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中旬，从网上看到一则《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报道：去年八月已成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启动文明探源工程，中心聚集了很多享有崇高声誉的学术权威，前不久开会进行过研讨。据介绍：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又一多学科结合，联合攻关的国家级重大项目。

　见此消息，教人不胜喜悦。看完整个报道，下面直率地谈谈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一、 主流不是源

　研讨会上，有人主张从已知推未知，顺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往前推。有的专家明确讲：从夏商周三代发展情况看，中原文化是主流，探源工程应把考古龙山文化研究作为重点。这与我国史学界有的专家"重河轻江"、"重黄轻炎"的思想类似：认为"结合古代传说来考察龙山时代各种文化，将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有进一步的阐发。"

　诚然，"中原文化是主流"，主流是流，但源是否就在这里？我们要做的是"中国古代文明探源"。

　从这次研讨会上反映的这种倾向探下去，就会探出"黄帝是人文初祖"，可能将古史前移四、五百年，虽然离"中国五千年"也差不离了，但依本人多年研究的结果：炎帝才是我国文明史的鼻祖，我国文明的根源早在5200年前！

　二、 历史上的炎黄二帝

　理顺炎黄关系，特别是摆正炎帝神农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我国文明探源的关键所在。

　现在的历史课本上，是将神农与炎帝分开的，而将神农说的非常古远。然而，历史上的炎黄关系，《史记》里讲得相当清楚。太史公司马迁认为：公孙轩辕就是生活在神农氏末帝榆罔时期。由于时代局限，当时对神农的故实，文献中记述不多；而在民间流传的，夹杂了许多神光幻影，"荐绅先生难言之"，于是史太公"择其言尤雅者"而作《五帝本纪》，其中点明，公孙轩辕是生活在神农天子之世，只是当时"神农氏世衰"。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司马迁生活时期及其以前，已有不少学者讲过有巢氏"王天下"，燧人氏"王天下"，还有人讲"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等等，讲到伏牺氏，还有人讲他为"百王先"，是乎在伏牺以前，我国就已有"天下共主"的王，早已进入文明时代。司马迁卓尔不凡，他虽讲"神农以前，尚矣！"表明了他对古圣先贤的崇敬。但开篇时，却从神农氏写起，认定神农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只是"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尽管他在《吕氏春秋·上德 》中见过："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正，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但由于他对神农史实不多见，致使他不无遗憾地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而将他对神农王朝的承认，直率地写进卷首中：

　“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莫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行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豸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轩辕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过去讲炎黄关系时，不少学者，引用以上的材料时常常斩头去尾，将炎帝与神农两词拼凑一起，没有仔细考察这个炎帝的真伪。而引用司空季子的黄炎之说时，也没有结合有关传说来辨析。

　太史公讲的“轩辕之时”，是神农王朝已势衰、历经五百余年了。而轩辕之父少典氏是神农天子驾下的有熊国的诸侯，这时的轩辕兄弟，刚从乃父手中各分得"天下之半。"也就是汉代学者贾谊在《新书 制不定》中讲的"炎帝者，黄帝同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这个"天下"系有熊国的天下，而不是华夏；不少学者都说成全中国。这里还得指出的是，这时的轩辕不应称黄帝，他只是诸侯，称黄帝，是禽杀蚩尤以后的事。炎帝不是名号，是轩辕之弟的冒号。都不应称"帝"。当时的帝就是神农天子。

　上面那段文章，可以分为三层（已用句号隔开）：第一层是讲当时的天下大势。神农王朝已势衰力竭，而对"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天子"莫熊征"。这时公孙轩辕一作诸侯，即以天下为已任，"乃习用干戈"并宣言"以征不享"，表明他对天子的一片忠忱。这里得强调，他要征的是背叛天子的"不享"者，因此对诸侯之间的侵伐，即使是"最为暴"的蚩尤，轩辕也"莫能伐"；这说明轩辕是讲原则的。

　第二层是写阪泉之战。这一战不少史家说成黄炎之战或炎黄之战，都不对，理由同前。这是轩辕尽诸侯之道而大义灭亲，实践他的"以征不享"。

　这件事由晋大夫胥里臼季最早讲出，他说"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什么德？他说"异姓异德"。贾谊讲得比较清楚，他在《新书 益壤》中讲："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弟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诛炎而兼其地。"就是说轩辕之弟自称炎帝，要谋朝，无诸侯忠君爱民之道。遗憾的是季子和贾谊等人都将称号、冒号作了名号，以致后世为此纠缠了两千年，使有些人将叛贼当了初祖，也有人说他是末帝榆罔。反怪太史公"行文不密致"。

　这里顺便说几句：阪泉是涿鹿下面的一个小镇，故称"涿鹿之野"，与下面的阪泉之战是两回事。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真正的炎帝，不论是初祖还是末帝，都未遭诛杀，据《路史》载榆罔是被降封于潞。

　第三层是写涿鹿之战。这次是因为"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他公然扯起反旗，轩辕又得"以征不享"了。传说蚩尤将末帝榆罔赶走，在涿鹿兴封禅，号炎帝。传说轩辕这时已被委以摄政，他能"征师诸侯"了。这场战争打得很久，很艰苦，但最终"禽杀蚩尤"。

　沧海横流显出英雄；因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这时，他本可称炎帝了；但因前两个篡逆者将炎帝称号用滥，他本着少典农业氏族的特点，"以土德瑞"而称黄帝，以示继往开来，显出罕见的睿智。

　三寻根探源

　上面讲了，司马迁虽然以黄帝开篇，但他认为是神农开统，他不仅在《吕氏春秋》里见过，此前的《周易》里早有"伏牺氏没，神农氏作。"的说法。但对神农的建国立朝，那时尚无材料，他只好阙如。就像被日机炸沉在长江里的中山舰；过去几十年都知水下有船，但无法得到。现在我们有条件了，前几年不是打捞出来了吗？时代不同了，有关伏牺、神农的故实、轶事，今天已积累不少；近几十年还发掘出一些有关文物；更重要的是有了破谜的钥匙--马克思主义。

　据王献唐的《炎黄氏族文化考·伏牺考》载：伏牺原属山东泗水流域的华胥氏族，这里开化很早。伏牺主事时发展较快：不仅邻近氏族拥护，还向西发展越过泰山。在距今6500年前后，在陈（河南淮阳）定都，建立了最早的最大的氏族联盟。因其间有巍巍泰山，人称泰皇，称他们为泰族。因伏牺出自华胥，也有称华族的。从社会发展阶段看，当时已进入父权奴隶制时期，就是恩格斯讲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③的时期。

　当华族在黄河流域放射出远古文明异彩时，夏族先民则在长江中游的夏（汉）水流域崛起。

　长江流域的巫山，是世界古人类诞生地之一，其下游夏水的烈山一带，则是古夏族聚居的地方。据龚焱、李顺忠两先生讲：

　"五千多年前，随州烈山（列山）这一带，就生活着许多氏族、部落，根据史籍记载，有名的就有烈山氏、伊耆氏、有虫乔氏、有蜗氏等。"④这个烈山氏，就是很多史家讲的少典氏。桐柏山南麓有一列九条余脉，人称列山。古老的少典氏族在这里"烈山泽而焚之"，开出大片良田沃土，发展早期的水稻种植，列山因此名"烈山"，少典氏族的领袖被拥戴为天子，人称烈山氏。春秋时鲁大夫柳下惠展禽曾讲："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疏。"

　这个柱，因精于农，人称神农，有关他的传说，今天沉沉淀很多，其中不少神话，但可破译，对这些，我在《跨越时代的巨人--炎帝神农氏》（约20万字，书稿已成待印）里论述较详，这里只简单谈谈"一没一作"。

　这"一没一作"，意义极大：这是讲一个野蛮时代没落、结束；文明时代兴起、诞生！这不只是在我国，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恩格斯曾说："邻人的财富剌激了各民族的贪欲"。

　古代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是"望天收"。传说在距今五千二百年前后，一场天灾迫使神农率领烈山子弟，跨过桐柏山，夺取富庶的中原。野蛮时代虽有战争，都只是氏族间的小打小闹；像神农这种大规模有预谋的突袭，此前没有发生过。华族虽是庞大的氏族联盟，这是松散的组织，无常备军。传说神农运用快速、火攻，采取避实击虚，以迂为直，出奇制胜等战法，因此当伏牺末代无怀氏被俘时，还认为是神兵天降。这"一没一作"，给后人留下"神农受命之初，了无关争"的印象，王献唐先生还说是"牺农一族"而"迭相为皇，顺理依分，不须兵戎相见"⑥。但战国军事家吴起却说："承桑之君，修德忘武。以丧其国。""承桑之君"就是伏牺无怀氏；说他"修德忘武"确有点冤枉：当时并无常备军，此前也从未发生过异族入侵啊！这是时代的悲剧。这却反映了神农代伏牺是经过杀伐争夺的。

　恩格斯在讲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时指出："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氏族制度的机关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氏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了。"

　传说神农进陈以后，变随征军为常备军，其亲信成为大臣并以之为骨干建起机构，"以火德王"称炎帝，成立大炎帝国。于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起了统一两河流域的多民族的、文明时代初级阶段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首创东方的"两河流域"文明。

　初期的繁难的建国重任，历史地落在了炎帝神农肩上。传说他分封烈山子弟到各地作诸侯⑧，对中原华族采取团结笼络政策，提出华夏一家，并自称华夏。对华族中那些能归顺、肯合作的酋长就地封侯，一时间出现上万诸侯。而对以伏牺无怀氏为首的近亲权臣则离析远迁，流放到西鄙三危（今陕甘一带），这些人在那一带繁衍的后裔，时隔势移，后人中还以为这些流放到三危的远祖就是始祖。对战俘降而为奴，对东逃的贬称为东夷。对其周边的后进的兄弟民族，则贬称为西戎、南蛮、北狄等等。

　至于有人将伏牺看作东夷，将神农看作南蛮，甚至讲舜亦东夷之人，文王亦西夷之人等等，这是出于古代学者狭隘的地域观念，不符合历史实际。其实伏牺、神农、舜和文王等人都属华夏。

　神农建国之初大抵如此；还有不少轶闻趣事，如神农造耒耜、神农祭泰山、宿沙之叛自平、神农伐补遂、神农娶华族少女听 言禾为妃以及神农时期的种种文明等等，等等，《跨越时代的巨人--炎帝神农氏》一书中记述较详，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尽述的。

　神农率烈山子弟，跨越桐柏，跨越野蛮时代，在距今5200年前，在中原融合华夏建立了大炎帝国，揭开了我国文明史的新篇章，我国文明的根源就在这里！

　四、 说与信史材料

　我国早就传说有"两河文明"，可是被信使所忽略。而谈到炎黄，我们又不能不动用传说。

　上十年前，在一次炎黄文化研讨会上⑩，有的学者提出要弄清楚源流，弄清炎黄其人其事。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炎黄二帝事迹是传说而非信使"，不能"考与不可考之处"。那次研讨会就在"不忘先祖，面向未来"中结束。

　我们主张"穷源"。当然这只能尽量根据传说来说清炎黄是怎样的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炎黄的关系等等。至于传说能否作为信使材料，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对待传说。

　一般的信使材料，都是指典籍所载。其实典籍所载，有的也是来自传说。如很多学者引用过的《国语·晋语》所载有关炎黄之说，也不是司空季子的亲历、亲见。只是他亲闻而已。季子所闻也是经过了二千多年、辗转很多人之口；其中若有一个环节上的误传或误听，或者他自己误记甚至胡编，就会造成以讹传讹，贻害后代。

　炎黄时期代远年湮，文献文物极难找寻。而流传下来的故实轶事都不少。对这些传说，因其不是信史而一概拒之门外？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细加辨析？显然后者是我们应采取的。对一切有关远古的传说，包括神话，尽管是过去不屑一顾的"纬书"，有的还是当今农妇、船工之言，我们都应珍惜。当然不能拿来就用，而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与文物、考古、文献史册相印证。

　传说是人民的记忆，是民族的瑰宝，这是我们文明探源的重要依据之一，有价值的传说，同样是可以作为信史材料的。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过去的十年，可谓是中国学术大发展的十年。

在大发展的潮流中，作为承载中华民族根源的人文学科，历史学也步入了快车道，其中考古领域的成果尤为引人瞩目，以至有考古“黄金十年”的说法。

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据统计在过去十年里，全国各地共推进8800多项考古发掘项目，开展的文物保护工程超过1万项，各种以考古为主题的展览更是超过了3万项，数量均远超以往。

考古的成果不仅在于数量，更在于研究的质量。围绕关乎中华文明的若干重要问题，过去十年的考古发现可谓成果斐然。本文将由此出发，从一些重要问题，观察过去十年的考古成就及其意义。

五千年文明的追踪

中国人都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骄傲，但是在国际范围的学术讨论中，中国学者长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千年”究竟在哪里？中国虽然有浩如烟海的历史著述，但史书中可以明确年代的上限却只能追述到是公元前841年，要想再往前延伸，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考古学。

自上世纪开始，考古学家承担起了追溯中华文明历史的责任，并且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将中华文明史的实证记录向前延伸了一大段。但即便如此，距离五千年还是存在差距。比如被很多网友寄予厚望的二里头遗址，且不论其是否就是夏朝的都城，根据考古学测定的年代，二里头距今不足四千年。还有被人称作“尧都”的陶寺遗址，考古测定的时间也只是在距今四千年上下。

图为河南偃师二里头都城遗址中心区多网格式布局示意图。新华社发（二里头考古工作队供图）

众所周知，唐尧虞舜已经是上古时代的帝王，如果他们活动的时间距离当下只有四千多年，那么五千年的文明史要怎样表述呢？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直是困扰中国学者的问题，以至于不少人提出，或许“四千年文明史”的说法更为稳妥。不过，最近十年的良渚考古发现，为解释“五千年文明史”重要问题提供了极佳路径。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良渚考古发掘就已经展开，并且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在最初，良渚更多被视作一处有特色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其精美的玉器让人印象深刻。但近年来，通过更加全面、系统的考古发掘，研究者在良渚有了全新发现。

通过更大范围内的考古，十余条五千年前的人工堤坝被发现，我们看到了良渚先民修建的水利系统。在水利灌溉与保护下，考古进一步显示，良渚不仅有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还有专业化的手工业。更深入的研究表明，以玉器为核心的礼制在良渚酝酿成型，进而出现了阶级分化、权力分配，形成了早期的国家。

基于良渚的考古成果证明，五千年前的中国土地上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这不仅让中华五千年文明有迹可循，也有力挑战了西方提出的“文明标准”概念。

这是良渚博物院展示的现代稻谷和良渚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右）的实物对比。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如果只有一处良渚，大概还会有人提出异议。但在过去十年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多点开花、成果丰富，良渚只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处。其他如河南双槐树、平粮台，陕西石峁、芦山峁，湖北石家河、城河，山东焦家、岗上等遗址，从各个方面呈现了四千年、五千年左右的史前文明成果，无可辩驳得证实了中华文明在上古的踪迹。

考古学因其学科特点，向来承担着补充历史空白、追述文明起源的任务。对于大众而言，“文明起源”更是热切期盼的考古项目。于此而言，最近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称得上不负众望，考古人用丰硕成果延伸了中国历史的轴线，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文明脉络的连接

经过几代学者的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中华文明的奠基可以追溯至万年前，距今八千年文明起源，六千年前加速，在距今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于四千年前形成王国，在三千年前出现稳固的王权，进而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

事实上，若就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而言，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的时间都比中国要早，但这些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了鲜明的特性，中华文明不仅延续五千年，而且始终保持着独有的文明特色。但是，如何拿出证据，说明中华文明的五千年来延绵不绝，又是一个困扰历史学家的难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就提出了“满天星斗说”学说，将中华大地上的新石器时期文化划分为六大板块。在满天星斗理论下，早期中国大地上分布着诸多各具特色的文明，而后逐渐出现一支强大的文明，由“满天星斗”走入“月明星稀”，引导中华文明进入延绵不绝的历史长河。

这个重要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成为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模式的重要出发点。但是，史前文明理论的完善还需要考古知识的支撑，近十年来的考古成果恰恰起到了这个关键作用，有力证明了中国早期历史从“满天繁星”到“月明星稀”的历史面貌，完成了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连接线”。

何尊铭文（资料图）

近年来的考古研究证明，在距今五千年前，从北方的西辽河到中原的黄河流域，再到长江中下游流域，诸如牛河梁、凌家滩、双槐树、良渚等诸多文化遗址都呈现出了早期文明的样貌。在约5000年前，中华大地的各区域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各处文化犹如满天星斗一般，在当时的亚欧大陆东端闪耀。

此后，经过一千余年的发展、演进和斗争，在距今约3800年前后的中原地区，出现了更为成熟，也更强大的文明形态。这股力量从二里头等处延伸，有力地向周边传播文化、辐射影响力，成为了此后中华文明的引领者与核心。

连接四、五千年之前的文明延续，需要足够有力的证据，这对当代的中国考古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今天的中国考古人，无论是技术准备还是知识储备，都圆满完成了任务。

在过去，大众眼中的考古学家往往是“手铲释天书”，或是“洛阳铲看地脉”，更有离奇者，非要说考古与盗墓无异。但在最近十年里，这种现象得到了明显改变。比如前不久火热一时的三星堆考古直播，让人们看到了高科技加持的“考古方舱”，看到了充满科技感、多学科交叉的考古实验室，也看到了考古学家的真实工作场景。

这是在四川省广汉市拍摄的三星堆遗址3号“祭祀坑”中新发现的青铜器局部。新华网资料图

在一流技术和精深研究的加持下，中国考古得出的结论是谁也无法质疑的。即便是西方第一流的学者，也对近年来中国考古的成就赞叹不已。2021年三星堆考古新发现公布不久，哈佛大学考古系主任在《华盛顿邮报》撰文，高度赞扬中国的考古成果，称当下为“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三星堆关乎的古蜀地文明，以及古蜀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融关系，自然得到了证实。

有意思的是，在人文学科的许多领域里，中国学者花费很大的力气，也未必能让西方媒体安静下来。但在最近十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呈现的证据面前，有美国学者发现，美国媒体竟然对中国的考古发现“保持沉默”。其中的原因或许并不复杂。

延绵不绝的责任传承

上古研究并非考古学的全部，在广义范畴上，上到人类起源下到当今的文明史都可以是考古学研究的范畴。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研究不仅在文明起源问题上成果斐然，还在许多重要的研究中发挥着作用，承担着考古学的责任。

比如在边疆地区，像新疆石城子遗址、北庭故城遗址，西藏藏玛不错遗址、当雄墓地等重要考古相继问世，不仅为探讨农业起源、族群迁徙、史前环境等话题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而且无可争辩地证实了历史时期多民族的共存与交流。特别是古代西域的系列考古发现，有力补充了文字史料的缺失，清晰还原了古代中央政府治理与管辖西域的历史。

如果我们去观察最近十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新疆、西藏、内蒙古、黑龙江、云南、海南等省区都屡有考古发现上榜。

经过长达6年的发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基本确定，位于新疆奇台县境内的石城子遗址就是东汉耿恭驻守的“疏勒城”旧址。图自新华网

考古学承担的责任不仅不止于古代，也在于近现代。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考古学自诞生之初就与民族兴亡紧密关联，直至今天也是如此。过去十年里，诸如致远舰、经远舰、定远舰等甲午海战沉船相继发现，相关考古研究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水下考古的先河，也为教育后人、警醒国人提供了最直观的证据。

今日的中国考古学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并且势不可挡。据统计，十年前的2012年，全国发掘项目约800项，而在十年后，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400多项。长期以来被贴着“小众”标签的考古学，也在最近几年越发贴近公众。《考古公开课》、《国家宝藏》等节目一再被公众追捧，各地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掀起浪潮，就连具有玩具性质的考古盲盒也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需要代代传承，中国人不仅要开创未来，也要延续古往。而由于中国历史的独特魅力和中国愈发强大的影响力，中国考古学也必然会在国际舞台上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过去十年成果辉煌，未来更值得期待。

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

我们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

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取得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科技考古支撑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1、科技考古为中华民族五千年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关键科学支撑。研究证实，距今5300年以来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率先进入文明阶段，代表了目前所知的东亚地区最早的地域国家；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发展出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诞生了具有跨地域文化影响力和政治控制力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

2、科技考古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经济基础。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稳定同位素等相关科技考古研究综合表明，距今5500前后黄河、长江等地已经分别形成了“谷豕是飨”、“饭稻羹鱼”为主要生业特点的农业社会，这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生业经济基础。

3、科技考古增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过程的历史信度。科技考古研究为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建立了科学的绝对年代框架，揭示出金属矿产、玉石资源、农作物与家畜、手工业技术的交流与传播，以及相关的人群迁徙与基因交流，对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