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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词虚实相生的取境美2007年07月28日 星期六 03:51 PM选自《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虚实结合这一创造意境的艺术手法，在诗人杜甫手中，得到充分的运用，收到了以少见多，以小见大，化虚为实，化实为虚的意境美的效果。

杜甫的《月夜》诗：“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 寒。何日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妙就妙在诗人不写战乱中自己如何思乡，而说家人怎样想念自己。化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抽象的情感(思念妻子)附丽于具体 的形象(对月怀人)画面上，令读者驰骋想象于虚实之间，从诗人对妻子念之深去推想妻子对丈夫思之切。再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忧端齐终南，洞不可 掇。”把无形无象心理之“忧”，进行感情物化，说自己的忧愁堆积如同终南山一样高，像无边的茫茫大水那样无法收拾，化虚为实。“写一代之事”的巨构《北 征》：“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缀才过膝……”这里，诗人没有写战乱带来的灾难，没有写自己的深悲，只写爱子的 饥色，写他们啼哭、垢腻等战乱的灾难，诗人内心的悲痛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的这两句诗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两句诗将截然不同的两个画面 摆到一块，不仅互相映衬顿增魅力，而且从字面上呈现出第三个画面的意义：朱门内外仅一墙之隔，却是如此不同的两个世界，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这里，形象 的直接性提供了联想的线索，发人深思：荒野上那冻死的穷人的骸骨，是“朱门”敲骨吸髓的剥削所致；朱门的酒池肉林，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制度所造成 的。这些情理，在作品里并没有从字面上说出来，但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与审美感受去补充和丰富诗的想象，就深刻地感受到了。杜集中这类剔骨析肌地洞穿社 会病根的诗句还有：“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仓耳》)；“甲第纷纷厌梁肉”(《壮游》)；“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丽人 行》)；“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见杜甫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这不是诗人对现实简单的感受和反应，而是诗人取境的审美把握中感情浓缩的表现，是融合真、善的审美评价。可见对社会的本质揭示得越深刻，概括的程度越高，作品的境界越高、大、深，其美学价值也就越大。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首杜甫的名诗《春望》，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境界，自成意境。诗中写景、抒情结合得很完美，真 正是情景交融。但是，诗里出现的不只是情和景，而且还有事和人。写景、状物、叙事、绘人，各种因素综合为一个独立天地，恰好完美地表达诗人的思想和感情。 在这由景、物、事、人等结合而成的“境”，和诗人所要表达之“意”，完美地融为浑然整体。蕴含着诗人对于国破家亡无限悲痛忧怨之情、忧国思家之意。有限之 境，无穷之意，完美结合，融合无垠，这就成了意境。前人曾云：“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举出的典型例证就是这首《春望》。“‘山河在 ’，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山河在”……则时可知矣〕见司马光《续诗话》。”诗人的不尽之意，正是在这有限之境表现出来，意深藏在境中，使人思而后才能得之。

而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善于在自己的诗篇中以虚实相生的手法创造一种独特的境界。我们仅以他的一首小诗为例，看诗人是怎样通过二十八个字也有虚有实，以实带虚、以虚喻实创造意境的。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这首诗是李白天宝十四载(公元775年)游览安徽泾县桃花潭后临别赠友之作。当诗人登舟欲行 之际，“忽闻岸上踏歌声”。妙就妙在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声，以歌声代人，以虚寓实，而虚实相生。诗人轻舟待发，而送行者踏歌相送(一边唱，一边用脚顿地打拍 子)，“忽闻”表明这踏歌相送对诗人来说实出意外，而就诗来说，也是绝巧的意外之笔，使诗承首句铺叙之后陡起一笔。不仅使此景、此歌、此情犹如耳目，其人 物情状呼之欲出，丰富了诗境的视听(时空)感，并显出情感心曲的回流。没有以虚寓实是难以臻此妙境的。

“桃花潭水深千尺”非一般浅潭小流可比，然而，千尺之深的潭水比起汪伦那种诚挚、朴素之情 来，是远远“不及”的，而汪伦所“送我情”到底有多深，诗人留下了大片空白(虚)，任人情思去度量，去驰骋。汪伦情意之深，豁然于人眼目之中，让人回味良 久。后二句这种触物感兴、即兴象征以丰富诗的意蕴境界之法看似平易，道的眼前景，写的意中情，然而却是非扛鼎之笔所难以道出。李白诗之不同凡响，就在于他 那“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妙境只在一转换间〕见沈德潜《唐诗别裁》，而“不及”二字是其关键。这种托物即兴，以物象征，化抽象的情谊(虚)为具象的形象(实)，将难以丈量的无形情愫借用“眼前景”加以比较度量，这一“转换”使诗别开生面，空灵有趣，余味涵包，新颖警人。

全诗仅二十八字，却首以“忽闻”为一波折，使歌声以及送行人之姿犹如耳目之前；再以“不及” 为另一波折，李白运用虚实相生的手法，使人透过形象潭水千尺去体味到诗人与歌者之间的情谊。使诗的画面有动有静，跳跃转换，灵动自然；情感曲线有起有伏， 将诗人的若明若暗、瞬息转换的情感形象展现出来，而为人们所激赏。

通过上述诗篇的分析，可以看到诗歌艺术的意境往往与“虚实”关系紧密。唐代刘禹锡说“境生于象外。〔境生于象外〕见《董氏式陵·集记》”，指出艺术意境所具有的“象”(实)与“境”(虚)的两个不同层次，通过“象”这一直接呈现在欣赏者面前的外部形象去传达“境”这一象外之旨，从而充分调动欣赏者的想像力，由实入虚、由虚悟实，从而形成一个具有意中之境，“飞动之趣”的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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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词虚实相生的取境美2007年07月28日 星期六 03:51 PM选自《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虚实结合这一创造意境的艺术手法，在诗人杜甫手中，得到充分的运用，收到了以少见多，以小见大，化虚为实，化实为虚的意境美的效果。

杜甫的《月夜》诗：“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 寒。何日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妙就妙在诗人不写战乱中自己如何思乡，而说家人怎样想念自己。化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抽象的情感(思念妻子)附丽于具体 的形象(对月怀人)画面上，令读者驰骋想象于虚实之间，从诗人对妻子念之深去推想妻子对丈夫思之切。再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忧端齐终南，洞不可 掇。”把无形无象心理之“忧”，进行感情物化，说自己的忧愁堆积如同终南山一样高，像无边的茫茫大水那样无法收拾，化虚为实。“写一代之事”的巨构《北 征》：“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缀才过膝……”这里，诗人没有写战乱带来的灾难，没有写自己的深悲，只写爱子的 饥色，写他们啼哭、垢腻等战乱的灾难，诗人内心的悲痛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的这两句诗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两句诗将截然不同的两个画面 摆到一块，不仅互相映衬顿增魅力，而且从字面上呈现出第三个画面的意义：朱门内外仅一墙之隔，却是如此不同的两个世界，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这里，形象 的直接性提供了联想的线索，发人深思：荒野上那冻死的穷人的骸骨，是“朱门”敲骨吸髓的剥削所致；朱门的酒池肉林，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制度所造成 的。这些情理，在作品里并没有从字面上说出来，但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与审美感受去补充和丰富诗的想象，就深刻地感受到了。杜集中这类剔骨析肌地洞穿社 会病根的诗句还有：“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仓耳》)；“甲第纷纷厌梁肉”(《壮游》)；“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丽人 行》)；“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见杜甫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这不是诗人对现实简单的感受和反应，而是诗人取境的审美把握中感情浓缩的表现，是融合真、善的审美评价。可见对社会的本质揭示得越深刻，概括的程度越高，作品的境界越高、大、深，其美学价值也就越大。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首杜甫的名诗《春望》，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境界，自成意境。诗中写景、抒情结合得很完美，真 正是情景交融。但是，诗里出现的不只是情和景，而且还有事和人。写景、状物、叙事、绘人，各种因素综合为一个独立天地，恰好完美地表达诗人的思想和感情。 在这由景、物、事、人等结合而成的“境”，和诗人所要表达之“意”，完美地融为浑然整体。蕴含着诗人对于国破家亡无限悲痛忧怨之情、忧国思家之意。有限之 境，无穷之意，完美结合，融合无垠，这就成了意境。前人曾云：“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举出的典型例证就是这首《春望》。“‘山河在 ’，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山河在”……则时可知矣〕见司马光《续诗话》。”诗人的不尽之意，正是在这有限之境表现出来，意深藏在境中，使人思而后才能得之。

而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善于在自己的诗篇中以虚实相生的手法创造一种独特的境界。我们仅以他的一首小诗为例，看诗人是怎样通过二十八个字也有虚有实，以实带虚、以虚喻实创造意境的。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这首诗是李白天宝十四载(公元775年)游览安徽泾县桃花潭后临别赠友之作。当诗人登舟欲行 之际，“忽闻岸上踏歌声”。妙就妙在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声，以歌声代人，以虚寓实，而虚实相生。诗人轻舟待发，而送行者踏歌相送(一边唱，一边用脚顿地打拍 子)，“忽闻”表明这踏歌相送对诗人来说实出意外，而就诗来说，也是绝巧的意外之笔，使诗承首句铺叙之后陡起一笔。不仅使此景、此歌、此情犹如耳目，其人 物情状呼之欲出，丰富了诗境的视听(时空)感，并显出情感心曲的回流。没有以虚寓实是难以臻此妙境的。

“桃花潭水深千尺”非一般浅潭小流可比，然而，千尺之深的潭水比起汪伦那种诚挚、朴素之情 来，是远远“不及”的，而汪伦所“送我情”到底有多深，诗人留下了大片空白(虚)，任人情思去度量，去驰骋。汪伦情意之深，豁然于人眼目之中，让人回味良 久。后二句这种触物感兴、即兴象征以丰富诗的意蕴境界之法看似平易，道的眼前景，写的意中情，然而却是非扛鼎之笔所难以道出。李白诗之不同凡响，就在于他 那“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妙境只在一转换间〕见沈德潜《唐诗别裁》，而“不及”二字是其关键。这种托物即兴，以物象征，化抽象的情谊(虚)为具象的形象(实)，将难以丈量的无形情愫借用“眼前景”加以比较度量，这一“转换”使诗别开生面，空灵有趣，余味涵包，新颖警人。

全诗仅二十八字，却首以“忽闻”为一波折，使歌声以及送行人之姿犹如耳目之前；再以“不及” 为另一波折，李白运用虚实相生的手法，使人透过形象潭水千尺去体味到诗人与歌者之间的情谊。使诗的画面有动有静，跳跃转换，灵动自然；情感曲线有起有伏， 将诗人的若明若暗、瞬息转换的情感形象展现出来，而为人们所激赏。

通过上述诗篇的分析，可以看到诗歌艺术的意境往往与“虚实”关系紧密。唐代刘禹锡说“境生于象外。〔境生于象外〕见《董氏式陵·集记》”，指出艺术意境所具有的“象”(实)与“境”(虚)的两个不同层次，通过“象”这一直接呈现在欣赏者面前的外部形象去传达“境”这一象外之旨，从而充分调动欣赏者的想像力，由实入虚、由虚悟实，从而形成一个具有意中之境，“飞动之趣”的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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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词虚实相生的取境美2007年07月28日 星期六 03:51 PM选自《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虚实结合这一创造意境的艺术手法，在诗人杜甫手中，得到充分的运用，收到了以少见多，以小见大，化虚为实，化实为虚的意境美的效果。

杜甫的《月夜》诗：“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 寒。何日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妙就妙在诗人不写战乱中自己如何思乡，而说家人怎样想念自己。化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抽象的情感(思念妻子)附丽于具体 的形象(对月怀人)画面上，令读者驰骋想象于虚实之间，从诗人对妻子念之深去推想妻子对丈夫思之切。再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忧端齐终南，洞不可 掇。”把无形无象心理之“忧”，进行感情物化，说自己的忧愁堆积如同终南山一样高，像无边的茫茫大水那样无法收拾，化虚为实。“写一代之事”的巨构《北 征》：“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缀才过膝……”这里，诗人没有写战乱带来的灾难，没有写自己的深悲，只写爱子的 饥色，写他们啼哭、垢腻等战乱的灾难，诗人内心的悲痛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的这两句诗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两句诗将截然不同的两个画面 摆到一块，不仅互相映衬顿增魅力，而且从字面上呈现出第三个画面的意义：朱门内外仅一墙之隔，却是如此不同的两个世界，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这里，形象 的直接性提供了联想的线索，发人深思：荒野上那冻死的穷人的骸骨，是“朱门”敲骨吸髓的剥削所致；朱门的酒池肉林，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制度所造成 的。这些情理，在作品里并没有从字面上说出来，但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与审美感受去补充和丰富诗的想象，就深刻地感受到了。杜集中这类剔骨析肌地洞穿社 会病根的诗句还有：“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仓耳》)；“甲第纷纷厌梁肉”(《壮游》)；“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丽人 行》)；“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见杜甫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这不是诗人对现实简单的感受和反应，而是诗人取境的审美把握中感情浓缩的表现，是融合真、善的审美评价。可见对社会的本质揭示得越深刻，概括的程度越高，作品的境界越高、大、深，其美学价值也就越大。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首杜甫的名诗《春望》，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境界，自成意境。诗中写景、抒情结合得很完美，真 正是情景交融。但是，诗里出现的不只是情和景，而且还有事和人。写景、状物、叙事、绘人，各种因素综合为一个独立天地，恰好完美地表达诗人的思想和感情。 在这由景、物、事、人等结合而成的“境”，和诗人所要表达之“意”，完美地融为浑然整体。蕴含着诗人对于国破家亡无限悲痛忧怨之情、忧国思家之意。有限之 境，无穷之意，完美结合，融合无垠，这就成了意境。前人曾云：“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举出的典型例证就是这首《春望》。“‘山河在 ’，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山河在”……则时可知矣〕见司马光《续诗话》。”诗人的不尽之意，正是在这有限之境表现出来，意深藏在境中，使人思而后才能得之。

而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善于在自己的诗篇中以虚实相生的手法创造一种独特的境界。我们仅以他的一首小诗为例，看诗人是怎样通过二十八个字也有虚有实，以实带虚、以虚喻实创造意境的。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这首诗是李白天宝十四载(公元775年)游览安徽泾县桃花潭后临别赠友之作。当诗人登舟欲行 之际，“忽闻岸上踏歌声”。妙就妙在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声，以歌声代人，以虚寓实，而虚实相生。诗人轻舟待发，而送行者踏歌相送(一边唱，一边用脚顿地打拍 子)，“忽闻”表明这踏歌相送对诗人来说实出意外，而就诗来说，也是绝巧的意外之笔，使诗承首句铺叙之后陡起一笔。不仅使此景、此歌、此情犹如耳目，其人 物情状呼之欲出，丰富了诗境的视听(时空)感，并显出情感心曲的回流。没有以虚寓实是难以臻此妙境的。

“桃花潭水深千尺”非一般浅潭小流可比，然而，千尺之深的潭水比起汪伦那种诚挚、朴素之情 来，是远远“不及”的，而汪伦所“送我情”到底有多深，诗人留下了大片空白(虚)，任人情思去度量，去驰骋。汪伦情意之深，豁然于人眼目之中，让人回味良 久。后二句这种触物感兴、即兴象征以丰富诗的意蕴境界之法看似平易，道的眼前景，写的意中情，然而却是非扛鼎之笔所难以道出。李白诗之不同凡响，就在于他 那“妙境只在一转换间〔妙境只在一转换间〕见沈德潜《唐诗别裁》，而“不及”二字是其关键。这种托物即兴，以物象征，化抽象的情谊(虚)为具象的形象(实)，将难以丈量的无形情愫借用“眼前景”加以比较度量，这一“转换”使诗别开生面，空灵有趣，余味涵包，新颖警人。

全诗仅二十八字，却首以“忽闻”为一波折，使歌声以及送行人之姿犹如耳目之前；再以“不及” 为另一波折，李白运用虚实相生的手法，使人透过形象潭水千尺去体味到诗人与歌者之间的情谊。使诗的画面有动有静，跳跃转换，灵动自然；情感曲线有起有伏， 将诗人的若明若暗、瞬息转换的情感形象展现出来，而为人们所激赏。

通过上述诗篇的分析，可以看到诗歌艺术的意境往往与“虚实”关系紧密。唐代刘禹锡说“境生于象外。〔境生于象外〕见《董氏式陵·集记》”，指出艺术意境所具有的“象”(实)与“境”(虚)的两个不同层次，通过“象”这一直接呈现在欣赏者面前的外部形象去传达“境”这一象外之旨，从而充分调动欣赏者的想像力，由实入虚、由虚悟实，从而形成一个具有意中之境，“飞动之趣”的艺术空间。

具体得看什么支系等等呢！其实具体的 在族谱一般都有大概的说明的！ 1先秦时期：早在先秦时期，董氏族人主要的活动地区包括山西、陕西、河南、甘肃南部等，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于晋国的有董狐和董安于。并且已经向西和向南迁移，散布于甘、川、滇、黔等广大地区，与当地土著混居，逐渐融入土著民族之中，成为土著诸姓之一。此外，也有西南、北方等外族融入董氏。2秦汉时期：到秦、汉时期，董氏己北及河北，东进山东、南逾岭南、东南抵江浙、西到四川，在今山西、甘肃、河北、河南较为集中。另外，陕西，山东定陶、高青，广东广州，四川资阳、德阳，浙江余姚、湖北襄阳、枝江，福建福州，河南禹州、伊川、南阳、开封、杞县、信阳、灵宝等地也散居有董氏族人。后在不断的繁衍过程中，甘肃、山东两地董氏发展成当地望族。董氏名人有秦秦都尉西汉翟王董翳，西汉成敬侯董渫(山东单县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西汉宣帝时期的高昌侯董忠(为东汉孝子董永先祖)；西汉末王莽时期大司马董忠(为董仲舒八世孙)；东汉洛阳令董宣；东汉太师董卓。据记载，自汉至唐，云贵地区的董氏发展成为大姓，逐渐将云贵地区的土著民族同化为西南地区的汉族。东汉公孙述时，牂牁(治所在今贵州黄平县西北)大姓有董氏。3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百姓四处流散，大举迁往南方，安徽、江西、江苏、湖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均有董氏迁徙而来者。甘肃、四川的董氏已经繁衍成大姓，同时向西南的云南、贵州迁移。这时，有人称蜀国“四相”之一的三国名臣董允，医学家董奉，南北朝外交家董琬。4隋唐五代时期：隋唐时期，是董氏一大繁衍时期，福建、广东、湖南、云南等地均有董氏迁居者，唐朝时董氏的人口重心开始在滇黔地区形成。唐代的《元和姓纂》列董氏郡望有四：陇西、弘农(今河南灵宝)、河东、范阳(今河北琢县)，此外还有济阴(今山东曹县)。董氏艺人大量涌现出来，有琴师董庭兰、五代南唐的画家董源、唐朝宰相董晋。并大批移民东南。唐末，固始(今属河南)人陈元光父子开漳入闽及王潮、王审知入闽时都有董氏加入。固始董氏随王潮、王审知入闽者，即今石狮、金门始祖董思安，开运二年(945年)，董思安忠于旧主退隐泉州。元朝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农历七月十四董思安第十四世孙董善顺因避元兵骚扰从晋江青阳迁居石狮永宁沙堤村，其弟董善应则避居于金门古坑乡，故今金门、同安、厦门、漳州、晋江、石狮董氏均为同宗。其后裔有郑成功的岳父董先，董先坚决支持郑成功的抗清事业，其子董腾后追随郑成功收复宝岛台湾，并长期率水师驻扎澎湖。唐末“南诏宰辅”董成原籍金陵，流落至滇，仕南诏为布燮，后裔先后转徙剑川、景东、云龙、洱源、云县等地，是为大理史城董氏始祖。董其昌 山水5宋金元时期： 迄于宋时，董氏大批迁居东南地区，同时进一步向西南地区发展。宋元时期，金兵入主中原及蒙古军队的南下再度迫使董氏南迁。元明时期董氏族裔宦游全国各地，近及于大理，远达漠北及岭北(包括今外蒙及俄罗斯一带)。其中董俊族裔籫缨世族，望重朝野，以“四世八公一翰林”著称于世，先后有上千族裔宦游于大江南北。董孝忠先生经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撰写《董仲舒后裔渊源研究》一文指出：在沿济南至青岛的胶济线两侧、徐州至连云港的陇海线南北各省居住着众多董俊后裔。宋代将领董宗本董遵诲父子、金戏曲作家董解元、蒙元时期藁城董俊董文炳董文用董文忠父子，元时柏乡董朴。明代以前，董氏已遍布江南各省，其中浙江东阳(古称吴宁)、肖(萧)山、富阳、浦江、临安、安吉、绍兴、杭州等地的董氏许多是从唐贞观初迁入浙江的婺州判司董元的后裔。今江西宜黄、乐安、婺源、赣州、崇安、新干、以及长汀、监利、华容、石首、泾县等地的董氏是唐末入赣的董连(唐宰相董晋之后)的后裔，许多董氏名人均出于此宗，如董淳、董敦逸、董德元、董全祯、董杰、董邦达、董诰，今江西省乐安县牛田乡流坑村(古属庐陵)有四千余人董氏后裔聚居，被誉为“千古第一村”。宋朝时期(公元960～1279年)董氏族人达四十六万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59％，居第三十四位。主要分布于江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约占董氏总人口的64—；其次分布于湖南、甘肃、安徽三省，约占董氏总人口的22％，形成赣皖湘、陇西、冀鲁豫三大董族聚居地。其中江西为董氏第一大省，约占全国董氏总人口的22％，占江西人口的12％。6明朝时期：明朝时期(公元1368～1644年)，董氏约有四十二万之众，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45％，居当时第五十五位。主要分布于浙江(25％)、山东(19％)两省，约占董氏总人口的44％；其次分布于山西(87％)、江苏(81％)、河北(68％)、江西(63％)、安徽(62％)五省，约占董氏总人口的36％。其中，浙江为明时董氏的第一大省，约占全国董氏总人口的25％。明朝时，董氏族人曾以军屯、民屯的身份迁住西南边陲云南等省。据民国时期《昆明县乡土教材》记载：“民家族，据称其始祖系随明将沐英平滇由大理、鹤(庆)丽(江)诸县迁至今所——滇池西岸大、小鼓浪，阳临谷(今杨林港)等处。”观音山杨林港、富善村的白族老人们认为，他们的“先祖姓张，第十三世祖还姓董，立过董氏宗祠。”《董氏家谱》中记有：“阳谷董氏，安徽凤阳之世族也。明洪武年间，先祖赐以医学，随黔宁王沐英到滇。”很显然，这些随军从安徽凤阳来的人们在滇池沿岸屯军并入赘土著的白族人家，其后代成了白族。其道理，与大理一带自称是来自“南京应天府”的白族一样。明洪武年间，也有不少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军士随军来到大理和云南其它地方屯军，许多人入赘土著白族和其它民族人家，其后代成了自族和云南其它民族的。如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档案馆保存的《董氏族谱》记载了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自治县董氏的源流：公元1386年明太祖朱元璋推行垦边政策，开发云南，从江西省南昌起程到云安；安置在楚雄府定居(包括楚雄、广通、定远、禄丰、大姚、封州、弥渡等地)，于公元1800年迁入双江县上改心清平后山，后继续迁入忙糯康太与拉牯族杂居。临沧地区临沧、云县、双江、耿马县《董氏族谱》：董氏一世祖原籍河南开封府福禄街董家庄，明末清初赴滇整军，后落籍鹤庆，生六子，分居保山、大理、云县、景东、楚雄、鹤庆。该谱记述了董氏二世祖君正支系居云县后370年十四代六大支系世系分支，发展变迁状况。据四川天府报报道，四川彭州市磁峰镇董益良30余年前董家老宅翻修时，发现了藏在梁上的《董氏家谱》，该谱撰于清代光绪十年，《董氏谱序》记载：明朝成化年间，董仲舒后裔董应辅从湖北押粮入川，后留在通化。其子董闲入籍理县，定居二百多年。董氏于明末由云南呈贡迁入威宁温家屯，至今已传十四世。威宁回族始祖董天成，到威宁后娶温氏，传二世一支、三世三支。董氏现有近千户，主要分布在威宁县的哈喇河乡、双龙乡的高山村、二塘镇梅花村和秀水乡、海拉乡、中水镇等地，在贵州水城县林青乡、安顺市轿子山镇、平坝县十字镇有少数居住，董氏于清雍正年间迁一部分到云南昭通，现多数居住在八仙营、洒雨河、水井湾一带。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年)，董仲舒第六十二世孙董承宣以接慰使出使高丽(也有研究认为：董承宣、董印宣二兄弟同时以明朝抚慰使赴高丽未归)，未返国而归化高丽，定居荣川，被封为荣川君，并将中国故乡广川作为本贯，史称广川董氏。董承宣的兄弟董印宣第八世孙董一元，丁酉再乱时，以明朝将领的身份东渡朝鲜，参加抗倭战争，战后与其二子大顺、昌顺定居高丽。董一元及其后裔落籍后，未另立新的本贯，而加人了广川本贯。其后裔称董印宣为一世祖，以广川为本贯，形成朝鲜广川董氏。《韩国姓氏大百科 姓氏的故乡》也认为：广川董氏渊源于中国，是汉代巨儒董仲舒的后裔。1985年韩国经济企划院的国情调查显示，广川董氏已有三千八百五十余人。韩国现在有四千六百多董氏族人。今朝鲜与韩国董氏族裔成立有董仲舒族裔会。明朝以前，董氏主力一直集中在中原一带，宋元明时期由于北方战火连绵不断，董氏人群不可避免地遭受严重的打击，人口锐减。宋、元、明六百年间，全国人口纯增率为20％，但董氏人口同期为负增长，净减四万之多。其间董氏的分布总格局变化较大，其迁移方向主要是由北方向东南，重新形成了鲁晋冀、江浙赣南北两大董氏人口聚居区。出现了明朝抗倭名将董邦政(明山东阳信人)、董一元董一奎兄弟(明宣府前卫人，今河北宣化)，著名书画家政治家董其昌。7清朝时期：清朝是董氏在东北地区发展的最重要时期。从清康熙年间开始董氏族人陆续移居台湾，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有弁屯董、朱、柯、越、黄五姓，移住今屏东县恒春镇；乾隆初年(公元1736年)，有董显谟筑大肚下堡玉田圳，引水开垦九弱黎庄等等。此后，又徙居南洋群岛及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名人有清代文学家董说，画家董邦达。今日董氏以河北、山东、山西、云南、辽宁、浙江等省最为集中。冀、豫、晋三省，占董氏总人口的31％，滇、鲁、辽、浙、川、鄂、六省又占38％，而冀居住了董氏总人口的10％，为董氏第一大省。