为利益可以协商，可以分割，还可以交换，政治家必须要学会用利益吸纳更多同盟者为自己服务。

这个思想引发许多人议论曾国藩贪污的问题。先不说原因，之前我也是好奇为什么晚清会贪污那么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和太平天国的战争结束之后，朝廷下旨让曾国藩将湘军花掉的军费列好账目，和户部对账销账，户部的官员直接明码标价，必须要从军费的总额中拿出13%作为好处费，才能顺利销账。湘军所用的军费将近3000万两，也就是说，户部官员打算从曾国藩身上捞出40万两白银的好处费。曾国藩托人周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户部官员才同意把好处费降到8万两白银。

如此明目张胆贪污，并不是偶然现象，根据今天留下来的史料，大部分京官的正常收入，都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一方面是因为，官员们为了维持自己体面，衣食住行的花费都要高于普通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清代实行“薄俸制”，给官员发的工资确实太低。曾国藩在30岁这一年，工资收入是将近130两，支出却高达605两，做官一年，竟然有475两的亏空。因此大部分官员都会选择贪腐，归根到底还是工资发的太少。

但曾国藩贪污受贿不是为了过上富裕的生活，而是因为他依靠政治利益在官场上跟别人打交道。他不得不接受已有的官场潜规则，但是这些灰色收入绝不是他做官的目的，而是他处事的手段。我们可以说，当曾国藩面对自己的时候，他是一个高洁的问心无愧的圣徒；而当他面对整个官场的时候，他又是一个圆滑的务实的政治实干家。

下面摘录一些自己印象深刻的句子：

1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通，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2凡人必有师，若无师，则严惮之心不生，即以丁君为师。此外择友，则值之又慎。昌黎日：“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不善不吾恶，吾强与之拒。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3殿试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大约六年一次，初十日卯刻进场，酉时出场。

4或师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视为等夷，渐至慢亵，则不复能受其益也。

5无论何书，总须从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乱翻几页，摘抄几篇，而此书之大局精处，茫然不知也。

6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

7吾尝见友朋不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如吴檀台、凌获舟之流，指不胜风。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感应之理，自然随之。

8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

9戒骄字，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宴起为第一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